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上将直言不讳：研新轰炸机就是轰炸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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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 2012-03-09 美上将直言不讳：研新轰炸机就是轰炸中国的(图) 环球时报

     超越B2的下一代隐形轰炸机

    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轰炸机群，但在2013财年军费预算需求中，五角大楼依然划拨专款用以研发新型隐形远程轰炸机。据美国《华盛顿时报》7日报道，美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专门解释发展这种新型轰炸机的理由。他直言不讳地声称，美空军发展新型远程轰炸机，就是“着眼于确保能穿透中国的防空网络”。他还声称，新型隐形轰炸机将是美国着力打造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道称，施瓦茨在与记者茶叙时透露，美空军需要新型轰炸机来撕裂中国的防空网。他表示，由于中国在东部沿海省份建设有世界最好的防空网，伊朗也在核设施等重要地区部署一体化防空体系，“它们建设防空网就是因为感觉到这是自身的薄弱环节。”施瓦茨认为，这充分表明，美国空军需要着力打造能够发动远程打击的隐形轰炸机。施瓦茨还指出，新型轰炸机是五角大楼正在发展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对付中国不断发展的具有挑战性的军事能力。

     美军现役的B-2隐形轰炸机。

    施瓦茨的这番言论代表了美空军对轰炸机力量的一贯看法。从目前美空军的轰炸机机群来看，其拥有B-2隐形轰炸机、B-1B和B-52战略轰炸机，足以对他国目标发动致命打击。但美军内部分析认为，现有轰炸机大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难以适应未来战场需求，在中俄等拥有强大防空体系的国家面前，美国轰炸机可能将无用武之地。因此，发展新型轰炸机成为美国未来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项目。目前美空军已对未来轰炸机提出明确需求：一是可从美国本土发动远程打击，解决中俄等潜在对手周边缺乏安全的起降机场和实施纵深打击问题；二是要具备先进的隐身功能，以便渗透大国的防空网而不被发现；三是要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以快速交战、迅速制敌、及时脱身，实现全球快速打击。

    施瓦茨之所以要将远程轰炸机与“中国”和“空海一体战”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两者已成为美国各军种争取军费的理由。他和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联合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研发理念：即通过对敌人军事系统重要关键节点实施“网络化、一体化的深度攻击”，来“扰乱、摧毁并击败”对手。为实现美空军和海军装备之间的网络化和一体化，美军正在大力发展新型数据链来实现海空军装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据美空军副参谋长赫伯特·卡莱尔中将介绍，为保证安全，F-22和F-35战斗机使用的数据链只能在本机型之间实现联通，更不要说与海军装备链接。卡莱尔表示，未来该问题一旦解决，美空军的F-22战斗机可以利用自身的隐身优势渗透进入对手境内，详细定位打击目标信息，然后通过数据链将信息传回“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由后者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F-22甚至还可通过数据链与飞行中的“战斧”导弹进行联系，实时修订有关打击目标的坐标信息，提升打击的精确度。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日称，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战备分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兰迪·福布斯声称，面临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国会必须给国防部发展“空海战斗概念”提供充足的拨款。福布斯认为，未来美海军应当发展新型舰载侦察和打击无人机，能够在1500海里之外打击目标，这样美海军航母就可在远海展开行动，抵消中国发展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优势；水面舰艇应实现对空防御和对巡航导弹防御的一体化，加强对中国海军进攻性武器的防范能力；对于空军而言，除发展新型远程轰炸机外，还应考虑重新开放F-22战斗机的生产线，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多的空优战机数量；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关注反卫星能力，美空军应当探讨增强太空力量冗余度和生存能力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以保持制太空权。▲◆★●■☆


袁隆平质疑转基因粮食 希望年轻人能亲身来试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65

   2012-3-13  作者 : 李妍 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82岁高龄的他手舞足蹈地谈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等问题，并称待自己成“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不是小白鼠”

　　82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是“80后”。他说，等自己成了“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月4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在铺着地毯的套间里，“80后”袁隆平光着脚，扑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资料里，手舞足蹈地讲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问题。

　　直言不讳的袁隆平并不担心自己的言语会“得罪人”，“我怕什么，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补石油不如补农民

