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华为，才是中国最好的公司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9&postID=4111.html

（大陆贴备份）2011-09-06

这两天，中国公布了所谓500强公司，其中的前十都是国营大公司。不过，这些公司虽然很大，但其实根本不值得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尊重，因为这都是靠行政手段做大的，是靠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堆积出来的，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创造能力，除了依靠垄断地位拼命吸食老百姓的血汗以外，实在想不出他们的太多好处来。当然，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些公司，因为所有的都被它们垄断了。像中石化给我映像最深的就是它的董事长和其他人共用情妇这件事了。其他那些大公司也是贪官林立的，你要是说得出哪个公司没有一个巨贪，我可以立刻给你举出实列来。

不过，中国不是没有好的公司，不过大都是民营的或者股份的，而其中最好的大概就算华为公司了。因为，它其实已经在世界上最好的公司行列了。

前几日在网上无意中看到爱立信现在已经把华为作为首要竞争目标了，不禁叹为观止，这是中国公司在电信设备制造行业第一个达到这个位置的公司，而即使台湾的公司，也大都是加工为主，而在电信行业内做到顶级的，好像还没有知道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华为会超过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这是在高科技行业的首次吧。

华为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达成它的目标，正是可喜可贺也。

渔夫算是很早就知道华为的人之一了，当年任总靠交换机贸易发了一些财后毅然决定投入制造行业，实在是需要超人的勇气和胆量的，据说当时一个拍档并不赞成，结果任正非把钱给了拍档，自己留了华为这个牌子和公司，继续单干起来，听朋友说当时可是给了300万哪，那个年代这个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当然那个年代做贸易的发财的很多的，赖昌星也是一个，不过赖昌星没有搞过技术。所以只能继续贸易下去，结果被砍了。当然，我们现在就只能承受超高的油价了，虽然我们的平均国民收入只拿美国人的几十分一的收入，却要付出和人家同样价格的油价了。

任正非一开始就把爱立信作为目标，发誓要超过爱立信。记得当初爱立信在订货会上包了一个5星际酒店，把电信业的所有关键人物都请到里面，白吃白喝，还可以白拿酒店里超贵的货品。华为也不示弱，包了两个5星级酒店在旁边打擂，待遇一模一样。当然华为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请人到深圳，白看白玩世界之窗。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没有出过国，所以世界之窗的吸引力也是很巨大的。华为有专车进出世界之窗的。

华为创建之初，其实员工的素质很差的，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民营企业要吸收到优秀员工真的很难很难，很多好的都去了外企，或者旱涝保收的国企，虽然国企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人是很轻松的。而当时国企中研究电信技术最深的就是大唐电信。不过，因为是国企，所以论资排辈的现象很严重，年轻的高学历的进入到这个单位似乎永无出头之日。那个时候电信刚开始发展，老一辈的人还在沉坠于纵横制交换机，新的一辈已经都是程控交换机了。因为电脑开始大规模应用，所以老一辈的电信人有些吃力了，但是，不肯放权的。

任正非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善于从这些地方挖角，那个时候从外企挖角几乎不可能，待遇差很多不算，这民营企业也不牢靠啊，所以，唯一能够打动那帮年轻人的就是机会了，相信任总是有一套办法说服那些窝在大唐里的年轻人的，结果听说是一个个整队的人都跳槽去了华为。

当时的中国电信供应商大的有四家，号称“巨大中华”，华为排名最后，而另外三间都是部属的企业，占尽资源优势。不过，华为因为在深圳，占尽了灵活的优势。那些对企业这个不准，那个不批的事情，在华为不存在。全凭任老板一句话。

说实话，听电信局的朋友说，当时华为的质量实在很烂很烂，如果不是华为公关厉害，上下买通，鬼才用华为的呢，华为另外一条就是售后做的非常到位，坏了就派人给修，修不好人不走的。靠着死缠烂打的这股劲，华为终于拿到一些电信的订单。

华为有一条做得好的是，对于合作伙伴，华为的人总是非常客气的，渔夫当年帮了华为一个部门小小的忙，还被请到华为参观了一把，专人导游啊。这个事情印象很深的。一般国营单位是没有人理你的，哪怕某个部门的人很感激你。外企就不谈了，搞定事情是员工自己的事情。

因为任总大概是军人出身的关系，所以就给员工们发了一条军被，午间休息或者晚上加班时都可以睡在办公室的。员工也很拼命的，渔夫认识的几个华为的都是很忠的，而且进步神速。当初遇到的时候觉得这几个小弟还是蛮嫩的，不料5年以后再见到时，完全不同了，简直快要成为偶的老师了。

