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
http://www.zaobao.com/yl/yl110913_001.shtml

（2011-09-13）● 郑永年

　　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政治问题。如何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

　　实际上，“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革政策。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些人只知道“不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获得解决。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很快就改变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不过，中央集权不见得领导层有权力。中央的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官僚机构和部门。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同时，因为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高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不改革”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过程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权力。在近现代国家，没有一项重大的制度是在没有权力运作下得到确立的。

改革无法单靠顶层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早期的改革就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当时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领导人最具有改革动力。很多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等弥漫于各个地方政府。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多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并不缺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在和平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

　　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好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今天的中国各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1980年代那样的效果。在19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张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像上述被认为是成功的大多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顶层设计问题。

　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它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少数地方的领导人在大张旗鼓，多数地方领导人都选择低姿态、低调的改革路线。

中央地方相互牵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一些权威人物所否决。在高层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一个关键人物不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最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有选择性地来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很显然，地方政府既可以成为国家层面的改革动力，也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地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取决于顶层设计。对中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地方改革的动力，遏制地方对改革的阻碍。

　　除了地方政府层面，地方动力更应当关注社会的参与。首先，没有社会的参与，顶层设计不可能科学。在改革领域，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会涉及到社会，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在198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特别强调科学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决策过程给社会，让社会来参与政府决策。这一点在今天变得更为紧迫。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很多决策表面上看非常理性和科学，但实际上是脱离社会现实，并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需求，最终可能成为幻想和空想。

　　第二，不管一项改革是通过怎样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施下去。改革需要社会的接受度和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很多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但往往是只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尤其是当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阻力时，中央政府可说是毫无办法来克服地方阻力。任何改革，没有社会的大多数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而得以实现。

　　第三，顶层设计必须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一部分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而跃升为中产阶层之后，就开始萌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人，因为等了多年不能脱离贫穷状态，也在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参与的要求，经过顶层设计的政策很难具备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影响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各地地方差异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个地方实施。这就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客观条件去实践各种地方改革。在没有社会的监督下，地方官员的改革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中国体制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例如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很多政绩工程，并不是真正为了地方利益，而是做给上面看的。要遏止这种情况就需要地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地方官员具有长远的利益考量，而非短期个人利益所驱使。

　　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解决如何制约地方官员权力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实施，中央层面领导人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但地方仍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一把手”腐败、权力滥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是否成为“土皇帝”，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因此，要避免地方坐大，还必需实现社会的参与。

　　“顶层设计”的概念已经提出了，但内容并不很明确。要细化顶层设计还需要很多研究。但无论怎样的顶层社会，都会发生在中央－地方－社会这个政治构架内。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动力，既不会科学，也会很难实施，变成空中楼阁。作者● 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欧债扯上利比亚重建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9/hongkong110913h.shtml

　　（联合早报网2011-09-13讯）香港明报报道，法国外长朱佩（Alain Marie Jupp）昨日飞抵北京，展开3天访华行程。此访距法国总统萨尔科齐（Nicolas Sarkozy）专程路经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刚过去两周，从法国高层近期频密来华看，朱佩此访颇不寻常。就在朱佩抵京之时，中国正式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政权。相信欧债危机和利比亚重建，将是中法外长磋商的两大主题。对中国来说，两件事互相关联。

　　法官员频访华不寻常

　　对于欧债危机，被誉为「铁娘子」的中国副外长傅莹的最新表态是，「一方面，中国对欧洲，对欧元有信心，仍将把欧洲作为主要的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中方也在观察研究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为什么拥有成熟政治体制的这么多国家犯了过度借贷的错误？他们将如何推进结构调整的正确政策？」较之以往的全力支持，颇有「以观后效」意味。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后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国家，外界舆论似乎认为中方今次押错注、买错马。其实，中方从未在卡扎菲身上落过注。中方的态度只不过是刻意与以南非为首的非盟保持一致，因为中国在东南部非洲的利益远大于在利比亚的利益。

　　反对派旗帜「中国制造」

　　更重要的一点，利比亚重建，不可能完全撇开中国，利国90％商品都需进口，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利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欧盟，中国出口产品从汽车、机电设备到服装、玻璃和玩具。即使在刚解放的米苏拉塔，用来庆祝胜利的反对派旗帜也是「中国制造」。因此，不是中国离不开利比亚，而是利比亚离不开中国。中国开出价码是，未来利国重建要由联合国主导。利国在国外资金的解冻进度中方亦有一定的话事权，加上反对派的后台英、法现在都有求于中方，相信中国重返利国为期不远。孙嘉业▲◆★●■☆


