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224&msg_id=980

  2011-10-9：这些年，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谈一下对“中国模式”的感受与理解，希望有助年轻读者认清“中国模式”与国家、政党、世界，以及你、我、他的关系。

什么是“中国模式”？

由于国内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一开始是就带上了左右派性的色彩，使得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争变成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态度问题。那些声称“中国模式”的人士还没有把这个模式界定清楚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就把它吹到比“天宫一号”还高的位置，大有马上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势头。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及其优劣，一开口就否定有这么一个模式存在。

其实大可不必，别说中国，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肯定都有区别于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要你不先入为主，先用好坏来界定这个模式，“中国模式”肯定是存在的，哪怕这个模式还在形成中，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模式嘛。

下面就我置身海外时的一些观察与对比，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中国模式”现象。我给“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以前不少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我给出的定义还可以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新鲜玩艺，但把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玩艺捏在一个模子里，就是新生事务了。这个模式的组成部分都是山寨版的，但把好多“山寨”弄到一起，就成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新山寨模式。

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一特点在国内表现在基础建设、城市扩建与不停增高变大的政府大楼，还有高速公路、世界第一规模的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三峡大坝、神舟X号、天宫一号、高铁等等。其中“高铁”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几段高铁路段是通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才知道了这回事。这种事别说在西方，就是在山寨了西方体制的香港也无法想像。香港为了建设一小段高铁，竟然折腾得立法局与港府好多个月不得安生，还成就了一大批香港青年运动领袖。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能够在短期内搞出高铁的品牌羡慕不已，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够搞成类似的大工程，一定会名流千古，所以他号召要向中国学习，可最后也只能爱羡慕嫉妒恨。

“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国内办的大事除了高铁与其它一些基础设施之外，大多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奥运会与世博之类的，颇有些劳民伤财。好在他们办这些大事本来只是为了国民信心与在世界上的面子。在民生方面，“中国模式”就失去了动力，没有那么积极，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大事，基本上看不到“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听到最多的反而是领导人出来诉苦“我们还很穷，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之类的。你既然知道还很穷，为啥要搞那么多形象工程，让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富得流油？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外发挥了更大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它当初闹独立同英国人打仗开始，就是靠借法国人的钱度过难关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像吸毒一样借钱上瘾。有一个统计显示，如果把美国借的外债平摊到美国人身上，那么每一个美国人平均负债将近30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啊），可是，你看看美国人，过得有哪一点像欠了30万美金的样子？他们照样歌舞升平，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享受什么绝不会犹豫。

与此同时，你再看看借钱给他们的债主们——尤其是人均GDP排名一百多位的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大概还有三个多亿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线以下，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

这样一对比，你就看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以及“中国模式”的“优越”吧？不错，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突出表现：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全民的钱，而美国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美国政府借债舒缓压力、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借这些钱不是用在政府身上，更不是白宫用来修建高铁与办公楼，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到美国人手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西方经济危机了，政府都出来减税，要缓解民众的压力；而西方经济危机了，我们却在加税，要集中力量去救外国的困。

在西方感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过去十几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几乎都在美国，据我的切身体会，经济危机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这一印象又被我后来到意大利考察，以及刚刚去过的希腊所证实。大家都知道希腊的经济危机很严重，国家都要倒闭了，经常上我们各大报纸的头版，可是当我们到那里后才发现，希腊民众的生活在危机前后竟然并没有多大改变，社会看上去一派和谐。

希腊危机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国家没钱发福利，但民众不买账，不允许政府减少福利，于是三天两头抗议，政府稍微减少一些福利或者要裁员，希腊人就不高兴了，就到宪法广场散步，连警察与公务员都轮番去。不过去过之后，第二天照样喝酒上班、旅游休假。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生活真正受到影响的希腊人并不是很多，也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希腊的情况，澳洲难道不也如此？记得前两年突然听说政府要给孩子多一些补助买电脑之类的，一问才知道，“危机”来了，政府要安抚民心，要解困。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遇到了危机，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听说意大利总理希望中国人出手购买意大利国债，帮他们度过危机。我郁闷的是，西方整天吵着说自己经济危机了，可如果真客观的评估一下他们的民众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差异、失业率等，你会发现，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过去62年里，一直生活在比他们危机十倍的“经济危机”之中。可从国家层面呢，你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经济危机吧，一直是和谐一片、形式大好。

