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贫富差距会导致下个全球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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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2012-01-24 凯闻 / 米歇尔•恩宛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机。比如，在纽约、马德里、伦敦和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又比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生的大规模致命的自然灾害：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 给美国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0-2011年发生在海地、智利、新西兰和日本的地震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核生产战略带来了严重冲击；在澳大利亚、中国、巴基斯坦和泰国发生的洪水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了很大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经济体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一些国家面临趋于破产的财政危机。

多年来，我们欢呼鼓舞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全球化的另一面：风险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使上述每一个事件都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涟漪效应。作为企业的CEO和国家元首，仅仅管理这些风险也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世界经济论坛（WEF）上周发布了第七个年度《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 ,GRR 2012）。它旨在帮助高层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在未来十年全球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它也揭示了这些风险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和意想不到的后果。GRR 2012根据对500名隶属于研究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专家和高层决策者的调查，分析了50个全球性的风险。下周的达沃斯论坛，GRR 2012将会被广泛讨论。

今年荣登榜首的风险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今天，我们已达到一个50比1和1比50的情况：最贫穷的50％的全球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的接近50%。这种差距继续加剧会产生严重后果。事实上，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资金实力以支持大的福利计划和反周期的扶贫支出。

不要以为这只是体现在西方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悬殊在慢慢加剧。除了一般的收入差距，中国的贫富悬殊还突出体现在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上。

尽管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一直比西部内陆省份发达，但这种差距在过去30多年里大大加剧了。 1980年，沿海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内陆省份高出80％左右，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44％。同样，中国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13％，而1985年仅为186％。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民很少拥有可量化的个人资产，而在2010年，中国有271个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仅次于美国。

这种多方位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动态有深远影响，并构成严重的风险。最明显的例子是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中国除了约1亿农村劳动力在离家不远的城镇工作外，还有1.5亿在外地工作的农民工。这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其他省份或城市寻找更好的经济回报，然而他们在新的城市家园却面临着各种问题。他们时常面临很长的工作时间和低下的工作条件以及对工作和生活的各种限制、他们的孩子缺乏合适的教育机会、他们没有可靠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机制等等。2010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凸显了一些外来农民工的绝望心态。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无视这些风险。早在2005年，便开始把“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去年推出的十二五规划中把生活质量和居民收入比单纯的GDP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将如何减少中国的风险并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仍有待观察。在短期内，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使人们有理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我们首次看到中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更多的人生活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里。 2011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略有下降，从两年前的333％降到31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经过两年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开始下降，人们的购房能力有所提高。

下周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已经设立了好几个分会讨论全球性的风险。在过去，引发危机的多是单独的和突发性的风险事件。而在今天这个脆弱和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什么样的风险更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冲击呢？

它们会是您在日常工作中已经认识到的有可能对您所在的组织或国家造成破坏的风险呢，还是那些您决定不会有大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的风险？它们会是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那种独立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的风险呢，还是一些相互关连的和长期缓慢形成的大趋势？对后者人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它们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它们真正导致危机为止。更具体地说，贫富悬殊是不是正在让这个世界慢慢流血，直到下一个危机？

（本文作者米歇尔•恩宛（Erwann Michel-Kerjan）是沃顿商学院教授，风险管理中心主任，全球风险报告（GRR 2012）的作者之一；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林彪粟裕军事才能谁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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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人报》2012年1月2日

林彪和粟裕都是1907年出生，都在将帅中年龄靠后而排名靠前，粟裕在大将中排名第一，年龄倒数第二，林彪在元帅中排名第三，年龄最小。两人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身材矮小，不善人际交往。关于两个人孰强孰弱的问题，一直是军史爱好者争论的话题。我们姑且不论二人高下，单就两人于解放战争中可统计的数据打一个分，至于谁更厉害，就留给您来评判吧。
 
1、统兵实力
 
林彪：★★★★★
粟裕：★★★★☆
 
大兵团作战并不是谁都能指挥的，兵越多管理越困难。解放军历史上单独指挥超过50万以上军队的将领只有三人：林彪、粟裕、彭德怀。解放战争中，粟裕时任三野（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实际指挥者）、代司令员，1947年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
 
林彪时任四野司令员，1945年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辽沈战役期间，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平津战役时他麾下将士超百万。
 
2、歼敌数量
 
林彪：★★★★
粟裕：★★★★★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精锐的嫡系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粟裕和林彪歼灭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47.2万人；随后又在平津战役中与华北军区部队一道，消灭国民党军52.1万人（含起义部队）。共99.3万人。
 
华东野战军分别在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共64.3万人，又在渡江战役中歼敌30余万人，共计94.3万人。
 
蒋介石全部美式装备的“五大主力”，粟裕指挥华野歼灭了两个半，即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歼灭第5军，以及淮海战役中派出5个纵队与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一起歼灭第18军；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其中的两个，即辽沈战役中歼灭新1军、新6军。考虑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起义部队较多，此项粟裕胜出。
 
3、自身伤亡
 
林彪：★★★★★
粟裕：★★★★☆
 
林彪：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自伤亡6.9万余人，平津战役自伤亡3.9万人。合计伤亡10.8万人。
 
粟裕：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自伤亡9.1万人，渡江战役自伤亡6万余人。合计伤亡15.1万人。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比较，因为林、粟二人在各自指挥的战役中，所面对的敌人是不尽相同的——虽然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和两人对抗的国民党军总指挥都是杜聿明，但国共的兵力对比却并不相同，敌我态势和双方采取的战略战术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如辽沈战役是我军70万人对国民党军55万人，淮海战役是我军60万对国民党近100万，但不能说辽沈就比淮海容易打。毛泽东对淮海战役作过点评，那是“一锅夹生饭”、“粟裕立了第一功”；但辽沈战役却是我军对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优势、装备齐整、士气高昂的国民党军的第一场大战役，这一战“扣住了蒋介石的命门”。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辽沈战役后，全国的民心以及双方部队的士气已经向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粟裕在淮海战役所占“人和”远胜于林彪之于辽沈，所以才有了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说法。淮海战役中我军方面，地方民兵参战人数达到60万，支前民工达到530万！而林彪刚入关时，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军队是不认可的。