意大利向中国求援 望中国大量购买其国债
http://finance.stnn.cc/real_estate/201109/t20110913_164082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9-13  星岛环球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意大利政府正在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购买“相当大数量”的意大利国债并对意大利展开大规模投资以帮助意大利早日走出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网引述报道说，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上周访问了罗马，中国投资公司可能会对意大利战略行业投资。

　　《金融时报》的报道中说，意大利当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意大利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估计高达120%，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由于担心出现债务危机，意大利公共部门债券收益率已经连创新高。报道中说，意大利财政部副部长维托里奥-格利里(Vittorio Grilli)8月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

　　报道中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目前已经高达1.9万亿欧元，为了避免出现债务危机意大利参议院上周三通过了一项总规模超过500亿欧元的紧缩计划，该计划旨在平衡2013年预算，并帮助政府减少巨额债务。 来源：中国经济网 ▲◆★●■☆

月饼券灰色利益链暗藏"潜规则" 50元成本售价300元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9/longhoo110913b.shtml

（中国）龙虎网   (2011-09-13) 月饼券是什么？是一张可以换取月饼的纸券？——绝不仅限于此，在一张张花哨的月饼券背后，隐藏着一整套庞大的“虚拟经济”，它的流通过程是一条灰色利益链。

　　有时候，厂家在卖给你月饼券的同时，并未生产出相应的月饼。厂家仅凭这张自己印的“纸”，层层流通转回自己手中，就可以赚取相当于券面面值20%的真金白银。有人把它类比为“期货市场”。

　　一张小小的月饼券背后究竟隐含着多少潜规则？“月饼经济”将走向何方？请看本报记者深入行业内部所做的调查。

　　中秋节假期前，广州某公司管理人员梁女士手头仍有十多张不知如何处理的月饼券。“从来不爱吃，但是年年都要送来送去。我就一直想不明白，每年市场上这么多的月饼，到底是被谁吃掉的？”

　　梁女士的疑问有数据支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广州市民平均每人吃三块月饼，吃月饼的量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然而与此背道而驰，广州的月饼销售量却逐年增长——广州主流月饼生产商的月饼销售量每年都呈10%的增长。吃月饼的人越来越少，但月饼却越卖越多，这究竟是为什么？

　　黄牛的算盘：“干一个月，够半年花”

　　近一个月以来，广州某知名酒家门口天天人声鼎沸，他们都是前来买卖月饼劵的人。

　　一看到有私家车减速行驶，马上就有拿着月饼劵和价目表的“黄牛”靠近车辆询问：“要不要月饼劵？进去拿了饼再付钱。”他们手中的月饼券一百张一叠。

　　有人候在酒家门口，一有顾客进出，就上前问“卖不卖月饼券”。酒家店员熟视无睹，无人阻止黄牛们“砸场子”。

　　有的黄牛还充当了批发商的角色。一名姓李的黄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团队”早前以8.5折的价格从这家酒家的总店批发了一千张月饼券，然后到各门店门口想方设法以8.9折左右的价格出售。

　　“干一个月，前半段主要卖月饼券，后半段以回收月饼券为主。”在老李的名片上，抬头赫然写着“××酒家饼票集团”。老李的伙伴们说：“我们已经连干几个中秋节了，干一个月的收入够半年花。”

　　月饼券的回收价如何确定？老李说，不同厂家的回收折扣不同。一些高档酒店的月饼券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回收价最高可至面值的4折。普通酒店或饼家的，回收价只能达到面值的3~3.5折，甚至更低。

　　老李们干的买卖并不稀奇，在广东湛江，甚至有一个回收月饼劵的固定市场——银海酒店门口的马路边。

　　9月7日上午，尽管天气炎热，但数十位戴着草帽的妇女仍从早到晚坚持站在银海酒店旁的路边，等待客人的出现，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强于广州。

　　有人回收月饼券是为了先买后卖赚差价，记者深入黄牛群体了解到，若买卖月饼券赚差价，可赚20元/张。

　　有人却另有“深意”。一名妇女透露说：“我们把回收的月饼券卖回给（月饼厂家）老板，每张赚5元。”

