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八成的医疗费是为各级党政干部服务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2/84/72/0_1.html

     2011-10-20 : 中国青年报:中国八成政府投入的医疗费是为各级党政干部服务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一年前首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样，今年9月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的政府官员们依然对媒体讳莫如深。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去年7月29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虽然过去20多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但是进一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势在必行——
 
    一方面，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医疗服务机构微观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攀升，“看病贵”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分布、干预重点日趋不合理，总体来说，“公平性和卫生投入绩效全面下降”。由此，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增加了公众的疾病负担，降低了消费预期，导致贫困，群体间矛盾突出，影响社会稳定。
 
    殷大奎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不重视社区医疗卫生水平。70%至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现在社区医疗水平低，老百姓对社区医院不信任，什么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
 
    其次，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在没有了，不过现在国家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第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足。应该以预防为主，不生病，少生病，这样的投入少，效益好。此外，还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问题等等。
 
    殷大奎还认为，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大家生了病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不太可能”。
 
    他还特别强调了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医院的不同——政府办医院，应该把人员、经费等全包下来。而事实上，政府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左右，大医院只占1%至3%。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的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导致医院增加临床服务量，而提供的预防和基本服务不足。同时，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而且，难以实施成本控制。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也认为，政府应该把一部分医院的财政包下来，避免医院的创收压力，同时，把其他医院放开，实行税收和行政监管。
 
    卫生部的一位官员B，则从管理体制与市场监管角度谈起。他认为，目前中国管理医疗卫生的部门太多，除了卫生部以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建设部、民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十几个国家部委，都在管理医疗卫生中的一部分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难以确定总体发展的目标，全面推进卫生改革”。
 
    他认为，各部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可问责性差，反应性差，导致居民的普遍抱怨和不满，而卫生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意思的是，来自不同部委的政府官员的观点不尽相同。一位官员认为，我国城镇医疗基本保障应该从保住院和门诊大病做起；而另一位官员则认为，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应该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和适宜的技术。
 
    刘远立则建议，可以成立国家级的人民健康委员会，作为管理医疗卫生的“司令部”，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政府投入不足是否关键问题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是与会者的共同看法之一。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政府投入不足，财政投入占医院当年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在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殷大奎说。
 
    他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共体为80%至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政府对卫生服务提供的资金非常不足。他说，2／3以上的中国人口要靠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56%。200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成为居民第三大消费。
 
    卫生部官员B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预算支出在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1／3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7%，而居民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
 
    “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A说。殷大奎对此表示认同：“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把医疗卫生包下来都不可能。”
 
    不过，卫生部官员B却认为，中国的经济能力可以承受，但问题是现在政府投入不均衡，“教育大多投资在重点院校，医疗则大多投资在重点医院，我们是要雪中送炭还是要锦上添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A也认为，医疗卫生体制的核心是医疗资源分配。
 
    殷大奎认为，国家投入很重要，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6%，并不算低。卫生投入不是越高越好，美国曾经达到过17%，但也造成了大量浪费。”他指出，关键问题是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政府、社会、个人所占的比例应该恰当。”
 
    殷大奎认为，现在老百姓之所以对医疗卫生服务不满意，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以前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由国家全负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原来支付的费用只能满足一部分人低水平的纯粹公平的费用，而绝大多数民众没有享受到这些待遇。比如，占人口70%至80%的农民，曾经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还有，城市没有工作的人口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而随着经济发展，要考虑到这些人难度比较大。
 
    此外，我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仅占4%，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占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作风、价格，但效率方面比较低下，“虽然国家鼓励社会办医，大力发展民营医院，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都是市场惹的祸？
 
    殷大奎强调，政府应始终坚持，卫生事业的性质，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公平、效率的责任在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而不应将责任推向社会和市场。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应坚持，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并创造发展社会办医的条件和环境”。
 
    殷大奎告诉记者，现在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公立医院比重太大，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限制社会办医。上述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但同时要适应市场。”殷大奎表示，政府不能做经济行为的主体和主导，但要做好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人。医疗机构要实行“管办分离”，将医疗服务提供方与购买方分开。同时，继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稳固开展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试点，并统筹城乡卫生发展，统筹区域间卫生发展，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改革医疗卫生体制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健康需求，“优先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不可取，完全均等化的服务也行不通，合理选择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二是合理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选择标准是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国民健康结果，选择重点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以及适宜的技术，在整体制度安排上，保大病的思路行不通”。
 
