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媒体渲染腐败将加剧公众焦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079

    2012-2-29：  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事实是，在公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的合力作为之下，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主流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郑筱萸、赖昌星等大案要案，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的决心。

　　人们对腐败的印象，大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传递的信息。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反腐信心。相反，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激发更多“腐败猜想”，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的错觉。这提醒我们，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在这一点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击、预防控制、教育绝缘”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可资借鉴。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揭露腐败激浊扬清；另一方面，媒体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拿捏好报道的分寸。只有这样，才能消减和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凝聚起“与腐败斗争到底”的共识和力量。来源: 人民日报▲◆★●■☆


原苏联亡于过度发展军事 重工业占工业85%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094

   2012-3-1： 俄罗斯总统候选人普京说“为了全新的装备和更加专业化的军队，到2022年，俄罗斯必须将军费扩充到775亿美元。”当初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持续占到其对整个工业投资的85%以上，其产品大都可以直接用于武装力量的发展。

 　　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耗尽了苏联的长远经济发展能力

　　大选在即，也许每个候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亢奋起来。距离大选不到两个星期，俄罗斯总统候选人普京擂响了战鼓：“为了全新的装备和更加专业化的军队，到2022年，俄罗斯必须将军费扩充到775亿美元。”

　　虽然如此的语气颇像1941年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悲壮的讲话，但这确确实实就是20日普京在《俄罗斯报》上的亲笔撰文。

　　”在具体支出方向方面，普京列出了一长串清单，其中包括400枚洲际导弹、8艘核动力潜艇、600架先进战机，以及2300辆坦克及其他装备。这意味着俄罗斯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从2011年的大约3%，提高至今后的5%至6%。

　　普京如此雄心勃勃的军备扩充计划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争议。反对者称：“我们根本承担不起这一（增长）。我们承担不起这样一支军队。”

　　普京的雄心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议论。甚至有西方媒体联想到了冷战期间与美国大校军备竞赛的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初登政治舞台时，压根没有人会把这位性格温和、“身材魁梧的美男子”(斯大林语)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在青年时代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过人之处，但其升迁之路却异常顺利。二战结束后，勃氏连升三级，从1952年起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并深得斯大林赏识。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勃列日涅夫是被公认为能力较弱的人，对谁都构不成威胁。因此，在险象环生的苏联政治权力场中，勃氏反倒躲过了无数灾祸。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当时，有人要勃氏给正在度假的赫鲁晓夫打电话，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被别人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为争夺大位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于10月14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推举勃氏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而在11月和12月，勃列日涅夫又担任了赫鲁晓夫的另外两个职务：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和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运作，原本以“飙车”和“打猎”出名的勃氏竟然站到了苏联政治权力的核心。

　　勃烈日涅夫曾表示，斯大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因此，获得大权之后，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仿效心中的英雄形象，书写自己的英雄之路。而除了权力崇拜之外，大力发展以军事工业为标志的重工业也许就是勃列日涅夫最汲汲以求向斯大林学习的榜样了。

　　勃列日涅夫曾说：“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应该把整个重工业，而不仅仅是把生产坦克、飞机、火箭和弹药等纯军事生产部门，看作是国家军事实力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重工业各部门大都具有军事作用。而从其对重工业的投资中也可以看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持续占到其对整个工业投资的85%以上，其产品大都可以直接用于武装力量的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同样巨大的重工业投资，使得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膨胀，逐步改变了苏美之间的力量对比。60年代，苏联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压制之下，而到70年代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能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如苏联海军在此之前就是一支近海防御舰队，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得苏联领导人开始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在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大力支持下，海军得迅速扩建，苏联舰队由近海防御舰队转变成为一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战略核武器方面，1962年古巴危机时，苏联的战略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只有美国的1/4，当时美国拥有1038件，而苏联仅有265件，到1970年时，苏联已拥有洲际弹道导弹1300枚，首次超过了美国1054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军事实力的膨胀，7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战略也开始转向了，进攻性战略开始出现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提道：“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已不能满足勃列日涅夫日益增长的胃口，现在，他想要的是世界霸权。

