雾里看花

菲律宾欺软怕硬中国不能不硬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205/t20120511_173773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5-11 香港《文汇报》5月11日刊发文章《菲律宾欺软怕硬 中国不能不硬》，内容如下：

　　菲律宾外交部已经恢复与中国驻菲使馆的接触，并正就黄岩岛问题努力提出新的外交解决倡议，希望能够缓和局势。事实证明，菲律宾是欺软怕硬，在中方强硬表态之后，才表示愿意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中方对菲方恢复外交接触的行动不能寄予过高期望，必须以强硬的姿态，展示维护黄岩岛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包括清楚表达对菲方挑衅给予强有力军事回击的严正立场，让菲律宾知所进退。

　　在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的表现出尔反尔，言行不一：一方面说愿意外交解决；另一面又接二连三搞小动作，派船只到黄岩岛海域，将黄岩岛改名，威胁要清除黄岩岛上所有“与菲无关的”标识和建筑，企图抓捕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更组织大规模反华游行煽动对华仇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将黄岩岛问题复杂化、扩大化、国际化，把中国的善意大度当作软弱可欺，毫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诚意。如今菲律宾表示愿意重回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中方需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尽管中国一贯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但是，如果菲律宾依然在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上执迷不悔，一味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中国应该整合军事、经济、外交资源，协调各种手段，该出手时就出手，显示在事关中国的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上，中国绝不会让步的坚定决心。中国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树威立规，在做好以军事维权准备的同时，采取相应经贸措施，让菲律宾明白，一旦两国交恶，菲律宾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菲律宾之所以胆敢在黄岩岛问题上屡屡向中国摆出强硬姿态，主要是对美菲军事同盟协议存在过分幻想，妄想美国会为其对华开战。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美国愿意替菲律宾打一场不义之战吗？回顾历史，中国在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遭受重大挑战时，从不畏惧任何强权霸主，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如今中国国力如日中天，拥有充分的军事、经济实力保家卫国。奉劝菲律宾当局悬崖勒马，切勿错判形势，玩火自焚。来源：香港《文汇报》  ▲◆★●■☆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作者病逝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11/1769521.html

 2012-05-11 曾令江泽民"上当"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作者病逝

北京作家王山悄然病逝。18年前，他伪托译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借用杜撰的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的眼光议论中国政治，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据传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也“上当受骗”，推荐给中共中央警备局，还称赞该书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王山的遗体告别式，于5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王山是谁？境外读者或许大多一头雾水。如果告诉你，他创作过畅销书小说《北京教父》、《血色青春》，读者依然不明就里。如果再告诉你，18年前，他写过引发境外强烈反响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诸多读者浅淡的记忆，便会渐渐深浓。当年，“第三只眼睛看某某”还成了社会流行词。

王山小说代表作《天伤》《天祭》《天爵》，后来曾改名《血色青春》第二次出版，近期又改名为《北京教父》第三次出版。

被称为“北京顽主”的王山，生于1953年8月。2012年4月30日19点30分，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去世，年仅60岁。他的后半生，以小说为北京顽主文化留下真实记录。朋友们谁都不知道他患重病住院。他远走时，第三次整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北京教父》，正笑傲中国大陆各地图书排行榜，他网名“四横竖”（笔划四横四竖，即“王山”）也永远就此定格。

1994年，一部政论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下称《第三只眼》）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在港台和西方社会也引发诸多重要话题。此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标明：著者是德国洛伊宁格尔，生于1953年8月，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译者是王山。此书对中国社会现实及其走向，有深入剖析，其中许多论点及预测，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书中触及的许多内容在当时相当敏感。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王山竟然“蒙骗”了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认真阅读了此书，在考察山西时说，山西出了一本书《第三只眼》，作者是德国人，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场听了江的谈话，随即给省新闻出版局贾姓局长打电话，询问这本书。贾局长一听书记过问此书，赶紧回应：“我们正在追查这本书的出版内情。”他还以为又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坏书。胡富国说：“什么追查？这是一本好书。赶紧拿几本过来。”不久，中国大陆媒体纷纷转载或发表书评推介文章，不少学者认定，此书代表了中国内部强硬的新权威主义观点。

