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放贷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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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 2012-02-20：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贷款方，在一些地区取代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成为最大的贷款来源。这也引起普遍担忧，认为中国是在用金钱开路，在西方大国过去视为自家后院的地区获得影响力，同时又忽略西方国家常常作为贷款条件的经济改革和治理改善。

但从一份新的报告来看，中国人提供贷款的实际情况比外界常常指责的支票外交更加复杂。

这份报告题为《城里来了新银行：拉丁美洲的中国金融》(The New Banks in Town: Chinese Finance in Latin America)，由华盛顿智库美洲国家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发表。报告努力摈弃人们谈论中国对外投资时常有的危言耸听，分门别类地考察了中国政府支持的政策性贷款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的运营情况。

据报告说，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已向拉丁美洲做出价值75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国家开发银行占其中的82%，中国进出口银行占12%，中国最大商业金融机构、但仍为政府控股的中国工商银行占6%。这些贷款承诺多是在近几年做出的：2008年60亿美元，2009年180亿美元，2010年370亿美元（因对委内瑞拉的200亿美元和对阿根廷的10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而畸高），2011年130亿美元。报告指出，这些数据可能偏低，因为中国的银行并不经常披露贷款信息。

那么这些贷款具体是怎样的呢？报告发现它们并非无条件贷款。

报告说，虽然中资银行并不希望用西式政策条件要求借款人改革，但为降低风险，他们也有别的附加条件；我们发现，除了一些小笔贷款换石油外，每一笔贷款的条件都要求借款人购买中国的建筑、石油、电信、卫星和列车设备。

这些条件很难说是苛刻。报告说，由于中国这些领域的机械设备往往比其他国家可比产品便宜，借款人对于购买中国产品常常是求之不得。

但尽管中国的产品可能价格低廉，中国提供的贷款却并不一定很便宜。

报告说，尽管国开行名字中有“开发”二字，该行却常常向借款人收取全额融资费用。当我们在开发银行之间进行比较时，国开行收取的多为商业利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利率。

相反，发展援助资金通常是经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出去的，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只占放贷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报告说，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通常比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port-Import Bank)的贷款利率低1%到2%。

报告说，和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部分说法不同的是，（拉美国家）总的来说需要为来自中国的贷款支付更高的利率；与此同时，贷款附带的条件还常常要求借款人必须与中国的合同商及企业合作，而这种条件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因为当地企业在建设中国支持的项目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

尽管如此，对借款人来说，中国贷款的好处在于，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西方和多边贷款则更多地向社会福利倾斜。

不过，报告承认其调查存在的一项主要不足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信贷利率可能低于市场水平的一个领域，即中国国有银行向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

报告说，中国国有银行会以非常低的利率向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一个政府部门对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违约的风险几乎不存在。该报告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中铝秘鲁公司提供的一笔20亿美元的15年期贷款为例，贷款的利率仅比通常作为贷款利率基准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息高一点。▲◆★●■☆


何祚庥：中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能发展大跃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858

    2012-2-20 ：这一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从“核安全、核成本、核资源”三种不同角度，分析论述了我国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能发展上的“大跃进”，指出“必须对核电站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重新评估、重新分析”，其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一从“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核嬗变和核废物处置”，以及“发电成本”，这一系列的产业链要花多少钱？此外，如果中国的确要实现“2050年核电达到4亿千瓦以上”的既定目标，那么中国将“至少”面临“高达400万吨天然铀可采储量”的短缺。而按照某些“乐观”的或“一厢情愿”的（Wishful）地质专家们的估计，“最多”也只是“我国铀资源总量可能超过200万吨”，而且这一“铀资源总量”并不等于“可采储量”。还指出我国快堆的研发，只能期望在“2040年前后建成一个配套的接近增殖的快中子堆核能系统，实现快堆核燃料循环的闭合和核燃料的接近增殖”。其实就是不能做到“增殖”。

　　最近接连写了三篇文章，《一论、二论、三论我国应大幅度调整发展核能的政策》，其中心论点是从“核安全、核成本、核资源”三种不同角度，分析论述了我国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能发展上的“大跃进”。

　　一、请各位看一看我国现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的规划：

　　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反应堆有11座，电功率为900万千瓦，目前国内正在建造的有26座核电反应堆，总功率约28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和工程院已制定的规划目标是：2020年核电发展到7000万千瓦，或为8000万千瓦，2030年达2亿千瓦，2050年达4亿~5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约400多座，总功率一共就是4亿千瓦。但我国要在未来10~40年内，至少达到4亿千瓦，争取达到5亿千瓦。

　　这样一个中、长期规划，当然未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但现在已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宣传。

　　现在热议中或争议中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将达到多少，是7000万千瓦，8000万千瓦，还是停留在已开工建设的装机，亦即共约4000万千瓦。

　　问题是，这一核规划的制定，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做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在中国工程院撰写的《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核能卷”中，甚而连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名词都未出现。而世界上自400多座核电站运行以来，世界先后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现在这一4亿千瓦到5亿千瓦核电站的建造，其重大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这是一个亟待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的问题。但是，由中国工程院编写的“核能卷”中，这一长达38页不对核安全问题进行细致讨论的核能规划，竟然在能源界、环保界，一路绿灯，安然通过；其无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令人吃惊！

　　所以，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必须立即停止推进仅由少数人关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式的规划。

　　二、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二是：

　　并不是日本或我国核电专家做不出安全型核电站，而是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发生这种“千年一遇”的九级地震，又激发了“难得一见”的大海啸。日本人抗震经验相当成熟，但未对9级地震设防，更未对大海啸设防。

　　所以，福岛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大幅度提高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的安全标准，也就是需要把那种“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福岛事故，不再发生。而且这种“确保”，必须“绝对”确保，而不是“相对”确保。

　　在人类核活动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次绝不允许重复发生的重大事故！中国的核政策必须从福岛事故中充分汲取教训，必须“绝对”确保福岛事故再不能出现于中国大地！

