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在中央内部，真正可以称得上“矛盾”二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862

   2012-3-30 作者 : 牛泪 事实上，在中央内部，真正可以称得上“矛盾”二字，存在严重分歧的，不是温家宝、周永康二人，而在吴邦国、温家宝之间。这两位常委间关系紧绷到什么程度，从他们各自的公开态度就能看出大概。

　　很多人说温家宝总理和周永康同志之间有矛盾，这些其实都是夸大之词。温家宝、周永康之间的所谓“矛盾”只有两件事情：

　　一是去年温谈司法腐，因为司法系统是周的山头，周在私下发过几句牢骚。但因为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是个事实，周心知肚明，自己也有心整肃，所以基本没有太多发声。

　　二是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这个大家都知道，温是倒薄的急先锋，周是挺薄的大头兵，温认为薄是倒行逆施，周认为薄仍是个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常委的确存在分歧，但这个分歧也仅意见不同，远未到传言所说你死我活的程度。

　　这就是温、周摩擦的全部，其他全是传言。事实上，在中央内部，真正可以称得上“矛盾”二字，存在严重分歧的，不是温、周二人，而在吴、温之间。这两位常委间关系紧绷到什么程度，从他们各自的公开态度就能看出大概：

　　几年来，温只要一谈“政改”，吴就立刻拿出“五不搞”应对。温头天说“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尤其是要深化……改革”，吴第二天就在人大会上就说“改革可以缓一缓，但民生工作要抓紧了”。

　　吴、温在今年的对立更为明显。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温为自己的政改交底，提出政改就是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结果吴当晚就用“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句话把温堵死。温上午在记者会上说自己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如何如何，吴在下午召开的人大一次会议上就说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这般这般。

　　还有就是两人去年在提高工薪所得纳税基数一事上的斗法。吴在这件事上抓住温的漏洞，借助中共府院间的权力分配体系，巧妙利用舆论民意，深度“戏”温，弄得温在全国人民面前是灰头土脸，演绎了一场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府院之争”。

　　这些掺杂了个人情绪和政治角力的具体案例，可以充分说明吴、温斗法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但这还只是各位所能看到，其实吴、温之间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较量存在。实际上，吴、温二人从1998年开始就彼此不爽。

　　消息人士说，在2002年十六大入常前，中央对吴、温进行例行考察。考察谈话过程中，吴谈及自己从政经历，说自己跟着江、朱两位老领导长期在经济中心上海工作，又一直负责国务院经济工作有所收获等等，向组织暗示其意。但江、朱综合考虑，还是安排温做了总理。

　　不过总的来说，在吴温第一任期，两人相处还算融洽，利用这段时间，温也干了不少实事。但从08年起，因为未知原因，两人突然出现裂隙，到09年对立就越发尖锐。发展到后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据说只要温提出建议，吴一般都不举手；反之亦然，对于吴提出的建议，温也通常不予理会。对这种僵局，其他常委不便涉足，也不好公开支持或反对其中一位。

　　对靠共识决策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吴、温二人这种相互狙击实在是个很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中央达不成共识，就没办法转化为党的方针和国家政策，很多事情都得停滞。也难怪温今年在“两会”记者会上叹息，说自己因为“能力所限和体制不足”，很多事情都搞不成，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吴、温最近一次交锋发生在王立军事件后。

　　其实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处，胡温就有问责薄的意思。但温心里清楚，胡作为班长，为党内团结考虑，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在吴、李、周等人挺薄态度明显情况下，自己提出建议等于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所以这事就这样撂着，大家谁都知道王立军事件的严重性，但就是无人推动！

　　直到后来“两会”，薄熙来不听中央招呼，私自召开记者会为自己和家人开脱，为“唱红打黑”辩解，拉贺国强垫背，并“逼宫”胡锦涛，引发高层集体震怒后，才由习出方案，胡拍板，决定换掉薄熙来。也正是在得到胡习的政治背书后，温才冲到前线，在“两会”记者会上顺势而为，把薄的问题定性为开历史倒车的路线问题。

　　其实要说路线问题，吴、温二人之间才存在着真正意义的严重的路线分歧！

　　薄熙来倒台当然也有路线斗争的因素，他在重庆搞的那些东西的确有“文革”复辟的影子，但主要还是薄这个人太猖狂、太功利、太个人主义、太有野心、太过主动挑战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中共政坛中的异类，这和吴、温之间的政治路线分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和薄熙来不同是吴、温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都有自己理论根基和政治势力，和薄熙来这样的“文革”小将不同，除非到了明刀明枪份上，谁也奈何不了谁。何况中共政治发展到今天，也已经不是毛邓当年那种为了路线就公开分裂，闹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就是吴、温之争至今尚未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有意思的是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吴、温二人正好坐在胡锦涛左、右两边，这个座次即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排位，也恰好暗合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路线和立场。突然想起政治“左派”、“右派”的来历，中外历史居然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拍案惊奇！来源: 网讯▲◆★●■☆


王梦恕回应高铁建设8大质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tiedaobuxinzheng/content-2/detail_2012_03/31/13574767_0.shtml

