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应改‘维稳’为‘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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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5）● 吴鹏森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生活中大量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并累积，使得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加重，各级政府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致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变形扭曲，导致“越维稳越不稳”的复杂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什么是社会稳定，怎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缺乏科学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难题，但当前可以从一个概念入手，这就是将“维稳”改为“维安”。通过这一概念的调整，可以避免误导，使得各级政府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施政理念。

　　“维稳”还是“维安”，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理论内涵与社会影响却有天壤之别。“维稳”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安”就是维护公共安全。从本质来看，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从过程、手段和形式来看，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公共安全却有许多不同。“维稳”容易造成一种静态思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在于“防乱”；而“维安”是一种功能思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在于“保境安民”。

在“维稳”思维下，人们特别看重的是“信访”、“上访”。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动用警察力量强行“截访”，甚至出现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这种维稳措施根本不是“源头治理”，而是害怕“信访”多了，“上访”多了，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而在“维安”思维下，人们更看重的是其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是否威胁到“公共安全”。人民群众利益受损了，或只是“感觉”自己利益受损了，要去“上访”或“信访”，但只要他没有采取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举动，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和紧张，更不能以“信访量”和“上访量”来衡量社会稳定与否的核心指标。即使是对一些“缠信”、“缠访”行为，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来解决。

　　甚至对最为敏感的“群体性事件”，“维稳”、“维安”两种思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维稳”思维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群体性”，关注的是人群聚集的数量和规模，关心的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而在“维安”思维中，需要关注的是这种人群聚集的动机与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危害公共安全，不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相反，对那些个人极端行为，如近年来发生的砍杀小学生案等，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却需要特别加以防范。

一“公”一“私”之间

　　“维稳”与“维安”的工作重点也有很大不同。“维稳”的工作重点通常是“盯”着社会弱势群体，防止他们在利益受损或“感觉”自己利益受损时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但真正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却是社会强势群体，如强制拆迁、暴力执法、有错不纠、行政不作为等，是导致大量“信访”、“上访”的主要原因。而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如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保健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污染等公共安全事件的背后，更多的是强势群体造成的。在近年来发生的广东“丰田事件”、多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上海“集卡”司机罢运事件中，根本原因还是“资强劳弱”结构下的产物。因此，“维安”的工作重点是要更多的“盯”住社会强势群体，这才是“源头”治理和“治本”之策。

　　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维稳”难以涵盖“维安”的方方面面，而“维安”却可以包含“维稳”的主要内容。即使是针对边疆地区“三种势力”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和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冲击地方政府行为，以“维安”名义进行管治和以“维稳”名义进行管治，其意义和效果也完全不同。英国伦敦发生的街头暴乱，英国政府和警察部门逮捕三千人之多，却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发生暴乱和恐怖主义事件后，采取必要的“平乱”措施，却在国际上引起“抗议”和“非议”，其原因固然有国际反华反共等敌对势力根深蒂固的“偏见”，但与“维安”还是“维稳”的名义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国际舆论界看来，“维稳”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源于一党之“私”；而“维安”是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是源于天下之“公”。一“公”一“私”之间，其道德制高点有天地之别，舆论同情的对象当然完全不同。

　　总之，无论是从国内维护社会秩序的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国际“惯例”出发，中国将“维稳”改为“维安”都是很有必要的。作者● 吴鹏森是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


解放军提升战略规划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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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5）● 薛理泰 本月22日，按照中央军委日前作出加强战略规划工作的决定，解放军战略规划部在北京成立。军委批准成立这个新部门，旨在突出战略规划的作用和地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郭伯雄、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莅临会场，向战略规划部的成立致以祝贺。

新中国早年战略研究的演进

　　据新闻报道，解放军战略规划部是主管军队建设发展规划的职能部门，隶属总参谋部。其主要职能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组织拟制军队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和改革方案、提出军队战略资源总体配置和宏观调控建议、协调解决跨总部跨领域有关问题以及检查评估军队建设规划计划落实情况等。

　　在毛泽东时代，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战略小组，以智多星刘伯承元帅为组长，职司宏观战略研究。当时，举凡国家大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核战略等，往往由毛泽东圣衷独断，一锤定音，即使刘伯承也无从置喙。战略小组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在多数情况下，不着重经常性工作。上世紀70年代后半期，文革结束不久以后，战略小组改组成为战略委员会，初由罗瑞卿担纲，承担了远比过去为多的战略研究任务。

