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台湾删除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规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1/12/1531459.html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1-11-12  台湾删除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规定

丁力 2011年11月12日 美国之音 台北

台湾立法院取消了“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和人民出入境必须申请许可的规定。台湾立法院11月8日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删除了“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和“人民入出境，应向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请许可；未经许可者，不得入出境”的条款。这个修正案有待总统宣布后生效。

提出这个修正案的台湾内政部表示，根据司法院大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不准从事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的集会游行是违背宪法所保障的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的。

内政部长江宜桦在立法院说，国家安全法中有关人民出入境的规定，没有区分人民是否在台湾有住所，有户籍，一律非经许可不得出入境，违反“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宪法保障人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意旨。

新通过的这个修正案是要配合实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根据这些公约，人人有和平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台湾当局在1967年签署了这两项公约，但是直到2009年3月31号台湾立法院才正式批准，全文通过。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09年5月14号签署了这两项公约。台湾立法院还通过了有关这两个公约的国内施行法，从2009年12月10号开始正式生效。

台湾民主基金会

马英九颁发2009年亚洲民主人权奖时宣布，为实行两个“权利国际公约”所制定的国内施行法开始生效。

根据台湾内政部的“备案政党名册”，台湾现在有201个政党。其中的台湾国家党、福尔摩沙法理建国党被一些人认为是主张分裂国土的政党。记者就此询问这个党的一位干部，他不肯正面回答，说是这个问题太尖锐。

内政部长江宜桦说过，分裂国土的主张不违法，但是如果涉及具体行动，仍然将回归刑法来办理。

内政部的资料显示，台湾政党名称中含有“共产”字样的有台湾共产党、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共产联盟和台湾民主共产党，这些组织被认为是非常小众的团体，政治影响力很低，没有多少活动，媒体曝光微乎其微。

中国共产联盟在内政部登记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个传真机。台湾民主共产党的电话有人接，说是该党的负责人陈天福在上海从事两岸统一工作。陈天福是陈水扁的堂弟。而中华民国共产党负责人吕宝尧说，当初成立这个党之前，陈天福等人说大陆方面会给经费，成立以后才了解根本没有补助，他们由于缺钱而冻结了这个党。而作为台湾第141个合法政党的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席王老养曾经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并不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

在台北，偶尔可以听到有人用广播车和高音喇叭播放中国大陆的红色歌曲。▲◆★●■☆


中国借湄公河计划让武装力量驻扎邻国
http://www.51junshi.com/article/201111/46143.html

    2011-11-11：导致13名中国船员遇难的“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近日在北京举行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同意正式建立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整治湄公河水域的存在的突出治安问题。西双版纳澜沧江船东协会秘书长方友国在6日透露，作为此次会议具体措施的落实，中国将组建安全部队护航湄公河，规模或达千人。

　　中国将组建安全部队护航湄公河的消息也引发了外媒关注。有报道指出，此举显示了中国“保护海外公民的决心”。而一些惯于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媒体则认为，此举可能会引发地区国家的紧张。不过更多分析认为，中国组建海上安全护航编队实际上响应了地区国家要求共同保障区域安全的呼声。

　　“显示中国保护海外公民安全决心”

　　香港《南华早报》11月9日报道说，在上月13名内地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遇害后，中国在准备复航努力的同时，也计划部署武装力量在湄公河执行护航行动。尽管有关计划细节尚未正式公布，但内地的有关官员已经表示，护航编队规模可能达到1000人。

　　分析人士表示，此计划将允许中国的武装船只进入老、缅、泰三国水域。尽管它可能会引发中国在该地区施展政治影响力的不安，但是它显示了中国对于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决心。

　　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专家杜继峰（音译）说：“当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武装力量时，预计会有怀疑中国动机的声音出现，特别是在缅甸。”但他表示，该计划不应被解读为中国军方正在“扩大其影响力”，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

“邻国担忧中国借机扩大在东南亚军事存在”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9日在报道中提及了地区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武装力量的存在而产生的担忧情绪。