　　三、重大的争论是中国在内陆地区是否应建造核电站。

　　当前中国已建、在建的核电站，均放置在海边。下面是一张到2010年底为止的“已建、在建”核电站的“简图”：

　　有报导表明，这一“简图”已从30座上升到40座，也有报导说自福岛事件后，已停止了某些“拟议”中的核电站，情况还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是福岛事故也有值得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这就是“幸而”福岛核电站放置在海边。这除了便于取得冷却水源外，还因为万一出现核事故，还有可能将放射性废水向大海排放；而万一污染了内陆地区的水源以及地下水，那可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最近，由于人们开始重视福岛事件给予人类的教训，某些人开始主张核电站应放置在“1000年内没有4级以上地震、没有海啸的地方。”而“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地震、没有海啸，像美国、法国的很多电站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我们也还要冷静地看到，这一意见，仅考虑到地质变动所引起自然灾害，没有认识到气象灾害也将严重影响核电站运行是否安全。核电站的特点之一，是大量消耗冷却水，约是通常火力发电的4倍。万一出现极度干旱，水源枯竭，这将产生“特大”核安全事故！例如，今年夏季，素以水量丰富著称的湖南、江西均出现严重干旱，边鄱阳湖、洞庭湖均出现大面积湖底干裂，人畜饮水困难，以致紧急呼吁长江三峡放水。而更重要的，上述意见是仅从如何解决Nuclear Safety的角度，来讨论核电站选址问题的。而如果还要考虑 Nuclear Security，就仍然要考虑到中国有许多“核心”地区，不能建造核电站。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湖南省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地震，也看到核总公司和湖南省委有一个要在湖南省大力推进核电建设的协议。看来这将是核电站“待选”的优良地址之一。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核防卫”，不仅要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战争，还要应对国际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的袭击和破坏；那么其最佳选择，还是以放置在海边、海中小岛为好！“湖广熟、天下足”！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福岛事件给予中国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必须重新审定核安全标准，制定新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需要的核安全标准。

　　请注意安全一词有两种含义，在英语里，Nuclear Safety知National Security 一词是有严格区别的。我的粗浅理解是：Nuclear Safety只包括天灾，而National Security就连“人祸”也包括在内了。但是，我们追求的核安全，就不仅仅是Safety，而且要上升到Security。 前一时期，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在2011年4月19日，在乌克兰召开的“安全和创新利用核能国际峰会”上，提出五点行动方案，呼吁国际社会全面加强核安全，避免核事故灾难的发生。潘基文强调，安全工作必须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核事故的影响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应对行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论证。” 为此，潘基文秘书长呼吁“在核安全与核保安之间建立更强有力的联系”。我的理解是，潘基文秘书长其实是在敦促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不仅要关注Nuclear Safety，还要关注Nuclear Security。Nuclear Safety一词，在潘基文那里和中国核能界许多专家认识就不相同。潘基文讲的是“核”安全，而我国仅限于“核电站”安全。其实，在核活动中，从原料的开采、制造、发电、处理、嬗变和储存中，都大量存在着安全问题。至于其实，Nuclear Security一一词，更包含多方面内涵，既包括如何抗御敌方飞行物的袭击，也包括防卫恐怖分子的破坏，还包含核材料的走私，核技术的无控制的转移等，涉及捍卫国家安全和保证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等重大问题。现在中国网站均将Nuclear Security一词译作“核保安”，似不能完全体现这一词条丰富内涵，也许以译作“核防卫”较佳！

　　需要向社会公众报告的是：恐怖分子袭击核电站，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除可以使用飞行的小型爆炸物直接命中核电站的主体部分外，甚而核电站的断电、断水事故，都可以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所以，我强烈支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范这一人祸的发生。不幸，这只是少数核专家、少数政治家认同的意见。请允许我大胆猜测一下，很可能，人类必须在真正出现恐怖分子对核电站袭击，再度发生7级以上的重大核事故后，才能接受教训，真正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识。

　　五、在中国应如何发展核电站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必须对核电站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重新评估、重新分析”。

　　如所周知，我国所设计的核电站，其核安全所设标准其实是很低的；而且设计者对所设计的抗震标准，往往讳莫如深，不予公布。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要求核电站的发电成本不能超过石油发电成本的20%，太贵了，发改委就不予支持。据我所知，早年的设计，其设防标准，约是6.5级；新设计的所谓“第三代”Ap1000型核电站，也只订为7级。所以中国现在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不仅无法抗御福岛事故的9级地震，连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也无法抗御！但是，我们核“专家”却不断吹嘘所设计核电站如何“安全”。

　　可能由于大幅度提高安全成本的后果，是中核集团或广核集团，要大幅度减少利润，甚而还要大幅度亏损。但是，这一大幅度提高安全标准的后果是：有可能真正将核电站持续运转的寿命，从现有设计的30年，确保延长到60年，也有可能仍然取得一定的利润。

　　六、更为重要的如何处理核废料

　　发展核能更为重要的是铀棒燃烧后，其剩余有极强放射性的核废料，如何妥善地“处理、嬗变和储存——以保证其在长达几十万年内的储存期间，不致严重破坏人类居住环境的问题，——也列入成本。其实，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均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遗留问题。一旦这一重大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核能的成本就将大幅度增加，其效益也就大幅度减弱；而一旦出现严重破坏环境事故，还可能产生后果极为严重的“负效益”。福岛事故本身，已说明凡影响子孙后代的灾难性的环境破坏的核事故，将产生“负效益”。

　　实际上，这一重大遗留问题将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由子孙后代为他们的先辈们取得的重大经济效益付出代价！这明显地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的准则！

　　七、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一从“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核嬗变和核废物处置”，以及“发电成本”，这一系列的产业键要花多少钱？

　　仅从我看到的技术资料来看，据核能专家顾忠茂介绍，“现在国际社会上能达成共识的乏燃料后处理价格大约是100万美元/吨。1个百万千瓦的反应堆以每年产生25吨乏燃料计算，后处理费约2500万美元。”刘学刚表示，“建设一个后处理厂费用极高，相当于几个核电站的费用。”也许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法国人开出了一个天价——200亿欧元。而这仅仅是一个年处理能力800吨的厂”。

　　由上述数据，容易算出，一个功率为100万千瓦核电站，所分摊到的后处理费用是“2500万美元×60+ =97.5亿人民币”。

　　而如果引进法国人开出的“天价”，可算出一个功率为100万千瓦核电站，所分摊到的后处理厂的建造费用是6亿欧元。如果这一后处理厂的使用寿命是60年，（注：只能如此假定，未知确否）；那么每座100万千瓦核电在它生存的60年期间，其折合成人民币的投入是“6亿欧元=55亿人民币”。而如果使用寿命仅是30年，其相应投入费用，就上升一倍！问题是这座后处理厂要应对的是超常强放射性的轰击。所有的控制元件、传感器能持续运转的寿命是多少，均属未知数，而且人员不能靠近在线拆换已损坏的器件！而如果仅能使用20年，其相应投入就立即上升到165亿人民币！

　　请注意，这里并未计入为建设一个后处理厂所必须付出的土地、基建、工资、环保、增殖税等费用，所回收的仅是12公斤钚和1425吨的铀。现在国际上天然铀价格约是50美元/磅，由于有“核不扩散”，钚“被”抬到5500美元/克。简单测算一下，其产生的产值约是2.0亿美元。这只占引进的“后处理”工厂等全部支出中，很小的一部分。

　　至于“核嬗变”、“地质处置库”等保证核安全措施，尚缺乏成熟技术，也不知要花费多少钱！

　　八、需要向社会公众报告的，在如何处置“处理后”剩余的核废料存放问题上，现在还出现一些新思维。

　　2011年5月26日，粒子物理学家张肇西教授来我办公室讨论核政策问题。他建议可存放到绕太阳而旋转的轨道上。我说，不如用火箭技术，将剩余核废料加速成为“大于第一宇宙速度，又小于第二宇宙速度”的飞行物。只需大体上对准太阳发射，就一定能降落到太阳表面，形成壮丽景观！由于这一发射只需控制火箭的发射功率，不需导航精度，也许能大幅度降低发射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突出的优点是，只要不出现发射事故，将能保证这一“存放”绝对不会污染地球！