　　然而，无论军委战略小组还是军委战略委员会，均侧重于宏观战略层面的研究，多数是长线研究项目。况且，战略小组或战略委员会多用于安置有志于战略研究的解放军元老重臣，工作班子并没有足够的得力的参谋群，给予支撑。战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办公室主任由作战部长或作战部副部长兼任。军委及总参谋部同战略委员会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军委及总参谋部负责人使用战略委员会办公室时，也嫌不够得心应手。

　　至于微观战略层面的研究，亦即所谓短线研究项目，军委仍然委托总参谋部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技术，即电讯侦听、截获）以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等部门。这些部门擅长于微观战略层面的研究，它们的研究项目针对性强，具有颇大的运用价值，却由于参谋群战略素养不足，历练也不够，因此，在宏观战略亦即大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往往乏善可陈。

　　有鉴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负责军事情报口之际，又特意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隶属于总参谋部，授权该小组定期从总参谋部一部、二部、三部以及军事科学院抽调精兵强将，就指定的项目进行专题的战略研究。伍修权亲自作出规定，来自总参谋部三个二级部的专家们，必须至少由这三个二级部的副部长亲自率队参加每次专题讨论，并且每个月向军委呈送一篇书面报告。　

中国加强战略研究以应对新挑战

　　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并非常设机构，组织比较松散。该小组进行跨部门协调时，缺乏体制性的督率作用，而军委、总参谋部也没有在长时期内给予持续的督促和重视。因此，该小组在战略研究方面起到阶段性的有益作用以后，最终无疾而终。

其后，在解放军体制内，无论是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微观战略层面的专项研究，主要由军事科学院、总参谋部三个二级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等，各自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在配合中共党内及中国政府的智库进行战略研究时，这些军事部门在各层次展开的战略研究，历年以来都有长足进步，可是，同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相比，效果仍然不够彰显。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今日不同往时。一来，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及其麾下的众多老帅和将领，均是百战余生。他们从事战略研判，经验丰富，直觉敏捷，不是当代北京领导人可以比拟的。二来，在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格势禁，牵制因素比较多。譬如苏联、美国就在不同时期分别发挥了庇护中国不受敌国核袭击的作用。如今此情不再矣。

　　今日举世滔滔。中国崛起未竟，境内外挑战之频度和强度，远比过去为多。面对时代使命，党、政、军各智库自然存在局限性。

　　既然北京确定了以科学发展观治国、治军，自然要高度重视各个层面的战略研究，并且充分突出战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成立战略规划部，自然顺理成章。

　　去年中国承受了来自境外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包括黄海（美、韩军演）、东海（钓鱼岛争执）、台海（台独势力挑战）和南中国海（同越、菲发生主权争端）这四个方向，概括为“四海”危机也未尝不可。北京判断，在这四个方向，都隐约可见美国及其盟邦的影子。

　　今年以来，随着美国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再次承受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正在付诸实施，并且加大了力度，加快了节奏。北京更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感。

　　况且，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屡次强调要发挥“巧实力”的作用。质言之，“巧实力”无非是巧妙地结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北京可能觉得，应该以两手策略与对方的两手策略周旋一番了。诚所谓彼方以迷踪拳打过来，己方就以无影腿回过去。

　　既然北京需要以巧实力与华府共舞，自然需要突出战略研究的重要地位。这次总参谋部成立了战略规划部，当系二级部，职司国家大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核战略等项研究以及军委赋予的其他研究任务。由此可见，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军委的层级，已经对战略研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作者● 薛理泰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


