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电信联通两巨头为何双双自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770

    2011-12-5：“电信联通两巨头涉嫌反垄断案”自11月9日曝光以来又有重大进展。电信、联通昨日在官方网站同时发出声明，称已向发改委提交要求“中止”反垄断调查的申请，并承认企业在互连互通以及价格上确实存在的不合理行为，同时承诺整改，将提升网速并降低宽带资费。发改委昨日证实已经收到两公司提交的中止调查申请，目前正按照《反垄断法》审理。(《新京报》12月3日)

　　回想一下电信联通被查这20天，真是一幕闹剧：在央视最先播发了反垄断调查的消息之后，工信部下属媒体《人民邮电》报立即对央视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央视报道是混淆视听，并同时否认电信和联通存在垄断。《人民邮电》报驳斥央视观点的报道见报后，又遭到了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反驳。真像一个具有战争场面的辩论赛：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可以想象电信联通两巨头定会如临大敌，上下动员开会传达精神，两巨头的高层们也定会忙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想方设法应对垄断处罚危机，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已导致两家公司股价大跌。

　　想不到两巨头挺了20天，终于扛不住，“阳痿”自首了。首先，两企业都承认了此前发改委指出的针对不同宽带接入商的价格歧视情况。自查中发现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价格管理不到位、价格差异较大。”电信和联通随后承诺，将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管理;实现充分互联互通。电信还表示，将梳理现有协议，适当降低资费标准。此外，还将尽快与联通、铁通等骨干网运营商进行扩容。由于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内的垄断造成用户市场资费难以下降的问题，两家公司也在声明中承诺，“十二五”期间，将大幅提升光纤接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电信还拿出了具体的实施时间表，“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价格下降35%左右，并立即着手实施。”此次主动声明，对通信运营商而言是痛苦的，失去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对用户来说喜悦的，上网可以省钱了，更方便了。

　　由于此案是我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生效以来，首例执法机构对具有行业垄断色彩的央企发起的调查，自曝光以来就受到舆论的极大关注。若要继续深查下来，不知这个“垄断”的窟窿到底有多大?其实在此次调查期间人们会发现，电信、联通已自乱阵脚了，上海和江苏主动提出宽带免费提速到100 兆，这是给客户多么大的优惠呀，可能也是开天辟地的主动表现!笔者是电信5年的宽带用户，深有感触宽带提速度的痛苦：原来是88元每月240小时1兆网速：后来嫌速度慢了，想把速度提上来，但须申请电信“我的E家”套餐，每月缴纳158元才有4兆网速，还须办一部天翼手机，并美其名曰免费赠送IPTV。从此以后，我就陷入电信“套餐井”中，想不用电信宽带也不行，因为有使用年限限制。希望此次调查以后，全国的宽带用户能不受限制性套餐约束，自由享受网上冲浪带来的轻松与休闲!

　　明眼人应能看出来，对于两巨头公开认错并承诺整改，就是向发改委表态，希望能“握手言和”，未来发改委与这两家公司和解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实，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市场垄断，就算罚款也无法达到平衡市场的效果。宽带接入市场背后有更深层次机制层面和体制层面的问题。虽然，很多电信和广电行业专家和学者呼吁，通过发展更多的宽带骨干网运营商打破电信和联通的垄断，但是，发改委没有此权限，只有工信部才能发放全国固网运营牌照。看来垄断调查若要“闹”到最后，将会是“发改委”和“工信部”两部门之间的“龙虎斗”，这也是各方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电信联通两巨头突然“阳痿”，似乎找到无厘头的注脚。

　　笔者认为，通信反垄断的步伐不能就此停下来，相关部门要建立监督协调机构。其实反垄断的目的并不是要处罚哪家企业，是为了保护公平市场竞争，消除垄断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否则电信联通的承诺声明只是“缓兵之计”，没有“疗效”，只有“偷笑”……来源: 华声论坛▲◆★●■☆


俄罗斯施压朝鲜，警告中国在叙利亚的不作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105785.html

 2011-12-05  俄施压朝鲜，警告中国在叙利亚的不作为？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12月1日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要求朝鲜暂时停止包括铀浓缩在内的全部核开发活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报道认为，俄罗斯当前正在推动穿越朝鲜的天然气管道计划，俄方希望以这种“经济的恩惠”向朝鲜施加压力。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这份针对朝鲜扩大低浓度浓缩铀生产的声明中说，铀浓缩计划不能引起各方严重的担忧，“尽管朝鲜认为核开发计划系和平用途，但俄方不能同意朝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核不扩散体系外进行核开发”。
 
与俄罗斯的声明同时，正在缅甸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要求缅甸终止与朝鲜关系。希拉里说，作为对缅甸改革的鼓励，美国将支持向缅甸提供更多援助，启动重新派遣驻缅大使的谈判。实际美国是在用利益诱惑分化朝缅，这样做除了是美军重返亚洲政策拉拢东盟国家的步骤之外，还将朝鲜陷入更加孤立的外交境地。在中东叙利亚局势混乱不定的时候，美国的全球外交计划却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丝毫不给朝鲜借机松口气的时间。
 
在笔者看来中东的乱局是可以让朝鲜获得一定的喘息之机的。但是美俄的双重压力针对性貌似都很明确。美国布局南海和东盟就是要把中国的精力牵制在西太，使中国对中东事务投鼠忌器。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声称，中俄联合将是美国的噩梦，这不是危言耸听，美国当然也明白。所以美国要做的一直是想法利用地缘政治来分化中俄。叙利亚乱局至今，中国明确支持阿盟的行动，目的是想把问题界定在阿盟范围内解决，消除美国及北约军事介入的借口，应该也是保护叙利亚的一种手段吧。
 
俄罗斯的手段却异常的强硬，相对于中国与叙利亚的经济合作，俄罗斯与叙利亚的政治军事关系更紧密。俄罗斯一改在利比亚的绥靖政策，从言论到行动都在与美国唱对台戏。除了继续提供先进装备之外，俄罗斯在苏联倒台之后首次向矛盾冲突热点派出重装重兵，力度远超科索沃危机时的象征性行动。大有苏联红海军回归的架势，但是对比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底气是不足的。美俄如果真形成军事对峙，不出意外的话，当年古巴导弹事件的情形又会重演了。
 
目前的形势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好像不想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搞对立，除了上述对阿盟方案的表态之外，中国军舰日前还访问了美国的海湾盟国，这些行动让急火攻心的俄罗斯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笔者认为在这个当口，俄罗斯提出朝鲜问题意在提醒中国，中国家门口的事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如果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转向，那么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四对二的比例，将使中国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提醒和威胁在俄罗斯外交部声明中的用词和语气中得以体现。因为虽然是声明，但是对朝核的性质俄罗斯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
 
俄罗斯现在需要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明确表态，其他的也指望不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俄罗斯一样向地中海派出海军。但是仅仅是表态，中国也将异常谨慎。在利比亚问题上俄罗斯首鼠两端的做法让中国已经吃了一次亏。而中东的持续动荡对中国的能源供给也是重大威胁，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


