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
http://news.cntv.cn/military/20120129/104970.shtml

2012年01月29日  作者：解放军报评论员

　　经胡锦涛主席批准下发的《中央军委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作出部署。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重大举措，对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级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先进军事文化，不仅为我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提供了强大思想保证和重要力量源泉，而且对全民族产生了巨大精神影响，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家文化改革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官兵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丰富部队文化生活、巩固思想文化阵地、推进军事文化创新发展、提升我军软实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一定要深刻认识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努力开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学习贯彻《意见》，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总体要求。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服务军队建设中心任务，坚持着力保持我军高度团结统一，坚持促进官兵全面发展，坚持紧贴时代要求创新发展。抓住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就把握了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基本遵循。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认真落实《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要求。《意见》对坚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根本任务、坚持弘扬主旋律创作生产更好更多精神文化产品、紧贴部队使命任务和官兵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军营文化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军事文化人才队伍等作出部署。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把各项任务和要求落到实处，不断提高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责任。各级党委要把学习贯彻《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在深化学习理解、抓好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要把军事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和部队建设整体规划，不断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切实加强文化单位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军事文化建设改革创新，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提供有力保障和良好条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描绘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全军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努力肩负起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崇高使命，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反腐之年多地做法引关注 科技嵌入权力运行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1/t20120130_169763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1-30

　　星岛环球网消息：2012年是中国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一年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必将更加引人关注。

　　《法制日报》报道，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词是“建设”，那么，对其应有清晰的解读：“建设”必须具有高度负责和求真求实的精神状态；“建设”必须有改变现状敢于创新的政治勇气；“建设”必须用实际效果考察干部谋划协调和做实事的真实水平。正是带着探寻“建设”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岁末年初之际发布了我国首部“反腐蓝皮书”。“反腐蓝皮书”调研组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国情调研，足迹遍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00多个市县，对许多有益有效的地方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对此，本版在新年伊始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具备很高建设性的地方经验进行报道，期望为2012年各地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山西：创新机制扼住“资源腐败”咽喉　　

    “2003年至2008年间，山西省煤焦领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在各种矿难事故的背后，人为因素与渎职和腐败行为密切相关。”上述论断出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我国首部反腐蓝皮书。

　　山西省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泛，煤炭产业早已成为山西省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煤炭价格持续走高，山西煤炭产量逐年增加，煤炭产销和效益状况良好。与此相伴而生的问题同样存在，参与“反腐蓝皮书”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调研组在赴山西调研后发现，煤矿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频繁变动，企业多小散乱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突出。

　　据统计，山西省自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专项行动以来，截至2011年2月已立案查处煤焦领域违纪违法案件1719件，处分违纪违法党员干部3289人，其中涉及厅级干部8人。例如，查处了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在煤矿置换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案；晋城市煤炭局原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刘俊文收受有关煤矿负责人贿赂案；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等。

　　据调研组组长、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史丹介绍，在山西煤焦领域中，特别是县乡两级涉矿单位、部门的工作人员权力寻租，突出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一是违规审批资源、非法倒卖国有资产；二是漏缴、欠缴、挪用、私吞煤炭基金；三是不按规定收取资源价款；四是偷逃欠税；五是煤炭运销票据名目繁多，以及伪造、倒卖票据；六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七是中介机构虚假评估、商业贿赂；八是超层越界、非法组织生产；九是以土地治理为名非法采煤；十是党员干部入股办矿、收受贿赂。

　　史丹认为，煤焦领域腐败存在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因素，内部原因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和驱使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权力寻租对市场的渗透引致权力的市场化溢价。外部原因则是权力制约机制未能形成，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不完全成本”成为煤炭行业取得暴利的主要原因。