人民日报海外版谈四川藏区僧人自焚事件
http://news.stnn.cc/china/201111/t20111125_1671487.html

　　 2011-11-25：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以来在四川省藏区发生了几起年轻僧人和已经还俗僧人的自焚事件。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几个年轻人的生命瞬间葬身火海，令人震惊和惋惜。尽管当地政府在现场尽最大努力采取了灭火救人的措施，但还是有几位僧人没有能够被留住他们年轻的生命。因自焚事件造成巨大伤痛的是这几个年轻人的父母家人。20多年的艰辛养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却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真是一场噩梦。国内藏传佛教界人士既惋惜年轻僧人的鲁莽行为造成的恶果，又对这种行为可能对藏传佛教的声名和未来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表示极度担忧。令人惊讶的是，流亡在国外的达赖喇嘛和一些海外藏人社团组织对事件的反应不仅速度惊人，且相当极端。他们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和自焚者的生前生活照片及相关信息。有些组织还对自焚者开出了具体的补偿价码，自焚去世者40万卢比，伤者30万卢比。更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一向以主张“非暴力”自诩的达赖喇嘛，不仅没有以宗教长者的身份，说一句必须立即制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的劝说之言，反而在印度达兰萨拉主持“特殊法会”带头参与绝食活动，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声援。更有甚者，有人把自焚者称为“英雄”、“斗士”，要为他们树立纪念碑，甚至有人写文章为自焚制造“佛法”依据。在如此鼓噪和指引甚至煽动之下，近日在境外尼泊尔再次发生了藏族人的自焚事件。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珍惜和尊重生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认知和向往，而暴力和恐怖则是文明社会的大敌和大痛。多起自焚事件的出现，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悲伤和震惊。我们在祈盼此类事件不要再发生的同时，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以积极的姿态预防和杜绝此类事件再度的复制。

　　西方媒体称几起事件中，年轻僧人和还俗僧人在实施自焚行为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独立”等口号，这明显是一种政治的诉求。而这种政治诉求显然并非出于这些十几、二十几岁，可能一生都还不曾有机会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和寺庙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入寺修行和学习藏传佛教经典理论的时间应该还不长。这些僧人的这些政治诉求是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妨看看自焚僧人所在的格尔登寺的活佛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吧。据阿坝县宗教局局长宋登达尔基介绍，格尔登活佛1959年外逃印度，先后担任达赖私人秘书、“流亡政府”佛学哲学院负责人、第七届伪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等职务。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境外格尔登寺专门成立了“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该小组接受达赖集团“紧急情况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与“流亡政府安全部”、“藏青会”、达赖私人秘书处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在阿坝藏区建立关系人、收集情报信息、策划指挥闹事行动。正是这位格尔登活佛亲自为自焚僧人念经超度，鼓吹自焚者是“民族英雄”、“自由斗士”，以此教唆佛弟子自焚自杀、轻贱肉身。据阿坝县宗教局副局长哈俊介绍，“狂人之群”（一个制造系列自焚事件的格尔登寺僧人组织）4名成员，2011年3月2日就提前进行了“3·16”自焚拍照、买油等工作分工，并提前将自焚僧人照片传到“西哇扎仓”。正是如此，事件发生2小时后，“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等就播出消息、播放视频了（《大公报》2011年10月17日 http://gb.takungpao.com/news/china/2011-10-17/977849.html）。正是这些被称作宗教领导者、“上师”的人，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了他们的“西藏独立”梦想，不仅不出面阻止悲剧的发生，甚至还在继续怂恿自焚行为。

　　让那些不谙“西藏自由运动”、“西藏独立”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缘由的年轻人，做出辜负养育他们的父母和社会，轻视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这种无异于暴力恐怖行为的自杀事件令人发指。

　　自焚事件是企图分裂中国，实现“西藏独立”梦想的人玩弄的一场政治阴谋。分裂势力不惜以年轻人的生命为代价，制造出“宗教迫害”这样一个对中国政府杀伤力极大的话题，其目的就是企图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继续炒热所谓“西藏问题”，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同时攻击和抹黑中国政府民族宗教和西藏政策，为所谓“西藏独立”制造依据。可怜几个年轻人看不懂所谓“西藏问题”已经成为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手中玩弄的政治把戏，白白地成为他们的陪葬。

　　众所周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藏传佛教经历过长期的政教合一历史。1959年民主改革后，依照国家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废除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藏传佛教在形式上脱离了与政权的密切关联。迄今半个多世纪，依照政府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随中国社会发展，藏传佛教也在不断调试自己的发展轨迹，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然而，藏传佛教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后的50年与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比较，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旧西藏的社会财富资源有一大块被寺院集团僧侣阶层所占有。如今资源被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寺庙和僧侣在制度上的特权废除了，精神层面所遗留的东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废除。对失去的旧特权的怀念和对可能拥有的新特权的向往，使政教合一寺院集团的残余势力和深受其影响的新生代僧侣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或受到某些有影响的宗教上层人士的鼓动，就会萌发复辟的企图，甚至诉诸行动。