　　70年代后半期，苏联还普遍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1970至1974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为140亿美元，1975至1979年猛增到300亿美元。

　　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不仅恶化了苏联的外部环境，也对苏联的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从勃列日涅夫建政初期的6%左右下降到其统治末期的1%。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庞大的苏联就像一只被捆住了四脚的大象，拼命嘶叫也于事无补。中国史学家在评论明史时总会引用乾隆皇帝的一句话：“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实际上，苏联又何尝不是呢。来源: 国际在线  ▲◆★●■☆


传副总参谋长停职 解放军全面展开教育运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32

   2012-3-2：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突然被停职的消息日前风传，并称停职原因是他在军中主张军队国家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只忠于人民”。但查阅中共国防部网站上的“军委总部领导”栏目，章沁生仍在列。分析人士称，如果传言最终被证属实，只表明章沁生停职，并非免职。

　　据核实，该传言来自香港一家华文媒体，该媒体称章沁生被停职并非因为涉及贪污腐败，而是他在军中有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军委主席胡锦涛因而下令对章沁生予以停职。随后中国大陆部分微博开始转发，有的微博甚至称刘源也“出事”。而谈论章沁生被停职的帖子在大陆微博和搜索上并没有被删除（截至北京时间3月2日），部分海外华文媒体也多有援引。

　　挺胡锦涛留任遭停职？

　　大部分传言称，章沁生是因为“军队国家化”言论而被停职，但也有消息指“在年前军委的团拜会上，章沁生大骂军中高官的公子以权谋私，弄了百亿身家，轰动会场”，可能是章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军中大佬。而多维新闻从各方获取的信息表明，此类说法根本不足采信。军队内部根本不可能存在“团派会议”，中共高层也不会因此前的“违规”言论而拖到现在才处理，更不会因痛骂腐败而遭停职。

　　多维新闻由多个渠道获得的消息表明，围绕章沁生的传言早在春节后就开始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据悉，章沁生在一次军方高层内部的非正式会议上高调表态，希望现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后仿效当年江泽民的做法留任一段时间军委主席。此言一出旋即引发高层警惕。对中共来讲，在十八大交接班之际，军队必须保持政治上高度一致，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

　　被认为极可能在中共十八大后接替陈炳德担任总参谋长的章沁生身出基层，被认为是少壮派的代表，也在军区任职多年。他“挺胡”的表态虽然是在小范围内提及的一种个人建议，但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开始在部分军队基层蔓延。中共唯恐其蔓延扩大成为军中的不稳定因素，故在近期，呼吁对党“忠诚”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教育运动在中国军中普遍展开。而章沁生最近一次公开露面（2月27日），也是跟随总参谋长陈炳德在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上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

　　“军队忠于党”运动展开

　　2月中旬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曾带领各军种最高层到广州军区考察，要求军区“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迎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此后，“从政治上掌握军队”为出发点的大规模“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教育运动在军中普遍展开。徐才厚在广州军区考察时特别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而此次考察被外界认为颇为突然，并产生诸多猜测。而章沁生曾在2007年6月至2009年12月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此后离开广州就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至今。

　　查阅章沁生公开的履历可以发现，从2002年开始，他几乎是每两年就调整一次岗位，一直从解放军国防大学教育长职位擢升至排名第一的总参谋部副总长。他在2009年12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后，在军内被认为是接替陈炳德的当然不二人选。章沁生的升迁之路固然有其超常的能力和不凡的履历，也有中共军方高层刻意的历练和拔擢。章沁生如此快速地升迁到目前位置也正是在胡锦涛的任上。

　　虽然章沁生被停职目前还停留在传言层面，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进一步证实。但如若后续获得证实，这将是近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涉嫌腐败落马之后，解放军中一场更为猛烈的“地震”。稍早前，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56岁的谷俊山，因涉嫌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任上贪腐落马。这被认为是中共向军队腐败打响的第一炮。

　　此外，章沁生是一位对台立场强硬的将领，2007年他在《学习时报》撰文阐述中共的军事外交，支持解放军走向国际舞台，其中也提出对台及国防观点，强调军方必须确保有足够军事力量，将台湾牢牢控制在“一个中国”框架内。

