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郭伯雄称今年是备战十分关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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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18 作者：青衫老祖  中新网2月17日电 据中国军网记者频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近日在南京军区部队调研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胡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和军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大力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毫不放松地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并说：“今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也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十分关键的一年。各级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决策指示统一思想，时刻牢记我军的根本职能和肩负的神圣使命，深刻认识形势，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战备观念，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其他任务多么繁重，都要坚持军事斗争准备龙头地位不动摇，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抓紧干、往前赶、往实里抓，不断提高军事斗争准备水平。”

　　分析郭伯雄这段讲话，青衫老祖认为应该抓住五个要点：一是强调忧患意识和战备观念；二是要求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思想。三是强调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搞军队和国防建设；四是强调提高核心军事能力，五是强调抓紧干、往前赶、往实里抓。这五点集中到一点，实际就是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战斗力生成方式为主线，加快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提高军事斗争能力。

　　研究上述五点，我们不能不感到浓浓的战意。忧患、战备、打仗、抓紧这些关键字眼，无一不让我们感觉到军队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感到血脉喷张、胆气顿生、豪情万丈。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源于一个判断，即：今年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十分关键的一年。青衫老祖认为，郭伯雄这句话决不是随意而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所以说“十分关键”，青衫老祖认为主要基于两个判断：一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尽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主题和世界所愿，但是，美国的更年期狂躁、西方的垂死挣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动乱之源、祸害之源。尤其是资产阶级右翼，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的危险大幅度增加。二是基于中国军事斗争准备实际。今年是中国航母航天“两航战略”的突破年，也是战略空军建设的跃进年、体系战能力建设的深化年。随着北斗系统具备亚太地区定位导航能力，随着中国第一艘航母交付使用以及歼20极有可能定型生产，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将有质的提升。一边是战争随时可能降临，一边是军事斗争准备处于关节点，因此，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这应该就是郭伯雄反复强调要“抓紧干、往前赶、往实里抓”的主要原因。

　　青衫老祖认为，抓紧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绝不仅仅是军队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作为一位共和国公民，青衫老祖愿意为此振臂一呼：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以“大打人民战争”的精神，大力支持军队的军事斗争准备。一是要支持增加军费。建议今年的军费不应低于7000亿人民币（去年曾呼吁1万亿，今年仍期盼）。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改善装备、加强训练。二是要积极加入军民融合进程。尤其是科技企业，要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科技强军作贡献。三是要提倡尚武精神，随时准备接受国防动员。四是要有计划的开展应急演练，确保有序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青衫老祖相信，中国决不会主动挑起任何战争。但是，中华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有尊严、有骨气的民族，面对外部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也决不会退缩、恐惧，更不会不战而降。中国势必奋起抗战，坚决彻底歼灭一切来犯之敌。为此，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要紧锣密鼓。须知，我们的准备越充分，敌人挑起战争的底气越不足，越可能遏制战争；即使帝国主义者真的疯了，我们也更有把握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

　　因此，对于郭伯雄所说：“今年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十分关键的一年”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本文系中国战略网原创发布，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中国应如何在叙利亚乱局中角力而不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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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18 作者：胡显达

　　中国应如何在叙利亚乱局中角力

　　现在，叙利亚的国内政局犹如一团乱麻，反对派与阿萨德政权内斗不断，外部的武力干涉与大国的中东角力也在隐隐闪现。

　　在中东民主变局的多米诺骨牌中，叙利亚是被英美当作第二个利比亚打出去的，它们想把卡扎菲政权的覆灭模式也复制到阿萨德头上。在反对派力量的扶持与禁飞区的设立上，英美的这种要求没能通过安理会的门槛。

　　联合国安理会于本月4日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俄罗斯、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

　　在叙利亚乱局中，两大阵营的对抗是泾渭分明的。在国内，是反对派与阿萨德；在国际，是英美与中俄。但这只是一种迷雾，北极熊的投机与灵活，常常把中国对原则的坚持与固守当猴耍。在中东民主变局的角力中，中国与俄罗斯这个盟友的立场及利益本来都是很接近的。但一到关键时刻，俄罗斯就把中国这个盟友给凉在了一边（参见2月16日凤凰博报《北极熊让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再吃一亏》一文），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成了孤家寡人。

