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哪些风险
http://qnck.cyol.com/html/2011-11/30/nw.D110000qnck_20111130_1-29.htm

本报记者 白雪 黄昉苨 《 青年参考 》（ 2011年11月30日29 版）
11月24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在时代大讲堂发表演讲。
摄 王长宇

    富于观察力的人很难忽视中国宏观经济的细节：

    港口和物流是判断中国经济体温最灵敏的器官。最新发布的交通运输统计数字显示，1至10月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6%，10月的单月港口吞吐量较上月下滑0.7%，一些物流企业又开始“吃不饱”。

    用电指数清楚地描摹出开工图景。今年以来，各季度用电量增速基本在12.3%至11.9%之间波动，是2007年以来各季增长“最平稳的一年”。

    在经济大热的年份，上述数据的增幅突破20%或30%并不罕见，但现在整个经济面临着“变冷”的忧虑。人们极为关心，整个经济增速会不会低于9%，甚至低于8%？宏观经济到底面临哪些挑战？

    11月24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来到在北京举办的“时代大讲堂”，解读了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与宏观调控的挑战。

    “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张晓晶表示，速度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特别是对国家管理者来说，“破9”、“破8”并不需要过于忧虑。关键问题是要把结构调好，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

    他解释说，经济总是波动的，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上行状态，只是在过程中遇到了内外因素的阻力。此外，考虑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WTO红利缩减，资源能源限制，再加上减排承诺等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意味着，人们不应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期待过高，“有可能当前增速的下滑和整个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存在某种重合。增速稍微低一点，没有什么不好”。

    张晓晶强调，目前衡量增长的参照系不应是过去30年间的经济增速。我们是站在“十二五”开局年，是对注重增长质量、经济应减速达成共识的阶段。“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增长没那么快。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以3%的增幅持续了100年。因此，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市场总是敏感的，一些企业家期待国家放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

    在张晓晶看来，即使放松货币政策，很多问题一样解决不了。“问题不在于信贷总量而在于信贷结构。说白了，放松之后，谁能拿到信贷？中小企业拿得到吗？”

    “房地产商倒了，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不是系统性风险”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为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调。11月中旬以来，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就未来宏观调控取向进行“预热”，绕不开保持经济稳定、扩大内需、解决中小企业生存难等话题。

    张晓晶认为，明年宏观政策应该在今年“稳增长、抑通胀、调结构”的“三维”基础上转为“四维”，要加上“防范金融风险”。

    他表示，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关注各种渠道流入市场的资金带来的社会总杠杆率的变化，所谓金融“创新”的存在不容忽视。

    据了解，多有机构通过正规银行系统获得信用额度后，再拿去放贷，以此获取利差。而当过多的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势必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还会提高泡沫风险的传染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总杠杆率问题。

    11月1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各项工作。

    在张晓晶看来，所谓的金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合理性，因其补充了国有银行体系，也解决了很多企业的生存困境，但由于缺乏监管，风险很大。“这些民间机构如果合法化，真正受到监督的话，总杠杆率的风险会下降。”

    防范金融风险还包括房地产信贷风险，这也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张晓晶分析称，目前房地产商贷款加上老百姓贷款约10万亿，约占整个银行体系贷款的20%。但也有一种说法，还有近10万亿的贷款通过迂回的渠道进入了房地产业，也就是说，房地产业的信贷风险可能翻倍。在此基础上，市场能承受房价下跌到何种程度？房地产与很多经济环节相联，房价下跌的风险较大。而这一风险与个人抵押贷款关联较小，与政府关联很大。当前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房价下跌影响到经济增长，而地方财政、国有银行体系都会面临考验。

    不过，由此推论“政府会救房地产商”，在张晓晶看来站不住脚：“房地产商倒了，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不是系统性风险，但银行倒闭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很大。因此一旦面临风险，银行是可以救的，房地产商是可以不救的。”

    张晓晶指出，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不容忽视。虽然只要有优质资产，“借钱不怕还不上”，再加上地方政府还有相对稳定的地方税收，从长期来看不会出问题。然而，目前财政体系架构并不适合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也就是说，当城市化发展到现阶段，太多公共事业要花钱，地方缺乏多元的融资手段。因此未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重构和进行金融创新，都要注意解决地方融资和城市化融资的难题。

    “很多人都想绕开结构改革，把结构改革一推再推。但从长期来看，结构改革无法回避”

    当下如何推进结构改革，是对中国最难的“考题”之一。在张晓晶看来，尽管已有一些迹象表明“调结构”的力度，但还远远不够。西方经济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办法值得借鉴，比如打破各种垄断和减税。

