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北京将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 扩大区县等政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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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9日 新华网

　   2011年11月09日 新华网 讯 在我国存在了50多年的街道办事处，或于“十二五”时期淡出北京。本市昨天对外公布《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其中明确扩大区县、乡镇政府管理权限，管理重心下移，并理顺垂直管理部门与区县、乡镇的关系。此外，规划明确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试点。

　　推动管理重心下移

　　规划确定了包括着力创新政府服务管理在内的七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而对于如何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划提出，将进一步理顺层级政府间的职责关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职权，研究制定市、区县、乡镇三级事权目录，扩大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管理权限，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此外，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垂直管理体制，理顺垂直管理部门与区县、乡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明确提出将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试点。

　　突破鲁谷模式瓶颈

　　自2003年开始，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即成为全市唯一一个“街道级”社区，该社区也承担了北京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综合改革试水的重任。然而，因为“下改上不改”等诸多体制难题尚未破解，鲁谷模式遇到了改革的瓶颈。

　　而此次改革规划在专家眼中不再是单一的点状突破，而是系统的规划调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该体制改革规划关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阐述明确了主要思路是在未来五年将以纵向权力结构管理调整为主线，汪玉凯解释，这与横向部门的设置调整有别，纵向结构是从行政层级上进行调整。

　　旨在纵向结构调整

　　汪玉凯认为，这一调整反映在规划中，北京市下一步将扩大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管理权限，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同时，还将调整垂直管理系统，汪玉凯称，现在工商、质检已经探索下放到地方管理，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区县综合管理的能力。

　　汪玉凯认为，力度最大的当属撤销街道办的探索尝试，这是纵向权力结构管理调整的一个大动作。

　　>> 解读

　　已具备撤销的基本条件

　　从街道办事处本身定位来讲，其不是一级政府，是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可以派也可以不派，本身不构成一级政权。街道办事处过去主要设置在城市，不覆盖农村地区。

　　汪玉凯认为，当下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方面，如今的社区普遍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街道办事处存在的必要性。另外，信息网络技术、交通运输条件等大力改善，区县一级的管理可以直接辐射到社区，并通过加大社区自治的建设，最终实现良好的管理。

　　两种模式强化社区自治

　　目前来看，从政府纵向权力结构方面形成了两种管理模式的探索。一种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它将区政府撤销，保留若干街道办事处，强化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使之成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种是以北京市为代表的，把街道办撤销，保留区政府并强化区政府的职能。但是无一例外，这两种管理模式都是强化社区自治管理的。从这一层面来讲，两种模式的探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 现存弊端

　　大量工作任务交给社区

　　居委会行政色彩浓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城市的管理层次比较多，一个市就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市、区布置下来的任务，街道开个会，再布置给社区，街道只是个“二传手”。

　　大量的工作任务交给社区，直接使居委会行政化严重。王金华说，按照法律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现在其大量精力却放在处理上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交给的各项任务，没时间组织居民开展活动、了解基层民意、化解基层矛盾等，“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脚，自治的功能大大弱化”。

　　人财物截留在街道以上

　　社区没有财权事权

　　“由于管理层次比较多，人、财、物到街道这个层级基本就下不去了，大都被截留在街道以上了。”王金华说，社区没有手段、没有服务资源、没有财力，很多工作难以开展，只能往上反映，上面重视了就能及时解决，不重视就可能一拖再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这是我国城市管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最大问题。

　　同时，街道和社区的很多功能都重合，街道也具备社区管理的职能，社区也具备社区管理的职能，功能划分不清楚。

　　长期形成的政企一体化

　　社会服务职能淡化

　　汪玉凯认为，街道办事处过去设置较多，街道办之间管辖面比较狭窄，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它们创收搞产业，容易出现政企不分的弊病。后来，北京市曾进行调整，强调其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财政由上级拨款保障。但是由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政企一体化情况，经济问题过多牵扯了街道办的精力，淡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 实施难点

　　撤不动怎么办

　　不能全部撤就整合

　　汪玉凯指出，如果在一些地方不能全部撤销街道办事处，可以大范围的整合，减少数量，增加管理的范围，而不要使过多的街道办事处形成行政壁垒，制约它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发挥。

　　人员怎么处理

　　职能可由政府购买

　　首先要对这些人员结构进行整理，如果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公务人员应该通过公务员体系来安排，如果是合同制可能需要逐步解除合同。实际上，街道办现在的很多职能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市场把它承担起来。探索更简化的纵向管理模式对保障北京市未来的管理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何减少居委会行政色彩

　　着力加强群众自治

　　居民委员会和社区都是居民自治的，不是政府机构，现在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干预给居民委员会增加了很多行政色彩，撤销街道办事处后，必然会减少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与此同时，加强群众自治是大方向，以居民自治来削减行政色彩。

