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揭秘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绝大多数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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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22：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注1，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注2。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注3。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注4。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注5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着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注6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注7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注8。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注9。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注10，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注11。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注12，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注13，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畲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注14。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注15。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注16。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注17。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注18。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注19；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注20；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1。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注22；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3；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注24；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注25。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着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注26。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注27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注28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9，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注30。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31；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注32、“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注33；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注34，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注35；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注36；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注37；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38；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39，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注40。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注41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42；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注43；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44。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注45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注46；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注47；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注48。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注49。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注50。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注51。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注52和“江青反党集团”注53。

　　“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注54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注55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注56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注58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注59。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注60，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注61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注62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注63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注64，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注65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注66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注67到l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l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注68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来源: 凤凰网▲◆★●■☆


十八大前党媒谏中共“政改” 不改革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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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陆军28军网 于 2012-02-22  
十八大前党媒谏中共“政改” 不改革有危机   中国陆军28军网

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布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称“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

据悉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系列评论《深化改革认识论》的第一篇，此后陆续还会有倡议改革的文章陆续推出。

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一直在中共官方语境中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外，也提及了被当局视为禁忌的“政治体制改革”，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近日正值邓小平南巡20周年、逝世15周年纪念日，在中共党媒沉寂一段时间后，对于纪念邓小平，倡议改革的的声音再一次集体出现，除了《人民日报》推出这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外，新华社也发文邓小平南方谈话：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南方报系也打出组合拳，旗下媒体同时刊登对于曾在《解放日报》发文呼吁改革的周瑞金的采访，引发争论。

此文刊出后，目前在中国大陆正在引起广泛的热议，不少声音认为，在十八大之前，作为中共最重要喉舌的《人民日报》此番发文进言中共，要求改革，有着不寻常的意味。不少网友也认为《人民日报》越来越有“七十年代末的风格”。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噼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皇甫平赞汪洋是80年代的万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850

   2012-2-20  2012年2月20日，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4篇系列文章，传达邓小平改革开放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接受了南方报系的采访，该采访稿同步在《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上刊登。

　　在这个报道中，周瑞金称“改革又到了需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并表示“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并表达了自己对共同富裕的观点，“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

　　周瑞金之所以在言语之间被外界认为是在盛赞汪洋如同80年代的万里，党内改革的急先锋，是他认为广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1977年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

　　在周瑞金看来，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而在此前一直炒的很热的“共同富裕”话题，周瑞金表示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

　　对于曾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皇甫平”，周瑞金曾在此前的采访中解释，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此前有文章称，“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随着东欧发生剧变。当时有声音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当时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甚至有人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甚至公开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皇甫平的系列文章的出现才被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来源: 多维▲◆★●■☆


美对华战略失误将陷入万劫不复
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22/23/a48fc7.html

2012-2-23  来源：中国战略论坛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其战略布局已经很明显地是围绕着围堵中国进行布局，其实美国犯下重大战略失误，但遗憾的是美国坚定地认为可以重现往日的辉煌，世界仍然属于美国。如果美国今后不尽早改变这个观念，美国就没有未来。

　　从资本主义智慧来讲，美国还不如英国，英国在二战以后让美国全面超越，连金融也被美国取而代之，但英国很明白自己的未来英国跟随美国，事实上英国也从美国获得不少好处，英镑仍然在金融领域分得一小杯羹，诸如能源领域等，而美国如果想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铲除更多威胁，但这个威胁要分等级，能够铲除的铲除，铲除不了的就要合作。

　　纵观世界范围，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大致分为三等：第一等为中国；第二等日本、俄罗斯、欧盟、印度，巴西；第三等诸如伊朗、朝鲜等国。只有划分好对美国形成挑战的级别，才能够使用正确的策略，对美国来说才能真正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下面就各类国家根据对美国利益要求的种类进行划分。

　　第一类型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超级大国，虽然军事上还不甚透明，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亚洲，中国周边美国已经无法取胜，虽然美国有航母但中国有东风-21D、中子弹来应付，而且其应战水平对付航母绰绰有余，中国已经从建国后开始研究如何打航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所以打航母的技术肯定是早就成熟了。军事上，美国能够对付中国的有效手段只有航母编队，潜水艇只能对付水下目标和近海目标，所以对付中国大陆，而且还是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陆军，根本就不可能取胜。中国经济上奉行的策略更厉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美国怎么打击对付？！所以美国无法控制和战胜就要想办法联合。

