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香港经济日报：高官频出事　彻查挽香港声誉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昨因涉嫌贪污而被廉署拘捕。

　　中评社香港2012年3月30日电／香港经济日报30日发表社评说，廉署昨拘捕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富商郭炳江与郭炳联，震惊政商两界。特首曾荫权与其先后两位第二把交椅许仕仁与唐英年，涉接受款待、贪污及僭建等不当甚或违法行为，均须严正彻查、修补体制漏洞，力挽香港受创声誉。

　　社评说，政坛与商界昨天大地震，因在香港曾位居一人之下、万官之上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与本港四大地产财团之一的新鸿基地产，其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两位超级富豪，三人昨因涉嫌贪污而被廉署拘捕。

　　特首政务司长　纷爆违纪风暴

　　社评说，外界暂无法得知他们所涉案件内容，惟此是香港开埠以来，涉及政府最高层、商界最重量级人物的涉贪事件。事件如何发展，还待观察，惟此事加上之前一连串有关最高层官员的丑闻，对本港声誉与政府管治的打击绝对沉重。

　　事情确叫港人难堪，本港最高领导人特首曾荫权被揭接受富豪款待，被疑不懂自律，他治下两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与唐英年，又分别爆涉嫌贪污、僭建风波。

　　社评说，市民不禁要问，究竟现任政府团队发生什么事情，竟如此不自爱、不自律，更担心香港国际先进、廉洁都会的声誉蒙污，港府的管治威信进一步下滑。
 
　　连串事件已对本港造成严重伤害，要减低创伤，必须做好两件事。

　　其一，严正彻查有关事件。不论是曾荫权受富豪款待、唐英年僭建、许仕仁涉贪，港府必须确保廉署与有关部门不受任何力量影响，既不因涉事者位高权重财多而松手，亦不因事件高度瞩目而过苛，以彰显本港执法与司法的公平公正，力挽廉洁声誉。

　　其二，本港行政机关最高层人士接连出事，不论是现任特首曾荫权抑或候任特首梁振英，都必须检讨现行监察与规管高官的规章制度，是否存在漏洞，此包括行政机关自我监管，与立法会和社会监察如官员申报制度等，有否需要收紧，若有需要则如何加强规管，务使官员在阳光下行事。

　　严查兼补漏洞　捍卫核心价值

　　犹幸的是，这次廉署拘捕事件向各界包括国际社会凸显，在香港不论官至多高、权有多大、财有多厚，只要以身试法，本港执法部门都无畏无惧依法调查、拘捕，一以贯之捍卫本港珍而重之的廉洁、法治等核心价值。

　　社评说，香港素以廉洁自豪，港府最高层的连串事件，实在令市民震惊与痛心，重新扭紧港府高层松懈了的监管制度与自重、自律精神，已刻不容缓，此绝对是现任与候任政府不可推诿、拖拉的重责。▲◆★●■☆


据称俄罗斯有意与中国结成统一反导阵线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_03/29/13539813_0.shtml

2012年03月29日 凤凰卫视：周四，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长格纳申科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发出邀请，俄方将在5月3日至4日在莫斯科举行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国际会议，包括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已确认参加会议。届时，俄方将向世界各国专家展示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新一代反导系统。

主题为“新安全空间形成中的反导系统元素”的国际会议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会议将从纯军事角度探讨建立国际性反导战术平台的可行性和技术条件。

此前，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表示，本次会议将集中对世界上现有的导弹威胁进行客观分析，并对可能威胁到欧洲的导弹糸统进行战术技术特点的评估。

安东诺夫强调，在会议中俄方还将向参加导弹防御系统会议的外国与会者展示莫斯科郊外的新一代反导系统。

为此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也指出，举行这种论坛的实质性意义在于：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拦截它们的设施正集中到俄罗斯边境线上，这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而导弹防御系统巳成为一些主要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俄军事专家表示，在五月的会晤中，包括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伊朗、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将出席大会。

据悉，今年2月14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萨柳科夫上将率团访问北京，俄方有意与中方结成统一反导阵线，共同应对实时的威胁。凤凰卫视 卢宇光 莫斯科报道 ▲◆★●■☆


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谜
http://bbs.wenxuecity.com/wsj/4885.html

