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病入膏肓的中国人才培养体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8122

   2011-12-16  作者 : 谢韬

　　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求贤若渴”的时代。然而，没有好的硬件和软件，这些当年背井离乡的学子，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也不一定会定居下来。物质上的诱惑只是一时的，人才引进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忠诚和归属。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看过《天下无贼》的人，想必大都会记得葛优这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虽然是一句搞笑的话，却也讲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知识经济占主导的21世纪，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人才是决定盛衰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已经变成了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千人计划”为代表，中国政府已经高调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打开“千人计划”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中国政府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猎头公司，并且这个公司的重点对象是在海外的华人精英。

　　“祖国需要你们，祖国欢迎你们，祖国寄希望于你们！”这是“千人计划”网站上不停滚动出现的一行醒目大字，让人想起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拒绝国外的优厚物质条件，突破重重阻挠和困难，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种种感人事迹。

　　只不过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中国，有博士学位的人屈指可数，而2010年中国就有超过11万博士生毕业，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

　　既然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培养体系，为什么还要投入巨资从海外引进各种人才，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难道是中国的人才需求太大，必须从海外引进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面向所有外国人，而重点是海外华人？抑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还不够优秀，必须从海外引进更优秀的人才？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同是华人，为什么在国内不能成为优秀人才，却能在海外修成正果？

　　中国的人才流失之痛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持续性、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28.5万。从人才流失的角度来讲，出国留学并没有什么，关键是这些留学人员（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是否在学成后回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2011年8月15日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49.74万人，约占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果按照2009年底以前的归国比例计算，那么这112.34万人中只有约35万或将学成后归国。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留学人员都满足“引进人才”的要求。

　　按照国内通行的人才引进办法，攻读硕士（尤其是专业硕士如工商管理或公共政策）、博士、博士后或进行学术访问的留学人员才算是人才。以中国在美留学人员为例，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发布的最新数据，在2010/2011学年，共有157558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其中从事本科学习的占36.2%，从事研究生学习的（包括硕士和博士）占48.8%，几乎是一半。如果这个比例也基本上适用于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话，那么目前在海外从事本科及以上层次学习的89.29万中国人中，有一半都在从事研究生学习。这样算下来，中国目前至少有40万人才在海外。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家。以2007年为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当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为67723人。这两组数据表明，每两个中国留学生就有一个去了美国。刚刚过去的2010/2011学年，在美留学生高达157558人。中国在屈居印度8年之后，从2009年起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而根据奥克·里奇大学联合会（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的调查数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后4—5年内仍继续居留美国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居留比例。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共2139名，其中92%到了2007年还留在美国。看来，绝大多数留美人才暂时都不想回国。

　　出国的诱惑

　　出国留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享誉”海内外的新东方，既是出国热的最好见证，也是出国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时至今日，留学热不但没有退烧的征兆，反而有日渐升温的趋势。根据新闻报道，尽管美国的教育考试中心（ETS）这两年给中国每年增加约5万个托福考位，但是考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考生的增长速度。于是在12月3日托福报名的第一天，出现了“考位黄牛”，他们倒卖考位或者代报名，每个考位最高要价3000元人民币，而托福考试本身的费用才1415元人民币。

　　到底是哪些中国人在出国的热潮中奋力拼搏呢？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自费。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度，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3%。在自费留学人员中，大多数都是成绩优秀、志向高远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并且很多来自中国的名校。如果他们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多好的就业或深造机会等待他们。为什么他们却选择了出国留学呢？

　　深究根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体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尤其体现在研究生教育没有施行类似国外的全额奖学金制度。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绝大多数都是要交学费的，即使不交学费，也得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虽然国家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补助，但是在这物价飞涨的年代，无异于杯水车薪。试想一所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辛苦几个月后申请到国外的全奖，他不仅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每个月还有足够的生活费。两者相比，他是愿意留在中国，还是愿意去国外？

　　不具备吸引力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大学的基础设施总体来说还相当落后。虽然理工类院校在实验室等硬件设施上与国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大，但是如果考虑整个科研和生活环境，包括图书馆藏书和电子数据库、体育设施、校园环境、住宿条件等等，我们的大学就差了很多。