曾被疑是邓小平政治遗嘱

江泽民还向中央警卫局推荐此书，干部每人一本；中国战略管理学会、中央政策研究室举办此书研讨会；有人更传出“这本书是邓小平政治遗嘱”。然而，后来发现，这位德国的“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似乎只是个“影子”，由疑问，到猜忌，到质疑，或许这德国学者根本就不存在，此书是“王山”假托德国人的“伪作”。

王山生于浙江省金华，初中毕业后，正值文革初期，身为“知识青年”去山西省雁北乡插队务农，后进入煤矿从事井下采矿，后去部队服役，1977年复员，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文教工作，后升任处长，在职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随后，出任北京京剧院副院长，成为当时北京文化教育界最年轻的高层干部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他辞职后从事创作。他的“天字”系列小说《天伤》、《天祭》、《天爵》先后出版，是他的“顽主小说代表作”。后曾将三部小说改写换名《血色青春》第二次出版，一个多月前再度改名为《北京教父》第三次出版。他又起笔“大顽主”之《地殇》、《地魂》。王山正在创作《天罡》之际，不料患病住院，因糖尿病引起心衰和肾衰，小说最终没能完成。这些年，他以“四横竖”网名混迹于“北京顽主”百度贴吧，粉丝无数。

这三部“天字”系列作品，奠定了王山“顽主”作家地位，因小说逼真描写文革武斗及真实记录北京顽主文化，他自己也被称为“北京顽主”。但由于当时政治气候和开放程度使然，王山“天字”系列小说在当时被禁，但盗版在地下广泛传播。

王山的“天字”系列小说，讲述动荡年代里一些热血青年的故事，是从文革年代的江湖杀出的京城大亨成长史。小说描述在一个正义缺席的时代，年轻人充满了迷途和反抗，面对生活无情挑战，政治运动将学生划分为阴阳两界人，一些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少年，成为“顽主”、“佛爷”（扒手），而高干子弟则成为红卫兵。两派人物无奈只能去面对你死我活的争斗，展开血腥厮杀和身陷江湖械斗，令血案无数。

王山小说塑造的人物都是十六七岁，读来青春得可观。他们20岁时结束械斗，去了农村成为“知识青年”，后来又返城赶上改革开放年代，成了当代中国中坚力量，有的当了官，有的辞职经商，命运跌荡起伏，但他们的本性却没改变，人性和兽性﹑追悔和复仇﹑理智和迷惘，组合成一种疯狂音响。书中的原型人物说，“文革武斗期间，王山和我们在一块儿。这三部作品都是小说，人物性格和情节等方面有不少虚构成分，但书里打架战斗场面却是真实的”。

王朔也佩服的痞子文学

“顽主”源于北京作家王朔的小说名篇《顽主》，《顽主》被视为“痞子”文学代表作。王朔说，“姓王的作家，我只佩服两个，一个是女的，上海的，叫王安忆；一个男的，北京的，就是王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伤悼这位思考者。当年他以洛伊宁格尔的笔名写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见识独到。”评论家解玺璋称，“写文革初期北京老红卫兵和北京胡同市民子弟的冲突，王山写得最逼真，语言劲道”。

据与王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边作君说，他比王山大一岁多。2011年他俩还见过面，后来就没见?。2012春节，他给王山发手机短信，王山也回了信。3月，他路过王山家附近，给王山电话想去见他。王山说自己在外地开会，又说在外地感冒很严重，等康复后回北京再聚。总之，王山生病住院的真实情况就不愿告诉好友。

事后，边作君才从王山夫人那儿知道，当时王山没有离开北京，只是已患重病住院了。王山笔下的“顽主”，已是渐行渐远的历史遗响，“顽主”王山却在天上，以“第三只眼睛”俯视神州大地。 ▲◆★●■☆


收入分配改革年内定案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0511/6448362.shtml

2012年05月11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降蕴彰
 
八年磨一剑，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到今年终于进入收获季节。

本报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其中，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调整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目的是促使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但由于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很复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只能是采取小步渐进的方案逐步推进。

前述知情人士补充说，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对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都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提低、扩中、调高”基本思路，由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国资委等随后修改或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规范措施。