4、对手评价
 
林彪：★★★★★
粟裕：★★★★
 
林彪、粟裕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主要对手都是国民党名将杜聿明。杜对关外共军和关内共军曾经这样评价：“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都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杜聿明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1946年，国民党向东北派了9个军30多万人，含其最精锐的入缅远征军新1军和新6军。而林彪刚入关的11万部队是没有整编的部队，且入关时没有携带武器。虽然到东北后林彪也很快发展了一些新部队，但这些“在东北新成立之10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伪军占数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为数甚少且已被带坏”。
 
但辽沈战役开始后，东野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夺回42座城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国民党军从此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守。
 
而杜聿明与粟裕交手，虽然杜聿明最终也失败了，但他却很不服气。
 
首先，在淮海战役前，杜聿明（徐州“剿总”副司令）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组织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决定放弃被动的防守城市的打法，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打运动战。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主张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济南。该计划于10月2日获得批准。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召东北挽救败局。接受的刘峙（徐州“剿总”司令）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得面目全非。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无既设阵地的挨打阵势，黄伯韬兵团因此被包围。
 
在黄伯韬兵团被包围之后，如按杜的计划国民党军队仍有取胜可能：杜聿明的计划是先用徐州国民党主力南下消灭正在阻击黄维兵团的刘伯承邓小平二野（40万打10万），然后再北上，救黄伯韬兵团。如果三野分兵救二野，那么黄伯韬兵团（12万人）就可能突围而下，国民党的80万大军就会集中在一起与三野和二野的60万军队大战一场，国民党军至少可以避免被各个击破，淮海战役将是另一种景象。
 
总体而言，杜聿明认为，国民党军如果不是蒋介石、刘峙瞎指挥，犯那么多错误，完全可以打败华东野战军。
 
总评：林彪与粟裕都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从字面上实在很难决出高下，以上分析带有部分主观性。不过，关于二人指挥才能，林彪自己曾有如下评价：“我因为长期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担子很重，打仗较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孤军作战，一般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


美国患安全癖频繁动武 迟早逼中俄结盟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1/25/1612841.html

      环球时报 2012-01-25：伊朗问题正接近摊牌，美国的三艘航母已进入或正在接近那一带海域。如果战争爆发，它将是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搞出来的又一作品。华盛顿的主流精英们在向美国社会灌输一个观点：清除中东的那些安全隐患，值得美国人付出财力甚至一些生命。

其实这是荒唐的。它早已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成了美国政治中宗教信仰般的一个信条。美国对安全的追求已经变得贪婪，它的强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强国，但还是不放心。它对各种潜在挑战的排除越来越细致。

美国已经拆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雷管，它还灭了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联盟。现在它又来拆除更大的伊朗。它看上去对重演空中打击致胜充满自信。

美国没有节制地展示和使用力量，增加了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大国的不安。美国似乎无意尊重俄中的态度，更不会尊重对美国有疑虑小国的意见。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安全，增加对手的不安全感，实际上就增加了自己的潜在不安全。美国做不到让所有针对它的敌意都自生自灭。

美国的“安全癖”带来了它的自我强迫，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强迫。萨达姆捣点小鬼，再威胁美国，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比死在伊拉克战场的数千美国士兵更多。如果伊朗战争爆发，伊朗发展核力量的潜在威胁，与战争带来的实际损失也未必就是同一量级的。

也许美国真的习惯了用战争来解决地缘政治的一揽子问题，华盛顿或许认为，它的军事实力是最强的，使用起来最有把握。战争带来的恐吓，可以强化世界对美国意志和利益的顺从。

但很多人担心，这样搞下去美国早晚会与俄中的力量对撞，导致世界很久没有经历的全球性紧张。迄今为止，北约在欧洲东扩，挤压俄战略空间。在亚洲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俄中的反应都相对克制。但两国渐渐有了“再也不能后退”的焦虑。

美国和西方真的在把俄中往“结盟”的方向逼。两国本来都把同美国的关系看得最重，不愿意因俄中关系过热而带来外界的疑虑。但现在俄中内部主张把对方当成“盟友”的人越来越多。

绝对安全是没有任何国家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美国对它的追求就像中国古代“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君主。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失去清醒，他们在“美国是谁”的问题上似乎误入歧途。

俄中可以反制美国的手段并非没有，这两个国家如果真要“绝地反击”，显然都非赤手空拳。俄中也完全有力量让美国的一些盟友惶恐不安。总之，只要俄中真的下决心像“盟友”一样联手做事，很多事情上的力量对比就会改变。

美国如果无节制地强推自己的意志，甚至逼迫中俄，世界就有可能重回混乱。美国没有能力驾驭这一切。历史的经验是，任何大国高估自己都是世界的不幸。▲◆★●■☆


中国一掷万金搞科研见效 7名青年科学家获国际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205

   2012-1-25：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掷数十亿元兴建最先进的研究机构，希望把他们的科学家留在中国，并吸引海外的科学家回国，现在这种努力开始见到成效，世界最富声望的研究基金会之一霍华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24日公布其首次给予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金(International Early Career Scientist Awards)得主，这28位生物医学研究员是在美国从事研究，并返回其祖国工作者，每人获得五年65万美元的研究款，其中七人是中国人，超过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

　　纽约时报引述该研究所负责人钱泽南说，获得奖者都是精力充沛、特别聪明、生产力和成就高超的人。创立于1953年的霍华休斯医学研究所是世界最大的支持生物医学研究的慈善组织，以175亿元的基金，每年对超过350位研究人员给予7亿元研究补助，以促进国际研究和推广美国的研究精神。