　　今年两会，袁隆平的提案是《关于粮价的建议》。提案上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只有7.5元。

　　“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袁隆平激动地说，“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

　　从2010年起，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他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

　　袁隆平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被突破的可能。“现在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最让袁隆平担心的还是粮价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一方面，粮食价格一旦上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大家都说粮价涨不得。”但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果由政府来补贴其中的差价，就能“两头兼顾”了。

　　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袁隆平第二个发言，“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这非常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

　　虽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力求“惠农利农”，扶持和完善农业发展，但袁隆平认为，“力度还不够大，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根据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按田亩算补贴，是很不合理的，高产田与低产田没有差别，不种粮的田地也能得到补贴，甚至抛荒田也能得到补贴，这样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大家都不好好种粮食了。”

　　“国家每年拿上亿的钱来补贴石油企业更不合理。”袁隆平对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贵，都是高价、高利润的垄断企业，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开小车的人，哪里还需要国家的补助呢？国家补贴他们干什么？为什么不拿这个钱来补贴农民呢？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得了100块钱，就是很多有钱人的两包烟钱。”

　　有人提醒袁隆平，为农民争取补贴可以，但是不要“抨击”别人，但袁隆平还是直言不讳，“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90后”的1000公斤目标

　　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级稻百亩试验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亩产926.6公斤。“这不算啥子，等我变成了‘90后’，亩产1000公斤一定能实现。”他使劲地挥挥手，并不满足于这个数字。

　　袁隆平的目标很清晰，“希望今年达到940公斤至950公斤，明年970公斤至980公斤，再有一年，力争达到1000公斤，从科学上讲，杂交水稻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安徽省六安市很重视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现在已经选定了3个百亩千公斤攻关片。前两天我派了几个助手、也是专家选了几个品种过去，帮他们策划，肯定能搞出来。”袁隆平说。

　　袁隆平笑称自己是“80后”，尚且年轻，等再过几年到了“90后”，“那家伙更厉害。”“我管这叫‘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走’，大家一齐努力。”

　　2011年初，袁隆平就与黑龙江农垦集团开展合作攻关，计划在2015年培育出比当地祖代品种单产高15%左右的寒地杂交粳稻品种。“我们计划是通过2011年到2015年的联合攻关，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平台，培育出来强优势杂交粳稻品种，如果研究出来了，‘北大仓’就又屯上粮了，我们的国家储备就不愁了。”袁隆平高兴地说，“我们在加劲儿呢，这一天一定会早点来到。”

　　人民不是小白鼠

　　2月21日，两会前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这次表态被视为“转基因争议”的一次里程碑事件。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

　　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转基因有两派，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我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说，“反对派的道理在于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怎么办？会不会威胁健康？”赞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们解释说，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仍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表示，“从科学的角度，转基因是发展方向，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袁隆平一直笃信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

　　两会前，厉以宁、钟南山、袁隆平等国内著名的院士曾集体发出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两会期间，这一倡议又出现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之中。

　　据了解，“中国生命科学学会”是一个汇聚了众多领域顶级专家的“智库”，主要目标是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智力支撑，被称为“混搭型高级智囊团”。

　　“我是一个研究农业的人，农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袁隆平介绍说，他的倡议与中国“吃饱饭的问题”紧密相关。“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了，但潜在的危机仍然严重。”

　　按照袁隆平的估算，“我们这样的一个13亿人的国家，不久将变成14、15、16亿，而国家的土地却不会再增加，按目前的发展水平，人口压力越大，农业供给的压力越大，因此，人要吃饭，只能依靠进口粮食。”

　　一旦依靠进口，中国便丧失了粮食安全上的主动立场。“小国依靠进口粮食还没什么大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始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足够粮食，别人就会掐住我们的脖子。”袁隆平对此很担忧。

　　因此，袁隆平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对粮食问题进行战略层面的研究，比如，如何加大国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如何提高我们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水平，如何提高我们的粮食产量，保证供给，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等，都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有更全面、更准确、更清晰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现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治病虫害、增加产量，农药与化肥被广泛使用，甚至是滥用，已经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袁隆平看来，这种滥用“简直就是给耕地下毒药”。