　　在未来竞争中，少了一个对手，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谁强大到世界第二就对付谁，美国就没有衡量其自身的能力跟水平。笔者以为美国与其花费巨额战略资源对付中国，不如跟中国合作，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毕竟这些年美国跟中国合作没有少获得巨额利益，这一点美国自己更清楚。

　　第二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做大的潜力，而且也有超越美国的可能，这类国家人口多，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极有可能会超越美国，如果这些国家都超越了美国，那么美国未来只能沦为三流国家，当然三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矛盾重重，加上美国多元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移民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故而美国就很有可能导致分裂，这样分裂的国家就很有可能变成三流国家。

　　俄罗斯是世界军事能源大国，跟中国的契合度很高，在美国倒下之前，中俄很难分道扬镳。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一直致力于恢复往日苏联时的辉煌。巴西在南美本来就属于大国，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由于长期中国印度成为世界的主角，但把巴西忽略是很危险的。印度就不用说了，无论人口、经济、军事、还是软件高科技领域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印度又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将来一定可以超越美国。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如果一旦放弃日本，或者管不了日本的时候，日本一旦发展强大，绝对有脱离美国的实力，而后就可以挑战美国。

　　第三类型的国家，这个类型的国家根本就算不上威胁，以为实力太小，顶多能够影响美国盟友的利益，例如伊朗，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将对以色列形成巨大威胁，而后成为中东强国，但美国本土形不成威胁。朝鲜就不用说了，该国比较贫穷，对日韩根本就形不成挑战，只是有核武器护体而已。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以英国为榜样，跟中国加紧合作，而不是对峙，把潜在第二类型的国家消灭的萌芽状态，这样美国还可以成为世界强国大国。如果二类国家超越了美国，美国的末日就彻底来临。▲◆★●■☆


反腐突破口在权力结构改革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2/t20120223_170709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2-23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梁伯权 摄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制度反腐、制度监督、制度建党等领域的研究。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 反腐败突破口在权力结构的改革

   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

　　我不赞成叫特殊利益集团或叫既得利益集团。我赞成叫特殊利益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并没有章程，他们还没有真正抱成团，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改革。如果真正形成集团来进行抵抗，那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搞了。

　　靠“两规”肯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但是不用，当前的腐败会更严重。

　　星岛环球网消息：《南方日报》报道，30多年来，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使李永忠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成为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他认为，小平是从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而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则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

　　还原历史

　　纪念南方谈话让我们明白三大道理

　　南方日报：从您个人的角度如何理解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年以后发生的变化？

　　李永忠：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第一次是文革的压力。10年浩劫，让大家主要是最基层的民众和备受迫害的高层领导，感受到不改革不行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全党的改革共识。第二次压力就是南方谈话之前，相当一部分领导、舆论和理论界都有停止改革、放弃改革甚至倒退到计划经济模式去的想法，此类观点与其利益有关，因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一定得把小平南方谈话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

　　其实，长于战略思考的邓小平，在这一改革的相持阶段，也一直在冷静观察、冷静思考，并冷静地寻找动力和战略的突破口。他觉得应该去当时改革起步较早，干部能力较强，群众得实惠较多，条件比较具备，思想比较解放，接近世界潮流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就是南方。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南方，听懂他讲话的知音才会更多一些，影响力才会更大一些。

　　所以说纪念南方谈话，不仅要还原当时历史，同时要通过复原这段历史，让我们明白其中的三个道理。一是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其核心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二是改革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改革必须依托一个特区，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条件，才有一个改革孵化器。没有孵化器怎么搞改革？

制度反腐

　　小平是从党和社会主义性质来看反腐败的

　　南方日报：小平南方谈话里讲到，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您怎么看小平同志对法制的态度？

　　李永忠：对反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高度重视，他曾经说过，如果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什么意义？说明小平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邓小平是一直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提出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要“两手抓”。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廉政建设要坚持不懈。他对反腐败、廉政建设是到位的，是有高度的。他对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注意的。