　　月饼券的秘密：厂家卖了自己印的“纸”

　　广州黄牛老李向记者津津乐道于这个行业“空手套白狼”的一面：“手头最多的是双黄纯白莲蓉月饼券，其实仓库里没货，但劵还在卖。”

　　“券比饼多”，已成为广东月饼市场的法则。老李说，每年中秋月饼券都卖不完，但他们并不担心，因为酒家会回收月饼券。

　　除了“券比饼多”，月饼厂家近年来还默契地制定了一个规矩：把持券领取月饼的截止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三。此时，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天的时间。

　　湛江某海鲜酒家一名黄姓经理告诉记者，以前每家酒家都会把月饼卖到节前最后一刻，但大概从两三年前起，开始有了上述行业规矩。“这是因为每家酒家卖的月饼券都会多于实际生产的月饼。如果月饼卖得好，可以追加生产；如果卖得不好，可以回收月饼券。”回收月饼券，靠的是黄牛。

　　如此一来，月饼券成了一种“虚拟经济”，它的流通过程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天涯论坛上，网友“海富城”分析了月饼券的流通过程：公司以6折~7折的价格从厂家团购月饼票发给员工；员工以4折~6折的价格把月饼券卖给黄牛；黄牛把倒卖不掉的月饼券以4折~5折的价格卖回印券的厂家。月饼券转了一圈，厂家实际上却并未卖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月饼，月饼票于是演变为一种“期货类的金融商品”。

　　厂家卖了一张自己印的“纸”，就可以赚取相当于券面面值2折的真金白银。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在2001年南京冠生园的“陈馅月饼”风波发生以后，国家严厉禁止使用陈馅，许多二三线的酒家不敢生产过多的月饼，担心卖不完导致积压损失。

　　而且月饼市场长期以来被一线厂家占据，二三线厂家生存越来越艰难，只好铤而走险，利用炒卖月饼劵从中牟利。

　　月饼的暴利 50元的成本300元的售价

　　在这条利益链中，厂家赚到了钱，黄牛也赚到了钱，不爱吃月饼的消费者把月饼券折现了，爱吃月饼的消费者以低于标价的价格买到了月饼，构造了一幅“多赢”的局面。从中似乎找不到真正的反对者，这条利益链看上去牢不可破。

　　而“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在业内人士看来，月饼券的“超印”实则损害了市场的正常运转，最后埋单的是消费者。他们并不讳言，目前市场上的月饼定价普遍虚高，“灰色利益链”在各个转手环节均有利可图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由月饼高额的利润在支撑。

　　今年中秋节前，“今年月饼涨价约一成已成定局”的新闻传播极广，新闻来源是中国商业联合会，该会在节前一个多月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月饼生产的相关原辅料普遍上涨，其中面粉上涨10％左右，白砂糖上涨30％左右，花生油上涨10％左右，豆类涨幅均超20％，包装材质、人工成本、运输成本等相关成本涨幅也均超过10%。”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原料价格上扬并没有影响月饼行业可观的利润空间。

　　湛江某海鲜酒家的负责人黄经理向记者透露：“代工生产的月饼平均成本为25~30元/斤。小月饼按个计，2~3元一个，大月饼（特指一斤以上一个的月饼品种）按斤计，8~10元一斤。包装也要成本，铁盒一般6~7元一个，纸盒7~18元一个，最高档的包装盒30多元一个。”

　　以该酒家的两种月饼礼盒为例，某款高档月饼标价298元/盒，内含8个小月饼，月饼本身的成本是24元，加上包装成本，总成本约为50元。

　　另有一款三斤重的大月饼礼盒，标价368元，总成本也不超过50元。该酒家给出的团购价一般为标价的7折，同样暴利。

　　高额的利润让这个行业日趋拥挤。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生产月饼的企业有上万家，年产量超过25万吨，销售额超过150亿元，行业主要骨干企业和地方知名品牌企业年平均增速超过15%。

　　甚至非传统月饼生产企业也来分一杯羹——哈根达斯、星巴克、雀巢等洋企业如梦初醒般地积极进入月饼市场争夺中，它们意识到这块“一年一度”的巨大市场仍在连年扩大。

　　不少二三线酒家也来凑热闹。月饼的销售周期短，这些商家往往不设立自己的生产线，而是交由他人代工。

　　广州市场今年的月饼销量预计超过800万盒，超过去年700万盒的销量。业内对广州月饼市场的前景看好，预计明年广州的月饼销量或可超过1000万盒。

　　最大的需求 企事业单位的“大单”