　　章沁生公开简历：

　　现年64岁的章沁生，1948年5月生，山西孝义人。他自基层行伍出身，20岁（1968年2月）就入伍从军，从基层的战士开始锻炼。此后30年的军事生涯，都在军区任职。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士，坦克团排长，坦克团指导员，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作训参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参谋，军区军事工作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训练部部长、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训练部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党委委员。

　　200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10年7月5日晋升为上将军衔。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98年10月—2002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党委书记；

　　2002年1月—200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育长；

　　2003年1月—2004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党委书记；

　　2004年12月—2006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总参谋部党委委员；

　　2006年12月—200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委员；

　　2007年6月—200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2009.12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来源: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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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前中国军方唿吁效忠的教育运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27

　　2012-3-2： 北京传言称，中国军方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因发表支持“军队国家化”的言论，而被中国最高军事统帅机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停职调查。今天（3月1日）的香港“明镜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还指出，军委主席胡锦涛因而下令对章沁生停职。

　　今天的香港的“明镜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章沁生被停职并非因为涉及贪污腐败，而是他在军中有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军委主席胡锦涛因而下令对章沁生停职。今天的墙内新浪微博上，此事的帖子也有许多转发，有多名北京消息源证实此事，但相关的讨论帖子都被很快删除。

　　本台从多处信源获知，章沁生的确已因最近的公开言论被停职，但是否确因“军队国家化”言论还不清楚，目前，从官方正式渠道还无法求证此事。

　　此前北京有传言称，“在年前军委的团派会上，章沁生大骂军中高官的公子，以权谋私，弄了百亿身家，轰动会场。”也有传言说，可能是章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军中大佬。

　　章沁生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大前天（2月27日），根据《解放军报》的报道，当天，军方总参谋部今天召开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暨在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会议。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章沁生作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参谋长和马晓天、孙建国、侯树森、魏凤和、蔡英挺等总参领导出席会议。

　　章沁生，1948年5月生，山西孝义人。公开简历显示，他历任坦克团排长、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作训参谋，总参谋部军训部参谋，军区军训部部长，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教育长，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等职。

　　中国和俄罗斯“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章沁生是导演部中方参谋长。2006年7月，他晋升中将军衔，2007年，他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2009年12月出任排名第一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此次出事的章沁生中将，则被认为是中国军中的技术派官员，他被视为军中“战略意识、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甚强的将领”，“尤擅长现代联合战役理论和训练”，被认为是这代中国高级将领中观念“比较现代化”，并被认为本有可能成为总长或防长的候选人。

　　此前不久，中国军方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涉嫌腐败落马，引起军中以及社会的不小震动。

　　56岁的谷俊山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 2001年7月任出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2007年6月出任被视为军中“肥缺”的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

　　一般认为，谷俊山落马，与总后勤部政委、太子党刘源上将有关，1月19日的澳洲《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说，刘源日前在向一批军官的演讲时声称，腐败在解放军中已经根深蒂固，广为蔓延，已威胁中共和军队的生死。

　　刘源是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八十年代步入政坛后转入军界，最近1年来，刘源在多个场合做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表态，引起外界关注。

　　在总参谋部的上述会议上，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陈炳德称，中国军委主席胡锦涛最近对“全党全军”作了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重要论述”。

　　陈炳德上将说，胡的指示，反映了即将召开的中共的十八大对全党全军提出的特殊政治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全局指导作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必然要求。”

　　陈炳德还唿吁，解放军全军要“对党忠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靠严格的政治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靠坚强的党性原则查处违法违纪问题。

　　类似的唿吁对党“忠诚”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教育运动最近已在中国军中普遍展开，根据解放军报的相关报道，军委下属的四总部、北京军区、武警总部等驻京的军事单位在2月份均召开了类似的，在十八大前唿吁效忠的教育运动。

　　因为中国政治尤其是军方政治的特有的封闭，是否这项运动是针对章沁生或者刘源等军中“异动”，外界很难完全掌握。

　　微博上有评论说，“当年，他和张胜（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等人是抱团在一起锐意进取的少壮派青年军官，他们是真正把眼光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对外作战上的先行者，这些年过去了，他们的结局让人唏嘘。”来源: 法广网▲◆★●■☆