内地土地二次调查成牟利工具 国土部五名局级官员落马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206/5210895.shtml

2011年12月06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叶开 王伟

历时数年的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至今尚未对外公布结果，但国土资源系统的多名官员却已在这个大项目中相继落马，国土资源部下属的地籍管理司更是因此“伤痕累累”。

9名官员涉案

《法制日报》5日以《第二次土地调查中系列职务犯罪内情披露》(下称《内情披露》)一文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内情披露》一文引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资料称:在北京检察机关重点督办的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官员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涉案12件13人的侦查工作全部终结。

该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共有9名涉案国家工作人员，其中正局级3人，副局级2人，正处级2人，副处级1人，正科级1人。上述人员中除1人属于非现职领导，其余8人都是现职领导。另外4名涉案人员为私企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

自2007年开始，全国开展了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整个项目所需资金大约在15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财政批复超过21亿元。

《内情披露》一文称：在实施这项规模庞大、人员参与众多的国家级调查行动中，涉及多部门或单位的数名国家机关干部，在行使其掌管重要部门、关键环节以及负有重大职责的岗位上大搞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私分侵吞、贪婪敛财。

这些干部包括国土部地籍司监测统计处原处长兼“土地调查办”基础图件组组长沙志刚，国土部地籍司原副司长、“土地调查办”副主任温明炬，他们为多家公司谋取利益后收受巨额贿赂。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原院长朱留华、原常务副院长杜兆洪、原副院长张建平以及财务处原处长吕宝玲，私分总额达13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专项资金。

《内情披露》一文称，据办案人员统计，全系列职务犯罪案件累计涉案金额高达5000余万元人民币，涉案金额逾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有2件，逾100万元以上案件有10件。涉案官员利用其职权、地位和影响力大肆非法敛财，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1.47亿元。

国土系统素被外界认为是腐败高发地带，一位国土部高层曾坦承，国土部门管理的是土地和矿产两种稀缺资源，具有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权，有自由裁量权，还拥有巨额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权力，岗位重要，诱惑很大，多个环节容易出问题。

为了预防腐败现象多发，国土部已经要求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涉及管人、管钱、管项目等关键岗位干部五年必须交流。此前，这一设定期限是八年。

伤痕累累的地籍司

今年的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沙志刚无期徒刑。此前的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温明炬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而朱留华等人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目前其尚在担任国土部地籍管理司长一职。该司目前正在承担着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上月9日，国土部曾召开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通气会，朱留华参加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数位接近国土部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朱留华等人案件的性质与沙志刚、温明炬案件略有不同，私分的国家专项资金并未进入其个人腰包，而是用作给职工发放福利。

《内情披露》一文也表示：朱留华、杜兆洪等人采取虚假合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通过两家单位签订虚假合同，虚高价格后将土地调查专项资金以及营业收入的利润进行截留，形成账外资金并为单位职工发放福利。

朱留华在2008年12月卸任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职位，转而进入国土部的行政序列，担任耕地保护司司长一职。今年年初前后，他才担任现职，也是“土地二调”系列案件的爆发地——地籍管理司的司长，开始领导这个在外界看来，因案件频发而伤痕累累的部门。

一位接近国土部的人士对记者称，虽然上述案件暴露出了个别官员利用土地二调谋私利，但均属个案而非窝案，且在整个土地二调过程中也属于少数，不能因此否定土地二调这个大工程的重要意义。▲◆★●■☆


兰州军车司机殴打摊贩致民众砸车 当事人被解职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2/06/11117203_0.shtml

2011年12月06日 来源：中国甘肃网  

中国甘肃网12月6日讯(记者王怀荣)记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警备司令部获悉，依据有关规定，对12月2日晚兰州市永昌路南口发生军民纠纷事件部队相关责任人已作出如下处理：

1、对机关门诊部口腔科文主任作出停职和降级;

2、对直接当事人、口腔科聘用杨医生解除聘用合同;

3、对参与纠纷事件柴医生给予行政严重警告处分;

4、撤销负有领导管理责任的门诊部2名主要领导行政职务;

5、对其他相关人员也分别作出了相应处理。

早前报道：

兰州“12·2”军民纠纷伤者入院治疗 相关当事人接受调查

中国甘肃网12月5日讯(记者王怀荣)记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警备司令部了解到，12月2日晚,兰州军区机关门诊部9名医护人员，到兰州市城关区永昌路南口一家名叫“老厨渔村”的餐馆聚餐，医生杨某驾驶兰A-20206号越野车，因停车车位与在该处摆摊的摊贩刘某(男，41岁)发生口角争执，继而相互推搡厮打，致刘右眼角受伤，杨脸部、颈部抓伤，引发群众围观。个别人情绪激动打碎车窗玻璃，掀翻车辆。后经执勤民警和警备纠察人员劝解疏导，围观群众陆续散去，恢复正常秩序。

事件发生后，兰州军区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派出人员到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并及时将摊贩刘某送至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检查治疗，并派人探望。接诊医生讲，刘某经简单处理后，随后就可出院。

对参与这一事件的门诊部口腔科文主任、杨医生、柴医生等人正在进行调查处理。▲◆★●■☆


北戴河百余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常年亏损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jjzk/detail_2011_12/06/11117236_0.shtml

2011年12月06日 中国经济周刊  封面故事：寂寞的疗养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河北、北京报道  探秘机关疗养院

随着供暖时节的到来，11月，北戴河陷入了孤寂。

行走在南部滨海疗养院密集的街区，那些在夏季常见的急行车队、执勤警察，都没了踪迹。一些疗养院的大门紧闭着，有的还留下了门卫和在铁门边溜达的狗，有的则直接用木板将大门钉得死死的，等待来年4月的觉醒。

小玉是一位还未从河南某旅游学院毕业的姑娘，性格开朗，爱吃、爱逛，她就工作在这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院占据着北戴河著名的老虎石海滩附近一片静谧的沙滩和林地，客房能直接看到海上日出和远处半岛上的山峰，夜晚还能听到时远时近的潮声。

在北戴河，像这样的休疗养单位和大中型宾馆有280多家，其中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就超过了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整齐而不漏空隙地占据着北戴河最优质的东南部海滨土地，剩余的大约10%的空间被商场、民营宾馆、照相馆、小餐馆、小商店和城中村的家庭旅馆所占据。

已经是11月中旬，小玉所在的疗养院依然对外营业。而100多家机关疗养院中，冬季营业的不过四家，其余的都已闭门谢客。“有时候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闲得发慌。”小玉说，她不喜欢这里的冬天，因为这里想吃一下肯德基都没有，更别说逛街的地方了。

神秘的“内部”