　　南方日报：那制度反腐呢？

　　李永忠：南方谈话虽然没有专门并直接讲制度反腐，但小平提出了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重要论断！如果再把他在此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的“8·18”讲话联系起来，去学习、去领悟，我们就能明白制度反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因为，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制度反腐不是用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反腐败，而是通过权力结构的改革，以新的权力结构来反对和预防腐败。当然，随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制度反腐会与权力反腐实现有机结合，以实现反腐力量、效率的最大化！为此，需要我们以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去大胆实践，勇敢创造，不断前进。

　利益集团

　　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阻挠

　　南方日报：小平说改革开放搞多久，反腐败就要搞多久，您如何看待反腐败的艰巨性？

　　李永忠：如果说“两手抓”和制度反腐体现了小平同志在反腐上的空间概念，“两个多久”则体现了小平在反腐方面的时间概念，说明小平的逻辑思路一直是很清楚的，与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就是反腐倡廉建设。

　　南方日报：现实中，老百姓还是认为，我们的反腐败之所以遭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来自于某些利益集团的阻挠，从而导致反腐败工作中可以向国际上借鉴的经验却难以借鉴？

　　李永忠：有这个因素，但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的阻挠。腐败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对腐败问题的原点，认识上存在分歧。很多人并不清楚原点在什么地方，真要从原点着手去解决问题时，又左顾右盼担心到底是不是原点？问题主要包括思想上、利益上、感情上，群众看法与领导认识有差距，会上讲话与会下议论有差异，吸收借鉴与反对抵制有差别，因此反腐败的共识难以形成。

　　南方日报：近年来，理论界也经常提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利益集团，您如何看待利益集团的存在问题？

　　李永忠：我不赞成叫特殊利益集团或叫既得利益集团。我赞成叫特殊利益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并没有章程，他们还没有真正抱成团，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改革。如果真正形成集团来进行抵抗，那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搞了。我们还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改革，也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引偏或误导改革。

　　这种特殊利益势力，只要他们占据有利位置，就能左右大局。这些年之所以改革的阻力很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阻力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缺乏有利于改革的制度导向。现在大多数改革，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压缩、减少既得利益势力的制度。改革中获利最大的，多是有权者；受损最多的，常为无权者。被代表、被增长、被和谐的情况常常见诸报端。既得利益势力有多大，大家都看得出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分解，“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大；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虽然讲了多年，却很难推行。

　　第二是缺乏有利于改革的用人导向。敢于革自己命的改革者很难获得良好的上升通道，很难担负更重要的职责去推进改革。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未形成，使他们很难担当更重要职务。

　　第三是缺乏有利于改革的民主导向。

　　南方日报：如何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的腐败问题？

　　李永忠：第一要承认利益是刚性的，要通过法规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或者特殊利益势力；第二要启迪他们的自省、觉悟。发达国家一些觉悟了的巨富，已经有了死后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孙是一种罪过的认知。第三要给压力。改革是靠压力来推动的，没有压力是不行的，要想办法把中央意志转化给既得利益势力和特殊利益势力的压力；第四要突破阻挠。不能从上面做起，就从基层做起，从试点做起。基层的既得利益小一些，再慢慢解决。在顶层上面搞改革，风险太大。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反腐动向

　　腐败问题出现“权权交易”新动向

　　南方日报：腐败问题当前出现了哪些新动向？

　　李永忠：我认为已经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色交易，再逐步延伸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是普遍现象，直截了当，钱货两讫，是现货交易。在权力结构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权钱交易很快就由现货交易发展到期货交易，也就是权色交易。这里的色不仅仅指美色，学术表述为非物质化贿赂，包括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美色贿赂、情感贿赂等，查起来不易，定性也难，处理更难。权色交易的目的就是规避打击。如果不能从政策上、法律上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就很难定性并惩治它。

　　目前来说，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还没有从查处权钱交易转到查处权色交易，现在的查处重点还是权钱交易。主要原因是权钱交易的案子都查不过来，还没有力量转到查处权色交易上来。另外，相关政策法律制度的研究制定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还不完善不配套，没有相当的决心和能力很难推进。

　　更高层面的腐败，已经突破了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进入权权交易层面。既不需要进行物质形态的权钱交易，也不需要进行非物质形态的权色交易，而是进入主要以人身依附性为标志的权权交易。通常不需要以钱或色为媒介，而是以权力为中心，以既得利益为联盟。权权交易形成权力上的垄断，导致社会阶层流动困难，从而造成社会板结化。而板结一旦形成，社会就非常危险。