本报还从人社部、国资委等方面了解到，人社部正在制定《工资条例》、《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劳务派遣规定》等，其核心内容是企业的效益要和职工工资挂钩，并在企业内部力求实现同工同酬；国资委则在研究出台《央企社会责任管理指引》，要求大型央企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此来推动央企履行社会责任。

调整分配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公开的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比如美国为65%，日本是60%，英国高达71%，而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则下滑至43%。

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过高，实际上就是国民缴纳的税收过多，也就有“国富民穷”的结果，用专家的话来分析，就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很强，老百姓很弱，在初次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节节攀升，而居民的劳动报酬率却是持续下降。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更为严重。虽然自从2001年开始统计局就没公布过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但根据国内学者研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高达0.55。

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高收入人群通常都是凭借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取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王小鲁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的“隐性收入”至少有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为“灰色收入”。

民盟中央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表示，造成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也非一日之寒，行政性垄断固守阵地、地方政府偏重GDP增长、户籍制度的壁垒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等都是严重问题所在，正是这些长期累积的体制弊端，使得在初次分配上，居民之间就拉开了收入差距，而许多涉及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又不够，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据前述知情人士所说，2010年8月，民盟中央向中央高层提交了《关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明确提出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而在调整初次分配的同时，在再分配调节上也要发力，这样才可能切实改变目前普通居民与劳动者收入偏低，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现状。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方面已达成共识，确定调整初次分配格局将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重点，但由于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复杂，所以在一定时期，调整初次分配只会以小步渐进的方案推进，改革还会在再分配调节上同时发力，大做文章。

调研跟进

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人社部、财政部、国资委是三个主要参与部委。前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目前，国家发改委等在补充、修改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同时，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等方面也在深入多省进行相关“收入分配”的进一步调研，调研的目的就在于争取能提出更有分量的意见建议，为政府做最后决策提供参考。

该人士介绍，从今年两会结束之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就组织多个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等省就“收入分配”进行专题调研。4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率领调研组到达广东。广东韶关市是属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该市收入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比较突出，该市相关领导向调查组反映，希望国家为韶关这类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政策上的扶持。

在结束在韶关的调研之后，贺铿又率领调研组人员抵达深圳，与深圳市委相关领导召开座谈会。贺铿在会上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三者的关系，不能让居民收入再大幅“跑输”GDP增长了。他希望深圳市政府方面能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深圳市民分到更多的“蛋糕”。

5月上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带领另一个调研组来到湖南。在湖南省举行的专题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湖南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之后，尹中卿表示，希望湖南下一步在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全国人大财经等方面相关“收入分配”的调研还在进行当中，预计到本月中旬结束，届时调研组将提出一些意见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两年前，也就是公元二0一0年四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八至二十五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二十五至八十五倍。一百三十一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百分之八十，一九九六年至二00三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两万两千亿人民币！

      至二0一0年六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七万五千二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 —— 包括离退休 —— 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四万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一九九九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在一九九五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四十四亿元。二00二年工资总额大约是一万两千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一万五千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三千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三千亿元 —— 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 —— 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儿，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六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五千亿元，占百分之七十五。

      十多年来中国七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三万亿现金，还剩一万亿，其余两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二00七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三万两千六百五十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七百万至一千二百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二百五十至三百年的工资总和。二00九年十一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五十多吨！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八百万至两千二百万；上海市，平均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浙江省，平均七百万至两千万；江苏省，平均七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福建省，平均七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山东省，平均七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辽宁省，平均七百万至一千四百万。

      七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三点五幢，面积六百平米至九百平米；上海市，平均二点五幢，面积四百五十平米至八百五十平米；江苏省，平均三点幢，面积六百平米至八百平米。

      以上七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百分之八十七至九十五，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二0一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二0一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二十四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九千六百九十亿美元，相当于其余十三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二0一0年四4期报道：至二0一0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 —— 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 —— 超过一亿元的有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有两千九百三十二人 —— 超过百分之九十 —— 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两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平均每人六亿七千元。两千九百三十二人中：广东一千五百六十六人；浙江四百六十二人；上海二百二十五人；北京一百九十五人；江苏一百七十二人；山东一百四十一人；福建九十二人；辽宁七十九人。

