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孔庆东宣布普京获孔子和平奖 称美国是流氓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2/09/1561404.html

 美国之音 2011-12-09：中国官方否认的孔子和平奖9日如期举行第二届颁奖典礼，今年授予俄罗斯总理普京。去年该奖颁发给了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两次颁奖仪式上获奖者均没有到场。

孔子和平奖评委会由16位评委组成，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名列首位。去年孔子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谯达摩，今年成了评委会主席。

孔庆东在颁奖仪式上宣读了普京获奖的理由。他说，普京在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期间，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福祉。特别是，他在2011年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

孔庆东在发言中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方面赞扬普京，一方面对美国进行了抨击。他说：“美国是流氓国家、强盗国家。美国破坏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和平。这个世界上有美国就没有我们的和平。所以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跟这个流氓进行斗争。”

孔庆东：东亚和平是打出来的

在这个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上，孔庆东说，东亚60年来的和平就是打出来的。“这个和平是哪来的呢？是当年抗美援朝一仗我们打出来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今天都在享受着这个和平。”

孔庆东说，孔子和平奖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和平的理解。他批评诺贝尔和平奖“变味了”。他说：“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其实是有点变味了，颁给了几位不应跟和平沾边的人，所以现在世界上对诺贝尔和平奖有比较大的非议。”

去年孔子和平奖得主是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由于连战没有到场，评委会象征性地把10万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6.3352元人民币）奖金和奖状颁给一名六岁北京女孩儿。今年，组织者把颁发奖金改为颁发镀金孔子雕像。今年的得主普京也没有到场，由几名俄罗斯留学生代为领奖。

谯达摩说，孔子雕像将通过俄罗斯驻华使馆或其他途径转交普京。他说，去年的奖金仍由第一届评委会主席代为保存。第二届孔子和平奖由今年10月刚刚成立并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主办。谯达摩是该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三妈事件”的主角便是孔庆东。11月7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打电话要求对他进行采访，孔庆东当即回答说，“去他妈的，我才不接受你们汉奸媒体的采访。”当天，孔庆东在微博上披露了此事，并又多加了两个骂。这位教授的粗口随后引起轩然大波，使学生分成了“倒孔”和“挺孔”两派。

今年的其他几位候选人包括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南非总统祖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去年的候选人当中有三人仍是今年的候选人。他们是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北京认定的第11世班禅喇嘛、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


美前高官大放厥词：几颗水雷重创中国经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933

    2011-12-9：当中美“G2”、中印“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的热门话题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12月5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刊登布热津斯基专访。在他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一个国家想成为全球性大国，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布热津斯基说。

　　至于中美两国价值观的对比，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传播开来，是因为发出的信号告诉人们可以很快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也告诉了世人这一点，因此在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中国模式。

　　不过，早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布热津斯基表示，中国有基础设施和中产阶级，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拥有平稳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地获取信息，以及公民自由表达的另一政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所谓的21世纪良性社会。而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虽然有民主，但对社会的公正关注程度还不够。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状，迫使它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能走美式民主之路，否则可能将面临苏联解体的后果。对此，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在保证国家共识成为最重要的国策上做得很好，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让大多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以后，这是否能满足每个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到时会有更多人希望拥有政治权利。现在中国的共识在于过去20到30年之间的进步的确使得大部分人从中获益，而不是被伤害。

　　如今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布热津斯基认为，当前世界处于一个任何战争、尤其是当敌对双方都有核武器而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的摩擦都应该避免。中国政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目前和平崛起还是主调，希望能持续下去。

　　针对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热津斯基表示，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最安稳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不要购买，总会有其它人购买的。”

　　布热津斯基继承了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访问中国，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华国锋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毛泽东接待基辛格。

　　作为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布热津斯基说：“几颗老式水雷即可重创中国经济”

　　南方人物周刊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新书《大棋局》中写到，本书献给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造就明天的世界。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萨缪尔·亨廷顿……

　　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的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