　　在今年的得主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各有五人，意大利和南非各有两人，巴西、波兰、印度、匈牙利、智利、南韩和阿根廷各有一人。中国的七名得主中，四人在由王晓东领导的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另外三人分别在清华大学、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以及南开大学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细胞遗传学、细胞蛋白质、细胞机制、免疫系统行为人类基因图谱等。

　　钱泽南说，中国得主人数众多反映出中国对研究的大量投资，年轻人会前往有最佳发展的地方，“那些国家已经能够吸引在美国受训的年轻科学家回去了，过去人们认为留学生出去决不会回国，现在情况改变了”。

　　这个赠款的得主之一、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生王晓珍(译音)，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她说，许多中国博士生在研究完成后，留在美国，但寻找研究经费非常困难，“我认为我有机会，但要花很多时间申请，在这里我不需要为自己申请经费，所以回国是很容易做的决定”。

　　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的资助科学研究国家，美国花在2010年花在研发的经费是3960亿元，中国是1410亿元。来源: 世界日报▲◆★●■☆


古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
http://history.stnn.cc/arts/201201/t20120119_169432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1-23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就是党的生存与发展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1/26/12146405_0.shtml

郑永年：司法独立恰恰是为了执政党的最高利益
 
 　　在凤凰卫视1月25日播出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任何的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就是党的生存与发展。党怎么样使自己不腐败，一个是社会力量的制约，一个就是法律的制约，执政党服从于宪政，受制于宪政，就是为了执政党本身的最高利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话，没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执政党就很容易腐败，执政党成立的政府也容易腐败。

解说：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成绩辉煌，但转型过程中问题浮现，总理温家宝曾表示，体制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硕果，体制改革该如何实现，民主政治是否可行，西方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有哪些值得借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客《震海听风录》，就此发表意见。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新春佳节之际，今天我们即不谈南海的风云激荡，也不谈今年中国经济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我们今天更不谈房价、物价或者民营企业困境，这些曾经困扰我们，现在依然困扰我们，也许未来还讲困扰我们的中国难题。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话题——民主，人类自古以来民主始终是人类众多的行政体制之一，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民主这两个字就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中国经过32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巨大的提高，国家实力得到巨大提升，现在民主问题也在思想界和老百姓当中，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然而到底什么是民主，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民主与东西方的文化到底有哪些内在的联系，尤其是世界上到底有哪些民主的模式，这是我们今天在新春佳节之际，跟大家希望探讨的话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解说：民主源于希腊语是人民统治的意思，但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雅典是古代历史记载中最早而又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并通过法案确保了民主，严厉限制了当时雅典贵族们的特权。

民主在现在国家政府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加强了对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探索，18世纪美国革命、美国立宪、法国大革命等社会运动，都因民主思潮涌动。在中国19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也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为号角，提倡理性精神及性格解放，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邱震海：今天我们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嘉宾是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郑永年这个名字无论是关心中国政治，还是阅读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是在其他场合有所关注的朋友们，想必都不会陌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郑永年的情况介绍。

解说：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主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及中国政治。

邱震海：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跟郑永年一起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它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讨论的现场。

中国现在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也发展了将近20年，在过去的20年，中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高速的发展，它的成就我们都看到了，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它的问题也看到了，中国现在内部的，比如政商勾结，比如说社会矛盾，比如说群体事件等等。其实中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矛盾同时存在，这么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未来如何走，未来如何解开这个矛盾？

“民主”并非只属于西方

郑永年：我个人觉得，从人类历史里看也好，从东亚的经验里看也好，民主化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步肯定是会走的，我们从历史上看，大家有些人觉得民主好像属于西方，实际上你去看的话，任何社会都可以产生一个民主。如果一个社会，当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社会力量崛起之后，自然而然有很强大的动力可以发展成为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民主像欧洲、北美或者亚洲其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做的很好，有些国家的民主就做的很烂，你去看看非洲，看看拉丁美洲，包括我们亚洲也有一些国家。为什么有些民主是好的民主，有些民主是很不好的民主，这里就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像西方的民主为什么运作的比较好，有一个符合民主政治结构在里面，有些国家没有这个结构，但是民主政治也发生了，民主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学习，国家领导人。

实现民主先要了解自己国家结构

郑永年：我主张民主不可避免，但你要做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怎么去实现，首先一个前提条件就要看清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方式的民主，肯定在这个结构里面发生，你不认识这个结构的话，随便去做民主政治，就会做成非洲那样的民主政治，或者拉丁美洲那样的民主。

邱震海：民主化是不是唯一的途径，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民主化的方式来解决，是不是唯一的方案，还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案？

郑永年：民主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历史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往往被用来解决这些问题比较重要的一种方法，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现在大家强调的，以前共产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历史上也有，欧洲，包括早期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民主跟权威主义的民主，民主里面也有很多的方式，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不会只有一种，历史是开放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决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根据中国的现实来讲，民主是可能性更大的一种。

邱震海：你觉得对于解决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民主是可能性最大的？

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落后于经济

郑永年：我到中国大陆去跟学者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其实远远落后于至少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实践30年，现在我们具有的理论或者其他方面，根据解决不了现实，解释不了现实。有些人会从西方那里解释，看看美国再看看中国，用一种比较否定的态度，你看着苹果批评橘子。

还有一种回到中国自己传统，像国学、儒家，这些东西都解释不了，我们现在实践已经在进行了，好多民主实践已经在进行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理论呢，不能解释中国现在的实践，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你不能解释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发展？

邱震海：怎么样通过一个民主化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主体

郑永年：你刚才提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要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给说清楚，中国最大的结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你说一党统治也好，多党合作也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主体，这是个结构性的因素最重要。

在这个结构性因素里面，我们再去看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什么，西方人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但是我们随便想一想，今天中国的政治比起80年代，那就有很大不同，整个结构还是一样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结构里面的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随便说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领导人的产生方式，老邓也是政治强人，我们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政治强人是可以指定时代的。