　　根据史丹等人的调研，山西煤焦领域腐败行为在煤炭安全生产监管、生产经营、购销运输、税费征管、兼并重组整合以及中介服务等各环节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以煤炭资源开采为例，在我国，一家煤矿企业要取得合法生产资格必须办齐“六证”，即采矿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工商营业执照6个证件。但事实上，审批环节越多，意味着权力干预越深。在一些地区，“明码标价”办理相关证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资源开采的审批权沦为某些部门的寻租工具——由于手握资源开发审批大权，一些地方官员与一些矿老板相互勾结，行权钱交易。个别位高权重的官员，通过帮矿老板取得探矿权、采矿权，收取办矿“公关费”、“手续费”。一些县乡的地方实力派小官员也通过暗中保护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矿”发横财。

　　除了在行政审批、监管等环节的资源腐败由于手段“传统”在社会上的认知程度比较高外，反腐蓝皮书中还指出，煤焦领域的中介服务组织腐败行为尤其值得引起重视。“山西煤焦领域的社会中介组织泛滥，一些中介组织业务水平不高，违反职业道德对涉煤事项进行虚假评估。特别是许多中介组织的负责人由离退休领导干部担任，成为离退休干部‘退而不休’滋生腐败的又一通道。”

　　“资源领域腐败高发，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影响我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成为影响一些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要遏制资源领域的腐败高发现象，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通过创新资源开发和管理监督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发生。”史丹说。

　　针对资源领域的种种乱象，中央曾多次采取措施严厉整饬，作为煤焦领域腐败“重灾区”的山西省也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调研结果表明：

　　山西省自2008年7月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以来，在深入分析煤焦领域滋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对煤焦领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出整体规划。针对煤焦领域行政审批、安全监管、生产经营、税费征管、中介服务等重点环节作出明确规定。据统计，仅2010年，山西省市两级政府就出台煤焦制度184项，相关制度总数累计达到608项。结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织相关部门将目前办理煤炭生产经营所需“六证”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建立“六证”并联审批办事大厅和相关审批责任制度。

　　此外，山西还摸索出一套“三权制衡”的方法，遏制煤炭税费征缴中的“跑冒滴漏”。即经营开票权、管理验票权、监督稽查权相互分离。权力的分离在体制上分解了权力，在运行上规范了行为，在监督上强化了制衡，有效避免了车户拉关系、找门子、偷逃税费行为，遏制了公路站点“收黑放黑”现象。

　　针对煤焦领域的腐败问题，调研组认为，对一些资源富集地区、腐败高发地区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可先行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媒体和公众参与对官员的监督。同时，在积极推进统一规范的矿业权交易市场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快建立中介机构的准入退出机制、失信惩戒机制，完善从业管理制度和信用记录制度，规范评估和中介行为。

　　青岛：科技反腐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

　　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群众窗口等纳入电子监察范围，使用者、管理者、监督者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权力运行的过程；

　　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业务、土地招拍挂交易系统、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建立相匹配的监督流程。当系统提示红牌、黄牌及预警类信息后，监察室按照网络督查办理流程及时拟制《办理通知单》，交相关业务处室限期落实；

　　对于建设工程招标业务系统、科技计划管理系统、产权交易信息检测系统、“三资”管理系统，设置了权力审核程序及风险监测点。风险点由网络自动生成，不受人为因素影响，不仅客观而且有效；　　……

　　以电子政务网络为载体，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所进行的上述一系列创新，成为近年来中国在反腐领域积极引进先进科技、全面提升“技术含量”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监督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腐蓝皮书”调研组赴青岛课题组就专门对当地的“科技反腐”创新进行了调研。

　　“制度是根高压线，就是经常不带电”。这是老百姓面对一些部门配置权力资源和权力流程出现的不科学、不透明、不规范、不标准的“四不”现象而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宣泄。

　　据课题组核心成员、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研究员王朝阳介绍，为了解决这种尴尬局面，同时破解部门监督分割的信息孤岛难题，把单个监督变成整体监督，提高效率，青岛市推进反腐倡廉信息化建设，搭建全市综合电子监察系统平台，对行政部门权力流程进行科学化、透明化、规范化再造，先后经过4次大规模的行政权力集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由1263项减至109项；全市实施行政处罚基准制度，对4379项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标准进行细化拆分。