    1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援引国家发改委人士言论称，中国政府正就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两家主要固话运营商涉嫌垄断的问题展开调查。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中国政府“针对国有企业展开的罕见的高调行动”。

    张晓晶表示，当年的美国也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太多的利益集团在反垄断战争中较劲，但最后仍是从航空、电信、铁路等领域一一突破，“一定要好好学学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破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张晓晶曾和科研团队去一些城市调研，这些地方有很好的旅游资源并以此闻名，但当地政府并不以发展旅游业、服务业为重，仍强调“工业立市”。他指出，目前增值税改革扩围到现代服务业，让地方上产生调结构、转方向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尝试。

    他还指出，在一片呼吁减税的声音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政府收到的钱是如何安排支出的，老百姓并不很清楚。未来收入分配如何进行平衡，要素价格改革如何推进……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将把中国的改革向深水区推进。

    “很多人都想绕开结构改革，比如今天要面对保增长，明天要面对金融风险、后天是通货膨胀，把结构改革一推再推。但从长期来看，结构改革无法回避。”张晓晶说，“现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时代大讲堂”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及南亚分会联合主办，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协办，中青在线、中国平安网提供媒体支持。）▲◆★●■☆


蒙古国最新表态：北京惨遭背叛 中国腹背受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880

   2011-12-8：蒙对外关系与贸易部长赞达沙塔尔6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说，蒙古国希望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赞达沙塔尔在维尔纽斯召开的欧安组织第18次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说，蒙古国希望通过提升与欧安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合作水平，使该国成为欧安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赞达沙塔尔表示，加入欧安组织符合蒙古国的国家利益，而蒙古国也准备好通过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为欧安组织的发展作出贡献。

　　蒙古国于2004年成为欧安组织亚洲伙伴国。今年5月，欧安组织国际会议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就加强国际安全与合作以应对跨国威胁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赞达沙塔尔也曾表达该国希望加入欧安组织的意愿。

　　欧安组织的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目前有56个成员国，总部设在奥地利，其宗旨是促进欧洲地区的民主，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利益，建设法治国家。

　　北京惨遭背叛：外蒙转投欧美怀抱，中国腹背受敌

　　与自己的领国渐行渐远，并企图以小搏大，蒙古是在火中取栗还是引火上身?

　　据蒙古国对外关系部发布消息，该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恩赫赛汗28日会见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立陶宛常驻代表Renatas Norkus时正式提出希望加入欧安组织，同时他转交了蒙对外关系部长赞登沙塔尔致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主席立陶宛外长阿祖巴利斯的信函。

　　恩赫赛汗在会见时表示，欧安组织致力于保持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同时把保障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权、自由等作为基本目标，蒙古国希望该组织成为其“第三邻国”。

　　立陶宛常驻代表Renatas Norkus承诺今年12月举行的欧安组织部长会议正式答复。他表示，欧安组织将于11月派出代表团，就蒙古国加入欧安组织有关事宜与蒙方磋商。

　　中国的北方邻国蒙古国正用实际行动强化“第三邻国”外交政策。这个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亚洲国家，一方面积极推进与美日韩等国的“第三邻国”外交，另一方面也将上合组织、北约、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作为“第三邻国”外交推进重点，试图在平衡中俄两大邻国关系的同时，借助多边外交制衡中俄。

　　欧安组织从其成员构成、组织职能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缺失中国的联合国”。多年未能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蒙古试图加入欧安组织就是一个重要信号，即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更多地以欧安组织为依托切入中亚，欧安组织在中亚的潜能必然对中国长期所倚重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排挤和架空。蒙古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来源: 蒙古通讯社▲◆★●■☆


北京捐赠马其顿校车的前世今生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macedonia-school-buses/

何清涟 发表 于2011年 12月 5日 2011年11月，校车问题在中国两度成为新闻。

导致校车成为新闻的原因如下：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的一辆校车因超载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时间校车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批评指责声还未消散，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消息传出，正好外交部于10月下旬解密了一批档案，公布了1976年以前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的资料，于是网友用“援交部”来贬称中国的外交部，批评北京在校车问题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外交部倒也处之泰然，在11月28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洪磊称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是履行国际责任。

令中国人想不通的是：一个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中国援助？这“国际责任”之说从何而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2010年人均收入榜上，马其顿排第90位，人均收入为4483美元；中国排第91位，人均收入4382美元。

