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09/c_111154039_2.htm

2011年11月09日 人民日报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

　　□ 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人格信任，而现代社会则是制度信任

　　□ 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这是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需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需要形成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相反，公众频繁表达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势必侵蚀健康的政治机体，甚至冲击政治秩序、危及社会稳定。

　　传统社会中，政治信任的要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府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政府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政治信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政治信任的成长，以及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三者是高度契合的。

　　在现代社会，由定期选举制度、公职任期制度、问责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共同构筑了塑造公众政治信任的制度体系。在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凭借这些制度的功能释放，可以保障公众的尊严、权利和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和期待，能够实现政府组织的透明性、义务的强制性、程序的公正性、秩序的稳定性、预期的确定性，并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控性、责任性、回应性、廉洁性与可信性，确保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施予免受背叛，对那些试图背叛公众信任的政府行为进行预防，并为背信行为安排了追惩和矫正机制。以此看，制度是建构现代政治信任的基石。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修复公众的政治不信任，提高政治信任水平？根据现代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必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即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可信性，为公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法制建设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要通过制度建设凝聚公众的政治信任，首先需要激发现有制度，如选举制度的活力，发挥其促生政治信任的功能。其次要增强制度执行力，树立制度权威性，增强制度执行力，夯实政治信任基础。最后，要提高制度供给力。这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程序和机制，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应当说，填补制度空白，建立周严的制度体系，是提高执政党和政府修复政治不信任的能力、构建稳固政治信任基础的根本选择。（上官酒瑞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中共党报批说教政治 暗挺温家宝政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959

   2011-11-9 ：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1月9日刊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并未获得广泛支持。

　　文章称，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公众频繁表达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势必侵蚀健康的政治机体，甚至冲击政治秩序、危及社会稳定。传统社会中，政治信任的要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府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政府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如何修复公众的政治不信任，提高政治信任水平？根据现代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

　　文章指出，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必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即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可信性，为公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作者建议，要通过制度建设凝聚公众的政治信任，首先需要激发现有制度，如选举制度的活力，发挥其促生政治信任的功能。其次要增强制度执行力，树立制度权威性，增强制度执行力，夯实政治信任基础。最后，要提高制度供给力。这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程序和机制，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11月6日，温家宝到俄罗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他在参观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母校皇村中学旧址时表示，普希金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但温家宝朗诵了是普希金的另一代表作《纪念碑》。有香港媒体表示，温家宝此举，表面缅怀诗人，实际以诗明志，表明自己是政治开明派，问题是，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真正的法治。

　　新华社11月7日在报道上合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新闻时，并未提及温家宝参观普希金母校时的朗诵。

　　而在这次访问俄罗斯之前，温总理10月25日曾经去自己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进行了访问并对学校的师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温总理大声疾呼“人人生而平等”。一次真切地呼唤平等，又一次真诚地呼唤自由，社会缺什么，总理就呼唤什么，总理的拳拳为国为民之心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再次高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独立中文笔会9月20日刊载自由撰稿人刘逸明的评论称，温家宝高调提政改，新华社冷淡应对，有曲高和寡之味。

　　《华尔街日报》记者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曾在自己的专栏中表示，温总理坦率的发言和语调更有大势已去的味道。他说，对中共而言，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温家宝是对的，而其他人是错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险，如果这些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吁石沉大海，那么历史就没有重写的可能了。

　　自就任中国总理以来，温家宝曾十多次在公开场合公开谈论政改。2010年8至9月，温家宝在国内外八次呼吁政治改革，高调表示“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发表署名郑青原文章否认政改严重滞后，提出政改要把握正确方向，循序渐进、扎实推进，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而11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 》文章暗挺政治改革意图明显，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的观点的差异显见，可见中共高层对政改存在不同的声音。来源: 网讯


胡锦涛只是九位同级领导人的首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038

     2011-11-12  中共十八大将于明年10月召开即将召开，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将退居二线，新的领导人即将产生。韩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胡锦涛只是“九位同级领导人的首席”，某一派别并不独占所有要职。

韩国《中央日报》11月7日发布的这篇文章表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领导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形成了集体领导体制。胡锦涛只是“同级别领导人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中国的所有政治决策都必须通过9位政治局常委的讨论和协商才能够通过。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又是怎样解决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和矛盾，实现协商和共存的呢？看到韩国混乱的政权交替过程和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无穷的争斗，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中国精英的教育过程中找到。

文章说，中国不是西欧式的民主主义国家，但是可以被称为“精英民主主义”国家。这意味着，虽然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但在拥有决策权的精英之间却存在着民主主义。

例如，在中国，即使上海帮、太子党、或共青团派中某一派别的人做了党总书记，该派别也不会独吞所有国家要职，仍会根据需要和一定的标准来安排各派别之间的要职分配。精英们之间虽然派别不同，但他们都曾通过各级别教育机关和党干部及公务员再教育学习过协商与共存的理念。从现在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便可以看出，中国对合作与共存精神的重视程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主要是德能勤绩四个方面。

其中代表一个人能力的“能”中，就包含有“合作”这项指标。也就是说，没有合作意识和能力的人都是没有能力的人。因此，各派别之间存在同志精神，这使他们并不把对方看成是要消灭的对象，而是竞争的协商者。

文章称，这样的文化来源于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实事求是精神认为，比起斗争来说，合作更为有利。与西方国家民主化相比中国政治更加强调亲民和以人为本，这也是因为这样做更加实用。