　　6月4日，欧阳自远院士，告诉我一个发射价格。“按我国现有发射技术水平，如不计算发射架的建设、……等投资，每发射一吨重的飞行物飞到天空，其火箭发射成本约是1.0亿人民币”。

　　航空、航天系统工程专家，顾逸东院士，也给了我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射价格。但顾逸东院士又说，“重大的问题是发射成功率。现在国际和国内发射成功率一般均在95%~96%左右，但这是指进入指定的轨道。向太阳发射，没有入轨问题，其成功率可能较高，究竟是多少有待研究和改进。”但是，一个运转60年的100万千瓦核电站所支出的“嬗变+储存”的费用，就有可能缩减为约60亿元的人民币，而且这是永久不会污染地球的“嬗变+储存”。

　　现在全世界有待处理的核废料约有25万吨。加上后处理后，可缩减到约1万多吨。如果将剩余的1万多吨核废料发射到太空，人类社会所支付的代价，大体上是1.5~2.0万亿人民币。我认为这一发射“储存”的方案，也许能取代拟议中的“地质储存库”，请国际社会共同研究。

　　九、中国高速发展核电站还有一个致命的困难，中国将面临天然铀资源的严重短缺，尤其是可采储量的严重短缺。

　　如果中国的确要实现“2050年核电达到4亿千瓦以上”的既定目标，那么中国将“至少”面临“高达400万吨天然铀可采储量”的短缺。而按照某些“乐观”的或“一厢情愿”的（Wishful）地质专家们的估计，“最多”也只是“我国铀资源总量可能超过200万吨”，而且这一“铀资源总量”并不等于“可采储量”。如按照何某人利用物理学者常用的“数量级分析方法”，做出的估计：中国近期可期望获得的天然铀资源的“上限”为550×6.5%=35.75万吨，远期可期望获得天然铀资源的“上限”为1600×6.5%=104万吨！原因是：由国际机构对已有资料的统计，“世界保有可采天然铀储量为550万吨”，“加上预测和推断铀资源约为1600万吨”。中国国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5%。而中国又仅为“比较丰富”，亦即不能认为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很难认为这一“比较丰富”的国家将能超过世界蕴藏量的“平均值”。

　　现在世界名列前10名的主要国家，可采天然铀储量是：

　　这10个国家共拥有世界总计储量546.88万吨的90%。其中占第1位是澳大利亚，约有124.3万吨“可采储量”。2007年，天然铀资源现居“世界第一”土地面积约为中国面积的77%的澳大利亚，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一共才找出了124.3万吨的可采储量；中国竟然希望在未来的30~50年间，依靠大力增加勘探力度，从“年不足60万米钻探工作量”，“提升为年钻探200万米”工作量，（参看“核能卷”230页），就能找出高达200万吨的天然铀资源的“可采储量”？！这真是不可想象！！

　　十、为了解决我国十分紧缺的铀资源问题，许多人都对我国的“快堆”技术，抱有殷切的希望，尤其“核能卷”和“综合卷”的序言和概论都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我国快堆专家们却持着谨慎的态度。

　　“核能卷”的第210页，230页，都再三说，“发展快堆可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可大幅缓解对天然铀的需求，实现核燃料供应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通读“核能卷”里有关快堆技术的介绍，应该说，以阮可强院士为组长的“快堆及后处理组”，却采取了“不跟风”和“极为谨慎”的态度。原因是：目前正在研发中的“快堆+后处理”的技术，并不是“先进”技术，不可能利用这一技术，真正实现核燃料的快速增殖。这集中表现在“核能卷”第235页，所提供的一张图：

　　这一附图1.2勾画的是两种不同快堆技术，氧化物燃料快堆和金属燃料快堆。后者的发电容量可以快速增长，而前者只能以“甚低”速度慢慢增长！很不幸！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均是氧化物燃料快堆技术，而金属燃料快堆技术只在理论概念上成立，只进行过少量实验，并没有真正可行的研发工作。我国快堆的研发，当然只能首先学习氧化物燃料快堆技术，只能期望在“2040年前后建成一个配套的接近增殖的快中子堆核能系统，实现快堆核燃料循环的闭合和核燃料的接近增殖”。（见综合卷，第107页）

　　这里需要解读一下，何谓“接近增殖”？

　　理论上的快中子堆是增殖堆，可以实现核燃料不断增殖。但如果其增殖系数过低，仅略大于1，仅约为1.1~1.2，那么加上核燃料的后处理，实现闭式循环时，将不可避免地，还要损失10%~20%。最后就只能“接近增殖”。其实就是不能做到“增殖”。

　　为什么在“综合卷”第93页上勾画的未来发展路线图中，要求到“2050年努力达到4亿千瓦以上”，而快堆却仅有3000万千瓦，亦即仅占全部核能的8.5%。原因在于不可能期望现有“氧化物燃料快堆+湿式核燃料后处理”技术，实现核燃料的大量增殖。

　　十一、为了节约利用我国现在可能真正掌握的有限的天然铀资源，我们更赞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就是中国的核电工作者，应大力转向面对海洋经济，用核动力解决未来海洋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地“面临石油短缺”。

　　在2011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所刊登的有关“海洋经济”的一篇文章说：“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1%”，“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汐能、海浪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度差能等再生能源”。“海洋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重要空间，世界上6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的地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世纪展示了海洋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迫切要求中国在新世纪中必须加速布局海洋、竞争海洋、兴盛海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新世纪拓展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和陆地资源加速开发导致资源储量日益减少，西方发达国家和涉海国家都聚焦于海洋，以争夺海洋资源、控制海洋通道、扩占海洋空间和海洋科技‘制高点’为核心的海洋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6300多个岛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发展海洋经济潜力巨大。201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比上年增长28.8%，占全国生产总值的9.7%，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我国还拥有和平利用公海和参加国际合作开发海洋资源的权力，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空间广阔，由此决定中国要拓展发展新空间，就必须向海洋进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而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关键技术或“制高点”之一，是必须用核动力装备我们远洋海轮，装备能漂浮在海上的移动电源，装备能保护我国海洋经济安全的核航母、核潜艇……等各种快速舰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石油短缺。

