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对伊朗开战是美国既定战略 中国应早做准备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1/20/12094118_0.shtml

2012年01月20日来源：世界新闻报 作者：雷思海

世事如棋局局新。真相和道理深藏在每天发生的海量时事动态背后。《天下纵横谈》透视政治、经济、文化三维视野，贯通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每周一次为您抽丝剥茧，显现新闻本质。

本期《天下纵横谈》为您点评美以准备攻击伊朗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背后逻辑。

下面看两条消息……

当美制裁伊朗难落实，以色列袭击伊朗计划箭上弦

● 以称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

据沙特阿拉伯《中东报》1月12日报道：一名伊朗核科学家在德黑兰遭暗杀后，以色列一些人士警告说，伊朗可能会在海湾发起同样的行动或导弹袭击，对以色列进行报复，预计伊朗目前正在为采取报复行动做准备。

● 美国参联会主席将访问以色列

本报综合消息：据以色列《国土报》1月15日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即将访问以色列。邓普西此行主要是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以及以色列情报部门负责人，双方有可能讨论袭击伊朗核武设施的有关问题。而以色列也期待对伊朗制裁产生更大效果。

欧盟在伊朗问题上的表态，看起来是缓兵之计，也并没有完全排除经济制裁伊朗的选项。

但是，对美国而言，延期6个月之后再行决定，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就是否定了对伊朗的制裁，这与同美国对着干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评论员认为，这是华尔街所不能容忍的，也是美国等不起的。

因此，这次伊朗科学家被刺杀的事件，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征兆。它至少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个是激怒伊朗，另外一个就是激化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

而这两大目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

评论员认为，这起刺杀事件表明，如果美国认为，无法以经济制裁伊朗的形式，来推升原油价格，从而进一步拉大欧盟与中国的经济运行成本，将中国与欧洲的资本进一步威逼利诱到美国，以维持美国的资产泡沫的话，那么，战争的选项就必然会更加现实，更加迫切。

这个选项就是让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在去年的《天下纵横谈》中，评论员多次谈到，美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的另外一个重大目的，就是在向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力量真空。

这次伊朗科学家被刺杀之后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就要访问以色列，评论员认为，邓普西此行非常值得关注，他很有可能是在与以色列沟通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实施步骤，以及美国对以色列可能的军事与后勤支持等问题。

评论员认为，鉴于美国所设计的伊朗战争，并非是一场要打赢伊朗或者说占领伊朗的战争，而是一个旨在将石油价格推升至历史新高的伊朗战争。

因此，由以色列出面替美国打这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战略。而以色列也正在进行国内舆论准备，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安全。

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两手准备，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经济制裁遭到欧盟与中国的抵制之后，评论员认为，以以色列为代理人的伊朗战争的已经箭在弦上了。

下面再看两条消息……

伊朗战争是美国既定战略，中国需早做准备

● 2012年美国失业率在8%以上

据路透社1月12日报道：评级机构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当天表示，2012年美国失业率将维持在8%以上。

赞迪预计，2012年美国每月新增就业200,000人，实际GDP增长率为2.6%。赞迪称，美国无法在2015年前实现充分就业。

● 中国将在沙特建炼油厂

据新华社1月14日报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和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14日签署了合资在沙特建炼油厂的协议。这将是中石化在海外建的第一座炼油厂。

在将欧债危机定向爆破到今天的程度之后；在唱衰中国经济将近大半年时间，并引导一部分外资从中国出逃至美国之后；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达到历史性新高的近3万亿美元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8%以上。

这说明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实体经济依然没有走上复苏的轨道。

虽然美国人用统计数据的魔术，来维持着全球资本对美国的朦胧向往。但是，评论员相信，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白宫，是很清楚这个真相的。

也是因为如此，评论员认为，对于华尔街来说，一场推升中国与欧洲经济运行成本的伊朗战争就是最好的药方。

华尔街急切需要这样的战争，来将欧洲与中国的资本，更大规模地驱赶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复苏，当然后面还有更惊天动地的故事上演。

对此，评论员认为，欧盟、俄罗斯、中国乃至印度等国家，都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意图得逞。

而对中国来说，抗击美国对华金融战的第一道防线就在伊朗，就在于防止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在伊朗爆发。

中俄欧等力量首先应该让伊朗清楚，美以的战争意图是很明显的，而其目的就是要将伊朗打烂，来作为美国最终走出金融危机的垫脚石。

而作为一条具体的政策，评论员认为，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应当鼓励伊朗将其核科学家被刺杀一事，作为“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提交安理会讨论，并由联合国来主持调查此事的真相。