　　媒体人“钱真多”说：“差不多十年前，每到九、十月份上班的时候路过采芝斋、九芝斋这样的杭州老牌糕点店，我总喜欢买一袋现烤的鲜肉月饼做早饭。我记得那时候是5毛钱一个，后来慢慢地1元、1.5元、2元地涨上去了，今年没去消费过采芝斋，家门口另一家新开的糕饼店已经涨到2.5元一个了。如果有月饼期货，那该多好呀。10年涨5倍，略输房价，稍逊黄金，但肯定跑赢了大多数理财产品。”

　　其实早在2004年，国家就开展过对“天价月饼”的整治，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节庆食品，月饼被附加的送礼需求却并未随之减弱，反倒有增无减。近年来，一线月饼生产品牌加紧采取团购、网购、电话预定的方式由明转暗销售天价月饼，而非主流、非传统生产月饼的二三线厂家则纷纷推出了自家品牌的定制月饼，并通过发放月饼劵牟利。

　　在二三线城市，这种市场变化表现得尤其明显。广东省湛江市的月饼市场一向竞争激烈，其下辖的吴川市于去年9月获封“中国月饼之乡”称号，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月饼节，每年中秋湛江市各大酒店都会推出自家月饼。

　　对这些酒店来说，客户的主体并非个人，而是企事业单位集体订购的“大单”。

　　每逢过节，各企事业单位就向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酒店购买月饼劵，一方面发放员工福利，一方面满足礼尚往来的“人情需求”。因为数量大，也能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湛江市某银行分行办公室主任林铭（化名）说：“我们一个分行就订了1000张（月饼券）左右。”

　　今年中秋节过去了，一年一度的“月饼节”混战也告一段落。“不爱吃月饼，每年月饼的唯一意义就是送礼。”白领梁女士这样总结。

　　“月饼经济”观察:10年“噱头”演变路径

　　“月饼经济”形成已久，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解决。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月饼价格、质量、包装及搭售等行为的公告》，6年来，月饼行业一直在“乱”和“治”之间徘徊。

　　近日有消息称，对相关标准的修订将在今年完成、明年实施。已经乱象频生的月饼行业，会迎来新一轮的“大治”吗？

　　月饼曾搭上房子来送礼

　　本世纪初，曾出现中秋月饼上市越来越早、价格逐年走高的现象，离谱的“天价”月饼一度在全国各地争相上市，让国人大开眼界；商家不仅在月饼中加入燕鲍翅等非传统的高级馅料，更通过搭售贵重物品抬高价格。

　　当时，月饼作为礼品的性质被空前放大，在销售月饼时搭售烟、酒、茶叶都很常见；还有附赠白金项链，附赠高尔夫球杆，附赠一副钛金制成的中国象棋棋盘的……凡此种种，层出不穷。

　　2003年中秋节，昆明出现标价31万元的月饼礼盒，其中甚至包括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2004年12月，国家发改委对全国有代表性的91家月饼生产企业和116家大中型商场（超市）开展了月饼成本价格专项调查，按每500克单位价格将月饼明确分为低档、中档、高档和天价月饼四个档次，其中500元以上被归为“天价月饼”。这是国家开始下决心整治天价月饼的第一步大动作。

　　月饼券大行其道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月饼价格、质量、包装及搭售等行为的公告》，公告第一次明确要求月饼生产企业合理包装，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月饼。

　　公告本身没有在现有法律框架外设定新的处罚，但违反公告援引的有关法律条款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依据价格法，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有专家认为，对月饼厂家来说，跟所赚取的利润相比，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值得一提。

　　“天价月饼”虽然得到整治，厂家不再在超市中摆放奢华的月饼礼篮实物，却又开辟了网购、团购等渠道，并发行月饼劵，暗箱操作。长期以来，月饼劵一直被广泛和“巧妙”地利用着。

　　新标准明年实施

　　8月31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了2011年月饼市场运行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个别二、三线城市仍有月饼过度包装现象；有的非主流月饼生产企业不以大型商厦、超市为销售终端，利用政府监管空隙和市场空白，突击销售过度包装产品，且销售时间短，不易监控；个别酒店、餐饮企业团购、网上销售月饼，仍存在过度包装现象。