这也是“中国模式”派生出来的一个奇迹：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国家代替民众来承受，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民众替政府挡住了。美国人真的没有钱？你去看看人家的生活，依然比你的消费平均高出十几倍，可美国政府敢缩减民众的开支，增加税收吗？不敢，有的国家敢，而且，还积攒了大把的美金。

“中国模式”的顶梁柱：公有制、央企、国企

说起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很多人不以为然，从大的方面说，你我住的房子和脚下的每一块土地，甚至包括你我本人，都是属于“公家”的，属于党和政府的，这不是公有制，什么是公有制？从小的方面说，央企和国企一直是中国的大头。这个大头不是养活了多少人，不是让多少人就业，更不是给国家提供了多少税收，而是他们能够做到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是“中国模式”在海外的马前卒。

按说央企与国企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全国国民的钱与巨大的市场都属于这些国营企业，而他们赚的钱也从来不会分给国民。很多人对此不满，要求改革国企，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杀手锏，一旦改革，把国企变成老百姓的企业，“中国模式”将会失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甚至不堪一击。

中国国企集国人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但它本身却是国家的宠物。相比而言，中国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党不疼、国不爱”的私生子，就拿贷款来说，养活了那么多国人的中小企业却根本贷不到款。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是靠“要饭”与献出血汗才发展起来的，为了同国企竞争，不得不盘剥工人，他们付出的体力与良心的双重磨难，令人心酸。那些最终熬出头的“民企”，很多是找到了靠山，或者找到了路子，最终挂靠在国企，分享垄断的央企与国企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在国内是老大，央企与国企在海外也是很威风的。给你讲一个“中国模式”在海外赢得声誉的故事。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中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反而在伊拉克石油开发中占了重要位置，美国的公司反而没有挤进来。什么原因？这次刚好接触到一位知道“内幕”的外国油老板，我问他有什么内幕，他坦荡地说，这是公平竞争，中国人赢了，就这么简单。

我继续问他，怎么赢的？果然发现并不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中国石油公司都是国营的，身后有十三亿人支持，不但资金充足绝对不会枯竭，而且，竞投中可以不计成本，势在必得，谁能搞过你们？

他说的没错，不可能让资本主义那些贪得无厌一心想发财的石油大亨们明白中东的重要性，任何石油大亨都不会去为了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计成本的竞投某个石油项目——而这恰恰是中国央企的优势，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

这里的“优势”是不用打引号的，因为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时候在中东竞投石油业务，还真不应该考虑是否能够赚钱的“私利”。可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手里掌握着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石油公司（除非在战争年代，需要他们为国献身），去抢占他们拿枪炮和生命换来的土地里石油的开采权。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是没有原因。中国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现在去告诉一位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不管你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你把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保证你会碰一鼻子灰。就拿我定义的“中国模式”，对中国人也并不新鲜。且不说苏联东欧早就实行过社会主义，我们的机构设置基本上还是毛泽东当时一手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就连这民主集中制与一党领导，中国难道不是搞了三千多年了？再说目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这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早在中国宋代，就比现在还自由、还市场，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叫美国，没有美国国债与国际贸易而已。

你如果问急了，什么是当今只有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那些普通的不懂事（没有被彻底洗脑的）的小民很可能会乱说一通：拆迁啊，地沟油啊、维稳办啊、户口啊、贪污腐败包二奶啊等等，你还别说，这些玩艺至少现在还真是中国特有的，自然也就无法从“中国模式”中剥离出来。所以我可以理解，让中国人在国内理解“中国模式”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率先提出了“中国模式”，而我也是每次到了海外才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模式”。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超越站在海外的角度，跳到太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模式”。我说的是“天宫一号”。毫无疑问，我们自主研发的“天宫一号”虽然只相当于俄国、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但却是我们迈向太空的重要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迈向太空？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世界上可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何止三四十个，为啥他们都不从事类似的太空计划？甚至美国与俄国也都因为这种研究没有现实意义，对民生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也因为资金紧张而缩减计划与搁置计划？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现阶段这类计划最多只有在国际上争面子在国内凝聚民心的效果，而且花费巨大，可我们国家就有能力按部就班，在连地面上火车追尾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开始建设太空站，而且，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没几个人知道，更别说需要人大审议、纳税人赞同了。

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谁也不知道太空开发的潜力有大多，也许某一天，现在看上去只是花费老百姓钱的形象与面子工程，真会开花结果，弄出了震惊俄、美的新发现。到那时，“中国模式”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希望有这样的“意外”发生，若不然，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前苏联，当时它是第一个把人类送进外太空的强大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由于不顾民生而解体了。