作为中国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举国体制”与实事求是与有直接的关系。即使相互有分歧，但为了举国体制的名分，仍要合作团结，这样的文化根深蒂固，这正是引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国不是民众参与的民主主义体制，因此渴望自由的普通群众对民主主义也有着很大的不满。

但身处于巨大变化漩涡中的当今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G2（美国和中国）之一，其中一个原动力正是精英间绝妙的共存和合作体制。在韩国，在野党与执政党精英之间，或者亲李派与亲朴派之间的派别虽然不同，但他们之间就不能像中国一样构筑起“举国体制”合作与共存体制吗？可以说，只有那个时候到来，韩国的政治才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来源: 中央日报


欧洲拒绝中国援欧三大条件中最简单一个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1_11/12/10606576_0.shtml

    2011年11月12日 东南网  两位独立消息人士周五(11月11日)表示，政治僵局正在阻止中国向欧洲提供资金以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

此前欧洲拒绝了北京提出的三个要求中最简单的一个，即给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

这两位消息人士均为直接知情人士。

消息人士称，中国曾提出了支持欧洲的三个条件：

1)、给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

2、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市场经济地位；

3)、取消对华武器禁运。

增加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将意味着降低了欧洲在IMF中的代表性，并且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中国所要求的第1)个条件中，包括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系列(SDR)中。让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很重要，因为具有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是全球贸易中使用最多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若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将会削弱美元的全球影响力，并有助于阻止外国货币流入引发的所谓输入型通胀。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进展。


白璧微瑕：解放军军史上的十大败仗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11111/16862998.html

2011-11-11  军事文摘

    本文摘自《军事文摘》2009年第4期，作者：佚名，原题《解放军史上的十大败仗》

    我们的军队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也有过失败，但正是这些失败造就了一支伟大的军队。

    第十名：南麻、临朐战役

    1947年10月，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在南麻、临朐发生激战。连续进攻十天，未能攻克两地，伤亡达五万多人，歼敌仅二万多人，被迫撤退。

    第九名：广昌战役

    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江西广昌地区筑垒阻击国民党军进攻。苦战18天，被迫放弃广昌，伤亡5093人，歼敌仅2626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八名：西府战役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向宝鸡发动进攻，连克数城，初期大胜。但国民党军迅速组织反击，解放军反陷入重围之中。后转战一千余里，突出重围，弄得极为狼狈。此战歼敌二万，自身伤亡一万五千。

    第七名：第一次四平战役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四平之战。坚守一月，歼敌一万，自损八千，被迫后撤，被国民党军追了上千里，一直撵过松花江。

    第六名：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转移，与国民党军在湘江边展开激战。经六天血战，红军冲过湘江脱险，但此战损兵三万余人，全军从长征开始的八万六千减至不足三万，损失惨重，而歼敌仅七千余人，几遭全军覆灭之险。

    第五名：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之战

    1951年5月，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进攻歼敌阶段完成后，志愿军参战各兵团开始向北转移。因过于轻敌，掩护计划不周密，遭到美军的快速反击，一时陷入被敌分割包围之中。后主力部队脱险，但三兵团六十军第一八零师损失大半，几乎覆灭。整个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中朝方损失八万五千，其中志愿军损失七万五千。仅转移阶段失踪就达二万多人，后证实其中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其余估计在战地死亡。

    第四名：兵败怀玉山

    1934年末，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围攻，最后弹尽粮绝，遭到溃灭。全军2万多人仅千人突出重围，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牺牲。

    第三名：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2个纵队在皖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个师围攻，经10天战斗，全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余人突围外，余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

    第二名：西路军之战

    1936年末，红军四方面军部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西征，组成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遭优势的青海军阀马家军围攻，因战略错误，苦战不脱，最后全军覆灭。全军二万一千余人中，一万余人战死，六千余人被俘，余下大部逃散，最后冲到新疆的仅四百余人。

    第一名：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对金门发起进攻。因战役发起过于仓促，渡船被毁，后援不济，苦战三天后，全部主攻部队共9086人，除数人渡海逃回外，全部牺牲或被俘，是解放军战史上成建制覆灭的最惨烈之战。


政治因素妨碍中国援助欧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7020

    2011-11-11：路透社周五（11日）刊登一篇独家采访说，根据两个独立消息来源，欧盟拒绝中国提出的要求而导致的政治僵持阻碍了中国向欧盟提供救助金。

　　北京提出的条件包括：欧盟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更大影响、在世贸组织中获市场经济地位，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路透社说，接受采访的两人都直接了解此事，其中之一与北京高层有关系，并要求不透露姓名。

　　从常理看，关于IMF的这条要求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尤其是在上个月欧盟领导人制定利用IMF支持的投资工具来增加解决危机资金的计划之后。但据在北京的消息来源说，这条要求被欧盟否决，原因是欧洲领导人认为，中国对欧盟的任何投资，都会让中国在IMF的决定中增加话语权，并让人民币在通往成为IMF特别提款权货币单位的路上走得更快。让中国在IMF的决定中增加话语权，意味着削弱欧盟的代表性，并可能减少美国的影响力。

　　与北京高层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中国想帮欧盟的忙，但中国不是慈善组织，IMF和美国在援助遇到困难的国家时也提出要求，中国这样做并不特殊。使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单位对于中国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币将像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一样，成为全球通用货币。如果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单位，就会削弱美元的影响，也将成为人民币地位提高的象征。来源: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