　　在2月17日的联大表决中，中国与俄罗斯再一次地登上了同一辆战车。据“中新网2月17日电 北京时间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然而，这种战略上同盟的面子在这个北极熊的暗中媾和中早就被出卖了。据杨佩昌 披露，“13日，俄罗斯副外长、俄总统中东问题特别代表米哈伊尔·波格丹诺夫发表声明说，不排除俄罗斯军队参与联合国在叙利亚维和任务的可能。俄罗斯的这种表态就是传达准备抛弃阿萨德的信号了。俄国外交部副部长、总统中东问题特别代表米哈伊尔·波格丹诺夫表示，俄罗斯驻叙利亚使领馆正在计划从叙利亚撤走数千名俄罗斯人。至此，俄罗斯这个变色龙的形象已经暴露得一览无余：阿萨德政权被俄罗斯正式抛弃了，中国又一次被俄罗斯耍弄。

　中国屡屡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其根在于它在世界各地民主变革的大潮中缺乏一种站得住脚的道义旗帜，以赢得民众的尊崇和响应。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共赢、和平，扞卫联合国的宪章、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经常打出的一面旗帜。但这面旗帜却与这种民主变革的普遍诉求挨不上多少边。中国对阿萨德政权的维稳与支持，实际上就占到了这种诉求的对立面。民主作为一种反对政权独裁、遏制权力腐败、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架构，每个国家都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汇聚到这种制度上来。这是国际社会上最大的道义。任何背离这种道义的政权，都是长久不了的。人民诉求民主，开始可能力量弱小，但终究会强盛起来的。人民诉求民主、反对独裁政权、反对权力腐败，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正义吗？独裁政权动用坦克、枪炮镇压人民的这种街头抗议与民主诉求，就是打着维稳的旗号，也不见得正义多少。这样的政权难道不应该被更迭吗？就是促和平，也不能促这种独裁政权、腐败权力欺压民主者的和平。

　　在这种涉外的民主变革中，中国的原则是坚定的，但与那里的民众诉求却是背离的。中国对联合国宪章、对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坚守，对更迭政权的反对，在更多的时候都不是在帮助那里的民众诉求民主。在独裁政权腐败权力、压制公民权利时，民众起来更迭它，难道有错吗？成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难道有错吗？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16日在北京表示，中方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我们谴责一切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敦促叙利亚政府和各政治派别立即、全面停止所有暴力活动，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社会正常秩序。”

　　从外交部的这个例行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立场的迷茫：一方面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一方面又不赞成强行推动政权更迭。在叙利亚乱局中，是谁在对诉求民主的平民实施暴力侵害，难道不是阿萨德政权吗？民众要更迭阿萨德政权，难道不是为了制止更多的暴力行为吗？支持叙利亚民众的这种民主诉求，这才是中国所应该担当起的一种最大的国际道义。这是中国维护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抉择。如果中国还继续在这上面迷茫起来，其结局只能是继续地被……2012年2月18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本文系中国战略网原创发布，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喝茶不对致命专家教你健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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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18： 春天是生产好茶的季节，也是品茶的好时光。要想喝上一杯上等好茶，除了具备好茶、好水的条件外，还必须掌握泡茶要点，才能喝得更健康。

　　绿茶，现泡现喝。绿茶之所以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毒等保健功能，主要是因为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如果冲泡温度过高或时间过久，多酚类物质就会被破坏，茶汤不但会变黄，其中的芳香物质也会挥发散失。一般来说，绿茶冲泡水温以80℃为宜，水初沸即可。冲泡时间以2—3分钟为好，最好现泡现饮。绿茶与水的比例要恰当，以1：50为宜，常用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冲泡出来的绿茶汤浓淡适中。黄茶和白茶的冲泡方法与此接近。