　　为什么我们坚决呼吁必须设定我国核电发展“天花板”？原因在于我国必须保持能应对、能长期支撑海上经济活动、军事活动的强大的能源储备。来源: 网易探索▲◆★●■☆


对薄熙来，王立军的查处已到了深水阶段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861

    2012-2-20 作者 : 姜维平 从近日重庆及国内媒体的几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南海高层对薄熙来，王立军的查处已到了深水阶段，不是有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不是想不想动他的问题，而是在评估风险，选择时机，也就是说，胡温习李已经统一了思想，但还担心调动他的工作或者“双规”他，可能引起重庆的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其实，不必担心，只要重庆放开新闻封锁，尽快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特别是薄熙来及其家族贪腐和枉法的事实，就会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一样，大快人心，万众欢腾。也许我过去的经历可以给人们一点警示。

　　2月15日，重庆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之所以我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报道上相当低调，不仅国内官媒几乎没有见报，而且，它的主题是：全市政法暨平安重庆建设工作会议，但是，薄熙来和黄奇帆都没有参加，凤凰网的报道说，此次会议在市委小礼堂召开。我想，这表明入会人数做了一定的限制；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刘光磊在会上讲话，这表明在公安局局长易人之前，不是薄熙来嫡系的刘光磊站到了政法形势的前台，它表明薄熙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权力不是已经削弱，而是彻底地失去，之所以不让薄熙来，黄奇帆两人出现，是便于入会者畅所欲言，检讨以前他们运动式打黑“黑打”造成的对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难怪刘光磊说，今年，全市政法综治部门要进一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平安重庆建设，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提高政法工作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我想，应当注意两点，一是他所说的创新，就是否定了以前那种“二次文革”，急风暴雨式“唱红打黑”的做法；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这表明他要用胡温“合谐社会”的观点取代“薄泽东”思想。这一举动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南海对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处理，不仅限于一次单纯孤立的叛逃事件，他引发了中共党内的一次路线斗争，即，是继续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路，进一步自上而下，循序渐进政改，还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搞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南海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报道说，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市委三届九次和十次全委会、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市委常委会议精神，总结近年来的政法和平安建设工作，部署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刘光磊代表市委、市政府与区县、部门的代表签订了2012年度平安重庆建设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责任书。可见，上面的决策已经下达，但是，还有点担心薄熙来的离去，会形成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或者说，媒体长期以来虚假粉饰造成的薄熙来威信，引发地区性的动荡，所以，刘光磊在与重庆各级官员打招呼，甚至签定了责任状。

　　我已经注意到了，重庆公安局领导都没有参加会议，这可能是开会时，关海祥的任命还在走程序，而且，王立军领导下的公安局胡作非为，引起众怒，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听取大家的意见。为了稳定重庆，市委常委、警备区政委梁冬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副市长刘学普，市政协副主席于学信，市高法院院长钱锋，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市武警总队总队长常建民等出席会议。这里前后两个人身份极为特殊敏感，一个是梁冬春，一是常建民，这清楚地表明重庆已是半军管，准戒严，为防止薄熙来狗急跳墙，制造动乱，梁东春不仅一步不离地跟随薄熙来去了云南，而且又坐镇这次会议，总之，军队和武警站到了重庆维稳的第一线，难怪此前，徐才厚去了广东，带领陆、海、空三军司令高调支持胡锦涛，这是与周永康为首的警察队伍抗衡，而周的背后是死去活来的江泽民，也就是说，胡锦涛操控了军队，决定与薄熙来摊牌，但江，周，薄等人的残余势力正在垂死挣扎。

　　笔者认为，看一个的品行做事，要听其言，观其行，对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都应当这样，不论胡温以前做了什么事，在王立军和薄熙来误国乱法这一关键时刻，中南海高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有利于中国的前进，我们应当肯定。薄熙来嘴上讲拥护邓小平，但他搞的“唱红打黑”全面否定了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果，引发震惊世界的以李俊为代表的民企“跑路”潮，造成了无数个国家公敌，流失了数以万亿的资金，而这一切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薄熙来和王立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有人对重庆的形势充满忧虑，我看是杞人忧天。有报道说，薄熙来在那里有群众基础，还传言将有数百万人上街游行力挺他，并以2000年底大连的事件做注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2001年初，发生在大连后盐高速路口和市委门前万人送行的故事，是一个骗局，2000年12月4日，薄熙来把批评他的记者秘密关押在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大连日报》没有任何报道，薄熙来却操控媒体肉麻地吹捧自己，连篇累牍，他还私下通过死党车克民等人，组织了万人上街欢送薄熙来的场面，其中新金县杨树房镇的民企老板李某还支付工资，让数千名职工聚会，试问，难道这不是因为薄熙来当政时，给予她的企业以政策和资金支持吗？如果这次薄熙来一旦倒台，李大姐能站出来表态支持她，我倒觉得她是一个够朋友的人，但可惜错了！她不是这样的人！在以前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与李大姐交往密切，曾给予她一些帮助，但我出狱后去找她，她连电话都不接，也拒绝见我，所以，她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人，薄熙来倒台了，她同样不会雪中送炭。因此，什么重庆人上街啊，大连人拥护啊，统统是当地报纸编织谎言造成的假象，试问，如果把我的文章刊登在《重庆日报》上，人民还会拥护他吗？

　　另有北京消息人士说，高层有人力保薄熙来过关，笔者认为，这次谁保了他必将后悔。上个世纪的事我记忆犹新，大约在1987年，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有一次，写了一篇“内参”去找副书记卞国胜审查，他告诉我，金州一个木匠举报薄熙来贪腐，他让人家制做了一个立柜，答应给250元钱，但完工后拒绝付账，卞副书记当时主管纪检监察，他说，这事已查证属实，当时这个金额也是不小的事，如果追究下来，就必得撤职离连，卞副书记说，算了吧，他太年轻，又家在北京，一个人在外地不容易啊，我当时建议他依法办事，但他最后打了圆场，1999年，卞已退休，薄熙来不再奉承他是“卞叔”，连理都不理他，卞非常后悔，倒不是个人恩怨，而是随着权力增长，他贪占了大连数以亿计的钱财，还制造了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因此，每个对历史负责的人都不要放过他，这一次必须对他和王立军绳之以法。

　　附：关于本文作者姜维平

　　姜维平是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他在1999年6月至9月期间，陆续以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李铁映儿子大连空手夺白狼，薄熙来搞廉政抓小放大”、“富甲一方包养二十九个情妇，原大庆市长钱棣华被捕”、“沈阳市副市长澳门输掉三千万”、“大连苏军纪念塔迁移风波”等多篇报道，他还曾撰文揭露中共政坛明星，薄一波之子，大连市长薄熙来本人的施政缺失与私生活。姜维平在2000年12月被大连国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秘密审判，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被判刑8年，后减刑为6年。 姜维平一案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释放。

　　2009年2月，姜维平获加拿大当局特准他的难民身份。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姜维平”三字不再成为百度、新浪微博敏感而屏蔽的词汇。2012年2月13日，“姜维平”三字又再被禁。来源: 姜维平博客▲◆★●■☆