　　报道说，据中国媒体消息，中国正在考虑向湄公河派遣一支警卫力量——该计划的推出正值地区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大而感到担忧之际。

　　与中国当前在非洲海岸等国际水域对其商船提供的保护不同，湄公河计划意味着中国的武装力量将会存在于邻国的领土上，这有可能为中国在东南亚打开一个新的“战略前沿”。该计划将是中国首次在东南亚开展此类行动。过去一年中，外界对中国地区经济和战略力量扩大的怀疑声音一直存在，南海争端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

　　中方表示，该计划仍在协商之中。一旦落实，中国的警卫船只就能够存在于中国边境之外，在“金三角”地区附近的湄公河流域部分护送其商船。金三角地区是缅、老、泰国三国交界处，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鸦片产区之一，暴力贩毒团伙骚扰过路行船的行为已一直很猖獗。

　　湄公河计划也显示，中国对个别国家，如泰国，打击毒品走私活动和保护航道的能力“没有信心”。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援引美国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东南亚专家大学凯雷 塞耶的话说，尽管另外三个国家理解中国想保护其船只安全的意愿，但如果对中国派出一支“**规模”的力量，预计他们会反对。凯雷 塞耶认为，中国似乎想要带头，而其他人可能更想要“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

　　“中国护航编队响应地区国家呼声”

　　不过有很多声音都指出，中国组建海上安全护航编队正是响应了保障区域联合安全的呼声。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日前报道指出，13名中国船员遇害，加剧了周边国家对该区域安全的担忧。此次中国组建海上安全护航编队，正是响应了该地区国家对于联合保障区域安全的呼声。

　　《印度时报》也认为，上月的湄公河惨剧发生后，四国建立一个联合的“立法机制”以及安全保卫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正是中国联合其他三国，组建海上安全护航编队的初衷所在。

　　泰国《国家报》则指出，湄公河惨案证明了“金三角”依然动荡不安，建立海上安全部队一举明显表明，四国官方对该区域的安全问题产生了更加密切的关注。▲◆★●■☆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做情报工作？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111/t20111103_166227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11-11

导读：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党员。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共服务，做情报工作。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原文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第16版 原题：《秘密党员宋庆龄》

　   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十年。宋庆龄是我最敬重的人。特撰文以此纪念。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周恩来、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中国拟设专属部门负责打假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7652/c5

日期: 2011/11/11 15:25 阅读: 117

　　中国计划设立一个专属部门，负责领导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工作，以加大力度保护企业与公民的权益，而执法工作的成效还将纳入个别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

　　中国国务院是于前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工作。会议由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

　　国务院会后在中国中央政府网站上发布文告，披露政府将采取的多项应对举措。国务院在文告中坦承，中国部分地区和领域至今仍存在侵权和假冒伪劣的问题，而一些地方对取缔工作“重视不够、查处不力，甚至有案不办”。

　　对此，当局明确表示，执法机构应及时立案查办侵权和假冒伪劣案件，而且地方政府须全权负起在各自地区执法、打击这类犯罪行为的责任，取缔工作的成效则将被纳入当地政府的评估中。

　　当局也主张执法机构设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并建立一个业者诚信档案，以让各机构能更好地协调失信行为的监管。

　　文告指出，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任务“仍很艰巨”，所以极需从全方位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

　　当局也特别“点名”，要针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农资、建材、机电、汽车配件等重点商品和著作权、商标、专利等领域，进行严格的监管，并加强巡查、执法。

　　盗版光碟、冒牌皮包等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使中国一再遭人诟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汉林日前接受本报访问时就对此表示忧虑。他担心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商品最终会打击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质量的信任，进而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以至国家的形象。

　　在中国国内，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食品的安全性，也早已成为人人关注、议论的民生课题。从三聚氰胺牛奶到最近的黑心烤鸭、地沟油，无不挑动人们的神经。