华为更聪明的地方是善于借力，华为请了很多业内超级资深的人做顾问，尽量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请了很多聪明人。其中一个是李一男，结果后来出来另立门户，到再被收编，再出走，演尽江湖间恩怨情仇，绝对是一部优质电视剧的好素材。

渔夫第二次走进华为的时候，华为已经如日中天了，这次也是专人导游，但看下来渔夫就傻眼了。渔夫自以为也是这个行业见得多的人了，当看到华为的立体仓库时，渔夫就明白华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套仓库是西门子的，全自动配送。所有华为的主要供应商都要把零部件送到这里，还要付仓储费！因为华为的生产线是不能停的。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国外像戴尔等公司是采用这个方法的，没想到华为跟的这么紧。当然，那个媒体上说的很炫的大指挥屏在我看来具有更多的公关成分。但这也很必要的，至少让媒体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司。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华为的许多设备可能比航天部的还要好。

逐渐的，华为已经超过外企成为吸引大学生的一个知名企业，当然有过度滥用的问题，让一个本科生去做接待员或者清洁工，让很多人不爽，其实如果只是做一年的接待员没有不好的，但是一辈子做接待员就有些不妥了。这或许也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吧。

华为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华为是什么价格战都敢打的人，这和任总的军人作风大概不无关系，也是让人害怕的一个手段。不过，光有价格战没有用的，中国打价格战的遍地都是，除了两败俱伤外，没有几个好的。而华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还不断提高质量，让对手最后连攻击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大概是打败爱立信的法宝吧。

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华为是如何控制住成本的，因为我知道的一些商业手段，华为在用，其他人都在用，而电信设备业最要紧的就是人员的成本，第一要流动性合适，第二要工资不能涨得太快。最近看到媒体曝光的某些对付手法是否是华为的常用手法不得而知。不过，在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年代，即使有些不上台面的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像铁道部那样，一般人都会原谅的。

华为在定位方面很清晰，就是做最好的供应商，永远不做运营！这在任正非的语录里写的明明白白，华为的朋友还专门送了我两本，让我学习学习。我看了三页，就知道任总要说什么了，真的很佩服的，要点全都讲到了。

一个民营企业，要打败世界上各大电信祖师爷，仅用了20年时间，真的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体制下面，说实话，有人看你不爽，分分钟钟可以让你进去的，偶也不知道任总撑的是哪个保护伞，反正到了今天，如果政府里还有人要为难华为的话，肯定就是汉奸了，一定是被哪个国家的人收买的了。

我相信华为在任正非在世的时候还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一旦脱离任正非的掌控，华为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就没有人知道了，其实任正非很早就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听说李一男曾经是对象之一，而最近从任大公子进入管理层来看，任正非是否会走家传这条路就很难说了。家传未必不好，就看任大公子是否和任正非一样对电信设备具有偏执的情结，如果只是权利狂，那么接班之日就是华为垮台的开始，而如果真是偏执狂，那也是太难得了，毕竟在一个优越环境里长大的人很难体会打拼的艰辛，而且现在华为的对手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稍微一松懈，立刻完蛋的。看看AT&T，北电，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阿尔卡特，哪个是吃素的呢？但是北电已经消失了，其他也正在沉没中。华裔家族企业好像能够长盛不衰的很少见，而且华为又不是完全的家族企业，所以任何处理就看任正非的功力了。挑接班人，有的时候比直接管理要难多了，即使所谓的伟人也没有几个人做好的！

华为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还是一个非上市企业，这样许多事情就不要看外面人的脸色了，我想那些国外的祖师爷级的电信厂商大概因为在和股东关系处理上花去太多的精力，所以没法搞好企业了。但愿华为不要上市，因为我听说华为不缺钱的！

华为和中兴的关系也是让人觉得有趣的地方，每次遇见两家人，都会说对方一大堆不是的故事，让我们这些听众大饱耳福，不过其实都是婆婆妈妈的事情啊。或许就像三星和LG的关系，不是冤家不聚头的。