　　以上是反腐败方面存在的三个动向，我们目前在查处权钱交易的腐败方面很有办法。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下不了的决心。我当过8年的案件检察室主任，凡经手的案件没有一起查不破。说起来也简单，我主要是利用了“囚徒困境”和我总结的三大定律：

　　第一，用“马桶定律”以散其臭。“两规”后，腐败分子的屁股离开了马桶，臭味很快就会飘散出来。优秀的办案人员既可以闻其味，还可以观其色，以判断案情的轻重难易，对症处方。第二，用树倒猢狲散定律以去其势。“两规”后，大树一倒，无枝可依。权力依附没有了，猢狲必纷纷作鸟兽散。聪明的办案人员乘胜出击，各个击破。或先攻惊慌失措的，或先解决负隅顽抗的，然后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第三，用信息不对称定律击其虚。“两规”后，即使此前订有所谓的“攻守同盟”，由于与外界的联系没有了，“攻守同盟”很容易被攻破。何况腐败分子都是以身外之物的金钱、物质、美色结为联盟。当身内之物的身体、生命受到威胁时，身外之物必然成为抛弃的首选！

　　当然，“两规”是目前不得已而用之的权宜之计，是在党内权力结构还没有改革，法律制度还没有真正健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步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纪委也不想用。但是，在目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总体态势下，“两规”总会有一定程度的威慑力。靠“两规”肯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但是不用，当前的腐败会更严重。所以，第一，目前既要使用“两规”，更要规范“两规”的使用；第二，必须慎用和少用；第三，暂用“两规”是为了将来我们的体制改革跟上后彻底不用。

　群众反腐

　　我们尚未找到让群众有序参与反腐的路子

　　南方日报：目前反腐败斗争面临哪些困难？

　　李永忠：第一个困难就是，作为反腐败的专门机关，纪律监察机关还停留在办案机关的层面，没有上升到专门监督机关的地位。第二个困难，还没有在斗争中找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有序、有效让群众参与的路径，缺乏制度性参与渠道。第三个困难，是反腐败还面临着腐败的出生率大于腐败的死亡率问题。

　　南方日报：还有什么困难？

　　李永忠：还有第四个困难，这就是现有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也不适应廉政建设。对于前一个不适应，我们看到了，并正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后一个不适应，特别是我们的权力结构的不适应，却少有人看见，以至于没有人提出我们要改革权力结构、创新权力运行方式。

　　因此，中央纪委去年提出要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鼓励地方要进行体制创新的改革试验。中央全会也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监督的制衡力。

　　过去都是讲监督的制约，监督制约和制衡是不一样的。光谈监督的制约是不行的，制约是一个量的关系，制衡才是一个质的评价体系。制衡要达到50%，不能多，也不能少。少了，力量不足，制衡不了；多了，监督权过大，也会出问题。

　　反腐突破

　　反腐败突破口在权力结构改革

　　南方日报：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腐败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永忠：腐败在一些地区和单位，确实越来越严重。中纪委认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从依然繁重发展到依然艰巨。

　　但这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改革不配套、不协调，没有同步推进造成的问题。如果我们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如果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腐败严重，说明这些地方没有坚持“两手抓”，没有充分发挥监督机关作用，没有调动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热情，没有开辟好群众有序参与的渠道，群众还是围观者，个别人还在看热闹。

　　南方日报：反腐败改革的突破口何在？

　　李永忠：改革本来是一场利益调整的革命。利益调整未到位，是因为权力结构未改革。我们产生了很多利益，权力结构没改革的话，权力就会利用其先天优势侵吞、鲸吞改革成果。于是形成两极分化、群众不满、群体性事件、社会骚乱等。

　　权力结构不改革不调整，会使利益自然倾向于权力，权力自然侵吞、鲸吞利益，并形成马太效应。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改革只要到位，只要坚持“两手抓”，腐败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党内权力结构的突破口在党代会的常任制。党代会常任制的突破口在民主选举。用党代会常任制，让选举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内民主就能有效发展、党内执行就能有效进行，党内监督就能有效制衡。

　　有了上述“三个有效”，反腐败的态势就能出现战略转折点，腐败的“三性”、腐败的易发多发、腐败的滋生蔓延，不仅能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能降到可能的最低程度。

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为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提供平台