　　红茶，泡久些更健康。与绿茶不同的是，高水温浸泡反而能够促进红茶内黄酮类保健物质的有效溶出，不但让滋味和香气更浓，还能更好发挥地它的保健功能。因而泡红茶最好用沸水，泡得久些更好。一般来说，5分钟最佳。红茶冲泡的用水量与绿茶相当。功夫红条茶可冲泡3次—4次，红碎茶则可冲泡1次—2次。

　　乌龙茶，茶叶要多放。乌龙茶冲泡时水温也以沸水为宜。乌龙茶的泡茶用量较多，一般以10克为宜，约装满紫砂壶容积的一半。乌龙茶可冲泡5—6次，时间可由短到长，以2—5分钟为宜。

　　黑茶，重点在洗茶。以普洱茶为代表的黑茶，属于后发酵茶类，原料较为粗老。黑茶的特征在于“越陈越香”，须经历较为剧烈的沸水冲泡过程，才能使所含成分充分溶出。散茶容易出味儿，而紧压砖茶还要经过烹煮。第一次冲泡黑茶，要用10秒钟快速洗茶，即先把茶叶放入杯中，倒入开水，过一会儿把水倒掉，再倒入开水，盖上杯盖。这样不仅滤去了茶叶的杂质，而且更香醇。后续冲泡时间常为5分钟。来源: 生命时报▲◆★●■☆


习近平访美：首次过招 习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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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17 : “Who is Xi？”这个几天前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的问题，随着习近平美国行程的结束，而变得渐渐清晰。在白宫、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高官的高谈阔论，在艾奥瓦州与美国百姓的零距离接触，无不让习近平这个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形象开始在美国人眼里有血有肉。

　　在习近平5天访问过程当中，不乏见老朋友，讲述《啊，鼓岭！》故事，看NBA，与学生交流等温情场面，让美国人看到了平易近人的一面，但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很自然的就给未来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排除干扰做伙伴是中美唯一正确选项”。并且，习近平用其干脆、利索的做派和个性，告诉了奥巴马，朋友要有朋友之道，那就是建立互信，互信的基础是实话实说，就事论事，而不是闲来无事“人为地”扩大分歧。他甚至还引述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话说：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

　　首次过招 习占上风

　　2月14日是情人节，也是奥巴马与习近平首次会晤的日子。一位是即将在中共十八大上位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位是很有希望连任再主政美国4年的总统，他们的会晤所传达出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风向标。

　　习近平同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晤，奥巴马再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习近平访美前夕“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的言论。但奥巴马在回应当中，避重就轻，而且略显苍白无力。

　　习近平一席话强调的是“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其核心所在是暗指美国“人为地”、“刻意地”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

　　而奥巴马只是说，“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是与亚太地区强大和有效的合作伙伴”，完全没有去回应“军事部署”，是没有准备好，还是不知如何回应？理论上说，习近平此番话是在抵美之前已经见诸报端，奥巴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准备，而他仍然避而不谈，是否表示他也自觉理不直气不壮呢？虽然奥巴马也有说“非常有兴趣并非常重视继续加强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的贸易和我们的商业活动”，但亚太多年来相安无事，一声“重返亚洲”后，大家看见的是，美国带来的不是面包，而是夹枪带棒，是否小奥也自觉理亏。

　　有观察人士指，习近平这招“先声夺人”奠定了他此行的成功。其一，抢占了话语权，先给美国人扣上了“人为地”帽子，直指痛处，让你无法反驳；其二，也给了美国人面子，如此不过是先兵后礼罢了，美国人精心安排了行程，我也并没有在你的地盘让你没面子；其三，这番话其实很巧妙，“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即摆明了“主客”，话语主动性已经拿走。

　　四十不惑 排除干扰做朋友

　　在奥巴马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奥巴马称，“过去三年，他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展了牢固的工作关系”。而此番习近平以储君身份访美，美方高度重视，各部门都紧锣密鼓地筹备，拜登不仅亲自敲定高规格礼遇细节，更是从华盛顿到洛杉矶，亲自飞越东西海岸陪同。习近平到访五角大楼时，美军甚至以高规格礼遇接待习近平，除了仪仗队外，还到阅兵台接受全套军礼，包括鸣放19响礼炮，通常来说，作为副元首级别享受如此规格，着实少见。那么，既然奥巴马将与胡锦涛的关系定为“工作关系”，那么对习近平如此礼遇，是否意味着将建立的是超过“工作关系”的某种关系。