其实，中国援助马其顿自有缘由，所谓“国际责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台湾当年在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时期，与势头甚旺的北京在国际上争取“国际承认”的这段历史。当时，台湾在北京的强势挤压之下，为了争取“国际承认”而不得不开展饱受北京诟病的“金钱外交”，马其顿当年就是台海两岸竞相争夺的一只“香饽饽”。

马其顿建国历史不长，1991年11月20日该国颁布新宪法，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方才成为从原南斯拉夫宣布独立的4个共和国之一。1993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纳马其顿为联合国第181个会员国，国名暂定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993年10月12日，马其顿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时台湾由力主“台独”的李登辉执政，李希望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于是向为摆脱经济困局苦恼不已的马其顿政府许诺，只要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台湾会立即援助马其顿政府3亿美元现金，另外还将在马建工业园，投放10亿美元长期投资。 马其顿政府遂于1999年2月9日宣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北京绝不容忍这种双重承认（即承认“两个中国”），在马其顿宣布与台建交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与马断交。随后不久，中国罕见地使用了安理会成员国的否决权（大多情况下中国投弃权票），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个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延长驻军6个月。

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后的两年，不断面临北京的威胁利诱。终于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恢复曾中断的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此后台湾对其停止援助。这两年当中，台湾共给予马其顿1.5亿美元的援助（另一说法是1.7亿）。

我对十余年前发生的这一“外交事件”之所以印像深刻，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穷国用这种方法在台海之间渔利，先与台湾建交获取经济援助，尔后又在北京更大的诱惑下与台湾反目。马其顿当时之所以对台湾特别重要，估计源自这一因素：当时世界上共有28个小国承认台湾政权，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但马其顿从地理上看则是欧洲国家。对台湾来说，是其在欧洲外交的“突破”性进展；对北京来说，则意味着欧洲“失守”。是以马其顿成了台湾双方出大价钱争抢的“香饽饽”。

比较搞笑的是马其顿对自己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还说得冠冕堂皇。在与台湾建交时期，马其顿国防部长保诺夫斯基曾于2000年10月30日率领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并在访问期间与台湾国防部长伍世文签订谅解备忘录和国防合作备忘录。等到与北京私下沟通就绪，并准备派员至北京签署“复交”备忘录之后，又为自己丢弃台湾找了个台阶：2001年 5月下旬，马其顿外长米特雷娃趁履新之际表示，两年前与台北“建交”是个错误。

中国到底给了马其顿多少外援？遍查不获，估计北京将此视为“国家机密”，也要求受援方马其顿保密。毕竟北京一直在义正辞严地谴责台湾的“金钱外交”，作为备位“世界领导”的中国，又岂能以“金钱外交”为手段，与台湾争抢其他国家的承认？但从中国一向的行事方式来看，那些从2000年以来先后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塞内加尔、乍得等国，肯定都因与台湾“断交”而获得北京的补偿。

根据以上事实推断，洪磊声称援助马其顿校车是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并非虚言。从策略上考虑，当年让马其顿与北京“复交”的援助不可能一次性给足，必须细水长流，中方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估计就是在履行当年复交时的承诺。▲◆★●■☆


离开缅甸 希拉里下一站是朝鲜？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12/t20111208_167683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12-08 缅甸之行后，各方猜测希拉里的一下站有可能会是朝鲜。图为2010年希拉里和盖茨在非军事区拿起望远镜瞭望朝鲜。

　　中评社日前编译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题为《离开缅甸 希拉里下一站是朝鲜？》摘编如下：

　　12月2日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结束了她三天的缅甸之行，但这三日的历史性访问所带来的余波却一直在蔓延。除了缅甸将因此次时隔50多年的美国高级官员访问而发生的巨大变革之外，大家也在纷纷地猜测希拉里的下一站会是哪里。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称，基于当下的环境考量，以希拉里的下一站很有可能是朝鲜。

　　文章称，缅甸的情况向人们暗示了希拉里可能访问朝鲜的某些“可能性基准”：对新兴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渴望和拥护（包括释放某些政治犯）；重回2005年六方联合声明达成的无核化承诺的可能性；一个拥护美国干预政策的韩国领导人，以保护当局免受国会保守派的批评等等。

　　这些条件都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准入界限”。2000年10月，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曾在平壤与金正日会面，但那次会面是紧随着同年6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同韩国领导人金大中历史性的会面之后，那也是金正日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朝鲜被怀疑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浓缩铀项目，但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朝鲜已经违背了它无核化的承诺。因此，在朝鲜承诺放弃核项目的前提下，金大中支持美国同朝鲜恢复邦交，这对2000年10月克林顿当局同平壤的政治接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金大中同朝鲜的“阳光政策”却意外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是，金大中的政策承诺将会改变朝鲜，但事实上却加深了韩国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政治分歧；
    