很多北戴河老居民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了，都从未进过大院之内。

走在北戴河的海滨，时常可见到被很多钢丝网拦住的沙滩，网上挂一简陋的木牌——“内部浴场，闲人免入”。

海滨的林带被围墙所包围，疗养院的楼宇掩映于树林之中，大多在靠海的一面设有后门和后院，休养的客人可以从后院直接进到海边。

北戴河如今是秦皇岛市的一个区，在清末就已经成为外国驻华使团的度假胜地，传誉海外。目前在北戴河的疗养院大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除了国家直接划拨的土地和资产外，部分疗养院也购买了一些度假别墅。在前煤炭工业部所设的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的大院中，现在还有一幢解放前建起的西洋别墅，现已成为疗养院的一处客房。

曾经秉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是：从1953年开始，每年夏季，一些中央领导会到北戴河办公，中央领导、退休老干部、劳模来这里进行一个月的休、疗养。

直到2003年，中央取消了夏季到北戴河办公的规定。中央决定，党、政、人大、政协、军五大领导班子夏季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同时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地。于是，北戴河“夏都”的身份开始成为历史。

同年取消的还有休、疗养福利制度，之后，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只是作为所属单位基本福利的一种补充。而即使如此，北戴河各个疗养院依然是中央及各部委的属地。很多北戴河区的老居民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了，都从未进过大院之内。

其实，从内部设施和服务来看，疗养院与酒店无异，只是占地规模更大，自然景观更好。在疗养院，也设有会务、餐饮和娱乐的配套设施。一般疗养院会设立会务楼或礼堂供开会所用，简单的餐厅可以为客人提供自助餐，也有少量的包间餐室提供桌餐；疗养院也有娱乐室，提供举办娱乐活动的小礼堂，另有一些简单的棋牌球类活动室。

对于大多数疗养院来讲，可供住宿用的客房依然是主要的建筑设施。一般疗养院的客房规模在100～200间，而多的则有600多间。纵观整个北戴河旅游区，犹如被一片宾馆住宿楼所占据。

在今年11月下旬，《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北戴河时，这里还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在所有疗养院中，只有水利部下属的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和华北电网北戴河疗养院被定为四星级标准酒店，其余部分疗养院甚至达不到三星级酒店的条件。

据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除了少量这两年新建的建筑设施，这里疗养院的条件基本差不多，如果配置过高，不仅意味着投入更大，还意味着每年所消耗的成本更多。

经费的苦恼

几乎所有的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则数千万。

尽管门可罗雀，也丝毫不影响疗养院工作人员老刘的工作。

老刘是一家疗养院的司机兼水电维修师傅。他说，“所有的工作还是一样要做，电暖得供着，电梯得年检维修，空调要检查，外面的绿化工程得继续做，工作一点没少”。

由于夏冬两季客流量反差太大，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只能进行弹性调配。“暑期，我们的服务员达到了180多个，但到了冬天他们都得走，只保留二三十个长期固定员工。”老刘说，要到第二年夏天再重新招服务员。

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疗养院的人工成本更大了。“单不说人员工资这几年几乎涨了一倍，”新华假日酒店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酒店必须给每个员工缴纳社保，压力就更大了。”《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酒店用工必须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以前一两班人不固定作息，基本就能将淡季维持过来。一位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必须实行三班倒，才能维持24小时的运营，人员在数量上要增加一倍。

目前，很多疗养院都无法靠自身经营盈利。

每年的7月初到8月下旬是北戴河旅游的旺季，也是所有疗养院的活跃期。一位疗养院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全年的收入就靠这两个月了”，但均摊到全年，疗养院还是亏损。因为即使7月、8月房间爆满，但8月以后的淡季将持续近10个月，人员工资照开，水电、设施维修还在继续。大多数疗养院单靠经营收入无法支撑整个运营。

以一家有着120间客房的疗养院为例，按暑期50天的满客期计算，即使每间客房平均价在800元（暑期北戴河宾馆平均价格），一年也仅有480万元的收入。再加上接待一些内部的会议，每年，一家中等规模疗养院的营收在600万元左右。

从收入来源上看，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分为三类:

第一类，纯上级拨款单位，疗养院仅作内部休疗养所用，所有运营成本上级负担；

第二类，收支两条线单位，疗养院也创收，但所有支出仍由上级单位直接负担，运营收入上缴；

第三类，差额拨款单位，上级单位原则上要求疗养院自负盈亏，但对于每年亏损的部分，由上级单位补助。

一位疗养院的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而且，这笔补助还不包括新建、翻新和维修投入。50多年来，所有的疗养院都进行过1～2次的扩建、改造和翻新工程，一般一次工程的投入需要上千万元。2009年，北戴河区对整个南部滨海度假区实行建筑的外形改造、美化工程，几乎所有的疗养院都参与了改造，有的疗养院投入过亿元。

如果仅仅从日常运营补助来计算，即使按照每年100万元的补助金额，上百家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也一年需过亿元的补助来维持运转。

据一位疗养院的管理人员透露，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无法直接给下属事业单位或企业拨款，这种补助一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账。例如，房屋维修需要500万元，如果上级单位为此项支出拨付1000万元，那么，疗养院就多了500万元的补助。

对于大部分疗养院来讲，上级机关的所有投入和给养，都是为了让疗养院做好对内服务，即使是在游客最多的暑期。

北戴河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疗养院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全国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北戴河疗养院、国土资源部北戴河疗养院、铁道部北戴河干部休养所、水利部培训中心、水利部新华假日酒店、商务部北戴河干部培训基地、国家安监总局北戴河培训中心、交通部北戴河交通疗养院、国资委北戴河燕山疗养院、国资委北戴河建材休养院、国家测绘局休养院、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疗养院、国家工商总局干部培训中心、国家环保部环境技术交流中心、国家民委培训中心、工信部幸运国际酒店、国资委纺织北戴河培训中心、国家林业局国林宾馆、国资委商业北戴河休养院、国务院三峡办北戴河基地、中国工商银行培训站、中国银行休养所、中国保险公司人保干训中心、中国保险公司寿保干训中心、国家旅游局金山宾馆、国家统计局北戴河干部培训中心、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团中央青少年培训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培训中心、农业部金海酒店、新华社北戴河休养所、光明日报社北戴河休养所、全国政协干部培训中心、国家统计局统计干部培训基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海滩宾馆、中央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

数亿补贴花在哪儿？

入不敷出的疗养账

为了增加营收，到了冬季，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从属于国家水利部、已经进行公司化运作的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是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中经营得较好的一家，也是冬季没有关门的疗养院之一。其副总经理苏海峰向记者透露，在5月之前、10月之后的淡季，酒店要净亏400多万。

“我们还想冬天关门呢！”苏海峰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但一个拥有一百多间客房的四星级酒店，如果季节性停业，必然影响酒店的声誉。

北戴河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这么大的北戴河区，冬天无论是政府还是游客来了，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酒店冬季开业也是为北戴河区尽一份社会责任。”