中国为什么总是谣言四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851

    2012-2-20 作者 : 余晓平   是不是谣言是你自己来判断的，指望别人来辟谣，依赖权威部门，就是放弃自己去思考，最后被人骗是必然的。与其说中国谣言四起，不如说是民间运用了自己的信息传播方式，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听到一则消息，我的第一反应猜猜是什么？是打开CNN看看。有人会说，你肯定觉得只有CNN才能说出真相吧。其实正好相反，要我评价，CNN传播的谣言可能还比真相还多。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解，麻烦你先不要拿我这句话来断章取义，你首先要了解国外的新闻体系。

　　什么叫新闻？就是从你这个角度刚刚得到的信息，也就是新得到的传闻，这个信息无非就是三种情况，真的、假的、还有半真半假，怎么来证明呢？国外的做法是很多中国人想不到的。国外没有专门发布真相的地方，没人帮你判断，是真是假完全由读者个人判断。就像美国首次登月这件事，过了几十年，依然有人认定那是假的。其实这无关紧要，并不影响美国航天发展。包括科学都是如此，有人相信人是上帝造的，有人相信达尔文，说不清楚哪个是真相其实没关系。

　　对于同一个事件，观察者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你无法认定说张三的角度就是真相，而李四的角度就是谣言，新闻的功能就是把他们两个人所陈述的东西都展示出来，因此新闻就是新闻，没有真相与谣言之说，对于任何一件事，你得到的信息越多，离事实真相就越靠近。

　　一件中国人还特别不习惯的事情就是信息比对，你从新闻里找出吻合的地方，认定那是接近真的，而不是绝对真的，因为你得到的信息量总是有限的。找出矛盾的地方，挂在那里等待新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肯定是有头脑的人。国外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不依赖老师给的答案，自己去找答案，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而在中国，教科书改来改去，有时竟然变成相反的，教你的时候都说是真相。

　　为什么依赖CNN？众所周知那里的信息量最大。当然还有更多知名的通讯社，他们的记者触角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有雄厚的实力既得到谣言，又得到真相，然后一古脑全都给了读者，剩下来的事他们竟然就不管了。这时候你的大脑便起了作用。为什么说那里的谣言大于真相呢？因为他们信息快，信息越快的地方就越不准确，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嘛。除了实力雄厚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新闻到底限制是什么？

　　新闻自由是什么？中国人总提到自由这两个字，其实对这两个字误解很深。自由的前提是守法，守法的前提是法律百姓来定，后一句比前一句更重要。美国有专门的法案来界定，什么是不能说的，除此之外都可以说。中国是正好相反，除了可以说的，其它都不能说。什么是可以说的呢？按新华社通稿为准，通稿要以维护执政者的利益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新华社同样实力雄厚而不可相信的原因。

　　百姓要守一个什么样的法？立法的时候不能知道自己在这个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比方说美国国会立法，里面既有执政黨，也有在野黨，那么这个法就肯定不单纯维护执政者的利益，当然也不能单纯反对执政者的利益，谁知道四年以后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呢？没有这样的忌讳，那么大家就争着提维护选民利益的法案，也就是说问选民，你说怎么合适吧，所以说法律红线是百姓来定，是有利于百姓的，同时也有利执政者。比如说恐怖活动的理念不能传播，反人类的纳粹理念不能传播等等，除了划好界限的，什么都可以说。

　　中国谣言四起是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人们在真理部没有发布通稿之前只好用民间的渠道传播信息，这其实和CNN一样，里面有真相，也有谣言。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真理部所发出的信息，是因为自己屡屡被骗，甚至十几年前所发布的“真相”到了十几年以后证实是相反的，那你拿什么来说服我再相信你。现在社会步伐快多了，昨天还在辟谣，今天已经被证实为真相了。但有些中国人很有意思，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跌倒。

　　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人类总是习惯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在谣言四起的中国表现得十分突出，问题不在于曾经相信谣言的人，而是在于供人们判断的信息太少。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总是有一些人被洗脑，或者说甘愿被洗脑。什么叫“被洗脑了”？就是你甘愿放弃自己思考和判断，只听别人的，或者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当然这也看对方的信誉。因此说，洗脑的一个前提就是强行阻断信息，其中包括自我阻断信息，但这不能反过来推论。不一定身处国外信息丰富的环境就一定会用大脑，这一点因人而异，也因事而异。

　　接着文章开始的话题，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只要是关于中国的新闻，第二个打开的网页就是新华网，然后就是世界各大著名英文通讯社（别的文字我也看不懂，就这样已经是海量信息了），当然还有新浪、搜狐这样的国内大型门户网站，最后把所有的信息拿来比对。同时还要不断更新信息，也许昨天还判断为谣言的东西，今天就被证实是真相了。很多中国人懒得经过这些繁琐的环节，这样的人一生被人愚弄。

　　所以说，是不是谣言是你自己来判断的，指望别人来辟谣，依赖权威部门，就是放弃自己去思考，最后被人骗是必然的。与其说中国谣言四起，不如说是民间运用了自己的信息传播方式，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附：谣言不能止于封杀

　　作者：唐宋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如不断变异的病毒一样，阴魂不散：“国家税务总局的47号公告”、“广西某粉店使用火葬场尸油煮粉”、“浙江海宁癌症村”、“福建某大学发生爆炸”、 “红河州委某领导妙评高尔夫”、“重庆贪官外逃加拿大”……这些轰动一时的网络热帖，经有关部门查明均属谣言。

　　网络谣言虽被澄清，却留下了深刻的警示：我们该如何应对网络谣言的“洪水猛兽”？

　　为了应战网络谣言，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严阵以待。“重庆贪官外逃加拿大”谣言发生后，重庆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召集宣传、公安、国土等部门召开舆情分析会，集中会商研判。根据“网民尊重、公开透明、及早核实、准确回应、主动出击、快速澄清”的原则，打出了一套迎战网络谣言的“组合拳”：派专人24小时“盯网”值守，组织专门力量，回应社会关切，联系、安排事件当事人提前回国，通过《重庆晨报》等地方主流媒体澄清事实真相，彻底击破了网帖所爆的不实言论。

　　从过去对网络谣言“不理不睬”到今天的“严阵以待”，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体现了观念和理念的进步，体现了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可是，我们更应该思考和追问的是，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在“封杀”网络谣言的同时，铲除谣言孳生和蔓延的土壤？

　　研究表明，网络谣言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官员腐败、干部提拔等敏感领域。有的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角度，去猜测、传播食品安全、流行疾病等谣言。有的人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发泄到虚拟世界，诽谤谩骂、造谣生事。网络谣言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公众的焦虑心态、不安定心态。网络谣言袭击的不仅是某个人、某件事，更袭击了“社会的软肋”。

　　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网络谣言，还应该关注谣言折射的社会心态、社会现实。政府部门不仅要及时“封杀”网络谣言，更应该加强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方面的监管，让人们吃的更放心，活得更舒心；不仅要及时澄清官员是否腐败的真相，还应该从网络中发现官员腐败的线索，发挥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仅要及时回应干部提拔是否公正的质疑，还应该根据公众的质疑，不断完善信息公开的制度。