    二是，紧接着朝韩两国领导人历史性的会面被披露是韩国贿赂金正日1亿美元才促成的。（事实上，会面还因朝鲜要确认资金转账成功而推迟了一天。）▲◆★●■☆


中国想不战而主宰东亚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12/t20111208_167687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1-12-08  德国之声中文网日前编发《标准报》专访文章，题为《中国想不战而主宰东亚》。摘编如下：

　　曾任台湾的国防部副部长的著名战略专家林中斌接受《标准报》专访，认为美国对华的强硬立场在于内政需要，不会长期持续。而北京的扩军和军演并非真要打仗，其战略主旨在于通过战争之外的手段主宰东亚，况且解放军这只老虎已经没有牙齿，只能对外舞爪。

　　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在奥地利《标准报》12月7日发表的专访中，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认为，关于美国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关系，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首先，严厉的外交常常是针对内政上的观众的。奥巴马总统想在明年连任，同时中国更换领导人。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邻国如越南、菲利宾、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都不是自动的美国盟友。相反，这些国家只是让自己得到保障。

第三，美国不仅有经济问题，而且苦于政治上停滞不前，因此美国的军事开支被大大裁减。对于太平洋地区而言，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的强硬立场可能不会持久。

第四，常常被忽视的是，北京有个圆滑的总体战略，其中一部分出自邓小平，他说过：我们与美国人谈判要很强硬，但是绝对不要中断关系。北京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其战略的其余部分旨在没有战争地主宰整个东亚，北京暂时还没有超出这个界限的野心。

　　据他分析，中国扩充军备的目的在于以防万一。北京试图用非军事工具实现其目的，即经济、外交、心理、文化和媒体手段。解放军的信条是：时刻准备着，但是尽可能不打仗。其背后的理念类似于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100年前所描绘的：说话要温和一些，但要携带一根大棒，你就会成功。因为北京的军事能力在增长，就可以明显更有效地投入非军事工具。如果观察美中两国的所谓紧张关系，这一点绝对不可忘记。这也适用于东南亚国家对北京的关系。

解放军是没有牙的老虎

　　林中斌认为，美国遏制或钳制中国的战略不会长期奏效。他说：但它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它会让中国领导人在今后的谈判中失去锐气。此外，不可犯过早抄袭美国的错误，这个帝国与以往的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能力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这会拯救美国的。或许它不再是天下第一，但是依然会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为可信的外交大国。

　　这位战略家还表示，美国人在观察中国时将中国看作一团浓雾，常常对事物作出错误的解释。中国军队的磨刀霍霍会很快停止的，只要将军们从一星晋升为二星。关系到分工，一些将军负责威胁，另一些将军负责策划。但是，解放军这个老虎早就被拔光牙齿了，邓小平只授予17名3星将军，江泽民授予79个。通过晋升，这个老虎嘴里无牙，只能在外交上舞爪了。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的海军演习时，他认为，在中国的战略传统中，关键是迷惑，而不是威慑。在西方，得尽可能时常展示自己的实力，在中国就没有必要。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邓小平送出首批52人敲开留美之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2/07/1559463.html

    中新网 于 2011-12-07  [导读]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原载《中国青年报》

 中新网 于 2011-12-07：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白宫草坪上的欢迎人群中就有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11月15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晞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1976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门接见52名留美人员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郭懿清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晞去负责操办。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他们把大衣脱下来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结果这些出国前购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样式颜色都一样，无法分清，出门时穿错了很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他准备了15套介绍留学美国的资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国地图之后，他决定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图书馆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阅。

一年后，唐占晞先后到其中几个城市出差，顺便想看看资料的使用情况。结果他发现，在一些图书馆，资料封面已被摸破，里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烂。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资料从来没人翻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资料非常珍贵，我们锁起来了”。

当时，唐占晞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晞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晞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100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30多个小时的飞行。

“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52个人时，唐占晞在心里嘀咕。

与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1949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也是在这一年，由唐占晞负责，中美之间中断了32年的富布莱特项目重新启动。经许国璋推荐、唐占晞面试后，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梅仁毅成为第一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今，当年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已经更名为培训部；曾为首批留美人员订做衣服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已经成为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场的一部分，不复存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晞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内蒙古原副主席刘卓志涉嫌受贿被审查起诉
http://news.sina.com.cn/c/2011-12-08/023023594177.shtml