从2009年开始，北戴河区政府鼓励各个休疗养单位和酒店冬季营业，对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的，将给予一定的奖励。但即使这样，2011年开门的疗养院从去年的五家变为四家，从属于国家发改委、去年冬季还营业的海滨花园大酒店，今年冬季也关门歇业了。

就算在冬天关门歇业，成本照样如流水般消耗。

“冬季关门，我们的空调供暖也必须开着，否则楼板中的水管都会冻裂，来年维修的成本更高。”一家疗养院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因此，即使在没有人住的冬天，部分疗养院也得产生不小的成本。一位疗养院后勤工作人员测算，一个中等的疗养院，如果水、电、燃气供应，一个月大约需要30万的成本。

由于大多建筑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八九十年代重建，2000年前后翻新，到如今，很多建筑设施老旧，疗养院设施的维修和保养成本在日益增加。

为了增加营收，一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月过后，基本上连少量的内部培训、会务都没有了，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将饺子作为单位的实物福利分发到各部门和下属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对于未来收益的增长，疗养院的负责人并不乐观。苏海峰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过去10年，北戴河区冬季无人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而疗养院这些年来的运营状况也没有大的变化。一家疗养院的院长更悲观地表示，按照这样的发展形势，未来几年也无法寄予多大希望。

市场化猜想

如果现有的模式只能“维持”，那么市场化运作是否能拯救疗养院们的财务状况？

毗邻疗养院密集区的就是传说中的“刘庄”，这是在京津唐地区小有名气的“家庭旅馆村”。刘庄是在北戴河区城市化进程中，被占地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子大多为三层自建小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游客进入北戴河，刘庄的家庭旅馆开始兴起，如今刘庄的农家乐已经形成了一条吃、住、行、玩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刘庄的旅馆老板们已经学会了互联网营销，营销手法也已经很“国际化”和实用：宣传一般是由游客或写手来实现；在游客到达北戴河车站时，老板可以派车来接；住下来之后，老板会询问你几天的行程，并适当做一些介绍和推荐，在老板家中，你可以直接预订去景点的统一大巴和门票，这些都是免费服务；旅行结束后，老板会帮你订回程的火车或汽车票，甚至会送你到车站去。

在北戴河区，大约有9万个旅游床位，其中8万个床位是各大休疗养院和宾馆所有，家庭旅馆约占1万个床位。然而，在北戴河区旅游住宿的经济产值中，疗养院的产值只占40%，其余60%的产值是由家庭旅馆和私人宾馆所产生。

“来北戴河疗养院的人并没有对北戴河的经济有多大拉动，最多就是支付了景点的门票。”一位疗养院的院长对记者坦言，绝大多数疗养院还需要上级单位给养，因此增值税微乎其微，再加上每年的营收非常有限，上缴的营业税也是非常有限。

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分管旅游，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北戴河，疗养院占据着最优质的资源，只有把它们的潜力激发出来，北戴河旅游业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那么，各疗养院的想法是什么？

“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小小的海滨度假区容不下这么多的宾馆，如果疗养院演化为对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绝大多数会死掉。”一家疗养院院长对于市场化的后果如是猜想。而这样，不仅会带来疗养院原有职工无法安置等社会问题，整个北戴河区旅游产业都会重新洗牌。

这成了一个不能触动的地雷。

“当前很多疗养院依然肩负着中央首长、部委领导和退休老干部休疗养的社会职能，改制之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位疗养院负责人表示。因此，即使以后每年疗养院的成本会逐年递增，各机关也得背着。

一家疗养院的院长表示，其实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你想，这是一块资源，有谁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地丢掉”。

实际上，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了成倍的增值。曾经，某一疗养院的固定资产投入为上千万元，在经过两次新建和整修后，总投入达1亿多元，如今，单从固定资产和土地增值来看，一位负责人透露，这个疗养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

然而，作为国家拨给的专项资产，疗养院的土地和房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售。即使如何增值，这些日益老化的房产每年需修葺和翻新的资金还得投，增值的价值却是看得见，摸不着。

有限市场化？

“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对自我提升改造。”

对于各机关疗养院，北戴河区政府的想法似乎是：在可行动的尺度下推动疗养院的市场化、产业化。

比如，在晚清时期，北戴河曾修建起大量西式别墅，如今这些别墅都在各疗养院大院内。为此，政府希望借助“别墅文化一线游”的概念，将所有的清朝民国时期的别墅建筑组成一个游览项目。

然而，这得经过众多疗养院逐一点头，最后还要经疗养院各上级机关的同意。

为此，北戴河区政府费尽心思。“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自我提升改造，把它们小而全、各自为战的体系逐渐转变为组团式、相互支持协调的产业格局。”在分管旅游后不久，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便形成了自己的思路。

孙谓青勾画的是整个北戴河高端旅游休闲区的蓝图。北戴河区近期将有三大项目启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葡萄酒堡，分别填补北戴河旅游在高端接待能力、休闲体育和高端消费上的空白。

他说，要让各疗养院实现功能互补，让各家疗养院风格特征凸显，档次提升，从而吸引一些高端人士进入北戴河，将北戴河冬天“静”的感觉、浪漫的氛围营造起来。

“近年来，北戴河要从以海景为吸引力的观光旅游城市转化为宜居的休闲城市，以将短暂的夏季游览转化为全年的度假、休闲旅游。”孙谓青说。

他也很清楚，对于疗养院的推动，“可能区政府的力量要弱一点”。他最近在考虑组建一个能将疗养院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引导各个疗养院参与市场，推动它们完成内部的协调和整合，共同参与北戴河旅游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疗养院是我们的宝贵资源，疗养院与我们区是肝胆相照。”孙谓青强调了疗养院与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疗养之城的前途

夏季的“都城”、冬季的空城——这个由疗养院所组成的城区，如何破解发展魔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

北戴河太特殊了。可以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国家机关在此圈地设院时，北戴河就已经不完全属于地级市秦皇岛。

有人曾说，鉴于北戴河特殊的政治意义，应该划到北京，或归中央直接领导。北戴河区上下对此当然拍手欢迎，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至少可以弄个北京户口啊！

玩笑只是玩笑。过去十多年，疗养院之于北戴河究竟意味着什么？

仍在扩张的疗养院

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疗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感受是：这几年来，房子越来越多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疗养院的楼房在逐渐增加，有的疗养院的占地面积也在扩展。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最初划定的面积为50多亩地，其中部分房产通过产权置换或从私人处购买等方式获得，后因改扩建又增加了一片北戴河区的公产房，如今总占地面积达105亩，成为北戴河较大的疗养院之一。

对于扩张土地的产权，是这些年的一笔老账。早在1993年北戴河区政府要求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支付12年的租金，总共约为960万元。由于产权没有确定，此事一直搁置。直到2002年，煤矿工人疗养院才向地方政府一次性支付480万元最终确定了产权。

对于大多数疗养院，疗养院所占土地为中央划拨的专项资产，只能为疗养院所用。“一些疗养院的产权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归属。”一位疗养院负责人透露。