    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出路？
 
    殷大奎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基本医疗服务，“生了病有人治”，他强调，这种基本医疗服务要有服务规范，保证效果，同时价格低廉。
 
    刘远立也很同意这种观点。国际上对公平的医疗保障的共识，是要按需分配医疗服务，按能力大小筹集医疗资金，“最需要医疗服务的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发病率高，但支付能力低，也是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他介绍，北美的经验就是先“雪中送炭”，美国的医疗保险首先关注的就是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墨西哥也是让低收入人群能够基本上免费获得医疗服务。
 
    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院长AndyHaines则介绍了英国的“国家卫生体系”(NHS)。成立于1948年的英国国家卫生体系最初曾经遭到90%医生的反对，医生们都认为这个系统成立以后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少。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有90%的医生加入其中，现在的医生大部分都是NHS的拥护者。当时人们预言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需求会不断下降，但事实是，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需求反而会越来越增加。现在，NHS在英国广受欢迎，而且无论英国哪一个政党，如果想要上台，必须向公众展示出有NHS管理的策略和战略，否则不能当选。AndyHaines介绍，国家卫生体系为公众提供基本免费的治疗，而且是基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不是患者的支付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建议中国考虑基本服务的全民覆盖，包括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改善、扩大和整合当前的城镇、农村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资金救助，重点要确保资源落后地区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建立贫困人群的安全网，同时，在“服务包”中纳入基本卫生服务，重点放在西部和贫困人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也认为我国应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必须全面强化社区卫生服务，这样可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实现预防为主和早期干预，提高投入绩效，可以解决80%的问题；另一方面，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必须建立确保基本目标的费用保障制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确定项目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则确定服务包，按近乎免费提供，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服务主体，一般性税收为资金来源，服务全体国民。
 
    参会一官员透露，经过初步框算，每年1500亿~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目前卫生总支出的1／4~1／3，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低投入照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结果”。
 
    不过，这位官员表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需要综合配套改革支撑，包括合理选择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合理实施资源整合，建立有效的基本药物采购供给体系、有效的服务质量监管和绩效评估体系以及有效的不同层级政府间责任分工机制。
 
    同时，在非基本医疗领域，推进保险制度建设，以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完善二三级医疗服务体制，公益性机构和营利性机构并存，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另外，还要完善药品体制。
 
    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则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控制危险因素”。他表示，一旦患上慢性病，治疗成本十分昂贵，而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他建议，可以征收“不良行为税”，比如“吸烟附加税”、“喝酒附加税”，一方面改变公众的不良行为，预防疾病发生；另一方面，可以筹措资金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和发展。
 
    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则提出了自己对医疗保障体系框架的设想，即医疗保险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再加上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两个部分，构成整个医疗保障的完整体系。
 
    这位官员表示，由于我国快速城镇化、快速老龄化以及就业形式多样化，因此要求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对所有居民作出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他透露，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行，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正在试点，但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尚无制度安排。
 
    他表示，我国城镇医疗保险的原则是坚持基本保障、坚持逐步推进、坚持统筹规划、坚持协调配套、坚持责任分担、坚持能力建设，其目标就是对所有城镇居民作出制度安排。他透露，这项制度将力争本届政府试点，通过试点，提出基本办法，然后力争下届政府推开，“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地方分散决策”。 ▲◆★●■☆


青岛“警界”大地震 黑老大落网派出所所长自杀
http://news.sohu.com/20111019/n322637470.shtml

 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2011年10月19 据财新《新世纪》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近日被证实已经落马。而两人的落马，均与轰动青岛的黑老大聂磊案有牵连。
 
    2010年9月，根据公安部的部署，青岛警方抓捕了以聂磊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聂磊及130余名成员归案。至2011年8月，该案已被起诉至法院，但迟迟未能开庭审理，直至此番两位公安局长“落马”。坊间传闻，2000年，时任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青岛市公安局长的万国忠自杀，亦与聂磊有关。
 