　　此外，青岛市运用电子监察系统实行网上监控，同时受理相关投诉举报，依法调查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纪行为。据悉，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土地交易均被纳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察系统。

在进行了行政权力的“流程再造”和公共资源交易的“在场在线革命”之后，青岛市的大剧院工程通过电子评标系统，上亿元的工程造价几千项清单在30秒内，就完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并形成了详细的清标报告。

　　课题组认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监督制约的渗透力和扩张力，用无情的电脑管住有情的人脑，把制度监督与技术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监督更科学、更严密。同时，当前，社会上对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暗箱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差别服务、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等问题意见很大。青岛市监管系统让政府部门行政过程透明，交易行为公开公正，社会主体参与度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在运用“科技反腐”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均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投入资金过大。对此，作为“过来人”的青岛市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钱越多的地方，越容易滋生腐败，就越应该出大钱来预防腐败”，治理预防大腐败，需要大投入。为此，青岛市先后投入上亿元，形成了市、区(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和部门间相互联通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将政府职能和工作动态全部上网。这一平台建设与三级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各类监察系统有了可靠的硬件作为基础。

　　借助网络将政务公开实际上是地方借助科技反腐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在主客观条件均有一定限制的条件下，哪些政务最需要被公开，往往成为了困扰有关部门的难题。对此，青岛市给出的答案是——“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最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公布什么”的理念，通过电子终端、电子显示屏、上墙公示公开的做法实现保证民众知情权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

　　据王朝阳介绍，青岛市针对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住房公积金问题，对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和缴存额的上下限实施监察，确保住房公积金控高保低政策的落实。此外，财政部门还录入资金使用单位提交的信息，通过扫描发票和上传附件，使监察人员掌握各单位资金使用情况，促进资金落实到项目而不被挪用。

　　“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科技反腐’为完善权力配置、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提供了契机和有效实现方式。一方面，通过‘清权’、‘确权’和权力流程再造，合理划分和科学配置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有效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权力‘线上运行’有利于实现权力行使的透明化和格式化，使抽象的权力变得‘可视’、‘可控’、‘可查’、‘可纠’，大大压缩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私用的空间。”王朝阳说。

　　课题组还得出结论认为，传统监督方式由于受到时间、地域、体制等因素的限制，监督效果难以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电子监察系统和业务系统的协同构建，突破了传统监督方式的时空局限，拓展了监督领域和范围，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通过大量信息数据在系统之间高速传递和相互印证，进行实时监控和有效预警，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能够有机结合，实现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嵌入式监督，提升监督效能。

　陕西：打造防控腐败行为“制度群”

　　近年来，陕西省把解决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实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着力点，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形成了防控腐败的“制度群”，有效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社科院“反腐蓝皮书”调研组陕西课题组核心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向记者介绍，陕西省在反腐倡廉中所产生的有益有效制度包括以下数项：

　　推进群众点名接访和信访听证终结制度。越级访与重复访是基层信访工作面临的两大难题。出现越级访、重复访的主要原因在于，群众对基层信访接待机构不信任。陕西深入分析群众的信访心理，从接访机制改革着手，改进接访流程，推出领导干部挂牌、群众点名接访和信访听证终结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

　　推广乡镇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反腐蓝皮书认为，公款吃喝浪费国家资财，损害干部声誉，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多次下发全国性文件，各地区、各部门也制定了配套制度和措施，但是，以各种名义大吃大喝的歪风禁而不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相关规定载体不明、标准模糊，易产生变通做法，进而偏离制度设计初衷，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据党国英介绍，陕西省纪委、监察厅在广泛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推广了乡镇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要求上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乡镇进行检查指导、调查研究等公务活动需要就餐的，严禁在营业性餐馆进行公务接待，一律在乡镇机关食堂就餐，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廉政灶”不是在乡镇一级重新建设公务接待专用灶，而是对原乡镇机关食堂进行改造后，将其用作机关食堂和公务接待点。

