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北大等在培养利己者 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03/14285025_0.shtml

2012年05月03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本报记者谢湘堵力
 
钱理群 本报记者贺延光摄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2012收入分配改革攻坚：总理的目光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20503/6406005.shtml

2012年05月03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酝酿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今年终将面世。它可能并不完美，但它的出生一定意味着巨大进步。

4月24日晚，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酒店。面对台下一张张西方面孔，出访欧洲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有话要说。他将说什么，听众充满期待。

简单归纳“成绩和进步”后，温总理毫不避讳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断扩大”等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并表示“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很难数清，这已是温总理在多种场合下，第多少次谈及“收入分配”。他眷顾民生的目光，较多地投向这一领域，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索。

总理的目光

近10年，甚至更远的时光，有关收入分配的话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眼里极为重要的事。

《人民论坛》杂志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中，“收入分配改革”位居第一(占比65.9%)。这一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此前，多种媒体的调查已有类似结论。近年，两会前夕的网络调查中，“收入分配改革”话题，始终位居前列。呼吁加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声音，渐多渐强在媒体出现。

2009年2月，温总理首次与网友答问。他在答问中提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此后多年，在与网友答问中，温总理多次提及，“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他向网友承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承诺还见诸文章和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4月，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阐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规范灰色收入”的表述，引起与会代表及海内外媒体热议。温总理在讲话中说，中国社会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规范官员的灰色收入，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年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2012年，在温总理的讲话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话题，更为清晰，更为紧迫。

2012年必答题

2012年是“最后时间”。年内将完成制定的这个方案，未必完美，而它的出生本身便意味着巨大进步。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今年3月14日，温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说。

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在需要努力完成的7项主要任务之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样居首。

此外，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入规划，明确的责任单位为：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

根据《意见》，总体方案主要包括：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实施方案；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等。

不难发现，工资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而改革的方向，“十二五”规划中早有基本思路，即“提低、扩中、调高”。

据悉，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肇始于2004年。其后，曾召开多次征求意见讨论会。之所以仍未能与公众见面，有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

今年，这个方案将要完成制定。“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带来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刘学民说。

群策群言

改革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事。收入分配牵涉所有人，自然都会关注，并用多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通过研讨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为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刘学民说。

这一难题在党内外达成共识。2010年8月，民盟中央提交《关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分配失衡是历年两会焦点话题中的“焦点”。除个税起征点、减税等浅层次建议，话题还触及财富分配等。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表示，无论社会转型，还是政府转型，都与收入分配改革联系在一起，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宜再拖。

媒体一直在跟进。日前，《南方窗》等杂志制作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专题系列报告，从基尼系数分析，形势严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文章还介绍了巴西等国的经验。

不少专家学者就此难题发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乡差距和由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企业规模结构扭曲以及体制性原因，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三大原因。

这个难题牵涉几乎所有人的利益。网友通过微博发出自己的声音。网友“南鸽王子”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巨大地影响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刘学民说。

分配制度改革是世界性难题

——专访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刘学民

工资分配制度改革须配套推进

记者：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刘学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给我们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是：第一，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第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第三，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四，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把握时机与相关改革配套同步推进。

工资收入分配怎么改

记者：如何看待和解决我国当前工资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刘学民：我国工资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我们必须正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群体差距扩大的现实。对此，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解决当前工资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其次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需要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改革须照顾各方诉求

记者：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通过改革解决工资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刘学民：是的。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国务院已经确定今年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各项体制改革中最富挑战性的改革，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问题格外特殊、异常复杂，社会反应十分敏感，成为当今争议最大、关注度最高的难题。我们不能把分配问题简单化、短期化，在方案的设计上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和职工切身利益，协调好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利益，防止一哄而起或给社会稳定或给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有形之手要到位而不越位

记者：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的作用如何体现？

刘学民：在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除了在再分配环节需要政府加强调节，在初次分配领域也需要政府积极作为，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市场扭曲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又要解决市场泛化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还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进而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综合协调地发挥作用。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由您主编的《中国薪酬发展报告》？

刘学民：2011年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出这一薪酬蓝皮书。报告将总结我国薪酬制度改革的发展脉络，展望未来趋势，并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编者按

——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

——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将教育经费占GDP4%列入预算，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在2012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这五件困难事，件件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稳定大局，事关科学发展，事关国家前途与未来。