      华尔街日报 2012-03-28：  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
 
本报“中国实时报”栏目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我报记者是否为了探得内幕消息而塞给他一个装有不连号的百元人民币旧钞的红包，这可不好说。)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

魏德安：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

 魏德安：“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

《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

魏德安：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

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

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

《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魏德安：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

《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魏德安：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

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

魏德安：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

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

《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魏德安：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

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

魏德安：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中文网络版供稿并保留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突然不赴博鳌 黄奇帆遇变转低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821

     2012-3-29：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前夕，原定与会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突然从官网名单中消失，引发外界猜测。以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为起点，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为拐点，重庆自上而下开始了一场人事“大换血”，而直至目前主要涉事人黄奇帆虽未见“职务调动”，但外界预料其处境亦岌岌可危，黄奇帆此次临阵收势不再出席博鳌是否与其目前的处境有关，引人遐想。

　　在博鳌论坛新公布的名单嘉宾名单中，原本出现在省部级官员名单的“黄奇帆”已不见踪影。报道称，届时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刘明康、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郭庚茂、台北市市长郝龙斌等51名部长级官员将参加年会。

　　有分析认为，黄奇帆目前在重庆的处境颇为尴尬。作为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的经济干将，黄奇帆深感薄熙来知遇之恩，在重庆干得极为卖力，并自称与薄熙来配合得极为默契“如鱼得水”。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黄奇帆也一应为此周旋，甚至亲赴美领馆游说王立军。但据多维新闻此前的报道，在两会前夕黄奇帆抢在中央定性前，擅自接受港媒凤凰网采访，为重庆辩解，首次公开承认是川警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令中央高层领导“极为震怒”，这位政治局常委要求相关部门通知凤凰网高层，责令立刻撤销这报道并消除影响。

　　两会结束后重庆情势急转直下，薄熙来被免职杳无消息，而新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一再强调重庆必须与中央保持思想统一，各级官员也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被更换，有猜测称到5月份重庆党代会换届选举后重庆官场或将彻底“更新换代”。

　　自3月15日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接连传出人事变动。15日当天中央组织部证实，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何挺拟调任重庆市副市长。3月23日，何挺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批准任命38个区县检察长，“文强案”、“谢才萍案”、“李庄案”公诉人么宁被免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员职务被任命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与此同时，3月21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于3月21日被带走调查；3月27日来自宁夏的徐松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陈存根不再担任市委常委……

　　这无疑会使自觉本就与薄熙来“穿在一条绳上”的黄奇帆如坐针毡，不得不在薄熙来下台后迅速调整站队，向中央、向张德江表达“忠心”。

　　此次黄奇帆突然消失在博鳌与会者名单中未知是否与此事件有直接关联。但据曾经曝光接受薄巨资与美女的文人名单的中国访民推特大同盟临时召集人樵夫引述重庆消息人士爆料，重庆市长黄奇帆已觉察到自己的职位将会被拿掉，整日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多次在参加会议时，突然语无伦次，文不对题地发表揭发薄熙来的讲话，甚至于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不像以前一样，对相关数据如数家珍，而是常常胡言乱语，甚至于发呆，或破口大骂薄熙来害人不浅。

　　消息还称，重庆市长黄奇帆已被要求“边工作边反省”。对此黄奇帆表示非常感谢中央给他的机会，一定会努力工作，并继续揭发薄熙来王立军的罪行，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日前重庆市政府调整主要领导职责分工，黄奇帆依旧以重庆市市长身份主持市府全面工作。来源: 多维


中共将推“一二共识”更新“九二共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822

   2012-3-29： 两岸2012新共识出炉。有迹象显示，中共将力推“同属一中，共趋一中”的两岸新共识。而此“一二共识”或会取代以往的“九二共识”成为指导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准则。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28日指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22日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并形成五个主要成果，双方并达成两岸同属一中的新共识。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九二共识”的形成各有解读并不规范，在台湾岛内产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其认受性受到干扰。而大陆国台办王毅2011年就曾表示大陆有以新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的意愿。加之此次台湾大选前后，“九二共识”已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进一步的“聚同化异”台阶上，中共将力推两岸明确体认“一中”并愿为最终达到“一中”的“一二共识”，将两岸关系及未来发展用一中框架牢牢定住。而对在一中框架下“两区”、“四区”等建议都可纳入讨论的范畴，并非目前重点。