　　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管理执行制度。为促进政府采购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陕西于2010年5月21日下发了《陕西省电子化政府采购办法(试行)》和《陕西省推进电子化政府采购工作实施意见》，要求从省本级到市、县(市、区)，分步分级实施电子化政府采购制度，用两年时间，建成涵盖全省各级财政主管部门、采购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在内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和执行平台。

　　实施乡镇办案协作区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工作水平的优劣、管理机制的顺滞，直接影响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此次调研表明，许多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经常面临办案力量薄弱、业务不熟练、人情干扰大、监督不到位、效率低下等难题。

　　调研结果表明，所谓乡镇办案协作区制度，就是按照“就近连片，优势互补，有利工作”的原则，将区县乡镇划为几个办案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一个案件检查工作指导组，由区县纪委常委任组长，进行协作办案。“联查”、“联审”是乡镇办案协作区制度的主要运行方式。

全面推进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民主自治的新突破，一直是各地面临的重要课题。

　　“陕西积极吸收基层自治智慧，完善村级民主监督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推进村民监督委员会建设，为解决监督农村干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这一制度已在全省推开，共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27113个，占行政村总数的99.5 %。”党国英说。

　　尝试各类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做好各类干部的离任交接，是保持党委政府各项工作延续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离任干部的职责所在。反腐蓝皮书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致使交接工作难以正常实施或者流于形式，离任者往往“调令到手，抬腿就走”，而继任者则是“新官不理旧账”。交接过程中的“职责不清，是非不明”，不仅影响对离任干部任期责任履行情况的正确评价，也影响了新任干部全面有效地开展工作。由于交接不清，致使遗留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群体性事件，常常难以界定新官与旧任的责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监督不力，还容易滋生各种腐败现象。

　　鉴于以上情况，自2008年起，陕西省西安市先后在阎良、未央、莲湖3个区试行了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制度，2010年9月份开始，在13个区县全面推行了此项制度。

　　党国英进一步向记者总结了陕西打造反腐倡廉管用“制度群”的主要经验，“制度建设要有‘问题意识’，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度建设要以‘管用有效’为目标，增强新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建设要有‘一盘棋’的宏观思路，重视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制度建设要与惩防体系建设的有关环节相结合，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制度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应始终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能不能方便群众表达利益诉求，能不能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能不能获得群众认可’作为制度建设的前置性设计要求，使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真正成为体现为民执政宗旨的根本性保障。”党国英说。▲◆★●■☆


何以北京在伊核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uelitai/detail_2012_01/29/12167203_0.shtml

2012年01月29日：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薛理泰

核心提示：过去中国反对西方国家超越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单方面制裁，更反对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武力干涉，可能着眼于一方面为伊朗迷途知返，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避免一场惨烈的战祸，一方面也为中国自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另觅其他的石油供应地，调整石油进口渠道，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调整投资、运营的方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从近期以来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停止执行原来拟定的投资、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动向，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值此美国、伊朗关系空前紧张之际，原来在阿拉伯海巡弋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于22日高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英、法两国各一艘军舰也加入航母战斗群的编队，一起进入波斯湾。

目前波斯湾附近海域仍有两个美国航母战斗群。西方国家在伊朗附近海域进行的海军集结，无疑是对伊朗加大施压的力度。

紧接着，欧盟成员国于23日晨就伊朗石油禁运一致作出决定。禁运令从今年7月1日生效，三个月后欧盟就将不再从伊朗进口石油及石油制品。这是迄今针对伊核问题的最严厉的制裁，旨在釜底抽薪，削弱伊朗筹措资金推进核工程的财力。这些做法到达仅次于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地步了。

稍早，温家宝总理于18日晚在卡塔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在谈到世人关注的伊核问题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并称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美、伊关系空前紧张、情势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惹人注目。

乍一看，似乎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动。实际上，反对核扩散，以及主张中东地区建设无核区，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中国长期一贯的立场，相信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也没有必要改变这一基本立场。要说改变的，只是中国在伊核问题上对于双方采取的行动的态度有所改变。换言之，亦即原则立场是坚定的，应变手段是灵活的。这也是其他大国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基调。