----高铁实际上没降速

2012年03月31日 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张璐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回应中国高铁建设八大质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作为从事铁路工程科技工作近50年的专家，王梦恕从不掩饰对铁路部门的批评，也从不畏惧被一次次推到“风口浪尖”。

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黯然离去后，74岁的王梦恕几乎成了“铁路代言人”。从高铁形势一片大好时的警告，到高铁跌入低谷时的声援，他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试图帮公众打开一扇通向真相的窗口，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刘志军任职铁道部部长期间，王梦恕不止一次与之发生激烈交锋。他曾公开表示，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王梦恕曾经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在当时有着“亚洲第一长隧”的乌鞘岭隧道危险施工（原定工期4年半，被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报道刊登后，“长隧短打”方案被曝光，反响很大。

“7·23技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作为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对最后的调查事故报告只给了60分，因为“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结果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但对于舆论因此而否定高铁，他很生气，“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

近日，就中国高铁发展的相关问题，或者说质疑，《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这位为中国高铁事业奔走的专家。

☆质疑一建设是否过快？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我国大规模地建设高铁，有观点认为速度过快，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现在人均铁路长度还不到一支烟的长度。按计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将达12万公里，中国现有铁路9.1万公里，高铁1.3万公里，占比并不大。美国人口2亿多，铁路长度是27.2万公里，比我们多两倍，人家都知道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曾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各大城市间8小时交通圈有望建成，现在，这个目标的进展如何？

王梦恕：今年年底计划完成6000多公里的铁路运营线，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线路的交付使用：一条是北京到哈尔滨的京哈高铁，一条是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高铁。

☆质疑二是否安全？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对于中国高铁安全性的质疑不绝于耳，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高铁的最高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实际上应按80％设计速度运行。这方面有宣传上的失误，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哪有人会一直真开这么快？

铁路整体的技术水平很好，需要小心和注意的是铁路的联动系统，因为整体链条长，涉及的系统多，所以如果哪个地方出了事故就可能要停车，这是一个缺点，但这是为安全而停车。目前高铁的技术不会造成对撞，因为是各走各的道，而自动闭塞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避免追尾的可能。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是什么原因让这套系统失灵？

王梦恕：“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信号系统电阻丝断了，该系统失效，应该转为手动操作，这是正常现象，应赶紧通知司机停车后更换，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断了还不想停车，想边营运边修理就会出大事故，这部分不安全就属于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

《中国经济周刊》：您作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技术专家组副组长，对于调查报告只给了60分，原因是什么？

王梦恕：我为什么打60分？因为报告还是想把技术问题作为主要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这次事故的原因完全是管理问题和责任问题。

机器设备和人工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设备一坏就要出大事故，原来没有设备的时候，不也没有追尾吗？

现在许多事故的原因都是培训不及时造成的。造成这个问题，领导责任很大，我们不能责备具体操作人员，因为他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事故面前慌乱了，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度最后受到处分了吗？

王梦恕：都要处分的，但好多都没公布。其实每趟列车都应该有两个司机，但因为要节约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司机，这就是错误。司机在高电压下工作非常容易疲劳，一个人一直开车，连上厕所都没机会，全都是穿着尿不湿工作，这是很残酷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过，“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背后，反映出我国动车司机培养不足、缺口很大的问题，能否请您再具体解释一下？

王梦恕：我国缺的就是操作人员，缺技师和高级技师。现在有人说不安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从业人员素质太低。

再者，现在动车司机待遇比较低。以前，铁路司机都是有司机公寓的，全部有人负责管理，保证司机吃完饭后有充足睡眠。现在，公寓全部市场化了，司机要自己花钱买饭、自己找地方睡觉，放任自流。再提一遍：另把钱看得太重要了。

☆质疑三存在抄袭？

《中国经济周刊》：有关中国高铁涉嫌侵权的国际舆论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将我国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抄袭的过程。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用了500亿人民币买了500台我们急需的时速385km/h的机车，经过5年的时间把高铁速度从每小时250公里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当时与国外的协议是，除了车，你们的工艺技术、设计技术也要给我们。设计技术没有问题，难的主要是工艺。为此，我们购置了12台动车的散件，来进行组装调试，以便了解整个原理，并从中知道这些散件哪些我们可以国产化。在国产化过程中，我们也有修改，有一部分我们现在也没有国产化，比如液压系统，因为我们自己重新制作还不如直接购买便宜。

现在，时速350公里验收时速增加10％的机车的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二三，大于70％就算国产化。还有20%到30%，可以选任何国家的最先进的东西。德国的机车，也不都是德国的产品。

最近，有日本记者采访我，说中国的技术里有日本的技术。我说，什么叫国产化你们都不懂，并不是100%国产才叫国产化。我们没说我们是100%国产化。

《中国经济周刊》：但我们曾多次提到，我国高铁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果。

王梦恕：自主知识产权这个说法不好，不能这么说。前一段时间，包括张曙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28日被停职审查）有许多都是在胡说、吹牛。比如高铁跑350公里／小时还不够，还要跑到400公里／小时。