　　不说剑桥、哈佛这样的名校，美国一个普通州立大学的科研和校园环境，我们很多一流高校也都无法与之相比。

　　细细想来，我们的政府花上万亿元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出资上千亿元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每年投入几十亿元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却没有一笔投入来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助，给他们提供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园环境，难怪我们的优秀毕业生如潮水般涌向国外。而现在，政府又要投入巨资把这些曾经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吸引回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病入膏肓的培养体制

　　然而，就算当年没有出国，并且我们的硬环境也和发达国家相差不大，那些已经或即将成为引进人才的学子大多数也不可能取得他们现有的成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面的更大原因涉及到软环境，也就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果断地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当前研究生教育体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很快就会走向破产。

　　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把硕士和博士教育活生生分开，结果是绝大多数读硕士的人不是为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以利于找工作。然而现有的硕士教育体制又决定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术为重，而非侧重职业训练。结果呢，政府和大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可是学生学习没有动力，老师教学也没有动力。

　　笔者认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严格区分职业硕士（如MBA、翻译硕士等）和学术硕士，并且把后者尽量与博士教育挂钩，尽早实现硕博联读。换句话说，中国应该走“2或6”的模式，即职业硕士两年，硕博连读六年。这样一来，为了找工作而读硕士的人就会被分流到职业硕士，而申请学术硕士项目的人大多都是对学术感兴趣、有意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

　　与此同时，加大对硕博连读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建立真正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制度。这样，一来吸引优秀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从事学术研究；二来让他们在读书期间（即使结婚了）没有生活的顾虑，不用成天在外面兼职以补贴日常开销。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应该牢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诲。如果一个学生成天为了学费或生活费而劳累奔波，他／她又怎么可能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

　　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招生改革。如果施行硕博连读，那么博士生考试就可以取消，代之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类似国外的研究生申请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关系，完全采用国外的个人申请制可能为时过早。即便这样，入学考试也应该试着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有利于从中挑选出最有潜力的学生。

　　笔者建议，首先并不一定要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各个高校可以自己出题，也可以是几所高校联合出题，这样做有利于各个学校选拔自己最想要的人才。其次可以增加类似GRE的标准化考试，以测试学生是否具有研究生学习所必须的阅读速度、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第三，考试成绩仅仅作为重要参考，而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个人经历、学术论文样本、个人陈述、面试表现等等也应该成为被考虑的因素。总之，在不废除统考的前提下，改革现有的考试和录取机制，将有助于真正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

　　改革的第三步涉及到导师制。现有的博士生导师制绝对是中国特色，很多时候笔者要向很多外国同行们解释很久，他们才能勉强理解。以导师为核心的招生和培养制度不仅滋长了学术腐败，也限制了学术创新。每年博士招生考试之前，有多少人在想方设法与导师建立“联系”？在学习的时候，又有多少学生敢挑战导师的学术权威？虽然国内已有大学取消了博导制，规定只要是副教授就可以带博士，然而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学校终归还只是凤毛麟角。取消博导制，并代之以各个院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建立团队授课、博士资格考试、团队论文指导等机制，将大大减少学术腐败，同时拓宽学生的学术眼界并提高论文质量。

　　改革的第四步就是废除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据笔者所知，发达国家很少有学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减少学生的压力，让他们专心从事博士论文写作，二是避免初涉学术的学生为了发表论文而不择手段。如果有能力发表文章当然更好，因为这会增加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一旦成了硬性规定，就会造成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粗制滥造，并且衍生出学术刊物要出钱买版面等等现象。

　　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高校的科研管理也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创新性科研的发展，并且导致各种腐败。科研已经成了高校里面除了后勤之外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

　　首先，现有的量化管理只会导致滥竽充数，而不是创新研究。国内各个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　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最大恶果就是让很多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职称评审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项目，并且项目还分成各种等次，从最高的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到各种省部级项目，最后是横向合作项目。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项目，或者是该项目没有结项，那么职称评审的时候“后果就很严重了”。通过项目提高科研本身无可厚非，有了项目，就可以有资金购买设备、招收博士生或者雇佣研究助理。然而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出成果，要么是科技成果，要么是学术文章。如果没有项目也能做出成果，那当然皆大欢喜。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很多人文社科类研究不需要大的投入，研究者本人完全可以承担相关成本。然而一旦成为硬性要求，很多人就不得不成天通过各种渠道“跑”项目，包括请客送礼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项目的最终成果让资助单位也羞于启齿，为什么科研管理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的原因。