这就是这种类似的决策模式的优势与劣势：一个石油公司可以不计成本的竞投，一个耗费巨大的太空计划可以风雨无阻，但对于那些纳了税的国民来说，那些瞄准国家未来的计划也可能直接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贫困与困境，可能让更多的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让生病的农民拉回去等死等等。

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两难处境：对于国家，很可能是好处，可对于人民，就未必是好处。所以，让“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的捷径就是让人民疯狂爱国，爱到不分你我，爱到把自己当成国家，把国家当成自己。

“中国模式”为啥让一些西方政客羡慕？

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的名言，抛开背景不说，这句话在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名，很多时候甚至受到美国人的嘲笑。这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东方儒家文化的不同之处。记得多年前韩国陷入经济危机时，有民众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帮国家度过灾难。我当时在美国，发现身边从学者到普通人都对韩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考，你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救国？谁是国家？有了危机，国家不来救你，你倒去救国？——美国人除非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或者被拉登炸了世贸中心，人家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才会为国战斗。平时经济危机了，他们反而更加贪婪，都等国家来救济。我的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哈哈，你说，西方政客能不羡慕韩国——

不，他们不羡慕韩国，因为韩国人爱国是有条件的，他们有选票，如果我爱国了，你却不好好治理国家，还贪污腐败，我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搞掉你，所以韩国的统治者们活得并不省心。所以，美国人真正羡慕的不是韩国，而是拥有韩国人一样的儒家爱国精神却不用担心民众不听话的中国！

奥巴马执政后大力推广医疗与教育改革，扩大福利政策，可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或者说，国会与很多美国民众不原意把钱给他支配。而如果奥巴马没有钱实行自己的政策，下次可能连总统都没得做，看到太平洋这边的中国政府如此有钱，民众那么穷还把大把大把的钱送到政府手里，你说奥巴马是什么感受？

这种绝对的支配财政的权力，哪一个政客不流口水？不过羡慕归羡慕，是否能够学得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巴马想学习中国，他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学到中国政府的经验：找人放把火把国会烧掉，把共和党灭掉，再宣布美国人不用选举，他永远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正是国会、反对党与民众在制约奥巴马大把花钱，让他无法随心所欲“干大事”。

奥巴马有所不知的是，他之所以想为美国民众“干大事”，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生性善良（怎么看，他都没有咱温总理善良哦），而是美国人选了他去干事，他如果在任内不干出点“大事”，民众下次就不选他了。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国会，他在那个位置上，还会那么想为美国人民服务？为美国民众某福利？恨不得把所有国库的钱都拿出来分给美国的穷苦大众？我很怀疑啊。

“集中力量”却没有办成民生之大事

奥巴马同学看过来，看看太平洋这边吧。中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大把的钱，可一些福利的实施却和奥巴马设想的南辕北辙。我们知道，最终奥巴马还是说服国会批准了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继续借债的同时为美国民众减税，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可看看我们这边，情况却相反。例如，住在西方的人都知道福利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给那些收入比较低，一时半刻找不到工作，或者老无所依，以及孩子太多的父母居住的补助房，可中国之前的福利房却只存在于公务员与国营公司的职工之间，这些人正好是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

再拿“公费医疗”来说，澳洲所有的公民看病都是免费，但要吃药打针的话，如果你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就得自己出钱买药，反而是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可以免掉（象征性给几块钱），这一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到了中国又搞反了：公务员等收入最高的群体完全享受公费医疗，而收入最低的农民与农民工却要负担医疗费用。

不多对比了，会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东西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在两边生活过的人会一目了然。奥巴马显然只看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有大把大把可以支配的钞票，以及民众根本不去限制政府如何花钱带给执政者的方便与惬意，却忘记了有些政府不一定都像他一样，要把钱用在民众身上。

这是“中国模式”遇到的最大悖论，你不能用好与坏来给它定调：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我借这篇文章来批评“中国模式”，你就严重误解我了。我不妨坦白一下，在过去二十多年从事国际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与研究中，每当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我内心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强势主导的“中国模式”，不是我反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是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得出的这一结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的“资本主义”，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有术，要人才没人才，如果头脑一热，积极走向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贸然宣布无条件拥抱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遵守西方人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很可能会被淘汰。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没有政府支持的中国民企，有几个能够在国际上叱咤风云，你靠什么？

而“中国模式”的某种反自由市场的成分与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特点正好在国际交往中弥补了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力的不足之处。这是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时形成的“对敌意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然而，当我回到了国内，我就多了一层考虑，那就是“中国模式”与民众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如果完全一致，这种区分就是多此一举，但是一致吗？