　　九二共识难化异 修正势在必行

　　“九二共识”是由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在2000年提出，用于概括海峡两岸政府授权的非官方组织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与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2年会谈中就“一个中国”问题及其内涵进行讨论所形成某种口头共识。

　　当时，海协会和海基会对于“一个中国”问题的表述是不同的，但最终又互相默认了对方的表述方式。海协会的表述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的表述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

　　因此，它是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经由口头协商而逐渐形成的不成文默契，而且此默契也未形成严谨的正式官方协议。由于是经由两个非官方组织（海基会与海协会）口头协商形成的共识，双方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又有所不同，因此容易产生许多争议。事实上，台湾泛绿阵营也以此多次质疑“九二共识”，并试图以“台湾共识”与其对撼。

　　可以说，九二共识虽然在以往维系两岸和平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本身并不严谨规范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两岸关系蓬勃发展的需要。大陆认为，特别是在解读上留下了“各表”的分裂漏洞，在今后的“化异”上难以使上力。因此修正“九二共识”形成两岸新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就势在必行了。

　　王毅在美已为“新共识”探路

　　正是由于大陆看到“九二共识”的不足，所以国台办主任王毅2011年就曾表示可以同民进党在一中基础上达成新共识。因为大陆认为未来只有将“九二共识”的重要内容以一个相对正规的方式明确下来，抑或以另一个更好的协议取代，才能成为大陆和台湾交往的牢固基础，而不会因政党轮替被全盘否定。

　　王毅在2011年7月底访美时提出，如果民进党认为“九二共识”是国共妥协的产物，不能接受，那么北京愿意在一中的框架或格局下，与民进党讨论另外一个可以取代“九二共识”的新共识。

　　不过蔡英文回应说欢迎王毅与民进党谈“九二共识”以外的共识，但是不能接受有关一中的政治前提。也许是因为对蔡英文的回应感到失望，也许是因为测试民进党态度的风向球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国台办的立场立即回归“九二共识”。

　　以上表达在当时虽然较多的是出于为“统战”民进党，但大陆寻求两岸新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的想法已成型，努力亦并未停止。大陆2012年对台工作会议认为，“下一阶段要巩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框架，努力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此意味着未来两岸交往的政治成分会逐步加强，一中“框架化”将成为大陆主推的对象。

　　“一二共识”出炉 两岸关系定格“一中框架”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胡锦涛22日与吴伯雄就如何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入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会见形成五个方面的主要成果，亦被称为“重要共识”。一是，双方都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得到两岸同胞普遍认同，值得共同珍惜与巩固。二是，双方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努力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三是，双方都认为，双方就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形成了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海峡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对于异的部分搁置争议。四是，双方都认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同于“台独意识”。两岸同胞应共同传承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子孙后代都以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为荣为傲。五是，双方都认为，应当继续推进两岸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使两岸同胞在经济合作中增加共同利益，在文化交流中增强精神纽带，在直接往来中增进彼此感情。

　　此次双方达成的“一二共识”可以概括为两岸“同属一中，共趋一中”。大陆的表述显示，两岸和平稳定需要珍惜；而两岸的和平发展应开创新局面；两岸同属一中已是明确的共识，“爱台湾”不应是搞台独的理由；而文化、经济、感情上的联系和沟通是趋于一中的重要条件和前提。此次会晤虽然是国共两党，但大陆认为，由于国共目前都是执政党，因此是推出新共识的较佳时机。

　　经过台湾大选，大陆方面已经确信，两岸和平发展稳定大局已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认同，因此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出“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趋一中”的“一二共识”已水到渠成。中共将力推“一二共识”，用两岸共同认知的“两岸同属一中”将一中框架牢牢钉死，而对在一中框架下“两区”、“四区”等建议都可纳入讨论的范畴。而不管是哪种名称，核心只要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确立下来，制度化，两岸未来的交往就有了真正的基石，也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更深入的政治领域协商。来源: 多维


平壤何故厚华府而薄北京？
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uelitai/detail_2012_03/29/13535476_0.shtml