　　南方日报：说到反腐败的突破口，您如何看待新出现的网络反腐模式？

　　李永忠：网络时代的到来，为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平台，为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模式，可以给力民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们的执政能力、水平，特别是一些地方单位领导的能力所限，他们在网络时代到来时没有做好准备，显得惊慌失措，有的甚至是愚昧可笑，因此闹出了不少网络笑话。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网络反腐不仅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如果缺乏有序引导和管理，在给力民主的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治。比如，网络暴力、虚假举报信息也出现了，攻击他人也出现了。

　　当然，有弊，但绝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引导、正视，解决它、应用它，才能使网络在廉政建设反腐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南方日报：家庭财产申报问题一直引人关注，目前这个问题处于什么阶段？

　　李永忠：这是反腐败中热议的话题，目前正在创造条件推进。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试点来解决。人员可以限定在新提拔和新列入后备的干部中来解决。新人新政策，老人老办法。只要是新提拔和新后备干部都必然公开申报。不公开申报者不提拔。

　　南方日报：作为资深反腐败专家，您如何看待广东的近年反腐败情况？

　　李永忠：广东的反腐败力度还是不错的，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这些高官才会相继落马。这说明广东坚持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避热点，敢抓难点，直面焦点，体现了广东的胆识和勇气，也使广东作为改革的排头兵，仍然继续处在全国的领跑地位。

　　另外，广东反腐败的力度，源于广东发展民主的力度。“扫除面对群众的敌对思维”，看似很难的“乌坎事件”才能迅速出现转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很多事情之所以干不了、做不成、障碍重重，关键就在于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相信群众，没有群众观念，不走群众路线。

　　“乌坎转机”与广东舆论监督的加强，重视基层民主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体现了广东省委群众观念的创新和执政能力水平。反腐败也可借鉴“乌坎事件”这个案例，高度重视群众的反腐热情和自觉，努力解决群众如何广泛而有序、有效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问题。▲◆★●■☆


习近平反台独谈话值得注意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879

   2012-2-21： 上个星期，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目前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这原是头等大事。尤其是习近平在一场公开演说中提到希望“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他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也提及这个问题，据新华社报道，奥巴马当时也表示“拒绝任何台独主张”，两大领导人都发表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的谈话，照理说这对台湾影响极大，理应受到媒体相当的注意与讨论。

　　“以行动反台独”论　台媒轻视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么重大的谈话，在台湾媒体上只是聊备一格的点到为止，原因是﹕

　　（一）在整个2月份，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全都是软性的表演界新闻，所谓的表演界指的是演艺圈和观看式运动圈名人们活动，整整1个月里，最先是艺人Makiyo的新闻连炒了8天，然后是美国女歌星云妮侯斯顿暴毙的新闻又炒了两天，紧接着又是歌星凤飞飞死亡的新闻热了三四天，接着又是台裔美国篮球员林书豪的新闻狂炒了1个星期。这些表演界名人的新闻抢尽了所有的版面和电视时段，台湾及世界的其他大事仿佛都不存在了。近当代有些社会已娱乐化当道，公共问题退位，媒体也不再是公共载具，台湾即是娱乐社会的代表，严肃的政经问题当然不再受到应有的注意。

　　（二）近年来，台湾早已养成了习惯性的拖延，认为只要不去积极主张“中华民国”独立，即可达到拒统的目标，永远保持一边一国的现状。因此台湾已很娴熟这种维持现状的政治语言操作。在国民党的逻辑里，“一中各表”可以表成两国，即是最高明的策略，习近平和奥巴马所说的“拒绝任何台独主张”，只是他们各自在讲自己的立场而已。习近平主政后并不会改变对台的和平策略，只要是和平，就永远可以拖延下去。至于美国奥巴马虽讲了重话，但这只是语言上的表态而已，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对台的战略利益，因此奥巴马说“拒绝任何台独主张”，不必太过介意。

　　（三）前几年，美国主要的智库人员沈大卫（David　Shambaugh）出版了一本许多对中国的智库人员的论文集《权力变化﹕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学》，在该论文集首次提出“共管”（Condominium）的概念，它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势所必然，将来的亚洲秩序之一就是由中美来“共管”，中美来共管亚洲问题尚多，目前中美仍在亚洲相互争锋，但中美共管台湾的运作却似乎已是美国在努力的方向。台湾对美国有极大的政略与战略利益，如果放弃了台湾，在战略上美国的岛链围堵圈就失了一环，而且也会失去和平演变中国最重要的基地，这也是台湾这种不统不独、和而不统、永远维持现状的局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国民党政权利益的原因。国民党少数高层智库其实是欢迎这种“共管论”的。