　　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一起草人张丽君透露，今年9月底前将完成月饼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力争今年发布，明年5月份前实施。▲◆★●■☆


马英九连任可能访大陆？台湾方面称已有准备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109/t20110913_164054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9-13   星岛环球网消息：对于马英九若连任可能访问大陆，台湾的“国安高层”12日透露，对于未来两岸可能开启和平谈判，国安部门已有所准备，台湾方面评估初期两岸必须先建立低阶的政治互信，例如展开政府官员互访，或进行两岸联合海上救难演习等，不过一切还是要看到时的两岸政治气氛能否水到渠成。

    《中国时报》报道，国安高层称，大陆在明年底前应会全力推动两岸进入政治对话阶段，不仅台湾方面有因应方案，对岸也早有所准备，因此北京当然希望马英九连任，才能延续目前两岸的互动框架。 来源：中国时报▲◆★●■☆


中国发展模式出现重大更新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109/t20110913_1640766_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9-13 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秋季号发表题为“更新中国模式”的文章，作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的发展模武正在经历巨变。中国不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制造出口，正在以三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方式更新其发展方式。

　　首先，它正积极创造“国家级冠军”以便让中国品牌——而不仅仅是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其次，它正放弃对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鼓励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增加国内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第三，它虽然早已习惯了对基础设施顶目投入大量资金，但它现在将更多资源用于公共商品以便提高地方管理质量。中国在这三方面的尝试既对中国也对其邻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构成挑战并提供机遇。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是对以出口带动的增长和国力强盛为基础的中国模式进行的重大更新。

　　这些变化的发主有多种原因。从国际视角看，不久前的金融危机显示中国易受经济低迷的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减少了海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因为中国如此依赖出口来获得经济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度下降了。许多企业倒闭，许多工人失业。因此，金融危机使中国国内那些青睐更平衡的经济发展策略、不那么依赖国际经济、不全力汪重经济增长的人得到了支持。

　　从国内视角看，中共开始处理高速发展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它的政策带来了经济的总体繁荣，但在此过程中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里的大量工人失去了福利待遇，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改变中国未来发展道路

　　更新中国模式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尽管这些改变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最好区别看待它们，因力它们有不同的动机、政策和含义。所有这些趋势都是新的，新到无法给其下确切的定义，但它们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它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就在中国更新其发展模式之际。我们可能也不得不更新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假设。

　　成功更新中国模式将为中国的未来设定新的方案。对那些害怕中国崛起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方案；而对那些关心中国国内事务的人而言，一个致力于提高管理水平、享有更大的公众支持力度的政权，比起有关中国崩溃、停滞不前或步履维艰的更常见的预测，是更有吸引力的方案。

中国在三方面——创建国家级冠军品牌；推动中产阶层的壮大；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公共商品——更新发展模式涉及中国领导集体（实际上任何政权）某些最基本的目标；他们将如何使自己继续掌权、他们将如何与主要社会团体相互配合以及他们将如何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领域都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但也对其成功构成了挑战。中国常常对有关它是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的预测满不在乎，而否认这些改变可能取得成功

　　或低估这些改变可能对外国竞争者造成影响都是愚蠢的。中国尚未表现出它有能力创造和开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但它现在正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为推动中产阶层社会、提高地方管理水平而进行的努力也许会导致中国公民有更高的期望，但中共已显示出其处理新的社会需求的能力。

加剧美国国家安全忧虑

　　这些领域也对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构成了挑战。并非它们都是零和斗争，但如果中国成功地更新了其发展模式，这将对美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推动市场和民主的目标构成新的挑战。美国对华政策一直都假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的融和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它向民主过渡。迄今为止，支持上述假定的证据一直都很少。

　　更直截了当地说，更新的中国模式可能会加剧美国的国家安全恐俱。先前中国企业购买美国能源和技术公司的行为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拦。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甚至私营企业关系的暖昧性质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恐惧。随着中国的国家级冠军企业在美国变得更积极主动，华盛顿——甚至华尔街——都需要向北京施压，以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更透明，也监督它们在这里的活动。这些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很明显的，而且在未来几年只会更加明显。 来源：华盛顿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