　　最近，已多次被罚的重庆沃尔玛（Wal-Mart）商店拿普通猪肉当绿色（有机）猪肉卖的事件，也引发新一轮的争论。有者就质疑现行政策罚得不够重。

　　根据2009年实施的中国《食品安全法》，中国政府可依案情严重程度吊销违法业者的执照，但以罚款而言，最高罚款额不超过货值金额的十倍。

近年加大监管力度

　　国务院此次的常务会议中也提及要对刑罚进行研究。当局将考虑修改刑法，降低侵权和假冒伪劣行为的刑事责任门槛，并提高罚款数额，以对为了盈利而故意违法者判予“惩罚性赔偿”。

　　为改善假冒伪劣的问题，中国政府多年来下了不少功夫，近一年更是显著加大力度。中国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高峰本星期一接受人民网访问时就透露，公安机关在过去一年共侦破了超过2万8000起伪假物品案件，比过去七年加起来还多。

　　在长达一年的行动中，逾1万5000名嫌犯被捕，查获的物品如按照真品计算，价值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去年6月也成立了全新的网络视频音频版权监测及调查取证服务平台，对互联网上的视频和音频进行管制。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前天透露，新的服务平台成立以来，共监测出逾41万条侵权盗版链接，并删除40余万条。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去年10月至今年6月间，也在全中国查处了3381起侵权盗版案件，涉案金额达2.83亿元。被没收、罚款的图书、软件等超过313万件。

　　据媒体报道，这是近10年来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动。打击盗版产品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华外企对中国当局提出的一项主要诉求。

　　不过，尽管当局每年都进行不少扫荡行动，假冒伪劣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之高，使其一直很难被铲除。至今在许多城市里，依然不难找到这些盗版商品，好些城市甚至有商场以售卖廉价冒牌商品而出名。

　　据报道，中国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和执法管理部门，为完成地方经济的原始积累，暗中支持走私贩私、制假贩假，成为灰色经济的温床。▲◆★●■☆


出逃士兵三死一伤是谁的悲哀？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7678/c99

2011/11/13  文章来源: 联合早报网  作者：单福山

说真的，看这则报道，我无法说出自己的心情。四“解放军士兵”携枪出逃没一天就被击毙，还三死一重伤，这能说是特警的胜利，还是军队的悲哀？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无法理解同样是军人的这四人，怎么会集体携枪出逃？又怎么可能被特警置之死地成那必杀的敌人呢？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战士出逃以前也有，为个人私事想不开一人携枪出逃时有发生……但四名战士一起出逃，是不是闻所未闻？

再就是这武器弹药，各部队管理严之又严，怎么可能四人一起携枪出逃，还能带出这么多子弹？记得我在部队那会子弹与枪是分离的，即便能讨得到子弹，也绝不可能带得出这么多子弹。这，应该还有责任人，还要继续追究，杜绝类似事件重复上演。

说到四人出逃的动机，虽没一手资料，但我不觉得他们四人十恶不赦，属于必杀之的敌人。我知他们四人携枪出逃伤及无辜的可能极高，但如果没在出逃前犯下人命案，仅仅只是因他们先开的枪，就一个个击毙，这会是最佳选择，唯一方案吗？他们四人中是不是也有无知无辜的“被”击毙者呢？

不知诸位还记得美国大片《第一滴血》中的蓝波吗？一个美国士兵出逃后的种种表现虽让州警察及蓝波的上司头痛不已，但蓝波自始至终表现出的素质，无不显露美军的单兵素质及野外生存的能力。而作为中国士兵，这四名“战士”的表现，会是部队现在单兵素质及班组配合的缩影吗？如果他们的表现只是一时兴起，不计后果，惊慌失措到开枪走火……严阵以待的特警面对“自己人”一时想不开，有必要枪下一个不留吗？冷静地想此事，这真的是在缉拿罪犯，还是射杀乳臭未干的毛孩？

换一角度由此看我军的战斗力，如果部队培养出的战士战不能战，大熔炉淬炼出的是这般的废铜烂铁（如这四名战士一般“携枪潜逃”“毫无战斗力”），这部队还是我们曾荣耀的部队，一辈子捍卫祖国，服务人民的钢铁长城吗？