　　习近平给出了回答。他说，“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

　　今年已经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从1971年美国运动员访华，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启破冰之旅，揭开中美关系新篇章，到江泽民1997年访美，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到2006年胡锦涛访美，促中美定位更接近，再到今天，一路走来，中美两国从陌生到认识，打交道已经40年了，物转星移，彼此的实力变了，周遭的环境也变了，也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他也同时提出“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这是“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的基础。习近平在在华府唯一的公开演讲上说，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

　　其实，中方在习近平访美前，就已经多次表明态度。先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演讲中说，中美之间存在一种“信任缺失”。而后，崔天凯又在习近平访美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称，互信“赤字”总结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即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落后于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水平。习近平此次访美为进一步提升中美互信水平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更别说，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反复说，“培育和增进战略互信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可见，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方非常重视“互信”，这将是一个核心词汇。

　　相处之道：勿“人为”破坏互信

　　西方社会出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选择、意识形态的坚持的不了解而产生不理解甚至敌意，对于中国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样持以怀疑、甚至惧怕的心理。就以美国重返亚洲来说，原本只是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美国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个大国仍在坚持美国所反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仍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这对于美国来说还是第一次，所以美国人发出了“不做老二”的呐喊。

　　在冷战思维的催化下，美国重拾旧业，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又试图搞对立的军事、政治同盟，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国际阵营。但其实，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阻止彼此接近，也不能阻止交往与合作的扩大。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将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发生激烈争论；另一方面，两国社会、文化与国内政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相互影响。从国际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自觉自愿地卷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略对抗，形成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军事集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这一点，其实中美双方都有认识，奥巴马自己也表示，“我坚定地致力于推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美中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是否有准备好与中国做朋友，不得而知，但会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的习近平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本就利索、干脆的习近平，先亮明“不想称霸”的思想，即便在亚太地区，在中国的主场，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消除美方的猜忌，但紧接着他又摆明立场，朋友也会吵架，也会有分歧，这才是真正接受考验的时候。用习近平的话说，“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

　　习近平单刀直入的以台湾和西藏问题给美国人立了一个具体的参照系。他说，“我们希望美方始终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也希望美方切实履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的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藏问题”，告诉美国人，这才是对朋友的态度，朋友不会“人为地”搞破坏。

　　讲原则，做朋友，基础都是要有互信。有了互信，讲原则时相互关系才可以“争而不破”，讲合作时更可以“牢不可破”。有了互信才真正能让平常心有了基础，双方的“常态化”发展才有保证。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未来也势必会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那就势必有可能和美国意见相左，就比如当下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判断，在这样的时候，朋友就应该要实话实说，就事论事，而不是闲来无事“人为地”扩大分歧，更不是就事去说意识形态。朋友之间，如果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就违背了基本的信任，也就有违朋友之道了。来源: 多维  ▲◆★●■☆


《求是》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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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石

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

1.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2.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3.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1.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道德，也给予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2.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第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民，用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民。

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坚持对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务作出新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发了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使全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更加自觉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全社会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

第三，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第四，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

第五，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事实证明，我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建设的成就，在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检验社会道德状况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

1.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2.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

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求是》再发文谈中国道德状况 败德现象仍属支流
http://news.66wz.com/system/2012/02/16/103014577.shtml

2012年02月16日  核心提示：继2012年第一期发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后，第4期《求是》再度刊文《认清道德主流坚定道德信心》谈中国道德状况，文章指出，无论怎样高估问题的严重性，败德现象仍属支流，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地位无可撼动。以下是全文：

　　一段时间以来，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败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会更加强劲的道德呼唤和呐喊。