　　另外，家禽、家畜的传染病，如禽流感、SARS等，已经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命的重大传染病。“怎么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怎么控制人口的增长？怎么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多领域的专家好好坐在一起商量出个对策，并且递交给中央，为国家出力。”

　　袁隆平期望着，“中国生命科学学会”能尽早获批成立，成为他“大器晚成”的重要一步。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


孟学农：躁动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67

  文章提供 于 2012-3-13 2:56:7 (北京时间: 2012-3-13 14:56:7)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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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表示，“现在说躁动，真正躁动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政府官员”。孟学农说，官员躁动跟现行的体制设计有关，所以有些官员面临三年不升迁的时候有些心理躁动。

孟学农在发言。本报记者张斌摄

　　昨天，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召开小组会议和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安顺表示，“两高”应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敢于担当、公正执法，不为社会舆论环境所左右，处理好社会舆论和公正执法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则建议，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应该设立专业的职级序列。

　　王安顺：信息公开切实回应社会关切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安顺表示，随着广大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加深，执法司法的环境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司法个案容易成为舆论焦点。他建议“两高”加强对各级法院、检察院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的培训指导，完善信息公开、新闻发布公开等政策制度，切实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关切。

　　同时，王安顺称，在信息化及开放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对政府各个部门提出挑战。在应对这种挑战的同时，也要敢于甘当、敢于负责、公正执法，不为社会舆论和环境所左右。

　　“特别是在审判一些案子的时候，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社会舆论、方方面面对司法机关增加了很多的压力。”王安顺表示，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是要公正执法，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来处理好社会舆论和公正执法两者的关系。

　　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

　　王安顺还提出，有序的社会管理、完善的社会服务是减少矛盾、增进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减轻司法办案压力的重要外部环境。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与社会管理不仅是党和人民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更是应对当前办案压力、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切入点。

　　近些年，“两高”在推动全国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上出台了很多举措，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希望进一步加强整合和统筹，推动各级法院、检察院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化解矛盾等工作中，充分发挥执法办案的导向作用，积极运用好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手段，努力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孟学农：希望法官提高素质不要躁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表示，“现在说躁动，真正躁动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政府官员”。孟学农说，官员躁动跟现行的体制设计有关，所以有些官员面临三年不升迁的时候有些心理躁动，“但我特别希望两院不能躁动，法官不能躁动。”

　　孟学农举例说，去年某省判了一个案子，当时高院给判了一个死缓，舆论很大，最后又收回来了，改判了死刑。孟学农说，如果一个案件老是发回重审或者高院再审，对司法体制有影响，建议最高法要提高法官的素质，特别是依法办事，不要急躁。

　　说到法院执行问题，孟学农表示，法院应该是中立的、独立的，希望我们的法律体系不要形成“公安做饭，检察送饭，法院吃饭”这样的结果。

　　提到公民法律素养，孟学农建议，必须从基层抓起，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抓起。现在很多法规比如说禁烟、禁塑，执行起来都是“集中式”、“运动式”、“消防式”的执法，缺乏持久性。过了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甚至塑料袋用得更严重了，让公民逐渐养成了不把法当回事的意识。

　　池强：完善刑案被害人救助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在发言时介绍，2011年北京市法院审结各类案件42.03万件，北京法官全年人均结案157.3件，仍然是全国法官人均结案的近三倍。

　　在谈到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机制时，池强表示，近三年北京市法院共救助刑事被害人91人，救助资金达到329万元，对维护群众切实利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池强指出，目前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救济程序的启动不规范，救助资金的来源也不顺畅。“总的来讲救助数额普遍偏低，与被害人的需求相比差距也比较大，最后难以实现司法救助的目的。”池强称。

　　他建议立法来保证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纳入法律规定，明确规定资金来源、资金管理、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事项，使我国的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

　　方新：法检应设立专业职级序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表示，法院、检察院本来是专业化很强的队伍，但是现在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待遇都是和行政挂钩的，其工资待遇受行政职务限制，而且单位的行政级别更加限制法检人员的发展空间，“越是在基层的法院、检察院越难有发展的空间。”