此举一方面是给美国尤其是以色列施加压力，防止以色列低估进一步军事冒险的代价。

另外一方面，则是引导伊朗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与以色列的挑衅，不要上了美以的当。

当然，评论员认为，伊朗战争终究是美国与以色列的既定战略之一。中国与其他国际力量一起，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的同时，也要加紧做好另外一手准备，防止伊朗战争爆发的可能。▲◆★●■☆


近来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问题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013/201201/23097.html

 2012-01-22：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十条理由说明美国不再是自由之邦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161

   2012-1-22 2011年最后一天，奥巴马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使其正式生效。该法总结并扩展了自9.11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实践，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政府权力置于法律和公民权利之上。

　　每一年，美国国务院都发表关于其它国家的人权报告，监视世界各国通过的限制性法律法规。例如，报告批评伊朗拒绝公正公开审判及限制隐私权，非难俄罗斯破坏正当法律程序，并谴责其它一些国家使用秘密证据及酷刑。

　　美国人一方面断定它国缺乏自由，同时仍然充满信心地认为，无论怎么定义，“自由国家”必然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自由之国。然而，美国的法律和实践应该动摇这个自信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十年中，我们国家已经在加强安全状况的名义下全面削弱了公民自由。最近的事例是2011年12月31日获得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它允许对公民的无限期羁押。美国个人权利究竟要减少到何时，才会改变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定性呢？

　　尽管华盛顿政府所掌握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每一项新权力在制定时都有过争议，但这些讨论往往是就一项项权力内容孤立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权力并非孤立运作，它们构成一幅权力拼图，在这幅拼图下美国可以被看作——至少部分被看作——独裁主义。美国人经常向全世界标榜自己的国家是自由的象征，而将古巴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轻易划归“绝对不自由”之列。然而，客观地看，我们可能只说对了一半。那些国家的确缺少例如正当法律程序这样的个人权利，使它们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自由”国家，但是美国现在与那些政权的共同点比任何人愿意承认的都要多得多。

　　那些国家同样拥有旨在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宪法，但是它们的政府享有剥夺个人权利的广泛的酌处权，而且鲜有公民挑战政府的真正渠道——这也恰恰是美国新法律的问题所在。

　　美国政府自 9.11事件以来获取的一系列权力已使我们置身于麻烦国家的行列之中。

　　暗杀美国公民

　　奥巴马总统像他的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一样，声称有权下令杀死任何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教唆者的美国公民。去年，他以所谓总统固有权威的名义批准了对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注1】和另一个公民的射杀。上个月，政府官员又确认了这个权力，声言总统有权下令击毙他认为是与恐怖主义者结盟的公民。（美国经常批评如尼日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在司法程序之外杀死“国家的敌人”。）

　　无限期羁押

　　根据上个月签署的法律，恐怖主义嫌疑人会被军方拘留，总统也有权无限期羁押涉嫌恐怖主义的公民。虽然政府声称这条规定只不过是将现有的法律编纂起来，专家们却普遍质疑这个观点，而政府则反对人们试图通过联邦法院挑战政府的权力。政府仍然坚称有权基于其单独酌处权，剥夺公民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相反，中国最近通过了对于拘留公民更具限制性的立法。美国挑出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作为“允许长期羁押”的批评对象。）

　　任意的司法制度

　　现在总统能决定一个人应在联邦法院还是在军事法庭受审，这个制度由于缺乏正当程序保护而在全世界受到嘲笑。布什在2001年主张这个权力，奥巴马也继续此做法。（美国指责埃及和中国利用独立的军事司法制度对付包括平民在内的某些被告。）

　　无证搜查

　　现在总统可以下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监视，包括一项新的权能，即迫使公司和组织机构交出有关公民的财务、通讯和社交方面的情报。布什在2001年《爱国者法案》的名义下获得了这一广泛权力，奥巴马在2011年又将其扩大，搜查范围包罗万象，从商业文件直到图书馆借书记录。政府可以使用“国家安全函”，无需说明理由便有权要求商业机构交出公民的资料，并且命令它们不得将提交资料的情况透露给有关人士。（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法律允许政府实施大规模的任意监视活动。）