　　这种对政治意愿的热衷和对特权利益的追求，本质上是违背佛教的教理和基本精神的，但是与藏传佛教曾经的政教合一经历不无一定的关联。藏传佛教要彻底清除政教合一制度带给他的历史惯性和消极影响，真正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无论在政治和宗教的层面，都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表现出极度的担心和忧虑。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甲登活佛发表评论称，要警惕有人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甲登活佛说，连续的僧人自焚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反感。如果让少数人继续搞宗教政治，忽视戒律，废弛教育，逆社会发展潮流而行，任凭其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就必然使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丧失自我（《大公报》2011年10月17日 http://gb.takungpao.com/news/china/2011-10-17/977849.html）。

　　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毒瘤”，一旦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和制止，将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伤害。对藏传佛教而言，自焚事件这样的极端行为不严加制止，极易演变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继续被达赖集团分裂势力所操纵利用，不仅会严重损毁藏传佛教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认知，而且势必干扰藏传佛教建立与现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正常秩序，也必将造成一些僧众，特别是年轻僧众的思想混乱，阻碍藏传佛教的正常发展。

　　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分裂势力打着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维护藏传佛教宗教自由的旗号，在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制造了多起骚乱闹事事件。2008年3月14日发生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留给我们的伤痛还没有平复，如今又是几个鲜活的生命被那些打着“非暴力”的旗子，有意歪曲和片面解释佛教教义、教规，传播、鼓励宗教极端行为的所谓“导师”、“上师”所剥夺。在广大民众为此悲伤和惋惜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揭穿这种利用宗教，以宗教外衣作掩护的暴力犯罪行为，认清事件背后分裂势力企图搞乱西藏和其他藏区，实现他们“独立”梦想的阴谋。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习近平批官员关门做决策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1/24/1544801.html

文章来源 : 综合新闻 于 2011-11-24  习近平批官员：关门做决策

即将于18大接班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痛批中国官场弊端，指有些官员只会看文件、听简报、上网，坐在办公室内关起门来决策，根本无法了解真正情况。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习近平每学期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都被认为是他执政思路的体现，受到外界关注。11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近日全文刊载，成为中国政坛的焦点话题。

作为中共「储君」，习近平这次讲话剑指「调查研究」等官场弊端，显然是希望在接班之际，能稍稍整顿官场的一些顽疾。

习近平在讲话中批评，当前不少官员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调查研究。有的官员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到地方调查研究；有的仅看文件、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民众实际生活，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做决策。

此外，有的官员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应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应对不得力，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习近平特别提出官员在调研中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

习近平要求官员，到地方研究调查，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既要听民众的「顺耳话」，也要听民众说的「逆耳话」。同时，更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要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要多进行随机查访，才能看到真实情况。

另外，习近平在讲话还痛批官员不说真话的逢迎拍马风气，他说，「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他认为此风不可长。▲◆★●■☆


作家富了，文学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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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正在给“粉丝”签名。（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2011年11月25日电／美国《侨报》11月24日载文《作家富了，文学荒了》，摘要如下：

　　对于立志进军文坛的大陆年轻人，最新发布的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无疑是一针强心剂，“80后”作家郭敬明以245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高额版税重夺首富宝座，其六年来的累计版税已即将突破亿元。一时间，成为作家、进而发财，似乎成了触手可及的美梦。

　　但在完整审视这张共包含30名作家的榜单（亦包括漫画子榜单）之后，穿越避世、神奇盗墓、魔幻虚无、宫廷阴谋等一阵阵诡异气息却迎面而来。虽然这些题材的作品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作家也由此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仿佛不是生活在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时代之中。失位，时代责任感的缺失，或许是这些作家最好的定义。有人甚至形容，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集体缺席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思想碰撞，“他们言说的不是公，而是私；不是精神，而是欲望”。外界更有评说：当代大陆文学，一片荒芜。