    知情者称，在青岛“黄赌”领域“深耕”多年的聂磊，与青岛公安系统渊源颇深，正是这种渊源导致聂磊落马后的青岛警界风云突变。
 
    　青岛两区公安局长同一天“落马”
 
    9月29日，“十一”长假临近，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纪检工作人员意外出现在会场，宣布文件后，将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当场带走。
 
    记者获知，于、李二人的“落马”，与青岛最大一起涉黑案有关。
 
    2010年9月，根据公安部的部署，青岛警方抓捕了以聂磊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聂磊及130余名成员归案。
 
    至2011年8月，该案已被起诉至法院，但迟迟未能开庭审理。
 
    直至此番两位公安局长“落马”，一场青岛警界内部的大地震才就此浮出水面：消息人士透露，截至目前，青岛警方处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已被抓，普通民警涉案多达上百名。此外，青岛市前市公安局长王永利也被有关部门“约谈”。
 
    震荡远未结束。官方宣布：自9月29日起，15天之内，所有存在问题的警员应立即自首，期限一过，严惩不贷。
 
    　　横行青岛的黑老大聂磊其人
 
    2010年3月下旬，由国际泳联举办的“李宁杯国际跳水系列赛”在青岛举行。前来参加比赛的国内外运动员，被安排入住颐中皇冠假日酒店。但就在当晚，层层安保之下，该酒店内竟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让青岛市当局颜面尽扫。
 
    27日凌晨1时许，酒店三楼的夜总会内，突然闯入20多名拿着刀具的男子，砸碎花瓶和茶几，并对夜总会服务经理孙某施暴十多分钟，孙身中八刀，昏迷不醒。
 
    这起暴力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聂磊。
 
    聂磊，在青岛市几乎人尽皆知。青岛警界一位人士称：“聂磊很讲义气，答应办的事一定会办，所以人脉广，面子大。”
 
    有人这样描述他：戴个眼镜，白净斯文，为人和蔼，看不出黑社会老大的一点影子。
 
    翻看聂磊履历：1967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青岛本地人。曾两次因抢劫入狱，并曾因斗殴而被劳教一次。聂磊此前最严重、也是最后一次入狱是在1992年。他因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00年之后的十年间，聂磊在公安卷宗里“案底清白”，直至2010年被批捕，竟无任何劣迹。
 
    这“清白”的十年，聂磊的势力急剧扩充，成为青岛黑道第一大哥。
 
    起初，聂磊的生意主要是收取青岛夜总会的保护费。此后，聂磊的生意也逐步扩展到房地产。青岛市老城区火车站旁，有一栋高达30层的商住两用楼，名为“如意大厦”，这是聂磊的重要产业。
 
    在这十年中，卷宗无劣迹的聂磊却与数宗青岛重大的命案和治安案件有关。其间，他也曾几度外逃，借助多个身份证和曾用名掩护。
 
    2010年春天打砸颐中皇冠酒店后，公安部下发B级通缉令，通缉聂磊。
 
    岛城打黑，风雨欲来。
 
    　黑老大归案，派出所所长自杀
 
    “3·27”事件后，聂磊照例避走异地。他没有想到，此事关乎青岛颜面，警方已不能再对他网开一面。
 
    2010年5月的一晚，如意大厦封门，警方当晚抓捕聂磊，但未成功，聂磊在逃。
 
    6月23日，公安部向全国通缉聂磊。两个月后，聂磊落网。2010年9月7日，青岛市公安局宣布，青岛警方一举摧毁了以聂磊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首犯聂磊及130余名成员已归案。
 
    七个月后，2011年4月中旬，青岛官方发布消息称，青岛市检方已于近日将聂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起诉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批起诉的被告人有27名，罪名涉及十多项。
 
    此后，案情突增变数。2011年5月，青岛市一公安分局的刑警大队队长及其在银行系统工作的妻子一同被抓。这是聂磊案首位涉案的警界人士。
 
    此后，陆续有几位刑警大队长被牵涉进去，其中包括市北区刑侦大队队长。
 
    8月，聂磊案按照原计划临近开庭。100多人的聂案团伙被分成六组，被分别起诉到青岛各区法院，而非集体起诉至青岛中院。“分庭审理”的举措，被舆论质疑将导致聂磊团伙“由整化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此，青岛方面不得不召开全市检察工作情况通报会，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解释此案。
 