这五件困难事，集中体现着“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与关键点，其破解，需要深化改革的勇气，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智慧。特别是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今天，更是如此。

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促进步，是中国现代化的自身逻辑，是社会前进、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然，知易行难，改革不易，任何一项改革都要有执政者的冷静、坚守与笃行，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正因如此，从今天开始，本报将聚焦今年这“五件困难事”，推出“2012改革攻坚：求解‘五件困难事’”系列焦点关注，与广大读者共同思考，共同探索“深化改革”路径。

链接

近10年有关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相关举措

2012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1年：

11月，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9月，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9级超额累进税率缩减至7级。

2010年：

我国确定将采取四项措施，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加强个人收入调节。同时，我国加快研究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200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2008年：

3月，在个税第二轮改革中，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

2007年：

全国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

8月，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减为5%。

十七大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06年：

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继续适当提高相关人员的待遇水平。

2005年：

8月，第一轮个税改革落定，个税起征点从800元调至1600元。

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全国取消了牧业税。

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宣布，5年内逐步减免农业税。

7月，全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2003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

2002年：

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确立。

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为何日本坚持天皇制？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5382&msg_id=865

 作者:孔健 　来源 :日本新华侨报网

2012-5-2： 日本右翼势力虽做梦都在想复活昔日的专制主义天皇制，但看来极难实现，这是因为：

（1）复活专制主义天皇制违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

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中看到，专制主义天皇制是军国主义的温床，必然把日本拖入灾难的深渊，违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战后新宪法规定的象征主义天皇制，则使日本从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日本人民也从中得到巨大实惠，使大部分日本人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因而绝大部分日本人都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右翼势力企图换回专制主义天皇制的图谋在社会上反应冷淡。

（2）日本反对天皇制的大有人在

日本的确有不少人把天皇制当作信仰和精神支柱，但也的确有不少人反对实行天皇制。

日本一直有反对实行天皇制的传统。1870年，日本筑后地方农民起义时散发的传单《果子经》说得好：“吓，吓，大伙儿听到没有？天皇政府说的话是骗人的！什么高天原（天国）不吃人间伙食，说的漂亮，其实是专做恶劣的事！”1877年，日本著名学者儿岛彰一在所著《民权回答》一书中庄严宣告：“皇统连绵、国体纯美是可笑的自夸”，“不应该有世袭的君主！” 1880年第二届国会“期成同盟”开会时，山田定一大胆提出：“主权在民”，“人类本来既无君主也无臣子，只是因为日本有神武天皇一来的长期习惯，政权是由政府和皇室掌握的，这绝非天地之公道，宇宙之正理。国土是人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1882年，福岛县的自由党人提出：“我党以达到自由公敌的专制政府，建立公议政体为己任！”

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统治下，日本共产主义者一直把反对实行天皇制作为斗争目标之一，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

二次大战后，日本人民一直进行反对实行天皇制的斗争。目前，日本有100多个反对天皇制的群众团体，认为天皇制是封建残余，根据主权属于国民的根本原则，主张彻底予以废除。日本共产党认为举行新天皇即位仪式违反宪法，宣布不参加与天皇即位有关的任何活动。社会党、公明党认为，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明仁天皇登上战前天皇使用过的宝座、在即位仪式时放置三种神器等作法，都是根据旧帝国宪法制定的皇室典范形式，与战后新宪法相悖。日本许多学者和社会团体也常进行反对天皇制的斗争，给日本右翼分子复活专制主义天皇制的活动造成极难逾越的障碍。

（3）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

二次大战后，民主化的潮流在日本日益深入人心，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右翼分子卖力进行复活专制主义天皇制的活动，但仍有近一半日本人公开表示对天皇无感情，特别是日本年轻一代，普遍认为“天皇有也罢，没有也罢，反正与己无关”,甚至认为“没有天皇更好”的人约占日本青年的三分之一。

在一些社会调查中，虽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天皇表示尊敬，五分之一表示对天皇有好感，他们算是对天皇制有信仰的人，但这种信仰也很不确定，极容易发生变化，对其政治主张不见得有直接影响。▲◆★●■☆


为什么勤劳一生仍入不敷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02/gossip-74675.html

 路小川 2012-05-02：为什么有些人勤劳一生仍然入不敷出 ? 为什么有些人年纪轻轻就财源滚滚 ?