　　因此，虽然台湾媒体对习近平访美之事低调处理，但由习近平谈到“任何台独主张”并要求美国“以实际行动反台独”，他至少已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由于情势的发展，习近平在成为领导人之后，他对台海两岸的关系，虽会继续维持和平发展的基调，但两岸问题的迫切性必会逐渐增加，对台湾加大对政军问题谈判的压力，也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当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他成为党的总书记，明年初成为国家主席后，北京对台政策势必会逐渐收紧。有两个重要的迹象﹕

　　京对台政策势收紧　两个迹象

　　——第一个迹象，乃是马英九当选后，对限制美国牛肉进口立即改变态度，他最初的说辞之一，乃是重启美牛谈判，将有助于台美间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的签订，但最近台湾官员已自己表示应把美牛谈判与台美贸易协定脱钩。我们都知道北京对台湾以一个半独立实体与外国或区域签订贸易协定都不支持，台湾以前尝试要透过ECFA而与东协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即没了下文，主因即是当签订了这种协定，台湾即等于有了半国家的主权身分，这是北京不可能接受的。同理台湾意图以半独立身分与美签台美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北京当然也不会支持。今天马政府主动在说法上脱钩，当是美国已受到了压力，纵使美牛谈判，美国也未必会和台湾签订贸易及投资协定。这可以说是美国“以实际行动反台独”的第一起案例。

　　——2012大选，马英九侥幸胜选，北京的动员大老板们及台商台干发挥了足以左右全局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北京透过大老板来影响台湾政策，前两年北京国台办主任王毅曾提过海峡中线的问题，台北毫无反应，最近这个问题可能由台商航空业者提出，当两岸民航机可飞越海峡中线，则所谓的领空领海等核心主权问题必逐渐被改变，连带的连军事也可能改变。

　　因此，习近平访美，谈到了反台独以及要求美国“以实际行动反台独”，他的话可能不宜用“空话”视之，堂堂国家副主席是不可能讲空话的，将来北京的对台政策会如何演变已值得注意！来源: 明报▲◆★●■☆


王立军案最新进展：命运掌握在美方手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928

   2012-2-23 美官员：中方要求美领馆归还材料

　　中国方面至今仍然没有透露重庆副市长王立军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说在“调查”。海外有不少报道说，王立军给领馆留下不少检举揭发材料。有美国官员说，北京现在要求美国方面归还这些材料。

　　自从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培养的“打黑英雄”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来，围绕其进领馆的动机和所作所为有不少消息和猜测，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只是简短说明，王立军进入了领馆，正在调查。

　　王立军领馆停留10小时

　　以前的报道说，王立军在美国总领事馆停留了一天，而华盛顿时报的资深编辑比尔.戈茨(Bill Gertz)最新透露说，王立军在领馆停留了“10个小时”。

　　有报道说，王立军在美国总领馆留下一些材料。华盛顿时报的资深编辑比尔.戈茨说，王立军留下了不少材料(a stack of documents)，而且中方现在要求美方交还这些材料。戈茨说，如果交还这些材料，可能对王立军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美官员：王立军命运掌握在美方手里

　　华盛顿时报资深编辑戈茨是星期二在《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上发表其报道的。他的消息来源是美国官员(A U.S.Official)。文章援引这位官员的话说，“王立军的命运现在掌握在美方手里。”他说，如果把这些文件交给中国当局，王立军有可能被置于死地。

　　报道说，王立军在中国被认为是打黑英雄，但同是也被认为是侵犯人权的“酷吏”。报道说，这些材料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据信包括有关薄熙来腐败的材料。

　　这篇报道说，在王立军进入领馆后，薄熙来手下的官员派出装甲车和坦克，包围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试图逼美方交出人来。北京派出一名国安部高官抵达成都后，双方的僵持才算告一段落。这名官员陪着王立军离开领馆，乘坐飞机去了北京。

　　据报道，走出领馆时，这名国安部官员和守在外面的薄熙来手下发生了“激烈言辞交锋”(a heated exchange)。重庆官员希望能带走王立军，但国安部官员不让，重庆官员没能把他带走。