      五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二00五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一百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二十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一是以引进外资 —— 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 —— 从中获取回佣。

      二是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两亿二千万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引进。   
    
      三是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四是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五是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三万至四万辆。

      六是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七是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 —— 当地高干亲属 —— 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

      八是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      

      九是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暴利。▲◆★●■☆



铁路改革重归网运分离 高层正在讨论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5/t20120512_1737969.html

　　星岛环球网2012-05-12 消息：被讨论多年的铁路系统改革终于进入破冰阶段。近日，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向《中国经营报》透露，“在铁路系统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国家已初定意向，国家有意将铁路建设和经营分开，即铺设铁路仍由铁道部来负责，而铁路运营、车站建设以及机车部分则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以提升现有铁路系统的运营效率。”

　　中国经济网报道，目前，这一改革方向已传达到铁路系统的地方路局，由地方路局探索具体的改革路径及可行的方案，而上述律师受地方路局邀请为其提供方案。律师的介入，暗示铁路改革已经开始进入落地阶段。

　　来自铁路系统的消息人士则告诉记者，“关于铁路改革的方案虽已进入高层讨论阶段，但到真正落地实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地方路局的探索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改革方案的细化做更详细的论证。”

　　探索也好，论证也好，千呼万唤的铁路系统改革总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融资渠道不做任何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铁路改革的呼声虽然由来已久，但支持者大部分为铁路系统外部人士，这也导致多年来的铁路改革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近两年来，随着铁道部负债率的上升以及中央政府投入的减少，进行改革以方便社会融资逐渐成为了一种内生式力量。

　　正是这一力量，让长期封闭的“铁老大”向外界敞开了一个缺口。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31日，铁道部总负债为24298亿元，负债率升至60.62%。然而，仅仅9个月以前，铁道部总经济师余邦利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表示，“到2010年底，铁路的资产负债率应该在57%，资金是有保障的。”

　　事实上，铁道部资金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投入在减少，2011年铁道部的建设资金已经从2010年的7000亿元下降到4690亿元，今年将进一步下降为4060亿元。

　　与中央政府投入一同减少的，是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多家商业银行信贷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银行已经决定不再给铁路发放信用贷款，抵押贷款也要谨慎。”

　　加上票据融资的不理想，铁道部债务性融资的投融资模式正走入瓶颈，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下称中铁投)开始走向前台。

　　今年以来，中铁投动作频频，陆续持有了铁道部转交的多条主要快速铁路线的股权，包括广深港、沪昆铁路等。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铁道部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借助股权融资的模式向社会募集资本，以此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过去中铁股曾有过以京沪高铁4.537%股权挂牌融资60亿元的实例，未来不排除中铁投以广深港等线路的股权进行融资。”

　　中铁投公司的简介显示，“融资工作是中铁股的核心业务之一，为更好地实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推出铁路跨越式发展，铁道部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政府主导、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原则，努力构建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拓宽筹融资渠道，积极吸引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民间、境外等资金参与铁路建设。”

　　这意味着，中铁投的融资渠道甚至没有做任何限制，包括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民间、境外资本均可以参与。

　　然而，即使如此，中铁投却难以独自承担铁道部数千亿元的资金缺口。中铁投官方网站显示，中铁投注册资本金1086亿元，其以铁路线股权向社会融资，由于一条铁路线资产投资高达数千亿元，百分之几的股权就是数十亿元的规模，小规模的社会资本很难介入。

　　与此同时，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在铁道部长期封闭、自成系统的核算体系之下，往往也望而却步。

　　据接近铁路系统高层的内部人士刘凯(化名)向记者透露，“数年前，某保险基金曾经要求给机会进入铁路系统，然而到了双方第三轮、第四轮谈判的时候，该保险基金已经决定只做象征性投入。”

　　的确，一个典型例证是，2006年，国家开始允许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社保基金投资铁路，可是在全长约1318公里，拟投资2209.4亿元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中，社保基金的出资却只有100亿元。

　　刘凯为铁道部引见的另外一家美国基金，在与铁道部高层沟通之后则直接表示，“铁路系统的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根本没办法算账。”