2012年03月29日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薛理泰
 
核心提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平壤却还是一仍旧贯，对北京决策界视若无人。平壤宁可将发射卫星的绝密事项事先通报美国人，却对中国人守口如瓶，即是一例。不仅止于此。过去，平壤做法一贯如此。远若朝鲜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秘密以及生产出武器级金属钚，近如朝鲜已经拥有生产浓缩铀的新型离心机庞大机群，平壤都是最早通报美国的，而中国是在事后才从美国人那边获悉相关资讯的。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于26日至2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首届核安全峰会在2010年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韩国总统李明博、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印度总理辛格、泰国总理英拉等53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了峰会。首尔峰会作为华盛顿峰会的后续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核安全的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等议题。

报载朝鲜已经在核峰会期间将三级运载火箭“银河3号”运送到发射场地，看来下月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地球观测卫星是势在必行了。朝鲜中央通讯社21日曾经表示，核峰会在韩国举行是愚弄国内外舆论之举，还提出警告，如果在核峰会上就朝核问题发表声明，朝鲜将视其为对朝鲜宣战。似乎核峰会不太可能在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直接点名批评朝鲜，可是，在会议期间，相关国家领导人在双边或多边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谈及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发射卫星之举。

果不其然。25日，奥巴马视察了“三八线”韩方一侧的美国驻军。他在发表对朝鲜问题的看法时，不仅强烈谴责了金正恩政府，警告朝鲜下月发射卫星运载火箭以后必将面临新一轮的制裁。

奥巴马在出席核峰会期间，还批评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根本不管用”。他表示，“我曾经反复对中国说：奖励不良行为、对蓄意挑衅视而不见、试图掩盖挑衅性言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极端挑衅性行为，很明显无济于事”。他建议中国，今后与朝鲜沟通的方式应该有助于促使朝鲜的行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奥巴马声称将对朝鲜启动新一轮的制裁，看来不是虚声恫吓，而是会履及剑及的。相关国家还是“未雨绸缪”，及早作好准备为妥。

另外，从平壤将发射卫星的决定知会相关国家时给予区别对待的举动上，可以省悟到平壤的做法是厚华府而薄北京。实际上，薄北京而厚其他外国，乃是平壤的一贯做法，可以上溯至半个多世纪前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掌权的年代。

平壤在3月16日宣布将于下月中旬发射卫星。据日本媒体报道，朝方早在去年就向中方通报了此项决定。3月22日，中国外交部向环球网证实，称日本媒体该项报道“毫无依据”。

朝方发射卫星的决定对中方三缄其口。然而，据报载，华盛顿一位消息人士3月20日透露，在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日去世之前三天，亦即去年12月15日，朝鲜就向美国通报了卫星发射计划。当时朝方将定于下月发射卫星的决定，通知了一个美国民间组织（NGO）有关人士。该有关人士当即向朝方表示，“在我看来，奥马巴政府会把发射卫星当作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接着，他将同平壤当局协商的具体情况报告了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回忆当年金日成策划与南方发生战争时，其整体战略规划及详细的具体战役方案，巨细不遗地对莫斯科和盘托出，却对北京刻意隐瞒，闯下了弥天大祸，转头又要中国为之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结果闹得毛泽东有苦说不出，十分恼火。

1957年7月5日晚7时许，毛泽东在杭州汪庄靠西湖边上的会议室接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一行，由阎明复任翻译，田家英任记录。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早上3时。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初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他的表态说明了北京领导人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作出的结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平壤却还是一仍旧贯，对北京决策界视若无人。平壤宁可将发射卫星的绝密事项事先通报美国人，却对中国人守口如瓶，即是一例。不仅止于此。过去，平壤做法一贯如此。远若朝鲜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秘密以及生产出武器级金属钚，近如朝鲜已经拥有生产浓缩铀的新型离心机庞大机群，平壤都是最早通报美国的，而中国是在事后才从美国人那边获悉相关资讯的。

多年来，中国为了确保朝鲜安全和富强，一贯给予安全承诺和经济支助。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是朝鲜的最大的支撑，从朝鲜获得的政治待遇却尚不如朝鲜最大的假想敌。此无他，在朝鲜党、政、军主流的潜意识里，真正的假想敌是另有所属的。