　　■ 他山之石

　　安徽铜陵告别街道办迎来大社区

　　街道办，一个在我国存在了50多年的行政机构，彻底退出安徽省铜陵市市民的生活。

　　一年前，铜陵市主城区铜官山区率全国之先，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社区事务实行居民自我管理。目前，整个铜陵市已开始推行铜官山区的改革经验，在全市全面撤销街道办，铜陵市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的地级市。

　　今年7月底，铜官山区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其改革模式也被总结为“铜陵模式”。随着铜陵改革的被认可，“铜陵模式”也即将在安徽全省范围内推广开来。

　　从2010年7月召开全区动员大会，8月19日，铜官山区的6个街道办被十几个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替代。当年9月初，大社区的人员全部到位，开始正式运作，区里的事务直接与社区对接，再无须经过街道。

　　改革后，街道原有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主体职能收归区级职能部门，而社会管理、服务事务等职能全部下放到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就可直接办理民政社保、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事务。

　　整合后的大社区，设置社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党工委主要承担社区范围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对居民的事项实行“一厅式”审批和“一站式”集中办理。居委会则还原自治功能，组织居民开展各类活动。

　　铜官山区政府要求，涉及居民服务的事情，社区可直接与区里相关职能部门联系，区里职能部门必须快速做出反馈。同时，为了不给社区增负，经铜官山区各职能部门组织的“联席会议”讨论后，一些事务才能下放到社区，不适合社区做的，区里职能部门自己来完成。

　　更重要的是，街道取消后，经费也得以向社区倾斜。在改革前，铜官山区每个小社区工作经费只有3万左右，改革后每个社区工作经费在30万-65万不等。“居委会有了为民服务的手段和措施，有资金、有人员可以直接支配，而这在过去仅靠居委会是很难执行的。”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乾  ▲◆★●■☆


独家采访作者高文谦先生
http://bbs.wenxuecity.com/zhouenlai/427919.html

来源: 天愚 于 2011-11-08 : 27 年后的今天，曾经奉命协助中共塑造这个神话的中共最重要的官方史学家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出版了一本打破周恩来神话的书： BBC 中文网记者魏城最近通过电话，独家采访了高文谦先生。以下是长谈的录音和文字整理稿。

高文谦简介

高文谦，1953年生于中国北京。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书。后来赴美国，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

（一）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问：有关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有关于周恩来，题目是•晚年周恩来•？那么是不是偏重于写文革？那你个人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周恩来到底是主动参与文革还是被动拖入文革呢？

高：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呢，他总的来说是被动卷入文革，可以说是被毛泽东拖下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里面，他自己极力想紧跟，在政治上想保住自己，但与毛泽东相比，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问：我从书的介绍中看到，"没有周,毛就下不了发动文革的决心。"是不是这样呢?

高：实际上是这样的，毛在发动政治布局的时候，毛是采取了几手。用我的话讲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他对中央一线的几个人是分化瓦解，拉拢怀柔兼备吧。总的来说，周在毛发动文革时是一个借用力量，不是一个基本力量。

问:那周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的内心历程是怎样的呢?是内心分裂痛苦呢?还是心安理得,或是助纣为虐?

高:从我所接触的材料来看，他的内心也有悲苦的一面,但是政治上他是决心要跟着毛走的.

问:那你总体的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上到底是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保护了很多人，很多中共的老干部,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护这些老干部呢?

高:对于周保护老干部这个话题,这是作为文革之后大为宣扬的,我当时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个基本的事实也存在.比如说北京军区的老司令傅崇碧,他就是写到"大树参天护英华",这是说周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的干部.他就象一棵大树一样,把英华都保护住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情况,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还有另一面的情况。实际上,周在保护干部的事上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可以说是一直在看毛的脸色行事.他需要在毛、林、江三种不同的利益关系中，找到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平衡点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事也是很难的.另外他作为中央碰头会的牵头人,对那些大案要案,他也难脱干系.

问:那能不能说,他保护的一些干部是在毛的首肯下,他才进行保护的呢?

高：可以这么说，没有毛的首肯，他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来的，特别是象刘少奇那些人，他是不会援之以手的。

（二）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问：那我们所谈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也是您书中的主要核心。您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毛和周在长期的合作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高:毛周关系的话题就长着呢。简而言之，毛周关系是现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当然其中有一段过程，35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节点，42-43 年的延安整风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节点。延安整风之后基本上是一种君臣关系。不过是具有现代意味的。虽然和封建时代不大一样，但骨子里是一样的。

问：那如果是君臣关系的话，那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出现了批周的运动呢？是否在毛的默许下进行的？