答案当然是复杂的。在众多原因之中，理财观念的差异应该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众多介绍理财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都是储畜、股票、基金、债券、保险等等，还有一些银行开设了理财规划的服务，号称为客户科学规划理财生涯，量身定制个人理财建议等等，其实就是在银行现有的几种产品和服务里兜圈子，简单组合一下，距离真正的科学理财规划还差得很远。

真正的理财规划是通过对个人财政资源的有效管理和投入组合达到人生不同阶段的目标。它必须分为不同的层级，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进行相应的选择。

在这里，我尝试将个人理财按照风险的大小分为三个大的层次、九个层级，模仿围棋的段位称呼，将其简称为理财九段。

◆个人理财的初级层次

理财一段即储蓄。它是所有理财手段的基础，也是一个人自立的基矗它来源于计划和节俭，是一个人自立能力、理财能力的最初体现，也是最基本检验。连储蓄都做不到的人，除非收入达不到社会最低保障线，否则说明他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不可能指望他在财富管理方面获得成功。

理财二段是购买保险。目前寿险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保险产品基本是理财功能和保险功能相结合的产品。因此，购买保险就是理财的一种方式。同时，购买保险也是一个人家庭责任感的体现。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单位都为雇员购买了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险，因此，它还是一个人社会性的体现。

理财三段是购买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人民币理财产品等各类保本型理财产品。目前，金融市场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如集合理财产品、可转债等，也可以归到这一个段位。

以上三段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层次，即个人理财的初级层次。其特点是将个人财富交给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所购买的金融产品为大众化的无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产品，购买这些产品无须专业化知识，风险很小，当然，收益也很校

◆个人理财的中级层次

理财四段是投资股票、期货 。股票投资在最近15年进入我国人民生活以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大体可以归为高收益投资品种，最近五年基本上是高风险投资品种。期货则永远是收益与风险并存，不断考验投资者的经验和运气。

理财五段是投资房地产。这里所说的房地产投资是指以投资为目的购买房地产，而非买房子自己祝房地产投资与股票投资刚好相反，最近几年带给中国人民的大多是美好的体验。之所以将其列为较股票、期货投资高一个段位级，原因在于其投资金额起点较高，流动性较低，参与难度相对较高。

理财六段是投资艺术品、收藏品。这是一个参与人群更少的投资种类。它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更为长期的积累，也需要更为雄厚的财力。其流动性更低，参与难度更高。

以上四到六段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层次，即个人理财的中级层次。这个层次的投资品种都是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品种。投资这些品种都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同时也需要一些运气，当然更需要一些实力。敢于冒险的人，在利用某些财务杠杆的情况下，在这个层次努一把力，往往能使自己成为富翁。当然，运气不好也会不幸成为负债累累的“负翁”。目前，这个层次的每一个段位既是一个专门的学问，也是一个颇大的行业。目前，一般书本上的理财概念基本都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个人理财的高级层次

理财七段是投资企业产权。在这里，它特指为拥有企业控制权或参与企业管理而进行的企业产权投资，而不是指为了获取差价而进行的企业权益票据股票投资。这种投资之所以超越了一般的理财概念而位列理财七段，其意义的通俗解释就是罗伯特·T·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中一再强调的那样：要有自己的事业，不要一生为别人工作，以免在停止工作时变得一无所有。

理财八段是购买与打造品牌。购买品牌也必须获得企业控制权或控股权，但它与一般投资企业产权的区别、在于其企业经营行为的目标指向企业所拥有的品牌，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润。这种目标决定了其行为的长期性和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

简单地说，八段理财高手着眼于长远的品牌建设，因此，更有可能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

理财九段是投资人才。真正的老板是特别善于发现人才并运用人才的人。聪明的人往往会雇佣比自己更聪明的人或与他们一道工作，而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仅能雇佣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而且能够信任并控制他们，将自己事业的一方面交给他们。因此，理财高手的最高境界不是投资在物体上，而是投资在人身上。当然，根据风险收益对应原则，这种投资是风险最大的、也是潜在收益最大的。

这三个段位是个人理财的高级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投资品种都不是简单的物体，而是物体与人的组合;所需要的知识也不仅仅是某个学科的专门知识，而是某个领域专门知识和管理学、社会学的复合知识体系。在这个层面上，理财成败的关键在于对社会性因素的把握，如对行业趋势、市场变化、人们心理因素变化等因素的把握等等。此外，在这个层次上，个人理财已经不是一件仅仅关系自身财产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其他许多人财产和职业前景的事情，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性。正因为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因此，这个层次的投资所能获取的收益也可能极大。我们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富豪是没有公司的纯粹个体户。

