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铁道部再传改革 并入大交通成立铁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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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2012-02-23 中国铁道部再传改革 并入大交通成立铁路管理局 经济观察网

中国铁道部22日表示，有关部门已在讨论，将就铁道部并入交通部的方式对铁道部进行体制改革。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后，在交通部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

据经济观察网2月23日报道，据铁道部的设想，未来组建的铁路运输管理局，只负责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

目前铁道部与路局的垂直管理体系，未来也会改变。未来路局将改制成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

但关于路局究竟是按条块分割成立运营集团，还是按客货，分别专业化管理成立运营集团，目前还未有细致的意见。

据铁路内部人士分析，可能未来专业化管理的系数大些。

“改革不外乎两条路，按条分割，还是按块分割，现在看，按条分割的优势明显。”铁路业内人士认为，按条分割便于专业化管理，有利于参与到市场竞争，客货分开，高普分开，也有利于考核高铁的真实亏顺情况，便于国家的补贴和政策优惠。

关于中国铁道部改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日前，陕西省太原市铁路局与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检察院签订太原铁路检察机关移交协议，这是全国第一个铁路检察机关正式移交地方。

2004年，中国正式启动铁路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将铁路检察机关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铁路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整体移交、平稳过渡”的原则。根据中国官方透露，今年，随着太原铁路检察机关的全面移交，全国各个铁路检察院改革移交工作将在近期陆续完成。

中国铁道部大事记

1949年10月，军委铁道部改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11月1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

1970年7月，与交通部、邮政部合并为交通部。

1975年1月后，中央整顿铁路，铁道、交通两部重新分设。

1984年1月，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

1986年，铁道部提出实行一包五年投入产出，以路建路和以路养路的全路经济承包责任制。

1992年，铁路系统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3年成立了广铁集团，1995年建立了大连铁道有限公司。

1998年，工程、建筑、工业、物资、通信五大总公司与铁道部签订了资产经营责任书，实施结构性分离，运输系统先在四个不设分局的铁路局试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推进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1995年，铁道部开始陆续发行铁路建设债券。

1996年，铁道部成立了铁路总体改革办公室，正式提出“上下分离”的改革模式。

1999年，铁道部制定铁路改革10年方案，拟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网运分离”原则，组建铁道部、铁路线路总公司和铁路运输总公司。

2002年，“网运分离”的方案被国务院否定，客运公司陆续撤销。

2003年7月，铁道部推进铁路主辅分离改革，指定由济南、兰州、上海三地的铁路局为改革试点。

2004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已经提上日程，同年出台《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05年3月，铁道部宣布撤销全国41个铁路分局，代之以「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2005年6月，石太客运专线全线开工建设，中国拉开高铁新线建设序幕。▲◆★●■☆


解放军怎样从外战吸取教训？美国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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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华盛顿2012年2月20日电（记者 余东晖）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两次海湾战争、马尔维纳斯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外国战争中都学到什么？美国军事和安全专家对此进行研究，最近结集出版。

　　2010年10月底，美国陆军作战学院曾经就“解放军从别人战争中吸取的教训”（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为题，举办年度专题研讨会，这本由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和国家亚洲研究局主编的新书，就是此次会议研讨成果的汇集。上周五，多位作者会聚兰德公司，对此书进行研讨。

　　主编者说，研究这个主题有两层目的：第一，解放军已经30多年没打仗，研究中国学者对外战的观察，将使美国有机会观察中国从别人那里学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提高其军力，准备应对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中国军事分析家有更大的自由评估和评论外战，因此能提供美国一点暗示，即中国军事分析家认为当前和未来战争成败的重要方面。

　　研究者称，解放军关注1999年北约攻击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是因为，其一，这是一场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理念的有争议的外国军事干预；其二，科索沃战争是空中力量的可观展示。
 
　　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发现，中国军事研究者通过科索沃战争对人重要还是武器重要，如何以弱胜强有争论。她认为，解放军近年来实际上考虑了各种意见，吸取了“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在军力方面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同时，继续遵循人的因素重于武器的传统。

　　1982年发生于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也备受解放军关注。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海战案例，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教授金莱尔（Lyle Goldstein）指出，中国学者从阿根廷失利中得出的教训是，阿根廷没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没能维护好“战争机器”，而中国过去20年努力更新作战能力，并对美国可能干预台海形势不存幻想。

　　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扬（Christopher Yung）认为，解放军的兴趣超越台海，中国海军显然想从英国海军那里学到经验，执行远离本土基地的任务，包括反介入与区域阻绝（anti-access area denial）、有效的指挥控制、国家动员、坚实的国防经济、自我可靠的再保障体系、长程空中力量等等。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海军研究所副教授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认为，中国深知使用导弹遏阻“台独”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对台海冲突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杜孟新称，解放军对导弹精确打击更感兴趣，并相信精确制导导弹是以弱制强的有力武器，并成为当今中国导弹战略的中心内容。

　　美国研究者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总体影响最大的外战就是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及其盟军的高科技和快速致胜给中国军方领导人留下持续印象。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认为，解放军已经将其学到的许多经验教训转化为战略纲要和行动手册，指导解放军发展军力。

　　成斌指出，虽然中国对美国侵入伊拉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有很多批评，但中国军事分析家对美军的“震动与威慑”（Shock and awe）战役评价颇高，认为它将美国军力的优势提到新的高度，并且对此次战争中的“心理战、公关战、法律战”给予很多关注，并认可要将这种“软战争”融入其作战硬能力中。
 
　　在美中军事交往中，解放军打交道的第一个对象通常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情报局研究员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说，中国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心存忧虑，采取接触加防范的双管齐下手法，也清楚地看到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准备应对美中之间最坏情形的军事支柱。因此中国密切关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西太平洋的的战略设计和运作并不出人意料，中国应对美国也采取两手。

　　米勒分析，中国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研究是密集的，包括部队结构和装备、训练活动、地区交往计划、联合军事演习等，也许研究最多的主题是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运作，因为中国正处于获得航母战力的边缘。▲◆★●■☆


中国“裸官”调研报告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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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24 漫画：裸体做官

　　中评社香港2月24日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22日报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裸官调研报告引关注》，摘要如下：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21号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让外界大吃一惊。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近一半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其中，高级别公职人员对“裸官”更为宽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结果表明，高级别公务员不仅缺乏政治生活中的安全感，对未来也缺乏确定感。

　　“裸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7月，民盟盟员周蓬安先生写的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里，此文讲的是因贪腐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后来媒体用“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今天（2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作者贾葭的文章说，过去新闻媒体报出来的“裸官”，多数是高级官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财力，足够让家人在国外购置房产，让子女在国外就学创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但近年来，“裸官”现象已大有向低级别公职人员蔓延的趋势，一些处级、科级干部居然也“裸”了，这个趋势说明，做“裸官”，“裸”做官，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共识。也许他们会说，国外的教育条件好，空气质量高，房屋有永久产权，奶粉和猪肉都很放心，为什么不去呢？这些原因当然都对，但问题是，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不能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这远非上述原因可以解释的。