　　虚拟的网络不是“梦幻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的食品质量更有保障，如果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更加公开，如果腐败现象越来越少，如果干部选拔更加透明……那么，公众的心态会更加理性平和。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对网络世界的有效监管、不仅要呼吁网民“擦亮双眼”、不仅要及时澄清事实，更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铲除网络谣言孳生蔓延的土壤。来源: 网讯  ▲◆★●■☆


全球城市比拼生活成本：上海42北京59
http://city.ifeng.com/csjs/20120216/218155.shtml

2012年02月16日来源：羊城晚报 全球131个城市生活成本调查：苏黎世、东京、日内瓦分列前三

北京消息 据法制晚报报道：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和“经济学人智库”14日晨联合发布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瑞士首都苏黎世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北京排在第59位，上海列第42位，美国纽约列第47位。

受瑞士法郎升值影响，苏黎世比去年上升4位，超过东京，成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东京排在第二位。亚洲国家中排名前十的还有日本的阪神和新加坡。前五十名中有14个亚洲城市。上海与美国洛杉矶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列第42位，均高于纽约。

北京排在第59位，与去年相比下滑了三位。此外，香港排在第22位，比十年前的第三名大大下滑。报告解释称，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两者汇率双双下降，因此居民生活成本也随之下降。反过来，澳元升值令澳大利亚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有意思的是，以“顶级奢侈品天堂”著称的迪拜仅排在第94名。

报告通过调查全球131个主要城市的16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最终得出各城市生活成本排名。调查人员将纽约的生活成本数值设定为100，作为比较的基础。此项调查将所有的数据都以美元为单位来进行，以便更好地比较住房、服装、食品等多方面的商品物价水平。

报告称，调查结果显示，成熟经济体的生活成本仍然偏高，前五十名中有24个城市来自欧洲。

受调查城市中生活成本最低的是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孟买和伊朗德黑兰。

全球十大“最贵”城市

1 瑞士苏黎世、2 日本东京、3 瑞士日内瓦、4 日本大阪-神户、5 挪威奥斯陆、6 法国巴黎、7 澳大利亚悉尼、

8 澳大利亚墨尔本、9 新加坡、10 德国法兰克福。(林晨音 尹晓琳) 全球城市比拼生活成本：上海42北京59  ▲◆★●■☆


中国正部级干部待遇揭秘
http://city.ifeng.com/cskx/20120221/219872.shtml

2012年02月21日 来源：南方网 作者：南方周末 钱昊平

正部级干部与副部级的办公室大小也不一样。2009年，国家发改委公开重申了2001的规定，部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副部级的不超过42平方米。

全国有多少部级干部？有多少部级机构？

引发这一话题的是《中国经营报》2012年2月5日的一则报道，报道称2012年春节期间至少有四百多部级干部前往三亚。

不过，2月10日，一退休的部级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全国在任的全部正部级干部加起来，都不会超过400人。

在行政级别不同意味着政治、经济、医疗等诸多待遇差别的中国，部级机构存在于各个系统，不仅在党政系统，人大、政协，还存在于一些事业机构和社会团体里。

中国正部级干部待遇揭秘

国家林业局长贾治邦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退耕还林情况。国家林业局是副部级单位，但局长贾治邦是正部级干部。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图)

谁是“正部”？

部级机构集中在中央部门，国务院所属机构最多。目前，国务院所属机构中，正部级机构不少于55个。

27个组成部门(其中监察部与中纪委合署)都是正部级，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和国资委也是正部级。

国务院直属机构中，8个“总局”、“总署”是正部级机构。4个办事机构法制办、侨办、港澳办、国务院研究室都是正部级。国务院还下设14个事业单位，他们都有行政级别，其中中科院、新华社、社科院等科研机构以及证监会、国研中心等11个部门是正部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中，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国务院扶贫办也是正部级机构。

2010年，国务院为应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成立食品安全办，目前尚没看到此机构的级别，但该办主任张勇已经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

部级机构另一集中系统是在党的中央部门，除中纪委与国务院下属的监察部合署外，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等15个中央部门都是正部级机构，人民日报、中央党校、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等4个事业单位也是正部级机构。

上述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是正部级干部，但有些部门如公安部、宣传部、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由国家领导人兼任，通常由正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职。

照此算来，中央党政系统的部级单位至少有74个，但正部级干部肯定不止74个，因为有的副职也是正部级干部担任。此外，国家林业局是副部级单位，但局长贾治邦是正部级干部。

中央驻香港、澳门联络办主任都是正部级干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张军都是正部级干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也是正部级干部。供销合作总社是正部级单位。

中国还有19个地位特殊、社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其领导都有行政级别，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残联、科协、全国侨联等10个左右的机构主要领导都是正部级干部。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民主党派的干部也属于“参公管理”，8大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一般都是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但副职和常务副职也有正部级干部。

保守匡算，“中央部门”的部级干部(不含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该超过100人。

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还集中了一批从党政机构卸任的正部级干部，具体集中在各专门委员和工作委员，全国人大有9个专门委员会，5个工作和办事机构，全国政协也有9个专门委员会，1个办事机构。

地方上31个省分，基本每个省分有3名部级干部，分别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政协主席，其中5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的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单设，实际上每个地方也是3名省级干部。不过西藏的书记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多出1名，新疆的副书记兼新疆兵团政委车俊是正部级干部，照此算来，地方上大约有95名以上正省部级干部。

“部”与“副部”的升降逻辑

什么样的机构是正部级机构？什么样的机构是副部？二者的差别大至单位的名称，小至公章的大小。

以国务院下属的机构为例，正部级单位的公章直径是5厘米，副部级的是4.5厘米，这个国务院规定，是正部级单位和副部级的一个精准的量化差别，也是一般人难以觉察的差别。

要分清哪个单位是正部级，哪个是副部级，另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是看单位的名称。在国务院所属机构中，叫部、委、总局、总署都是正部级，叫“局”的一般都是副部级，如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局、国家信访局等。

部级机构和副部级机构还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区别是，一般正部级机构内设的处理日常综合事务的部门大多数叫“办公厅”，而副部级单位如国家旅游局等大多叫“办公室”。

级别不同，会在一定程度决定一个单位的协调能力。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往往也会为加大某一方面的工作力度而将某部门升格，因此一个单位是部级还是副部级，并不是一劳永逸，而会根据工作需要而加以调整。

如2001年，国务院为了“加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加大市场执法力度”，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总署，国家工商局升格为总局，技监局、出入境检疫合并升格成质检总局，都由副部级单位成了正部级单位。

2003年后，中国发生了几起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当年底重庆开县井喷造成两百多人死亡，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矿难致147人死亡、11月河北铁矿火灾致33人死亡，还发生了包头空难，为加强安全监管，2005年1月，国家安监局被升格为安监总局，由副部升为正部。