评估一下伊核问题的发展趋势。一言以蔽之，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触犯了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一，伊朗拥有的核弹将成为“伊斯兰核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恃为护符，势必加剧对西方国家安全利益的挑战；其二，以色列国小民寡，伊朗总统内贾德屡次声称，将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伊朗拥有的核导弹将对该国构成致命威胁，而犹太人团体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势力，足以影响美国的相关决策；其三，伊朗拥有了核导弹，足以囊括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等欧洲大都市在其核打击范围内，欧洲政治家夜不成寐矣。据此，欧美决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也就是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伊核问题时所持的立场甚至比美国还要激烈的缘故。

倘若伊朗冥顽不灵，沿着既定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则西方国家势必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倘若西方国家在对待伊朗核问题时不作为，则一旦伊朗拥有了核导弹，届时西方国家面对激化了的双边矛盾时，再要诉诸对伊朗动武的手段，就尖锐性和复杂性而言，那时面对的尴尬问题不啻百倍严重于眼前的状况了。然则，迟动手不如早动手。这可能就是西方国家考虑是否对伊朗动武的基点。

显而易见，欧美决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既然如此，自然北京不会挑战欧美的核心利益。这可能是北京表态的背景情况之一。

当前举世没有一个国家是乐见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尤其是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更是忧心忡忡。它们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之日，即波斯湾地区陷于不稳定之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石油的稳定供应，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本条件。温总理出访海湾三国，相信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扩展石油供应源头。

波斯湾是世界最大石油产地。伊朗拥有核武器，必将在该地区引发冲突，中东陷于战乱，势必影响石油输出，攸关中国利益至巨。基此，北京对于海湾国家的顾虑，自不会掉以轻心。这可能是温总理选择在卡塔尔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情况之二。

诚然，过去中国反对西方国家超越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单方面制裁，更反对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武力干涉，以避免在该地区引发政治动乱，甚至爆发一场战争。这给外界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中国支持伊朗的立场是坚定的。可是，中国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意味着中国支持伊朗研制核武器。

与此相反，中国这样做，可能着眼于一方面为伊朗迷途知返，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避免一场惨烈的战祸，一方面也为中国自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另觅其他的石油供应地，调整石油进口渠道，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调整投资、运营的方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从近期以来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停止执行原来拟定的投资、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动向，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如今伊朗执迷不悟，似乎一条道要走到黑了。既然一场战祸已经迫在眉睫，至此，中国曾经为伊朗所做的一切，也算仁至义尽了。这可能是北京表态的背景情况之三。▲◆★●■☆


易中天慷慨分析“为何我国文化走不出去”
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2_01/30/12181050_0.shtml

2012年01月30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易中天

文化可以交流，甚至融合，但最终“存异”。文明的趋向，却是“求同”。因为文明的背后，是核心价值；而只有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最有价值。

刚刚过去的2011辛卯，是辛亥百年，入世十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则有一百七十年之久。在这段难以尽说的历史中，我们民族从悲痛与屈辱、困惑与反思，走向了光荣与梦想。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之一，是我们与世界的“对话”。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世界却并没有变得像中国，也没有因为中国而产生文化上的巨变或质变。 （CFP/图）

对话无疑包括文化上的。其状况，让人想起《千万次地问》这首歌。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制度、主张，寻找自强和现代化的道路。这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但是，西方国家却并没有等量地引进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和价值观。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这叫“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剪头发，穿西装，用电脑，打手机，过情人节、圣诞节，送巧克力、玫瑰花。喝的是人头马，学的是数理化，看的是《阿凡达》，逛的是东南亚，没有谁再之乎者也，长袍马褂。这叫“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中国，也没有因为中国而产生文化上的巨变或质变。这叫“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这未免让人不爽，尤其是在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以后。因此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为什么我们没能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骂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是没有用的。没人强迫你看好莱坞，吃麦当劳，穿牛仔裤，也没人拦着你卖炸酱面、狗不理。所以这事恐怕赖不到别人头上，得从自身找原因。