党内民主非常重要

郑永年：现在中国是后强人时代，为什么这几年党内民主，我们组织部长一直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什么党内民主变的那么重要了，因为后强人时代党内民主变得不可避免，就是竞争，党内民主就是党内的竞争，竞争出好的领导人。

公民社会在兴起

郑永年：另一个结构就是你刚才说的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开始追求民主，说句实在话，五四运动追求民主，都是那些少数精英，他希望中国有民主，但现实的基础是没有的，国家是贫穷的，没有次序，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市民社会。但是从今天来看，社会结构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市民社会不是象西方那样的社会，但是中国的市民社会其实是很强大的，现在一旦有些问题，通过网络也好，通过多媒体也好，公民社会在兴起。

经济结构也是一样的，中国以前完全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尤其是计划经济，现在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各种经济成份，我们就说一种符合的经济，经济结构有了，经济结构实际上就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量还不大，20-30%，到30%也就不错了，已经很大了，政治、经济要配合走，经济走了，社会也就走，政治怎么走？

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今天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谈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话题，两个字民主，也许一谈民主，你的朋友就会谈虎色变，认为那是一件碰不得的事情。也有朋友一谈民主，马上会产生一种思维上的误区，认为那就是西方民主，就是多党制，认为就是那种以选举为硬性对抗，为特征的那些西方民主。

如果说这是一种思维误区的话，我们看看民主在世界上到底有哪些模式，尤其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民主它的终极目的是两个，一个是人民当家作主，另外一个是完成对权利终极的监督，在不同的历史，尤其是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民主必然会有不同的载体或者不同的遍体，西方从它的西方性格特征出发有西方的民主，东方也有东方的民主，我们看看亚洲有哪些民主模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承认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的民主，融合了东方民主文化特征，是值得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下面我们跟郑永年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日本民主的模式，以及全球民主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看一下现场。

日本：传统与西方政治体结合

郑永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跟西方的政治形式结合的最好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国家，它继承了日本自己以前的传统，还有儒家的传统，把西方的民主形式结合起来。自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竞争，自民党派系之间的竞争，很长的历史时间，远远重要与自民党跟反对党之间的竞争。

党内民主：内部选拔

郑永年：所以我就把自民党派系之间的竞争，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拔，就是中国以前的传统概念选拔制度，自民党自己把人选拔好了，然后就投到社会去选举，这就是民主，因为亚洲，我们现在说民主属于西方的，但是亚洲的价值观对西方的民主有很大的改进，因为亚洲有很长的传统选拔制度，就是言论政治，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去台湾，台湾的人就说了两个都是烂苹果，你现在叫我选一个，那就没多大意思了，如果你把选拔跟选举结合起来那就比较好了，我选择好几个好苹果，然后再长大家去选举这就有意义了。西方也是一样的，因为光有选举既不能保证最好的人当选，也不能防止最坏的人当选。

邱震海：但是这种放在一起用纯西方的眼光看，他认为这是伪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没有正版

郑永年：那没问题，我说民主没有正版，但民主是有山寨版的，西方的任何一个民主，假如我们说英国民主，英国民主做的好就是稳定，就是因为选拔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了，英国现在很多的党派有一个选拔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党内有一个委员会，并不是说你想跳出来选举就跳出来，不是这样的。

包括美国某些程度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网络系统，政治精英、政治世家的网络系统，没有把它正式化罢了，一定的选拔是一定有的，我觉得因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选拔制度有很好的传统，这一块应当利用起来。

亚洲选拔制度有良好传统？

邱震海：怎么样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我想这是未来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郑永年：也是亚洲可以改进西方民主，不是否定西方民主，而是对西方的民主有一个改进，有一个补充。

邱震海：而且我们在亚洲看到了太多的劣质民主，台湾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印尼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民主，我们谈过了日本，现在谈谈新加坡。

郑永年：我觉得新加坡民主有几点，首先新加坡的民主，我自己觉得基本上跟日本民主是同一个类型的，把自己的传统，也就是华人的传统，跟西方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新加坡现在选举制度，因为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统治，这样传下来的，基本上的道理，我觉得跟日本的民主差不多，很好的把选拔跟选举结合起来。

新加坡选拔制度：贤人政治

郑永年：日本的选拔制度主要是派系之间进行选拔，新加坡的选拔制度，更像中国以前儒家所说的选拔制度，李光耀先生公开提出来，贤人政治。日本的派系有的时候妥协，不见得选拔的成份贤人这个成份少一点了，新加坡就比较多。基本上就是执政党把好的人都选拔出来，让老百姓来投票选举，这是一点。

第二点新加坡可以借鉴的就是，新国家制度建设这种民主，国家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世界上有些民主很好，有些民主不好，为什么？就是国家制度。

很多的国家制度，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包括西方、欧洲、北美，很多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化以前就发生了，已经建立起来，如果民主化以前不建设起来的话，民主化以后没有机会建立。非洲二战以后，西方实现民主，民主每年都有，但是一点国家制度都没有，拉丁美洲也是一样，亚洲也是一样。

邱震海：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印尼是不是也样同样的情况？

亚洲民主可分三类

郑永年：我就说亚洲格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两类民主，甚至三类民主，一类像日本跟新加坡这样的民主。第二类就是以前殖民地那种，遗留下来的民主，像菲律宾。第三类是通过政治改革民主发生了，但是这类民主太模仿美国、模仿西方的方式，我是觉得像菲律宾是殖民地的关系，像泰国甚至马来西亚其实也出现一些问题。