文章又说，做“裸官”，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走，也许是因为贪腐，担心被调查；也许是因为政治斗争，担心被拿下；也许是因为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也许是对未来没希望，担心大的社会变动。总之，“随时走”的这种心态，暴露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既便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当近一半的高级官员都认可做“裸官”这一行为时，就说明这种不安全感其实已经弥漫到整个公职人员群体里。

　　以前做“裸官”，还只是低调秘密地进行，现在他们已经不为这种行为作任何掩饰或者辩解了，这真是绝望之后的绝望，那留下来的人怎么办？还以为这只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没想到，他们真的可以如此从容不迫地讲出来。▲◆★●■☆


“裸官”的存在，凸显政治逻辑缺失
http://view.gmw.cn/2012-02/21/content_3621674.htm

2012-02-21  【阅读提示】“裸官”张曙光，滥权的“范本”

                广东为新班子立规矩 “裸官”原则上不得任正职

    光明网评论员：“裸官”，是中国政坛的一个特殊现象。“裸官”的存在，凸显了政治逻辑的缺失，是政治运作的基本道理不能闭合的体现，也是制度安排内在冲突的表现。

    说起“裸官”，人们马上会想起铁道部的贪腐大鳄张曙光的所作所为。但是，实际上，即使没有贪腐行为，执掌国家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的官员，其是否当“裸”，其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其中的政治逻辑以及政治认知并没有以政治常识的形态通行于社会。

    在现代法治国家，官员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简而分之，政务官多为政党要员，往往在政府中担任要（正）职，并随政党执政地位的得失而进退；事务官则为超脱党争的公务人员，是国家制度运行的具体操作人员。现代国家运行的基本政治逻辑之一，就是公职人员、尤其是政务官，是公民通过纳税“奉养”的“公仆”，官员的国别身份与纳税人的国别身份的一致性，是“奉养”成立的必要前提。

    而由于官员、尤其是政务官在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方面所负有的职责，其家庭成员的国别身份与官员的国别身份保持一致，就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必须”。显然，官员的国别身份与其家属的国别身份相异，在国际竞争的“地球村”时代，将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前置某些困扰因素。从政治逻辑上讲，在官员及其家属的国别身份问题上，越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就越是应该对此具有更高的政治自觉，保持其家庭成员与其所服务的公民和国家的身份一致性。由此，怎么会存在对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掌控力越高的官员，对此却愈加糊涂的道理？

    一些专业技术性的事务官员除外，大多数事务官和所有政务官，其家属国别身份与其本人国别身份的一致性要求，固然有防腐的因素，但是，更重要、也是更“正常”之处还在于，公职人员较之没有担负国家公职的公民，负有更多的对国家忠诚的义务。这个义务，也是公职人员从政时的自愿选择。即使在中国现有制度安排下，公职人员也仍然有在家属取得异国身份与自己退出公职岗位的选择的自由度。通俗些说就是，你要做官，你就要放弃一些作为公民而享有的自由权利；而你要家属取得别国身份，那么，你就必须中断自己的为官之途。当今世界，只享受权利、不负担义务的“通吃型”政治，不存在丝毫的正当性。

    有关“裸官”的调查以及其他一些题目的调查结果，客观反映了当下一些官员和公众所具有的政治逻辑，也折射了当今政治制度运作的现状。这样的调查，应该成为实际政治操作的重要参考。▲◆★●■☆


一位中学教师写下万言书：对中国教育的真诚思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2/22/gossip-73418.html

 2012-02-22  核心提示：中国教育沉疴已久。对“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亦包含本报对早已变异的奥数班现象的连年呐喊。然而，这问题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万的孩子，依然生长于这看起来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的眼镜片厚了，心灵愈加脆弱，成长依然迷茫。

编者按

这是西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信”，他称之为“心灵告白”。而我们，被其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中国教育的真诚思考而深深打动。

中国教育沉疴已久。对“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亦包含本报对早已变异的奥数班现象的连年呐喊。然而，这问题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万的孩子，依然生长于这看起来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的眼镜片厚了，心灵愈加脆弱，成长依然迷茫。

“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

杨林柯老师如是形容自己的教育观。他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相对于当下被演绎到极致的、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应试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然真正的改变，看起来何其缓慢何其艰难。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这是他对整个中国教育的呼喊和发问。

这位主张教育是“良心工程”的高中语文老师，于信中贯穿着他的困惑与痛苦。而他的思考，或许难免个人的主观性，或许也失之于片面，但字里行间，却是真挚的、温热的，充满着对教育的热爱和激情，其热切呼喊与深深忧患的背后，紧紧勾连着孩子们的未来，乃至中国的未来。我们刊发这封信，一方面是为了与读者分享他的观点，同时也希望和亲爱的读者们一起来思考：杨老师的大声疾呼可有道理?孩子们如何成长?以及中国教育的明天在哪里?

这几天一直比较纠结，因为几位家长的“上访”，我被告到校长那里。对一个“资深”教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重事件。虽然我可以理解各方所持立场，但面对时仍有许多困惑。不久前开家长会，会后，有一位家长和我交流，说了一些赞扬和鼓励的话，说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真是太少了，不仅教书，还要做孩子的心灵导师，真不容易，甚至说到“崇拜”一类的话，这种话我已经听多了。我曾告诉学生，不要崇拜任何人，也不要让人家崇拜你自己，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这是现代意识。听到学生家长又在说“崇拜”一类的话，我立马插话：“不要崇拜，我和孩子是朋友。”我告诉家长，其实我一直在教育我自己，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自我的需要。

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领导找我“谈话”，说几个家长对我有意见，主要是学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对一些东西不相信了，爱怀疑了;对家长的话也不怎么迷信了，甚至用事实、道理和家长辩论;说我上课讲了批判性的话，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应该用“正面的、阳光的”东西教育孩子。意思大致就这些。

我深深理解领导的苦心，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背景下，家长缴了学费，买的就是学校的教育服务，作为“服务单位”的学校，为了“可持续发展”，能不考虑“上帝”的要求吗?

其后，虽然我做了一些解释说明，但在不同的思维空间里交流，似乎很累。实际情况是，个别家长的一面之词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却容易遮蔽更大的问题。我联系一些大学生自杀以及杀人的事实讲了我的价值选择理由，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生存的角度，高考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考小目标，目标高远，行动才会更有力。

就这样，我一下子进入一个夹缝之中：一边是一些学生以及家长的夸赞与“崇拜”，一边是个别学生家长的排斥与“上访”，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仔细想想，家长们也有他们的依据，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百姓，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的孩子毕竟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建立一种认同，要听“大人”的话。毕竟这个社会是由“大人”主宰的，如果孩子有叛逆之思，或者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家长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有个别家长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回到我自身，我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在知识教育中我努力实践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

再从功利目的上来说，有些孩子不会写文章，关键是没思想，胆识才气都从思想而来，没有读书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如何形成思想?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实“文”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文”是由人的内在气脉发出来的，喷泉里出水，血管里冒血，文章就是一个人内在生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

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不能只有“教育”。我并不想证明自己的超越。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价值和意义，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个社会的诸多系统中，教育是推动社会、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基础系统，它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主要任务。我自知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但无数能力有限的人行动起来，这个世界就有了改变的希望。虽然我们把教师打扮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需要追问的是，谁在真正塑造孩子的灵魂?