　　科研管理改革，首先是废除对项目（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要求，改为在同等条件下，有项目的优先晋升，这样既鼓励大家申请项目，同时又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上最忌讳的就是“大跃进”。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晋升，不在于他的成果有多少，而在于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一本书或几篇文章，但是这可能就足以确立他的学术泰斗地位。中国学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我们敢说，我们的科技创新也是世界第一吗？

　　科研管理改革还需要废除当前一些限制师资发展的规定。比如，在很多外语院校，教师必须在外国语（包括文学和语言学）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算科研成果。全国普通高校外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而这方面的期刊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0种。就算每本期刊一年发表200篇文章（这个数字肯定是高估了），一年也才2万篇文章。如果每个老师一年发一篇文章的话，也要五年才能发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放宽要求，鼓励外语院校的老师在相关专业的期刊上发文章。外语老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鼓励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既缓解了师资过于集中的局面，同时又促进了另外一个学科的发展。

　　再回到“钱学森问题”

　　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计划，似乎都表现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求贤若渴”的时代。这些计划的出台的确反映了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然而，没有好的硬件和软件，这些当年背井离乡的学子，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也不一定会定居下来。物质上的诱惑只是一时的，人才引进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忠诚和归属。仅仅靠优厚的物质条件来吸引人才就成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最为重要的是，留学人员归国后，如果面对的还是当前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管理体系，也很难在国内复制出像他们这样的优秀人才。结果是我们引进了大量人才，却不能够培养类似的人才。这样我们永远会处于被动的局面。

　　乔布斯的死，在中国引发的不仅仅是哀思，还有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科研论文世界第一，却没有乔布斯这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和前几年引发热烈讨论的“钱学森问题”一样，关注的都是人才问题。既然讨论的是人才问题，并且钱老是新中国第一批回国人员，就把钱老临终前的话，作为结尾吧。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作者：谢韬  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来源: 网讯▲◆★●■☆


北京空气质量一级天数创纪录 PM10浓度下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8134

   2011-12-17  12月17日阳光明媚，京城的空气污染指数显示“二级良”，至此，北京市提前完成年初确定的274天的“蓝天目标”。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告诉记者，从数据上看，今年“蓝天目标”已经完成，各项污染物浓度全面下降，但这仍只是一个较低水平的达标，距离公众的期盼和要求还有差距。

　　据介绍，2012年北京市环保部门将在实施更为严格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同时，改进空气质量发布方式，尝试在日常发布24小时日均污染指数的同时，滚动发布单站各项污染物小时浓度，以贴近民众的直观感受。

　　“老百姓可能忘了今年1月份破纪录的31个‘蓝天’，但一定不会忘记秋冬的大雾，这代表大众环境意识的全面觉醒，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的努力，任重道远。”庄志东说，2011年的特点是，一级天多，但大雾静稳天也多，一级天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浓度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17日，北京市一级天数72天，比去年增加22天，比2008年奥运年全年还多11天，创历史最好水平；PM10的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14微克左右，突破连续三年徘徊在每立方米121微克的“僵局”。

　　“PM10是指粒径10微米以下的所有颗粒物，也包括PM2.5，所以我们在治理PM10的同时也治理了PM2.5。”庄志东说，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经大气化学反应生成的二次粒子，北京下大力气治理机动车和燃煤污染，就是在源头减少PM2.5。

　　庄志东说，今年北京市全年完成1218蒸吨燃煤锅炉改造，减少燃煤3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360吨、烟尘800吨，城市核心区实现了无燃煤锅炉供暖。2012年要更进一步，城六区将基本建成“无煤区”，全年力争完成2000蒸吨锅炉“煤改气”工程、关停国华电厂燃煤机组等，减少燃煤使用量200万吨。

　　控制机动车污染排放方面，今年前11个月，北京共转出、报废老旧机动车20.2万辆，与机动车污染排放密切相关的二氧化氮浓度上升趋势得到一定遏制。2012年，北京将实施国五排放标准以及配套车用油品标准，淘汰老旧机动车10万辆以上。

　　工业污染治理也将进一步深化。北京市继首钢搬迁后，今年北新建材完成整体搬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水泥厂烟气脱硝治理工程等。2012年，北京将严格环境准入标准，禁止新扩建污染排放量大或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冶金、炼油、平板玻璃、水泥等加工业，“十二五”末全市炼油和水泥规模分别控制在1000万吨和700万吨以下。