　　刘凯甚至引述铁道部总经济师余邦利几年前的感叹，“铁道部每年近万亿元资本投下去，这是多少钱呵，但由于缺少市场化的投资主体，境外资本根本无法进入。”

　　事实上，这个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是没有决策权的少数股东能够获得投资收益的有力保证。如果投资主体不能真正市场化，少数股东的投资收益就难于保证，这也正是社会资本进入铁路体系的最大隐忧。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做深入改革，因为外界的不了解和不信任，铁路少数股权的项目融资，在对外谈判上还会步履维艰。与此同时，铁道部在吸引外部投资时，能否让出控制权或决策权也正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对于社会资本来说，如果没有决策权，投出的钱就相当于给决策者把玩；而让出决策权，在铁道系统则属于伤筋动骨的事情。

　　显然，在民资或者称社会资本进入的方式上，铁道部面临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一：如何建立透明化、市场化的制度取信社会资本；第二，确定哪些领域可以放弃决策权、控制权，以吸引社会资本，以将主要资金聚焦于关键领域。

　　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铁道部的体制改革，同时也直指自身改革的方向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

运营采用市场定价模式

　　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意向，将铁路建设和经营分开，即铺设铁路仍由铁道部来负责，而铁路运营、车站建设以及机车部分则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以提升现有铁路系统的运营效率。

　　中银律师事务所张铮律师对此表示，“民营资本进来，运营会采用市场定价的模式，资源配置会更为合理，民营资本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运营会更为有效率。”

　　但是，即使是铁路运营、车站建设及机车部分的向民资开放，也依然潜存着诸多的问题和障碍。

　　事实上，这种障碍，在几年前就已经凸显了出来。2005年7月，铁道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铁路建设、客货运输、运输装备制造与多元化经营四大领域向非公资本全面开放，同时制定了七条具体的扶持措施。

　　巧合的是，2004年，成立于1994年的中铁建设开发中心正式更名为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简称中铁投)，并将主要业务锁定在承担铁路项目股权融资。此后，“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以及站场设施的建设，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建设煤运通道、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探索建立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支持铁路企业加快股改上市，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领域的渠道和途径。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只有那些满足自身的铁路运输需求而自行投资建设的铁路，以及因为“有关系”而承包到一些支线的公司获得了不错的盈利之外，其他项目的盈利能力仍有待观察。

　　刘凯告诉记者，“铁路运营，核算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直接关系到能否赢利。在当前的铁路管理体制下，运营被分割成很多条块，比如机车段负责车头，客运段负责车上的服务，电务段只负责用电问题，车辆段只管车辆的维护，车站又只管站内的事情，他们既独立核算，又以路局为单位进行核算，在核算体系上就不清楚。”

　　“举例来说，火车头这一块的利润，往往跟部里所发放的油资的标准有关，发的多，节省下来的就多，利润也就多。”

　　在刘凯看来，即使铁路向民资放开运营，有些环节也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车务、供电、车辆，以及调度等。

　　“事实上，国外铁路私营化过程中是出现过很多问题，以当年英国为例，私营化导致经营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断削减检修成本，将需要进行定检，比如大中检改成小检，小检则能省则省。”刘凯说。

　　曾经参与审计铁道部的李华(化名)则告诉记者，“铁路运营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比如农用物资的运输，比如救灾物资的运输等，国家都规定有较低的价格，社会资本进入后，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妥善安排。”

　　与此同时，铁路运输还涉及军用物资，与国家安全相关，如何在民营化过程中协调处理好这方面的责任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对于网运分离的探讨，刘凯认为，“除非是一张封闭式的网，可以分出某一部分的运营，对于目前全国一张网来说，网运分离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不仅如此，刘凯向记者透露，“在中国大规模发展高铁的背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被隐藏了下来，这就是如何防止铁路沿线农民穿越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高铁民营化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高铁穿越农村，往往将农民的住宅和农地分了开来，农民住在一边，而农地在另一边，铁路不可能随处开凿涵洞，只能几公里一个，但这对农民来说，他们不可能愿意绕行几公里去农地。”刘凯说。