　　诚然，文学创作中也需要吟诵风花雪月、远离真实世界的部分，但作为一个作家，不能逃离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今年7月，作家阎连科在北京的居所遭遇“强拆”，韩寒和慕容雪村等人亦为此联名维权。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冲突，活生生而非虚构，尽管此前在面对同类事件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真实地活着，正意味著作家的另一个身份——公民，真正的公民是极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作家也应该首要关注社会的真实生态，而不是悠哉地玩弄文字和句式。

　　剥离社会责任感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最近的数十余年来，这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在社会人文领域的各学科，再没有给人类贡献一个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学家。回望80年代，我们看得见路遥这样诚恳的作家，呕心沥血讲述《平凡的世界》，而我们这个时代，能留给后辈什么记录？

　　曾写下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命运》的作家陆天明如是说：“作家在拿起笔要写、张开嘴要吼的时候，首先应想想自己要写、要吼的东西是不是生我养我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想想我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时代给了作家笔杆子，更要求他们扛起责任。在这个大变局中，已到了每一个作家重拾风骨之时，否则，即便版税破亿元、破百亿元，也只是码洋的无聊堆砌。▲◆★●■☆


吴仁宝4子支配华西村9成资金　村民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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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金牛

　　中评社北京11月25日电／价值4亿的金牛、高达328米的五星级大楼，搞起观光旅游业的华西村近年屡出风头，据华西村的官方声明，现在的华西村已经“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但这个看似紧密的集体经济链条也有漏洞，华西村民的生活其实也难言幸福。

　　转型为“观摩经济”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据郑州晚报报道，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经济控制让村民迷惘

　　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网上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超盈利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家全年的奖金收益是48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但贡家股份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思想控制更严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作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占据金字塔尖的吴家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但是否这样就幸福？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湄公河惨案背后的真相、事实比看到的复杂千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1/24/1545389.html

文章来源 : 51军事观察室 于 2011-11-24

泰国总理英拉即将率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之际，在湄公河泰国水域发生泰军人虐杀中国船员事件，这个时间点非常值得探究。这和钓鱼岛冲撞事件和天安舰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一样非常值得探究，都是某周边国家正要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的发生的。

大家都知道我的怀疑是什么。如果我的怀疑成立，那么我们不得不对“对方的情报机构在他国内部势力里的介入程度”深表佩服，对方的情报机构已经达到了可以“在他国的政治势力里暗藏执行人”的阶段了。就像该国已经在世界各国预置好了“遥控炸弹”一样：这是一段半戏谑的文字，下面才是我的正文。

泰国经过几年政局动乱，现在英拉上台，获得广泛民众支持，而且在外交上，英拉明显有倾向中国的计划，所以，可以说，在现在的中国东盟争端频现的局势下，中泰关系正打算或者正在走上一条新道路，如今，出现湄公河虐杀事件，有可能影响这条道路的发展，因此说，中泰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岔道口完全没有错，一边是停滞或者倒退，一边是深化合作更进一步，处于岔道口上往哪一边走，湄公河虐杀事件的的走向其实非常具有决定意义。

其实，背后极端势力(包括泰国军方个别派别)制造这起“湄公河虐杀”事件的根本目的是：离间泰国亲华势力和中国的关系，在中泰两国特别是中国民众中间制造对泰国的仇恨，给泰国“英拉”系着手深化中泰关系制造一个巨大的障碍。

请大家注意，英拉上台之后，第一个选择出访的非东盟国家即是中国(以前一直是日本)，第一个接见的媒体团是中国媒体团，而且英拉特意选择华裔作为外交部长，英拉上台之前每年要数次出访中国，泰国洪水期间，英拉拒绝美国救援，而接受中方援助，并请求中国派出“防洪专家组”决策支援泰国抗洪。可以说，英拉上台之后，选择的是一条偏向中国的政治外交路线。

泰国国内的制度构成有一点是迥异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那就是：民选政府、军队、泰皇是分别独立的势力，泰国总理是民选的，但是总理并没有军队的领导权，军队是独立于民选政府的，这一点很多中国人会用惯性思维来看待这起事件，以为泰国政府是“湄公河虐杀”事件的背后黑手，其实民选政府对军队根本没有影响力，更没有领导权。