　　基于此，方新建议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应该设立专业的职级序列，而且工资待遇与这一职级序列挂钩。方新表示，这种改革不只是要提高其待遇，还增加了对于法检人员的有效激励。

　　方新以自己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系统举例，人员的职级既有行政序列，也有专业技术的职务序列，其领导干部有严格的任期，任期之后会重返科研岗位。所以，每年有几十位几百位领导干部再回科研工作。“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让最好的法官留在基层，不管法院、检察院是部级还是科级，应该一样有高级别的法官、检察官。”方新称。

　　现场：场内高调场外低调

　　昨天，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一次次热烈直白、一针见血的高调发言，将全场气氛数次掀起高潮。“不说了，不说了”。会场外，孟学农则低调得不能再低调。

　　两高报告中提到希望在财政上获得其他部门的支持。孟学农有些不平，“我认为，分蛋糕比做蛋糕具备更高的智慧”。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国家的利器，财政应保证他们的运转。孟学农说，作为人大代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改革。

　　“抱歉，抱歉，谢谢了，没什么可说的。”会场外，孟学农一下子低调起来，他婉言谢绝记者的采访，一句话也不多说。来源: 京华时报▲◆★●■☆



普通美国人活到100岁需要花多少钱？
http://bbs.wenxuecity.com/wsj/4860.html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2012-03-12  

祝愿大家长寿，也希望大家准备好长寿所需的大把银子。

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一项数据分析表明，普通美国人活到100岁，一生平均将花费350万美元。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也就是150多万美元，在50岁时就会花完。接下来的30年左右时间里──美国人目前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1岁──又将花掉140万美元。少数幸运地活到100岁的人还需要63万美元。专家称如此高昂的生活费用常常令退休者们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都指望等年纪大些时大幅削减生活成本，并且把预算维持在固定水平上。USAA保险公司驻达拉斯理财经理海蒂•施密特（Heidi Schmidt）说，实际上，人们在退休阶段所花的钱最后往往比工作阶段花得还要多。

这些钱花在了哪里主要取决于年龄段。大部分60多岁的人将大量积蓄花在了娱乐上──最后买下心仪已久的帆船或挥霍在加勒比海旅行上。而80多岁的人大多将其休闲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换了医药费。

 当然，专家说，并非所有花费都取决于年龄。如果是一位健康且热爱旅游的耄耋老人，他的花钱习惯可能更接近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人群。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在退休阶段的花费会少得多──也许靠是精打细算也许是靠运气，抑或兼而有之。姑且不论退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对不同退休阶段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如下的细分：

60-69岁

住房（按揭贷款、公用事业费和装饰）：155,500美元
家具和家电：15,000美元
娱乐和外出就餐：46,700美元
交通：71,000美元

在这个刚步入退休的年龄段，60来岁的人在从住房到穿衣的方方面面都比年龄更大人群要花得多。很多六十几岁退休的人往往会发觉他们终于有了时间和积蓄，终于能拿出一点来挥霍在旅行或高价物件上，比如汽车。或者享受自己最大的爱好：据劳工统计局称，近年来退休的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花费2,300美元用于看电影、养宠物和购买最新电子产品等活动。在75岁以上人群中，这一数额降至平均1,300美元。

70至79岁

医疗保健总花费：48,400美元
处方药：8,100美元
房屋维修：16,400美元
公用事业费：33,900美元

随着人慢慢变老，与之而来的是更加高昂的开销。到70多岁后，医疗保健费开始迅速增加。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称，居民寿命变长以及慢性疾病的增加抬高了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据劳工统计局统计，65岁至75岁的人每年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为4,900美元，较之55岁至65岁的人群高出近30%。据凯撒家庭基金会称，雪上加霜的是，预计未来几年内医疗保健费还会比收入涨得快。

80至89岁

1. 医疗保险：30,300美元

娱乐和外出就餐：26,000美元
日用杂货：26,400美元
汽油：9,800美元

相比5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人在医疗保险上的费用多出57%，而娱乐花费少了一半。越来越多的退休者会在退休晚年搬去和成年的儿女一起住，从而达到省钱的目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8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1%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家庭中，也就是包括至少两代成年人或一位祖父母。而在45岁至55岁的人群中，这个比例只有17%。