单从心态上讲，原因也许有三。首先是老惦记着年轻的时候，一说就是“文明古国三千年，李杜文章众口传”。开口先秦诸子，闭口唐诗宋词，却不想想现在能提供什么。这叫“徐娘心态”。其次是习惯于小打小闹，今天弄个剪纸，明天弄个杂技，后天弄个太极拳，全是手工作坊式的文化交流。这叫“小农意识”。再就是生怕人家看不起，总喜欢说自己多么光荣伟大、灿烂辉煌。站在世界舞台上，也以为是领导干部作报告，不管说什么，下面都得鼓掌。这叫“官僚作风”。

当然，这只是心态上的原因，但心态决定状态。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显然不能再是“孔子摇橹，鲁班弄斧，敲锣打鼓，卖点红薯”。除了应该有大国气度和战略眼光，更重要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文化大国”或“文化强国”？做“文化小国”，就不能活？做“文化伙伴”，就没面子？在国际社会中当一个“学习委员”，就一定不行吗？

我看没什么不行。世界上，这样的国家多了去了。我们之所以不肯满足于此，只能理解为一个大国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是的，曾经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华民族，总不能用了一百七十年的时间，还在“千万次地问”。

这就一要考虑“文化入世”，二要打造“文化航母”。没有航母，难为大国；不能入世，与世隔绝。这两件事，似乎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但这里面有问题。第一，地球上并没有一个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文化组织”，也不可能有，还不应该有。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也要全球化。甚至刚好相反，最不能全球化的就是文化。而且，文化也不存在类似于经济和贸易的“争端”。文化从来就是、也永远会是“存异”的。积极一点，可以“对话”，可以“交流”。消极一点，则无妨“自弹自唱，自说自话”。既然如此，何必要有一个具有法人地位、可以调解成员争端的国际组织？

第二，世界上也没有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文化共识”。毕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那么，有没有某种文化，可以你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还都仍然是这种文化？没有。既然没有，则所谓“文化入世”，又从何谈起？

然而不“入世”，也不行。航母是要驶向公海的。如果不能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的“文化航母”，就等于是停在鄱阳湖，那只能叫“文化景观”。

可见，文化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在组织上“入世”，但在思想上、观念上和态度上，却必须入，也应该入。怎么入？与世界文明接轨。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赞成马未都先生的一个观点：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也就是说，文化，还得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文明，则必须属于全人类，也只能属于全人类。

文化与文明，有什么不同？说到底，文化表现为方式，文明体现着价值。任何文明的背后，都有价值观来支撑。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一旦违背这种价值观，就会被视为“不文明”。比方说，以平等为价值观，则一切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就不文明。由平等的价值观，又可以推出尊重他人的道德准则。因此，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也不文明。至于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同为尊重，举案齐眉是一种方式，女士优先也是一种。这就是文化。

所以，文化可以存异，文明必须求同。文明求同，是因为人心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明，讲的就是那个“共同之理”，即“核心价值”。中华文明，体现的是华人的共同之理；西方文明，体现的是西人的共同之理；世界文明，则应该体现人类的共同之理。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找到这个“共同之理”。

问题是，怎么求，与谁同？

这就跟加入世贸组织不一样了。那是人家制定了游戏规则，我们去讨价还价。没办法，因为世贸组织的经济共识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人家比我们先搞，经验丰富、法规完善、制度健全。文化则是没有“模式共识”的。是否文明，也不归西方人说了算。当然，由中国人来制定文化的“游戏规则”，确立文明的“评价标准”，人家也不认。

但，没有价值观支撑的文明，不是文明。这种价值观，如果既不能是西方的（或西方说了算），也不能是中国的（或中国说了算），那就只能是人类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和核心价值吗？有。比方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监狱。这是世界各民族在进入国家阶段时，不约而同发明的。这就说明，所有的民族不用沟通就都知道，剥夺自由是一种惩罚。由此可见，自由是核心价值之一，而且是全人类的。