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 谁在阻碍中国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12

   2012-3-2： 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背景与韩国有一致的地方，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对内面临国有经济与权贵经济的侵蚀，对外出口红利逐渐式微，投资效率趋于低下甚至成为高额债务之源，中国改革释放生产率则满盘皆活，不改革必然走进死胡同。

　　世行给中国开出了一贴改革的药方，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在某些人眼里，天下汹汹，无所不是阴谋。世界银行类似的“毒药”不仅给了中国，还给了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经济修复能力引起关注。美国的经济在2011年下半年再次出现疲软复苏迹象，金融生产力与实体创新能力不容低估；另一个则是韩国，虽然经济数据起落，但创新能力以及对日本的取代之势惹人关注，其电子、机器人、造船等行业均拥有核心技术。韩国经济会下降，但没有危机。其他增速较高的还包括土耳其等国，主要受益于贸易增长。

　　吃了世界银行的“毒药”，韩国经济有了巨大的转变，打下了第二轮变革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的水平，经济以农业为主。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

　　韩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期间曾经遭遇严重危机。引用一段话：从1961年至1978年GNP年均增长率为9%，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763美元，位居全球十一位，在汽车、电子、造船等主要重化工业领域进人世界先进行列，三星、现代、大宇等13家大企业排列世界500强之列。韩国许多大企业制定了本世纪末成为世界排名前5位、前10位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的软肋暴露无遗，成为金融地震的重灾区。大企业集团接连倒闭，包括大宇、汉拿、真露、韩宝、起亚、纽科等在内，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中有11家破产。

　　即使政府管束重重、机构膨胀，在1998年之前，韩国经济依然较为民营化，在通讯等领域已经开展了为了培育民营大企业的过程，朴正熙制定了重工业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从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各选定1~2家民间企业，由国家给与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负面因素是，造就了财阀体系，权贵大企业兴则经济兴，通过持股各大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与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

　　针对韩国危局，世界银行于1999年11月发表《Republic of Korea Establish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Sustained Growth》，试图以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奠定韩国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内容包括“加快金融体系建设和公司重组；经济发展形式和增长来源的改变；加强公司治理；建立充分竞争的制造业市场；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和风险规避能力”。此后，韩国大企业进行了瘦身，财务结构大为改善。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到2002年末，韩国5家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已由前一年的160％降到了152％；韩国逐渐开放了金融业，通过对商人与官员的法律惩戒，打破了官商勾结的权力基础。虽然韩国财阀依然存在——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005年的公开数据，韩国的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但规模与影响力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之时，正是韩国经济二次振兴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革，韩国经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泥潭，如果抓住改革机会，则韩国经济可与日本并驾齐驱。

　　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背景与韩国有一致的地方，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对内面临国有经济与权贵经济的侵蚀，对外出口红利逐渐式微，投资效率趋于低下甚至成为高额债务之源，中国改革释放生产率则满盘皆活，不改革必然走进死胡同。

　　在此关键时刻，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China 2030》的报告，指出中国不改革将陷入危机。开出的药方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六大战略方向。与韩国的具体药方不同，但减少政府干预、权贵经济与发展健康市场的主旨一致。

　　反对的人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后台更强大的利益集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

　　可见，对于国企的改革正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攻坚战，而后才能建立打破权贵与民共享的机制。

　　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无论药方是谁开出的，只要能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好药方；只要能够实现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就能科学和谐发展。除非中国不发展，回归计划经济，或者任由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改革的力量谁也挡不住。

　　吴敬琏先生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并不违背党的决策，更不违宪。

　　动辄提阴谋论，是弱智或者是缺乏信心的表现。来源: 网讯▲◆★●■☆


改革是中共维稳的缓兵之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01

   2012-3-1  作者 : 张颖   中共的突然转向，显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特别是安抚焦虑的、即将上台、但又担心随时会崩盘的太子党，也顺便安抚一下左派和右派的不满。因此，这次重提改革的结果，一定是只打雷不下雨，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共当局试图回避的老大难问题。虽说温家宝十数次呼吁政改，但每一次都“泥牛入海无消息”。去年中共第二号人物吴邦国对外宣布“五个不搞”，更是郑重其事地堵塞了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但是就在最近一个星期，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密集发文，大声鼓噪，呼吁政改。一时间，政改又成了时髦议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人民日报》1月23日发表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是，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面对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