　　尽管已经83岁，但他的手跟鹰爪一样，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绝不离开你，像盯着猎物般锁定你--这个人锐利的目光曾经无数次地穿过谈判桌，一丝不漏地传达到对面。勃列日涅夫、邓小平都曾是桌子对面的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是：“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虽然在冷战时代成名，但他的理论在新时代随之更新，并且被现实政治所印证。从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和盟友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布热津斯基的痕迹。”

　　地缘政治的古典主义大师

　　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在英语里发音极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为欧洲出生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把名字改得美国味更浓一些。

　　他经常拿名字的发音开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个生在国外、让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拼出名字的外国人居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协调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包容与开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则认为：正因为出生地的关系，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感觉更为强烈。

　　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任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国霸权设置了额外和重要的障碍。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波兰贵族的后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游历。他的父亲驻德国时，纳粹党开始发迹，随后他们一家转驻苏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转驻加拿大时，二战开始了，他们的祖国从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当硝烟散尽，老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拒绝回到波兰，他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回到苏联羽翼下的祖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或许是这种流亡者的经历，布热津斯基对于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东欧流亡者的后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一直坚信苏联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苏联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

　　1968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当他从学者转型为政治人物后，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在苏东地区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派实力是他大力推进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开创的对苏思维。尽管是民主党人，但他从来不忌讳提出对苏联的遏制策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这与基辛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并且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贯彻。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他一直认为，输出民主应该是美国国际战略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维持地区稳定对于美国的重要--如果埃及实现民主，那么极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友好的组织。

　　对于街头民主运动，布热津斯基认为，亲民主运动的关键是团结。他的分析是：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转变，又以其他形式，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机制化。它必须反应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葛莱米克教授又是老于世故、精通民主。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我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加到抗议人群中，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就会开枪。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热津斯基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

　　说到底，美国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称霸是为了什么？”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

　　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反问：“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在地图前分析指点江山成为他极大的乐趣。他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地图，就能明白他们的外交政策。”

　　布热津斯基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作为一名冷战时代成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核威胁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他就指出：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主要包括3点：第一是全球政治觉醒，全人类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以来的统治权；第三，出现了全球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3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他认为，“9·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犯下的错，今天仍在修补。因为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被极大削弱了，这些反而将本·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

　　2002年8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他提出：战争是一幢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耍个人脾气、处于蛊惑人心认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就越发不可预测。

　　早在伊战开战前，他就已经提出了绝大数人忽视的问题--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他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于巴以冲突，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就表现出对犹太社团的并不友好态度，被美国媒体视为是美国反犹势力的代表。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大师和美国归化者，美国人的世界观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和老练的思维与心态。

　　在他看来，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

　　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奥运会之前，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中国一些领导人对他表示，很担心台湾会干扰奥运会。他的回答是：“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找达赖喇嘛谈一谈。”

　　他继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去中国走一趟，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他见到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布热津斯基可引以为荣的是，中国领导人隆重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苏联塔斯社则攻击他，在美国官员中只有他积极唆使中国反苏。《纽约时报》倒是透露了另一个信息：美国悄悄答应向中国出售用于地质调查的红外线航空扫描仪，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仪器。

　　在出访中国时，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剧上演的是传统剧目。他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着变化。

　　访问中国时，他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第二年，邓小平到了美国后，布热津斯基专门在家设便宴招待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苏联伏特加（苏联驻美大使所赠），告诉邓小平，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邓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在白宫的欢迎宴会成为邓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格调最高的一次，并由电视现场直播。

　　3年之后，当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乐道那晚的场景。

　　邓小平专门要求要与卡特进行单独私下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手。不过，早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他就冷静看出中国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罗斯恢复元气、正在创造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组合--不像老的中苏同盟那样直接公开针对美国，而是一致的地区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开声称的）钳制美国过长羽翼的企图驱动。中国在静静地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体，美国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谋减少美国在后“9·11”时代入侵阿富汗后在中亚发展军事的存在。在中东和非洲以及发展中的中国与巴西经济关系中，都可以感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计划中，远东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的崛起不可忽视。