除了共同价值，还有普遍情感，比如爱。这是无论中国人、西方人、非洲人、亚洲人、印第安人，都要有，也都可以有的。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不等于他不爱别的妹妹。何况他还可以爱父母、爱子女、爱兄弟。事实上，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有爱的需求和被爱的需求。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会爱别人，也不能体会到别人的爱；从来就无人可爱，也无人爱他；那么，这个人的人生，是很不幸的。所以，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至仁）和“拉希姆”（至慈）。大家都讲爱，就因为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

共同价值和普遍情感体现于不同时代和民族，就产生了不同的文明，比如古代文明、现代文明，或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这是因为，不同时代和民族，对如何实现共同价值和普遍情感，有不同理解，也有不同探索。甚至，对于何为核心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因此，文化必定“有异”，也必须“存异”。因为谁都不能肯定，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更不用说是唯一的。就连文明，也难免“有异”，并可以“存异”。因为谁都不能肯定，自己主张的核心价值，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自己体验的情感，就是全人类的普遍情感。

文化“必定有异”，文明“难免有异”；文化“必须存异”，文明“可以存异”。这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所以，文化可以交流，甚至融合，但最终“存异”。文明的趋向，却是“求同”。因为文明的背后，是核心价值；而只有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最有价值。

由此可见，只要把握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又能兼收并蓄各民族的不同文化，那就能打造出自己的“文化航母”。而且，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谁最能做到“深刻把握”和“博采众长”，谁就最有可能建造最大的“文化航母”。

那么，谁最可能，最有希望？

我们民族。第一，我们有五千年文化史，三千年文明史，而且从未中断。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堪称“源远流长”，确实“博大精深”，正可“厚积薄发”。第二，中华民族，原本就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接受异质文明和异族文化的输血，比如“西学东渐”，比如“佛教南来”，还有所谓“五胡乱华”。中华文明内涵丰富，异彩纷呈，全因“厚德载物，有容乃大”，而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第三，在过去的将近两个世纪，主要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我们“千万里追寻”，他们“并不在意”。这种不对等对话的结果，是“很在意”的我们，比“不在意”的他们，反倒更了解人类文明的全貌。综观全局者胜，这是我们的优势。

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共同价值的深刻把握。在这方面，中西方互不相让，各自表述。西方坚持自己的观念，并说那就是“普世价值”。我们则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更看重的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这就与共同价值都有距离，只不过各有远近。真正达成共识，由《千万次地问》变成《同一首歌》，也许还须假以时日。但可以肯定，只有真到那一天，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航母”，才会乘风破浪，驶向公海。那将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将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中国改革还需迈出两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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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余年改革发展，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中评社北京2012年1月30日电／经过30余年改革发展，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华夏时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文章表示，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骄傲，同时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我们亲领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辉煌么？已经有国内外人士提出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我们把眼光瞄上了成都改革。

　　文章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政治动乱的泥淖。但是，远不是所有国家绕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成长。就中国而言，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产力释放仍有空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避开。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

　　判定中国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快速增长20至30年，跃上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平台，取决于我们国家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可持续供应，更取决于技术进步这一改善要素利用效率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保障则需要体制改革支撑和社会政治稳定。对于成都改革的意义，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发展逻辑中去认识。

　　要素供应的绝对数量不会构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硬约束。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第二，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形势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仍然很大。第三，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形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源泉。

　　然而，以上判断不足以让我们高枕无忧。最简单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是储蓄率乘以资本效率。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会使来自国民储蓄的资本贬损，而体制弊端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会使资本效率下降。这才是让我们忧心的事情。体制改革的效果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延续不断产生累进效果，到一定平台以后，需要新的改革投入。这是我们未来持续发展、走向更大繁荣所面临的真正的重大课题。

　　成都以农村产权明晰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发育基层社会民主政治这三大改革举措，给有待深化的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范本。今后中国改革还要迈出两大步，一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完全确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幅提高民生质量，为全面改革创造更坚实的基础；二是主攻政治体制改革。成都改革基本上走完了前一步，并开始探索后一步。