　　另外，2012年北京市还将关停11家建筑渣土烧结砖厂、50家高污染企业和一批五环路内的搅拌站以及一批冲天炉铸造、小化工等高污染企业；在炼油石化、汽车制造、机械电子、家具生产等行业推行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治理，通过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削减挥发性有机物5000吨。

　　至于市民最为关注的监测PM2.5相关问题，庄志东告诉记者，北京环境监测中心已经开始积极筹备，包括分析单站数据、优化布点、采购PM2.5监测设备、培训人员等等。来源: 新华网▲◆★●■☆


中共官媒诊断美国“神经错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8116

    2011-12-16：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12月15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根本就是男人病了女人吃药，是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秀。主要演给美国人看，然后给东南亚人看，最不希望中国人看。对中国而言，最佳政策就是坐着不动，熬过这段美国“神经错乱”的时期，等下一届政府上台。有中国网民对这种论调表示质疑。

　　文章认为，美国“神经错乱”主要表现在：一曰“白宫无能”，“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的决策模式从“白宫主导”转变为“内阁主导”，由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等各行其是。”二曰“众院疯狂”，“受2010年中期选举胜利鼓舞，被2012年大选诱惑，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渐渐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凡奥巴马必反，凡民主党必反，就连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预算、经济刺激方案，两党都敢劫持为‘人质’”。三曰“各自为政”，“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情况是：白宫既没兴趣也没能力主导，内阁部门各自为政，没重点、缺体系。”“各部门都在争预算、争主导权”。

　　建立在上述诊断的基础上，《环球时报》文章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中美关系已经成了美国“边缘议题”，“中国的重要性急剧下降”，白宫已经顾不上了；

      二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上有任何作为”，所谓“重返亚太”“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秀”，没有什么意义；

      三是中国的最佳政策就是坐着不动，熬过这段美国“神经错乱”的时期，等下一届政府上台。

　　对此，中国网民“zhang88”在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评论认为，在中美关系日益严峻背景下，“熬过这段美国‘神经错乱’的时期，等下一届政府上台”是中国专家开给中国政府的最新药方。实在愚不能解，想进一步得到指教：

　　第一、既然美国都“神经错乱”了，出于人道主义起见，我们具有普世情怀的专家就应该给美国开药方才是，干嘛给中国开起药方来呢？

    第二、如果美国“神经错乱”愈发严重，挥刀乱砍起来，砍到中国头上怎么办呢？难道中国真的可以“坐着不动”吗？

    第三、现在的美国已病得是如此之重，难道下一届政府就能忽然间健康痊愈吗？如果中国“坐着不动”，被如今“神经错乱”的美国折腾得够呛，下一届美国政府不幸更变本加厉可怎么办呀？

　　说人家“神经错乱”无疑等于是说人家疯了。难道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就这样容易的“神经错乱”？难道堂堂的世界老大美国就这样无奈地疯掉吗？如果这都不是真的，那么只能说，也许是中国专家疯了。

　　附：美国“神经错乱”，中国可等其换届

　　作者：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美国在亚太地区连出重拳，同澳大利亚达成新驻军协议，承诺向印尼出售F-16战机，与缅甸大幅改善关系，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对此，太平洋两岸的观察家罕见地达成了共识：美国战略东移大势已定，对华政策生变，中美关系前景堪忧。然而，这恐怕只是些浮云、表象，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策失焦、国内政治进入空耗期，对华政策处在“自由漂流状态”。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矛盾是：美国民众不断增长的对华焦虑感和白宫日益下降的行动能力之间的矛盾。

　　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情况是：白宫既没兴趣也没能力主导，内阁部门各自为政，没重点、缺体系。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政府主要任务是稳定金融秩序、推动新能源法案，因此，中美关系中一切不和谐因素都被“和谐”掉了。然而，2010年后金融体系基本稳定，增加就业成为政府首要目标。在此问题上，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法案在国会受阻，气候变化议题从美国议事日程上消失，中国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尽管中美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新的议题足够强大到让白宫专注于中美关系。于是，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的决策模式从“白宫主导”转变为“内阁主导”，由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等各行其是。各部门都在争预算、争主导权，国防部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宣布成立空海战办公室，实质为空军、海军的就业法案，这两个军种在反恐战争中长期被忽视了。