泰军队是泰国内最大最不受限制的一个政治势力，也是泰国内最两面三刀，同时和中、美、日都有甚多交流，因此很多国人以为中国在泰国军内也有影响力，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泰国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也有相对东盟其他国家更加成熟的法制制度(至少在程序上是如此)，因此，泰国最大的可以左右政局的势力归根结底是泰国国民，泰皇能有那么大的势力，根本原因是泰皇在泰国民中有极高威望。

泰国军方既不受泰皇领导，也不受民选总理领导，但是为了顺应民意，至少是表面上为了顺应民意，在表面上泰军表态忠于泰皇，接受泰皇领导，实际上，泰军既不受泰皇左右，也不受民选总理所左右。在泰国，最大的三方势力就是：民选政府、泰皇、泰军，也有说是：代表大多数中下阶层的红衫军、代表上层阶层和贵族阶层的黄衫军、军队。

不管怎么看，泰军都是泰国内举足轻重，而且有自身既得利益，也最为黑暗，最不受限制的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最为所欲为的一个势力。要想把握住泰国，如何处理泰军这一势力极为关键，“是打是拉还是恩威并重”就是最考决策智慧的地方。以我看来，现阶段应该是以此次“湄公河”事件为契机，联合英拉势力暗中打压和削弱泰军势力是中国目前的第一步，泰军服软之后再谋下一步。

而反华势力(以日本为主，美国为辅，日本是泰第一大投资国，在泰国经济界深耕已久，而且与泰军方有极深的交流，而且日本是是对“东盟与中国靠近”反应最剧烈的国家，从来没有一刻松懈过在东盟内给中国下绊子)制造这起“湄公河虐杀事件”主要目的就是给中泰民间之间造成仇恨，而英拉政府和中国政府层面其实已有默契要深化中泰在亚细亚范围内的各种利益合作，并不会因为此次事件停下接近的脚步。而造成中泰民间的隔阂和仇恨就是为了给两国政府间的合作制造障碍，或者掣肘英拉政府靠近中国的步骤。

我认为，中国此次处理事件的步骤、思路都有巨大的创新，有巨大的进步，但也还有改善的空间。接下来，中国要看清泰国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形势，暗中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泰国国内的仇华反华势力，明里不惜代价拉拢泰国国内的亲华势力。

泰国是东盟内极其重要的国家，而且是与中方没有国土纠纷，也从来没有历史恩怨的国家，国内又有牢固的亲华势力，是一个极佳的战略伙伴，应该极力发展成盟友，这对于解决东盟内与中国的领土纠纷也好，拓展中国在亚细亚的政治势力也好，都是极为有利的。

这次“湄公河虐杀”事件，是一个极佳的契机，希望中国ZF能看清形势，乘势猛打泰国国内的反华仇华势力，最终削弱泰国内的反华仇华势力，最终达到背后左右泰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局面，把泰国发展成中国在东盟里一个可靠的政治军事的盟友。

我发现，竟然绝大多数的网民包括许多记者在网上发表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语言，抨击中国漠视13条人命而援助泰国政府抗洪，甚至还有一些喊打喊杀的激烈言辞，这种不经了解泰国国情就发泄的情绪，对于民间舆论的引导非常不好。中国也该好好反思如何利用互联网新工具做一些政策透明化的宣传与引导，做好政策决策层与民间的沟通与引导。▲◆★●■☆


否定毛泽东中国必步前苏联命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465

    2011-11-25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讨会11月21日在广州召开，多名退休中共高干严辞痛批境内外“污蔑、贬损和攻击毛泽东”的现象，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担忧中国崛起；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更指，否定毛泽东，中国必步前苏联命运。

　　综合媒体11月24日报道，由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主办的此次研讨会，目的是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深入研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所作的历史性贡献、理论创新及基本经验。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会上说，必须始终维护毛泽东光辉形象，决不能以回顾历史为名，“歪曲党的历史，玷污党的领袖，否认党的领导，否则中国的前途命运必然像苏联一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也指，一些人居心不良，偏要把毛说成是千古罪人、把中国引上一条错误道路。

　　此前，在中国山西等地有毛派民众焚烧广州南方报系报纸。而被称为“内地新左派旗手”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继日前爆粗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后，23日再狠批南方报系是“文化恐怖主义集团”。近日孔更得学生支持，自制打倒“南方报系”标志的衣服网上推广，并穿上与孔合照。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在汕头强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咬定青山不放松”。来源: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