不管个人现实财富的多寡，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企业的董事长。任何人的人生企业发展状况和前景，除了客观的限制条件，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理财理念与思路，取决于此人的眼界和胆略。前面理财九段的划分，仅仅是罗列总结了一下目前个人财富管理和创造的几个阶段，并非人人都必须一步一步阶梯式遵循。只要拥有激情和创造，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丰厚的人生财富。▲◆★●■☆


公安部发言人：“真话不说，谣言登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1654

   2012-5-2：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受访时表示，政府必须开诚布公的说真话，而非隐瞒真相，因为“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国家才有力量”。

　　在前重庆市委党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官方媒体就不再提及此事，而网络各种传言则接连不断。近日来，中国官方显然掀起了一场打击“谣言”的行动。除关闭16个网页、暂停新浪和腾讯微博服务，并以“造谣”罪名逮捕六名博客作者，党报军报也纷纷发表评论员文章，告诫各级官员不要听信“谣言”，而要相信党中央。

　　此外，中国互联网协会在4月8日发出抵制网络谣言倡议书，呼吁互联网业界不要成为谣言提供与散播渠道，并配合政府部门打击利用网络散播谣言的行为。该倡议书呼吁网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更要求互联网业界加强内部监管机制，“积极利用网站技术管理条件，加强对网站内容的甄别和处理，对明显的网络谣言应及时主动删除”。

　　“只有群众知道一切，国家才有力量”

　　与此同时，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则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若不将讯息公开化，将造成讯息供求上的不平衡，谣言便更加盛行。在谈到微博上的谣言时，他表示∶“真话不说，谣言登场；大道不畅、小道必猖”。有关单位对于消息的封锁越严厉，谣言便越盛行。当政府对某些事件有所保留、缺乏透明度，公众便会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政府部门对信息的提供是否足够，武和平说：“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并认为政府应该开诚布公的说真话、听媒体与公众的意见。

　　武和平在受访时表示，媒体包括互联网是中国政府重要的执政资源，政界应该减少对互联网的恐惧，听取网络上的批评、指责，敢于纳言问政。

　　不过，武和平也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舆论引导的软实力，由政府设置议程引导媒体与公众，而非由舆论引导政府。他说，政府必须与媒体实现双赢，把媒体当成“共同生产优质新闻的伙伴”，才能使信息供求平衡。

　　中国政府“真话”的可信度？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明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即使政府愿意说“真话”，民众未必愿意相信。他说：“报道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自由的新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才会相信主流的媒体。所以北京最近因为薄熙来的事情想要对网络上的一些留言进行管控，我觉得那是舍本逐末。”

　　徐永明强调，要人民相信政府所公开的讯息需要新闻自由作为前提，一味的封锁消息只会使网络上的传闻更有影响力，公众将因此更依赖网络的信息。

　　“没有自由的新闻环境，政府讲的话人民还是会存疑。有自由新闻的环境，才会有监督政府的媒体。不是政府单方面要公开真相，人民就会相信。”来源: 德国之声▲◆★●■☆


摸石头过河改革时代已逐渐过去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5/t20120503_1734638.html

2012-05-03 星岛环球网消息：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近日谈社会管理创新，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人民日报》报道，“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到民生保障的不断推进；从治安防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志愿精神在整个社会的弘扬，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助力社会建设，在惠及亿万人民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是很少见的。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联网？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如何重塑社会诚信？这些问题，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勇气、决心和水平。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建设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遭遇了一些烦恼、问题。相信他们积极、有益的探索，对其他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会有深刻的启发。

　　没有社会建设，发展就没有基础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深圳可谓排头兵，“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探索备受关注。在全国，深圳较早提出要建“国家社会创新先锋城市”，并在今年2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什么让深圳如此重视社会管理创新？

　　王荣：深圳是年轻城市、改革开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应该说，是危机感倒逼出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户籍人口不到300万，严重的倒挂带来了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也让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同时，深圳缺少长期发展中积淀的文化传统，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会问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时候来的？这说明深圳人的归属感、家园感不够浓。而且，从地理区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门，得风气之先，但公众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社会管理者。