从另一角度看，人们只看到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学校收费似乎也不少，但如果深入教师们的生活深处、内心深处，看看教师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假期，但假期常常补课;有双休日，但周六都在上课;错过了好看的电影，不知道歌星的名字，读书充电的时间很有限——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中，学校成了“服务单位”，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要让上级领导满意，教师们不仅要面对“一仆二主”的外在尴尬，还得面对良心审判的内在羞愧，在“让他人满意”和“让自己满意”之间很难和解，经常得忍受内心的撕裂与痛苦的煎熬。

虽说外在的量化考评涉及学校的生存和教师的待遇与尊严，但毕竟教育是良心工程，良知的声音是教育最本真的力量。在与外在的各种矛盾与困扰的斗争和妥协中，那些有良知的教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这些年来，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我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我每年的阅读量绝不会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约在8-10万字，写文章和教学随笔不下30篇(这些与学校要求无关)。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稻粱谋，更不是为考个什么文凭获得体制认可，主要是想从精神上得救，发现真相，寻求真理，进而影响学生和我周围的人。在一个问题较多的语文环境中，我希望自己本身成为一种丰富的语文资源，在一个训练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的现实背景下，用自己的读书带动和影响学生，实现更高的教育价值。我知道自己道行不深、修炼有限，只是努力想成为一个后知后觉者，不想让孩子像许多庸碌之辈一样成为不知不觉者。

我知道，观念世界是一个僵化的世界，妄想把一些东西简单注入大脑的做法是可笑的，根本是心灵在起作用，而心灵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外在的教育再好，必须通过内化起作用。所以，最好的教育往往是自我教育，对于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来说，对学生最好的教育首先是教育好自己，让自己走向世界的高处，走向真理，然后才能对学生有一些精神辐射。如此来看，教师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要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并去粗取精，不断消化，吃草挤奶，所以，我强调读书。因为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至于家长说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孩子不太相信一些新闻报道，说受了我的影响，因为我确实说过“不要活在新闻里，生活比新闻大得多”一类的话，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理性思考、独立判断，不要因为好新闻就简单肯定：“形势一片大好”，也不要因为坏新闻就得出“社会腐败，人心不古”的结论。

任何新闻都是社会的一个点，生活比新闻大得多，要放开眼光，自己去看;使用大脑，自己去想，大脑中要多一些问号，不要只是感叹号，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不要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现成答案。对生活的判断要警惕极端化思维，或天堂，或地狱，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不对的。我给学生推荐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就是希望学生能走向高处，因为在低处只会区分大小高下尊卑，而在高处才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博大的心胸难道不好吗?)。

对于大人物，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不近人情的;大人物也并不是哪方面都伟大。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受的教育，英雄偶像都是大人物，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而不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很亲切，他们也是人。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

认识光，也得认识光在另一面的投影，这样，认识才是全面的;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样，社会不存在什么“纯洁城堡”，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所谓“纯洁”也只是相对而言。况且，学校也不是一个教育真空，社会不可能被隔离在学校之外。社会现实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的东西在信息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代，不通过学校也能够获得。

为了保护孩子，要告诉他们早晚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理想和美好，甚至有一些残酷，但必须直面这种残酷，让他们对不好的东西提前有一些预期，免得“见光死”，出现精神的扭曲与异常。近年来学生自杀事件很多，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成功教育”，是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革命加拼命，学习不要命，头悬梁，锥刺股，一心只为考大学。我们当年是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以至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晚自习为防止打瞌睡，就吃大葱、吃辣椒。“比、学、赶、帮、超”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以致于我身体差到感冒一次两个月不好，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110斤。现在的口号更离奇，“不成功，便成仁”等等之类，各种激进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我提出：享受学习过程!就是希望学生找到兴趣，找到方向，关注过程，不要只盯着成绩，因为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为了生命的幸福，终生都需要学习。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厌学，就是只把大学作为人生目标，甚至认为是自由天堂，但当学生真正走入大学以后才发现，和自己真正的理想有很大距离，自己努力追求的东西到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失落感随之产生，加上学生心理上的断乳，生命教育的缺失，有不少学生困惑、迷茫，也有学生麻木、沦落乃至走上绝路。要追问责任，大的社会原因不说了，要说具体原因，我觉得中学教育难辞其咎。

六年中学教育，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六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大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学教育，学生们六年都干了些什么?

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煳，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

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

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就像母亲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真正的教育者从来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希望。

记得一句话：世界如此糟糕，你要心理强大。教育是造心工程，造就一颗强大的慧心就有了探求世界、追求理想、建立意义的不竭动力源泉，也就有了呵护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


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中，“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

也许有家长会说，扯这些干吗!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去考大学，在一个身份社会，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一本”和“三本”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努力争取，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而且有“显性成绩”和“隐性成绩”之分，“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回报社会能力有限，人微言轻，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因为年龄一到，血压老高，天天服药，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生命短暂，鲁迅说：“抓紧做!”但我能做什么呢?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出书几十本，但都是速朽玩意儿;比起农民工，挣钱也算不少，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

记得一句话：“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

作为教师，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这在至高者看来，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但在我，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仅此而已。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长认为是“牢骚”，我要说：“我不是屈原，我没有冤屈。”我有车有房，家庭幸福，儿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就要狂一些，该谦虚谦虚，该骄傲就得骄傲，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骄傲才是认可自己，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记“标准答案”，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小时候还像哲学家，爱思考大问题。越长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谦虚，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得不上高分，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不去关心社会，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面人生，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

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只是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践。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传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教育符号。因为活着需要一个凭借，逃避自由只是为了躲开生存的恐惧，而我在一个夹缝中还能“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安慰。

20多年来，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成了各自小圈子里面的领袖，眼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为自己的领导，被称这个“长”那个“任”，我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当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不上进”或“出不了头”，易被认为是“无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与你交换轻蔑，一个人总得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世界在给你做减法或除法的时候，你得学会给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来，不管骑白马的是王子还是唐僧，也不管身高与影子是否成正比，我们总得面对这个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说，人总得守住点什么，仰望点什么。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

最后，我想给“上访”的几位家长说几句话。

我不知是因为我的一些话语灼伤了孩子敏感的心，还是我讲的什么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相悖，抑或是因为孩子学习不努力或成绩不好让你们焦虑。我深深理解你们的焦虑，在一个别无选择的教育现实面前，你们的焦虑其实也是我的焦虑，没有哪一个教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进步，也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业有成。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当毒牛奶毒大米问题肉问题菜等等不断得到曝光和关注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我们教育和精神层面存在的“食品”问题?