和华为比比，我觉得中石油，中石化可以“买块豆腐撞撞死了”（上海话）。60年过去了，中石油，中石化连航空用的燃油也没有搞出来，现在几乎全进口，所以我们才被一天到晚收燃油附加费。有时候我看一些所谓的军迷对这个战斗机，那个战斗机痴迷自大的时候，就在想，你们知不知道打仗的时候人家一封锁，我们连航油也没有，飞机根本飞不上去的，激动什么呀。60年过去了，我们的柴油也是黑乎乎的，依然如故，想想用在坦克上，黑烟滚滚的，不要去打别人，自己先熏死了。现在的公交车，有几个不冒黑烟的？

当然，最不济的还是铁道部，如果当初让华为进来，至少不会发生信号系统的低级故障，也不会被世人看到扁了。

现在就看华为能够在山顶呆多久了。高处不胜寒呢。▲◆★●■☆


中国青年报：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9&postID=4357.html

　　科研资金仅40%用在项目本身，大量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而项目越多，经费落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也越高

　　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本报记者 邱晨辉 雷宇 《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8月31日03 版)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 。CFP供图

　　2011-09-06：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 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 “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中国青年报：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送交者 : 天下无战事 2011年09月01日01:55:2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科研资金仅40%用在项目本身，大量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而项目越多，经费落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也越高

　　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本报记者 邱晨辉 雷宇 《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8月31日03 版)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 。CFP供图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 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 “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塑料的类型和你的健康
http://bbs.wenxuecity.com/health/281849.html

来源 : 瑞冬 于 2011-09-06  

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法避免和塑料产品接触。塑料的水瓶，餐具，薄膜，食品袋，药盒，以及玩具家具等等，无不充斥在我们四周。这些塑料制品虽然都统称之为塑料，其化学成分，却大相径庭，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一样。面对如此巨大的塑料王国，我们能否知道它们到底是哪一种塑料，对我们的健康有有什么影响呢？

要知道塑料类型并不难，因为从1988年开始，国际上建立了一套密码系统。这系统将塑料分成七大类。如果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塑料饭盒或塑料药瓶底部，有一个带箭头的小三角，三角中有一个数字，三角的下面有几个字母。这数字就是塑料的密码，这字母就是其化学成分的缩写（见文末图）。

◆密码1 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E，PET）。多见于矿泉水瓶，餐具，食品包装膜，也存在在一些口香糖和地毯纤维中。我家超市买的菜油酱油和洗涤剂就是装在密码1的瓶里。

◆密码2是高密度聚乙烯（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常见于塑料瓶，奶罐，杯子，以及工业管道。健康药店里的鱼油胶囊，维生素等等大都是装在2的塑料瓶里。

◆密码3 是聚氯乙烯（Polyvinlchloride ，PVC），常见于家具，窗框，塑料包，贮水器，食品包装，小孩玩具，水管，医用制品。德国的窗框很多都是PVC做的。

◆密码4是低密度聚乙烯（Low dencity polyethylene ，LDPE）常用于保鲜膜，食品包装，背包带。我家电锯的小锯条，就是插在4类塑料的口袋里

◆密码5 是聚丙烯（Polypropylene，PP）常见于药瓶，微波炉饭盒。我家的维生素D3加钙片的半透明药瓶，标的就是5.

◆密码6是 聚苯乙烯（Polystyrene，PS）多见于乳制品如酸奶，肉类制品如香肠的容器，以及塑料杯，外卖饭盒等。

◆密码7是其他类，包括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 PC）。见于饮料水瓶，微波炉饭盒。

上面这些产品，对人类健康有危险的主要是3，6 和7 .

3号PVC里含有邻苯二甲酸盐，在高温和曝晒的情况下，会缓慢释放。长期摄入可能致癌。是一种潜在性的致癌物质。所以，PVC制的水管，不应用来输送饮水。PVC也不该用来制造小孩玩具，因为小孩会把玩具放嘴里咬。PVC在高温下，还会产生二恶氧（Dioxin），一类由2个氧原子联结2个带氯原子的苯环的化学物质。二恶氧致癌，是人类第一位的致癌物质。其急性毒性也很强，比砒霜毒几百倍。所以PVC的窗子一旦失火，二恶氧比烧伤更能致人于死地。

6号聚苯乙烯在温度升高时会释放苯乙烯，刺激人的眼睛和鼻腔。摄入后会储存在人体的脂肪组织里。长期摄入可能致癌。在聚苯乙烯工厂工作的的工人易得血液系统的癌症，可能和慢性摄入苯乙烯有关。