　　秘密证据

　　政府现在经常依赖秘密证据羁押个人，并在联邦法院和军事法庭中采用秘密证据。政府还强迫法院驳回针对美国政府的起诉，只需提交一份声明，说此案会迫使政府披露机密情报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就行了。这种声明已在一系列有关隐私权的诉讼中使用，大多被联邦法官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布什当政和奥巴马当政时都有法律意见书作为政府行为的依据，但即便是这些法律意见书也被盖上了保密大印。这使政府得以依赖秘密的法律论据，来支持采用秘密证据的秘密诉讼程序。除此之外，有些案件根本就没有进入法庭。联邦法庭通常以一个狭义的起诉权为根据，拒绝受理对于政府的政策和计划提出的违宪挑战。

　　战争罪行

　　全世界曾大声疾呼对那些在布什时代用水刑【注2】逼供恐怖主义疑犯的责任人提起公诉，但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说，不允许因此行为对中央情报局雇员进行调查或起诉。这不仅违反了美国的条约义务，而且是对国际法中纽伦堡原则【注3】的无情破坏。当有些国家的法院（例如西班牙的法院）开始调查布什政府官员的战争罪行时，据说奥巴马当局敦促外国官员不要让这种案件往下进行，尽管美国长期以来都主张对它国的战争罪犯享有相同权力。（有不少国家抗拒对被控犯有战争罪和施行酷刑的官员进行调查。有些国家，例如塞尔维亚和智利，最终服从了国际法；拒绝独立调查的国家包括伊朗、叙利亚和中国。）

　　秘密法庭

　　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秘密的“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这个法院已将其签发秘密批准令的范围扩大到被视为正在协助或鼓动有敌意的外国政府及组织的个人头上。在2011年，奥巴马又续展了法院的这些权力，包括允许对并非隶属于特定恐怖组织的个人进行秘密搜查。政府还享有特权，可以无视国会对于此类监视的限制。（巴基斯坦将国家安全监视职能置于不受监管的军事或情报系统之下。）

　　免于司法审查

　　与布什政府一样，奥巴马当局成功促使对那些协助政府在无许可令情况下监视公民的公司予以豁免，从而剥夺了公民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对公司提出挑战的权利。（与此相似，中国在国内外都维持重大的豁免主张，经常据此阻止对私营公司的诉讼。）

　　连续监视公民

　　奥巴马当局成功维护了政府的主张，即有权使用GPS追踪器来监视目标公民的任何移动，且无需得到法庭命令或审查。（沙特阿拉伯安装了大规模的公众监视系统，古巴以积极监视特定公民的行动而著称。）

　　非常规引渡

　　政府现在在一个称为“非常规引渡”的名目下，有权把公民和非公民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一制度被指为利用这些国家（例如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来施行酷刑。奥巴马当局说已经不再继续布什政府滥用这一权力的行为，但仍坚持政府享有下令转移人员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包括可能转移美国公民的权力。

　　伴随这些新法律而来的是将钱财投入一个扩大的安全系统，在各州和联邦层面均如此，包括公众监视相机、几万名安全人员，以及大规模扩充追踪恐怖分子的官僚机构。

　　有些政客耸耸肩膀说，这些新增的权力只不过是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回应罢了。因此，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共和党人，南卡罗来纳州）在去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宣称：“言论自由是很好的想法，可我们是在战争中啊。”不言而喻，恐怖主义永远不会投降，也永远不会结束这场战争。

　　另一些政客试图将其合理化，扬言尽管存在这些权力，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些权力。自由派人士通常引用这个论调，因为他们不能像攻击布什一样去攻击奥巴马。例如，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民主党人，密歇根州）坚持说，国会不会在无限期羁押问题上做任何决定，“我们把决定权留给该做决定的人，那就是行政部门。”

　　奥巴马在《国防授权法案》的签署声明中说，他并不打算使用无限期关押公民的最新权力。但是，他仍然以一个勉为其难的独裁者姿态接受了这个权力。

　　一个独裁主义国家不仅是根据使用独裁权力来定义的，还取决于在什么情况下就能够使用这些权力。如果一位总统凭着他一己的权力就能够剥夺你的自由乃至生命，那么所有的个人权利都比受制于行政意志酌情给予的恩惠好不了多少。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曾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们比我们更深切地了解这个危险。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有一句著名的告诫，意思是我们需要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无需依赖统治者的好意或积极态度：“假如人们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得更加直截了当。1787年，有一位鲍威尔太太在富兰克林签署宪法后向他发难：“医生呀，我们这个国家算怎么回事，是共和国呢还是君主国？”他的回答有点吓人：“是共和国，夫人，如果您能保住它。”