虽然你们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从内心来讲还心存感恩。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我们对教育教学有不同的理解?让我有了一次静下心来深入解读自己的机会。我的误区可能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是同道者或能够理解你的价值追求，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解读常识的能力。但我清楚：盲人是不能给盲人带路的，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爱每一个孩子，就像你们爱他们一样。他们其实都很优秀，有些能力卓越超群，常常让我感叹自己这个年龄时和他们的差距，只是在量化评价中他们的成绩可能并不如你们所愿。但你们想过没有，当一种评价体制只剩下一个刚性标准的时候，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不重要吗?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我告诉孩子，生命本无意义，要找到意义，须有信仰，而信仰是一生的追求。年轻时要有功利心，年长要有超越心。人生要核算，加减乘除要计较，因为人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每一步都要认真，人生的近目标和远目标要结合。我让大学生进班搞理想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有人生目标。

我只是想真诚地告诉各位：教育就是成长，生命只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个生命都会成长，每个生命也会走向自己的成功，而成功也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可怜。不要预支焦虑，生命需要开阔，观念需要解放，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放人，不是为了限制人，教育也要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原则。

孩子的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的成功和自己的面子捆绑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他人的“成功”掩盖自己的失败，过强的意志很可能带来理性的错误，导致我们看不到更高的价值。

我知道有许多孩子会向家长介绍并转述我的观点，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转述的，我只知道许多孩子“文集”上记录的我的一些“语录”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

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孩子听话的家长因为孩子不再“听话”而迁怒于学校，我知道还有几位优秀的老师也有“被上访”和“谈话”的经历，说孩子竟然和家长辩论，要和家长讲什么“人格平等”，“道德地位与法律地位平等”，家长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我要说的是：每个生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叛逆期和青春期是伴生的，难道“听话”就是评价好坏的唯一标准吗?孩子的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要让孩子成长，不能只让孩子“听话”，还得让孩子学会思考。

当然，没有哪一种教育天然就是最正确的，只是在于人的理解和选择。我们要反思传统的教育，是否让生命充满使命感，而忽视了命运感?如何才能焕发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呢?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家长认识一个“人”和他的苦心，借此也谈谈多年来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和各位家长有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也不希望家长把我看得多高。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那么多头衔，也没有那些华丽的宣传标签，我只是不甘心仅做一个“经师”，更希望做一个“人师”，成为一个有思想追求的教育者，使孩子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

说得不对之处，欢迎家长批评指正。我对家长的监督和关心表示感谢，对家长的误会表示理解，彼此都不用遗憾。因为误会本是世界的构成部分，只要心是热的，观点不同可以探讨。

我也愿意成为各位家长的朋友。

面对这封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你也许是用家长的心情或者学生的感受，抑或是一个关心教育问题的普通人的心理来审视。但不管怎样，关注就是力量，希望你我能够共同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好，期待您的声音。▲◆★●■☆


中国海岛生态告急 整治修复资金缺口达千亿
http://www.zaobao.com/cninvest/pages5/cninvest_zong120131a.shtml

(2012-01-31)：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相关人士近日告诉记者，中国的海岛开发利用正处于无序无度的状态，开发方式粗放，对海岛资源破坏十分严重。该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毋瑾超研究员透露，全国海岛彻底完成整治修复的资金缺口大概在数百亿到近千亿元。

　　记者同时获悉，国家海洋局将在2012年启动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简称“海岛普查”)，同时继续加强海岛整治修复和保护工作。此次调查对象为除海南本岛、厦门本岛、舟山本岛以外的全国所有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将对岛陆及周边海域的自然资源情况和权属、使用现状等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对海岛重点资源如岸线、港口等分布、质量、开发利用现状、潜力及保护状况等作出评价，开展全国无居民海岛功能定位及生态区划，提出相关海岛开发、建设、保护与管理的建议。

　　国家海洋局2011年披露，我国海岛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且资源破坏严重，炸岛炸礁、填海连岛、采石挖砂、乱围乱垦等活动大规模改变海岛地形、地貌，甚至造成部分海岛灭失；在海岛上倾倒垃圾和有害废物，采挖珊瑚礁，砍伐红树林，滥捕、滥采海岛珍稀生物资源等活动，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

　　国家海洋局下属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围填海工程或者使海岛与大陆相连，或者使若干个小海岛合并导致海岛失去了"四面环海"的生态属性。”毋瑾超则表示，海岛作为人类和海洋之间的缓冲地带，是阻挡台风侵袭的“生态屏障”。

　　一位海洋环保专家表示，在《海岛保护法》2009年颁布之后，海岛生态破坏势头虽然得到了遏制，但我国海岛生态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在产业结构方面，上述专家强调，无居民海岛的经济开发利用形式包括海岛旅游、中转仓储、农牧渔业、公共服务(航标、观测台站等)。”据截至2010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达到900多个，其中农牧渔业用岛数量最多，达到300多个，工业和交通运输用岛200多个。专家称，“大部分属于粗放型开发，也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资源掠夺型的开发”。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洋环保专家举例称，浙江省舟山市某海岛县的桥梁山，过去由于大面积炸山采石，海岛地形地貌已经发生很大改变，800多公顷中受破坏300多公顷，“当然，沿海地区"光头山"比这个更严重的有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浙江、广东、辽宁、河北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非法炸岛采石事件。上述资料还显示，东南某省湄洲岛因采砂船在滨海区济宁抽砂作业频繁，防护林倾倒，树根裸露，沙质海岸蚀退严重，尽管该岛成立了重点整治工作队，设立哨岗和举报电话，建立值班巡逻制度，但偷采行为仍屡禁不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汤坤贤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称，某地海岛在海边晒海产品，大量砍伐岛上树木，除去岛上草木，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这些采砂、采石项目，日后的人工修复成本远远大于建筑业、海产品养殖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实在是得不偿失。”汤坤贤说。

　　另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由于公共设施落后，我国有污水处理设备的乡镇级有居民海岛只有3个，其余海岛只能采取排海的处理方式，多数海岛垃圾处理仍然采取原始的填埋方式，造成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环境不断恶化。毋瑾超还表示，少数海岛的工业废水也向海水直排，造成重金属污染，鱼虾大量死亡，海水恶臭，大气能见度低。

　　上述海洋环保专家说，“近一两年里，各地提交海洋主管部门的用岛项目申请将出现新的集中期，一定要确保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海岛使用项目的环保高标准。”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梁嘉琳  ▲◆★●■☆


中国官媒突然密集力挺改革
http://www.zaobao.com/zg/zg120224_003.shtml

“宁要不完美改革 不要不改革危机”

（2012-02-24）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和公众都承认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医疗等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官方也时常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来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官方如果能拿出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在推进民主等重大领域取得突破，将可有效减轻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强调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日突然密集发声力挺改革，不仅表明高层已同意让改革成为即将召开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重要话题，还意味着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

　　今年是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推进改革的南方谈话20周年。1月中旬以来，一些市场程度较高的中国媒体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官方继续发扬邓小平的改革精神，以更大的魄力推动以发扬民主、监督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底也在广东引用邓小平当年的名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但主流官方媒体直到最近几天才高调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据了解，被视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近期将陆续推出系列鼓吹改革的文章，昨天这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就是该报评论部《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评论的第一篇。

　　分析人士指出，官方媒体高调倡导改革，与“向左转”的重庆模式近来因“王立军事件”而遭受重大挫折有一定关系。与重庆模式相比，高举改革大旗并成功应对了“乌坎事件”的广东模式显然更受舆论甚至高层的青睐，官方媒体自然要更加关注如何推进改革的话题。