7号特别是聚碳酸酯一类，含有一种叫二酚甲的物质，类似于雌激素，影响内分泌功能，可引起小孩性早熟，过动症，肥胖，引起成人生殖细胞发育障碍，流产，和胎儿畸形。二甲酚也存在于婴儿的塑料奶瓶里。加拿大和欧盟已明文规定不可用含有二甲酚的塑料来制作小孩玩具和奶瓶。

虽然3，6，7 号危险性较大，1，4，5 也非绝对安全。谈如此多的潜在的健康威胁，并非危言耸听，大家也不必害怕。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很难离开塑料而生存的。但基于健康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知识，采取一些必要的举措。下面是几点建议。

◆第一，如果可能，尽量使用玻璃，瓷器，和不锈钢器皿。

◆第二，避免给任何塑料制品加热，比如，不要将塑料盒中的食物直接放到微波炉里加热，而是将食物倒在瓷盘里，再放到炉中加热。也不要将婴儿的塑料奶瓶直接放到热水中去温热牛奶。

◆第三，不要长期用塑料膜储存食物，特别是富含脂肪的食物。

◆第四，避免买PVC的餐具和玩具，特别是给会将玩具放到嘴里的幼儿。

最后，建议大家应该尽量遵守塑料垃圾回收的的办法。这一套密码系统，原本是为了分类处理塑料废品用的。如果我们图一时方便，乱扔塑料制品，到头来废品处理不当，燃烧后毒性物质弥散，吸进去的还是我们自己。▲◆★●■☆


受贿1.45亿获判死刑 "三多"市长许迈永悔过书曝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09/06/1463395.html

检察日报 于 2011-09-06 核心提示：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其死刑判决。近日，检察日报发布其悔过书全文。
 
忏悔人：许迈永

原任职务: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

罪判决结果:5月12日，宁波市中级法院判处许迈永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许迈永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法院经审理后，驳回许迈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犯罪事实：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安排工作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5300万余元;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

新闻背景：7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许迈永被依法执行死刑。本文系许迈永在2009年10月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思想检查。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煳，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煳，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新闻回顾：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一审获死刑

1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

原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其死刑判决。二审认定，许迈永收受索取他人财物1.45亿元，侵吞国有资产5300万余元，此外他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中国拟向北韩出口导弹特殊钢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维基最新揭密的电文披露，中国曾在两年前试图向北韩出口用于制造导弹的特种钢材，美国国务院责成美驻华使馆为此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维基揭密本星期披露了2009年1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机密电文，内容涉及到中国的一家公司设法与北韩进行违禁出口交易。

*特殊钢可用来制造飞毛腿等导弹*

电文说：“美国获取的信息表明，中国马鞍山浑天设备有限公司(音译)Maanshan Huntian Equipment Ltd. Company，在试图向北韩的一个武器交易公司出口几种特殊型号的钢材，其中一种名叫‘钛稳定双相不锈钢’。这种产品是受‘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控制的，根据中国自己的导弹相关出口控制法律，需要许可证。‘钛稳定双相不锈钢’可以用来生产‘飞毛腿’型和‘劳动’型导弹，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1718号和1874号决议案，被限制向北韩转移。我们希望同中国官员分享这个信息，并要求他们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马鞍山浑天设备有限公司不要作为北韩弹道导弹项目的供货来源。”

*美国表关切 希中国调查*

维基揭密的电文指出，美国国务院指示美驻华大使馆向“东道国适当的政府官员”递交一份被称为“非正式文件”(non-paper)的公报，提醒中国注意一项关于武器扩散的关切，并要求中国在调查这项活动上给予协助。

这份电文强调了中国政府可能违反“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案，指出“我们关切这种特殊钢材可能被用来支持北韩的导弹发展努力，因此要求北京采取措施，确保中国公司不要向北韩的武器相关实体提供被管制的材料。”

*出于各种目的 常见各种违禁活动*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不仅是中国大陆，很多国家的个别公司，为了追求利润，刻意违反管控，出口相关产品；但也有的公司是不经意出口一些限制产品。他说，包括伊朗、伊拉克，以及朝鲜，都通过一些国际掮客，或走私团体，到国外进口一些设备或武器装备。维基揭密电文中提到的中国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郑继文说：“我的看法是，作为中国政府本身，应该还是尊重国际间的决议，只不过个别的企业，有时候为了追求自己本身一些商业性的利益，有时候会触犯一些国际通过的禁运，这极有可能，而且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形。”