　　一、看待道德状况的历史坐标

　　评判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需要选择并确定具体的历史坐标。道德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道德在历史中生长变化，道德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方能衡量进步还是退步。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包括道德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一个基本的依据，正是对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进行的历史比较。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亲身经历了这三十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中，毫无疑问，道德的历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看不到30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就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同样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评价历史上的革命时代时曾说，“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奴隶主不杀俘虏，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这个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说：“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经典作家是拿昨天和今天进行历史比较，坚持的是历史进步的标准。

　　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一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拿一种固定的标准或既有的模式来衡量中国的道德状况。比如，在人权问题上，认为中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这样那样的差距；比如，在社会公德问题上，认为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别是不遵守交通法规等；比如，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严重的“家庭暴力”现象；比如，在慈善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慈善捐赠数量还十分苍白，等等。这些看法的结论就是，既然存在这么多道德问题，怎能轻言中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进步、向善的呢？

　　实际上，这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其选择的历史坐标，要么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达到的标准，要么是中国正在继续努力的未来目标。这样的视角，是从国外发达社会看中国，或者是从中国的明天看中国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历史坐标定在改革开放前，定在新中国建立前，选取从中国的昨天看中国的今天的视角，结论就完全不同。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和历史的曲折，从争取人权，到回避人权，再到人权“入宪”，这样的历史进步，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在社会公共秩序问题上，中国普通百姓拥有私家车的时间还不及西方国家的零头长，今日中国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远比西方国家汽车普及早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诸如“打老婆”、“打孩子”这样一些“家暴”现象，过去至多被认为属于封建陋俗，只会受到家人邻里的指责和单位组织的批评，甚至还会有人认为这只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对“家暴”有了明确态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务事”，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慈善问题上，慈善事业在当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划在资产阶级的“伪善”范畴之内，哪里会有今天这样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十大慈善机构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慈善组织及“光彩事业”。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建立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分工协作的社会捐赠网络；社会捐赠数额2006年首次突破100亿元，以后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发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

　　上述实例恰恰证明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进步，是客观真实和有目共睹的。

　　对这样一些片段性的实例进行讨论的一个方法论意义，是可以启发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道德状况本质的判断，首先在于选取恰当的历史坐标，这样才能正确看待道德的问题和成绩、支流和主流的性质与比重。

　　二、成绩与问题

　　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更不是为了粉饰现实。对各类败德行径痛心疾首、严厉谴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近些年来，干部群众对社会道德状况严重不满，自然有客观的现实依据，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让人们对道德状况产生质疑的道德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法则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泛化；应当清醒地看到人性自私、“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等腐朽道德观念被重新包装而“科学化”、“合理化”后，对一些人的灵魂所造成的严重腐蚀。

　　社会公众总是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舆论传播中获得具体道德状况的信息，总是更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观见闻。这些年，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贪腐的情节和性质恶劣有加；一些败德的企业屡屡东窗事发，制假贩假、图财害命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些见危不扶、见死不救的事件频频曝光，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人际关系，令人倍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官员手中掌握着权力，企业产品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人际关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摆脱不了的无形的社会之网，因此，人民群众往往从这些负面见闻中，切身感受个体的无助和受伤害，批评社会的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正是滥用的权力、假冒伪劣的产品和冷漠的人际关系等现实问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直接的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愤懑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中，出现了局部的道德滑坡现象，也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反过来，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人民群众的道德抱怨或愤懑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整体状况的悲观、消极取向，使不少人很难接受道德状况主流积极、进步、向善的判断。

　　然而，对道德问题保持清醒的认知，对败德现象决不宽容和妥协，与肯定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并不矛盾。既要依据身边的人和事来评判道德状况，也要放开眼量，从全局、从整体、从历史发展的坚实步履中来审视道德的状况。

　　评价道德发展的问题与成绩，与评价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巨大成就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然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但这些，都不能影响人们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没有人敢否认，也否认不了。问题确实不少，成绩更加巨大，这正是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态势。

　　对道德领域的形势也应该作这样的评估。一方面，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可以认真地梳理和比较一下，30多年来，伴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正是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和创新，使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使整个社会以及大多数公民的道德文明水平，继续迈向新的境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