“说通俗一点，就如同中央在地方所划出的一块‘飞地’，地方政府很难干涉。”一位地方工作人员如此比喻。对于北戴河区的机关疗养院，按照行政级别来讲，很多疗养院属于局级单位，而疗养院的一把手往往是局（厅）级或副局（厅）级干部。

于是，地方税务局去征税时，往往怯意丛生，毕竟北戴河区税务局局长也才是一个科级干部。“疗养院说自己对内营业，每年没有利润，谁敢质疑？”一位当地公务人员私下说。

几年前，国家各机关、部委的第三产业开始逐渐剥离，新建的休、疗养项目也被叫停。

而在北戴河，“在过去十多年，疗养院建筑大量增加，很多建筑都被扩建了。” 一位在疗养院工作了近20年的职工说。

既然年年亏损，为何还要建更多的楼？“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旺季部委机关单位的休疗养需求在增加，疗养院需要承担更多的接待任务；另一方面，多建几间客房，夏季爆满的时候，每间客房都有收入啊！”这位职工说，在夏季，北戴河的旅游需求依然是供不应求。

疗养院的重任

那么冬天呢？

按照北戴河区政府的宣传，北戴河四季气温适宜，夏季无酷热，冬季无严寒，温度四季适宜。

但冬天，北戴河就是没有人来。

从2001年开始，北戴河区的各级领导就开始搬动各路贤才，会诊北戴河，直到如今，这项工作也没有停过。

在11月22日，记者来到北戴河区政府时，北戴河区委宣传部长姚飞刚刚从南方旅游城市调研回来。他感叹道，别人可以四季搞旅游，但是受气候和城市特性不同，北戴河还是没有可以效仿的套路。

每年冬季，北戴河上到机关领导，下到民营小宾馆的负责人、员工，都要四处考察学习。他们也疑惑，为何北戴河就未能走出一条旅游发展的特色之路？

原因只有一个：人们不知道为何冬季要来北戴河。

新华假日酒店副总经理苏海峰说，北戴河冬季缺乏吸引人过来的理由，海岸线风景不足以支撑人们来到北戴河，而且没有娱乐和商业配套。

到了10月下旬，在北戴河区，疗养院和酒店面向街道的商铺已经关门，这些关门的商铺中，有咖啡馆、小餐馆、打印店、照相馆和小卖部。在北戴河最繁华的东经路与西经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仅有的一个较大的超市已经关门。

一位服务员告诉记者，这里没有类似于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大型超市，甚至没有类似于物美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如果家里需要买个电器之类的，他们一般还是去海港区买。

在几年前，北戴河区旅游业中，也曾有投资者意识到，应在大量疗养院提供“住”的基础上，打造北戴河“玩”的一环，提供娱乐场所。在北戴河区奥林匹克公园西南临街的黄金路段，一栋威武雄壮的大楼正在改造。曾经，这是一座影视城，据孙谓青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多家投资商搞影城等娱乐场所，但一阵跟风之后，都是以失败收场，这栋大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当时，上来的一批娱乐项目档次太低，这阵风一过就不行了，根本没有形成北戴河的娱乐配套功能，再加上投资商内部的问题，这些年一直在改造。”孙谓青说，“如果当时真的做起来，对现在北戴河的带动就大了。”

孙谓青认为，北戴河旅游的希望还是在于疗养院自身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高端休闲旅游的兴起。他说，“北戴河的娱乐项目建得再好能比过北京、上海吗？再好的主题公园能比过香港的迪士尼吗？北戴河最核心的定位还是度假之都、休闲天堂。”

在过去十年，北戴河区的疗养院和宾馆林立，但没有一家能够奋发图强打造为一个五星级的宾馆。其实，机关疗养院才是最有条件发展为五星级酒店的。

孙谓青说，但当前疗养院还是坐等客来。

即使想为众多的疗养院提供购物、餐饮和娱乐的配套，由于空间不足，北戴河区政府也是难以发挥才干。北戴河总占地70.3平方公里，其中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海滨镇和戴河镇所占据，其余十几平方公里的海滨区域被各大休疗养单位所占据，除去旅游区的湿地、山林和绿化带之外，可开发空间几乎所剩无几。因此，要将东南部的滨海旅游业发展起来，必须带动部委疗养院的积极性，主动进行产业开发。

据中共北戴河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北戴河区都要搞一些旅游节类的活动，希望组织起各个疗养院，共同为休闲产业造势，并吸引客源。

但是疗养院的积极性并不高。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疗养院每年享受上级单位的补助，而且这样生存了几十年，没有动力进行市场化；另一方面，在当前的运作模式下，虽然一些疗养院注册了企业法人身份，但并没有按照企业的机制设置部门，很多疗养院没有设营销部，也没有人员去做市场营销的工作。▲◆★●■☆


“向外借智”工程:中共十万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2/05/1557298.html

文章来源: 凤凰周刊 于 2011-12-05“向外借智”工程:中共十万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图) 凤凰周刊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

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无法绕过的权力部门。据中组部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过程中，组织部把控着干部培训的两头—开端推荐人选和末端考核人事挂钩。由于出国培训项目自上而下级别很多，就中组部层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员级别是省部级（正、副部级）干部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和省部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厅局级）。

庞大的外训规模最终会细化成为不同级别与主题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流程。单独操作某一项目时，由相应级别的组织部层层推荐，中组部将其汇总后交予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定名单。其后，语言培训、基础知识预备、学校对接、课程安排……过程繁杂，但井然有序。

本刊记者从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得知，2010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约7万人。2009年共计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国家资助1.2亿元；审核类3171项，涉及65962人。

具体每年有多少中共干部通过组织系统委派到海外学习，主管部门表示不便透露。《凤凰周刊》记者向知情人士求证后得知，这项计划每年涉及的党政干部超过一万人。

每年11月份左右，国家外专局培训司都会格外繁忙。各地此时正为下一年的出国培训项目立项，培训司则需要执行五大管理任务：出国培训计划管理、成果管理、经费核销、项目报批以及项目网上申报。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后发现，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

以中共高干培训基地—国家行政学院1992年至2005年签署的所有双边培训项目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42个项目中，美国有8个项目，数目最多。其余各大洲分布为：欧洲（英国3个、瑞士2个、法国2个、葡萄牙2个；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各1个）、亚洲（韩国2个，日本3个，土耳其、蒙古各1个）、大洋洲（澳大利亚3个、新西兰1个）、美洲（加拿大2个、巴西1个）、非洲（突尼斯1个）。

重塑“学习型政府”与世界接轨

1983年，邓小平提出“引入国外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后，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风起云涌。不过当时的培训项目规模很小，也很零散，更多意义上是人事部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象征性举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常（Julian Chang）对此评价称，“早在80年代初期肯尼迪学院就有中国面孔出现，但直到1996年开始才有成规模、系统化的中国项目出现。”