邱震海：台湾民主。

郑永年：台湾民主我觉得太美国化。

邱震海：是第三类。

郑永年：是台湾学的。

邱震海：台湾民主你觉得在两蒋时代，当时对所谓制度建设的问题做到哪一步了？

台湾民主：群众路线

郑永年：两蒋的时代尤其是蒋经国的时代，其实他所谓的“国家制度”，统治制度建立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民主化，民主化以后，以前两蒋时代积累起来的那些制度被民主化冲垮，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民进党通过大规模群众路线冲击它，为什么呢？当然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建设，民进党要想建立它所谓的“国家”，跟国民党要建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民进党有它自己的版本所谓的“国家”，国民党也有自己的版本所谓的“国家”。泰国其实也是差不多，农村居民选出的首相，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农村不承认，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制度没有建设好，一旦国家制度没建设好的时候，民主制度是可以发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民主，但这个民主是非常不稳定的民主。

欧洲的道路、东亚的道路，欧洲的道路是从早前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描绘的丑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就是通过社会改革，因为亚洲人，我们受文化的影响，西方人比较侧重于政治权利，亚洲人比较侧重于民生权利。

亚洲人有传统认同的权利

郑永年：以前《礼记》里面所说的，人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养老的权利，亚洲人有他自己认同这些权利，西方也有他自己认同的权利，现在我觉得通过社会制度的建设，通过社会改革，毕竟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了，而实现社会的民生权，社会的民生权不实现的话，即使有了民主，这个民主也是空的。

邱震海：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郑永年先生探讨的民主在环球的众多模式，尤其民主融合东方和亚洲文化特色，它在日本当地生根开花的结果，日本的民主模式。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继续谈谈另外一个，也许对中国、对华人来说，更为有兴趣的一个民主模式，就是新加坡的模式，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邱震：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中国执政党正在大量甚至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派遣中层干部前往海外进行考察、学习和借鉴，其实有两个地方引起中国中层官员越来越多的兴趣，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

如果在香港，中国的官员更多的是考察香港的行政机制，它的廉洁，它的效率，在新加坡他们更多感兴趣的是融合了西方与东方文化特色的民主模式，到底新加坡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它的模式又有哪些特征？有哪些可以供我们借鉴至少是思考的地方？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与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有关新加坡民主模式的现场探讨。

郑永年：我想这个东西，包括中国几千年都是同样的逻辑，中西方都是同样的逻辑，我特别欣赏唐朝的柳宗元他的说法，他说社会有三个阶层，当时叫皇权、大厚，大厚就是现在的中层阶级，当皇权被弱化的时候，你就要把皇权跟民结合起来，通俗来讲现在就叫民主了。

邱震海：钱、权、民或者权、钱、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2002年以来领导层非常明确，就是亲民政策。

邱震海：这个转型往哪个方向转，往哪个方向转，你的高见是怎么样？

党的内容：健康发展

郑永年：首先任何的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就是党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非常重要，党内也不是说没有转型过，五、六十年代，工人、农民党员的比例是85%，现在直线下降30-40%，这表明因为社会的成份发生变化了，党本身也就变化了。假如我们从党员的成份来说，已经非常健康的在发展，现在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也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了，党从以前代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的利益，差不多把大部分人社会的利益都包括进去了。

邱震海：你刚才提到党内民主、宪政民主，这个执政党，新加坡智库是一个主导型的执政党，他是怎么处理跟宪政之间的关系？

党内平衡：有助党的生存与发展

郑永年：实际上有这样的逻辑，党大法大这样的逻辑，新加坡，包括以前日本的自民党也是一样的，因为党跟法之间，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因为它是有利于执政党的生存跟发展。

政府司法独立有助党自身利益

郑永年：像李光耀先生提出来的，一党执政，一党独大的体制，你们最应当担心的就是党本身的腐败，党怎么样使自己不腐败，一个是社会力量的制约，一个就是法律的制约，执政党服从于宪政，受制于宪政，就是为了执政党本身的利益。

邱震海：讲到司法，最后允许我猜一下，这个司法系统跟执政党之间，在新加坡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最高法官他的任命、他的工作，是不会受到来自执政党的主导和干预？

郑永年：那不会，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执政党这个政府从司法里独立，恰恰是为了他的最高利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话，没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执政党就很容易腐败，执政党成立的政府也容易腐败，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邱震海：如果说到极端的话，当产生一个具体个案的话，最高法官如果做出的判决是不利于执政党的话，在新加坡又会如何处理，执政党会怎么反应呢？

郑永年：新加坡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敬佩，政治跟专业要区分开来，事实上你看新加坡的司法系统，司法上有什么制约。任何一个法官，无论你前面是怎么样，你必须按照司法的精神来做，如果哪一次不按司法精神做，偏向哪一个政党，偏向哪一个领导人的话，你可能不要在这里混下去了，就是要走了。

邱震海：开始的发展，建新加坡司法独立之父们，他也是来自执政党本身？

郑永年：对，因为李光耀先生本身就是学法律的，他知道西方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这一块保护下来，发展很重要，一步走错了以后，下面的人就没问题。新加坡现在讨论后李光耀时代，他们也是开始讨论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制度已经存在了，不是李光耀先生自己本人发生多大的作用，以后这套制度自我生成的能力是有的。

邱震海：从新加坡的经验上来看，司法独立也好，专业也好，最终还是来自于执政党本身的开明力量，而他们必须成为这些最终国家制度建立发展之父？

郑永年：开明是一方面，这是执政党本身的长远利益，最终的长远利益，因为任何政党要想保证长期执政，这是长远利益，为了这个长远利益，必须为这一块，这一个制度承担下来，没有这个制度，本身执政党就会腐败，这是最重要的。

邱震海：谈到民主这两个字，也许有的朋友会依然谈虎色变，但是也有的朋友会告诉你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如果说我们对民主依然存在某些心理障碍或者误区的话，那无非是由于我们对于民主基本的特性，尤其它的终极目的，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了解。

以我的眼光来看，民主无非就是要完成两个目标，第一、就是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第二、是完成对权利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如果能达成这两个目标，融合民主在各个不同文化环境，融合各地不同的民主性格，那么它一定是个好东西。▲◆★●■☆