　　他曾经观察过中俄边境的对比：“如果你去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有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逃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专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标志。然后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iPod，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中国人都在大口吃饭，环顾餐厅，墙边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他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当“G2”、“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议题时，布热津斯基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国际大棋局”当中，对于中国和远东方面，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增强军事力量--在其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防御设施融为一体，重点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另外还应该督促日本发展一支能执行特殊任务的精锐打击部队，用于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动。日本宪法虽规定军事作用限制在自卫范围内，但促进全球和平应该理解为与日本宪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国还应该建立正式的军事磋商机制，产生信任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问题。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会议室门上的告示显示：这里正在召开一场有关全球经济格局的讨论。

　　老兵虽老，但没有隐去。

　　“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

　　人物周刊：在奥巴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撤军之后，美国如何在这片被你称作“全球巴尔干”的地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撤兵的那几个国家中，政权自身的强大有效以及可信性。伊拉克有自己内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富汗也有注定持续的矛盾冲突。只有假以时日，我们才能看出美国的撤兵是否为这些地区留下一个有希望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

　　人物周刊：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您提出了美国面临的20个难题，并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见证了这些预言的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表现，最多只能缓解，无法克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布热津斯基：资本主义以前和未来一直都存在危机，但在有人证明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存在之前，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以最高生活水准的系统。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依然是一个谜题。

　　其次，资本主义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当中，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和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试图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文革和大跃进，这些是伟大的成就还是糟糕的错误？中国现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代表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占主导？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实践而得到答案，在理论上进行争辩意义不大。

　　人物周刊：您认为民主制度将制约美国使用武力，但在小布什8年的总统任期里，美国为何四处大量使用武力？

　　布热津斯基：你不能说这是大量使用武力，虽然这并不对，但是我们派遣远征军到伊拉克、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两者都只是相对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以毁灭性的方式赢得战争，理论上来说美国本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任何国家，但却不情愿地使用了手术般的进攻。

　　人物周刊：您曾在1998年接受一次法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群闹哄哄的穆斯林，不存在全球穆斯林运动，之后在2006年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还提到，布什刻意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今“9·11”已经过去10年，本·拉登已死，您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去向何处？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某方面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有着16亿信众的宗教，如果把它全放在一个框框里，会是一个严重的曲解。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众多威胁中的一个，不能忽视地区性冲突，比如，如果朝鲜对韩国进行攻击，事态恶化之后会把美国也牵扯进来，我并不认为你可以把任意一个威胁称之为最严重的一个。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反恐战争？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它虽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同样严重的冲突，例如伊朗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还有印巴冲突，甚至是中印之间，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很多。

　　人物周刊：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这早于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间6个月，苏联也因此被拖入了如美国越战般的长达10年的战争泥沼，您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联于1989年撤军后，那里的民兵摇身一变成为了“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这是否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培养”了本·拉登和他的组织？

　　布热津斯基：不，这完全不能说明。我认为你把一件时间跨度长达15年的历史事件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事实上因为帮助苏联压迫下的阿富汗，我们得到了穆斯林世界以及非穆斯林国家的帮助，其中也包括中国。

　　塔利班在10年后出现是因为当苏联人走了之后，国际社会彻底放弃了已经被残酷的战争摧毁的阿富汗。本·拉登在1991年开始对抗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在老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进入中东国家，将伊拉克人赶出了科威特，就是那个时候，他发布了宗教声明，号召穆斯林们对抗美国，因为他觉得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出现是对穆斯林的侮辱，还有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插手太多，这些解释都跟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圣战者们没有任何联系。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现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革运动，这是否出乎了美国的预料？埃及、叙利亚、沙特都是地区性大国，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变化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布热津斯基：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还有突尼斯的情况均不相同，如果单一地去分析这个复杂的地区是相当危险的。这场变革会影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后果将会是消极的。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战略学者，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掌控足够有用的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信息过量会变成智慧决断的障碍，因为你已无法分清信息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信息已经足够，还有什么时候信息已成为下判断的障碍。

　　人物周刊：中国崛起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您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那么哪些因素妨碍了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布热津斯基：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人物周刊：具体而言，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将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在这里无法给出金融方面的建议。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最安稳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不要购买，总会有其它人购买的。