　　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们造就了恰恰是前辈们所害怕的政府：一个大权在握、权力基本不受监管的政府，人们只能希望政府明智地使用这些权力。

　　《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无限期羁押的条款在许多民权自由派人士看来像是奥巴马的背叛。这位总统曾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否决关于无限期羁押的法案。然而，《国防授权法案》的发起人之一莱文在参议院发言时透露，事实上正是白宫认可了删除美国公民不受无限期羁押的规定。

　　美国人对政客们的不诚实早已司空见惯。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自由之邦【注4】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欺骗自己呢？　　作者Jonathan Turley 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公共利益法教授。▲◆★●■☆

　　【译者注】

　　1. 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qi）是出生在美国的激进伊斯兰教士，2011年9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中在也门被击毙。奥拉基是中情局追杀的基地组织成员名单上的首名美国公民。

　　2. 水刑（waterboarding），又译为“坐水凳”，是9.11事件后中情局批准使用的一种刑讯手段。恐怖主义疑犯被捆绑在斜放的木板上，头低脚高，脸上盖一块布；刑讯人员往布上浇水，使疑犯产生窒息和溺毙的感觉，以此逼其招供。中情局承认在2002至2003年在关塔那摩基地对3名疑犯使用此方式。水刑在2004年被暂停，2009年1月奥巴马下令禁止使用水刑等严刑逼供手段。

　　3. 纽伦堡原则（Nuremberg principles）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在德国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一些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审判和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分别审判了德国和日本的二战战犯，清算其“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4. 本文标题及文中几次出现的“land of the free”（自由者的土地、自由之邦）源自美国国歌：“Oh，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你看星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在这自由之邦，勇士的家乡？”）▲◆★●■☆


美国CIA历史上十大情报失误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toutiao/38072.html

　　2012-01-21：《外交政策》1月3日报道，原题：美国十大情报失误。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在2011年1月版《外交政策》中，前CIA官员Paul Pillar讲述了政治情报——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总统决策、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避免意外的发生。不管美国情报部门所覆盖的范围多么广泛，它总是在遭到一些有关短视行为的批评，最近一次的责难是因为没有能预测到阿拉伯春天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去世。

　　实际上，尽管情报部门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Pillar指出CIA在1967年成功预见到六日战争（译者注：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但也的确遭受过一些羞辱性的失败。就像下面的实例所展示的，这些情报失误让美国误入中东核心政治环境、改变了冷战的进程、把美国推入二战、对恐怖分子开站、启动伊拉克战争。

　　★ 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美国战舰亚利桑那号在珍珠港袭击中起火燃烧。

　　1941年12月7日破晓，日本人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把一度犹豫不决的美国迅速推入二战。海军基地对这次袭击毫无准备，事实是，美国曾经试图破译的日本军方电报，以及日本对爪哇岛的军事行动，都向华盛顿预示对夏威夷、菲律宾和泰国的袭击。Roberta Wholstetter在《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中说：“我们从未对敌人的情报网络有如此完整的了解。”

　　然而，这种了解最终未能影响决策，原因是内部信息流通的不畅、美国对日本进行如此大胆攻击的错误假设，以及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的矛盾。1947年经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在后来解释，珍珠港意外受袭强调了把“信号”从“噪音”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集中性的情报机构。

　　 ★ 猪湾入侵：1961年4月，守卫在猪湾看管被擒获的2506突击旅士兵。

　　1961年4月，在CIA的策划下，古巴流亡人士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建立起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亲美政府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对古巴空军基地的空袭未能实施，1400人的“2506突击旅”在登陆南部海岸之后遭遇古巴军队的强大火力压制。这场一无所获的入侵让美古关系迅速恶化。

　　后来被解密的CIA档案显示，CIA以为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进攻失败的情况下会让美国军队介入，因此没有向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出具一份报告，其中说明了对没有美军支持情况下，突击旅成功登陆的疑虑。（历史学家Piero Gleijeses曾经把CIA和肯尼迪比作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第二年，CIA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月的报告中，更加错误地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在古巴建立威胁性的导弹基地。之后，他们用U-2侦察机拍摄到导弹基地的照片，总算挽回了一些颜面。

    ★ 越南春节攻势：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越共士兵爬上一辆被丢弃在顺化市街道上的美国坦克。