高:当然是这样，在文革中任何大的运动，没有毛的默许是绝对干不了的。

问：那毛为什么会对他最忠诚的大臣进行这样的运动呢？

高：毛批周主要是在林彪事件在之后。在这之前，毛对周有几次不满意，但都不了了之，因为周毕竟是党的第三号人物。林彪事件之后，历史把周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而毛那时候年事已高，重病在身，急于安排后事。毛觉得周在政治上有异心。因为周在批林和收拾文革残局时，提议批左，这就碰到了毛的痛处。另一方面，自林彪事件后，周在党内外的声誉大起，外交上大有突破，西方报纸上把这报道成为"周恩来外交"，这使得毛心里很不是滋味。毛认为周想以林彪事件来不动声色的扭转国内局的方向。

问：那从思想路线上来讲，周恩来是倾向于毛的思想，还是倾向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务实路线呢？

高:这时要看在哪一段历史情况下，您是指哪一段历史？

问：是文革时期。

高：在文革中，又可以分成若干阶段。具体要看是哪一段？我是觉得周在思想路线上，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是不一样的。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国，政治挂帅，搞政治运动。周还是比较务实，比较关注国计民生。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分歧，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已有不少的磕碰。反冒进的问题上，周是挨了毛的批的，被指离右派还有 50米远。在五十年代末期，毛几乎逢会批周。南宁会议上后，周不得不提出辞职。文革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顶峰。我在书中说到周在林彪事件之后大哭一场，是因为周一直是觉得有志难酬，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这个材料是出自于我当时采访纪登奎，他谈出来的，

（三）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关系

问：您刚才说，周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周可以说是更接近刘少奇。那我们就谈谈周刘关系，在文革时，周看到刘被整，应该是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但为什么周反而是参与整刘？

高：刘周关系可追溯到延安整风。平心而论，周在党内资历和才干上都是超过刘的，而且周还曾当过毛的顶头上司。延安整风的时候，周恩来和王明都是挨整。确立毛在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在这事上，刘是出了大力的。所以刘是作为毛的第一助手，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压到周的上面去了。所以，长期以来，刘周在客客气气的后面，是作为权力格局中竞争的对手。当时，刘少奇是党内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其实周在白区工作中花费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果并不比刘差，可能还更胜一筹。但是在45年的历史决议中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刘少奇。这是一种政治需要吧。邓小平当时也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文革中，在对待刘的问题上，周本心是不想给毛当枪使，所以他在整个运动中的调门，跟江青和其他人比是有差别的。他始终不愿冲到前面去。我在书中提到他对刘少奇的下场，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但是在政治上跟毛走，是周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准则。整刘是毛在文革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棋。最初并没有确定的想法，是整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毛意识到只有从历史问题上给刘少奇定罪，才能证明文革的成果，从而下决心要整刘。起初，周还是讲两面话。他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在九大召开前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慎重，不要把什么材料都往上送。后来，毛就把他从第一线撤下来了，让江青上去了。毛实际上很清楚PDF created的想法，知道周想洁身自好，对不起，我要让你在中央全会上做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审查报告。你干净不了。就算以后翻案，你也难逃后人的责备。"周为了保持晚节，最后只好充当打手。我的书中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

问：那么说，是不是周和刘的矛盾是利益上的冲突，而不是治国理念上的矛盾？

高：应该说，周和刘之间在治国理念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特点。周的为人比较沉稳，刘容易在政治上走偏锋。象64 年搞的"四清"运动，毛已经够左的了，刘的很多东西比毛还左。刘做起事来更尖锐。关于周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实是毛刘之间的利害关系。周因为在政治上跟毛走，所以就跟刘一刀两断。

（四）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问：我们现在谈谈更有戏剧性的关系，那就是周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中如果说林彪是第二号人物的话，那周就是第三号人物。我们往往看到林彪跟着毛走得很近，周却要和林拉开一点距离，那么，人们所感兴趣的是，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先要从两人的历史上来看。周在党内的辈分是很高的。在黄埔军校，林还是周的学生。当时，周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林彪则是第四期的学生，所以差得比较远，很多元帅都是黄埔教官和一期的学生。两人都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周一直是林的直接领导。到文革时，毛把林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放在第二位。周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就在林的下面。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长时间，林是周的下属，所以周特别注意和林的关系，特别注意尊重林彪，以免落下话柄。再有的话，人们也都知道，在九大以后，在政治格局上有两大派：一个是林彪一派，包括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即四大

金刚加叶群；那边是文革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毛林在上面，平时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周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九大后，两派斗争是越演越烈，周夹在中间是非常为难，但他的长处是会搞平衡，善于在矛盾对立中保持自己的政治平衡。但是在更多的具体问题上，他还是更多的偏向林彪这一边。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林彪的人，黄、吴、李、邱都是军队里的将领，对周都比较尊重，军队历来是讲究资历的，周恩来比他们都高得多，这和文革派是不一样的。再有在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周和林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想在九大后著重抓一下经济建设。这个报告事先经过周，得到了赞成，林彪看到周的态度也觉得是一种鼓舞。陈伯达按照林彪的意思，起草了这篇报告，但最后这报告被毛认为是 "唯生产力论"的报告。九大之后，周林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同多于异。