    正在此时，聂磊案再度升级2011年8月，青岛市市南区一位派出所所长在接受审查之前自杀。
 
    聂磊案至今迟迟未开庭，青岛警界大地震却就此袭来。
 
    记者获知，崂山区政协主席吕明江也因聂案被查。吕此前为青岛下辖胶南市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据传其升迁过程中，聂磊亦功不可没。
 
    　收买公安，黑老大成“地下组织部长”
 
    青岛市，下辖七区五市。七区之中，尤以通称“市内四区”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最为核心。而此次青岛打黑，已导致市北区、李沧区两区公安分局局长“落马”，聂磊案之水深局大，一望可知。
 
    聂与青岛警界的渊源，已是公开的秘密。2005年左右，聂磊一个手下结婚，婚宴开席30余桌，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半公安系统的人，一半黑道中人”。
 
    黑道生财的娱乐场所，需要有警方的靠山，而警方有时也“有求”于黑道。一位青岛以反扒著称的刑警告诉记者：街头乞讨人员，背后也有黑社会组织，每当青岛市面临“创建文明城市”等时刻，警方也会找到聂磊及其下属打招呼，“这几天先不要出来，给点面子”。
 
    与一般黑社会仅仅用金钱开道不同，聂磊打入公安系统内部的制胜法宝是人事安排，即：利用关系提升公安系统的人，收买为自己的铁杆。据青岛当地人士介绍，近年，有两次青岛警界的“竞争上岗”中，聂磊活动频繁，并由此得到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的称号。
 
    此次“落马”的市北区、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目前均已被证实与聂磊案有关。“落马”二人于国铭、冯越欣，此前在警界均赫赫有名，业务能力都首屈一指。▲◆★●■☆


胡耀邦反思：“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10/21/10022933_0.shtml

2011年10月21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戴煌  

核心提示：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本文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


普京大帝或許要超越彼得大帝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155726.html

    2011-10-18 : 普京大帝時代 統一俄羅斯黨年度會議決定，普京為該黨在二○一二年俄羅斯總統大選候選人。這一表態，將普京和梅德韋傑夫之前的「假鬥」遊戲徹底揭開底牌。
普京更在同一場合稱，他與梅德韋傑夫幾年前已經為二人的「未來角色」達成協定。事實上，梅德韋傑夫不過是普京的手下大將，他從來也沒有僭越的念頭。之所以一段時間傳出他當總統當出癮，要與普京分道揚鑣，不過是他們逗美國人玩的把戲。美國人不希望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物領導俄羅斯，希望普、梅不和最終梅氏扳倒普京，於是，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就將計就計，唱了些許雙簧。不過，中國的所有俄羅斯專家都知道，梅氏當總統這些年重大問題還是普京決策。
 
事實上，普京和梅氏對拯救俄羅斯有着長遠的共同目標。此前，梅德韋傑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曾表示，他與普京總理做的事情都遵守一個統一的既定戰略「一切都按照商量好的，任何一個系統的政治力量應當有遠景計劃，我們也有這樣的計劃」。
 
筆者相信，這將使美歐恐懼，日本更是要尿褲襠。為甚麼？還不是因為普京強硬，而是因為政策的連續性。歐美國家，元首連任頂多兩屆，日本更是搞出十年七相的國際笑話。而普京，過去兩任是八年，因為已修憲一任改為六年，就是說普京再兩任是十二年。普京總共可最多領導俄羅斯二十年，加上他實質指揮梅氏這四年，普京時代將延續四分之一世紀。這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普京大帝時代」，或許要超越「彼得大帝時代」。▲◆★●■☆