　　1968年1月31日正值越南春节假期，北越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对南越悍然发动大规模、全方位进攻。尽管共产主义军队的优势转瞬即逝，但春节攻势普遍被认为是越南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美国人不再对战争抱有幻想，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从越南撤军。

　　春节攻势之后，政府内部的回顾发现，美国、南越的军事长官和情报分析人士尽管得到多次警告，但仍未能清晰预测“敌人进攻的规模、协作程度和时机”。海军图书馆长Glenn E. Helm指出，对情报收集、语言障碍和错误理解敌人战略的忽视，在这次情报工作失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James J. Wirtz在《春节攻势：战争中的情报失败》一书中说：“美国人几乎成功地及时预测到对手的行动，完全可以避免这次意外的军事结局。”

    ★ 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17日的赎罪日战争中，年轻的阿里尔？沙龙（头扎绷带者）与同伴军事领导人哈依姆？巴尔？列夫和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戴眼罩者）在西奈半岛商量军事策略。

　　尽管CIA在1967年准确地分析出以色列和临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译者注：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但6年后他们再一次遭遇到出其不意的事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犹太人假期赎罪日，在西奈沙漠和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军事力量发起进攻。这场战争在1973年10月结束，美苏关系遭到严峻的考验，并把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摆到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收集的文件表明，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本国的高级军事将领有机会阻止阿拉伯邻国发动一场战争，而美国情报部官员也接受了这个结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争开始当天的记录提到，苏联顾问已经从埃及撤离，以色列本来已经因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动向而预见到一场战争，但美国情报部门“依然低估阿拉伯国家攻击以色列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这是阿拉伯与苏联之间关系恶化的表现”。

　　★ 伊朗革命：1979年1月1日，伊朗抗议者在德黑兰反对伊朗王的行走中，高举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肖像。

　　1978年8月，就在美国支持的伊朗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逃离伊朗前的6个月，CIA宣布“伊朗没有革命，甚至没有革命的迹象”。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掌权，造成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美伊不和。

　　据吉米？卡特的一位国家安全顾问Gary Sick说，在反抗伊朗王的革命发生之前，美国缩减了伊朗国内情报组织的规模，这导致美国官员忽略了伊朗民众广泛厌恶伊朗王和美国人的情绪，也低估了宗教反对力量推翻伊朗王的能力。乔治敦大学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情报部门的确曾经发布过有关伊朗王权力式微和反对派宗教权力膨胀的警告，但是卡特政府的政治内讧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让美国忽略了伊朗问题。

　 ★ 苏联入侵阿富汗：1988年5月5日，俄罗斯军队撤离阿富汗时，阿富汗儿童在喀布尔挥舞阿富汗和苏联国旗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逐渐发展成一场充满血腥的9年占领过程。卡特政府对此大吃一惊。美国情报部门曾经假设这是一场昂贵的游戏，苏联必然对入侵阿富汗望而却步。前CIA官员Douglas MacEachin在回忆道，在入侵发生后的几天里，局里流行一个黑色幽默：“分析人士预测对了，苏联人做错了。”

　　然而，我们还不能断言美国未能预见入侵行动是情报部门的责任。John Diamond在《CIA与文化失败》一书中承认，CIA仅在入侵即将开始的时候才有所察觉。但是他又说，CIA曾经在1979年警告苏联军队的战备和转移活动，这让卡特政府“有足够的信息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而政府却选择“低调处理”。乔治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到，白宫的注意力被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伊朗人质危机所牵扯。

     ★ 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宣读辞职声明。之后，他在全国电视转播中宣布把权力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苏联从此解体。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未能预见到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这件事情的预兆包括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若干独联体国家的独立倾向。就像BBC在最近所指出的：“苏联的实例说明情报收集人员所遭遇的重大挑战，他们可以根据导弹判断出兵工厂的产出能力，但是社会中重大的政治动荡很难被解读。”

　　实际上，David Arbel和Ran Edelist在《1980-199西方情报与苏联解体》一书中认为，情报部门经常刻意迎合里根和布什政府对苏联先入为主的偏见，营造出“分析人士与决策者间刻板的一致性”。但是前CIA官员Douglas MacEachin说，尽管CIA未能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预测到了衰退的经济和荒谬的社会状况，并在多份报告中说明，这必将引发苏联内部的某种政治冲突……具体会发生什么，要取决于决策人和决策过程。”