根本不可能跑400公里／小时。有的线路、桥梁、隧道定的最大承受速度就是350公里／小时，你跑400公里／小时，那不就是车毁人亡了嘛？于是后来又开始要降速，实际上没降速，原定就是跑那么快，就是光宣传了最高速度，不宣传合理运营速度的结果。宣传要实事求是。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技术也很先进，要求也很严格。比如拿京沪高铁来说，北京到上海，冬天和夏天、早上和晚上的钢轨温差都在100℃左右，1300公里的钢轨，单纯的热胀冷缩都要在几公里，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是要卡死，不让你热胀冷缩，这个技术是很难的，是国际领先。

☆质疑四缺钱停建？

《中国经济周刊》：有报道称“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2011年铁路工程大面积停工，现在的情况如何？

王梦恕：去年因为资金链断掉，约有一万多公里铁路停止修建了，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就很不高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造成2000多万人的动荡，农民工已闹事4000多起，他们拿不到钱，就回不了家，那怎么行？后来国家财政很快拿出2000多亿，让农民工赶快回家过春节。

现阶段的铁路发展养了不少人，带动了很多地方产业，平常有600多万农民工参与建设，还有几千座工厂提供各种材料。如果按每年投入6000亿这样的盘子来修铁路的话，中国的GDP可以上升1.5个百分点，所以它一停下来非常危险，很多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也会产生别的很多问题。

这一停就要损失2000多亿，你想，1万多公里这么大一个场面，那么多人在工作，一下没钱了，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停建）是很大的错误。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底关于铁道部拖欠施工单位款项等方面的报道也有很多。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后来证实，铁道部欠了中铁约600亿元，欠中铁建约700亿元；中铁和中铁建仅讨薪闹事的劳务纠纷等就各有2000多起。后来，铁道部用了2500亿左右把欠的一部分钱还上。但是，还有很多工地目前还没有恢复建设，现在就是急需的先上，先这样来解决问题。修铁路靠铁道部一家贷款建设是不妥的，大家的事，大家做，国家的事，应国家做。

《中国经济周刊》：大量的负面报道、甚至是“妖魔化”的倾向，是否会给我国高铁技术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王梦恕：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本来找中国谈高铁合作的人很多，现在没人找我们了，当然，最近陆续又开始找了。现在我们还准备继续把“丝绸之路”修出来，就是从新疆阿里山口到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到土耳其，到伊朗，到德国。这条“丝绸之路”现在要赶快修，要把这条路尽快修成中国的两个国际通道（水路、陆路）之一，这样对整个国家安全，对老百姓很重要，也是发展西部、强大中国的重要举措。

☆质疑五负债高，难以收回成本？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道部的高负债和难以收回成本的质疑，您怎么看？银行是否已经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

王梦恕：现在铁道部负债率60%，应该算可以的。至于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那是假话。银行很喜欢贷款给铁道部，因为铁道部垮不了，铁路要贷款，银行都跑过来，都争着想给贷款。后来银行钱少了，铁道部本身兴趣也不大了，有些灰心也不贷款了，就这样拖下来了。如果要完成2020年中国铁路网达到12万公里的水平，“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必须每年修3500公里铁路，每年至少保证6000亿的投资，否则就是空谈。

《中国经济周刊》：每年6000亿的投资从何而来？

王梦恕：主要是铁路部门自筹。银行贷款利息很高，2010年铁路交给银行利息1500亿元；各个施工单位因为要保证工程的连续性，中间要贷款，每年的利息将近200亿。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的欠账有无解决方式？

王梦恕：现在运营的铁路那么多了，欠的钱约是2.4万亿。从经济上说或许有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可以将这部分欠款作为呆账、死账处理掉，由国家承担逐渐消化，铁路转入固定资产，这样也就不存在铁道部交付银行利息的问题了。这样做能保证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到本世纪中达到28万公里、世界第一的运营里程，是人口大国的需要。

《中国经济周刊》：高铁能否收回成本？

王梦恕：一条铁路收回成本一般在15年左右。京沪高铁花了2200多亿，我们也争取15年全部收回成本。

☆质疑六铁道部、交通部，大部合并？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的消息一直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王梦恕：为什么要合并？萝卜与白菜，毫不相关的东西合并干什么？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要从铁路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是简单并入交通部就行了。

铁路现有的管理模式是百年经验的总结，现有的运行机制可以保证铁路的安全运行。我个人认为，铁路不宜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它又是国有大型企业，每年还向国家交600亿～700亿收入，铁路建设又带动一大片，成绩很大，出一点事故就全盘否定的理念、心态，对我国的发展和稳定来说，是很危险的。

另外，铁路不是一般的运输部门，有其特殊性，它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家命脉，权力必须集中到国家手中。

现在讲的是调整，没有说取消掉，也没说要合并，根本就没提这个问题。合并不了。交通部是个业务部，它也管不了下面的交通，它管谁？但铁道部不一样，每天这么多车要运行，有许多必须运的货物要拉，将来要达到美国28万公里铁路标准的时候，就不是现在200万的职工了，还要增加。现在不仅不能取消铁道部，还要加强它。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路改革，您目前的看法是什么？

王梦恕：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与铁路改革同步进行。建议铁道部分别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铁路建设公司和融资资产管理公司；运输总公司负责安全运营，做到养好、用好、管好、修好这些设备并缴纳折旧费给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另外两家公司负责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与建设，同时也负责相关固定资产的管理和债务偿还。