《人民日报》：不改革中共有危险

与以往泛泛倡导改革的文章相比，《人民日报》昨天的评论更为直白犀利。文章说，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中共就会有危险。综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文章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文章指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官方和公众都承认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医疗等问题已十分严重，官方也时常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少人已对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将进行领导人换代的中共十八大又唤醒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官方如能拿出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在推进民主等重大领域取得突破，将可有效减轻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不惧挑战　金正恩有两大王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2-24： 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金正恩

　　中评社香港2月24日电（记者　黄蔚编译报道）因为金正日逝世而中断的朝美对话终于又重新开启。美国和朝鲜代表于23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高级别对话，这是继去年7月和10月的两轮对话后的又一次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当地时间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对第三次朝美高级别对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特别关注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领导下的政治方向。

　　美国期待的是一个政治稳定、乐于对话的朝鲜，但是，掌权不久的金正恩真的把朝鲜带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了吗？韩国老牌大报《韩国时报》称，当代社会，家族世袭制已经在世界大部份地区废除，但这一体系仍然“存活”在朝鲜，这只能说明朝鲜社会体系的落后和守旧。面对重重难关，金正恩有两大可利用资源，一个是亲戚：姑姑金敬姬及姑父张成泽，另一个是大学校友李英镐。金正恩的两个哥哥，并不会对他的政权带来大的冲击。

　　文章称，朝鲜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1948年以来，朝鲜一直将金日成等同于国家，街上随处可见金日成的肖像，他也被刻画为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手中拯救出朝鲜的英雄、并且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恩人和国家的守护者。

　　即便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之后，他还是被尊称为“永恒的领袖”。他的继任者必须是他的儿子金正日。如朝鲜政权所宣称的，金正日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意志。后来，他被宣传为只有他一人能够准确理解他父亲的思想，带领国家完成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但是，金正恩不同于他的父亲金正日，在接收权力之前已经历练了20余年，金正恩只有两年的国家管理经验。那么，这个才28岁、被美国国防部长称之为“男孩”的朝鲜国家最高领导，能够驾驭他父亲留下来的无以数计的事业吗？

　　面对朝鲜，作为新任领导者的金正恩，他必须给整个国家以新的希望和灵感，来解决已经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例如食品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极其薄弱。他也必须处理很多棘手的外交事务，包括朝鲜核问题，旨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六方会谈以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文章称，金正恩在管理国家时可以运用两大资源。

　　首先能够依赖的个人资源是他的亲戚——他的姑姑金敬姬以及她的丈夫张成泽。他们扮演者金正恩保护着和引导者的角色。他们二人已经在朝鲜执政党劳动党和军队里面建立起了权力体系，并且他们在国家管理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金正恩第二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其在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的校友。李英镐，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朝鲜群对和政党里面占有了重要地位，并会竭尽全力让军队效忠金正恩。朝鲜政党，政府和军队的详细分层结构保证了金正恩不会面临严重挑战。

　　文章提及金正恩的两个哥哥（金正男和金正哲）时评价到，他们可能会对其形成挑战，但也基本不会。金正男比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大了十岁多，也表现得更加博学，但是在朝鲜高层内被严重抹黑，因此他返回朝鲜执掌权力几乎不可能。但是，如往常金正日在世时候一样，从今往后，他也会给他弟弟金正恩添不少麻烦。

　　金正恩的第二个哥哥，金正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雄心抱负。

　　此外，朝鲜民众起来反抗金正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朝鲜民众被弱化，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力，并对金氏王朝保持绝对忠心。▲◆★●■☆


1968-1998——从下放到下岗：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52162.html

来源: 湘西山民 于 2012-02-21  作者：陈意新 （北卡莱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总第63期 | 来源日期：2007年6月30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PDF版链接）

【核心提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 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前言】

上山下乡 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 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 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 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 难；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1]。 进入1990年 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 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2]。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 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 “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 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3]。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着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 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 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 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一 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 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 学生人口中的61%[4]。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 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 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 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 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5]。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 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 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 化、甚至歧视与迫害[6]。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 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7]。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 项大于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于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8]。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 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9]。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10]。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 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11]。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 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12]。 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 历。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 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 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 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 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13]。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 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 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 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二 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有让 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 游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14]。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 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 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 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 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着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 常识[15]。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于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 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16]。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 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 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 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 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17]。实际上，由于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的一 位指出：“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个月。”[18] 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赶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浪 尖，大多数被下放“一片红”大潮卷去了农村。

1970年之后的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础，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对毛泽东 革命的希望幻灭，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规化教育在学 者的呐喊中、官员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唤里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政治家们攻击下化为泡影。1973年激进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 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于知识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的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 审判将教育纪律破除。伴随着他们的一波波攻击，1973-76年中许多中学的门窗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消云散；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 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而学生中流行的则是“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19]。当从这种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间大批 下乡时，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然而，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 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20]。 显然张铁 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不过，并非每个知青都最终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机会。 1970-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76 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 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 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21]。 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中国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 1980-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 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于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 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22]。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之后终止，1980起大学也只从应届高中招考学生，而 1982年之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 函、夜的主要学生。从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 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 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 项指标，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23]。 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 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 阶梯。随着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准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就连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叶店要求 应聘者不但要年轻，粗通茶文化，还得懂英语。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 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24]。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 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25]。不完整并且水 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 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 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于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26]。 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 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 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徵兵，但更多 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 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 回城[27]。而作为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 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群。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于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 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 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28]。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 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 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 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29]。 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 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徵兵从不招徵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 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 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30]。 当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 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31]。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 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32]。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 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干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33]。 但知 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于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 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冲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 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34]。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 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 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 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于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 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35]。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 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36]。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 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37]。 与1977年 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 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 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 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38]。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 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39]。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 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 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于考核的分数取决于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 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冤：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40]。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 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41]。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 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出于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 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42]。 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 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 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43]。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 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44]。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 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于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 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 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 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四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 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 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 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 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45]。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 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 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 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46]。由于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 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 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 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47]。 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 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 的经济成本。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 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 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徵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 子女的教育费。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 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 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48]。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 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

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 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 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 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 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49]。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 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 挣的。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 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 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 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 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 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着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着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 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 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 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 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50]。当然，他 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 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 碗、“摸着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 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 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 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 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51]。国有经济企业因资 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 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 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干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 于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52]。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 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 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53]。 下岗 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1969年陈 洁念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 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 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 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54]。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着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 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 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着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 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陕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 知青。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 一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55]。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五 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 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 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 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 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并改组、以市场机制来 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 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餬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56]。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 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 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 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 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57]。 然而，大部分 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 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 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 件”[58]。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 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 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 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餬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59]。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 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60]。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 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 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 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 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 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毛一代、 邓二代、江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江核心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 所系。▲◆★●■☆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仔细想想，家长们也有他们的依据，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百姓，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的孩子毕竟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建立一种认同，要听“大人”的话。毕竟这个社会是由“大人”主宰的，如果孩子有叛逆之思，或者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家长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有个别家长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回到我自身，我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在知识教育中我努力实践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

再从功利目的上来说，有些孩子不会写文章，关键是没思想，胆识才气都从思想而来，没有读书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如何形成思想?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实“文”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文”是由人的内在气脉发出来的，喷泉里出水，血管里冒血，文章就是一个人内在生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

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不能只有“教育”。我并不想证明自己的超越。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价值和意义，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个社会的诸多系统中，教育是推动社会、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基础系统，它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主要任务。我自知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但无数能力有限的人行动起来，这个世界就有了改变的希望。虽然我们把教师打扮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需要追问的是，谁在真正塑造孩子的灵魂?