在朝核问题上，许多中国网民放言高论，似乎中国应该为了朝鲜不惜再次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之所以如此，说穿了，不少人或者对历史不熟悉，或者自以为在战祸爆发以后本人及其家人是不在“牺牲之列”的。▲◆★●■☆


寻找撬动新一轮改革的支点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028785.html

2012-03-28：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踯躅不前的中国改革事业来说，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一．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财税、金融、资源环境、文化、科教卫社会事业、行政、城乡发展、外经各项体制及综合配套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并确立了牵头和负责的相关部委。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它对铁路管理体制、国家机关公车等一年来民意聚焦的问题均作出了回答。

    虽然看起来如此重要、宏观和面面俱到，但这其实只是国务院每年都要照例批转的一个常规性文件。若拿今年3月18日转发的这个《意见》同去年5月28日转发的《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相比，有心人一定会发现，除了台头几乎一模一样外，两份《意见》开头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与结尾的总结要求在文字上亦大同小异；如果再回头审查过去5年里每一个《意见》的最终落实情况，我们多半会相当失望。这亦凸显出推动中国改革之难。

    但今年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眼下正值小平南巡及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近来民间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中央高层也频繁反馈以热烈响应——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新年以后在多个场合一再公开表达了推进经济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大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切感。加之不久之前相继曝光的广东“乌坎事件”与重庆“王立军事件”及其解决模式、并由此折射出来的对“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迥异思考和回答，都为国家的政治生活营造出一种久违了的活跃——甚至有些躁动——的鼎新革故氛围。许多开明人士也冀望能够一鼓作气，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将中国改革推入“第二春”。

二．

    然而，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并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简单概括：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大量制约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但分歧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怎么改？改革的轻重缓急和先后秩序如何确定？……面对所有这些棘手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像30多年前那样能够轻易地取得共识。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南辕北辙、甚至尖锐对立的答案和争论，足以使亟待推进的改革长久停留在原地踏步。

    许多人于是呼吁，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但我以为，如果把所谓“共识”理解为在上述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这个共识恐怕永远都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在今日中国，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敌人，如当年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的“极左路线”；也缺乏共同的目标，如当年令全国人民向往的“温饱”和“小康”（还记得“三大件”吗？）——许多人在许多年以前就实现了“小康”，一些人如今甚至已是巨富。因此，现在和今后的改革共识，大概只可能存在于模糊的大方向上——例如，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等等。

但这仍然不足以直接回答“如何启动下一步改革”这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我主张，当下亟需的是寻找到一个新支点，就像当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文革时期国家宣传机器动员政治运动时常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纲举目张”，改革时代其实也一样。系统性的改革应当像化学中的连锁反应，经由这个支点，一个改革撬动下一个和下一系列其他改革，直至最终完成全方位、整体性的变革。

三．

    很显然，这个支点本身应当是经济性的，这是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照此标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政府财政预算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了，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差不多就等于管住了政府本身；而管住了政府，则就基本上自然消除了社会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如此。

所以西谚有云：“悠悠万事，惟税为大。”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议会——英格兰议会正是因税收和财政的分歧而诞生的，而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会两党的争吵也主要集中在财税问题上。就中国未来而言，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公众能够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充分知情并行使真实而有效的监督权，则必将对政府行为、人大代表选举、国有企事业监管、新闻监督与言论自由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预算民主的操作路径很简单：惟“公开”二字而已。就此意义来说，温家宝总理去年起亲自督办的国务院各部位公开三公经费，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接下来不仅是三公经费，还应当将这种公开推开到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一言以蔽之，政府收进来和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让纳税人清清楚楚。

四．

    按照许多有识之士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共识难以取得，动力日益衰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应当看到，它们本身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就的。在改革之初，这些群体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所谓“发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如何“切蛋糕”——“分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 “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的持续最大化。