90岁至99岁

养老院（单间）：87,200美元
现款支付的长期护理服务：14,000美元
生活协助：89,000美元
成人日间护理服务：36,400美元

从50多岁到90多岁，医疗费用会成倍增长。美国190万90岁至99岁的老人极度依赖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但当大多数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步入90岁高龄之时，社会保障金可能会出现短缺：社会保障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已经开始启用其信托基金来提供福利，而且根据目前的预测，社会保障在2036年以后将只够覆盖75%的既定福利。▲◆★●■☆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昨日闭幕    
http://news.stnn.cc/c6/2012/0314/3629810722.html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昨日闭幕，大会决议中只字未提政治体制改革。有身为中央智囊的政协委员透露，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分歧仍然很大，难以达成共识。内地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建言，中国可以从中共党内派别公开化开始，逐步形成政治竞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昨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表决通过本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关于改革部分，决议中仅提及科技体制、财政金融、行政体制改革，只字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国政协委员、前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对本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和难点，中共内部在具体路径上仍存分歧，离共识有较大距离，但他拒绝透露具体争议内容，「这个问题我们还在内部讨论，不太好公开，说轻了没有用，说重了也可以说到很重的程度。」

曾经采访赵紫阳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昨日对本报说，政治体制改革可从中共党内派系公开化切入，逐步开展政治竞争。杨继绳表示，从邓小平、陈云「双峰政治」期间，中共已出现派系政治，但并未把派系公开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动作」。他说，应该从党章中对党内派别法理化、规范化，制订游戏规则、竞争原则。

杨继绳说，总理温家宝近年频频提及政改的表现，就可以看作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契机，「共产党高层历来是对外要一致口径，说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话不能说，说了就是分裂党。」但近年，温家宝高调提政改，就改变了这一原则，「能够发表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对于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改前景，杨继绳表示，习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更有利的政改条件，一来因为江、胡两代领导人主政期间，政改几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邓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当迫切；二来，民营经济发展、民间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于政改的条件。杨继绳说，习近平等多位领导人身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锦涛一代的「平民官员」具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改革也应该更有优势。

杨继绳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国企垄断、劳资纠纷等所有经济、社会问题，都可以从政治体制中找到原因。杨继绳表示，制衡一个权力，一定需要一个相等的权力，「就像抓头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样」。因此，中纪委等反腐机构都不是制衡权力的最终答案，迟早需要做到宪政民主。

中宣部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前日对本报表示，权贵谋取私利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发展是不行的，要站起来，要努力」，需要领导人和人民一同推动。他表示，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证明，群众推动跟领导人开明结合起来，才有这个结果。



人权再一次与道德狭路相逢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585&msg_id=3046

　　在公元二0一二年三月的“两会”上，人大代表迟夙生女士将再次提议卖淫嫖娼合法化，引发人权与道德舆论的再度碰撞。目前我们或许还无法在嫖娼合法化问题上破冰，也无法到达“天下无娼”的理想境界，但是有人敢于屡破禁区提出议案，至少说明需要正视这一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迟夙生女士多年来一直在“两会”呼吁卖淫嫖娼合法，但始终未能形成提案。据报道，今年“两会”，她将再次提议卖淫嫖娼合法化。迟夙生谈到，在我日常处理的案件中感觉到有这种需求的人太多了，而且这种行为对她们自己和对整个社会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危害性。无论打击与不打击，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

　　迟夙生女士建议删除《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中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但保留对“强迫他人卖淫”者的处罚；修改第三百五十九条，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前加上“未经许可”四字。亦即，只有“未经许可”的强迫、引诱、容留和介绍他人卖淫，才是犯罪。

　　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凸现出现代法制社会的两难处境，是“人权高于一切”的社会准则与道德舆论的碰撞！

　　其实，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将卖淫定为犯罪的唯一理由就是道德。也就是说，在卖淫这个问题上，人们的道德判断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明确，因此，不得不用法律来实现一个道德目标。这个行为一方面是违背法律本意的，另一方面也是超出法律能力的。从完整的法律概念出发，两个人自愿的交易，完全不伤害任何人，反而可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为何要将其视为犯罪呢？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卖淫现象始终都是存在的。古巴比伦有公开的妓女，地位还很崇高；古代印度的妓女也是受人尊敬的；古希腊有合法的妓院；中国古代最早的妓院出现在战国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妓院同样是合法的，而且还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