　　经济发展并非万能良药。对深圳而言，面临特殊的人口结构、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管理、虚拟社会监管等诸多挑战，重视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建设，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基础，社会就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可以说，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也有责任在社会领域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中央已将深圳确定为全国9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创新社会管理的样板”，“破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服务管理难题取得突破的样板”，这样的期许，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本报评论部：观察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动向，我们有个感受，作为特区，深圳30年后的深化改革，正在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抓手来实现新的突破，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王荣：是的，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坚持把社会建设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动，以社会建设的力度来体现科学发展的力度，以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来体现科学发展的水平。

　　社会管理核心在于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如何让这三者的关系更为融洽、协调，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领域重点环节的突破，很可能会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比如，要培育社会主体，可能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肯定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会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发了社会上对深圳“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关注。发展动力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过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公众的参与；今后的发展、全方位的发展，同样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去。可以说，深圳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动力，就在社会中、在民众中，这正需要社会建设来激活。

　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才能全覆盖

　　本报评论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我们也注意到，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区立法权来寻找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刚性的、原则的；管理是柔性的、具体的，您为什么格外重视立法这一突破口？

　　王荣：法律也是可以有温度的啊。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社会建设的改革，用法律来做好人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2009年，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就有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拟定了《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社会建设“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未来还陆续有条文法规出台。

　　事实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只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才能准确和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碍，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说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有明确的改革路径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本报评论部：对深圳来说，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层执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顶层设计者。深圳的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

　　王荣：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因为再前瞻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覆盖每个细枝末节。我们找到的顶层和基层的结合点，是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东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发现，每年到深圳来招商、招财、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到深圳来看病、上学，甚至连深圳人自己都会选择到外地去就医、上学。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众这些基本的诉求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社会建设？

　　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一直以民生为导向。比如，我们今年社会建设的七个重点中，强化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建设“织网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等，都指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本报评论部：在中国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也最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现在，面对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全新的领域，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王荣：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去年，我们给社会组织“松绑”，但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服务、监管、引导的问题，这需要思想进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还需要更精确的管理举措。

　　要破除这些困难，一方面要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还是必须紧紧依靠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协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难。最需要的支持，是来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将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

　　本报评论部：从共建、共享到共治，这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在这个“共治”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王荣：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大运会期间，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扩大公众参与度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比如，我们提倡“绿色出行”，不采取行政强制和政治动员，而采取自愿选择、自觉停驶，这样，不给人添堵也不给路添堵，把“要我做”变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设“志愿者之城”、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媒体组织关爱行动等公益活动方面，从政府角度，我们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活跃在前台，既调动了社会的创造性，也让政府行为真正做到亲民惠民。

　　我们有个体会，凡能交给社会解决的，尽量给社会；需要市委市政府牵头的，或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协商的，那政府当仁不让。当然，社会共治也意味着社会主体需要更加充分地发育起来。目前最需要推动的是行业协会、企业工会、民间慈善、社会自治等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大发展，让工青妇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以具备条件实现中央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而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因此，既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的有限性，更要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这也是“社会共治”的基础所在。▲◆★●■☆

【背景链接】

　　深圳社会建设

　　“五种理念”

　　□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重要内容。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社会发展是城市发展重要支撑。

　　□社会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范畴。

　　□和谐社会共建共享。

　　深圳社会建设

　　“六大重点”

　　(一)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二)加强社区建设、发挥社区作用，夯实社会和谐的基层基础。

　　(三)深化体制改革、大胆探索实践，激发社会建设的活力和动力。

　　(四)强化社会管理、促进平安和谐，营造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

　　(五)扩大公众参与、强化社会互动，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动局面。

　　(六)培育家园意识、提升城市文化，为加快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明环境。▲◆★●■☆


中国每年超生罚款超200亿去向成谜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0856/c104

     2012/05/02： 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引发舆论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陕西省计生委已针对田亮夫妇生二胎展开调查，而田亮人事关系所在的陕西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计生委工作人员已来到体育局了解情况，大约一周内会有结果。

　　据《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如果认定超生，将以当事人所在地公布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这个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并被征24万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表示。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资者报》记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见到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两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均认定海淀区征收决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银行卡两个月之后，已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诉记者， 他研究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还没有结婚。今日“遭此抢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批判计划生育并且拒绝妥协惹的祸。”