    ■ 刘卓志简历

　　刘卓志，男，1953年12月生，原籍吉林双辽县，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4月入党。

　　1993年10月—1997年5月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

　　1998年9月—2001年8月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副书记；

　　2001年8月—2003年4月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

　　2006年5月 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盟人大工委主任。

　　2008年1月27日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2011年12月08日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涉嫌受贿案被指定管辖至北京，记者昨日获悉，该案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但最快也将在明年开审。

　　案发前负责牧区经济和住建

　　现年58岁的刘卓志出生于吉林省双辽市，2008年1月27日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去年12月15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案发前，其负责农牧业经济和农村牧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分管自治区水利厅、农牧业厅等。

　　去年12月23日，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今年1月6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北京通报，刘卓志案正在立案调查。当日，刘卓志被免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职务。1月14日，其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显示，刘卓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和礼金。其行为严重违纪，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决定对刘卓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报道曾遭环保人士举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刘卓志落马前，一些环保人士曾在网络上贴出《关于锡盟前书记刘卓志2001年起在锡盟渎职的举报》等材料。

　　材料称，2000-2002年，由刘卓志牵头组建的锡盟东乌旗造纸厂涉嫌侵占牧民集体土地、污染草原，引发牧民不满；2004年刘卓志支持重建乌拉盖水库，截断乌拉盖内流河水系，为一化工项目上马创造条件；2005年刘卓志支持西乌旗白音华煤矿和火电厂项目，截断高力罕河修建水库，廉价征用原属牧民集体土地并倒手获利等。

　　不过这些举报材料目前未获北京检方的证实。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而这也就意味着本案最快也将在明年开审。

记者今天获悉，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正在审查起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涉嫌受贿案，这意味着刘卓志将在北京受审。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省部级高官腐败案跨省异地审理，已是相对固定的司法惯例。

刘卓志今年58岁，他于2008年1月27日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农牧业经济和农村牧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他分管自治区水利厅、农牧业厅、林业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环境保护厅、扶贫开发办公室等部门。

去年12月15日，刘卓志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12月23日，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今年1月6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北京通报，刘卓志案正在立案调查。当日，刘卓志的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被免。1月14日，其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

今年7月份，中纪委通报称，中纪委对刘卓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刘卓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和礼金。刘卓志的行为严重违纪，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纪委、监察部审议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刘卓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了解到，刘卓志从2001年8月起，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后又担任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2008年升任自治区副主席。其在锡盟掌权8年，涉嫌犯罪的问题也集中在这8年。在刘卓志被抓前，他在锡盟任职时的两位副手和两位得力部下，相继被查办。

其中，锡盟原副书记蔚小平任职期间受贿近900万元，另有6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无期徒刑。今年1月，锡盟原副书记白志明被“双开”，其涉嫌贪污、受贿、非法占有占用公物、收受礼金、从事营利性活动等。去年11月6日，锡盟锡林浩特原市委书记牛志美被“双规”。

今年8月29日，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廉政教育大会，集中通报刘卓志、白志明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自治区领导指出，刘卓志、白志明包括之前查处的蔚小平案件，违纪违法人员职务高，违纪金额数量巨大，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干扰了锡盟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有消息称，锡盟煤炭资源丰富，适合大规模露天开采。刘卓志在任期间，大力发展能源产业，而能源产业的无序发展，也为官员提供了很多权力寻租机会。刘卓志等人的落马，和煤炭产业脱不开关系。

　　■ 案发时间表

　　● 2010年12月15日刘卓志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12月23日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 2011年1月6日刘卓志被免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职务。

　　             1月14日其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

　　目前，刘卓志涉贿案被指定管辖至北京，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多名部下已被查办

　　■ 链接

　　多名部下已被查办

　　就在刘卓志被立案调查前，他在锡林浩特市所在的锡林郭勒盟(下称锡盟)任职时的多名部下均已被查办。

　　公开的报道显示，2010年9月，锡盟原副书记蔚小平利用职务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牟取利益，因受贿900万元、另有6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等，被判无期徒刑。

　　锡盟原副书记白志明涉嫌贪污、受贿、非法占有占用公物、收受礼金、从事营利性活动等被“双开”。

　　锡盟锡林浩特原市委书记、案发时系自治区铁路重点项目协调办公室副主任的牛志美被“双规”。

　　而根据已经披露的案情，上述人员的落马，都与内蒙古矿藏开发等相关，如收受矿主贿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