　　而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卖淫现象引发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人权与社会舆论的碰撞！于是，很多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卖淫有限合法化，也就是在政府管理下的合法化，除此之外，其他的卖淫依然是非法。

　　荷兰二00一年宣布卖淫为合法行业，取消对妓院的禁令。法国对卖淫的规定是，妓女只要不主动拉客，不在公共场所卖淫，法律是不予追究的。日本和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日本《卖淫防止法》规定，对在公共场所拉客、介绍卖淫、诱骗他人卖淫、帮助卖淫、经营卖淫业等行为给予刑事处分，而不处罚普通或者单纯的卖淫，即不处罚卖淫行为本身。处罚卖淫行为本身，被认为有介入他人私生活、侵害他人人权之嫌。

　　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法律不禁娼的国家和地区，妓女平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而发达的美国，历史上最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现在仍占百分之六点七；日本的妓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德国妓女占总人口的六点一；法国妓女占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四。

　　著名性问题研究专家李银河认为，我国的法律也应将卖淫行为定义为“非罪化”，她指出，人们所感受到的逻辑混乱源自法律与道德这两个领域的混淆。法律管了道德领域的事情，所以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具体地说，成年人的性活动和性交易应当是由道德来规范的事情，而不应当由法律做硬性规定。因为按照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有不违背三项基本原则 —— 自愿、私秘、成人之间 —— 的性行为都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性交易当中的从业者和消费者大多并没有违反三项基本原则，而这就是大多数现代社会选择了卖淫非罪化政策的原因。


党报借代表委员之口大赞“中国式民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24

   2012-3-11：中共两会正在召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9日刊文大赞“中国式民主”。文章援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看法指出，中国式民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具有“中国特色”“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这篇题为“代表委员：中国式民主照亮中国未来”的文章首先列举了中国近来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文章说，2011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一个缩影；三年一次的村委会直选，成为亿万农民的“民主操练”。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开始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

　　文章说，许多代表、委员表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既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也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文章并援引代表们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在改革和完善，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符合国情，顺应民心。评判一种民主制度的好坏，根本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促进、保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成果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明显。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导致民主倒退。

　　同时，文章还表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全文如下：

　　代表委员：“中国式民主”照亮中国未来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向世界打开了解中国的大门，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窗口。代表委员认真履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两会展现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魅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这是广大代表委员的心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民主成就可圈可点

　　2011年5月20日，15位社会公众代表走进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与最高立法机关直接对话。更多公众则通过中国人大网发表意见。与原方案的3000元起征点不同，绝大多数公众希望“上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个税起征点由草案的3000元提高到3500元，并将第一级税率由5%调整为3%。

　　这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天，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公共事务，都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身影。通过论证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各种途径，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开始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

　　三年一次的村委会直选，成为亿万农民的“民主操练”。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秀山县钟灵乡凯贺村村支书吴再举告诉记者，除了民主选举村干部，村委会日常工作也处处体现民主。评选低保户、开挖沟渠、修建入户便道等，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大事，都要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完成。

　　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全国各地县乡人大换届选举陆续举行，亿万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涉及县级政权2000多个、乡级政权3万多个。

　　“中国特色”优势明显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既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也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科大包头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李凤斌表示，随着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也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符合国情，符合潮流，顺应民心。在这方面，人民政协取得很大成绩，创造了成功经验，存在巨大潜力。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完备，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评判一种民主制度的好坏，根本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促进、保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成果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明显。

　　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李凤斌说，“各国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来确定。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必然祸国殃民”。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如果不顾我国国情，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导致民主倒退。

　　“民主就像原子能一样，控制得好、有序，就是核电站，能够造福社会；如果控制得不好、失控了，就是原子弹，也能够毁灭社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林水利工会主席盛明富说，民主的发展需要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参与民主的素质，也需要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紧密联系实际。在社会转型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特殊阶段，我们的民主也在与时俱进。从长远看，社会主义民主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强的奠基石。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尽管取得重大进展，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来源: 网讯▲◆★●■☆