　　中国各大网站均以“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为题转载。紧跟著《环球时报》、《解放日报》等也发出“必须改革”的声音。号称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沪宁早年写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也被翻出热炒。而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1月24日举办的记者会上，语带玄机地告诉说媒体，政治体制改革，“你们会看得到”。

　　这里最有趣的问题是，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下定决心、绝不作为、抱著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的胡锦涛当局为何突然转向？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向左转”的重庆模式因王立军事件而遭受重大挫折有关。但是依我之见，中共的突然转向有两个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胡锦涛的不作为在党内已经面临直接挑战。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第443次双周讨论会李伟东的发言（见《新世纪新闻网》转载的“思潮-时局-未来”），刘源把他为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写的17页序言，报给了胡锦涛，胡批示在中宣部的内参上传阅。由此可以肯定，刘源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想主张，已经传到中共高层，而他们的类似于“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的对局势的判断，也应当一并传到了高层。

　　对中共目前面临的危险，胡锦涛并非不知情。他去年发表的七一讲话中关于四大危险的提法，就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但从他采用的应付手段来看，他试图用加强社会控制、避免推出改革引发震荡，来渡过难关。他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拖到把中共政权平安交给习近平的那一刻。可是刘源等太子党的直言，有可能包括即将接任的习近平的意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从现在起，到他转交政权的那一刻止，大的危机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拖延和不作为会使中共陷入危险境地。

　　另一个深层原因是，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官民对立和朝野分歧非常严重，而反映胡锦涛不作为的官方思想，因严重脱离中国现实，而受到民间思想的严峻挑战。就在中国民怨沸腾，革命之火似乎一触即发的危险关头（用张木生的话，中国又到了1989年），中国官方依然歌舞升平，忙著向全世界大唱中国模式之赞歌，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在2012将会变成某种现实。可是在非官方思想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现在的中国局势忧心忡忡。李伟东和各派领军人物均有深入交谈。从他对中国的十种思潮的分析来看，左右思潮目前均有激烈化、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一些极端人物甚至开始采取极端行动。这说明中国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

　　在愈发严峻的局势下，根据李伟东的转述，张木生希望胡锦涛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羊头挂住，保证现有政权不在2012年崩盘，等到换届后，下届领导人一定会重整山河。但是现在中共重祭改革大旗，说明连“稳”如泰山的胡锦涛也觉得这个“羊头”挂不住了，大维稳手段已经黔驴技穷了。胡锦涛及其团队和智囊即使再无能也算得过来这笔账，与其不小心弄丢了人家太子党的江山而备受人家的谴责，不如主动做点什么，但求缓解眼前危机，平安撑过十八大。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呼吁改革、提倡改革、力挺改革的官方造势运动就突然出台了。这个造势运动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还会形成高潮。但中共的突然转向，显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特别是安抚焦虑的、即将上台、但又担心随时会崩盘的太子党，也顺便安抚一下左派和右派的不满。因此，这次重提改革的结果，一定是只打雷不下雨，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来源: 网讯▲◆★●■☆


为什么中国也将发生经济危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02

   2012-3-1：日本无法逃脱基本数学的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之伟大，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看来是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挡其迅猛前进的脚步了。中国无疑会取代深陷债务和分裂泥潭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答案是：请君三思。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我毫不质疑其日后能发展成为一大经济强国。在诸多领域，中国已颇显强国风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就是完美无缺的，而且这些问题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那个颇受部分欧美经济学家称赞的国家主义体制。我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变这条发展路线，等待它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之未来及其崩溃的可能性，我已经思考了很久，直到成文之时，我仍在犹豫是否该如此强烈地表达我的想法。原因在于，很难讲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数据少之又少，而且还不甚可靠。加之中国经济又是如此之独特——历史可曾目睹过，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如此迅速地崛起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谈谈时间问题，要证明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场大的危机，这很简单，但要预测这场危机会在何时降临，几乎不可能。下个月？明年？十年以后？事实上中国将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想要提出一个类似我刚刚阐述的观点时，你要注意你很有可能会把它完全弄错。