问：那么海外有一本书，叫《林彪之死》，说周恩来在倒林中起到了非常主要的作用，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呢？

高:没有多少可信性。这本书我也看到过，是 王兆军 先生写的，主要是文学笔法，进行想象推断。所用材料都是道听途说的。

问：那实际上，周在倒林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高：周在倒林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前提是毛林交恶。这和毛刘交恶是一样的道理。刘和周在政治理念上是同多于异。在九大后，林和周在政治上也是同多于异。但当毛一旦决心要倒林的话，周在最后的时候还是倒向了毛，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

（五）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

问：我们现在来谈谈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我们看到在文革中，周恩来有过一些吹捧江青的话，甚至有些肉麻的话。那他和江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瑊跟问：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文革后期江青却主导了整周的运动？

高：您说的整周运动指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吗？

问：对。

高：这个过程，讲起来话题就比较长了。我在书中说，毛发动批林批孔有两大情结：一个是历史文化观上的反儒情结，一个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而批周呢，则是把毛的这两大情结融汇贯通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清楚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现实政治中，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提出批左，这个触到毛的疼处，认为周企图清算文革。当然，这个周已经做的是再小心翼翼不过了，绝对不从根本上触动文革，而是把文革中出现的一切乱象、乱局都归咎于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就这样子，老毛还是不能容许，所以他要刹车。另一方面，毛周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到历史上儒法之争的问题。周被毛认为是中共党内儒家文化集大成

的人物，这是被毛所不耻的。毛认为儒家的这一套玩艺，表面上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是虚伪，圆滑世故，政治上没有原则。毛就这样，把两者贯通起来了来批周。就是说，由江青来批斗，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去咬谁，我就去咬谁。"现在中国大陆把所有批孔的事情都归咎于江青，这是过分地抬举了她，她不过是在贯彻毛的意图。

问：你介绍的这些情况和中共目前官方的说法不一致，官方的版本说，在文革后期批林的时候，江青或者四人帮把毛的批林批孔运动转移到了批周公。

高：这就是中共官方在政治上的需要了，他们需要维护毛啊。实际上我认为毛是文革中一切恶事的始作俑者，不仅是大的关节，即使是一些小的事情，没有他首肯，底下的人也做不出来。不过，奉旨行事的江青有的时候有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的情况，但是基本思想是出自于毛，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的书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引用的是详细确凿的材料。

（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

问：我们再来谈一谈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邓是周的接班人，是周自己在身体不好的时候力荐的一个接班人。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高：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在政治上的重要一招棋，有意用邓来牵制乃至取代周的，恰恰不是周的力荐。外界称我这本书颠覆了一些官方的历史定论，周邓关系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实际上，周邓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怎么好，当然两个人在当年旅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同时去了欧洲，但是，两人情况非常不一样。旅法前，周在国内已经崭露头角，而且随后马上就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而邓当时只有十六岁，可以说是一个玩心未泯的少年。当年那些在法国的老同学写的回忆录中提到，那时候打完工，已经疲劳不堪，如赵世炎，那时下工以后还拼命学法语。而邓两手插在兜儿里面，串门儿聊天，打扑克。用我的话说，是玩心未泯，

因为邓才只有十六岁，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呢。所以虽然他和周有留法这段同样的经历，但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回国以后，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因为中共在党内斗争中是以毛来划线的。如果你站在毛的这一面，就是正确的一面。周站的是错误的一面，所以这是毛周恩怨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取代了毛作为红军总政委，毛坐了冷板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连鬼都不上门儿。这是毛事后说的激愤的话。邓那个时候是和毛一起挨整的，所以邓和毛的关系更深。而且正是因为邓和毛一起挨整，所以遵义会议以后，邓立刻从下面调到中央当了秘书长。当然目前在国内有人把秘书长这个职位吹的很大，其实这个秘书长和后来的中央秘书长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只是个秘书处长。不过毛一旦翻身，就把邓提拔起来，而且一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格外的培养。

邓和林彪是毛一直刻意培养的人物，而且交替使用。邓是搞政工出身的，当时在解放战争中毛把他作为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指挥二野和三野。这点邓是颇为自负的地方，处处和林彪比，认为是你有辽沈，我有淮海。而且言外之意林彪你最多指挥过一个四野，我却在淮海PDF created__指挥过两个野战军。从这些事上来看，邓是受到了毛的格外栽培。所以江西挨整是邓人生中的一个机遇，从此之后他就一路青云直上。在八大的时候，邓比林彪还先进入政治局常委。林彪是八大之后增补为副主席的，排在邓小平的前面，但在八大的时候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而邓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了，而且毛指定他作为中共总书记来总揽全局，党政军的日常事务都要向邓汇报。后来更进而说他是"副帅"。周当时是中央第三号人物，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周事事也需要向邓去请示汇报。因为毛定下了书记处是抓总的，大家都要向书记处汇报。文革前夕，因为毛对邓在五十年代后期在政治上跟着刘少奇跑很不满意，所以就狠狠的整一下邓，转而重用林彪。