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击毙四战士的“命令”是谁下达的？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位指挥官有没想过这四战士也属于我们的同胞，我军的一员，他们的出逃本属于内部矛盾，完全可以内部解决？是啊，他们携枪支与子弹出逃有可能危机百姓安危、制造社会混乱……但即便他们离开军营的那一瞬间已经不是战友而是“敌人”，依两军交战不杀俘虏的国际法，我就不信特警战士就不能围而不打，冷处理这样一桩“影响及其恶劣”的事件。几枪毙命四战士，虽看上去特警技高一筹，但留下的后患，是不是让这事件的结果比四战士出逃还要恶劣？我不知下达命令的“指挥官”有没想过，是你选择的“结果”将一原本不会这么恶劣的事件变得恶劣？是你让所有曾经是军人的“复转军人”心中的丰碑坍塌？扪心自问，如果这四人中有“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这样一枪击毙他们吗？会把这事无限上纲、一意孤行地射杀及越快越好地解决掉吗？这样处理，是不是也在犯错，其“战术”的运用上，也出现了“士兵出逃”呢？

举一反三，事件到此，我以为部队高层不应该就这么草草收场，止于四战士的“终结”上；而要对全军部队的管理混乱及腐败渎职彻底地整治。从枝节上找出四战士出逃的动机，及临死前他们各自的心理反应……真实地面对他们，定性他们，给他们家人一交代，也给部队全体官兵及我们的社会一交代，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不再自己人打自己人，让诸多家庭因这样的事件“天灾人祸”后苦渡余生。▲◆★●■☆


人民邮电报驳斥央视电信联通垄断报道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7685/c90

    2011/11/13 　11月11日，《人民邮电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混淆视听 误导公众
 
——驳央视对电信、联通涉嫌价格垄断的报道》，逐条驳斥央视对于电信联通的报道，称“完全是片面之词，错误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
 
文章驳斥央视采用了“互联网接入”这一广义概念混淆视听，指出“互联网接入”分为不同领域，发改委此次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的调查，是针对SP接入市场而不是公众市场的，SP接入市场不涉及普通用户，与公众市场完全不同。据了解，中国电信或中国联通每年从SP接入业务中获得的收入只有不足2亿元，因此，即便是“证据确凿事实成立”，所处罚款也应以此为基数，而绝非数亿到数十亿元的天文数字。
 
文章称，央视报道认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带宽专线接入上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结论无数据支撑，因此并不成立。在互联网专线接入市场，其实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其他几家互联网骨干网经营单位，包括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以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此外，还有转租的众多增值电信企业，例如电信通、长城宽带、歌华等。
 
至于央视报道提到的向SP出租带宽价格的差异，文章指出，由于交易条件的差异（区域因素、时间因素、产品细节、客户要求、服务质量等），出租带宽的价格也是由市场来调节，因而谈不到“垄断”
 
针对央视报道指出的“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低，接入费用高”，《人民邮电报》暗示报道采用的数据已经过时，与此次反垄断调查无关，并且是“不考虑背景的简单比较，绝对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公平的。”
 
文章称，宽带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是与国情和人均GDP相匹配的。论国情，中国地域宽广，农村和偏远地区所占面积大，宽带建网的难度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可同日而语。且目前我国的宽带普及率不足10%，而许多发达国家的普及率为30%左右。不同的市场，其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生命周期不同，发展规律当然不会相同。
 
文章最后指责央视的报道在发改委调查还未结束，还没有作出最终结论和处理意见时抢先报道，并且只对发改委“进行了单方面采访，根本没有给另一方当事人澄清事实的机会，有悖于新闻的公正性，从而误导公众，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基本概念都没有厘清的基础上，用想象代替采访，用推测代替事实，大量使用“如果”、“可能”句型，将结论硬拧向耸人听闻的方向，有悖于新闻的客观性。此报道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因缺乏事实依据根本站不住脚，违背了新闻工作的基本职业道德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