　　人物周刊：中国一直在提倡大国和平崛起，但当我们回看历史，似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免不了摩擦和碰撞，如今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周边国家的敌对情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您所认为最为可怕的结果，也就是民族主义的盛行？

　　布热津斯基：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都会经历民族主义兴盛的阶段，但是政府的职责不就在于制定一个不让自己国家利益受损的国策吗？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任何战争、尤其是当敌对双方都有核武器而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的摩擦都应该避免。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目前和平崛起还是主调，我希望能持续下去。

　　人物周刊：您提到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这点中国似乎做了一定的努力，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状，迫使它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能走美式民主之路，否则可能将面临苏联解体的后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保证国家共识成为最重要的国策上做得很好，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让大多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以后，这是否能满足每个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到时会有更多人希望拥有政治权利。现在中国的共识在于过去20到30年之间的进步的确使得大部分人从中获益，而不是被伤害。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式价值观能否在国际上具有传播力？美国式价值观为何能够席卷全球？

　　布热津斯基：美国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传播开来，是因为发出的信号告诉人们可以很快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也告诉了世人这一点，因此在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中国模式。

　　你们有基础设施和中产阶级，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拥有平稳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地获取信息，以及公民自由表达的另一政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所谓的21世纪良性社会。

　　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虽然有民主，但对社会的公正关注程度还不够，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进行纠正。我们不能宣称自己的系统式完美的，那么就让我们互相祝愿吧。来源: 综合▲◆★●■☆


中国政务微博切忌“自言自语”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112/t20111209_167739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1-12-09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发表题为“‘上海发布’更需真诚容忍”的文章，作者：陈迎竹。全文摘编如下：

　　好久以前有个故事，说有个沿街兜售的菜农，因为自家种的菜卖相不好卖不出去，处境堪怜，这时遇上个老外，相询之下，就在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把菜农的产品以“有机”的名义向西方国家传播开去，很快就让老农见证了奇迹。

　　这个故事有好几层涵义，其中之一是网络力量的影响。最近，上海也上演了这么一个正面温馨感人剧目的新版本，主角正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开办的官方微博。

　　这个叫做“上海发布”的政务微博在上月底开通没几天，就发布了一则鼓励市民去买卷心菜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效应。

　　原来上海市郊菜田里的卷心菜最近多到卖不完，让菜农很头痛，市民却不知道这事情。经过微博一吆喝，奇迹果然出现，一个周末，超市卖场里的卷心菜短时间内卖个精光。“上海发布”随即又发帖感谢吃菜人。

　　自从微博这一网络工具一年多来迅猛发展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消息互通，意见分享，行动串联，同情与互骂，24小时在进行着。

　　社会全方位的互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自对政府的不满。

　　政府不是无动于衷。几乎在同一段时间，政府也开始在围堵监控之际，主动或被指示而被动地应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陆续开通了这一项网络工具，作为对民生课题关注与服务的用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例如交通动态、气象信息乃至警务与治安工作等。

　“上海发布”一发布就引起极大的回响，累计已经超过百万粉丝。

　　粉丝累计的快而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发布的消息多，除了为菜农产品找出路，也包括各种民生相关的课题，以及政策解读、温馨提醒等等，并且推出官方在线上“现场”回答询问的微访谈。至今为止一天平均二三十条微博。

　　集合了多个公家部门的微博平台使得“上海发布”更加具有可看性，至少对民众来说，关注一个微博就可以同时了解各方面的上海官方信息，而不必多方面查找。

　　和以往的政府网站比起来，微博的发布更快更频密，对民众也更实际。

　　值得关注的是，微博特点之一是立即面对反对意见，尖锐刁钻苛责怒骂的言论能不能存在、会不会被删，关系到市领导的胸襟，如何回应也能反映高层的智慧。

　　电子科技改变了媒体的形式，也改变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方式，不但不能再想象拳打脚踢、颐指气使，反而要想方设法提升对民众的服务素质。

　　但是时代同样改变了人民的要求，仅仅日常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的服务，不再是现代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关心的全部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这些事务只是现代化政府的基本功，做好是应该的，在此之外，政府如何对待人民的权利，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才是最可能在网络上引起争议的事。