*违禁追逐商业利益 政治军事代价重大*

不计政治、军事等后果，追逐商业利润，导致敌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扭转劣势的前车之鉴，决非仅有。在冷战结束前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面临潜艇螺旋桨噪音过大的问题，但是要消除潜艇噪音，必须制造出先进的螺旋桨，而这要靠有计算机控制的高精度机床才能生产。高性能的机床是“巴黎统筹委员会”(北约和日本等组成)严格限制出口产品，尤其禁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但是，苏联特工人员经过努力，终于设法让日本东芝公司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37亿日元的合同)，卖给苏联4台MBP─11OS型九轴数控大型船用螺旋桨铣床。 有了高性能的机床，苏联潜艇螺旋桨的噪音降低到原来的10%，致使美国跟踪苏联潜艇的核潜艇，从原来200海里以外就能侦测到，降低到只能在20海里侦测到，而且导致了1986年美国和苏联潜艇相撞的事件。

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说，包括北韩、伊朗、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军事迅速现代化，或者达到强有力的威慑作用，都会通过正规方式，或非法渠道，进口他们需要的技术和设备，这种情景在国际上并非罕见。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很多重大决议案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才能得以通过。因此，这封维基揭密的电文指出，“我们期待着在不扩散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感谢中国针对此信息采取的行动，尽早回复我们。”这封电文没有说明此事的后续发展。不过，据环球时报引述美国国会6月的一份报告说，自从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多家进行导弹和其他武器扩散的中国公司进行了6次制裁。▲◆★●■☆


“共同富裕”是中共的一个执政理念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961

   2011-9-6 作者: 牛泪       

　　最近，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一些风声，让薄熙来成为一团迷雾。对试图在十八大更上一层楼的薄熙来而言，这些风声好坏兼备。

　　好的消息认为，习近平、周永康最近围绕“共同富裕”集体发声，李长春治下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共同富裕”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等文章，都有非常浓厚的挺薄意图，薄熙来一下获得了三位常委的支持，顷刻间“翻身做了主人”，把团派干将汪洋打得落花流水。

　　坏的消息则指出，在不久前秘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在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与路线斗争中取得绝对优势。在胡的主导下，中共通过决议，对薄熙来在重庆掀起的“极左”运动和正在图谋复辟的“极左”思潮说不，薄熙来已成政治弃子。

　　本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之处。其中，“好”消息的不足在于联想太过丰富。仔细分析习近平、周永康的讲话，这两位与其说是在挺薄，倒不如说是在挺胡，是在胡锦涛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中有关要“共同富裕”的讲话上下功夫。而《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刊登在9月5日得“理论版”上，标题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但老实说，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少“挺薄”意图。

　　在如何观察这件事上，提醒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共的一个执政理念，而非薄熙来的政治专利。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习、薄二人有着本质不同！

　　中共常委级的人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密集地谈“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内，中共有意无意放弃了这一理念，造成了今天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现在中共把这个理念再次提上台面，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政治回归，可以认为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新生代执政理念的一部分，说明中共开始认识此前在民生工作中的巨大失误，试图重拾“共同富裕”以延揽民心，而不应该从党派政治和高层斗争的角度考量。

　　可以说，习近平等谈共同富裕，也有政治意图，但这个政治意图是站在党国利益高度考虑。而薄熙来玩“共同富裕”，和搞唱红打黑、带“红歌队”进京等一样，具有非常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是希望以此为政治把手，在十八大上晋身常委。我们绝不能把习近平和薄熙来混为一谈，认为习近平是在为薄熙来进行政治背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关坏的消息。本人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是假的，中共今年根本就没有召开过北戴河会议。所谓的“北戴河会议”，是人们对今年7月中共高层集体神秘“失踪”的一种臆测，完全是无中生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这个会都没有，薄怎么可能在会上成为政治靶子？

　　在那一段时间，至少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周永康等四个常委都在北京，而且李克强还到北京市西城区登门看望了本人在国家能源系统的一位亲戚。在那段时间，中共常委们之所以纷纷隐身，完全是为了回避温州高铁撞车事故，因为在那个当口，常委级的人物露脸干任何事都会不合时宜，大家谁都不想成为舆论炮灰。

　　我们搞政治分析，一定不能犯低级错误。其实中共高层的这些个政治人物，和你我一样，都有七情六欲，都会拉屎放屁，在观察中共政治的时候，有很多人总是把他们神秘化，弄得像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这是政治分析一大忌讳。