直到2000年，中共人事部门开始意识到组织短期的考察团不能充分解决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成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就此展开。培训计划最初针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级官员，之后扩展到公共行政官员；在时间跨度上既有短期考察、2-3个月的中期培训，也有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的出国深造。而美国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则成为了海外培训的首选。当时大陆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重塑“学习型政府”的清晰信息。

中国研究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当时指出，既然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官员就应当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和心态，也应当对相关游戏规则和操作了然于心。“中国官员多具有工程类或者其他领域的专业化背景，但缺少公共行政管理的技能，类似的培训恰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国庆教授看来，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海外培训与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到“服务导向型”模式的转变一脉相承，也符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挑战的需求。

这正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初衷相契合。肯尼迪学院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李源潮是“哈佛计划”第五期学员

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的核心操控者是中组部，现为中组部“一把手”的李源潮也曾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五期学员。

该项目于1998年启动，每年选送12名中共年轻的高级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2－4周的培训进修，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共组织的第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出国培训项目。国家外专局、中国国家人才交流协会负责该项目的实施，中组部协助学员选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负责学员面试、录取和培训，香港新世界集团承担学员所有培训费用。

2002年，中组部提供给哈佛大学面试名单上有29个人，全部是由各省省委组织部推荐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榜上有名。

这位52岁的副部级干部，出身共青团系统，在中宣部、文化部短暂任职后，成为“六朝古都”南京市的“一把手”。在京工作期间，李源潮还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中央党校的博士学位。主政南京仅一年，李的成绩可圈可点，颇得中央赏识，亦是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不过，此次项目只能有12人能最终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尤其到最后一关，29名“精兵强将”中仍将有17名被淘汰掉，淘汰率高达60%，足见竞争之激烈。

李源潮的面试考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部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体态魁梧的考官托尼·塞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他会先用汉语介绍自己并做些解释，然后再用英语发问。当然，他并不会刁难这群高官考生，只是希望入选者能有哈佛学习必备的语言沟通能力。但在50岁左右的中共高官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源潮对托尼·塞奇的提问对答如流，塞奇满意地频频点头。问答结束，他诚恳地对李源潮说：“以你的资历和背景，应该参加层次更高的班。如果你认为这次培训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在课程结束后专门为你安排一周的特殊项目实践，让你和哈佛的高层学者一起做些课题。”

李源潮原本参加的是当年为期4周的“高级行政管理者”培训班，额外的一周特训是对他出色面试表现的回报。6月，当李源潮到达大洋彼岸的哈佛校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同班同学中居然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两名副首相，十几位部长，还有几位总统高级顾问。

紧张忙碌之余，李源潮抽空拨通越洋电话告诉国内，哈佛安排给他的培训项目层次之高、效果之好都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这个项目太好了”。学成归来后，李源潮在江苏省的学习汇报交流会上，难抑自己收获之多的兴奋之情。当年年末，李源潮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成为国内最富裕省份的最高长官。

同与李源潮赴哈佛培训的同学当中，与前四期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有来自西部省份的官员。他们是时任四川省绵阳市副市长赵勇（2004年始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又兼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杜勇（现任云南省招商合作局局长）和贵州朱凯安（未查到相关资料）。

2008年3月25日，恰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会。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出席会议，代表中组部对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们表示祝贺。他愉快地回忆了自己赴哈佛培训学习的经历和体会，认为设立这一培训项目富有远见卓识。

这次会上，曾参加该培训项目的11名学员应邀出席。其中有：赵正永（2007年参训，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现任陕西省省长）、徐宪平（参训时间不详，2003年任湖南省副省长，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马建堂（参训时间不详，2004年12月任青海副省长，2008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至今）、姜斯宪（参训时间不详，2008年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现任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张群山（2006年参训，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至今）。

党内元老牵线促成首例培训

始于1998年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最早由郑家纯和汪道涵发起。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家纯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谈及想为内地出力的念头。当时，汪道涵建议郑出资培养中高级行政人员，并为其策划：具体事宜可以到北京和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万学远商量。汪道涵允诺郑家纯，会跟万打招呼，请予协助。

多年后，2005年12月15日，汪道涵病重住院，万学远夫妇去瑞金医院看望他。汪道涵谈及此事，说道：“把党政干部送到海外去培训，做得很有意义。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浮躁的心态，值得注意。干部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令人担心。”

万学远告辞之际，汪道涵语重心长地说：“治国之道，在于得人。”九天后，汪道涵与世长辞。有了汪道涵牵线搭桥，万学远具体操办，不到一年时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被中央批准。每培训一个学员需要20万元人民币，一年平均要花费200万元，最多的达到500万元。这笔昂贵的学费皆由郑家纯买单。

郑家纯是香港珠宝大王兼地产大亨郑裕彤的长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回国后投身商海。1989年6月，郑家纯接替其父出任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投资商对内地的情景普遍不看好，纷纷撤资逃离。郑家纯却押注内地，大举投资。2002年的公开资料显示，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内地最大的香港投资商。

2002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实施的第五个年头，哈佛大学特别授予郑家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约翰哈佛院士。这其中，职务本身荣誉大于实务。此时的郑家纯已是香港五大华资财团的老板。2007年，郑家纯年仅27岁的儿子郑志刚入主“新世界”，第三代顺利接业。

2008年，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纪念晚宴上，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三代同堂首次在公开场合出现，郑志刚说：“爷爷郑裕彤、父亲郑家纯专程从香港到北京出席这个晚宴，是要传达一个信息：新世界集团十分重视这个培训项目。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破天荒三代同堂，同场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我们新世界代代相传，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出点绵力。”同时，郑志刚也承诺，从2008年起，“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每年派送名额由12名增加到20名。

“案例教学”备受青睐

新世界不是唯一一个出钱支持中国高级官员去往哈佛培训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辖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安利公司也曾参与其中。

6月2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刚刚结束了对48名第9期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此项目是继“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之后，第二个由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联合授课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始于2002年的该项目每期培训50-60名左右的局级以上的官员，因为中国国内领导换届中途中断了一年，今年是该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

这个为期8周的年度培训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培训前三周在国内进行，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和专门来华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也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后五周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集中授课。两校教授共同开设的课程有：公共管理、政策改革、公共金融、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

不同于“新世界”项目的全英语教学，该项目在授课时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所有教材都翻译成中文，以保证课堂的学习效果。学习结束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该项目的负责人托尼·塞奇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美国部分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训。包括关于怎样构建一个基本框架来创造公共价值观，获得公众的支持；怎样通过劝说协商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领导力。

第二部分是根据中国官员的需求进行以主题为中心的探讨，讨论的话题根据世界形势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比如，今年的话题探讨主要侧重于城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政策改革等三个方面。在城市化发展的探讨中，课程引入世界各地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包括波士顿主要交通枢纽——Ted Williams隧道项目（俗称Big Dig）、澳大利亚墨尔本联接城市项目、印度尼西亚房地产税改革等。