也有从正部降为副部的，1998年机构改革时，出于精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需要，正部级的林业部就从组成部门调整为直属机构，并降格为副部级的国家林业局。最近几年，一直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呼吁恢复林业部，但没有下文。

退休之后有差别

在13亿人口的中国，官至部级，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层领导，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享有专车。虽然副部级干部也有事实上的专车，但严格的政策规定是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相对固定工作用车”。按规定，正省部长级干部配备价格在45万元以内的小轿车；副部长级的标准在35万以内，排气量都在3.0升及以下。

正部级干部与副部级干部的办公室大小也不一样。2009年，国家发改委公开重申了2001年的规定，部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副部级的不超过42平方米。

在住房方面，房改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2001年公开颁布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正部级干部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

一位老干系统的干部说，部长和副部长的待遇，在任时差别并不大，不过退休后会有明显差别。

根据有关部门关于离退休干部工作机制设置的通知规定，老干部局(处)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司机等，在人员配备上，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与退休干部的比例是1∶30，但对离退休的正副部级干部则是按1∶1配备人员。

但正副部长之间的退休待遇是有差别的，退休后部级干部可以有专车，副部级就没有了，但也会保证用车。部长退休了还有专职秘书，副部长不会再配秘书，但如果退休后还在一些学会、协会兼职，这些单位一般都会配备秘书。此外，一些在原单位威信高的副部级干部，原单位也会安排相对固定人员为其服务。“但那也就是刚退下来那几年有，之后就没有秘书了。”一位已退休的副部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差别大的在于医疗。”这位老干部退休时是副部级，目前已经提高为正部级医疗待遇。

他说，副部级的医疗证封皮是蓝色的，正部级是绿色的。凭医疗证去看病，不用排队挂号，住院也可以享受单间病房。二者的报销程序也不一样，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单位报销。南方周末记者从另一位正部级干部秘书处也得到了同样的说法。

谁能“享受”部级待遇？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会出现 “部长级待遇”、“副部长级待遇”等字眼。这意味着，有些人可能级别达不到部级，但可以享受部级的待遇。

提高享受待遇是离退休干部政策之一，可以是综合待遇，也可以是单项待遇如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疗待遇中的一项。

1984年，中央就在全国范围内将一些稍低级别的干部提高为享受(副)部级待遇，或(副)部级医疗待遇。

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又提高了一些老干部的医疗待遇。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为正、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可以提高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为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可以提高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1937年7月7日至1942年12月31日参加革命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为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提高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在云南，省内全部37名老红军现在也都享受副部级以上医疗待遇。

不仅是老干部，在职人员中，“享受待遇”也很常见。众所周知，两院院士就可以享受副部级干部的乘车和医疗待遇。

事业单位中，教育部已有31所直属高校校长明确为副部级干部，但学校的级别没有提升，国家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都是副部级干部。一些团体的领导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都是副部级干部。此外，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副部级干部。

大体上，级别对于单位而言，领导有了机会看高级别的文件，对领导个人而言，最大的好处是医疗待遇。▲◆★●■☆


内地三名官员因被吴英举报受贿而落马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120221/5625646.shtml

2012年02月21日 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黄柯杰
 
吴英案二审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2012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下午，法槌终于落下。

（编者注：据多家媒体报道，邻近金华的浙江丽水农业银行[2.73 0.37% 股吧 研报]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因吴英举报受贿而落马。此外，吴英还将湖北荆门市原人大副主任李天贵和原中国农业银行荆门分行副行长周某的供出，两人也因受贿落马。）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此前的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案判决后，在民间引起舆论关注，一场吴英案的讨论在金融领域和法律领域展开。

2月7日，担任二审审判长的浙江省高院法官沈晓鸣就吴英集资诈骗案有关问题，向媒体公开答复，认为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维持原判，有理有据。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吴英集资诈骗案进展情况。孙军工说，吴英集资诈骗案件在一审、二审期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该案件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维持原判，这一结果可能让一些人意外。

在元旦之前，本刊记者曾致电吴英父亲吴永正。自从2007年吴英出事后，这位小个子金华人，开始翻阅起各类法律书籍，奔走在北京和杭州，为吴英案寻求出路。

“我们也正在问法院，希望法院尽快能开庭二审。”吴永正说。

吴英在北京的律师杨照东说，1月18日早上8时许，他和张雁峰律师接到金华中院的电话，希望他们到中院来一趟。杨照东律师订机票后速飞杭州，下飞机后得知，下午在金华中院开庭二审。

下午5点半左右，律师杨照东赶到金华中院审判庭，3分钟后，吴英被带入审判庭，法官宣布开庭。

据一位在场记者回忆，在金华中院审判区三楼的中法庭内，吴英的外貌并未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扎着马尾辫，比2009年一审开庭时瘦一些。

在整个开庭过程中，吴英两度回头望向旁听席上的父亲吴永正和妹妹吴玲玲，在宣判结束，法警将吴英带下去的时候，吴英用方言向父亲喊道“爸爸给我带两双新棉鞋”。

此时吴永正听到宣判结果后显然没有回过神来，眼睛盯着法官席的法官，静静地站着。随后，一名法警走向吴永正说“你女儿让你带两双棉鞋给她”时，他才反应过来，继而快速与律师以及吴玲玲离去。

在审判庭外的走廊里，在场记者向金华中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提出采访要求，未被接受。

位于金华中院正大门右侧传达室的墙上，贴着一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公告，内容为“本院定于2012年1月18日下午3时30分，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宣判东阳市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上诉一案，特此公告”，告示落款时间为“1月12日”。

在吴英案二审判决后，引起各方的关注。2月3日，一些机构和专家还专门研讨吴英案对完善金融领域管理的意义。

“从浙江省以往的判例来看，再比较吴英的情节，被判死刑不是太意外。”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刑辩律师说。

民事案件发回重审

从2007年2月吴英被捕后，吴英的本色集团一直在封存之中，面对众多等待回款的集资户，本色集团的资产流向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2009年年末的一审判决下达后，围绕吴英案的各类坊间猜测不断。

吴英被关押在金华看守所期间，吴英给吴永正送出一份信，时间是2011年11月4日。

与这封信一起送出的，还有8份申诉书和一份上诉状。吴英针对其身负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一系列事实及法律问题作出陈述并提出质疑，吴英提到她的本色集团资产问题，涉及的多宗房屋买卖纠纷和珠宝买卖纠纷等。

吴英这封信中所提及的事情，在案发当年已经过媒体报道而为人知。在2009年的开庭中，吴英当庭说，2006年12月末，出身律师的杨志昂以有一笔20亿美元的业务为理由，带着3个人，把吴英骗到温州等地，并对她进行软禁。在逼迫她签下空白文件后，将她释放，这些白纸变成授权书后，变成一起蹊跷的诉讼，将数千万的财产转移到杨志昂名下。之后数月，本色资金链一直十分紧张，直到2007年2月吴英案发被拘留。