     ★ 印度核试验：1998年5月20日，印度士兵在新德里附近的Shakti现场巡逻。9天前这里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998年5月，CIA没有听到印度试图进行若干次地下核试验的风声。当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Richard Shelby说这是一次“我们国家情报收集工作的重大失败”。几个星期之后，情报部门挽回了一些脸面，他们预测巴基斯坦即将进行核试验。1998年5月28日，事情果然如期发生了。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时美国一个间谍卫星在爆炸发生前6个小时，拍摄到印度准备核试验的清晰照片。但是负责追踪印度核项目的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不在办公室，他们第二天早上发现了这些照片，但是试验已经完成了。

    ★ 9/11攻击：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塔在被飞机撞击后起火燃烧。

　　9/11委员会在有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分子袭击报告中指出，被指责“太多重点、太少预算、架构过时、官僚气息浓厚”的情报部门未能从90年代到9月11日所酝酿的“跨国恐怖主义”背景中，锁定针对美国的威胁。鉴于9/11委员会的建议，国会设置了一个全国情报总监的职位，并成立国家反恐中心来提炼各类情报。

　　前CIA分析人员Paul Pillar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说，情报官员忽视了9/11攻击，但是并未忽视基地组织的威胁。CIA在90年代末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关注奥萨马？本？拉登，比尔？克林顿总统也曾发动针对基地组织的秘密行动。2001年2月，情报部门在一次汇报中说，本？拉登的恐怖网络对全世界范围的威胁是美国“最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有能力“不动声色地策划多起恐怖袭击”。

    ★ 伊拉克战争：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指控

　　2003年2月5日，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务卿宣称萨达姆？侯赛或许有足够的炭疽浓缩干粉“足以装满数以千万计的茶匙。而萨达姆？侯赛因甚至还没有对一茶匙这种致命物质的去向做出可以证实的说明。”

　　2003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抗伊拉克的问题之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宣称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指控，是建立在“确凿的情报”基础上。的确，情报部门在2002年10月的分析认为，伊拉克在持续发展其WMD项目，并且有可能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制造出核武器，如果能得到足够核燃料的话。但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始终未能找到WMD的证据——这次情报失败被乔治？W?布什称作“最大的遗憾”。

　　然而，这是否也应该怪罪于情报部门的失职，还是决策人物的问题呢？2004年，《华盛顿邮报》报道布什总统和高层顾问“忽视了2002年10月情报部分提交的很多警告和限定条件”，固执地要求在伊拉克开站。例如，分析人士预测萨达姆不会把WMD交给恐怖分子，除非伊拉克遭到入侵。《纽约时报》也曾报道，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挥舞着他们所认为的伊拉克核武器离心机软管，不例会核武器专家的怀疑态度。（译者 满仓）▲◆★●■☆


多数受访者认为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135

   2012-1-2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中的这句话，被很多人称为人格的最高境界。有人说，这种精神对大至国家、民族，小到个人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君子”一词最早在《易经》中出现，又被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现在的国人如何理解君子人格？当下社会还需要君子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3670人参加)，85.7%的受访者肯定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受访者中，70后占34.6%，80后占19.7%，90后占1.7%。

　　71.0%的人相信君子人格可以重构国民道德与价值观

　　在人们看来，君子人格的核心是什么？民调显示，排在前三的依次是“仁”、“信”、“义”，分别有73.6%、71.7%、65.5%的人选择。

　　接下来还有礼(57.4%)、智(52.9%)、孝(49%)、宽(36.8%)、勤(33.3%)、文(35.8%)、良(30.3%)、让(28.4%)等。

　　在山东肥城公务员宋涛看来，君子人格的核心是“爱人”，即爱他人、爱国家、爱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如果都怀有这种“爱”，就一定能遵守职业道德，那样不仅君子之风能盛行，食品安全也有保障了，医患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张了。其实，这个“爱”并没有多复杂，比如对于公务员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威海环翠区政协委员刘雪刚认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要胸怀天下，靠自己的努力、勤劳去实现目标。君子的成长过程艰难曲折，一帆风顺也不会造就人才。

　　刘雪刚常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教育孩子：“吾借人之拂逆，以磨砺吾之德性，其庶几乎？”即别人的错误、违拗，恰恰是在磨炼自己的意志。女儿有时在学校受了委屈给他打电话哭诉，他就会教育女儿要有这样的胸怀和修养。