西方为何忌惮“中国模式”？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关系都不错，彼此需要的时候。尤其在西方出现一些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出手，要钱有钱，要便宜货有便宜货，要廉价劳动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它拿中国人的钱去给你花，根本没啥麻烦，握握手就能定下来的。所以，眼睛盯住选票与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会公开反对“中国模式”，万一把北京惹毛了，把口袋里的钱摔出来，你可能下次竞选就得落败。

可是，正因为这样，在骨子里，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西方对“中国模式”是非常忌惮，甚至仇视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使用另外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当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垄断，自由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暗中在搞计划经济，并以政府调控、行政力与垄断来运作市场、操控汇率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既然能够稳定世界经济，也同样能够破坏世界经济，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一些半罐子经济学家们推崇的经济战与货币战，而恰恰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政府已经失去了操控经济战与货币战的能力。相反，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货币战与经济战能力的只有中国这种公有制国家！

当初苏联与东欧如果不闭门内斗，如果他们敞开门同美国人做生意，请问，以当时苏联第一个冲进外太空和短时间内制造了几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他怎么会那么快土崩瓦解吗？可我们看到的苏联东欧却关起门来内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腾，结果苏联东欧的内部冲突几乎超过了他们同西方的冲突。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是很深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连比尔盖茨这种人，都被美国责难了很多次，质疑他是否垄断，还闹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点下不了台。还有澳洲的媒体大亨梅铎，西方多个国家都很担心他的财力太大，怕他拥有太多的电视台与报纸，影响与操控公众舆论。可是，这两人哪里是中国国企的对手？梅先生的传媒王国相比我们的央视和任何一份党报，几乎都相形见绌——因为他办报纸是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惜血本、烧钱搞宣传。

西方很多媒体没钱了，要出卖，可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就紧张了。人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现在海外的中文媒体，总数也有上百家吧，可渐渐地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咱新华社通稿……

西方国家本来是自由经济，你有钱我就卖给你，可是现在出了一个中国，让他们几乎变换了规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防范中国企业，你有钱，我也不把资源厂矿与媒体等卖给你。你指控他违犯了市场经济，他说你中国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你还是官办的，你还搞垄断。你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你甚至不允许人家到你国家来办报纸，搞媒体啊。

“中国模式”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会受到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来自民众的觉醒与对权利的渴求。必须认识到，成就“中国模式”的既不是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老百姓的“爱国激情”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无私奉献”，如果不是这些纳税人的钱，中国政府哪里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勒紧裤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国家哪里能够“风调雨顺”？所以我说，“中国模式”的问题在国内，并不在国外。

“中国模式”造成的最大现象是国富民穷——注意，本人并不是批评这个现象，而是指出一个现实。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如果中华民族崛起的最佳途径与捷径是先牺牲一批人而把国家弄富强的话，大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别无选择，不能不接受。谁都想让国家强大，不想当亡国奴啊。

但问题在于：国家富强之后怎么办？民众为国家奉献到什么时候？富强的国家如果变成维护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民众对这种现象到底能够容忍到何时？容忍到什么程度？没有国家的亡国奴很可悲，但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自己却变成国家的奴隶，此奴隶与那个奴隶又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出在“集中（中国人之财力物力）力量办大事”上，在一党领导下，这个“大事”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则完全依赖于掌权者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聪明人还是愚蠢的家伙。“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绝对不能像你我普通人一样，唯利是图，只会为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着想，所以他们不需要监督。问题是，你见过几个这样的中国圣人？

上面两个“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论点可以归结为执政党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两个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这说明他们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答案，并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争论该休了，“中国模式”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成为普世价值。

“民主小贩”为国献礼献计献策

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哪一个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挂在嘴边，可又有几个执政者做到了？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2周年，为了配合和谐的喜庆气氛，“民主小贩”老杨头写了9042个字，却没有提一个“民主”，前所未有啊，可见老杨头是相当配合、也相当给面子的。可到了最后，还是憋不住要提醒大家：你认为有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中国的执政者不犯错误、不中饱私囊？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强大的国家变成人民的公敌，反过来奴役国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


俄罗斯对待中国间谍毫不留情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438&msg_id=3030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2011年 10月 06日

 俄国媒体评论说，俄罗斯安全机构逮捕试图获取防空导弹情报的中国间谍事件说明，俄罗斯针对中国抄袭其军事科技，并已开始威胁俄国武器出口忍无可忍。与处理其他外国间谍事件相比，俄罗斯对待中国间谍毫不留情。