　　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它的数字出了问题。

　　这些数字上问题多数可归罪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采用的是一种亚洲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20年还没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这两国发生了什么？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 Amsden）对于韩国经济的研究模型，我们称之为“价格错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这种模式依赖于于国家对于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国家向工业提供低息贷款，或者直接对某项目注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能源、出口等国家扶植项目获得种种补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也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中国也正沉湎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需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屈宏斌，这位乖巧的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在其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做出了这样的推论：

　　最近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过度投资，因此无法再依赖投资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的确很高（46%）…但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依然需要加大对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的投资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近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其交通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不及美国1880年的水平…从经济角度看，我们估计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未达到收益递减阶段；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

　　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如此高的投资水平下，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经济发展仍然问题重重，因此我的答案是没有。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之路上，其投资问题可以略见一斑。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温州，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近日打出了买豪华公寓送宝马的宣传口号，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这显然是过度开发。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而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中国的重点建设区域，高端办公楼依然供不应求，租金甚至超过了纽约。而很多在建的办公楼在质量上并不能满足大公司的需要。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一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中国2011年的银行信贷额相当于整个国家GDP的185%，在3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6%。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金融时报》报道近日表示，中国政府已下令，要求银行翻转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的贷款，这似乎已经预示着山雨欲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能掌握两个关键问题：1）政府部门投入到项目中的钱打了水漂，他们没能挣到足够的钱还债，2）银行账面上的贷款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说的那么可信。此外，政府能够聚敛如此巨额的银行贷款也说明了中国的金融部门法治的严重缺失。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应该是禁止从银行贷款的。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机构积欠了他们无力偿还的贷款，很多小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将无法从银行筹集足够的资金，濒临在破产的边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好消息是，至少已经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意识到中国需要做出改变。在一个又一个政策指示中，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甚至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中国经济需要重新调整，削减投资和出口份额，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更加注重质的提高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量的增长。这样才能阻止危机或至少延缓危机到来的时间。是的，中国消费者在全球比重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仍然过低。为了调整经济模式，政府本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降低进口商品的高额进口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严重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方面无所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改革也毫无进展。因此，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依然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引下从事金融活动。

　　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愿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他么害怕增长速度回降下来。的确，最新的五年计划对于年GDP增长的目标是7%。但在我看来，每次GDP涨幅跌至两位数以下时，中国的领导层就会坐立不安，然后再次催动经济加快转速。2011年第四季度，GDP涨幅飙至8.9%，但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已经着手再次放宽信用额度，给本已负债累累的经济雪上加霜。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我通常会被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正面临着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当你能够告诉直接银行该怎么去做时，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得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也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数学的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之伟大，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到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来源: 时代周刊▲◆★●■☆


《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显示　台经济综合竞争力称冠
http://www.zaobao.com/cz/cz120301_001.shtml

（2012-03-01：蓝皮书显示，在2010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比拼中，大陆31个省份中，排在四位到第10位的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澳门和辽宁。
　　（北京综合电）由中国大陆社科院旗下出版社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榜显示，港澳台三地和大陆31个区域中，台湾经济综合竞争力称冠，广东位居第二，香港排名第三。

　　据中新社报道，昨天发布的2012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是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指出，“十一五”期间（2006年至2010年），港澳台地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都处于全国前列，且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与大陆31个省份相比，排位相对稳定。

　　香港在2009年以前均处在第二位，2009和2010年处于第三位，下降了一位；台湾在2006到2010年间始终处于第一位；澳门则在2008年以后均处在第九位。

　　蓝皮书分析说，导致港澳台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升降的动因，是受各级指标排位变化的共同影响。

　　其中，香港的八个二级指标中，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和统筹协调竞争力排位都出现了下降，尤其是产业经济竞争力相比2006年下降了21位。