　　“生第二个小孩不是为了抗议计划生育，但我认为怀了孩子堕胎是灭绝人伦的，所以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面临学校解聘，计生委催逼“罚款”，他曾试图卖身交罚款，但从来没有为生二胎后悔。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 年收或超200亿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授权国务院制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办法，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又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一)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统称当事人)，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二)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按照北京市规定，对杨支柱教授生二胎按9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社会抚养费已接近处罚顶格。然而，在北京还有比杨支柱更加离谱的案例，2008年生育二胎的通州区永顺镇农民冯亚杰，被计生委决定征收14.3万元，执行标准是2007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远超北京市征收3至10倍的规定。

　　通州区计生委给出的理由是，镇、村两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多次要求冯亚杰终止妊娠，而冯亚杰“态度强硬、坚持违法生育”，“影响恶劣”。而冯亚杰至今认为自己的家庭符合生二胎的规定，“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没有配合计生委去堕胎就认为我态度恶劣。”

　　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冯亚杰和她丈夫降低征收数额的申请，一年过去了，冯亚杰没有能力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如今四岁了，眼瞅就到上学的年纪，可是没有计生委的生育服务证孩子办不了户口” ，冯亚杰的声音充满无奈。

　　“北京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处罚随意性就更大了。”杨支柱向记者指出，“没有计划生育证明子女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能买房、租房，不给办理暂住证，不给办理营业执照，不给办理‘低保’，不给办理驾驶执照……这些赶尽杀绝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对随意裁决的缴纳数额说一个‘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赋予计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的权力给地方计生委有很大的‘灰色发挥空间’，这种腐败空间的存在进一步说明社会抚养费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已成为计生委的重要财源。”

　　1980 年代的超生罚款是每人数百元、数千元，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因此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12356、北京市计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记者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发现，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社会抚养费收入为8.45亿元，增幅达61%。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长，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

　　杨支柱对记者表示，考虑到各地实际征收率不一样，以及不少直接流入个人口袋中的罚款，总的数额永远搞不清楚。

　　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

　　对于社会抚养费另一个重大的质疑还在于它的使用问题。

　　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时、全部存入财政专户。”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

　　“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杨支柱告诉记者，“一些地方80%至90%的收入都留在县级以下计生部门，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激励上，要不然这种得罪人的事没人干。”

　　据了解，《山东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省、市地、县(市、区)三级计划生育部门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也就是说社会抚养费85%的使用权归县级计生委，只要求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怎么花谁也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媒体报道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性质，所以最好就是干脆撤销社会抚养费。”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所辖5个区县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07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农业税取消以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又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只能靠征收社会抚养费来运转。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

　　“这还是上缴财政的部分，至于村镇工作人员打白条、关系户送礼收来的钱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这个数目连计生委主任都搞不清有多少。”易富贤对记者表示，许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连60%都达不到，难道剩下的那部分都是收不上来的钉子户吗？

　　人口负担论站不住脚

　　公开数据表示，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正当性在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高，有必要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然而受访专家一致对记者表示，30多年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问题，现在到了急需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十余年长期跟踪调查北京市人口生育意愿，她的调查研究显示，“北京市被允许生育二胎的双独生子女家庭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约四分之一。”

　　“经济实力、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成为决定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

　　马小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生育率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这应该是人口学领域的公论。”她认为，中国现在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一定会有多大增长，但如果不放开的话，生育率毫无疑问将会继续走低。

　　对于今天的低生育率得益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观点，何亚福向《投资者报》记者指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杨支柱认为，计生部门往往人为提高出生率数据，夸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1.2至1.3的水平后，都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政策。

　　好在，即使在计生委部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4月24日，人口问题专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在京表示，“放开生育控制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如果现在政策不马上改变，2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将非常严重，中国社会将不堪重负。”▲◆★●■☆



“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5d19a0102dxeq.html?tj=1

(2012-05-02)  王学进：“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

   由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将遭到经济处罚一案再次引出“社会抚养费”的话题。据学者杨支柱估算，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其中大城市将该收入上缴财政，而地方则分配混乱，部分罚款去向成谜。（5月2日中国广播网）

何谓“社会抚养费”？国务院世纪初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这样解释，“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目的就是“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这一说法较之此前的“超生罚款”显得文明多了，表面上体现了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但实际执行情况又如何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且不说此说基于的人口负担论是否站得住脚，——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就算超生增加了自然和社会负担，超生者必须承担三五万甚至更多的“社会抚养费”，那按理说，这笔钱应该用在社会抚养上，譬如拿来补贴改善环境和增加文教卫生设施等上面。