　　不少报道说，这名国安部高级官员是副部长邱进。

　　美官员：国安部拘留王立军

　　报道援引另外一名了解中国情况(familiar with China affairs)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现在，国安部把王立军“安排”在北京某处，实行“预防性拘留”(in preventive detention)。据报，王立军不愿意同中纪委官员谈话，向他们检举揭发薄熙来。王立军认为，薄熙来能掌控中纪委，他向中纪委检举揭发薄熙来会对他自己相当不利。

　　美议员要求调查王立军案处理方式

　　上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丝.雷提南曾要求美国国务院把相关的通讯、电邮都呈送国会，以便国会调查研究，看是否妥当处理了王立军在领馆的要求。国务院发言人纽兰星期五说：“正在努力准备材料，回应议员的要求。”

　　华盛顿自由灯塔在以前的报道中(2月10日、15日)说，王立军到领馆要求庇护，但被拒绝了。在星期二(2月21日)的报道，援引另外一名(a third U.S. official)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没有同意王立军的庇护申请，主要是不想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报道说，这和上次方励之的待遇大相径庭。

　　王立军案同方励之案异同

　　戈茨报道说，1989年，方励之被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请进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庇护。他在使馆停留了13个月，直到中国当局放他来美国。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说，这两件事情无法相比，因为在王立军的案子上，当时中方看来想用武力来阻止王立军叛逃。来源: 美国之音▲◆★●■☆


必须改革成共识 改什么怎样改存争议
http://news.sina.com.cn/pl/2012-02-24/023423982606.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24日 环球时报 微博

　　对改革的共识是什么，争议是什么

　　改革的话题最近很热。我们想通过此文厘清中国社会围绕改革的共识是什么，争议是什么，未来改革的可能情形是什么。

　　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是“必须改革”这个判断。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其他一些国家拒绝改革或改晚了导致“革命”甚至国家解体的教训。

　　对“必须改革”中“必须”的含义，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危机”，所以“必须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谈“必须改革”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现在不是经历了大灾难、大危机后的“非改不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把国家带向梦想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复兴，“必须改革”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

　　对“改什么”和“怎样改”，中国社会都有争议。围绕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争议都很具体。这当中有对“利益集团”的批判，有对不公平的指责，有对政府调控不力的抱怨。但总体看，这些争议大体属于“就事论事”，而且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政治化程度较低，没有对改革的节奏形成挑战。

　　最大的争议簇拥在政治体制改革周围。对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争议就很大。官方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具体阐述很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政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政改一直在推进中。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改的核心应当是改变权力的生成机制，政改就是不断推进票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它的终极目标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

　　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做过思辨，但大体认为“发展民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改革属于政改。对他们来说，政府接受更多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建立，舆论多元化逐渐成型，都或多或少跟政改有关。

　　当前围绕“改不改革”的争议，主题经常搞串。对政改的争议，会影响对经济及社会领域改革的感受。比如因为认为“政改不足”，就笼统评价说整个改革都“停滞不前”。

　　虽然具体争议很多，但对改革大方向，即中国应该建设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现代国家，还是应当在政治上西方化，走模仿美欧之路，社会已在形成选择前者的主流意见。这个主流的内涵是：包括中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

　　主张中国彻底西化的人，在知识精英中所占的比例，比在其他群体中占的比例相对最大。

　　对于未来改革的情形，或者说未来改革的根本方法，同样存在不同看法，但主流意见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支持渐进式改革，不支持激进改革。这种集体意见的形成，主要是中国人看到了自己渐进改革与前苏联激进改革的不同结果，而近年来的各种“革命”迄今并未让世人看到多少好处。

　　中国公众对改革还有其他困惑。比如一些人搞不清国家目前是否仍在改革中，因为舆论中批评“改革停滞”的声音很高。此外很多人知道中国的国情不允许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对“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心里没底。

　　中国发展很快，但显然未来不能是现在的原样放大，资源上肯定不行，经济模式上大概也不行，外交上同样不行。政改是必须的，光推理就够了。但怎么改，的确是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有一些道理肯定不会错：改革应促进新共识。政改不是为改而改，不是为了获得西方的掌声。它应是为了给中国其他改革创造更大空间，为了解决腐败等中国迫切的政治难题。同时，它也是为了在复杂的全球化竞争中凝聚更多的中国国内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