　　一个孤立无能的白宫，一个疯狂的众议院，让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上有任何作为。2010年底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后，白宫在华盛顿政坛的地位孤立，奥巴马本人民意支持率低迷，总统根本没有胆识、能量在重要问题上凝聚两党共识，甚至连达成协调也日趋困难。特别是随着明年大选临近，民主党议员们都要考虑自己的选举，根本没工夫配合总统政策。与此同时，受2010年中期选举胜利鼓舞，被2012年大选诱惑，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渐渐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凡奥巴马必反，凡民主党必反，就连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预算、经济刺激方案，两党都敢劫持为“人质”。在这种政治斗争白热化的背景下，白宫哪里还有精力把政治资源投入到中美关系这样的“边缘议题”？对美国而言，吸引中国投资、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非常关键，但是这样的议题奥巴马根本不敢碰。

　　从大战略、大历史视角看，21世纪是亚太世纪，美国必然重返亚太，一定要应对中国崛起。在亚太地区，美国军事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拥有相对优势，经济上受中国挑战最大。可是受制于国内政治形势，奥巴马在经济上寸步难行。在美国民众不断增长的对华焦虑下，奥巴马只能挑个软柿子，在该地区不存在明显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首先在军事上重返亚太，其次是政治方面，最后才在经济上做做样子。TPP似乎是经济上重返亚洲的重要一招，但是当前美国自身难以做出任何实质性经济让步，谈判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可见，美国重返亚太根本就是男人病了女人吃药，是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秀。主要演给美国人看，然后给东南亚人看，最不希望中国人看。对中国而言，最佳政策就是坐着不动，熬过这段美国“神经错乱”的时期，等下一届政府上台。来源: 网讯  ▲◆★●■☆


中国逐步调整对缅甸政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杜继锋指出，缅甸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决策层的态度，目前看来内部似乎存在分歧，而最重要的军方，态度仍旧比较暧昧。图为缅甸总统吴登盛、丹瑞大将、昂山素季。

　　中评社香港 2011年12月18日电（记者　刘晓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不久前对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引起舆论热炒“美国在缅甸挖中国墙脚”的话题。值此敏感时机，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即将踏足缅甸，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而就在12月15日，事情又有瞩目进展，外交部证实，中国驻缅甸大使已经与缅甸反对派领袖、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会面。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杜继锋，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驻缅大使会见昂山素季，意味着中方正在逐步调整对缅政策，改变以往单纯跟官方打交道的方法，开始跟反对派沟通。他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缅甸反对派逐步融入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方跟缅甸反对派的沟通还会继续；如果昂山素季加入政府，中方也会相应提高沟通级别。

　　自从缅甸去年举行20年来首次多党制大选、并展示开放姿态之后，这个一向戴着神秘面纱的国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真实的缅甸，究竟如何是什么样子？缅甸的改革，能走多远？中缅关系会否因为美国的介入而受到影响？中评社记者专访缅甸问题专家杜继锋，为大家详细解析。

　　杜继锋认为，去年大选之后，缅甸政府已有多项举措推动政治改革。虽然文官对昂山素季这些反对派比较忍让，但是真正大权在握的军方却态度暧昧，依旧对国内的少数民族武装采取武力镇压，跟改革步伐不是很呼应。可见政府和军队之间还是存在分歧，缅甸的未来何去何从，还有待观察。

　　他亦指出，在美缅展开接触的背景下，继续发展中缅关系这个大基调不能变。但是中国可以调整对缅政策，更加注重民间外交，促进两国人民感情，对中缅关系的长期良好发展必将有所助益。

　缅甸经济曾经发达　西方制裁后一蹶不振

　　杜继锋告诉中评社记者，60年代初期，也就是缅甸刚独立后不久，它的经济在东南亚地区属于相对比较发达的。然而，自从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上台之后，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

　　1988年之后，在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下，缅甸的经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拥有天然气和宝石这两大可以作为经济支柱的宝贵资源，但是由于出口市场比较单一（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而且军政府还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致使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落后。同时，由于政府在卫生、教育等方面投入较少，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例如艾滋病、毒品等社会问题很严重。

　　不过，根据杜继锋的实地观察，今年三月缅甸新政府上台之后，已经在逐步开放，采取了多项措施，相对以往比较封闭的情况，已经明显有所好转，比如一些以前会被屏蔽的网页，现在也逐渐放宽了。“美国悄悄放松对缅甸的制裁，以及希拉里的访问，都算是给缅甸改革成果的一种奖励，”他说。