但是毛对刘邓始终是有区别的。毛对邓是采取整而不倒的办法，邓自己也知道。邓在文革后曾说过，谁要不听毛的话，毛就会狠狠地整一下。林彪摔飞以后，整个文革等于全部破产了，毛在政治上陷入困景，而周在这个过程中则连连得分，党内外的声望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毛觉得周功高盖主，所以采取行动了，用邓来制衡周。人们所流传的所谓邓的复出是周的安排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

问：那么，你认为后来中共有意无意地宣扬邓是周的传人是出于什么动机？

高：我的书里有一个部分描述了周邓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我概括他们俩人的关系是和而不同，同而不党。邓是毛在政治上制衡周的一个棋子，邓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实际上邓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在73年政局扩大会批周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此得到了毛的信任。这点在我的书中讲得很清楚。毛和邓虽在历史上有老关系，但毛对邓还一直是将信将疑。因为毕竟邓在文革中被毛打入冷宫，吃了一些苦头，那么他在政治上能不能够为毛所用，毛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需要观察邓。通过批周一事以后，邓重新获得了毛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周和邓的治国理念是相同的。他们都知道要抓经济，在当时如何治理文革所造成的乱局这个问题上，周和邓也比较一致。还有一点，文革后期，邓和周在政治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在毛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了难兄难弟。之所以会这样，也和周的为人有关。套用中共的话来说是，周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虽然邓是毛派到他身边牵制自己的人，但是周做了争取工作。况且两个人在政治理念上也是一样的，所以很自然的就在政治上联起手来了。但是，周邓两人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有一致的地

方，比如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周和邓两个人商量的，把它作为经济部分的指导思想来写。但是，两个人的同里面还是有异。比如说邓抓全面整顿，这一点周虽然同意，但是对邓操之过急的做法是有看法的，当时曾跟邓提过。平心而论，周在政治上比邓更加老谋深算，当时他看出毛还在看，看出毛对邓不是很放心，而邓是已经大权在握，毛已是重病缠身，不会拖很长了。周当时的想法是应当戒急用忍，等着就行了，但是邓本人刚愎自用，这点从六•四镇压就可看得出来。邓的这种个性在1975年抓整顿和1989年六•四镇压都有充分的体现，他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至于中共官方说邓是周的传人，主要是出

于政治上的需要。

（七）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

问：谈到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如果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对中共来说，另一方面是对整个民族来说，您认为周的正面意义大还是负面意义大？

高：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谈，没法搅在一块。一方面，周对中共来说绝对是有功之人。原因大体有两个。一个是周在文革中把乱局给稳住了，使得毛最后在政治上没有大翻车。文革的乱还是有控制的，尽管是在失控的边缘，所以，在这一点上周是功不可没的。第二，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时，胡耀邦总结历史经验时，对周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因为周的存在，使党多次在危难中没有陷于分裂；同时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有了周，得到了人们更多的谅解。换句话说就是，最后没有拉出山头来，在政治上进行厮杀，大家最后都还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周对中共来说，是绝对的有功之人。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文

PDF created革是一场浩劫，周是文革的执行者，难逃历史责任。当然这里情况也很复杂，周是一身二任的人物。我在书中引用了当年邓小平在内部写文革决议时评论周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的话，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第二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许不会拖那么长。"这两句评论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而周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位置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两点之中。

问：为什么在有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中共，包括邓小平，在文革后依然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高：当时，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第一，人们在四•五运动中悼周，其实有好个原因，一些人认为周是人民的好总理，另一些人则是对毛不满，但通过悼周来批江射毛，影射毛是中国当代的秦始皇，这在四•五运动中已经喊出来了。就着这股势头，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周起了导火索和旗帜的作用。毛也没想到周去世以后，还阴魂不散，在政治上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本来毛一直在天门城楼上接受人民的三呼万岁，没想到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示威，指他是现代秦始皇。毛也知道他的一世英名由此毁于一旦。所以毛在临死前还琢磨着想批周，他不参加周的追悼会，并非身体不好，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把周恩来放在很高的位置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让他来取代人们心目中毛的位置。因为毛发动文革，很多事情人们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用周，用一个新的神，或者说用一个泛神的办法来取代原来摇摇欲堕的老神。另外，从胡耀邦对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周对中共党内团结的凝聚力是很大的。所以他是不能碰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周是个忠君爱民的贤相，他的私生活，他的廉洁奉公，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一直是道德上的楷模。相对于目前中共的贪腐，更让人们怀念他。普通老百姓不懂得更多的政治，但是他们看人更看重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许多事情曝光以后，一些人仍然很怀念周恩来，也能对他所做的事情给予谅解。