　　对于那些臆造“北戴河会议”者们，我们只能善良地认为，恐怕他们是和薄熙来不对付，是不想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升级入常，才放了这么个政治烟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哗众取宠，为人所鄙视。以本人对中共的认知，这样的谣言是不会有任何用处，对中国政治时局变化和高层权力分布等更不会有任何影响力。中共对待谣言的沉默态度，你可以认为这是个长处，也可以认为是中共的自大固执，但一定不能认为这薄熙来就真的成了倒霉孩子！

　　实际上，就根据本人得到得的消息，抛开国内那些脑袋发热的“极左”势力不提，仅在中共高层内部，薄熙来也的确有相当支持势力。

　　江要报答薄家大恩已非秘密。江泽民刚到北京的时候，两眼一抹黑，那时候薄一波受邓小平所托，帮江在北京摆平了人事关系，压制了党内的左派对江泽民的敌意，帮江泽民干掉了“杨家将”在军队中的实力。和胡锦涛的四平八稳不同，江是个有恩必报的人，用土话讲，就是“护犊子”，对薄熙来，他到今天都非常照顾。

　　在太子党看来，我们也确切的知道，像习近平、俞正声、刘源等一批太子党高官和一批体制人文人，虽然对薄一波当年整人的“绝技”心有余悸，但对薄熙来而言，他们并不排斥。在这两部分人眼里，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套动作是回归真正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这种探索行为甚可鼓励。

　　对于这种看法，本人是有严重保留意见的，在和这些人的争论过程中，我坚持认为，薄熙来的那套做法，机会主义色彩太过浓厚，“左”的倾向太过离谱，对于中国这艘大船来说，以这种方式行事，就算是一种政治探索，也百害而无一利！

　　在另一层面，本人同时认为，薄熙来存在的政治意义，就像一只极富攻击力的政治鲶鱼，给中共这个偌大的沙丁鱼缸里带来了很大活力（突然发现用鱼做比很应景，那个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不是就称自己是泥鳅不是金鱼吗？）薄的政治表现，一方面说明中共在常委级人物的遴选上已经开始引入竞争机制，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共，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存在了很大失误，忽视了社会公平机制建立和与民众的鱼水关系，这个失误，甚至已经到了可以导致这个政党合法性丧失的地步。

　　如果说薄熙来的动作有意义，那么唯一的意义就在这里！

　　可以说，这是中共的一个悲剧，也给了薄熙来表演机会。不管薄熙来能不能在十八大上位，这个问题都已无可回避。在这个时候，中共高层开始重提“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但另一方面，对薄熙来而言，也没啥得意之处，作为体制中人，中共在这三十多年所犯的丢失自我的失误，薄家父子责任无可逃避。

　　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仍然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如果在剩下的一年，他能够回归朴实，塌下心来真正为民众谋福利，我们当然不排斥他入常。而如果他继续搞花架子，甚或为了个人目的和“极左”份子厮混一起，哗众取宠，就算他在十八大上成为常委，也仍然为人所不齿！来源: 网讯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争议愈演愈烈，继恫言重庆模式若失败中共将下课之后，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又表示，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广东模式导致中国面临亡党亡国的边缘。作为社会改良方式的重庆模式，如果因利益集团阻碍失败，中国很可能面临一场混乱、动荡、革命。

自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07年底主政重庆，推出重庆模式以来，重庆模式就在海内外引起激烈争论。在北京学者举办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次日，乌有之乡第三次举办重庆模式研讨会，并在9月5日发表长达万言、题为“世界危机下的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纪要。

重庆模式回归社会主义传统

今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通过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薄熙来做了主题报告。乌有之乡称，与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将经历一个新的阶段。

与会学者认为，重庆模式是对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回归，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和行为的回归。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扩大内需、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更加深重。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区域发展不均衡、腐败猖獗、房地产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问题、国内买办卖国贼问题、利益集团问题、颜色革命问题等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合法性，必然导致和平演变，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导致中华民族的灾难。今日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与贫富两极分化挂钩。而重庆模式是直面问题、改正问题，是改革开放的自我纠正。

自“唱红打黑”、“三进三同”、“五个重庆”、“十个民生工程”以来，重庆市民的安全感、幸福感直线上升。重庆从一个黑社会猖獗的城市，成为“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指出，现阶段全国其它地方政府都在担心群众聚集，担心群体性事件，重庆成了全国唯一一个允许群众性集会的地方。

广东模式导致亡党亡国边缘

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代表性的模式，一是重庆模式，一个广东模式。尽管中共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对广东这片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热土投放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胡锦涛也数次勉励汪洋治下的广东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但与会学者称，广东模式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广东牺牲几千万、上亿的农民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换来外在的繁华，换来少部分人的富裕。