*中国抢俄军工企业生意*

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积极评论刚刚发生的中国间谍事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三宣布，一名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中国公民，以翻译身份为掩护，在试图获取俄罗斯的S-300防空导弹技术情报时被捕，并将接受审判。

俄罗斯独立报说，中国在S-300防空导弹的基础上仿制了红旗-9防空导弹系列，并把这种防空导弹积极在国际武器市场上推销。红旗-9已成为S-300的竞争对手，严重威胁俄国军工企业的生意。

报道说，红旗-9在性能上远不如S-300，但售价十分便宜，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拥有吸引力。最新的例证是，中国在刚刚结束的南美秘鲁武器展览上，为红旗-9大作广告推销。

俄国媒体报道，在俄罗斯放弃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后，中国甚至想挤进伊朗武器市场取代俄罗斯的地位，中国曾尝试向伊朗推销红旗-9导弹。

*俄罗斯忍无可忍*

俄罗斯杂志网站副主编，军事评论人士格理茨说，俄罗斯这次公开报道中国公民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事件，显示了俄罗斯对中国忍无可忍。

格理茨说：“在这起间谍事件中没有任何让人奇怪的地方。如果说有让人奇怪的地方，那就是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俄罗斯故意高调展示和宣扬这起中国间谍事件，说明俄罗斯对中国窃取军事科技的作法已经无法忍耐。”

*处理中国间谍不手软*

俄国媒体说，俄罗斯在处理涉及其他国家的间谍事件时一般都比较低调。比如不久前曾发生涉及以色列大使馆武官、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以及格鲁吉亚商人收集军事和军事科技情报的间谍案件。俄国当局处理这三起间谍案件时，把三名间谍嫌疑人分别驱逐出境。但俄罗斯唯独对待战略伙伴中国却一点不手软。

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报道说，与处理其他外国间谍事件的方式作法相比，俄罗斯对待中国间谍毫不留情，这名中国公民将按照俄国法律按步就班地在莫斯科接受审判。

*官媒：中国间谍对苏-27感兴趣*

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这起中国间谍事件的同时，更详细介绍了美国众议员罗杰斯最近指责中国发动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窃取商业和科技机密。

俄罗斯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日报透露，除了对S-300防空导弹感兴趣外，中国还试图通过间谍手段，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共青团城飞机制造厂获取苏-27战斗机的维修和保养技术。

*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

军事评论人士格理茨说，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起。格理茨说：“中国是俄罗斯武器出口领域的主要伙伴。但当中国没有可能获取一些主重要科技时，中国就非常狡猾地采取各种手段想窃取这些科技。比如中国曾想购买战斗机的一些主要零部件，但当中国觉得这些零部件的售价过高时，中方有关人员会向一些俄罗斯人收购这些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都是这些俄罗斯工作人员从工厂中偷出来的。”

俄罗斯网络报纸观点报的文章说，中国已从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伙伴转变成为竞争对手。但也不应简单地说中国在盗取俄国军事科技。因为中国人会把获取的这些俄国军事科技同西方科技相比较，然后中国会开发出自己的科技来。

俄国媒体说，中国从1993年起就从俄罗斯采购S-300防空导弹系统，目前中国已经装备了数十个大队的S-300防空导弹。但中国间谍获取这种导弹的技术资料能帮助中国更好地组织这种导弹的国产，同时能提高红旗-9导弹的性能。因为在防干扰、雷达的性能以及导弹射程等许多方面，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S- 300防空导弹都落后于装备自己部队的导弹。
相关文章

    中国间谍嫌疑人莫斯科待审

    一名中国公民因涉嫌按照中国国安部的命令收集S-300防空导弹情报在俄罗斯被捕并将接受审判。军事分析人士说，俄国安全部门频繁把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公开，这显示针对中国加强在俄罗斯间谍活动，莫斯科试图向北京发出不满信号。
 
中国间谍嫌疑人莫斯科待审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一名中国公民因涉嫌按照中国国安部的命令收集S-300防空导弹情报在俄罗斯被捕并将接受审判。军事分析人士说，俄国安全部门频繁把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公开，这显示针对中国加强在俄罗斯间谍活动，莫斯科试图向北京发出不满信号。