此外，吴英在东阳投资的本色概念酒店，在公安侦查阶段，被公开拍卖。吴英的父亲指责有人侵吞本色资产，并到处告状。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吴英案的民事部分案子被浙江省高院发回重审。这一新闻后被坊间传为“吴英案发回重审”。

12月1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回应，确认吴英案的民事部分已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吴永正也向各界确认此消息。发回重审的，是涉及本色集团部分房屋产权纠纷的两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近3000万元。

吴永正向记者透露，他已经接到了省高院的电话通知，“她(吴英)坚持要自己出庭辩护，因为没有人比她自己更清楚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了。”

吴永正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吴英案的民事部分开庭时间还未定，很多钱的事情也只有吴英能说得清楚，本色集团的这么多资产到底流向哪里，也需要吴英一笔一笔地厘清。

吴英曾举报官员

吴英在东阳叱咤风云时，围绕吴英的各类传说从未间断，包括“东南亚军阀妻子”、“股坛圣手”等等。吴永正说，他曾多次讲，吴英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女儿，并无其他背景，坊间从未相信。那时候的吴英年轻富态，举手投足间满是自信，对各类公益事业出手大方，在投资上更是一掷千金，连排的店面房和住宅，数天时间便收入囊中。

案发后，吴英案的走向牵动多方神经，一些人猜测吴英背后是否牵扯到一些官员。

在2009年4月16日的一审判决中，吴英对法庭一言未发。

时隔一年多之后的2010年7月，一审判决未下达时，吴英在金华看守所与律师见面时，告诉律师已在监狱里开始检举涉案的一些官员。据当时媒体报道，吴英检举了当地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的受贿行为。

据律师张雁峰介绍，吴英书面检举这些受贿人员后，分批、多次通过看守所转交给相关部门，有关部门已介入其中。

据多家媒体报道，邻近金华的浙江丽水农业银行[2.73 0.37% 股吧 研报]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因吴英举报受贿而落马。此外，吴英还将湖北荆门市原人大副主任李天贵和原中国农业银行荆门分行副行长周某的供出，两人也因受贿落马。


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 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2/21/12653002_0.shtml

2012年02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本报记者郭静徐洁

“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20日上午,省长姜大明在参加政协科技界联组讨论时,再次提及高校债务问题。他表示,大学要办好,首先要把债务化解到合理水平。

2011年两会上,积弊已久的“高校化债”问题成为两会热词。而今年两会,“高校债务”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不少委员认为,只有化解好债务,高校才能轻装上阵。

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 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

省长姜大明曾在去年两会省政协教育组讨论高校债务时发问:“没有图书馆,办什么大学?”20日,姜大明再次强调了高校化债与办一流大学的问题。“高校的债务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发展。”姜大明说,“现在不少高校校长都背着一身债,满脑子想的就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去想办学的事儿。”

我省提出化解高校债务四项措施:提高生均拨款、土地置换、鼓励政策和开源节流。2011年10月,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对78所公办高校化债规划进行审核汇总,共锁定2009年底全省高校银行贷款199.3亿元。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代表省政府与首批49所有银行贷款的高校签订了目标责任书。目前,各个学校化债工作正积极推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就高校化债出“重拳”:省属本科高校生均财政拨款从9500元提高到1.2万元,年内完成公办普通高校债务化解120亿元。

在谈及利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化解债务危机时,姜大明说,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了。他说,中央目前有这个政策,首先要趁机把债务还了。 “化解这120个亿之后,高校债务会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欠债也不现实,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还是可以的。因此要赶紧把债还了,轻装上阵,否则你喊上半天也不会有人听,即便换了校长也是一样。”

目前,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债务化解奖补政策,极大调动了各高校化解债务的积极性。

修改债务核定办法让更多负债高校得到支持

尽管政府的奖补政策十分明确,但有些高校由于不符合债务核定办法,难以享受到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

“比如说奖补政策中,债务核定定位‘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能够从银行征信报告中查询到的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且‘以2009年底银行贷款余额为基础’。 这一规定对不符合债务核定办法的学校来说,显然有失公允。”省政协委员、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主任田幼勤建议,根据高校实际修改债务核定办法,这样就能让负债的高校真正享受到政府的支持。

也有委员对于化解高校债务危机存在不同的解读。“关键看高校贷款的用途和去向,这需要有关部门认真核查清楚。”省政协委员、青岛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谭继文说,不少高校的债务往往是由于扩大招生规模后,不惜代价地贷款征地、扩建新校区、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完善基础设施等造成的。

“尽管我省对高校的生均拨款连年增加,但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所拨款项除了维持学校运转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贷款。”谭继文认为,如果在摸底调查后,证明高校贷款的确用于扩建校区、购置仪器等国有固定资产方面,那么这些合理应用所产生的贷款债务,应该由政府偿还。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我省今年提出教育投入占到整个财政的20%,政策支持的力度逐渐加大,希望山东能有越来越多的一流大学。”姜大明期望道。


贺国强：反腐不力可能亡党亡国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02/120220_china_corruption.shtml

 2012年2月20日 贺国强：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说，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新华社星期天（2月19日）报道，贺国强是1月8日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出这个警告的。
 
 中国执政党内部的腐败现象触动全社会和老百姓的神经早已不是新鲜现象了。1989年六四民运中抗议最激烈的就是反腐，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反腐越反越腐败。

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的说法，中共高层，尤其是像贺国强这样主管中纪委的领导人，对党内和政府中的腐败情况非常了解，危机感极其深重。所以他认为这一讲话只是反映了当局严重危机感中的一小部分。

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同意，去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对反腐问题有了比过去更清晰的认识，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术语说就是“堡垒不是从外面攻破的，而是从内部攻破的。”

但丁学良教授认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等于能采取有效的治理方法，比如当年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由于墨索里尼鄙视英国式的议会监督制度，所以尽管他本人和一些较清醒的官员都为之痛心，但最终也无法解决内部的腐败。

贪腐金额比GDP增长快几十倍

丁学良教授把腐败现象称为“一个相对的问题”，他说，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腐败问题，但有两条规则能衡量该国老百姓能容忍腐败到什么程度。

其一，不要比其它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腐败情况更差。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比邻国差，20多年前官员贪污几万元就被处理，10万元以上要枪毙，但后来腐败官员涉及的金额已经比中国GDP的增长都要快几十倍、上百倍。

其二，实际的社会腐败现象不要与国家政权平时公开许诺的标准相差太大。而中国领导人每天把中国的制度称为全世界最优秀，但政权内部的腐败却蒸蒸日上，这就影响了老百姓的信任程度。

贺国强在讲话中说，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着眼全局、居安思危，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在中共30年来最高领导层大换届之年，中国的腐败问题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但能不能治理腐败，能不能把政权内的腐败减轻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却是国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担心的问题。

丁学良教授认为，反思当年墨索里尼反腐的失败，学习目前世界上搞廉政建设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借鉴英国这样的有监督作用的议会制度，这样也许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