　　台湾有媒体以“自言自语”形容北京、上海等地开设的政务微博，固然戏谑，但是，充满互动功能的网络工具，如果仅仅是因为政府要“占据舆论高地”而开设，在内容和态度上却一如既往，避讳、禁忌、害怕，长期下来，也只能沦为众多平庸或无感的媒介之一。民众固然会用来获取政府信息，却不会指望从中了解社会和政策背后的真相，也不指望发出最真诚的意见，政府也不能从中体会民众最真实的情感与想法，那不是官方自言自语的平台又是什么呢？▲◆★●■☆


中国政务微博切忌“自言自语”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112/t20111209_167739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1-12-09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发表题为“‘上海发布’更需真诚容忍”的文章，作者：陈迎竹。全文摘编如下：

　　好久以前有个故事，说有个沿街兜售的菜农，因为自家种的菜卖相不好卖不出去，处境堪怜，这时遇上个老外，相询之下，就在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把菜农的产品以“有机”的名义向西方国家传播开去，很快就让老农见证了奇迹。

　　这个故事有好几层涵义，其中之一是网络力量的影响。最近，上海也上演了这么一个正面温馨感人剧目的新版本，主角正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开办的官方微博。

　　这个叫做“上海发布”的政务微博在上月底开通没几天，就发布了一则鼓励市民去买卷心菜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效应。

　　原来上海市郊菜田里的卷心菜最近多到卖不完，让菜农很头痛，市民却不知道这事情。经过微博一吆喝，奇迹果然出现，一个周末，超市卖场里的卷心菜短时间内卖个精光。“上海发布”随即又发帖感谢吃菜人。

　　自从微博这一网络工具一年多来迅猛发展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消息互通，意见分享，行动串联，同情与互骂，24小时在进行着。

　　社会全方位的互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自对政府的不满。

　　政府不是无动于衷。几乎在同一段时间，政府也开始在围堵监控之际，主动或被指示而被动地应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陆续开通了这一项网络工具，作为对民生课题关注与服务的用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例如交通动态、气象信息乃至警务与治安工作等。

　“上海发布”一发布就引起极大的回响，累计已经超过百万粉丝。

　　粉丝累计的快而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发布的消息多，除了为菜农产品找出路，也包括各种民生相关的课题，以及政策解读、温馨提醒等等，并且推出官方在线上“现场”回答询问的微访谈。至今为止一天平均二三十条微博。

　　集合了多个公家部门的微博平台使得“上海发布”更加具有可看性，至少对民众来说，关注一个微博就可以同时了解各方面的上海官方信息，而不必多方面查找。

　　和以往的政府网站比起来，微博的发布更快更频密，对民众也更实际。

　　值得关注的是，微博特点之一是立即面对反对意见，尖锐刁钻苛责怒骂的言论能不能存在、会不会被删，关系到市领导的胸襟，如何回应也能反映高层的智慧。

　　电子科技改变了媒体的形式，也改变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方式，不但不能再想象拳打脚踢、颐指气使，反而要想方设法提升对民众的服务素质。

　　但是时代同样改变了人民的要求，仅仅日常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的服务，不再是现代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关心的全部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这些事务只是现代化政府的基本功，做好是应该的，在此之外，政府如何对待人民的权利，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才是最可能在网络上引起争议的事。

　　台湾有媒体以“自言自语”形容北京、上海等地开设的政务微博，固然戏谑，但是，充满互动功能的网络工具，如果仅仅是因为政府要“占据舆论高地”而开设，在内容和态度上却一如既往，避讳、禁忌、害怕，长期下来，也只能沦为众多平庸或无感的媒介之一。民众固然会用来获取政府信息，却不会指望从中了解社会和政策背后的真相，也不指望发出最真诚的意见，政府也不能从中体会民众最真实的情感与想法，那不是官方自言自语的平台又是什么呢？▲◆★●■☆


田纪云回忆万里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36235.html

     天愚 2011-12-09：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使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七、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出色地抓了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错误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这种深切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做出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大包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若干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去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万里同志今年已九十高寿，我衷心祝愿他寿比南山！（责任编辑　杜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