　　在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任宝菊副教授看来，君子人格是自我修养追求的最高境界。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国民是希望达到这种境界的。大家也很认可“仁义礼智信”，说明国人对于最高人格修养的认识，多年来并没什么变化，是一脉相承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说，古代文化中有很多观念有时代性，但儒家的君子观却不受时代局限，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坦荡荡”，“君子喻于义”等。《论语》里讲到君子要强调自立、自我警戒谨慎、承担一定责任等，在现代社会也有意义和价值。

　　骆玉明说，现代社会需要的君子修养，是一个人要对自己在品德上有期待和戒惧。儒家说“君子自爱”，即君子不会为了利而损害自己的品格。这是君子最基本的要求。

　　骆玉明曾对学生说：“当你在和别人争利，把自己搞得脏兮兮、黏糊糊时，不光别人不喜欢，你自己也会不喜欢自己。因为你的人格被损害了。”在当下社会，寻求利益无所顾忌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但我们在社会上不仅需要利益，还需要对自己的期待和希望，还需要生活的姿态。

　　调查显示，85.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71.0%的人认为君子人格可以重构国民道德与价值观，54.8%的人相信它可以提升国民精神境界，53.7%的人认为它有利于纠正社会不正之风，49.3%的人认为它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君子人格塑造的经典论述，受访者最推崇哪些？调查显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排在首位，54.5%的人选择。第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52.7%)。第三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42.7%)。

　　接下来还有“有所为有所不为”(39.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8.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6.4%)，“君子之交淡如水”(32.8%)，“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30.5%)，“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0.3%)。

　　89.0%的受访者直言当下社会“君子”少见

　　调查中，38.6%的人认为自己算得上“君子”，35.6%的人坦言自己不是，还有25.8%的人觉得“不好说”。

　　与之相对应的是，89.0%的人直言当下社会“君子”少见，其中36.0%的人认为“几乎没有”。仅9.9%的人认为“君子”常见。

　　对于数据呈现出的差异，任宝菊认为，这说明很多人对别人的要求高于对自己的要求，出现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的脱节。很多人自认为是君子，但这只是主观认识，只有通过具体行为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君子。中国文化最讲究“知行合一”。要达到人格的最高境界，关键不在于了解多少，而在于“知行合一”。

　　调查中，57.9%的人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君子。但仍有26.0%的人表示“不希望”，因为“当君子吃亏”。16.1%的人表示“不好说”。

　　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职员高喜红认为，在金钱就是身份符号的今天，很难见到昔日君子之风。食品行业被调侃为“吃的不卖，卖的不吃”，好朋友间能为区区小利反目成仇，一些“富二代”目无法纪、无视生命，部分父母官吸食民脂民膏……这样下去，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出路在哪儿？

　　任宝菊说，客观环境是影响人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一些无序现象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不按规矩走就能获得利益。这对人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另外，中国社会的向心力还很强。长辈、上级、官员等可以称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大家会效仿这些人的行为。核心人物如果不够诚信、谦让，就会产生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刘雪刚曾看到这样一句话，“君子多的社会难道没小人吗？不是，而是君子多了，小人在这个环境里不易生存。小人多的社会难道没君子吗？不是，而是小人当道，君子人单势薄，不能与之抗衡。”他感觉，过去，大多数老百姓都会从心里敬仰君子。可如今，君子可能被很多人反对，认为你不合时宜。这时，你会在这个社会感到孤独。

　　调查中，78.8%的人希望加强制度规范，让君子不吃亏、受重用。

　　37.6%的人认为现代君子与个人主义者截然相对

　　调查中，86.9%的人希望社会加强君子教育，其中，68.3%的人表示“非常希望”。

　　刘雪刚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君子教育，但这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人成为君子的前提，是要有文化、有修养。

　　2007年开始，刘雪刚在连续3年的政协提案中，提到读书的重要性，希望开展全民读书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文明程度和道德修养。他说，读书是“养心”，“养心”的根本是“养德”，最终目的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而提升社会道德。

　　调查中，50.3%的人希望在教科书中列入君子教育的内容，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46.6%的人建议媒体多宣传，树立正面典型；42.6%的人认为每个公民都要以君子人格要求自己。

　　宋涛曾看到一篇报道：一个工头为了实现在年前给农民工发工资的承诺，在送工资的路上出车祸去世。他的弟弟又接着替他兑现了这个承诺。这件事让宋涛深受感动。他认为，所谓君子之风，就是守信。“现在很多君子都是普通人，但媒体关注得多的还是成功人士。”

　　“我认为，君子人格在普通百姓中体现得更为普遍。”任宝菊说，有时走在路上，一个白发老人让你先过去，你就会感受到谦谦君子之风迎面而来。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注重人格修养，人人皆可为尧舜。