中国官场为何形成‘狗拿耗子’现象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177496.html

 2011-10-19  这两年，中国的各部委挺有意思的，那就是习惯种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直至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越管越让人们看出这些部门是吃饱了撑的，看似在管事，其实不务正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部委的名称与所管的业务，名不副实。如果不信，我举几个例子，看一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第一个例子，去年电业部门的抄表工不知高低，说他们发现当今有6540万套住宅闲置。可供2.4亿人居住。如此大的数字，给了房地产大跃进一记响亮耳光，引起网上舆论哗然。紧接着，说辟谣，再紧接着，网友晒鬼火楼鬼火城，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有官员一周四次视察，看个究竟，结果看了情况提出多少条措施，一条都没落实，我不知道从前说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到何处，提高执政能力，谁去提高，也真的看不出谁有执政能力，呜呼，我只为那些蜗居族，蚁族鸣不平，叹息我们的八零后九零后们生不逢时，只能生在唐朝，按照今天的工资标准才能买到一套住房，有本事的你就啃老，没本事的，望着这6540万套房叹息去，也不要说这特色，那主义，也就是这个执政能力，不然就学着练憋功，憋气去。

但是，空房归空房，得有人来管吧？那么这事情应该有住房和城市建设部来解释，让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住房与城市建设部不作答，统计局出来打圆场，说这些房子是预售楼。本人就不知道，你统计局比住建部还清楚，你统计局把中国人口统计的死去活来，把幸福指数单边统计，只有幸福，没有痛苦，你搞了百姓被增长，被幸福，被代表，被精神病了，被吃大锅饭，人家就有气无处出，不该你统计局做的事，你还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统计局到底是个什么局？

而统计局此事未了，人们又发现，卫生部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当今的四座大山其中之一就是看不起病，他们不拿药费说事，却拿地沟油说事，卫生部说没有特效方法来检测地沟油，你怎么知道没有特效方法来检测地沟油？如果有人发明了这个办法，你卫生部该如何应对？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如果有共产党人找出了这方法，难道你卫生部钻到地缝里去不成。网民都觉得怪怪的，真是怪哉奇哉，检测地沟油应该是质量检验部门的事，卫生部也干了狗拿耗子的事。再比如，扶倒地的老人，是法律部门的事，也是宣传部门的事，现在还有个文明委，新闻媒体，这都是他们应该宣传，应该管理，应该谴责，应该立法的事，可卫生部门又一次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出台扶起倒地老人的操作指南。其实狗拿耗子的事，也非止一端的，比如发改委是涨价委，越物价局取而代之；管政治，管党的的官员，却习惯到老板那里跟人家签订经济合同，跟人家眉来眼去；管政治官员最后倒台不是犯的政治错误，而是经济问题，大小官都存在这个问题，湖南郴州市曾锦春、李大伦等，都是管政治的官，全是犯经济罪，被收拾。试想，这些官是不是因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还有不是管政治的官，是管经济的官，天天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不说不行，这些事他要管到底，至死方休，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

然而，也有尽份内的事的官，本网民不得不提的是，孟建柱部长，上任后还是管自己的份内的事的，比如前不久宣布公安警察不得参与地方的强拆，这样就削弱了地方政府强拆的力量，原先有武警、公安、黑社会参加强拆，如果武警也宣布退出，那么最后只剩下黑社会加政府合伙了，想必他们没那么大的胆。武警怎么没有宣布退出呢？原因不得而知。最近，又听说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纪检工作人员意外出现在会场，宣布文件后，将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当场带走。截至目前，青岛警方处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已被抓，普通民警涉案多达上百名。看到此处，我就觉得，孟建柱部长是不是在练内功，是不是在治疗人们对公安部门这些年来反映最强烈的涉黑问题？是不是重庆打黑的成果在这些地方开花？本人就觉得，那些狗拿耗子部要不要向孟建柱部长学习一下，干点练内功，办点份内应该办的事情？▲◆★●■☆


中国高层换血 军方权力攀升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10/20/20111020000019.html

《联合晚报》国际新闻组/联合新闻网提供 ( 2011.10.20 )

中国领导层进入权力交接期，使军方获得一个机会，扩大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并可能把中国政府推到跟邻国和美国更具对抗性的位置。

美国广播公司(ABC)网站的文章指出，在中国跟外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日益密切之际，中国军方已在大众生活层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吃重。一些将领和军事专家成为宣扬民族主义媒体的常客，经常呼吁对外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在中国领袖权力交接时期，军方的这种高姿态能否转化成对决策层的更大影响力，尚有待观察。文革期间，军方一度掌控从中央到基层的大权。1989年中共需要用军方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以后以每年军费增长两位数的方式来奖励军方。今年中国军费达91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中国军队的专业化和战力增强，使它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得到更大发言权。许多中国人为中国力量的壮大而自豪，并在互联网上表达。中国领袖很难承受在外交和国防问题上示弱的代价。