将来铁路建设最好是三方投资，以铁道部为主，进行贷款，其中国家拿40%左右，剩下的，到哪个省哪个省也出一些，富省多拿，穷省少拿，省级城际铁路原则上由各省自筹。

☆质疑七“奢侈动车”涉嫌腐败？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奢侈动车”、一个卫生间采购价就高达百万的报道，您怎么看？这中间是否存在腐败？

王梦恕：这个设备是非标准设备，跟家里用的尺寸和材料都不一样，它的材质强度要大，否则机车一刹车会因为惯性就容易开裂，所以要做模具；模具做完以后，后期做得越多越便宜。这是花费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每台车的车价降得很低，南车也希望借此提高车价。2007年我们买国外的机车，平均1台车大约1亿元人民币，而现在我们买自己的车在1000万左右，应该在2000万～3000万左右。当时刘志军把车价压得太低，南车、北车的利润还不到5％。

至于贪污腐败绝对不可能。采购其实不是个容易事，而且相关内容也会公开。何况每年都有严格的审计，工程的包括制造的，都要审计，一个东西从哪儿来的都要查，铁路还是很严格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修铁路的成本大约是多少？施工单位能否赚到钱？

王梦恕：现在一公里造价少说1.3亿，加上管理费总共需2亿左右。刘志军在任时，施工单位投标一下子压到1亿以下，刘志军当时很生气：天天嚷钱不够，但是投标时就不合理竞争起来，向下压价。所以我曾经给要参与竞争的头头们发信息，希望他们能和平竞争，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最低标，也要考虑大家施工都很辛苦。

☆质疑八拖欠82.5亿工程款？

《中国经济周刊》：3月19日审计署公布了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进行的阶段性跟踪审计，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挪用资金、拖欠工程款等。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审计署是从会计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从工程建设上来看，它还有很多不懂的。比如，对京沪高铁沿线施工企业单位等拖欠82.51亿元的审计结果，说明铁道部还有一部分钱要在审查地质变化修改图纸后才能给。不是工程一完就会全额到款，起码要拖1～2年的时间，这是正常的，因为里面还有改建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为杂音噪音所扰 不为传闻谣言所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31/13576413_0.shtml

2012年03月31日人民日报： 稳中求进，是党中央确定的今年工作的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科学发展，中国一定能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两会闭幕以来，5000多名代表委员和13亿人民带着这样的共识踏上新的发展征程。集中精力贯彻落实好两会精神，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中求进既是工作总基调，也是工作总要求。所谓“稳”，就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所谓“进”，就是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坚持稳中求进，就是要突出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贯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朝着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历史地看，稳才能更科学地发展、更持久地前进。过去30多年里，正是靠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才积小成为大成，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航船不断向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大起大落，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心态和情绪，也会影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眼未来，只有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才能坚定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认真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在今年各项工作中做到稳中求进，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政策稳”；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使“增长稳”；继续采取综合措施，防止物价走势反弹，使“物价稳”；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使“社会稳”。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呈现的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越是形势复杂多变，就越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还是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向前，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稳”既为当前攻坚克难提供基础，更为长远乘势而上创造条件。在多种的思潮中，思想无定力，难以凝聚发展力量；在错杂的环境下，心若有旁骛，极易错失发展良机。只有不为困难风险所惧，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把智慧力量凝聚到两会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才能扎扎实实地稳中求进，取得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稳中求进，考验智慧能力，考验决心勇气。在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就能够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将中央的科学决策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更好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好实事，更好地增进活力、促进发展、推进事业。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加快改革创新的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和信心汇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潜在的中国人口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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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3-28  何亚福
 
很多人支持计划生育的理由是“中国人口太多”，但事实上，对于人口政策来说，生育率比人口数量更值得关注。举例来说，1960年韩国人口只有2500万，当时韩国人担心人口太多，从1962年开始，韩国实行鼓励少生的政策；现在韩国人口有5000万，但现在韩国的人口政策却鼓励多生。为什么人口数量少时鼓励少生，而人口数量多时反而鼓励多生呢？这是因为，196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9，而现在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左右。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倾向，究竟是鼓励少生还是鼓励多生，主要并不取决于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也不取决于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当生育率过高时，倾向于采取鼓励少生的政策；当生育率过低时，倾向于采取鼓励多生的政策。当然，不论是鼓励少生还是鼓励多生，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采取强制措施，而主要是采取引导性的措施。
 
谈到中国人口，一些人往往被“13亿人口”这个巨大的数字蒙蔽了双眼。事实上，不要说13亿，即使一个国家有130亿人口，如果大家都选择当“丁克”，那么100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注定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不是禁止生育。”然而，禁止生育是一个民族的急性自杀，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则是一个民族的慢性自杀，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一个民族的生育率如果长期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这个民族最终是会消亡的。
 