*中国公民在俄或被判20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三宣布，俄国反间谍部门逮捕了一名试图收集S-300防空导弹机密技术情报的中国公民。这位音译名叫童中云的中国人接受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任务，以俄语翻译身份作为掩护，他在随同一个中国官方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时，曾试图以行贿等手段向俄罗斯有关部门人员收集和购买防空导弹维修等方面的技术资料。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透露，他们在去年10月28日已把这名中国人逮捕，随后对这名中国公民以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提出指控，目前已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莫斯科城市法院很快将开庭审理这起中国间谍案件。按照俄国法律，这位名叫童中云的中国公民可能被判处10到20年徒刑。

*中国间谍活动增加 俄表达愤怒*

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负责人，军事评论人士科罗特琴科说，把中国公民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公开曝光的作法非常少见。

科罗特琴科说：“还在不久之前，每当发生间谍事件时，俄罗斯都试图采取低调和不公开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产生的问题。所以指控这名中国公民收集S-300防空导弹情报，从事间谍活动这起事件说明，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政治动作，俄罗斯想向中国情报部门，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展示自己的愤怒。”

*普京访华前夕公开谍案*

但科罗特琴科认为，虽然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下个星期将访问中国，在普京访华前夕公开这起涉华间谍丑闻同访问无关。它仅显示出，针对中国加强在俄的技术间谍活动，莫斯科想向北京发出不满信号。

俄罗斯安全部门最近频繁宣布和公开有关中国的间谍案件。不久前，圣彼得堡城市法院开始审理两名俄国教授在中国讲学期间，涉嫌向中国出售机密军事科技情报的间谍案件。

*证据确凿 随官团收集S-300情报*

曾是苏军总参谋部退役上校的科罗特琴科认为， 俄罗斯把这起间谍事件公开，也说明联邦安全局已掌握了充足证据。

科罗特琴科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名中国翻译在陪同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国军工企业期间，试图同俄罗斯携带防空导弹机密信息的有关人员接触。所以我想，联邦安全局今天公布了这些指控，而且他们说已把有关资料递交给了法院，这显示他们已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中国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技术资料*

科罗特琴科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许多S-300系列防空导弹，而且中国还拥有这种防空导弹的仿制品，也就是红旗-9系列防空导弹，其实中国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的技术资料。

俄罗斯军方一个月前已宣布，停止生产S-300系列防空导弹，但同时将开工生产更先进的S-400系列防空导弹。

    中国大量定购俄罗斯战机引擎

    中国继续向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斗机引擎。在今年已经签订了两笔合同后，双方还计划近期签订第三笔战斗机引擎合同。俄国军工企业领导人透露，迄今为止，中国购买的引擎数量总共已达1千台。分析人士说，国产引擎由于使用寿命短和推力小，导致中国在这个领域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


薄熙来崇毛尊邓 争取最大公约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885

     2011-10-6：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是内地公认的左派共主，在中共十八大卡位战中风头无两。但他知道光有左派群众基础仍然势单力薄，所以最近又打出尊邓牌，希望得到改革派支持，争取最大公约数。

　　邓小平胞弟邓垦日前给薄熙来题词，希望重庆“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 一个百岁老人突然出来题词，而且此人还是邓小平的胞弟，事情显然不会那麽简单，这实际上是改革派对薄熙来政治态度的一个试探，看他上位后会否对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秋后算帐。

　　薄熙来到重庆后，唱红打黑，主张共同富裕，赢得基层弱势民众支持。尤其是在一片丑毛反华潮流中，他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让左派群情激昂，但也让改革派胆战心惊，害怕薄熙来上位后，以毛泽东思想治国，对右派反攻倒算。

　　邓小平胞弟此时给薄熙来题词，是一个政治测试。薄熙来也心知肚明，迅速表示“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邓小平执政期间，这两句话就是治国之纲。薄熙来有意识用这两句话表明自己也是邓小平的衣鉢传人，与自由派划清界线，请改革派放心。

　　中国的政治派系与群众基础不是铁板一块，弱势群体绝大部分是左派，崇拜毛泽东，希望中共回到毛泽东路线；而既得利益阶层多数是改革派，尊崇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仍要延续邓小平路线；而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如刘晓波、贺卫方，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的亲属和旧部下等多数是自由派，希望用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

　　三个派系在中共政坛都有代表人物，都有一定的支持力量。自由派在南方报系的鼓吹护航下，力量不断膨胀，已经公然向中共叫板。早前胡耀邦儿子胡德平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不仅将矛头对准毛泽东，也将清算目标瞄准了邓小平。