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宇硕说﹕“民族主义的高涨和资源增多，大大提高军方的地位。”

军人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18%，在全国人大也占很高比例。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第一年，就把军头纳入中央军委以讨好军方。某些专家认为，预定明年接替胡锦涛的习近平跟军方的关系更密切。他曾担任资深军头耿飙的秘书。 ▲◆★●■☆


缅甸样本：一个专制政府的急转身
http://qnck.cyol.com/html/2011-10/19/nw.D110000qnck_20111019_1-06.htm

本报记者 张伟 《 青年参考 》（ 2011年10月19日 06 版）

    2011年10月8日，缅甸仰光，缅甸反对派民主领袖昂山素季接受媒体采访。

    仅仅半年时间，缅甸以令外界惊讶的速度和力度发生转变，似乎正从一个被广泛视为“军政府高压统治”的国家，转而成为由政府主导政治改革的践行样本。

    一年以前，在缅甸报纸上印刷昂山素季的名字还是不被允许的。但不久前，这位长期被监禁和限制居住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不但获许自由旅行、演讲，甚至还应邀与总统吴登盛一家共进晚餐。

    关于这次晚餐的报道，广泛出现在缅甸经层层审查才能出版的报纸上。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在这个东南亚国家50年来极少见到：议会公开讨论释放政治犯的话题；大多数网络管制消失了；除涉及政治和历史的内容外，报纸刊发文章前不用提交审查；从不听取民间意见的政府甚至召开了与商人和学术界的座谈会，听取改革某些具体部门的意见。

    欢迎流亡的缅甸人回国、公开邀请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和平谈判、释放部分政治犯，仅仅半年时间，一个被广泛视为“军政府高压统治”的国家，转而成为由政府主导政治改革的践行样本。就连昂山素季也说：“我们正站在一个缅甸新纪元的开始。”

    一个“不会改变”的国家

    事实上，当2010年昂山素季重获自由，以及19年来第一次民主选举进行时，那时还很少有人相信缅甸将会进行一次认真的改革。

    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缅甸曾被称为“亚洲压迫最严重的国家”。自从1962年军政府成立以后，议会被解散，政党被禁止，该国留给外界的印象就是贫穷的平民生活、严苛的审查制度以及不时发生的镇压活动。

    1988年，军队向在仰光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抗议者开火，数千人死亡。此后十几年中，民众由于恐惧不敢出声支持异议者。到2007年，另一次因为生活水平太低而引发的抗议又一次遭到镇压。这是缅甸留给外界最不光彩的记录。

    缅甸媒体一直被严格管控。国家控制主要的广播电视机构和出版社。通常播出的是官方和民族仪式、政策上的成就，谴责美国、英国阴谋迫害缅甸。审查制度覆盖从诗歌到电影的各个领域，不但过滤对政府的批评，还过滤大多数坏消息，包括对自然灾害的报道，有时甚至包括国家足球队的失利。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称，官方还试图封锁包含可疑文字的网站。

    只有回顾这个国家在2011年之前的历程，人们才能意识到如今发生的这场变革是在一个怎样艰难的背景下开始的。

    由于缅甸多年来一直实施苏联式计划经济，军方拥有的企业控制着所有关键工业，生产包括香皂和自行车在内的生活用品。外表古老的汽车仍然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驶着。一名外国记者形容，“很多建筑物看上去仿佛还在缅甸被英国殖民时期才涂过漆”。

    长期以来的孤立政策，使缅甸官方对西方充满抵触。2007年，一场飓风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但军政府严格限制西方为缅甸提供任何形式的救援。

    在这种形势下，当执政的丹瑞将军宣布将解散军政府并选举民选政府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次表面文章。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选举完全在军政府的控制下进行。2008年军政府修订的新宪法规定，25%的议会席位由军方保留，3个关键的部长职位——国内部、国防部和边境事务部都必须由现役将军担任。此外，该国新修订的“选举法”还禁止有犯罪经历的人和宗教界人士不得参加选举，这剥夺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许多社会活动家和僧侣的参选资格，而他们都是反对派的骨干力量。