　　澳门的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排位均出现了下降，其中产业经济竞争力相比2006年下降了12位。

　　台湾除了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和统筹协调竞争力排位下降以外，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等五个二级指标排位均保持不变，使其经济综合竞争力维持原有排名。

　　蓝皮书显示，在2010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比拼中，大陆31个省份中，排在四位到第10位的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澳门和辽宁。

　　另据新华社报道，蓝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江苏、广东、上海三省市继续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

　　全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包括九大指标体系，分别为：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知识经济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政府作用力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和统筹协调竞争力。
　 报道说，该蓝皮书是“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2012年的重大攻关课题。这个研究中心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于2006年1月联合成立的。

　　在昨日上午社科院召开的发布会上，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主编李建平教授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发布了系列年度报告，今年是第六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是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


普京善意提醒中国：其实你不懂富国强兵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waiguoren/39810.html

    2012-03-01： 曾经中国和美国之间几乎都是对抗，但是那是一种纯粹的对抗，虽然涉及两个国家的各个层面，但是这种对抗，由于及时的释放了能量，所以两个国家基本上市相安无事的。

　　但是最近几十年，中国一方面希望将自己打扮成美国的好朋友，但是骨子里还是压抑着反美的念头；而美国同样也是伪装成和中国合作的；但是也在积累着反对中国的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积累，军事能力和国家内部对美核心问题上的不合作，积累起来的势能已经非常的高了。

　　更加让人担心的是，中美两国在U型两端，只要有稍微的风吹草动，两个相向而行的铁球将会以高速相撞。

　　中美发生正碰的可能性正在急剧的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了威胁美国的可能的时候，就试图削减中国的势能累积，比如通过培养中国的学者和教授们，甚至是直接的同化中国的精英们来达到降低中国势能的目的。

　　因为大众似乎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和西方接轨，学习西方的东西，到头来，只不过中饱私囊而已。就是让中国再回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而不是走到光明的康庄大道上！因此，这种势能的累积，已经加速的使美国成为中国大众的对立一方。

　　美国印国债，削减中国的经济再生的能力，有时候帮助者中国反腐，其实就是希望削减这种积累起来的能量。同样的，中国也应该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来达到削弱对手，保全自己的目的。

　　否则，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和美国发生正碰的话，不但美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的一些教授精英之流，也会灰飞烟灭。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都积极的想要跑路的原因之一。

试想一下，两个高速行进之中的重量级的物体发生正碰之后，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中美两国都是有核大国，都是常任理事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中美两国都有可能变成废墟。

　　而这种结果，是美国想要的吗？从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美国正在极力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这样的结果，一旦发生，将是毁灭性的。与当年美苏争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不应该寻求绝对的安全，否则，所谓的绝对的安全，就是绝对的不安全。美国有再多的导弹，恐怕也会被突破，而中国呢？除了要加强自身的安全之外，还要加强削减美国可能累积起来的势能。否则，中美之间的抵抗是不能避免的！

　　俄罗斯总理普京周一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刊登的例行竞选文章中，评估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并非是对俄罗斯的威胁，而是加深合作的理由。

　　普京在文章中另指出了与中国合作的前景问题。他写道，“我深信，中国经济的增长远非是一种威胁，而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业务性合作的挑战，是俄罗斯经济‘帆’捕捉‘中国风’的机遇”。据他说，必须更积极地构筑合作关系，旨在启用中国的潜力推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增长。同时，俄罗斯总理指出，“没有理由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具有强求主宰的表现”。普京强调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呼声确实越来越坚定，我们就此表示欢迎，因为北京分享我们对形成中的平等世界秩序的视角”。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相互支持，特别是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G20”等组织框架内"。

　　普京承认，俄罗斯和中国尽管是伙伴关系，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俄-中两国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远非吻合”。尽管如此，普京深信“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昌盛和稳定的中国，就中国而言，其也需要一个强盛和成功的俄罗斯”。

　　普京强调：“中国这一最重要的全球经济中心与我国相毗邻。谈论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变得很时髦。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按照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的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一指标将超越美国。”