通过计划生育来减少人口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假设现在中国突然遭到某种致命瘟疫的袭击，夺去几百万人的生命，那么我相信整个中国都会感到极为震惊，全国人民都会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抗病救灾工作。相比之下，现在一般人都不了解将来中国人口会减少到何种程度，因为在人口大量减少之前，会出现老龄人口的堆积，给人造成一种“人口基数仍然很大”的假象。计划生育长期的片面宣传，使人们只知人口数量而不知人口结构。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这么低，人口仍在增长？这是因为几十年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仍在世，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婴儿出生时，婴儿的爷爷奶奶还没有去世，所以显得人口数量有增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村庄的初始人口是800人，男女各为400人，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在25岁结婚生孩子，寿命都为75岁，那么即使连续几代只生一个孩子，在达到人口峰值以前，人口也仍然会增加的，人口峰值是800+400+200+100=1500人。其中，800个75岁的老人，400个50岁的中年人，200个25岁的年轻人，100个刚出生的婴儿。过了人口峰值之后，这800个老人去世了，这个村庄只剩下700人。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很年轻，那么即使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增长的；但过了人口峰值之后，人口数量将急剧减少。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以后，即使人口仍在增长，也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这个国家的人口迟早要进入负增长的，根本不应该再担心人口过多；相反，更应该担心的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带来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虽然现在中国人口仍在增长，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潜在的负增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随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去世，中国人口将难逃雪崩之结局。那时即使全国每对夫妇都生三个孩子，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要惯性减少的，何况那时即使鼓励生育，也没有多少夫妇愿意生三个孩子。▲◆★●■☆


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30/13548059_0.shtml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新形势新任务基础上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创新，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全党蓬勃开展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正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围绕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有很多关键点需要抓牢。

怎样打好学习型党组织科学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

理论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与生命

问：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为什么首先要强调理论学习？

李慎明：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理论太重要了。恩格斯说过这样两段名言，一是正面论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二是反面论证：“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党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与生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离开党的理论谈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理论看似虚无缥缈，但不管承认与否，任何政党、国家甚至个人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定的理论在指导自己的行动。

问：打好学习型党组织科学化建设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何抓起？

李慎明：首先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坚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全党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而必由途径。

学好经典是对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

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高级干部学习经典著作的作用？

李慎明：我们党是有着800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身居要职，肩负重任。

他们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又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如果中高级领导干部懂政治、讲政治，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理解得正确，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便能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真正落到实处。

他们是本地区、本部门新的工作局面的开创者。中高级领导干部往往独当一面，需要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政治水平高，工作中就会有很强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党的各项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他们还是党鲜明突出的旗帜。在群众眼里，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有为党为公，无私奉献，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还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他们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等重大问题上的带头示范作用，对全党乃至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性意义。

问：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学习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新问题？

李慎明：应该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牢固的，但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加上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噪音。对这些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而要做到这一点，党的中高级干部就必须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弄清中央提出的“四个分清”：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学好经典著作才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问：读懂经典著作对科学发展有何意义？

李慎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列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正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当成自己的分外事，当成自己“政绩”以外的事，上级也不应该把这一根本性的学习和掌握当成干部“政绩”以外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所要的“政绩”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绩”。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我们作好其他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不足，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就会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大打折扣。我们国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迟迟得不到有效转变，从根本上说，与一些干部不正确的世界观有关，同时也与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有关。

问：学习经典著作能否帮助干部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

李慎明：从一定意义上讲，革命前辈当年打江山，冒的是“枪弹”；我们现在建国家，冒的是“糖弹”。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实质上是政治信仰与内心人格相分离的，这样的人口头上也讲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但内心世界为的是一己、一家庭的私利——干什么都需要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血只能从血管中流出，从水管里流出的只能是水。因此，面对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样才能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才能真正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学习马克思主义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071964.html

 2012-03-31 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采访
     
被问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学习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新问题时谈到：

李慎明：党的中高级干部就必须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弄清中央提出的“四个分清”：

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

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

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学好经典著作才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点评：

一：个人认为一个普通个人在市场经济，物质繁荣的今天，人们普通在享受物质繁荣的时候，精神方面则关注个人感受，关注内心的安宁，居住环境的安逸中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是考试，不是给上级做报告的话，无论是中高级干部，还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正常人，是不在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心上的。所以，李慎明的讲话如果不是违心的话就是保守的，落后的，睁眼说瞎话的！

二，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逐渐被大多数人无论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还是任何一个正常人慢慢放下，我在这里不敢说抛弃。因为过去所有的各种歪门邪道，还是正统的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理论都曾经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曾经带来历史印记，我们无法抹杀。但是对于安排我们凡夫俗子日常生活，安排我们的政治民主生活的时候，我们无法把这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推理出来的一种假设来影响我们当下。

道可道，非常道。马克思主义注定会被人们放进历史博物馆，因为它知识人类智慧长河中的一滴水，它给人类带来的纷扰甚至比带来的好处还多。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从古希腊哲学，到近现代哲学，到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西方哲学史中其中的一个旁门左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现代到后现代转向的历史阶段而得到政治人物的利用得以发扬光大，列宁利用它成就了苏联，毛泽东等人利用它争取了大多数人最后取得胜利。它为野蛮的资本主义校正了方向，转向了所谓的今天称之为福利主义或社会主义，但是共产主义与乌托邦直到现在也都是虚无缥缈的。