      三、主流与支流

　　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领域，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些道德问题还相当突出。但无论怎样高估问题的严重性，败德现象仍属支流，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地位无可撼动。

　　(一)以腐败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和单位，正直清廉、洁身自好成了“落伍者”，胆大妄为、生活糜烂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面对这些现象，干部群众常说的一句话是：“这哪里还有共产党的味道！”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锐意改革，勇于探索，致力发展，开拓进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不计报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负重前行，超负荷工作，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用一身正气坚守着党性，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在抗击非典、防控疫情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和危难关头，总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中坚和骨干在团结带领群众奋斗，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进并驾驭这3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这30多年来突飞猛进、举世惊叹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0年开展了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选取我国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主要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对他们进行了至少连续一周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的观察和记录。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对象总体上平均每工作日工作时间为9个半小时，党政“一把手”平均为11个小时，加班是工作的常态。这些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沈浩、杨善洲、刘金国——这个可以不断排列下去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名录，充分表明好干部决不是个例，而是各级干部的主体。

　　还要看到，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二)以诚信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绝大多数的企业和商家是好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把诚信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无形资产。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离不开的从主要日用品到高端电子产品的供应基地。

　　从出口商品来看，2011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在短短的30多年里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靠的主要是企业的诚信经营和商品的物美价廉。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测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12.7万批，合格率达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达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达99.74%，高于同期对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

　　从国内商品来看，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具体规定。近年来，在卫生部每年进行的抽检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合格率更达95%以上。去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1年第三季度产品质量基本状况报告，在对国内生产加工的食品的抽查中，乳粉、红茶、婴幼儿配方乳粉、酱腌菜、膨化食品、蜜饯、乌龙茶等7类692种食品的批次抽样合格率为91.8%。过去我们吃的酱油，主要是作坊式生产，按照今天的检测标准，根本无法达标，但现在，酱油的检验合格率也达到了90%以上，名牌酱油的合格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与饮食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提高到73.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从0.53上升到0.66，是全球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越来越好。我国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营养调查，据卫生部等2004年10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报告，与1992年相比，2002年中国城乡3至18岁儿童青少年各年龄组身高平均增加3.3厘米，城乡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显著下降，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4.3%，比1992年下降55%。2002年之后的情况只会更好，例如，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5岁以下儿童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比重，1997年为3.51%，2002年为2.83%，2009年则下降到1.71%。这些数据表明，食品质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没。

　　(三)以公德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遇到了新情况、新挑战，一个“小悦悦”事件，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勇敢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以德报德、坚决拒收上万元补偿金的合肥两位农妇，在看到孩子躺在马路上抽动的那一刻“只想着救人”的陈贤妹，这一个个平凡的道德模范，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天天都会出现的义举，为中国社会牢牢地支撑起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道德蓝天。曾被炒作定义为中国道德滑坡“拐点”的南京彭宇“救人反被诬告”案，经权威部门深入调查后真相大白，其完全是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决不是什么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南京近5年来，共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这些年，每遇大灾大难，中国社会都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天动地的场面。汶川地震后，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让多少高尚的人们热血奔涌。问一问看过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实况转播的观众，有谁不是热泪滚滚、心潮激荡！

　　蔚为壮观的志愿者队伍，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一道真善美的风景线。每逢重大事件，都有上百万的志愿者积极主动参与。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志愿者就达170万，是奥运史上志愿者最多的一届。如今，志愿者的足迹已遍布各种有组织的关爱活动，并延伸进许多需要帮助的社会角落。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60万个学雷锋小组，学雷锋志愿者超过3000万人。北京市在2003年就已建立起各级各类雷锋基地1000多个，有5万多个学雷锋活动小组长年坚持在基层服务。目前，全国已建立了43万个志愿者组织，常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超过6000万人，注册的志愿者达2000多万人。志愿者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赤诚心，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主流。

　　汶川地震发生后，俄新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中国面临道德挑战，但中国道德打不垮、压不垮、骂不垮。因为中国人民在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矢志不渝地追寻理想、文化、道德、进步，矢志不渝地追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