　　“在普通列车时代，火车的制动距离为800~1200米，农民穿行铁轨还可以目测反应，不会出现太多的事故，但对于高铁来说，制动距离却长达3000米，这样的距离，不仅仅是人无法反应，就是鸟都反应不过来，这也就是动车组沿线有鸟死亡的原因。”他认为。

　　“对于这一问题，在刘志军时代，对于几万公里的线路，采取了人盯人的策略，出动大批铁路公安组成护卫队进行护路，耗费了大量成本，所幸没出什么大问题，然而这个遗留问题将一直成为高速铁路的一颗定时炸弹。”刘凯表示。

　　刘凯认为，对于社会资本来说，投资高速铁路的运营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路网结构上，抑或管理水平上都有很多问题。

　　除了铁路运营之外，在车站建设方面，民资的进入也依然面临重重障碍。

　　张铮律师告诉记者，“民资进入的本意是提升铁路资产的运营效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采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民资就要取得决策权，然而，这往往意味着，原来负有行政职务的当权者就要让权。”

　　“举例来说，以一个省级火车站的站长为例，他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司局级，火车站民营化后，这个站长的职务如何处理，由于行政职务往往是不能用钱能弥补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铁路系统向社会资本开放，产权关系的理顺是表层，更重要的是产权关系背后人员的安置问题，这里面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问题，是阻碍铁路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张铮表示。

　　事实上，这种利益分配问题在盛光祖时代依然突出，“由于铁路系统近亲繁殖严重，路局关系复杂，盛光祖上任以来的分权改革至今没有有效实施。”知情人士表示。

　　刘凯则告诉记者，“在铁路改革上，目前只有两块可以民营化的内容，一是支线承包，二是货场的运营。但这也需要设计科学的评价体系，目前绝大多数支线承包赚到了钱，但哪些线路能够承包，如何承包，承包的成本是多少需要科学的评价，否则容易沦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政企分开仍是关键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铁路改革，来自铁路系统的内部人士或接近铁路运营的人士多表示出顾虑和担忧，认为困难重重，而铁路系统外部的人士则坚持认为改革是必须的，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来自铁道部某路局的一个负责人则对记者坦承，“仔细分析下来，无论是对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忧虑也好，还是对改革方法的积极探索也好，都展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法，即政企分开的问题，改革之艰，在于政企不分的严重性，而改革所采用的路径和方法，则直接关系政企改革的魄力和深度。”

　　的确，对于社会资本进入的难题，无论核算体系的明晰也好，还是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好，根子也确实都在政企分开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专家告诉记者，“铁路系统的政企分开并不是没有路径可以选择，铁道部改革确实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但国家电网(微博)、中移动、中石油(9.66,0.00,0.00%)这些中央企业，几乎每家都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也都承担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最终都实现了政企分开。”

　　“以国家电网为例，在政企分开的路径上，行政部分归给了工信部，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部分更多地留在了国家电网集团。而在重大工程的融资方面，如三峡工程的建设，则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从每一度电中出资一分钱来筹资。铁道部的政企分开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遵循这一路径。”

　　“我的建议是，在铁路运营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全资国有的集团公司，划给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国资委则可以拿出国资经营预算中的部分资金为其注资，以解决其面临的资金困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集团公司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通过上市再募集社会资金，而集团公司则可以保留事关国家及公众利益的部分。这种做法在很多中央企业里都很普遍。”

　　李华则告诉记者，“对于铁道部来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自成封闭的系统，它有自己的公检法，这意味着有着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与此同时，其他政府部门对其干预极少，只有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司下面有一个铁道处，负责对重大项目的审核，实际上对铁道部的制约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铁路内部利益难以平衡的情况下，铁路改革的问题，更多地将来自国家高层的改革魄力。

　　对于这一问题，盛光祖任期的工作重点将成为一个看点，种种迹象显示，盛光祖就任铁道部部长，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铁道部的改革，有消息人士就表示，“盛光祖在任的两年中，先不说实际效果，改革的行政成果肯定会出来。”

　　针对记者采访得到的消息，铁道部表示其内部并没有得到比2011年底盛光祖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更多改革内容，改革仍在讨论阶段。