　　普京设问：“考虑到迅猛加强的中国因素，我们该持什么态度？”他答到：“第一：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绝对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拥有巨大事务合作潜力的挑战。我们应该更积极的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结合两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开动脑筋，将中国的潜力用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崛起。”

他继续指出：“第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没有表明该国谋求主导地位。中国在世界上发出的声音确实越来越自信，我们欢迎这一点，因为北京赞同我们对正在形成的平等世界秩序的看法。我们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共同解决尖锐的地区和全球问题，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和其它多边机制中的协作。”

　　普京强调：“第三：我国同中国的所有政治问题均已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主要的勘界问题。俄中两国确立了由法律文件保证的巩固的双边关系机制。两国领导层的互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这有助于我们和中国人在实用主义和互相利益考量的基础上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行动。俄中两国所建立的关系模式非常有前景。”

　　普京接着讲道：“当然，上述所言不意味着，我国同中国的一切都不成问题，仍然存在这种或者那种波折。俄中两国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远非所有时候都相符，两国现行贸易结构不完全令我国满意，两国相互投资水平低。我们将仔细关注中国移民流。”

　　普京表示：“我主要的思想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中国，而中国，我相信，需要一个强大而成功的俄罗斯。”

　　中国是一场挑战绝非威胁

　　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总理普京2月27日在莫斯科郊外发表外交政策讲话。

　　打算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说，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是挑战。但他同时也表示中国不是威胁。此外，普京呼吁警惕中国移民，他承认俄罗斯同中国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不吻合。

　　警惕中国移民

　　在离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打算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发表长篇文章阐述俄罗斯对外政策。普京以很大的篇幅特别提到了中国以及俄罗斯将如何处理同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

　　普京说，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移民。俄中两国的商业利益在第三国并不总是相吻合。他说，俄罗斯不满意它同中国的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贸结构。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规模也非常小。

　　利用中国崛起获益

　　除了两国之间的这些问题外，普京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中心中国为邻，伴随中国的不断强大，俄罗斯该怎样做呢？普京认为，日益崛起的的中国对俄罗斯是挑战，但不是威胁。普京认为，俄罗斯应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应利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自己创造机会，同时应利用的中国的潜力开发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并应加强俄罗斯同中国的经贸联系。

　　普京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表明，中国不打算问鼎全球霸权。俄罗斯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变得更加自信，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普京说，双方还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特别是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20国集团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继续合作互动。

　　称赞边界问题解决

　　普京还称赞俄罗斯永久性地解决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特别用法律条约形式把边界问题的解决固定了下来。普京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程度之高前所未有。

　　普京把对华关系的思维最后概括为：俄罗斯需要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

　　学者：俄中关系继续发展

　　在这次俄罗斯大选和持续了将近3个月的反普京抗议浪潮中，中国议题几乎未被提起。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认为，普京很有希望当选。俄罗斯也同以习jin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过很多接触。拉林认为，两国关系在俄罗斯大选后将继续按照目前这种模式发展下去。

拉林说：“两国之间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而且这些合作同中国、同俄罗斯的国家发展规划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两国的互动合作只能不断巩固，在这个方面不应有任何怀疑。”

　　普京让俄罗斯孤立

　　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德米特里-罗戈夫说，普京文章谈的虽然是外交，但文章实际上是写给国内选民看的。罗戈夫批评普京的外交思维让俄罗斯在世界上变得日益孤立。

　　德米特里-罗戈夫说：“普京谈到的这些外交思维给人一种感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是：任何国家都不别碰俄罗斯。如果想同俄罗斯打交道，那只能同普京本人接触。当普京觉得他很强势时，他可以在对外政策领域发出言辞激烈的声明。但现在的问题时，伴随持续不断的示威，普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普京的对外政策实际操作起来将不会很强硬。”

　　普京关闭市场 华商损失惨重

　　分析人士注意到，虽然普京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同中国发展友谊，同时抨击北约和美国，但恰恰是普京几年前下令关闭莫斯科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相当多在俄罗斯的华商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普京的文章中还负面评价了阿拉伯之春。他同时批评了许多接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普京还提到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正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而且有可能被极端主义势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