    在重重保证之下，曾在军政府担任部长、并在军队当将军的吴登盛和其他20名军政府部长辞去在军方的职位，注册了新的政党，宣布参加选举，吴登盛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

    2011年3月，统治了缅甸20年的丹瑞将军将权力移交给略年轻的吴登盛，缅甸的民选政府宣告成立。人们发现，这个新成立的民选政府里，部长几乎全部由现任或前任军队成员占据。当时，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一名成员嘲讽道：“我看到的是，将军们正在系统地通过立法来保持权力。”

    在大多数人眼里，缅甸都是个很难发生改变的国家。就连缅甸的小商贩们也不例外。在接受采访时，一名退休的服务人员说，缅甸“不会发生什么改变”。“新政府包含了很多以前的将军，他们的习惯是新政府无法打破的。”他说，“他们习惯于受贿，粗暴对待群众，并捞很多钱。”

    “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改变”

    但改变以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速度和深度开始了。

    在就职后发表的演说里，吴登盛宣称他的意图是战胜贫穷，阻止腐败，结束军事冲突以及实现政治和解，但这没怎么吸引人们的关注。

    半年多以后，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吴登盛已经开始实现他的承诺，而且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和力度。

    看看过去半年来缅甸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人们有理由惊讶。

    政府重新设计了银行和外国投资规则，并开始修改外汇政策。这些都是向商人和学界咨询后作出的——这本身就是个大进步，因为军方统治者长期以来拒绝接受民间建议。

    政府大大提高了发放给100万人（大多数是穷人）的国家养老金，并使小型贷款（一个给穷人提供20到100美元贷款以允许他们开始小买卖的体系）合法化。此外，长期被禁的贸易联盟也获得合法地位，据国际劳工组织在缅甸的代表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决定。

    自从去年要求调查缅甸政府是否犯有反人类罪后，联合国驻缅甸特别观察员托马斯被禁止进入这个国家。但今年，他不但被允许回到缅甸，而且缅甸给了他所要求的所有许可。缅甸还听从他的建议创建了一个人权组织“人权委员会”。不久，人权委员会就在缅甸官方报纸《新光报》上刊登公开信，请求总统吴登盛颁布大赦令，释放政治犯。

    从10月12日开始，缅甸政府开始释放获得大赦的囚犯，包括200多名因抗议等原因被关押的政治犯。其中，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是知名喜剧演员扎加纳，他因批评缅甸政府被捕。此外，全国民主联盟的几名成员也获释。

    一位缅甸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改革是“之前不敢想象”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缅甸为追求美好未来进行的最好的改变”。  

    此外，另一项让外界觉得惊讶的决定，是吴登盛搁置了中缅两国合作的密松水电站项目。9月30日，缅甸联邦议会宣布了这一决定。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这是缅甸向西方示好的最明确的信号”。

    和半年前不同，很多人开始认真关注缅甸正在发生的事。美国新任驻缅甸特派员德里克·米特切尔说：“如果他们采取行动，我们也会采取行动证明我们支持改革道路。”

    吴登盛能走多远

    人们当然也认识到缅甸还存在的问题。人权组织抗议说，缅甸仍然关押着数千名政治犯，他们是否获释，考验着缅甸政府改革的决心。与少数民族武装的交火仍然时有发生，很多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无法延续。此外，由于对宪法进行任何修改都需要75%的议会票数，很多人担心，军方事实上把持着的议会能允许吴登盛走多远，还是未知数。

    也有人担心，这一次改革会与缅甸历史上的几次类似改革一样虎头蛇尾。上世纪90年代，丹瑞将军上台后曾释放1200名政治犯，一度解除对昂山素季的监禁，并召开了制宪大会讨论宪法。然而，这场改革最终演变成群众的街头抗议，并导致军政府进行镇压，刚召开的国会也被关闭。2002年，类似故事又一次上演。

    昂山素季在乐观的同时也充满谨慎。“在我判断车轮是否在向前进之前，我需要看到更多改变。”她对一名来访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