胡锦涛是党内真正改革派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59

   2012-3-12  作者 : （看山）  温家宝因为主张政治改革，遭到其他人的“围攻”。胡锦涛不参与“围攻”，是因为他内心完全赞同温的观点——他就是那个默默站在温的背后，为温撑腰、打气的人。

　　如果问到胡锦涛此人的个性特征，可能不少人的回答是“没特征”。确实，四平八稳、锋锐深藏、似乎没有棱角，这就是胡锦涛留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印象。对于这样一个长年累月惯于自我容忍和掩饰的人，要想窥视他的内心，不能仅仅依据他本人的言行，而必须从观察与他亲近的人入手。因此，要想了解胡锦涛真正的政治理念，最好的方法是从观察政治上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入手。

　　作为胡锦涛的政治传人，在政治方面无疑李克强与胡锦涛最亲近，也最接近。观察李克强的表现，应该多少可以蠡测胡锦涛的内心理念。遗憾的是，李克强不但在理念上追随胡锦涛，在性格上也学习胡锦涛，很早以前，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四平八稳、深藏不露的人，人们很难从李克强身上得到太多的线索和信息。不过，李克强毕竟不是胡锦涛，他的容忍、掩饰功夫比胡锦涛差了不只一筹，多少还是能够让观察者有所得。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维基解密”公布的情况看，李克强有一个重要特点：在观念上，他是一个西化程度较高的人，如果说他其实在内心认同西方主要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应该并不会令人大吃一惊。李克强如此，胡锦涛当然也很可能如此。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胡锦涛了。

　　如果说李克强的这种倾向性还只是若隐若现，让人不敢肯定的话，那么胡锦涛另一重要亲信汪洋的表现，则足以让人再无疑虑。与李克强的藏锋不同，汪洋性格果敢，敢于冲锋陷阵，敢于自我表现。从汪洋的历来表现，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高调看，他无疑是认同和支持西方的主要政治、经济理念的。有李、汪两人背书，胡锦涛的真实想法和内心理念已无疑义。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理念倾向却完全与此相反呢？很长时间以来，胡锦涛给公众留下的政治倾向都是“左”。他不但有左言、左行，如号召“学朝鲜”，多次去革命圣地“朝圣”，而且在他的任期内，似乎也是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方面均发生了“向左转”的趋向——其实，这种表里不一，甚至是冰火两层天，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并不罕见。林彪的公开表现，和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坦露的想法完全不同；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前，“左”得邓小平几乎要一脚把他踹开，但在邓小平去世后，他却提出了完全突破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限制的“三个代表”。这种形左实右，是中国官场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惯见之策，只不过胡锦涛运用得最为彻底而已。

　　在有了离经叛道的想法后，要想掩饰自己、保护自己，最好办法是把自己伪装起来，伪装成与自己内心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不知道是因为性格，还是因为胡时刻都自觉地位不稳，他在伪装上下的功夫无人可及，持续的时间也无人可比。几十年了，他一直在戴着面具生活。别人的伪装只是“打左灯，向右转”，而他的伪装却是“打左灯也向左转，只是眼睛望着右”。在台上憋十年了，只是在临下台时，才敢于在背后捣鼓着温家宝于台前折腾一二。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以中共在政治路线上把关之严，为什么温家宝多次言论“出轨”后却安然无恙，而且还再三再四，折腾得越来越欢？原因只能是一个：温的行为并非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后面有人，还有更加强大的支撑力量——能够强大到足以作为温的后盾，有这种资格的人，全国只剩两个。

　　杜导正曾经披露的一个信息很有意思：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温家宝因为主张政治改革，遭到其他人的“围攻”，其情形颇有当年庐山会议和文革之势；当时，只有胡锦涛在旁默不做声，没有表态。胡的这种不表态，可以有多种解读：持重、宽容，等等。但是，如果从本文的观点视角出发，则可以得出最为完满的解释：胡不参与“围攻”，是因为他内心完全赞同温的观点——他就是那个默默站在温的背后，为温撑腰、打气的人。来源: 网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