　　缅甸确实在变　“半文官、半军人”执政

　　去年11月，缅甸顺利举行了20年来首次多党制大选，掌控政权者从军人变为“文人”。杜继锋强调：“当然主要行政官员还是以前军政府的人，只是脱下军装，穿上文官制服，所以说称他们为‘半文官、半军人’比较贴切。”  

　　杜继锋指出，至少在表面上，缅甸确实在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缅甸政府对反对派的控制有所放松。例如修改国内的“政党登记法”──根据原来的法律，昂山素季不能组党和参加政治活动，而今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已经正式合法化，意味着她本人和其政党皆可参加选举。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二是缅甸政府高层和反对党高层频繁接触。此前一直是由劳工部长代表缅甸政府，跟昂山素季接触。但是今年8月19日总统吴登盛亲自与昂山素季会面，两人就国内政治改革问题交换意见，此乃一大突破。

　　三是缅甸政府与西方国家恢复接触。今年9月停建密松水电站事件，其实是做给西方人看的，时值缅甸外长访问华盛顿期间，可见时机并非偶然。一种猜测是，缅甸与美国在背后有一些秘密往来、交换条件，缅甸用停建密松水电站来换取美国的一些“奖励”。

　　四是缅甸政府开始释放一批政治犯。今年10月，政府宣布大赦，释放6000多人，其中包括200多名政治犯，占该国政治犯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

　　杜继锋表示，过去一年缅甸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经济上似乎还没起步。  

缅甸改革能走多远？取决于军方态度

　　至于缅甸的改革是真心的，还是为了换取西方的援助？杜继锋认为，目前仍需进一步观察，很难仓促下定论。

　　在他看来，缅甸最大的改革动力来自内部，“长期的经济困难，已经到了一个严重地步，可能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杜继锋指出，缅甸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决策层的态度，目前看来内部似乎存在分歧，而最重要的军方，态度仍旧比较暧昧。“丹瑞等几个强硬派，虽然已经退居幕后，但还是有影响的。他们的态度很重要，究竟是默许，还是等等看改革成果是否会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他表示，现任总统吴登盛是丹瑞挑选出来的继任者，但是对军队没有控制权。在其他民主国家，总统都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是缅甸比较特殊，军人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利益集团，另设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对军队没有直接影响力，军队仍然自成系统。

　　“政治上，文官对昂山素季这些反对派比较忍让，但是军队对国内的少数民族武装还是大打出手，采取武力镇压，跟改革步伐不是很呼应。所以对改革还是存在分歧，特别是政府跟军队之间。”

　　未来如果改革举措触及军方的根本利益，不能排除军方再次干政的可能。但在目前这个阶段，杜继锋对缅甸改革的前景，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  

不是围堵　美国在中国周围设置“防卫圈”

　　对于希拉里的缅甸之行，不少媒体纷纷炒作“美国围堵中国”之说。杜继锋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美国主动“围堵”中国的主观意识不是很强，客观上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更准确的描述是，对中国设置一个防卫圈。”杜继锋相信，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根本性损害。因为虽说美缅开始接触，但要完全恢复关系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中国在缅甸的战略安全利益，也不会受到美国介入的影响，而中国在缅甸境内的油气管的安全，更多地取决于缅甸国内政局的影响，如果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冲突越演越烈，或将对油气管产生负面影响。

　　缅甸搞大国平衡　不会倒向西方

　　“缅甸一直懂得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杜继锋告诉记者：“跟西方关系恶化期间，它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之间搞平衡。现在跟美国关系解冻，于是加了一个西方，继续搞平衡。”

　　他认为，缅甸这个大国平衡策略是不会变的，但侧重点可能会变──以前更多地倾向中国，以后对中国的依赖或会有所下降，但是完全倒向西方，是不可能的。

　　中国需要调整对缅政策　发展民间外交

　　至于中国可以如何应对，杜继锋指出，继续发展中缅关系这个大基调不能变，不必因为它跟美国来往就对它另眼相看。

　　“关键是要调整对缅政策。”他说：“以前中国比较注重跟缅甸的官方外交，不太重视民间外交。以后或许可以更加注重这方面，比如跟昂山素季拉拉关系，跟缅甸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联系，或者跟普通老百姓做一些卫生教育等合作项目，促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对中缅关系的长期良好发展必将有所助益。”▲◆★●■☆


中国贫富标准线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
http://bbs.msn.com.cn/viewthread.php?tid=873122&extra=page%3D1%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filter%3Dall