从另一角度看，人们只看到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学校收费似乎也不少，但如果深入教师们的生活深处、内心深处，看看教师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假期，但假期常常补课;有双休日，但周六都在上课;错过了好看的电影，不知道歌星的名字，读书充电的时间很有限——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中，学校成了“服务单位”，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要让上级领导满意，教师们不仅要面对“一仆二主”的外在尴尬，还得面对良心审判的内在羞愧，在“让他人满意”和“让自己满意”之间很难和解，经常得忍受内心的撕裂与痛苦的煎熬。

虽说外在的量化考评涉及学校的生存和教师的待遇与尊严，但毕竟教育是良心工程，良知的声音是教育最本真的力量。在与外在的各种矛盾与困扰的斗争和妥协中，那些有良知的教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这些年来，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我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我每年的阅读量绝不会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约在8-10万字，写文章和教学随笔不下30篇(这些与学校要求无关)。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稻粱谋，更不是为考个什么文凭获得体制认可，主要是想从精神上得救，发现真相，寻求真理，进而影响学生和我周围的人。在一个问题较多的语文环境中，我希望自己本身成为一种丰富的语文资源，在一个训练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的现实背景下，用自己的读书带动和影响学生，实现更高的教育价值。我知道自己道行不深、修炼有限，只是努力想成为一个后知后觉者，不想让孩子像许多庸碌之辈一样成为不知不觉者。

我知道，观念世界是一个僵化的世界，妄想把一些东西简单注入大脑的做法是可笑的，根本是心灵在起作用，而心灵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外在的教育再好，必须通过内化起作用。所以，最好的教育往往是自我教育，对于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来说，对学生最好的教育首先是教育好自己，让自己走向世界的高处，走向真理，然后才能对学生有一些精神辐射。如此来看，教师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要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并去粗取精，不断消化，吃草挤奶，所以，我强调读书。因为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至于家长说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孩子不太相信一些新闻报道，说受了我的影响，因为我确实说过“不要活在新闻里，生活比新闻大得多”一类的话，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理性思考、独立判断，不要因为好新闻就简单肯定：“形势一片大好”，也不要因为坏新闻就得出“社会腐败，人心不古”的结论。

任何新闻都是社会的一个点，生活比新闻大得多，要放开眼光，自己去看;使用大脑，自己去想，大脑中要多一些问号，不要只是感叹号，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不要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现成答案。对生活的判断要警惕极端化思维，或天堂，或地狱，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不对的。我给学生推荐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就是希望学生能走向高处，因为在低处只会区分大小高下尊卑，而在高处才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博大的心胸难道不好吗?)。

对于大人物，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不近人情的;大人物也并不是哪方面都伟大。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受的教育，英雄偶像都是大人物，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而不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很亲切，他们也是人。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

认识光，也得认识光在另一面的投影，这样，认识才是全面的;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样，社会不存在什么“纯洁城堡”，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所谓“纯洁”也只是相对而言。况且，学校也不是一个教育真空，社会不可能被隔离在学校之外。社会现实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的东西在信息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代，不通过学校也能够获得。

为了保护孩子，要告诉他们早晚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理想和美好，甚至有一些残酷，但必须直面这种残酷，让他们对不好的东西提前有一些预期，免得“见光死”，出现精神的扭曲与异常。近年来学生自杀事件很多，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成功教育”，是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革命加拼命，学习不要命，头悬梁，锥刺股，一心只为考大学。我们当年是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以至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晚自习为防止打瞌睡，就吃大葱、吃辣椒。“比、学、赶、帮、超”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以致于我身体差到感冒一次两个月不好，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110斤。现在的口号更离奇，“不成功，便成仁”等等之类，各种激进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我提出：享受学习过程!就是希望学生找到兴趣，找到方向，关注过程，不要只盯着成绩，因为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为了生命的幸福，终生都需要学习。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厌学，就是只把大学作为人生目标，甚至认为是自由天堂，但当学生真正走入大学以后才发现，和自己真正的理想有很大距离，自己努力追求的东西到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失落感随之产生，加上学生心理上的断乳，生命教育的缺失，有不少学生困惑、迷茫，也有学生麻木、沦落乃至走上绝路。要追问责任，大的社会原因不说了，要说具体原因，我觉得中学教育难辞其咎。

六年中学教育，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六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大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学教育，学生们六年都干了些什么?

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煳，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

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

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就像母亲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真正的教育者从来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希望。

记得一句话：世界如此糟糕，你要心理强大。教育是造心工程，造就一颗强大的慧心就有了探求世界、追求理想、建立意义的不竭动力源泉，也就有了呵护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


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中，“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

也许有家长会说，扯这些干吗!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去考大学，在一个身份社会，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一本”和“三本”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努力争取，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而且有“显性成绩”和“隐性成绩”之分，“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回报社会能力有限，人微言轻，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因为年龄一到，血压老高，天天服药，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生命短暂，鲁迅说：“抓紧做!”但我能做什么呢?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出书几十本，但都是速朽玩意儿;比起农民工，挣钱也算不少，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

记得一句话：“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

作为教师，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这在至高者看来，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但在我，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仅此而已。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长认为是“牢骚”，我要说：“我不是屈原，我没有冤屈。”我有车有房，家庭幸福，儿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就要狂一些，该谦虚谦虚，该骄傲就得骄傲，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骄傲才是认可自己，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记“标准答案”，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小时候还像哲学家，爱思考大问题。越长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谦虚，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得不上高分，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不去关心社会，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面人生，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

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只是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践。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传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教育符号。因为活着需要一个凭借，逃避自由只是为了躲开生存的恐惧，而我在一个夹缝中还能“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安慰。

20多年来，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成了各自小圈子里面的领袖，眼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为自己的领导，被称这个“长”那个“任”，我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当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不上进”或“出不了头”，易被认为是“无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与你交换轻蔑，一个人总得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世界在给你做减法或除法的时候，你得学会给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来，不管骑白马的是王子还是唐僧，也不管身高与影子是否成正比，我们总得面对这个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说，人总得守住点什么，仰望点什么。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

最后，我想给“上访”的几位家长说几句话。

我不知是因为我的一些话语灼伤了孩子敏感的心，还是我讲的什么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相悖，抑或是因为孩子学习不努力或成绩不好让你们焦虑。我深深理解你们的焦虑，在一个别无选择的教育现实面前，你们的焦虑其实也是我的焦虑，没有哪一个教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进步，也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业有成。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当毒牛奶毒大米问题肉问题菜等等不断得到曝光和关注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我们教育和精神层面存在的“食品”问题?