问：在中国，毛和周长期被认为是两个神。毛泽东这个神因为后来一些书的揭露而被拉下神坛，比如李志绥写的回忆录揭露了毛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道德上的问题，彻底粉碎了毛的神的形象。那么从道德上讲，周恩来有没有任何受人指摘的事情呢？如腐败、生活作风等问题？

高：据我所知，这恐怕是没有。在我接触有关周的档案材料和他身边的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到周恩来有过任何象毛生活作风那样的事。

问：你是不是说，如果周恩来神话破灭，主要因为他的政治品德有缺陷，而非个人生活品德有缺陷？

高：对。我认为包括对毛的评价也是这样，毛可以生活上很糜烂，李志绥讲的那些具体情况我无从置评，不过毛的生活作风不检点并不是一个秘密。我认为评价毛也好，周也好，真正让他们倒台的，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他们在当政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些什么。老百姓在这个年代是处于安居乐业的局面呢?还是风雨飘摇之中？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问：那么，中国人对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如果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历史深层的一些东西呢？

高：是，确实是这样子。其实周在文革中的很多表现，比如对毛的顺从、隐忍、顺从，海外说他是对毛献媚、卑躬屈膝，所有的这些，其实老百姓也都知道。但问题是，这符合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传统。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周是个忠君爱民的贤相，尽忠守份，尽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就算现在公布周恩来的材料，老百姓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能有一定程度的谅解。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做大臣的不能逾份，要尽忠守份，周对毛这一点是做到家了。

问：那么您的这本书对剖析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

高：这是有意义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皇帝高高在上，主宰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老百姓甘愿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皇帝，敬畏、顺从他的意志，听由皇帝来主宰一切。前一阵子，大陆风靡封建王朝的电视连续剧，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映照，希望皇帝能施仁政，那么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个PDF created文化和民族心理是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和周之间的君臣关系也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一个映照。毛是代表了君权，而周则代表了顺 从 君权的大众的民族心理，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其实从毛周时代过后，这种情况仍然换汤不换药。在邓当政时，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还是难逃"儿皇帝"的厄运。现在江泽民已经"半退"，骨子里还是不想把"核心"的头衔交给胡锦涛。谈到对周的历史评价，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虽然毛、周这些人走入历史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今后对这些人的评价，取决于中共现在的当政者能不能够把中国这场大变革比较和平地实现--从经济改革完成向政治改革的转变，最终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如果完成得好的话，对毛周这些人的评价还好说，如果这个转轨完成不了，导致一场大动乱的话，对他们的评价就真不好说了。

问：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共党内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位，但您现在出版了这本书，把中国政坛上的另一个神拉了下来，那么，从您内心路程来说，您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

高：在我的后记中我写道，这本书的写作是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我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画上一个句号。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曾经当过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为官方修史，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本来，我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不过当时已经感觉到只能在夹缝中做文章。四人帮粉碎后，中央作了历史决议，决定对文革宜粗不宜细，这是邓的话。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也很难。第一，文革是个禁区，不能碰，只能宜粗不宜细。再有，周是政治上的偶像，不能碰。所以当时我看材料时虽有很多想法，但深为不能畅言所苦，只能写一些奉命文章。1989 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当时文献研究室有三个事务委员，另外两个原来都是胡耀邦的秘书，带着机关干部到街上去游行。我和他们一块儿去了，另外我还执笔起草了一个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愿团致中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的当政者能够倾听民众的呼声，肯定八•九是个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当时不是有个四•二六社论吗，把它定性是动乱。另外还希望推进政治改革，整治腐败，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取信于民。后来，我就成了清查中的重点人物了。你看我书的后记就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单位还是尽可能地保我，希望保我过关，还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事业作贡献。当时说句实在话，哀莫大于心死。六•四镇压这种血写的事实，让我没法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象以往一样去写东西。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一边关在屋子里写检讨，交代问题，一边我在思考六•四镇压和文革浩劫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定不再讲违心的话了。我要写一本以史为鉴，告诉老百姓真相这样一本书。我最初的写作念头就萌生在那个时候。▲◆★●■☆


北京提购买欧债苛刻条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916

       2011-11-8 : 一如所料，二十国集团（ G20）在法国康城的高峰会并没有就解决欧元区债务问题达成协议，而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亦没有对援助欧盟空前的财政危机作任何承诺。大陆的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说，购买欧元国债的风险比美债还要高，而且作为已发展地区的欧洲没有理由要求 GDP人均水准只有四千多美元的中国去拯救。