资料

　　铁道部三次大规模改革

　　1986年“大包干”方针

　　1986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丁关根提出铁路系统内部“大包干”的方针，将原本收归于铁道部的财务、劳资、人事等权力直接下放到各地路局，试行铁路行业的经济责任“大包干。”

　　根据“大包干”方案，铁路不再将全部运营收入上缴中央，而是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每年上缴5%的营业收入，其余全部收入归铁路系统。遗憾的是，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区间时发生颠覆，88人死亡、202人受伤。由于之前铁路已经发生多起事件，丁关根在这次事故后引咎辞职，“大包干”一事也再无人提及。

　　2000年“网运分离”

　　2000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提出了“网运分离”的铁路改革思路。“网运分离”是指成立国家铁路路网公司和数家客运、货运经营公司，将国家铁路路网基础设施与铁路客货运输运营分离开来，以市场化手段打破铁道部“政企不分”的格局。

　　2005年“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2005年3月，中国铁路最大的一次内部改革启动，全国41个铁路分局全部被撤销，铁路从“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的管理体制，直接进入“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然而这次改革，属于内部改革，还缺乏管理体制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远没有触及铁路改革的实质打破政企合一和部门垄断。来源：中国经济网 ▲◆★●■☆



薄熙来软禁中接受日媒专访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11/1770427.html

----后悔一直没跟谷开来离婚

中国时报 2012-05-11  据《中国时报》消息：日本《富士晚报》独家报导，日本国会新闻社次长宇田川敬介四月廿六日在北京独家专访到被软禁中的薄熙来。薄熙来对于他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人事件表示，两人离婚调停成立后已分居十多年，为了小孩的问题，也为了不想阻碍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一直没离婚，现在后悔莫及。

报导指出，宇田川过去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上班，在MYCAL进军大陆市场时负责法务工作，因而认识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MYCAL后来还与具律师身分的谷开来签顾问契约，从那之后两家便互有往来。

中国国家安全部今年三月为了调查薄熙来的家族关系而请宇田川协助，宇田川便提出要与薄希来会面作为交换条件，中方最后准许他与薄熙来吃饭，但不准拍照和录音。

宇田川廿六日在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监视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与软禁中的薄熙来一起用餐，同席有二名翻译，其中一名是国家安全部的人，餐厅门外还有穿制服的二名警官负责警备工作。

宇田川指出，薄熙来看起来有点疲惫，但表情还算温和平静。他在交谈中否认有关自己的大多数丑闻，也否认他的失势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薄熙来说：「那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以前在当重庆市党书记时曾彻底扫黑，也除去与黑道有往来的市政府干部，因而被一些人痛恨。他们的残存势力找到妻子出事的时机来整我，我是被他们设计陷害的。」

由于两人用餐当天正好是民主党前党魁小泽一郎被法庭判无罪的日子，因此薄熙来还说：「我会（像小泽一样）复活的」。薄熙来谈到谷开来时，并没有否认她杀人之事，但很后悔地说：「要是当时离婚就好了。」▲◆★●■☆


陈光诚赴美胡锦涛亲自拍板：绝不能让他影响中美大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11/1770031.html

     亚洲周刊 2012-05-11  陈光诚赴美胡锦涛亲自拍板：绝不能让他影响中美大局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披露，中国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离开中国赴美的方案，由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对美工作小组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拍板。报导说，胡锦涛批示「绝对不能让陈光诚案影响中美战略大局」，才确定最终可让陈光诚出国。

报导说，因应陈光诚走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后态度的变化，中美在短短两天内，为陈光诚留在中国还是赴美，先后进行了两轮协商，并达成两份协议，让美国国务卿喜莱莉．柯林顿安心地离开中国，继续亚洲的访问行程，双方的惊险博弈斗而不破。

但报导指出，其实早在中国拟定第一应对方案时，就由胡锦涛亲自拍板，在中美即将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时刻，绝对不能让陈光诚案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大局，确定了最终可让陈光诚出国的方案。

报导说，在陈光诚案中，中美谈判商议的双方分别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领军中方代表；美国助理国务卿坎伯带着美国的代表。但实际上可看到，中美双方背后都是最高层直接指引，美国除国务院，白宫也直接参与协调。