在话题探讨部分，教授们向中国官员介绍美国政府决策以及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结构。在塞奇看来，中美政府决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倾向性，中国政府提倡高效率解决问题，而美国政府则是由不同的权利部门去制约、阻止一个提案或者项目的发生。这部分课程有助于中国官员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行为背后的历史依据。

课程的第三部分是实地考察访问。比如，今年的培训团队参观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也是全美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妇科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并参加了专门为其举办的关于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探讨的专家座谈会。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访问了波士顿再发展署、波士顿就业中心，以及马萨诸塞州最大的社区大学——邦克山社区大学。

起初，哈佛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很没底，头两年的培训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塞奇告诉本刊记者，学院方面不了解中国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教授们对中国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中国官员对美国也有些偏见。”

项目开办的最初两年，说服教授来参加这个项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的教授开始对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计划感兴趣，并且积极主动参与到这个培训计划中来。

在课堂讨论交流中，教授们发现中国官员并不是他们原以为的“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恰恰相反，在讲课中，当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在华进行过培训的不少哈佛教授特地来到肯尼迪学院，主动要求继续执教在美国的课程。有教授夸赞称：“很多中国学员都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哈佛的培训计划中，“案例研究”的方法贯穿于各类培训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学和研究方法。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就表示，以案例分析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和课堂讨论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官员在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和市场导向的经济背景下思考政府管理所面临的各类挑战。

对于该项目的花费，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派遣机构一向讳莫如深。有媒体进行测算后发现，在哈佛进行的短期培训费用每人约为7500美元，而国内清华大学的培训费用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据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中介绍，培训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选拔过程则先由地方推荐，然后从100多位省部级和厅级干部中拿出一个初步名单，交由举办三方各派的2名代表所组成的6人评选委员会最后确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透露说，挑选标准非常严格。按规定，入选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凤凰周刊》记者对此项目2002年至2009年的八期学员粗略统计发现，434名学员中，省部级干部约占20%。其中较受关注者包括山西省副省长高建民（受训时为山西省晋中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受训时为安徽省科技厅厅长）、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受训时为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受训时为江苏苏州市市长）、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受训时为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等。

明年将是“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希望能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据了解，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以及往届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对延续该项目表示支持,美国安利集团也有意向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各省市干部出国培训渐成风潮

进入新世纪后，更具官方性质的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不断兴起。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锻造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队伍势在必行，并确定干部培训的原则：“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

国家外专局决定把各部委上世纪九十年代零星的外出培训项目整合在一起，这个培训项目取名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培训内容以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为主，不同班次可以有所侧重。培训时间打破当时流行的三周短训，而定为一个学期。

参训人员起初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后来发现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很少，最后降低标准，司、（正）处级干部确定为参训人员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少量地方官员参加。

目的地则瞄准世界上顶尖的学府。国家外专局副局长孙照华带考察队先后赴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方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比较和考量。

之后，初步选定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大学各有侧重，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对这三所大学不是同时派出学员，先是杜克大学，之后芝加哥大学，2006年才开始往斯坦福大学派送。

2003年首期，中央各司、处推荐人选多数无法通过国家外专局的外语考试，则安排学员在山东科技大学进行两个多月的外语强化培训。之后，提前接受外语强化培训成为惯例。派送几期后，组织方特别为学员增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周公共管理课，使学员出国之前能够有公共管理基本知识、概念方面的准备。

在各省市层级上，厅局级干部出国培训也逐渐规模化。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正式开始，到2002年已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曾透露，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达到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

尽管如此，何昕表示，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在2001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到了2005，一个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启动运作，学员多数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官员占到了大多数。首批学员包括西藏拉萨副市长许成仓（现任西藏昌都地委副书记）、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现任广西防城港市市长）、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现任山西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地方要员。

各国争相培训中国公务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哈佛的教授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国际关系、国土安全、政府管理，还是城市化发展、社会政策、贫困与两极分化，所有的议题都吸引着哈佛的学者们。因此许多教授不仅主动参与到“哈佛计划”的教学中，而且还和中国学员在自身研究领域范围内开展一些科研合作项目。

近几年，学员整体教育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也给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塞奇回忆说，在“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的第一期培训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英语，但近两年，一些官员已经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少数官员还有海外留学的背景，甚至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

如果说较引人注目的美国、新加坡的培训内容多以公共管理为主，那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和热点培训则把培训网络撒向了更多不同的发达国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审计署不断派专员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集训国际会计审计人才。1999年派往澳大利亚9人学习团组组长章轲，如今是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从2002年到2007年，审计署先后往澳大利亚、美国派遣学习人员达到1000余人。

同样，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选派煤矿安全事故监察、管理和技术人员赴日本培训。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年间已派出635名学员，分别来自18个省级煤监局和18家煤炭集团公司。其中，60%以上的学员参训后被安排到重要的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样针对性培训的目的地几乎遍布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国家，而其他大洲很少。总结起来就是，去发达国家，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当然，也包括总结教训。

在重大时事安排的前期准备中，中共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经验之一即先期派学员外出学习。突出一例是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培训，一些商业组织瞅准时机，推出专项培训服务。

比如，中国国际人才市场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和中国其他奥运城市、重大会务城市急需提高警务国际化水平的现状，与英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警务教学经验的国际培训机构合作，共同推出中国警务人员海外培训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国际人才市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从中介服务和组织安排中获利。而各地亦有各种商业化的中介组织或者国际旅行社涉足中国官员出国培训业务。

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公务员到自己的国家培训，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比如2004年，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三期选定了瑞士。负责该项目的谢德勒尔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无兴奋地说：“在这个计划招标时，我们战胜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对手。”要知道，瑞士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

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协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

在亚洲，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可以让培训之旅有张有弛。

国外施政理念潜移默化

现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是山东省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的第一批学员之一。

2000年5月31日，山东省正式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39名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分成3组，分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美国纽海文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ven）研修公共管理，为期半年。

时任山东团省委书记的李群是培训团总团长，并率13名成员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纽海文市政府不同岗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李群的实习岗位是市长特别助理。2000年12月，李群回国后不久出任临沂市市长，两年后担任该市市委书记。

归国的李群施政理念深受美国学习经历影响。比如受“美国纽海文市不设副市长，而设各种委员会保证官员决策正确，办事效率高”启发，李群在临沂推动城建系统政改，减掉4个县级干部，各局职能具体明确，此举卓有成效。

“李群临沂新政”2002年经新华社内参受到高层批示。李群遂受命撰写3万多字的学习汇报，记述自己美国学习经历，后写成《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于2004年5月出版，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官员透视美国政府运营的书”。

谈到“哈佛计划”的培训效果，塞奇用“鸡生蛋，蛋生鸡”的比方来诠释：国际化的培训对中国官员的领导力、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帮助；但同时，正因为中国近十年自身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培训才会真正起到作用。“这种积极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近十年来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大，中国政府越来越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以及中国官员开始有强烈的向国际社会学习的意识，并且希望可以学以致用。”