　　文章认为，产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得以基本保持的关键条件。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做虚所有权、做实承包权，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但成都的政治家们做到了。如果全国做完这件事，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农用地的使用效益，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未来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基础越来越靠不住，但提高农业竞争力、降低中国人的吃饭成本，会有助于延缓中国人名义工资上升速度，总体上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蕴含着巨大市场。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造就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让大中城市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同时在现有农村地区让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兴城市崛起，并让专业农户变为“城外市民”。未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会在20%以下，农业人口会在10%以下，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要创造出超过过去30年里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还会让我们怀疑中国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么？成都的改革证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权益水平，更孕育巨大商机和发展拉力，其重大意义无法估量。

　　发育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是成都改革的又一杰作。发育民主政治，不仅是人民的“高端需求”，也是经济高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把握好节奏和策略，政治改革还有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障。成都市所推动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注重细节，不事张扬，把民众权利保障用规章制度确定下来，走上了一条务实的渐进民主改革之路。这方面的改革极大改善了成都市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到成都投资。有实证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取向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流向的决定因素是城市的人文环境。大型跨国企业并没有因为成都工资水平提高而不选择成都。有这个逻辑存在，我们便可以相信，只要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也未必会产生因投资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最后说，产权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政治三足鼎立，形成成都改革的基本架构。他们的改革从２００３年起步，在我看来，当时能提出这样一种改革理念就不简单。成都的下一步改革能否揭开序幕，将取决于他们的改革经验能否在全国成功推广。如果推广成功，全国将形成更加宽松的改革环境，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成都才可能迈开新的改革步伐。 ▲◆★●■☆


北京不让日本驻华新使馆投入使用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9074/c6

    2012/01/28： 围绕日本驻华大使馆希望迁入在北京兴建的新馆一事，日中两国正暗中激烈对抗。虽然新馆已于去年7月竣工，但中方认为这是“违章建筑”，不批准使用。日方的搬迁计划至今仍没有着落。这一问题的背景原因是中国驻日公馆的搬迁计划毫无进展，中方此举似乎意在“报复”。

日本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最近在搬迁交涉中不满中方态度冷淡，连珠炮般地发声斥责。而中方则计划在交涉取得成果前不给新馆通水电。日方官员甚至表示“就算没有煤气、没有水、没有电，我们也要搬。没办法（就是要搬）。”

此事源于日方的一个基础性失误。日本政府从2006年起投入了约7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亿元）建造一座地上六层、地下一层的新使馆，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然而在实际施工中，日方把原来的通顶设计改建为楼层走廊，使总面积比原来多了几个百分点。由于日方未提交设计改动的申请，中方便抓住了这一失误。

原本这也不是大问题，但中方却庆幸此事“来得正好”。这是因为2010年秋发生日中撞船事件后，日本的反华情绪一度高涨。在此形势下，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公邸、新潟市及名古屋市的总领事馆等因建筑老化有意搬迁的计划遭到了当地议会等方面的反对。

特别是针对中国大使公邸的搬迁计划，日本外务政务官滨田和幸等人批评中方“正在抢购土地”，开展了反对搬迁的活动。

中方则以日本大使馆新馆建筑违章问题为谈判“王牌”，希望两国努力就驻外公馆的搬迁和兴建事宜达成相互提供方便的协议。不过日方则以“国会不会批准这种协议”为由予以拒绝。另一方面，为打破僵局，日方也提出了表明诚意的妥协方案，即不使用需要签字的协议文件，而是采用确认外交事宜实际情况和表示抗议时使用的不签字备忘录的方式。

两国政府去年12月曾基本达成共识，日方则以春节为目标推进搬迁的准备工作，不过中方以备忘录内容仅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般性原则，并非切实承诺给中方提供方便为由，态度再度强硬了起来。

中国外交消息人士表示，日方目前没有在中国兴建驻外公馆的计划，因此中方虽然明白这样不符合协议，但也不会让步。日方则反复重申“正在进行最后协调”。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双方必须重视改善关系的一年。日本政府高官透露称，两国政府将把此事“限定于事务性的层面，不会让其发展为政治性问题”。不过，虽然双方已非正式地就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达成了共识，但目前并无解决的眉目。来源：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