    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

    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

    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

    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

    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

    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

    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

    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下面是刚颁布的《中国贫富标准线》，看看我们生活在哪个层次？

超级大富豪：年收入在5000万以上

         大富豪：年收入在1000—5000万之间

           富豪：年收入在300—1000万之间

           富人：年收入在100—300万之间

        高产者：年收入在30—100万之间

        中产者：年收入在15—30万以上之间

        低产者：年收入在8—15万之间

          穷人：年收入在3—8万之间

      很穷的人：年收入在1万—3万之间

    非常穷的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

  穷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年收入在1000—5000元之间
   
                   这些数字背后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这是援引2010年12月2日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财富市场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长了约28%，达到5.4万亿美元。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怎样逼近了红线呢，它在当下的中国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可以用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体现出来。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告诉我们，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国际公认的标准，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2006年上半年仍是有增无已的势头。也许普通的中国民众看不懂基尼系数的高低与贫富差距的关系。那么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权威机构的数据更能使我们了解中国贫富的差距。

    亚洲开发银行报道，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每天不到两美元的生活费，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还是高估了中国贫困线下的人民生活。668元，是199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满足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最低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668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日收入1.83元，每顿饭的开支是0.61元，以当前的物价，只能吃到一碗面条的六分之一，这前提是收入全部用来吃饭。要知道，孩子的学费和农药、种子及看病等等的开支占到了农民总支出的80%左右，剩下的饭费就是0.12元，这就是贫困人口一个人一顿饭的消费。

    一方面是中国农村和城市占大多数人口的的赤贫，另一方面则是占中国人口不到20%的富人阶层的巨富。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数目为23.6万人。而这些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请注意，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些仅占中国总人口0.02%的人，占有了相当于200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财富的70%，而中国总人口99.98%的人，却仅仅占有相当于该年中国国民生产总量的30%。在2003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而同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量的10%。2005年5月在深圳发布了最新的《新财富》杂志中国大陆500富人榜。本届富人榜显示：财富集中的速度明显加快，500富人的财富总额从5000亿元猛增至6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幅达20%。上榜者平均财富11.9亿元，比上一年上榜富人平均财富高出19%。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穷人和富人生活的显著反差。
    你如果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住一段时间，你会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与悲凉……

    在中国的其他农村地区，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却因贫困而不得不在毫无安全可言的地方出卖苦力，在那些事故频发的煤矿、烟花爆竹加工厂以及毒害超标的各种加工厂卖命的也都是农民。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引发恶性事件，众所周知的安徽、河南、内蒙古的那些艾滋病高发区，卖血曾是农民感染该病的唯一途径。而农民之所以卖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贫困！为了活命，他们以无节制的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职业卖血者”。

    中国大多数下层民众的赤贫在2008年7月郑州一位母亲为儿子偷肉吃的事件中再次暴露出来。2008年7月10日上午，郑州市特巡警二大队接警称，在伊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东一家双汇连锁店内，抓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是中年女子，偷窃特很别，她进店转悠了有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当走出门时，店员看她裤裆鼓囊囊的，就跟过去拉住了她并把她扭送到公安局。经民警调查得知，该女子是位母亲，孩子在高中上学花了好多钱。她说家里很穷，孩子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又没有钱买，但还想让儿子回家能吃好一点，才想去超市偷这些东西。就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因，让她当了一回小偷。怕自己被曝光后，儿子没办法正常生活她用撞墙来“反抗”。这个发生在郑州的令人心酸的偷窃和母爱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故事。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令人欣慰的是，在情感与法律的博弈中，警察选择了“无罪释放”，超市选择了不加追究，而全社会选择了无语的同情！

    一方面，是数不清的穷人在贫困线下挣扎；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之后的中国大陆，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居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一位住在北京的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翠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其规模将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客户群。

    在中国的富豪中，以潘石屹、王石、任志强为代表的大地产商人占了大多数，他们的豪富建立在高额的房价之上，是城市贫民的头号敌人。其次，令全中国人民气愤的富豪们还是**和企业的高官们。他们在落网前在新闻媒体上都有光辉的形象，手捧《邓小平文选》，大谈特谈**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背地里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本应该属于人民的财产。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以及广东的谢鹤亭(国企总裁)、陕西的周长青(国企总裁)、湖北的金鉴培(**高官)、重庆的张宗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级)、吉林的蔡豪文(交通局长)等等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在澳门豪赌一夜会输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国人是傲慢的，但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却把中国富豪当成主要的客源而优礼有加。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湖北省省长张国光等等也都拥有足够他们儿孙花上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惊人财富，这还不算已经挥霍和转移的财产。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签一个条子就收受贿赂款4000多万元，前后不过几分钟，这样的致富速度令所有的企业家和明星们都望尘莫及！有学者研究认为，真正的“富人”是靠权力寻租来敛财致富的，那些本份的民营企业家和明星们并不是主流。