美国最牛的大学不是哈佛和耶鲁
http://www.chubun.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6436&forum=16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名校前三名非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莫属，在美国的华人大都也这样排名。因此，考上哈佛的国内学生可以出本畅销书，家长可以到各地巡回收费演讲。在美国华人圈里，虽然哈佛男孩或女孩没有那么大动静，但也都是名声在外，也有家长被请到中文学校去介绍经验的。　

许多中国家长希望孩子能进入美国的这几所名校，但对培养孩子上美国名校至少存在两个误解。首先，许多家长不明白哈佛等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先天条件极好，这有智商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因素，完全靠后天培养出来的哈佛学生并不多；其次，看美国大学的名气还有另一个重要角度，那就是看专业的名气，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与耶鲁医学院比起来，甚至更好，论传播学院，谁也比不上西北大学传播学院，论文学院，维廉马丽文学院是顶尖的，电影学院中最好的当然是邻近好莱坞的南加大了，芝加哥大学经济专业是杰出经济学家的大摇篮。因此，顶尖的美国中学生不仅有名校的意向，而且还有专业的目标，有志于新闻专业学生，他们极可能就首选西北大学传播学院，但一些中国家长给孩子定的目标就是哈佛等名校，基本上不考虑专业的特点。

　　除了以上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更忽略了一点，美国最牛的大学既非哈佛，也不是耶鲁和普林斯顿，而是三所国家级公立大学：美国海军学院、美国西点军校（陆军）、美国空军学院。西点军校在中国影响大一些，美国海军学院、美国空军学院却并没有多大名声。

　　今年夏天，在去东部旅游途中，我们去参观了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安拉帕勒斯的美国海军学院。美国的大学都是开放式的，校园没有围墙，学校通常有一个牌坊似的大门，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而美国海军学院在这方面略有不同，校园不是完全开放的，四周都有围墙，但参观却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只要出示一下证件，就可以进去参观，绝大多数教学楼大门都开着。学院有专门导游一路陪同讲解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全家加入了一组游客的队伍，一位退休教授作为志愿者为我们做了生动详细的讲解。

　　美国海军学院于1845年10月10日建校，最初只有50个学生、7位教授，学习课程包括数学、航海、枪械、化学、英文、自然哲学、法语等。从一开始，美国海军学院就把课程的侧重放在数学等自然科学上。令他们倍感骄傲的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Albert A.Michelson就是该校1873年的毕业生。有别于民间大学，海军学院注重在道德、学业以及身体三个方面培养学生，因为学生以后就是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们是美国三军中最为受人尊敬的海军将领的摇篮，考入海军学院的学生不仅是智力超群，而且还须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条件上都出类拔萃，在校期间，学生除了要有好的学习成绩，还必须在身体素质的指标上达标。

　　海军学院学生身体素质的训练当然主要是游泳，学院对游泳的指标有非常刻板的规定，如果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达标，必须自动退学。我曾好奇地问那位任导游的退休教授，有多大比例的学生因不能达标而被迫退学，教授说99％的学生能够达标。我又问，那达不了标的退学者怎么办？老教授说，当然难过了，只好转学去哈佛或耶鲁，那些学校都等着要海军学院退下来的学生呐。你看，美国海军学院不是比哈佛等名校更牛吗！为了培养一名海军学院的学生，国家要花费36万美元，除了学费以外，一切费用都是公费，这样免费的高质量的大学教育当然是非常吸引人的了。

　　在当今的美国，仍然是最优秀的年轻人愿意进入海军学院这样的军事院校，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享受免费的教育，更愿意报效国家。在学校最漂亮的一幢法式建筑里，一面墙上就刻有那些在各次战争中殉职的学院毕业生，学生们知道，他们与其他名校的毕业生不一样，他们将经历战火的考验。每年这所伟大学校的每一位毕业生，他们都是从参加毕业典礼的美国总统或副总统手中接过毕业证书，这是这群国家未来栋梁最大的荣誉。

　　回过头来看中国，那些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中有多少愿意放弃北大、清华，去军事院校？如果中国军事院校也有学生因身体不能达标而不得不退学，北大、清华能接受他们的转学吗？▲◆★●■☆


滑天下之大稽 是谁在逼国家队自己养猪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1/24/gossip-72929.html

      和讯： 2012-01-24  近期瘦肉精已经成为令运动员谈虎色变的东西，在备战奥运会到了关键时刻的阶段，体育总局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也是采取了各种措施。他们要求，为避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被检出瘦肉精，严令运动员不许在外边吃猪肉、牛羊肉，想吃就吃国家队专门自己养的“安全猪”。

据说，近两年来我国已经有很多运动员因为瘦肉精的问题出事。其中包括一些重量级选手，例如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佟文就曾经因为误食瘦肉精被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险些错过伦敦奥运会，虽然事后上诉成功，但毕竟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而另一位奥运冠军举重名将廖辉也是因为瘦肉精被禁赛，前途依然未卜。在距离伦敦奥运只有半年的时候，体育总局当然不希望因为瘦肉精这种场外因素影响到奥运会的成绩。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谁最科学？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从体育总局的规定来看，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存在巨大问题，他们虽然没有对街头的肉类进行一一检测，但是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们中国人日常吃得猪肉、牛羊肉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诚然，体育总局不是国家质检总局，也不是卫生部或者农业部，他们没有资格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的。但是国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说法当成放屁，因为他们毕竟也是国家级的机构，相信他们不会胡乱怀疑的。

为了国家荣誉，国家队自己养了猪；为了干部健康，许多机关开辟了自己的无公害蔬菜基地，我们小老百姓咋办？难道我们只能吃带毒的食品了？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可以实现国家队的要求，自家的猪自家吃，自给自足，不吃有毒食品。城里人有的有房，有的没房子，人还没有地方搁，怎么养猪?难道要养在客厅不成？再说，城管那么厉害，绝大多数城市是不敢养猪那畜生的。这是个两难推理，又是中国现实的尴尬。