　　但从国际战略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北京十分希望推进与欧洲的关系，进而减少避免美、欧在人民币滙率与其他问题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所以胡温领导层确有充份诱因充当包括希腊、意大利、与葡萄牙等“欧猪”诸国的白武士！中国的财金与外界官员已开出援欧的一系列苛刻条件，问题是欧盟愿不愿意接受而已！这些条件包括：立即承认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为中国救援资金提供信用担保与贬值补偿；立即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撤销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反倾销诉讼；撤销对中国收购欧洲企业与战略资源的限制；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支援藏独与疆独分子；不插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

　　其实欧盟亦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大部份欧洲国家近年已绝少对包括人权等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在北京的庞大压力下，欧洲各国的高官亦尽量避免接见达赖喇嘛等北京所谓“麻烦製造者”。但欧盟成员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满足北京的多项要求。首先，欧盟不可能同意降低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有些欧洲国家倾向给足面子给中国这财大气粗的准超级大国，承认它的“全面市场地位”，但这将令欧盟更难阻止众多中国企业在欧洲割价倾销的行为。相对美国而言，欧盟对中国主权基金或国有企业在欧洲进行收购活动的限制较宽鬆，但德、法或意大利都不愿意自己的高科技公司落入中国手里。

　　欧洲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便与美国一道停止对华销售武器与国防科技，取消此禁令需要欧盟二十七个成员的集体同意。最新的消息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英国、波兰等国家主张维持现状，而日本、印度等有影响力国家亦在游说欧盟不要卖武器给实力已快超俄赶美的解放军。

　　当然，欧盟最主要的考量是北京究竟会购买多少欧债。中国官员曾暗示北京的“消费上限”只不过是一千亿美元，而且胡温领导层倾向注资进国际货币基金（ IMF）的援欧资金，而非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凡此种种，都令欧洲大国如德、法等觉得北京姿态多于实际。从较长远的角度看，欧洲的金融危机恶化的机率很大，北京这次不出手不等于下一次不会。毕竟欧盟是中国最大的交易伙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对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大有好处。来源: 苹果日报  ▲◆★●■☆


中国政府的“诚信建设”刻不容缓
http://www.zaobao.com/zg/zg111109_003.shtml

（2011-11-09）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昨天发表长篇文章，痛陈“诚信建设”刻不容缓，指出包括政务诚信在内的诚信缺失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各种不信任的情绪都会引向对政府的怀疑，怀疑的直接后果是信任崩溃，这将严重影响中共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文章引述上海市政协一项调查数据说，64.8%的人关注的主要诚信对象是政府，同时警察和公务人员都被列为不可信任对象。而对政府信任崩溃的后果是政令不通，政策的执行力大打折扣，经济交往成本被抬高，人与人之间缺乏安全感，社会道德底线一步步失守。社会弥漫不信任情绪，每个人都难独善其身，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文章认为，目前中国的诚信缺失已基本涵盖所有领域。在政府诚信方面，当前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呈现三个特征：潜规则成显规则，即政府采购经办人员收受回扣几乎成了人人皆知的显规则；权钱交易开始明码标价；高价采购，官商共谋赚取差价。类似的事情在其他政府部门同样存在，比如，大多官办或有政府背景的保险企业存在不少高保低赔的“霸王条款”。这些失信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在民众中的公信力。

　　商务信用缺失也触目惊心。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中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约1200亿新元）。在征信成本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企业只有法律底线，没有行业底线和道德底线。

　　在公共服务领域，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学术造假、买卖文凭事件，让人对教育系统的诚信产生了怀疑；为了创造业绩，一些医生中发生的“小病大看”、“小病大药方”等现象，使医疗卫生系统的诚信受到诟病；“瘦肉精”、“染色馒头”等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近期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些事件既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撞击着消费者脆弱的神经。与国外食品安全事件主要由“污染”引起不同，中国大部分食品安全事件则是“人为”因素造成。

　　在官员诚信方面，前不久，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党煦燕，在拟任中国贸促会云南省分会副会长公示期间，被网民举报履历造假，网上爆料她涉嫌伪造历史，篡改档案。类似这样的干部学历、履历、年龄造假，已非个别现象。至于制造假“政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之类的问题，早已不是新闻。

　　文章指出，这些年王海式打假模式逐渐式微，方舟子学术打假遭受广泛质疑，陈光标捐款被斥为“暴力慈善”，种种心态映射出当下诚信的尴尬境地——成本太高，实施太难。不仅如此，诚信缺失见怪不怪的“习惯性诚信缺失”心态，还易引发一系列激化矛盾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在一系列热点事件中，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上海市政协的一项调查还显示，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大量的不诚信事件，改变了一些民众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预期，许多人走进了一个渴望诚信却又被迫不诚信的怪圈，既是失信的受害者，同时又做了失信的加害者。

　　而政府部门、企业、公共服务领域的诚信缺失，主要是权力过于集中、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力造成的；而这些领域的诚信缺失，又造成了全社会对诚信的怀疑。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失信现象成因复杂，决定了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建立一个以真实、公开为基础的诚信社会，政府必须带头作表率，社会需要以民主、法治为依托，公权运行需要以尊重民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为准绳，只有这样，社会诚信才能重建。
诚信缺失涵盖各领域