张宏良认为，今天中国走到亡党亡国、矛盾大爆发的边缘，就是广东模式发展的结果。如果在全国推广广东模式，中国必然沦为一个彻底的出口导向型的殖民地国家，中国必然因此而崩溃、分裂。另外，广东模式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利益群体，他们主张西方的价值观，主张多党制，主张加快实行国企私有化，瓦解社会主义。

与会学者认为，目前的中国舆论主导权，既不在官方，也不在草根民间，媒体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西化派所操纵。他们在学校、媒体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在媒体上有很多对于重庆的围剿和妖魔化。与会学者警告，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舆论已经被西化派主导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很有可能出现颜色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苏铁山指出，中国国内美国派、部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党内西化派站在美国的立场，非常反对重庆模式。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鼠目寸光。改良的路子走不通，中国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动荡、分裂。若是革命，人民不会饶恕他们。若是中国动荡、分裂，美国和帝国主义也不会放过他们，兔死狗烹的事情，是美国人的一贯手段。如果中国不能强大起来，如果中国动荡分裂，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被美国收拾掉。

重庆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重庆模式具有世界意义。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内部其实都有一种要求，那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减小社会矛盾。2008年开始的这场经济危机正在持续恶化，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面临一场大洗牌。

西方国家目前深陷危机，找不到有效出路。高债务、高失业率、低房市正困扰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负债率更是超过美国，基本都超过100%。英国、日本更超过200%。相比而言，中国政府的债务比例大约在40%～50%。另外。中国政府的收入大约占整个GDP的40%以上。目前，中国政府是世界各国政府中最富裕的，具有巨大的财富优势。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临界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这关系国家的稳定和生死，而重庆为此做出了表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建立了一个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资本和技术从国外进来，产品和服务输向国外市场——两头在外，受制于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45%多降到现在的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在“中美国”的格局下，中国人民辛苦劳动，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美国不事劳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上升到72%。

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哪个国家能够率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就能够领先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如果中国花大力气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将极大释放中国的内需，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领先世界其它国家。这是中国强国战略的必然需要。▲◆★●■☆


沙祖康：中国航母“吃荤论”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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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6  官拜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去年闹出酒后失态后沉寂许久，近日受访首度谈及该事件，强调他只是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幽默聊天，“联合国穷得跟孙子似的，这点酒我怎么可能喝醉？”他也指出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唯独中国无航母，西方就说他们的航母是吃素（维护和平）的，中国是吃荤（展现霸权）的，真是荒唐。

　　沙祖康强调，五个常任理事国除中国之外都有航母，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你负责任了我不能不负责任啊，我没有航空母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

　　至于酒后失态风波，沙祖康说，奥地利那场联合国高级官员会议，他确实有跟潘基文说，“秘书长啊，说实在的，我本来就不想干这个活，我也知道你不大喜欢我，我也不是很喜欢你，对吧。凭良心说，你明天把我开除，我现在就感谢你，我真烦，我跟你说”。但他随后也对潘基文说，你到任以后，联合国没有出现过一件丑闻，你是第一个申报财产的，“我沙祖康是第一个回应你号召公布财产的，因为我没有钱。”

　　沙祖康说：“你说联合国这点酒，我哪能发酒疯，喝多少酒我都不会醉的，我不醉也可以骂人。”他认为完全是媒体曲解，他与潘基文也没有误会。

　　他也证实，四年前他决不乐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还跟几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抱怨过。“我说我愿当幼稚园园长，也不愿当联合国副秘书长”。当北京当局宣布，将把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派往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当然他没点沙祖康三字，他非常吝啬地没有说；大家把眼光都看向我，知道是我了，我心里很难受，我完了，我说我死定了。”

　　中国外交界向有公认的“三宝”─唐家璇、李肇星和沙祖康。三人个性鲜明，都以语惊四座著称，但在外国媒体眼中，最扎眼的非沙祖康莫属。

　　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沙祖康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等职。沙祖康的强硬言论常常引起争议。在国际外交界最着名事例是让美国人“闭嘴”。2006年7月美国布什政府指责中国军费大增，沙祖康马上回敬“美国军费占全球军费开支一半，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六倍。为什么指责中国？美国最好闭嘴并保持安静！”