是谁逼国家队养猪的？第一是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他们没有考虑中国食品普遍含有瘦肉精的情况，给运动员们添了麻烦，不但要训练，还得养猪。如果他们对中国运动员网开一面，不再检测中国人，国家队还用得着养猪吗？第二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得过且过，人浮于事，没有把老百姓的事当成事，官员没有把咱们老百姓当成爹娘，所以就不顾我们的死活了。那些垃圾猪就会坑害我们的生命了。第三是丑陋的市场经济。城里的工厂要挣钱，必须针对市场需求生产产品;农民要挣钱，必须生产出符合市民需求的产品。于是，工厂针对市场需求瘦肉的特点，生产出了瘦肉精，生产出含瘦肉精的饲料，农民把瘦肉精喂了猪。人吃了猪肉就会长瘦肉，就会有爆发力，就会拿到好成绩。而这种爆发力，恰恰是奥运会不允许的。

不但要让我们的百姓吃得饱，还要让他们吃得放心，这是一个小事情，又是一个大问题。这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运作起来，像城管管理小商贩一样下狠心下死手。否则偌大一个中国，不但管不住南海的岛屿被侵占，还管不住几头猪，让人笑掉大牙了!呜呼哀哉！▲◆★●■☆

希拉里、盖特纳：若奥巴马连任自己将辞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218

      法新社2012年1月26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当天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如果现任总统奥巴马再次成功当选，他打算辞职。

　　盖特纳说：“我非常清楚，他(奥巴马)不会让我留下的。我非常有信心他会当选总统。但我也相信他将会优先选择另外一位财政部长。”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报道说，在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团队当中，盖特纳是在奥巴马上任后为数不多的几个继续留下的人之一。实际上，2011年夏，盖特纳即表明辞去财长职位，但应奥巴马的要求，才继续留任。

　　报道指出，如果连盖特纳都不愿接任第二期，那么奥巴马如果真的再次当选总统，他将被迫寻找他人贴补至少两个重要职位。国务卿希拉里此前已表示，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结束后，她有意辞去国务卿职位。来源: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毫不客气：美国应先看看自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215

   2012-1-25：2012年1月22日，是中国人农历新年的除夕，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审查全球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照例，它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指责。

　　但凡是评估的工作，就有一个主体资格和评价方法的问题。客观、中立、严肃、科学应该是对所有评估者的基本要求。“人权观察”热心国际人权保护，似乎是难得的人权卫士，但是它在有选择地开展工作，采取双重标准，缺乏政治中立，而且用人失察，方法有失严谨，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它自身的质疑。我们不禁要问，“人权观察”，是否对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观察呢？

　　一、政治中立还是政治工具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媒体和分析者批评“人权观察”组织戴着“有色眼镜”判断一个国家政府或组织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对一些国家大加批判的同时，对另一些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却视而不见。《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美国一名人权事务专家的话说，对于“人权观察”来说，拥有足够影响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权观察”总是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够为美国政府所用，对那些难以引起华盛顿注意的议题缺乏兴趣。

　　美国在去年再度加强了所谓价值观外交，包括在中美关系中重打人权政治牌。在这方面，“人权观察”虽然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思路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今年发布的“全球报告”竟然无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赫然使用“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措辞。相信任何访问中国的人都无法认同这种抹黑中国的论断，更不能认同这种通过人权歪曲和施压“促进”人权的做法。

　　此次报告，它还重弹“香港自治权利正被削弱”的老调。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4年9月，香港特区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作为香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选举即将举行之际，“人权观察”就曾发表“香港人权状况”报告，质疑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的决心。报告再次歪曲事实，挑拨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暴露了“人权观察”一贯反对中国、插手别国事务的丑恶面目。

　　二、用人失察谁之过

　　事实上，“人权观察”自身的人权问题同样降低了其可信度。近年来，“人权观察”组织用人失察的问题屡屡出现。

　　马克·加拉斯科作为该组织的专家以调查各种各样战争罪行为名，多年来活跃在中东。他曾在五角大楼担任7年文职工作，担任“伊拉克情报高级分析师”，离职前担任“高价值目标定位负责人”，负责确定美军在伊拉克的空袭目标。加拉斯科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参与了至少50次空袭，从未击毙预定目标，却导致了数百名平民死亡。2003年4月5日，外国联军对伊拉克城市巴士拉发动空袭，试图杀死绰号“化学阿里”的阿里·哈桑·马吉德，结果错失目标，却炸死了17名平民。

　　他在2004年加入“人权观察”。然而，这位以人权卫士为己任的专家，却是德国纳粹标志性物品的狂热收集者。他以网名“Flakk88”活跃在网络论坛中，甚至在一个论坛上发布了一张穿着纳粹铁十字汗衫的照片。加拉斯科还写了一本准备出版的书，竟然是要纪念二战时期在德国空军服役的爷爷！

　　2009年9月14日，该组织宣布，加拉斯科将“停薪接受调查”。熟悉他的人说，加拉斯科事实上已经离职，但“人权观察”承诺将支付他合同剩余期限内的薪水。

　　2010年3月5日，加拉斯科的名字从“人权观察”组织成员名单上消失。一名组织发言人在回复媒体询问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两周前，我们遗憾地接受马克·加拉斯科的辞职申请。”

　　另外，据报道，“人权观察”中东部门高级官员乔·斯托克是一名极端左翼分子，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一家杂志编辑，该杂志当年曾发表社论，称赞1972年致使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遇害的慕尼黑惨案！

　　面对指责，执行主任罗思辩解说，以色列媒体报道的事情发生于30多年前，斯托克仅是那本杂志的7名编辑之一，他后来成为萨达姆的坚定反对者。

　　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而“人权观察”组织在争议前后又招募了一名曾为极端反犹太主义出版物工作的人担任研究人员，同样令人费解。