报导说，就在中美展开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陈光诚去美国还是留中国的谈判再次展开，由于有胡锦涛早前「允许出国」的定案，第二次协议在两天内就一次达成。美国提供陈光诚赴美国纽约大学访问的邀请和签证，中方办理陈光诚一家出国的手续。美国还特别要求陈光诚不需要再回山东，中方都作了承诺。

报导说，在接着的胡锦涛与喜莱莉会面时，两国领袖又私下就陈光诚出国作了承诺。而早在2007年，「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高耀洁获美国「生命之音」人权奖，河南地方阻挠高耀洁出国领奖。喜莱莉以颁奖给高耀洁的美国「生命之音」组织的名誉主席名义，给胡锦涛写信，也得到胡的响应，高耀洁才如期赴美领奖。陈光诚案，是胡锦涛又一次给喜莱莉一个面子。▲◆★●■☆


中国捍卫主权手段有效比态度强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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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2年5月11日电／新华网发表署名陈虎文章称，自4月10日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开始到现在，围绕着南海黄岩岛海域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众多媒体和民众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该事件也使“如何捍卫国家主权”成为当下国人热议的话题，很多网友在网络上针对这一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提出了各种建议。在众多网友的声音当中，有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疑问，那就是：在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强硬一点呢？

　　众所周知，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涉及到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的问题，任何的软弱与退让都是不可取的。但仅仅靠“强硬”两个字，是不是就能涵盖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全部呢？“强硬”可以作为衡量捍卫主权的措施与手段是否得力的标准吗？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的品位一下，大家就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仅仅“强硬”两个字，显然不能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措施是否得力、手段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硬？

　　事实上，“强硬”这两个字所涵盖的内容，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到底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强硬”呢？仅仅是在外交场合和媒体面前多说几句硬话就可以算是“强硬”吗？在维护主权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武装力量、采取了军事手段，这就能算是“强硬”吗？

　　捍卫国家主权的措施和手段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它包含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这些方法策略，要针对不同的背景和情况，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任何一个手段都可以应用到极致。因此，单纯讨论某种手段强硬或某种手段软弱，这样做显然是不科学的。

　5月8日，中国外交部在针对此事件发表看法时讲到一句话，即“中方为黄岩岛做好了各种准备”。实际上这句话就已经表明，我们在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等所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这种纷争，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来捍卫自己的主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会排除使用其他手段。真正的“有效”，应该是在各种方面做好各种准备。这或许也是对“有效”做出的一种解读和认识。

　　“有效”才是衡量手段是否合理的正确标准

　　捍卫国家主权最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看国家的主权是否得到有效的捍卫。从这个角度上用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就会发现，衡量捍卫国家主权的手段与措施是否得力的标准，不应该是仅仅看这些做法是否强硬，而更重要的是看这些做法达成的效果是否有效的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即使从“有效”的角度上来说，其本身的含义也应该包含两层：第一层含义，就是从当前来看，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捍卫国家的主权；第二层含义，就是从长远来看，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在衡量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使用“有效”的评价标准，显然比强硬与否要更加的合适、合理、科学。

《人民日报》社论　对外反击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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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11：中共机关报和军方报章昨日严辞警告菲律宾勿挑战中国对领土主权的底线。《人民日报》1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中国将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黄岩岛事件的立场，望菲律宾当有自知之明。《解放军报》则刊文警告说，莫把中国的善意大度当作软弱可欺的“纸龙”。这是继5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强调“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后，中国官方媒体再一次强有力的发声表态。

　 《人民日报》在昨天发布的评论员文章《菲律宾当有自知之明》中称，菲律宾对中国固有领土提出主权要求，这本身已经是极大的无礼和粗暴的冒犯。面对菲律宾袭扰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渔民、派遣各种船只干扰中国公务船依法执行公务之举，中国不可能不做出必要反应。

　　背景

　　在1979年对越反击战前夕，《人民日报》于2月17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发表后，越南仍一意孤行，多次挑衅，对越自卫反击战随后爆发。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越南侵我土地，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文章指出，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曲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文章最后明确提出，中央经过反覆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1962年9月22日，在中印自卫反击战前夕，《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来源：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