西方人利用马克思主义很好地转向了福利主义，人道主义，甚至第三条道路的环境保护主义等。并在六十七年代开始全面转向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社会里没有意识形态的负担，不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过度关注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不用开会，不用维稳，没有历史包袱地按他们觉得合理的方式走出了适合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

但是马克思主义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了灾难，如苏联的形而上学恐怖的灾难，斯大林开始后的苏联，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专制独裁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在战争年代，可以利用它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统一战线，和平年代，它则成为了负担甚至灾难。毛泽东擅长打天下，却不擅长治国就是这个道理。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试图超脱马克思主义，并获得了改革的动力，但是被后来者硬生生把它跟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而对于今天中国，它带来的副作用日益明显，我们仍然紧握不放，道路越走越窄，不知道如何改革。结果就是群众都已经过河了，官员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是可以混水摸鱼，谁愿意整天泡在河水里，那里又没有美女。呵呵，说笑了。

我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紧箍咒，不念它似乎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就不存在了，但是整天念它，人人都变得没人性。它是政改领域最大的思想障碍。未来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正常的国家，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后现代主义。这有赖于一个大心脏，大智慧的政治家。▲◆★●■☆


且看薄熙来如何埋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856

   2012-3-30：薄熙来倒台已过十天，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出访国外，有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重庆之死，世界媒体再掀报道高潮，这必将督促中共当局尽快揭示重庆事件真相，给国人以交代。

　　薄熙来倒台过旬，任凭国内传谣，任凭海外曝料，中共当局依旧坚守着3月15日新华社的43字公告，寸步不前。

　　3月15日之后，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王立军事件通报》的12分钟录音惊现香港商报，16日上传网络；本周一、二，《华尔街日报》连续以头版篇幅，揭开与薄熙来家庭有20余年密切关系的英国人尼尔·海伍德的死因，世界主流媒体顷刻之间对于薄王事件，又形成新一轮的穷追猛打。

　　这样就把中共十八大权斗的窟窿捅得越来越大。温家宝告白的“党内路线斗争”的定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已然成为“马其诺防线”，溃不及防。

　　薄熙来家族涉嫌刑诉已经昭然若揭，中共权力腐败又上了新台阶，严重危及着执政的合法性。

　　王立军闯馆与谷开来涉案

　　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暴死重庆一酒店，因为尼尔·海伍德大连籍的中国妻子及两个幼儿，还有在英国的母亲和姐姐，均接受“饮酒过度”、“心脏病猝死”的结论，此事影响甚小。估计有丰厚的补偿令她们封口，至今酒店地址仍旧被封锁。

　　王立军2月6日逃馆，8日消息公开，虽有“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被抓”的传闻，但是一直属于风传性质。

　　直到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王立军事件通报》下达，首次有了证实：“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通报》认定王立军严重的涉外案件与薄熙来和其家人有关：“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通报》披露“2月8日，国家安全部将王立军带到北京接受调查。2月9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做出部署。”“2月9日下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向薄熙来同志电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

　　从以上内容分析，薄熙来夫人谷开来于2月9日之后被中央来人带走，甚至刑拘都在情理之中。对正在哈佛读研的薄瓜瓜采取行动配合调查也属于正常法律程序。

　　当“007”也进入“入常杀局”

　　3月9日薄熙来在重庆团开放日对有人给重庆市和他本人及家人“泼赃水”表示“非常气愤”，大动感情，情有可原，毕竟一个权倾一方的权贵家庭一朝破碎，花甲之年成为孤家寡人。他说：“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了。我夫人本来是司法部很早以前认可的律师，在大连期间办律师所就搞得很成功。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人给我们造谣说我们通过律师所挣点钱，就把她的几个分所一遭全关掉了。那是20年前的事。现在几乎在家里边给我做一些家务。对她做出的这种牺牲，我很感动的。有人说我的儿子上名校，牛津、哈佛，那些学费哪来的？全额奖学金，我得说清楚。”

　　薄熙来的这番话很快便被证明是经不住验证的。是他借人民代表的席位为家庭，为妻子、为儿子做了不真实的辩护，犯了中共权贵的通病，当众撒谎。

　　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数名知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王立军称，他曾向薄熙来表示自己认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之后就与薄熙来闹翻了。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王立军还说，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卷入了与海伍德的一起商业纠纷。

　　周二《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牵涉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丑闻的那个在重庆神秘死亡的英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时常为英国一家由军情六处退休人员创办的商业战略情报公司Hakluyt提供咨询。并且从北京的英国人圈子获知此人 “滴酒不沾”。

　　英国卫报深挖出海伍德帮助薄熙来夫妇把儿子送进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法广报道：“薄熙来妻子所执掌的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长期在外资企业的审批、并购、融资等方面拥有大量客户。在华英国商务圈子熟悉海伍德的人，将其描述为，与薄熙来家族关系密切，经常引见并安排相关商务机会。”

　　更多西方报纸挖掘薄熙来所说的薄瓜瓜的“英国全额奖学金”，配以照片证明“这种说法跟这些学校的记录不符，也跟薄瓜瓜的奢侈生活方式不符。他的奢侈生活方式包括为朋友购买成箱成箱的香槟酒，用飞机运送少林寺的和尚到牛津大学的一次派对上表演武术，安排电影明星成龙举办一次讲演。”