　　三、工作方法是否严谨可靠

　　“人权观察”每年发布年度报告时总能引起国际社会反对的声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它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信息来源存在严重缺陷，没有可信度。

　　比如位于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监督者”是一家专门分析和评价非政府组织的机构，它强烈质疑“人权观察”报告的信誉。今年1月9日，该组织发表报告，揭示“人权观察”缺乏严谨的研究方法。它说，“人权观察”经常基于未经证实的不可靠消息撰写报告。它常使用匿名的“目击者”的说法，从而无可印证。而且，对于所谓的见证人往往也不是面对面进行访问的，而是由缺乏专门训练的人访问或者只是使用互联网的在线服务进行。因为使用了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思·罗特曾经鼓吹的一位叙利亚“被武装人员绑架的博客博主”经证实其实是一个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美国人。

　　在今年关于中国部分的报告中，“人权观察”使用了“估计”、“可能”、“很可能”的字样。关于中国篇幅不长的报告中，它全面否定中国的人权状况，批评了中国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民族自治制度、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等，甚至对讨论中尚未通过的立法法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事实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论证需要严谨的逻辑，它缺乏的正是对中国国情的客观认识以及对中国法律和政策制定及其实施状况的真实了解和科学分析。报告的简单、片面和政治化风格让人失望，或者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该组织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在新“冷战”思维下产生的别有用心的政治性。

　　“人权观察”年度报告发布后，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1月23日对媒体表示，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由此，“人权观察”施压中国的用心昭然若揭。

　　笔者倒是希望，“人权观察”在面对世界地图指手画脚的同时，能够扪心自问并认真自省。特别要想一想，倡导和促进人权的正确路径和方式是什么？它自己的人权问题和信誉危机如何解决？来源: 凤凰网▲◆★●■☆


近平上台将给鹰派力量更多发言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222

   2012-1-26：对于即将在情人节那天在白宫会见奥巴马总统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界似乎知之甚少。他即将进行的美国访问应该是对其接班人地位的确认。本台特约评论员林和立为您揭开这位“皇太子”的神秘面纱。

　　58岁的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10月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到明年3月，还将继续接过国家主席一职的接力棒。和大多数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中国领导干部一样，习近平以行事谨慎见长，而且在高层内部不会引起争议。这位 “习公子”，--人们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是中共前高官、前副总理习仲勋的长子--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人们对于他的观点并不是很了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主管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的，尽管他也经常和外国高官会面，但在这种场合下，他一般都是照着外交部准备好的稿子念。

　　“不会出错的人”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在最近谈到习近平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骆家辉也承认，对于习近平和胡锦涛之间到底有何不同，美国几乎一无所知。他说：“我们对于习了解得的确不多。”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透露的消息，2009年，一些认识习近平的学者对美国前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Beatrice Camp）表示，这位接班人最大的强项就是“无为”。一位老学者指出，当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时，就是看中他是一个完美的折衷性人选。这位学者说：“习被选中就是因为他谨小慎微，他总是抱着手臂坐在最后的角落里。他不会犯错误。”

习近平2009年访日资料照片

　　然而，有时候一不留神，习近平还是会表现出来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或者说，他至少比较偏向于采取一些策略来稳固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地位。2009年，这位国家副主席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会见当地华侨的时候，曾经间接地对美国进行攻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同年年底，习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强硬态度，因为他坚持一定要会见日本天皇，但根据日本的外事礼仪，要求天皇接见是必须提前至少两个月申请的。习近平最终当然是如愿见到了天皇，但是日本媒体对此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

　　从那之后，习近平的公众形象，尤其在外交领域中，表现得越来越圆滑，拿捏得也越来越精到。在去年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习近平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而本月早些时候，习在北京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探讨两国双边关系的时候，也表示：“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和敏感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谨慎处理。”他还补充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两国关系再度产生严重的冲突和争吵”。

　　拥有来自解放军高层的坚实后盾

　　对习近平外交和安全政策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最亲信的顾问当中，有不少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事实上，习的主要权力基础，应该说是建立在军界，而不是党政机构内部。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在2007年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他主要都是在地方任职。而解放军高层则是由许多高干子弟构成，他们的父母不是老将军就是党内高层老干部。西方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专家猜测，在少将级别以上的高级军官当中，有大约100名都是高干子弟。习近平与这些“公子将军”的关系据说十分密切。

中国航母“瓦良格”号

　　在过去几年中，解放军高层一直提倡一种所谓“鹰派”的外交路线，他们的立场比外交官要更加强硬。举个例子，他们指定了中国一些与邻国产生领土争议的地区，比如南海和钓鱼岛，认为这些地区牵扯到“核心国家利益”。在官方媒体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当中，解放军的战略研究专家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做好在高科技条件下应对地区战争的准备，并赢得这些战争。甚至还有声音呼吁中国对越南和菲律宾这样的小国进行一定的惩罚性军事打击，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接连与中国发生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冲突。

　　2010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的三位副主席之一，这也要归功于他在军方高层内的亲密朋友对其的支持。今年10月，在中共十八大上，69岁的胡锦涛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他可能会效仿自己的前任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上继续留任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然而，习近平显然不乐意胡锦涛逗留太久，假如他拥有军界高层的支持，就可以对胡锦涛施压，使其在十八大的时候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也一并交出。

　　习将给“鹰派”势力更多发挥余地？

　　作为对这种大力支持的回报，习近平很有可能会让军方高层在国家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发言权。此外，习近平深知，在共产主义信仰名存实亡的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共产党维持自己合法性所剩无几的支柱之一。中国通过大力研发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秀肌肉”，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当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情愫。

　　鉴于在即将进行的访美之旅中，习近平仍然是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人的身份到访白宫，因此他应该会延续自己一贯的礼貌外交辞令。但是假如这两个处在战略竞争之中的大国围绕人民币汇率以及南海冲突等问题继续发生冲突的话，那么作为 “总司令”的习近平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强大军事实力的代言人，这将会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安和焦虑。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