　　沙祖康常戏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直来直去，有话直说。国外媒体也评价他的外交风格是“令人惊讶的坦率”。在履职联合国之前，沙祖康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沙祖康说，“秘书长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直，讲话比较冲，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风格要改改，您的意见如何？”潘基文回答，“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沙祖康指出，我说联合国很多规章制度有的是老得都快生锈了，该发了霉了，对不对，要改一改了。而且我在到任以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是用中国语言，在那讲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哪些问题是属于沙祖康职权范围内能够马上解决的，我立即解决，第二我需要时间研究一下，我限定时间给你解决，第三类属于涉及到整个联合国体制规章制度的问题，需要时间我可以报告，我就这样做了，深受群众欢迎，我欢迎大家提意见，我说你不提白不提我就希望有不同意见。而且我一年必须开两次员工大会，而且欢迎大家提意见，欢迎大家提意见，会上，结果我走进会场，包括会场讲话，大家还鼓掌，过去这是群众批斗大会啊，都要批斗这个，我夸张一点了，批斗秘书长的会议，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提意见的大家一片树林似的，都是提意见的，我居然没一个人提意见，我讲话还鼓掌，我说你们提啊，机会难得啊，我这个人就不怕对抗，谁愿意跟我对抗，我就跟你对上了，你们提吧，怎么骂都行，我说民主就是原子弹，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不怕你们的意见，我欢迎你们的意见，一个也不提，大家鼓掌，散会，所以他们觉得，沙祖康到了联合国，给他们给联合国吹进了一股新风，一种新风，是不是新的旧的咱也没法比较，反正我听说大家都这么说，是一个，至少我没什么架子，脾气可能大一点，但是没架子，我对事不对人。

　　沙祖康，1947年出生，中国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自2006年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直率的铁嘴风格

　　沙祖康在外交界拥有直率的铁嘴风格。1995年-1997年之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关键的时期。对于这个条约的最后通过，中国代表团出力良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曾特意表扬过沙祖康在条约谈判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后来，回忆起当年的谈判，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输过，没有挫折”。他在外交学院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要赢你就赢定了，要不你把我尸体抬出去。所有的谈判，都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

　　2003年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华民国第七度试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该提案受到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而美国、日本与欧盟则表态支持，在会员国激烈辩论后，由大会宣布不将台湾入会申请案排入议程。旁观席上的台湾立法委员李明宪高喊抗议被警卫架出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和台湾记者由于立场不同，在会场外发生了口角。台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喊：“你们听到台湾2300万人的需要吗？”，而沙祖康回应：“早就给拒绝了！没听到大会做的决定吗？谁理你们？”

　　据英国BBC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沙祖康2006年8月17日接受该机构记者的采访。在谈到美国布什政府对中国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担心时，沙祖康说：“美国的军费占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或5倍，为什么要指责中国？美国最好闭嘴并保持安静。这样最好！”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认为对他们自己怎样好就怎样做，这是美国的主权。但是不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中国好的。”。在提到“假如台湾在美国支持下宣布独立中国作何反应”时，沙祖康说：“台湾不管在谁支持下，从宣布独立的那一刻起，中国（大陆）就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们将使用我国政府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自行解决问题。任何人对此不要心存任何幻想，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解决问题。” 沙祖康还说：“这并不是说台湾有多大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一寸领土比生命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永远不会退缩。”

　　“好五倍”的言论

　　据中新网2004年4月17日电报道，沙祖康说，“我公开讲过，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就比美国的人权状况要好，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们问题至少应该比美国多五倍，那才说明我们人权状况和美国一样。但现实是，我们目前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说明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我在大会上讲这话引起会场上哄堂大笑，大家都鼓掌，也可以看出美国不得人心，他们把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为本国政治服务，把人权问题作为工具，做法很不得人心。”

　　宴会酒后言论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沙祖康在奥地利阿尔巴哈的一次晚宴上酒后对潘基文出言不逊：“秘书长先生，我知道你一直不欣赏我，我也从来没喜欢过你。”沙祖康紧接着说，潘基文企图开除他，并且可能任何时候都把他开除。他随后又说到：“我一直不希望来纽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来纽约”。他的同事试图劝他冷静下来，但他仍在继续。沙祖康还对着他的美国同僚 Bob Orr 说：“我真的不喜欢他，他是美国人，我真的不喜欢美国人。”联合国秘书长代理副发言人Farhan Haq对《外交政策》表示，“沙祖康第二天一大早亲自求见秘书长，向他致以深深的歉意”。来源: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