　　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6日上午，英国外交部新闻办公室发言人向该报确认，英国政府最近已向中国提出重启调查海伍德死因的要求。

　　海伍德在华的生活也被揭示出来，穿着考究，在多个公开场合十分高调地驾驶着一台阿斯顿·马丁跑车。2011年11月1日尼尔·海伍德参加了由胡润公司所组织的“生活奥斯卡”活动。据公开报道，该活动由音乐、美酒、价值连城的拍卖会所组成。在出席该活动后的同月，海伍德即被发现死于重庆。但是中国传媒一律回避了海伍德的死因。

　　行事低调的总部设在伦敦的Hakluyt发言人表示：海伍德在重庆并不是在做Hakluyt的项目，他拒绝透露海伍德从何时开始成为该公司顾问、是否到死之前都与该公司保持商业关系。

　　当“007”进入薄熙来的“入常杀局”，这部现代大片则平添了莎剧《麦克白》的阴郁与恐怖。

　　薄熙来政治生命因谷开来而终

　　王立军逃馆事件发生之前，谷开来涉嫌海伍德命案一直被隐藏，薄熙来仍旧是十八大入常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根本没有出局迹象。去年年底所传周强接手重庆，也是薄熙来入常，周强入局的合理安排。“薄谷王”事件是中共高层暴露出的最大丑闻，仅用路线斗争根本解释不通，只能解政敌之间的一时之怨气。

　　中共政权六四之后，依靠暴力维稳，能够平稳经历了四届党代会，但是邓小平单纯经济发展的路线，阻止不了腐败的暴虐式发展、阻止不了政府与人民的对立、也阻止不了贫富两极的分化，重庆事变正是这条路线危机的总爆发。

　　值得提一下的是，西方传媒对重庆事变的报道，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习近平出访，一个是胡锦涛出访，如用“阴谋论”，“西化、分化论”遮丑，根本不能令国人心服口服，不如解释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谷开来与王立军事件真相揭示，定会令世人吃惊，这两个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作为一位有抱负的中共强势领导人薄熙来，因包庇亲属和部下犯罪，亲自干预司法，阻挠办案，从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难逃恢恢法网。这种教训，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一党专政体制的。中共每一位大佬，其实都有如此宿命。来源: 北京观察 ▲◆★●■☆


北京出席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公示 于丹入选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31/13578194_0.shtml

2012年03月31日：环球网

北京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将在2012年召开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北京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额为60名（不含中央提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一般不少于32%，比十七大时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工人代表比例要提高到10%（7名含农民工代表1名）。按照中央关于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应多于15%的要求，北京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至少为70名。在代表产生过程中，北京市将对代表人选进行两次公示，并首次通过新闻媒体面向社会公示。

根据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为进一步扩大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中的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确保选好选优，现将于丹等84名北京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的有关情况进行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丹，女，汉族，1965年6月出生，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马辛，女，回族，1959年5月出生，199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王东，男，汉族，1965年8月出生，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宁，男，汉族，1960年12月出生，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

王欢，女，汉族，1962年3月出生，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七条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王永健，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光坤，男，汉族，1957年3月出生，198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党组书记、监察专员。

王自殿，男，汉族，1958年8月出生，200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门头沟区邮政局王平村支局大台邮政所投递员。

王安顺，男，汉族，1957年12月出生，198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北京行政学院院长。

王克荣，女，汉族，1963年7月出生，200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莉娜，女，汉族，1974年7月出生，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技术中心工人，高级工程师。

王晓明，男，汉族，1960年3月出生，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支芬，女，汉族，1955年2月出生，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5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地区(乡)高碑店村党总支书记，高级工。

巨晓林，男，汉族，1962年9月出生，200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高级技师。

见立荣，女，汉族，1957年8月出生，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华阳服装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牛有成，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197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乌云娜，女，蒙古族，1956年7月出生，197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方来英，男，汉族，1957年6月出生，19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厉莉，女，汉族，1978年8月出生，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卢希，女，汉族，1959年10月出生，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叶青纯，男，汉族，1952年4月出生，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央纪委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冯运生，男，汉族，1956年2月出生，198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北京东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吉林，男，汉族，1962年4月出生，198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吕锡文，女，汉族，1955年7月出生，198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朱进，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天文馆党总支副书记、馆长，研究员。

朱利君，男，汉族，1981年4月出生，200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紫竹院公园游船队青年班班长，中级工。

朱善璐，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任晓云，男，汉族，1973年1月出生，200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垃圾粪便清运中心高级汽车驾驶员。

刘伟，男，汉族，1957年10月出生，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书记。

刘宏，女，满族，1970年3月出生，199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首钢总公司技术研究院用户技术研究所焊工，高级技师。

刘林，男，汉族，1972年6月出生，199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刘永泉，男，汉族，1956年11月出生，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龙潭分中心水电维修段段长。

刘志远，男，汉族，1960年7月出生，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刘美莲，女，汉族，1974年1月出生，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第十六车队104路(快)驾驶员。