　　自由派急躁冒进，引发左派与改革派共同警惕，也促使两派结盟，共同对付自由派的挑战。毕竟左派与改革派仍坚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而自由派的目标则是推倒中共。薄熙来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表明不会对自由派心慈手软，也会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来源: 东方日报▲◆★●■☆


毛泽东1957年以后错误越来越多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909

  ----文章选自邓小平谈毛泽东

 2011-10-7：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一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109〕，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110〕也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111）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112〕，还有瞿秋白〔107〕同志、李立三〔113〕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114〕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115〕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116〕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1〕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117〕。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83〕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101〕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118〕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119〕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120〕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12〕，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121〕，人民公社六十条〔122〕。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123〕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124〕，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125〕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126〕，江青〔44〕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77〕，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一九八○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三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18〕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127〕，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128〕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30〕。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131〕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四

　　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128〕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30〕。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131〕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五

　　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132〕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133〕，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胡耀邦〔96〕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134〕、李维汉〔135〕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六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七

　　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106〕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136〕（那个决策是英明的），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137〕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138〕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56〕，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八

　　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

　　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九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139〕这一次和彭、黄、张、周〔140〕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52〕，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23〕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141〕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另外有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搞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节录。来源: 人民网▲◆★●■☆


敬乔布斯，就善待中国创新者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949

    2011-10-8  56岁苹果前CEO乔布斯的去世，在全球引起罕见的哀伤。中国公众和媒体纷纷加入悼念，他的故事和他的成就得到前所未有的赞扬和传诵。乔布斯值得这一切，一方面因为他的确与众不同，另一方面，被丑闻和争议搞厌倦了的人类社会，太想痛痛快快赞扬一个人了，乔布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乔布斯是创新的化身，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新元素是明显的。作为有着阿拉伯血统的美国人，他勇敢、勤奋，并且百折不回地征服了美国市场，然后借着最高端市场的惯性，轻松征服了世界。美国是当今世界流行文化的大本营，乔布斯给它添了精彩的一笔，它为乔布斯的苹果走向世界提供了全部“装备”。

　　中国会出一个乔布斯吗？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欧洲和日本大概也不会。就中国来说，社会生活的整体技术配置和消费水平，都不足以支撑苹果那样的顶级产品原创。中国社会对创新的口头支持和各个层面上的实际不鼓励，也决定了中国无法成为世界级高端产品的启动市场。欧洲诸国和日本的国家软实力太小，帮助不了本国的产品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形成支配地位。因此今天的乔布斯注定只能是美国的。

　　苹果的成功是美国综合力量的一次喷涌，和微软、脸谱、谷歌等类似，它们都是美国国家强大的符号，它们是对“美国衰落论”的嘲弄。

　　乔布斯身上拥有的诸多特质，都是中国社会近年所推崇但践行起来却很难的，如个性张扬、追求原创、不妥协等等。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创新不够是当代中国的一块硬伤。中国舆论在对乔布斯的悼念潮中表现突出，与苹果在中国的普及率很不相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下一些现实不满意的心理反弹。

　　中国其实有很多“小乔布斯”，但他们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是压抑的。看来随着世界的潮流赞美乔布斯是轻松而容易的，这种对主流的融入感也是令人舒适的，但是用美国对待苹果的实际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创业者们，给他们不低于乔布斯的创业环境，却需要我们做艰苦、漫长的改革，也需要中国社会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否则乔布斯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只能是“神”。

　　在我们景仰乔布斯的同时，我们对身边出现一个乔布斯这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其实并未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接受度是有限的。民营企业家的整体形象说不上好，他们的财富、影响力、以及个人安全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追求事业平台的“最大化”，并非中国企业界的集体价值取向。

　　或许正因为上述的实际环境，中国的商业英雄们恰恰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事业没有乔布斯大，个人故事没有乔布斯的生动，但他们是中国现代商业环境的开路者和塑造者，他们在搭建通向苹果高度的台阶。我们敬佩并缅怀史蒂夫·乔布斯，也让我们同时给予中国的企业家们更多关注和支持。能够创造“中国乔布斯”的，只能是全体中国人民。来源: 环球时报▲◆★●■☆


乔布斯：一个不可取代的传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877

    2011-10-6：  他给计算机领域带来了革命，给人们的掌中世界带来了魔力。不论是iPod、iPhone还是iPad都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逝世的消息虽并不令人意外，但仍然震动了全世界，包括苹果产品备受欢迎的中国。“乔布斯逝世”迅速成为新浪微博的头条热门话题。