　　任宝菊说，做不做君子，是在信仰和现实利益中如何选择的问题。她相信，社会上存在君子，“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什么很多人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一方面是数量少，另一方面是这些人话语权少，影响自然小。儒家提倡人们养成君子人格，其经世的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民的人格修养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君子应做到什么？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守信用、讲原则”(81.2%)，第二是“尊敬长辈”(66.9%)，第三是“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62.4%)。

　　56.6%的人认为是要“对人有爱心”，54.7%的人觉得要“有远大抱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51.9%的人表示要“有重义轻利，追求高尚的价值观”，46.2%的人说要“有克己之心和成人之美的宽广胸怀”。

　　骆玉明认为，人们最容易在品格上发生动摇时是在临难和临利时。如果能在临难时停下来想一想，当不当避；临利时停下来想一想，当不当取。这样的人就有几分君子人格了。

　　骆玉明强调，君子并非不可攀。“现在很多人都谋求利益，但如果你为了利益不顾其他，这并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你个人不自爱的问题。”

　　刘雪刚说，现在一些人会以他人的错误作为放松自我要求的理由，会说“社会已经这样了，多我一个不多”。但每个人都应记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是只有富翁才能当君子，普通人也可以而且应该做君子。正因为现在自私的人较多，才更需要大家有从我做起的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

　　在古代，君子与小人是截然相对的。调查中，37.6%的人认为，现代君子与个人主义者截然相对。31.3%的人强调，现代君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来源: 中国青年报▲◆★●■☆


过年习俗中的吉祥寓意
http://astro.ifeng.com/fengshui/detail_2012_01/22/12123006_0.shtml

2012年01月22日来源：凤凰网星座 作者：原平张恕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很多的民俗、传统。过年，这个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更是有许多习俗讲究。

也许，有些习俗已被大家遗忘；也许，有些习俗只知其名，却不明白究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贴春联，贴门神

春联表达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门神则有辟邪之用，这都是要在除夕贴好的，门上红彤彤的春联，崭新的门神，都向人们昭示着：过年啦！

二、祭祖：

古人非常重视过年祭祖这一习俗。虽因各地习俗不同，祭祖形式各异，但都表示着后辈儿孙节日之际不忘先人，对先人的追思，并祈求得到祖先的庇佑，一年里顺利吉祥。

祭祖的地方，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去祖坟祭拜，还有的是到宗祠拜祖，但为了祭拜的方便，很多人是在家中，将祖先牌位摆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每顿饭前先请先人们用过之后，一家人再开始用餐。

三、除夕守岁

一家人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除旧迎新之际，人们要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也要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收获。这个时候，是一家人乐享天伦之时，也是展望未来之际。所以，在外的人们，都要在除夕夜之前赶到家，和家人一起团聚。

四、生旺火

除夕守岁时，屋外点起篝火，火越旺越好，寓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有的地方，把点燃旺火的举动，称为“发旺火”，意指旺火一点，新的一年兴旺发达。

五、吃年夜饭

传统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北方人的饺子、南方人的馄饨是必备的，取其形状如同元宝，寓意来年财源滚滚。“鱼”谐音“余”，也是年饭桌上年年有余的吉祥菜品。

六、接神

腊月二十三诸神上天向玉帝汇报完工作后，要在除夕夜返回人间，所以家家户户在子夜过后，就开始迎接神灵返回，用此起彼伏的爆竹，指引着方向，请神仙到自己家中，为家人降福。
 
七、放爆竹

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爆竹声除旧迎新。

八、拜年

拜年是过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初一这天，大多是晚辈到长辈家中拜年，也有亲朋好友和邻居之间互相拜年。

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晚辈是要向长辈叩头施礼的，并祝愿长辈新年如意、健康长寿。

九、给压岁钱

“三星在南，家家拜年，小辈磕头，老辈给钱”。在小辈们来拜年的时候，长辈们是要给压岁钱的。

压岁钱不仅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更有长辈的庇佑，让孩子们在除旧迎新之际多了几分欣喜。而且还有收到压岁钱的份数越多，孩子得到的祝福关爱也就越多之说。

所以老人们都会准备很多红包，给前来拜年的小辈，给孩子们添福添寿。

张恕恭祝大家：龙年好运，福寿康宁!▲◆★●■☆


中共高干首次公开承认 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3千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1/22/1608808.html

美国之音 2012-01-22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