虽然你们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从内心来讲还心存感恩。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我们对教育教学有不同的理解?让我有了一次静下心来深入解读自己的机会。我的误区可能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是同道者或能够理解你的价值追求，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解读常识的能力。但我清楚：盲人是不能给盲人带路的，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爱每一个孩子，就像你们爱他们一样。他们其实都很优秀，有些能力卓越超群，常常让我感叹自己这个年龄时和他们的差距，只是在量化评价中他们的成绩可能并不如你们所愿。但你们想过没有，当一种评价体制只剩下一个刚性标准的时候，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不重要吗?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我告诉孩子，生命本无意义，要找到意义，须有信仰，而信仰是一生的追求。年轻时要有功利心，年长要有超越心。人生要核算，加减乘除要计较，因为人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每一步都要认真，人生的近目标和远目标要结合。我让大学生进班搞理想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有人生目标。

我只是想真诚地告诉各位：教育就是成长，生命只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个生命都会成长，每个生命也会走向自己的成功，而成功也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可怜。不要预支焦虑，生命需要开阔，观念需要解放，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放人，不是为了限制人，教育也要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原则。

孩子的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的成功和自己的面子捆绑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他人的“成功”掩盖自己的失败，过强的意志很可能带来理性的错误，导致我们看不到更高的价值。

我知道有许多孩子会向家长介绍并转述我的观点，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转述的，我只知道许多孩子“文集”上记录的我的一些“语录”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

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孩子听话的家长因为孩子不再“听话”而迁怒于学校，我知道还有几位优秀的老师也有“被上访”和“谈话”的经历，说孩子竟然和家长辩论，要和家长讲什么“人格平等”，“道德地位与法律地位平等”，家长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我要说的是：每个生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叛逆期和青春期是伴生的，难道“听话”就是评价好坏的唯一标准吗?孩子的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要让孩子成长，不能只让孩子“听话”，还得让孩子学会思考。

当然，没有哪一种教育天然就是最正确的，只是在于人的理解和选择。我们要反思传统的教育，是否让生命充满使命感，而忽视了命运感?如何才能焕发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呢?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家长认识一个“人”和他的苦心，借此也谈谈多年来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和各位家长有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也不希望家长把我看得多高。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那么多头衔，也没有那些华丽的宣传标签，我只是不甘心仅做一个“经师”，更希望做一个“人师”，成为一个有思想追求的教育者，使孩子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

说得不对之处，欢迎家长批评指正。我对家长的监督和关心表示感谢，对家长的误会表示理解，彼此都不用遗憾。因为误会本是世界的构成部分，只要心是热的，观点不同可以探讨。

我也愿意成为各位家长的朋友。

面对这封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你也许是用家长的心情或者学生的感受，抑或是一个关心教育问题的普通人的心理来审视。但不管怎样，关注就是力量，希望你我能够共同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好，期待您的声音。▲◆★●■☆


中国海岛生态告急 整治修复资金缺口达千亿
http://www.zaobao.com/cninvest/pages5/cninvest_zong120131a.shtml

(2012-01-31)：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相关人士近日告诉记者，中国的海岛开发利用正处于无序无度的状态，开发方式粗放，对海岛资源破坏十分严重。该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毋瑾超研究员透露，全国海岛彻底完成整治修复的资金缺口大概在数百亿到近千亿元。

　　记者同时获悉，国家海洋局将在2012年启动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简称“海岛普查”)，同时继续加强海岛整治修复和保护工作。此次调查对象为除海南本岛、厦门本岛、舟山本岛以外的全国所有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将对岛陆及周边海域的自然资源情况和权属、使用现状等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对海岛重点资源如岸线、港口等分布、质量、开发利用现状、潜力及保护状况等作出评价，开展全国无居民海岛功能定位及生态区划，提出相关海岛开发、建设、保护与管理的建议。

　　国家海洋局2011年披露，我国海岛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且资源破坏严重，炸岛炸礁、填海连岛、采石挖砂、乱围乱垦等活动大规模改变海岛地形、地貌，甚至造成部分海岛灭失；在海岛上倾倒垃圾和有害废物，采挖珊瑚礁，砍伐红树林，滥捕、滥采海岛珍稀生物资源等活动，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

　　国家海洋局下属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围填海工程或者使海岛与大陆相连，或者使若干个小海岛合并导致海岛失去了"四面环海"的生态属性。”毋瑾超则表示，海岛作为人类和海洋之间的缓冲地带，是阻挡台风侵袭的“生态屏障”。

　　一位海洋环保专家表示，在《海岛保护法》2009年颁布之后，海岛生态破坏势头虽然得到了遏制，但我国海岛生态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在产业结构方面，上述专家强调，无居民海岛的经济开发利用形式包括海岛旅游、中转仓储、农牧渔业、公共服务(航标、观测台站等)。”据截至2010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达到900多个，其中农牧渔业用岛数量最多，达到300多个，工业和交通运输用岛200多个。专家称，“大部分属于粗放型开发，也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资源掠夺型的开发”。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洋环保专家举例称，浙江省舟山市某海岛县的桥梁山，过去由于大面积炸山采石，海岛地形地貌已经发生很大改变，800多公顷中受破坏300多公顷，“当然，沿海地区"光头山"比这个更严重的有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浙江、广东、辽宁、河北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非法炸岛采石事件。上述资料还显示，东南某省湄洲岛因采砂船在滨海区济宁抽砂作业频繁，防护林倾倒，树根裸露，沙质海岸蚀退严重，尽管该岛成立了重点整治工作队，设立哨岗和举报电话，建立值班巡逻制度，但偷采行为仍屡禁不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汤坤贤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称，某地海岛在海边晒海产品，大量砍伐岛上树木，除去岛上草木，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这些采砂、采石项目，日后的人工修复成本远远大于建筑业、海产品养殖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实在是得不偿失。”汤坤贤说。

　　另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由于公共设施落后，我国有污水处理设备的乡镇级有居民海岛只有3个，其余海岛只能采取排海的处理方式，多数海岛垃圾处理仍然采取原始的填埋方式，造成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环境不断恶化。毋瑾超还表示，少数海岛的工业废水也向海水直排，造成重金属污染，鱼虾大量死亡，海水恶臭，大气能见度低。

　　上述海洋环保专家说，“近一两年里，各地提交海洋主管部门的用岛项目申请将出现新的集中期，一定要确保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海岛使用项目的环保高标准。”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梁嘉琳  ▲◆★●■☆


中国官媒突然密集力挺改革
http://www.zaobao.com/zg/zg120224_003.shtml

“宁要不完美改革 不要不改革危机”

（2012-02-24）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和公众都承认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医疗等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官方也时常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来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官方如果能拿出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在推进民主等重大领域取得突破，将可有效减轻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强调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日突然密集发声力挺改革，不仅表明高层已同意让改革成为即将召开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重要话题，还意味着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

　　今年是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推进改革的南方谈话20周年。1月中旬以来，一些市场程度较高的中国媒体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官方继续发扬邓小平的改革精神，以更大的魄力推动以发扬民主、监督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底也在广东引用邓小平当年的名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但主流官方媒体直到最近几天才高调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据了解，被视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近期将陆续推出系列鼓吹改革的文章，昨天这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就是该报评论部《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评论的第一篇。