    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权益则因为他们无权无势、缺乏基本的话语权而被漠视和损害。因此，如果想要为改革重新注入动力，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帮助他们将自身的诉求转化为切实的博弈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实上很可能恰恰相反，它要求政府少做或不再做什么——只要在社会管理层面逐步放开各种民间自发团体的设立和监管，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年以来，广东省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可喜的尝试。可以想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严厉管制，降低它们的门槛，允许民间自发成立各类社会组织，在当下并不会对任何一种依靠政府行政壁垒维护的既得利益造成直接的冲击，因而几乎不会遭到什么团体和个人特别强大的反对。然而，一俟这些不受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发育成长起来，它们本身也会成为具有足够博弈力量的“利益团体”——由100个会员组织起来的四川建筑工人同乡会在与雇主和政府谈判时，其议价能力毫无疑问比100个互相不认识的分散的四川建筑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而随着各种类型、性质、规模的自发社会组织纷纷茁壮成长起来，那么，目前社会上那些掌握了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的肆无忌惮的强势利益集团今后的行为恐怕必将受到有力的束缚。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也并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它们的目标大多只是追求某一种微观的、单一的经济利益。然而，组织性质的非政治性并不妨碍它们在追求各自具体和独特目标的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发挥有力的制约功能。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过去人们常说的“增量改革”，是指在不触动既有体制的前提下在它之外另做出一块蛋糕，最终由于增量越来越大而逐步“覆盖”掉体制内的“存量”。而像放松社会组织管制这类改革，也不会直接损害到现有体制之下的既得利益，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做大增量”，而是通过在既有体制框架内扶持弱势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来促进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

五．

有些人经常忧心忡忡地说，蛋糕不可能永远做大下去，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是正确的，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政治力量来重新规划、进而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补偿另一部分人。事实上，这样强制推行的改革既阻力重重，一般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利益格局的调整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帮助一部分人增强博弈力量、进而让他们自己去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时下许多人一提到“利益集团”就反感，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存在太多太强的利益集团，而是相反——中国的利益集团还不足够多元、还没有公开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地不平衡——只见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张而听不到弱势利益集团的呼声，因而在各种法律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形不成真正公平透明的博弈。

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顺利、平稳、有序地推进改革，放开乃至求助于“民间社会”，是必须要迈出的关键一步。没有一个拥有强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中国未来必将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将会非常叵测和险恶。

写到这里，或许有必要特别指出一下我个人最反对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它看来，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现状，一切局部的、枝节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它怀着一种“这是最后的斗争”的理想情怀，试图为未来描绘一幅完美的蓝图，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看起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全局性方案，并规划详尽的实施战略和步骤……一旦这种思维模式遇到适合的社会土壤，再度发酵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语境，那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未来，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将被彻底葬送。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现代中国人留下了些什么的话，这应该就是最宝贵的教诲。古往今来一切成功而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从来都不是哪个先知在书斋里根据什么“主义”事先规划出来的，相反，它们都是从看似枝节性的修修补补出发，一点一滴积累演化而来的。

六．

    作为推进下一步改革和谋划更长远的变革的另一个补充环节，我还认为，应当适时恢复在改革开放前半程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国家体改委那样的机构。事实上，不少分析人士正确地指出，过去10年来改革之所以陷于停滞，与体改委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于2003年的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实权在握的发改委有很大关系。过去的体改委基本不具有国务院其他部委所拥有的政策审批权，作为一个为改革出谋划策和设计方案的“半智囊”机构，其自身相对超脱，因而比较容易做到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它出台的政策也被认为更具全局考量、更着眼于长远。未来的中国改革必定需要诸多更深刻的“顶层设计”，类似过去体改委的独立机构将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需要更广泛和全面变革的新时代，简单恢复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旧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改革形势之需，因为该新机构的职能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亦非国务院职权所能涵盖。依我之见，在最合理和最高效的架构下，新的改革政策设计机构应当隶属于中共中央，其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例如现有的纪委。未来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中共中央体制改革委员会”，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如此，则未来的改革事业庶几既能够稳妥可控，又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劫持。

作为一个一贯主张分权和放权的自由宪政论者，以往我几乎从不主张（而且几乎总是坚决反对）为某一特定社会目标新设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但改革必然要动到人们现有的“奶酪”，因而其政策的设计和推动需要有超然于现有利益格局之外的“旁观者”。这就呼唤一个类似于体改委这样的部门——我们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管制能力而呼唤它，而是因为它自身有可能不陷入既得利益纷争而期待它。▲◆★●■☆

    写于2012年3月22-24日，2012年3月28日发表于FT中文网。见网标题：中国改革的新支点；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