    看看最丑恶的中国官员型富豪的生活吧。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逃到美国后，在纽约的繁华地段购买了至少5处超豪华住宅，价值连城，可与皇宫媲美，花钱出手之阔绰，连美国的大亨们也瞠目结舌。河南省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逃到新西兰，当地的报纸说他连厕所都用黄金装修，每天喝人奶，每顿饭的开支达几千美元，是当地最富有的大款。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行长高山，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逃到了加拿大！当地的媒体说他“富比王侯，情妇多达几百人，花钱疯狂的程度无人能比，奢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把40亿元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并顺利出逃，在国外享受着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包养的情妇，雇佣的打手、保镖和厨师有几百人之多。他去珠宝店为情妇购物，半天之内就花了500万美元，当地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惊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


中国科研经费怎能像“小金库”？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1/12/111215_coc_researchgrant.shtml

 2011年12月15日 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已经成为新问题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警示。(1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

高校不是腐败的“免疫区”，只要有条件有可能，同样会发生腐败。据了解，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已经成为新问题：教授们在科研经费支配上不乏混乱现象，一些课题经费直接变成了个人收入，而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链条上，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器采购人员……可见，腐败的土壤已经是相当“肥沃”了。另据报道，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项目之外的科研经费，无疑就是腐败经费。

科研经费，顾名思义，就是用在科研上，与科研无关的，绝不能乱花一分钱。但在现实中，却是很难保证科研经费不被利用。科研经费没有花在“正道”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则在于不透明，科研经费像“小金库”，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管不严，又不透明，而且科研经费的数目又很大，这自然难以抑制腐败的冲动。

对于科研经费的监管实在是太松懈了。一个学院会计，可以贪污9年，可以贪污97万余元，可以涉案达106笔之多。如果监管严一些，怎么会使其如此疯狂？

贪污科研经费，当然是犯罪，但惩罚几个人，又如何能够形成震慑力？科研经费被贪污了，自然也就无法用在科研上。或许正因为科研经费使用的歪门邪道，才使导致诸多的“黑手”会伸向科研经费。

当科研经费始终处于一片乱象，不仅会害了科研，害了教授，更会使我们离诺贝尔奖遥遥无期。

科研经费像“小金库”，是将经费处于黑暗状态，进行暗箱操作。要想科研经费能够花在科研上，那就先让科研经费透明起来，无论是申报，还是过程花费，就像公开“三公”消费一样，一笔一笔都要公开透明。

科研经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权知道是如何花费的。不透明，是不可能防止腐败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中国学者炮轰科研经费分配体制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9/100905_china_scholar_fund.shtml

《科学》杂志2010年9月3日出版的周刊  两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科学》周刊上。

两名分别来自中国北大和清华的教授最近联合撰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英文《科学》杂志（Science）上，对目前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提出批评。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文章中说，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是科研体制和科研文化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文章指出，来自中国政府部门的的巨型项目，经费从几千万到几亿元人民币，但是申请过程与科学优劣并无多大关系，更关键的是“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

文章称这些官员和科学家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批评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压抑了创新，培养了搞关系的科研文化。

文章还透露这种潜规则文化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和作研究或培养学生。

这两名学者也意识到要改变这样的体制所面临的阻力，称“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的改革”，另外还有部分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因此选择了沉默。

文章最后呼吁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清楚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著名的《科学》杂志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该协会建于184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科学组织，成员由超过12万科学家和机构组成。
反响

这两位学者所撰写文章内容，经中国《科学时报》报道后，立即在许多网站和博客上转载，引发网民的很大反响。

有网友赞扬称他们“说出了中国有良知知识分子的话”。

也有网友评论说“这仅仅是科研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个别人认为他们的文章是在“揭中国的短，为自己搏好名。”

不过，绝大部分的网民认同他们指出的问题，其中有人认为只有从政治体制加以改革才能解决科学界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