孙刚，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197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孙杰，女，汉族，1958年3月出生，197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孙素芬，女，汉族，1964年11月出生，199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杜德印，男，汉族，1951年7月出生，197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李明，女，汉族，1958年2月出生，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李士祥，男，汉族，1958年8月出生，198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李久林，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199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东晓，男，汉族，1970年1月出生，200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铁路局北京机务段动车组运用车间副主任。

李银环，女，汉族，1968年8月出生，199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李瑞华，女，汉族，1960年9月出生，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杨斌，男，汉族，1961年12月出生，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主任。

杨艺文，女，汉族，1961年4月出生，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杨凤一，女，汉族，1962年11月出生，199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一级演员。

杨柳荫，男，汉族，1955年8月出生，197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

杨新媛，女，汉族，1978年2月出生，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一层销售部经理。

邱水平，男，汉族，1962年6月出生，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

佟丽华，男，满族，1971年6月出生，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汪先永，男，汉族，1967年7月出生，198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密云县委书记(正局级)。

沙秀华，女，回族，1961年10月出生，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经济师。

宋立滨，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宋鱼水，女，汉族，1966年2月出生，198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张莉，女，汉族，1962年8月出生，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延庆县卫生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北京市延庆县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北京急救中心延庆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张雪，女，汉族，1957年1月出生，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张延昆，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张建东，男，汉族，1962年7月出生，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书记。

陈刚，男，汉族，1966年5月出生，198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陈刚，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

陈颖，女，汉族，1977年11月出生，200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助理兼运动员，中级教练。

林克庆，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

周儒欣，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助理研究员。

房建成，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赵凤桐，男，汉族，1954年12月出生，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

赵津芳，女，汉族，1955年6月出生，197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胡和平，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柳茹，女，汉族，1964年4月出生，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中学高级教师。

侯君舒，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

徐伟，男，汉族，1957年1月出生，200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徐和谊，男，回族，1957年11月出生，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洪，男，汉族，1965年11月出生，198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

郭金龙，男，汉族，1947年7月出生，197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梁克，现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局长。

隋振江，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

彭燕，女，彝族，1974年6月出生，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副处级检察员。

董志毅，男，汉族，1962年8月出生，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韩子荣，女，汉族，1964年3月出生，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书记。

傅政华，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焦若愚，男，汉族，1915年12月出生，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参加工作，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府原市长。

鲁炜，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199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鲁勇，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鲍洪飞，男，蒙古族，1965年9月出生，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6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党总支书记、主任，高级经济师。

公示时间：2月28日至3月5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品德作风、工作业绩、参政议政能力及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

市委组织部联系电话：12380转963089416(传真)

联系地址：东城区台基厂大街3号北京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邮编：100743)

网上举报：北京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http：//www.bj12380.gov.cn)

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特此公示。(政府网站)


鲜粮食援助：填不满的无底洞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837

   2012-3-30：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再次将朝鲜列入粮食短缺国家名单。FAO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虽然去年朝鲜谷物产量有所增加，但受到经济衰退、农业机械设备不足等因素影响，朝鲜粮食仍然严重短缺，因此决定再次将朝鲜列入“面临粮食危机的全球34国”名单。报告称，去年朝鲜谷物产量同比增加8.5%，达466万吨。考虑到朝鲜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74公斤，朝鲜的粮食需求量约为540万吨，因此朝鲜的粮食缺口总量预计达74万吨。

　　事实上，国际社会自1995年对朝鲜实施援助以来，已经向朝鲜援助了超过1200万吨的粮食，以减轻朝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90年代中期，严重的饥荒曾夺去60万至300万朝鲜人的生命。时至今日，平壤已经成功地保证了相当数量的粮食从国际社会流入，除了2006年和2008年外，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粮食援助都超过了40万吨每年。

　　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8年间，中国是对朝鲜粮食援助的最多的国家，占全部援助朝鲜总粮食的26.9%，其次是韩国的26.5%，之后是美国和日本。1995-2009年间，中国已援助朝鲜超过345万吨粮食。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并不通过第三方，而是直接交给朝鲜政府，中国也没有建立任何机制来监督援助朝鲜的粮食流向。而美国则是通过粮食计划署（FAO）来援助朝鲜最多的国家，美国对其食品援助90%以上是通过世界粮食署分配的。自1996年实施以来，美国已向朝鲜派出超过200万吨粮食援助。由于朝鲜人口8成以上无法获取配给粮食，更有约有30%的国际援助被朝鲜的“精英阶层”截留且转运至粮食黑市，因此对捐助的粮食在朝鲜的流向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怀疑也比比皆是，有人认为平壤曾实施多次粮食欺骗，粮食主要掌握在该国的军事和政治精英手中。去年，朝鲜更是削减了40%的粮食进口经费，但在弹道导弹计划和奢侈品进口上却没有削减开支。有人认为，只要朝鲜领导人愿意购买，朝鲜并不至于粮食短缺到如此地步。尽管如此，即便国际社会有9999个理由不对朝鲜进行粮食援助，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加上不采取行动进行救援的代价有可能比被欺骗来得惨重，因此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仍会流入朝鲜。来源: 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