　　病魔缠身多年的乔布斯去世，这个消息来得并不算突然。他已经与一种罕见的胰腺癌抗争了多年，2004年接受手术，2009年作了肝移植，他在今年8月份彻底辞职之前，曾经三度离开苹果公司。10月5日，他的家人宣布死讯时告诉大家，乔布斯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苹果公司网站上发表的讣告写道：“对于那些有幸与乔布斯相识和共事的苹果员工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启迪的导师。……他的精神将永远是苹果公司的基石。”

　　各界名流表示哀悼

　　作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哀思：“我和史蒂夫认识将近30年了，我们是同事，是竞争对手，也是朋友。”他表示自己将会非常想念乔布斯：“在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能够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人非常少见，而且他的影响会持续好几代。”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了吊唁，他说，乔布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有足够的勇气逆潮流而行，他有足够清醒的头脑，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他也有足够的天才来实现这一梦想”。乔布斯本人曾经亲自赠送给奥巴马一部苹果iPad。

　　奥巴马还指出，1976年乔布斯和朋友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父亲的车库里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并且成为美国人民创造天赋的杰出代表。乔布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给整个计算机产业带来了革命，并且“让我们以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奥巴马还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乔布斯发明的产品获知他的死讯这个事实，这恐怕就是对他本人最好的致敬。

　　当年和乔布斯共同创业的沃兹尼亚克周三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他得知乔布斯去世消息时的心情，就像当年披头士乐手约翰·列侬或是黑人维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去世时，众多支持者的感受相似：“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乔布斯和苹果这两个名字已经不能分开了。

　　不可取代的传奇

　　从iPod到iPad，苹果公司的每一款新产品都由乔布斯亲自推介。这个后期因病磨缠身而骨瘦如柴的男人，常常穿着休闲的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他每一次亮相都会引来公众的喝彩和欢呼。人们对苹果和乔布斯的迷恋和崇拜已经近乎宗教迷信。而他的继任者库克（Tim Cook）本周二在介绍新款iPhone4S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这么热情的反响。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一路下跌。

　　乔布斯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传奇。他一度离开苹果公司后创办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也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乔布斯，这个从小由养父母抚养长大，上大学六个月就辍学的天才，曾经在2005年对斯坦福大学学生透露过自己的人生格言：“鼓起勇气来，跟着你的心走，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演讲那天，他还对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说：“死亡是人生最好的发明，因为它把老旧的东西清理掉，让位于新生的力量。”

　　中国网民哀悼乔布斯

　　在苹果产品，尤其是iPhone和iPad风靡的中国，乔布斯的死讯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震撼。“乔布斯去世”立刻成为新浪微博头条热门话题，微博小秘书还发布消息称，从北京时间10月6日中午12点到7日上午8点，所有苹果手持设备发出的新浪微博，都将显示来自“乔布斯的iPhone”或“乔布斯的iPad”。“让我们拿出手上的iPhone、iPod Touch或iPad，发一条微博，用乔布斯的苹果，悼念乔布斯。”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已经有接近20万微博用户参与了新浪的问卷调查，即：听到苹果前CEO乔布斯去世，你的第一反应是？其中53%的参与者选择“震惊”，35%的人感到“伤心”，17%的人选择“不相信”，也有二成的人表示“挺可惜，但在意料之中”。

　　一位叫“失落蚂蚁”的网友发表微博说：“昨天没有等来iPhone5，果粉很失望。今天，乔布斯却悄然离去了，留给大家无限绝望，也许iPhone5永远不会来了，也许即便有了iPhone5，也不再是乔布斯的作品……乔布斯走了，同时也带走了属于他的时代。”

　　在另一个颇受欢迎的网络平台“网易”上，也有不少网友发起了“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讨论。一位网友写道：中国缺乏孕育创造力的土壤。另一位网友说，我们的土壤只能培养出对权力的敬仰，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改革。在中国，人们看重的只有分数，只看重你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在现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培养出乔布斯这样的人的。还有一位网友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美国是给机器赋予人性，而中国是把人变成机器。

　　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乔布斯不仅是传奇，也是榜样。但是，市场调查公司CMR驻上海分布的瑞恩（Shaun Rein）认为，乔布斯在世时，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不够：“苹果低估了中国的市场。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是苹果产品的最大市场，比美国的市场还有潜力。但问题是，乔布斯领导的苹果公司始终都以美国市场为中心。但愿新任总裁库克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国市场上。他们在中国业务扩展的太慢，这导致苹果每年少赚了好几十亿美元。”来源: 德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