   但有什么证据表明，每年收去的二三百亿的“社会抚养费”有部分用在了保护环境和改善文教卫生设施上了？至少应该满足一点：超生者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其子女总该享受求学和医保待遇了吧？不然。江西人侯先生04年二胎生一女孩，在当地已交了8000元“社会抚养费”，但他本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分配工作至佛山，户籍也一直在这儿，但其女儿却不能入读佛山学校，除非再教6万元。再说山东泰安的张振先生，2010年二胎生一男孩，在交了5.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仍然没法让孩子入医保，除非自己做绝育手术。（2011年5月30日《法治周末》）由此可见，所谓“社会抚养费”名不副实。

  那么，“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呢？2009年，有网友公布了一个镇计生服务站的“社会抚养费”支出分配：在共计19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支出中，有44%列为“其他支出”；21%用于职工的工资；11.5%上缴镇政府。而用于独生子女奖励的只有0.42%，合计8130元；手术服务费也不足4800元，约占总支出的0.25%。近两百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支出，仅有不到5000元用在了理当属于支出大项的计生手术服务费上，其余均被购车、吃喝、名目繁多的各种奖金、补贴和业务外开支占用。（出处同上）所以说，“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计生委、抚养了乡镇财政甚至抚养了某些村官，此言不差。

   “社会抚养费”既名不正言不顺，在执行中又存在太多的漏洞，是否该取消？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在经过调研和征求多位人口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联名提出《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得到了网友的大力支持。此次杨支柱、易富贤等著名学者分别从学理上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中论述了该项收费的不合理性，笔者深有同感。当然，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关计划生育国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存是留，或者对征收方案进行改革，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然后再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总之，维持现状肯定是不行的了。▲◆★●■☆


薄熙来在军中的盟友是刘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1671

    2012-5-3  最新一期香港「开放」杂志报导，根据王立军交代和中共中央调查，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涉嫌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结盟，红二代和军方少壮派合谋，待薄18大入政治局常委，掌控政法机器，时机成熟时废黜「习阿斗」)，取而代之，实行更严厉统治。

　　开放「独家」刊出「刘源涉嫌密谋，陷得很深—薄熙来和红二代的行动策画」一文，揭露薄熙来事件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并特别指出，目前尚未知道胡温当局对刘源等军头的表态，刘源方面则已表示要与薄熙来画清界线。

　　开放指出，按常规，中共中央将在今夏召开北戴河会议上就18大定大计，但目前北戴河气氛已很紧张。近日，去过北戴河的游客形容有很多军警车出没，感觉非同寻常。因为北戴河囚禁了特殊犯人薄熙来，据传由中央警卫局上千警卫层层严密把守，已阻断他与外界一切联系，亲自把关的是胡锦涛团派的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

　　迄今为止，薄熙来一案，包括他的妻子谷开来、王立军及众多涉案人，共有40余人在押接受调查。

　　开放指出，薄熙来不但指使在网上散发攻击中央领导人，准备取代未来中共最高领导人大位。

　　北京消息人士针对关于薄熙来事件的不同声音说，现在胡温中央与薄熙来的权力斗争已是你死我活，胡温决心把薄熙来案做成铁案，决不放这只猛虎归山，因此才用杀人刑事案来将他钉死。薄熙来已不可能翻身。

　　一位北京消息人士说，薄熙来问鼎中央最高权力，有一大批有相同国家主义和血统论意识形态的红二代、特别是一些少壮派将领的支持。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权贵子弟结盟，形成强大势力，对现任胡温中央及下任习近平、李克强的中央，构成很大威胁，也是促使胡温果断出手解决薄熙来的重要原因。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

　　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中共红二代手中。

　　薄熙来和红二代盟友第二个共识是，他们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雨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

　　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除薄熙来外，最显著的是以刘源为首的军队少壮派，对「只知维稳而缺乏铁腕手段」的胡温，他们相当不满而且充满轻视，薄熙来曾向一位记者说，现任九个常委智商很低。

　　据说在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习阿斗」。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根据王立军口供和中央调查，中央已发现薄熙来和刘源、前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二炮部队政委张海阳及另外几位红二代人物有参与密谋之嫌。来源: 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