“哈佛计划”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很多官员认为他们通过这个培训项目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也消除了一些误解。“一些官员说他们因为这个培训项目才开始知道美国人是爱国的，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教育，”塞奇表示，“而这种相互的理解是中美两国沟通的基础和桥梁。”

在今年的培训课程中，一堂关于“美国媒体职责”的课令很多中国官员耳目一新。在这堂课上，中国官员深刻了解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并不是针对中国，批评政府就是美国媒体的一贯作风，美国媒体对总统奥巴马的批评并不比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少。

对于每一个学成归来的的官员，总结报告是必不可少的。参加“哈佛计划”的学员在美国所做的案例分析也被编纂成册，作为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官员训练项目的教材。

鲜为人知的高官同学会

能够参加干部出国培训，收获的不仅有知识，还有人脉。

一位曾参加培训的广西官员透露，每一期学员都会有自己联络的小圈子，12个人（2008年之后是20人）联系起来更容易些，比如到北京开会时相约聚一次，平时节日里发个短信问候，到同学辖区公干时上门拜访。

该官员说，参加培训之前大家都是从政多年，远离校园很久了，心里多少有些厌烦酒场官场上的虚情假意。有一起参加培训这样的机会，没有官阶高低，平等为同学，相处一段，是个不错的回忆，结识的同学情谊自然更为难得。再说，功利地想，多一个高干同学，以后办事方便。

官员同学聚会还是有所不同，彼此相称总要带上职务，围着大桌子坐下时不自觉还是把级别高者推让到上座，合影留念时也是如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就曾表示，“好几届市长班同学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也表示：“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数都会晋升到重要的岗位。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四位省级公务员和50多名地方部门负责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

他表示，现在学习班还希望能吸引来自香港的学员，他觉得香港的公务员会很乐意在这里认识来自内地的公务员们。“我们欢迎香港的公务员，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来参与这个课程。他们会成为中国通，同时也会和中国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交上朋友。”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有官方联络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定期举办联谊活动。2002年5月27日，新世界哈佛肯尼迪学院同学联谊会上，时任辽宁葫芦岛市市长刘铭（现任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就表示：“我们班挺有成就。回来之后，已有3人被提拔为副省级干部。”

刘铭所说的“我们班”是1999年在外交学院强化班中被哈佛录取的12名学员，其中两个副省级干部：一位是李鸿忠，哈佛培训前为广东惠州市委书记，现已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还有一位则是何家成，出国培训前为国内贸易局副局长，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一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相聚的，不光有升官者，也有锒铛入狱者。

比如新世界哈佛培训项目第四期学员、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他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先讲述哈佛难忘经历，提及自己在哈佛给美国学生讲“三个代表”，效果还不错，“没有给祖国丢脸”。据他同时培训的同学回忆，王益在哈佛“表现得很有才华”。

2008年，52岁的王益在端午节期间被“双规”。2010年，王益因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根据检方指控，王益受贿金额为1196万元。

习近平批示培训应“趋利避害”

2009年年初，新浪等网站贴出一个视频《出国考察还是出国旅游？看看行程表就心中有数！》，讲述广东肇庆市端州区13名公务员在国外吃喝玩乐，14天豪华行程花掉45万多元，悠哉游哉，引起网民一片声讨。

干部出国培训存在假组团、假路线、假日程、携亲友公款游玩吃喝现象已多有曝光。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共党务和干部工作的习近平为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实效”添加了四个字“趋利避害”，遂成此项工作最高指示。

内部人士透露，“趋利避害”四字对内指的是压控越来越多的打着培训幌子公款出国旅游，对外指的是防止国外思潮的渗透引发中共干部思想混乱。

国家外专局此前已加强了审核力度。2009年，在出国培训方面，取消了7家境外机构的资质，暂停与5家机构合作，查处了国内违规单位数十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新时期的干部培训呈现出层次多、规模大的特点。不过国外的吸引力也正在消退，各种出国项目多到关键岗位的高干开始挑剔，培训时间超过2个月即会带来错失机会的顾虑与家庭因素的担忧。

有官场人士亦透露，高干培训管理严格，事后要出成果、有总结，要中组部备案，当官惯了一下子去坐冷板凳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相反，各种地方组织的出国项目则放松得多，往往旅游和学习混杂在一起，主要内容是看看转转、吃吃玩玩。

2010年8月，《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发布》对外发布。该纲要对未来十年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作出框架性规定，其中明确表示在习近平新批示指导下，“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培训”。虽然还未有一个可行的评估标准来检测培训的成效，但各级政府官员都一致认为这些培训对官员的公共管理技能和思考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不同于中共创立者一代漂洋过海苦求救国之路，亦不同于改革开放初大批技术人才从国外带回强国之术，新时期大量中共干部出国培训必然受先发国家治理模式的浸染，西方理念通过高干带至国内。随着受训干部日益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或为重大政策决策培育下内在火种。▲◆★●■☆


"7·23"动车事故调查结论因政治权衡难产 引舆论不满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2/05/1556806.html

  2011-12-05：造成 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7•23”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调查报告迟迟未能在法定时限内公布，引起中国社会舆论不满。据报道，这与报告涉及的各个部门相互推诿，官方出于政治考量法权衡有关。

按中国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为特别重大事故，事故调查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20日。

此前，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曾对媒体表示，“调查结果争取在9月中旬公布”，但截至11月31日，“7•23”动车事故调查结果公布已经超过120天的最长时限，但最终的调查结论报告仍未公开。《财经》杂志引述接近调查组的消息人士称，透露了迟迟未公开的事故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调查报告逾期不出，调查组成员三缄其口。四个月来，舆论呼唤公正调查结果的声浪此起彼伏，调查公信力在声浪中亦风雨飘摇。

“导致此次动车追尾事故的原因，既有信号设备软件设计缺陷，亦有非正常行车下的调度指挥失误。“从信号设备提供商，到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的行车处理，到电务部门的维修、登记，事故暴露出铁路多个部门均存在问题。”

据中国媒体《财经》杂志12月4日报道，最终调查报告迟迟不出，原因是中国政府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而技术鉴定结束两个多月来，事故所涉各方均在推卸责任，导致报告迟迟无法出台。

令官方头疼的政治考量是，“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更为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推翻，供应商不再担责，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

此外，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各方责任孰重孰轻，对所追究责任人的范围、职位亦有影响。

媒体呼吁，应“采取更公开、更坦诚的态度，向公众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声称系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此后，事故调查组成员、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黄毅曾指温州电务部门的应负责：值班人员未按有关规定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发生。这一说法引起杭州电务段反弹，在网上发布公开信反驳。

11月20日，“7•23”动车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透露，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已于9月完成，余下的责任认定问题和处罚问题均由相关部门研究后给出处理意见，国务院批复后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