　　■ 政府诚信：采购出现腐败，收受回扣是人人皆知的显规则；

　　■ 公共服务诚信：教育体系上出现学术造假、买卖文凭；医疗体系上出现“小病大看”、“小病大药方”等现象；

　　■ 商务信用：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

　　■ 官员诚信：干部学历、履历、年龄造假，也篡改档案，制造假“政绩”。▲◆★●■☆


中国七成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 对社会产生严重后果
http://www.zaobao.com/zg/zg111109_001.shtml

（2011-11-09）● 黄慧敏 报道 北京特派员

　　一再爆出假冒违劣商品丑闻的中国，有近七成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冷眼旁观自己对社会的职责。中国学者担心，如此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最终将打击中国经济和信誉，呼吁政府加重刑罚，严厉取缔。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指出，中国最具规模的300家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平均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只有19.7分。这虽然较去年的17分稍有进步，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

　　其中，只有1家公司获评为“卓越者”。其余的大多数企业，共205家（68.3%）则只能算是“旁观者”，而且当中26家公司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只得零分，甚至是负分。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过去一年也不进反退，发展指数较2010年的13.9分倒退了0.6分。

　　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汉林在发布会上就以地沟油、三聚氰胺等为例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漠视自己对社会、消费者责任的扭曲经济行为，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他也针对仿冒品屡禁不止的现象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销往国外的产品从‘中国制造’都一一变成了‘中国仿造’，并逐渐形成国际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共识和印象，一种对中国产品整体质量的信任危机，那么受影响和打击的就不仅仅是一些相关的中国企业，而是整个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包括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

　　据报道，中国警方近一年已查获市值逾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002亿新元）的假冒伪劣品。

　　李汉林在会后回复本报提问时指出，假冒伪劣品对中国声誉的打击，虽还不算严重，但长期下去，恐怕会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副会长刘卫华就建议当局提高刑罚，将违规企业关掉、让其倾家荡产，甚至处分企业负责人。违法的成本越高，料能起到更好的阻吓作用，“罚一点钱……是不够的”。

例如最近，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重庆分店拿普通猪肉当绿色（有机）猪肉卖，被罚269万元的事件，就引发一番争论。五年来先后被罚20次的沃尔玛一再犯错，令人质疑现行政策罚得不够重。

消费者抵制力度不足

　　不过刘卫华也指出，社会各阶层人士必须动员起来，方能有效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感。“只靠那些执法人员去监督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国家有几千万个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设一个监管员吗？企业家和企业的自觉性一定是第一位的。”

　　媒体的监督、研究机构的敦促，社会组织的宣传和消费者的抵制也都是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拒绝购买商品或投资，可谓是最好的反馈机制，可是在中国，消费者似乎并不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在心上。

　　蓝皮书指出，去年曾发生重大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上市公司中，好些继续获得基金和投资者的青睐。例如被爆泄漏毒废水的紫金矿业，在被中国环保部处罚后，不但没有跌盘，反而涨停。

　　对此，蓝皮书的主要负责人钟宏武直言很惊讶。“我们的机构投资者基本上都在积极地抄底，根本不考虑这家企业对社会环境是否造成重大影响。”

　　接受调查的587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里，共有67.75%“不负责任”，对投资对象的社会责任成绩单不够关注。

外企到中国‘变了样’

　　运营模式向来给人良好形象的外国企业，到了中国却“变了样”，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只得12.5分。

　　在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中，可口可乐等著名国际品牌只得零分，而阿迪达斯（adidas）甚至被倒扣4分。

新加坡五家百强企业 责任感也“不强”

　　根据蓝皮书数据，在华投资的外商百强里，没有积极推进社会责任管理的公司就占了78%。这包括了五家登上百强名单的新加坡投资企业：益海嘉里集团以5.8分名列63；德龙钢铁和佳通轮胎（中国）以4.5和4.3分排第68和69位；伟创力公司与太平船务则以零分并列82位。

　　刘卫华认为这或与中国法规还不健全有关。“中国的法规可能还不到位，所以在此营业的跨国企业可能会松懈下来，监督程度没有像在美国等地运营时来得严谨。”

　　但随着中国的制度更健全，刘卫华相信情况将会好转。他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惩处违规的外企时可能会“有些倾斜”，但等市场经济架构建立起来，法规更严谨，不论是外资或本地企业都会面对同等严厉的刑法和管制。

　　不过刘卫华也不忘强调，外企未必是刻意忽视在中国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是个别人士的不负责任行为所致，也有可能是跨国企业对各项社会责任工作的宣传不足。例如我最近才发现，一些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根本没有网站。这么一来，研究员无法获取信息，企业就很可能得拿零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