　　分析人士指出，官方媒体高调倡导改革，与“向左转”的重庆模式近来因“王立军事件”而遭受重大挫折有一定关系。与重庆模式相比，高举改革大旗并成功应对了“乌坎事件”的广东模式显然更受舆论甚至高层的青睐，官方媒体自然要更加关注如何推进改革的话题。

《人民日报》：不改革中共有危险

与以往泛泛倡导改革的文章相比，《人民日报》昨天的评论更为直白犀利。文章说，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中共就会有危险。综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文章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文章指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官方和公众都承认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医疗等问题已十分严重，官方也时常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少人已对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将进行领导人换代的中共十八大又唤醒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官方如能拿出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在推进民主等重大领域取得突破，将可有效减轻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不惧挑战　金正恩有两大王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2-24： 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金正恩

　　中评社香港2月24日电（记者　黄蔚编译报道）因为金正日逝世而中断的朝美对话终于又重新开启。美国和朝鲜代表于23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高级别对话，这是继去年7月和10月的两轮对话后的又一次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当地时间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对第三次朝美高级别对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特别关注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领导下的政治方向。

　　美国期待的是一个政治稳定、乐于对话的朝鲜，但是，掌权不久的金正恩真的把朝鲜带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了吗？韩国老牌大报《韩国时报》称，当代社会，家族世袭制已经在世界大部份地区废除，但这一体系仍然“存活”在朝鲜，这只能说明朝鲜社会体系的落后和守旧。面对重重难关，金正恩有两大可利用资源，一个是亲戚：姑姑金敬姬及姑父张成泽，另一个是大学校友李英镐。金正恩的两个哥哥，并不会对他的政权带来大的冲击。

　　文章称，朝鲜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1948年以来，朝鲜一直将金日成等同于国家，街上随处可见金日成的肖像，他也被刻画为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手中拯救出朝鲜的英雄、并且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恩人和国家的守护者。

　　即便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之后，他还是被尊称为“永恒的领袖”。他的继任者必须是他的儿子金正日。如朝鲜政权所宣称的，金正日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意志。后来，他被宣传为只有他一人能够准确理解他父亲的思想，带领国家完成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但是，金正恩不同于他的父亲金正日，在接收权力之前已经历练了20余年，金正恩只有两年的国家管理经验。那么，这个才28岁、被美国国防部长称之为“男孩”的朝鲜国家最高领导，能够驾驭他父亲留下来的无以数计的事业吗？

　　面对朝鲜，作为新任领导者的金正恩，他必须给整个国家以新的希望和灵感，来解决已经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例如食品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极其薄弱。他也必须处理很多棘手的外交事务，包括朝鲜核问题，旨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六方会谈以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文章称，金正恩在管理国家时可以运用两大资源。

　　首先能够依赖的个人资源是他的亲戚——他的姑姑金敬姬以及她的丈夫张成泽。他们扮演者金正恩保护着和引导者的角色。他们二人已经在朝鲜执政党劳动党和军队里面建立起了权力体系，并且他们在国家管理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金正恩第二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其在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的校友。李英镐，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朝鲜群对和政党里面占有了重要地位，并会竭尽全力让军队效忠金正恩。朝鲜政党，政府和军队的详细分层结构保证了金正恩不会面临严重挑战。

　　文章提及金正恩的两个哥哥（金正男和金正哲）时评价到，他们可能会对其形成挑战，但也基本不会。金正男比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大了十岁多，也表现得更加博学，但是在朝鲜高层内被严重抹黑，因此他返回朝鲜执掌权力几乎不可能。但是，如往常金正日在世时候一样，从今往后，他也会给他弟弟金正恩添不少麻烦。

　　金正恩的第二个哥哥，金正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雄心抱负。

　　此外，朝鲜民众起来反抗金正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朝鲜民众被弱化，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力，并对金氏王朝保持绝对忠心。▲◆★●■☆


1968-1998——从下放到下岗：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52162.html

来源: 湘西山民 于 2012-02-21  作者：陈意新 （北卡莱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总第63期 | 来源日期：2007年6月30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PDF版链接）

【核心提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 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前言】

上山下乡 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 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 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 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 难；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1]。 进入1990年 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 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2]。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 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 “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 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3]。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着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 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 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 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一 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 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 学生人口中的61%[4]。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 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 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 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 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5]。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 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 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 化、甚至歧视与迫害[6]。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 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7]。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 项大于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于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8]。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 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9]。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10]。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 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11]。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 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12]。 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 历。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 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 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 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 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13]。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 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 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 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二 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有让 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 游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14]。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 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 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 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 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着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 常识[15]。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于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 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16]。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 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 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 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 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17]。实际上，由于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的一 位指出：“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个月。”[18] 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赶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浪 尖，大多数被下放“一片红”大潮卷去了农村。

1970年之后的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础，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对毛泽东 革命的希望幻灭，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规化教育在学 者的呐喊中、官员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唤里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政治家们攻击下化为泡影。1973年激进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 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于知识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的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 审判将教育纪律破除。伴随着他们的一波波攻击，1973-76年中许多中学的门窗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消云散；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 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而学生中流行的则是“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19]。当从这种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间大批 下乡时，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然而，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 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20]。 显然张铁 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不过，并非每个知青都最终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机会。 1970-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76 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 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 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21]。 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中国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 1980-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 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于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 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22]。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之后终止，1980起大学也只从应届高中招考学生，而 1982年之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 函、夜的主要学生。从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 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 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 项指标，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23]。 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 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 阶梯。随着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准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就连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叶店要求 应聘者不但要年轻，粗通茶文化，还得懂英语。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 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24]。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 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25]。不完整并且水 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 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 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于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26]。 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 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 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徵兵，但更多 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 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 回城[27]。而作为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 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群。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于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 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 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28]。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 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 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 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29]。 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 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徵兵从不招徵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 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 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30]。 当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 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31]。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 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32]。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 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干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33]。 但知 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于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 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冲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 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34]。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 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 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 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于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 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35]。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 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36]。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 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37]。 与1977年 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 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 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 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38]。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 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39]。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 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 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于考核的分数取决于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 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冤：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40]。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 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41]。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 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出于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 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42]。 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 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 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43]。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 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44]。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 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于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 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 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 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四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 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 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 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 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45]。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 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 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 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46]。由于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 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 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 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47]。 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 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 的经济成本。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 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 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徵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 子女的教育费。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 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 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48]。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 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

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 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 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 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 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49]。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 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 挣的。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 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 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 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 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 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着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着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 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 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 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 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50]。当然，他 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 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 碗、“摸着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 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 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 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 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51]。国有经济企业因资 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 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 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干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 于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52]。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 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 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53]。 下岗 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1969年陈 洁念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 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 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 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54]。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着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 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 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着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 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陕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 知青。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 一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55]。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五 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 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 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 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 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并改组、以市场机制来 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 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餬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56]。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 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 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 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 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57]。 然而，大部分 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 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 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 件”[58]。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 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 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 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餬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59]。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 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60]。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 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 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 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 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 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毛一代、 邓二代、江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江核心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 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