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国发表白皮书界定国家核心利益范围
http://news.sina.com.cn/c/2011-09-06/11252311323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6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9月6日电 中国政府6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界定出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白皮书强调，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白皮书称，中国人民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通过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白皮书称，中国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权利，在积极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充分顾及他国正当关切和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白皮书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微博成为网络反腐平台上又一把利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938

　　2011-9-5： 从“裸聊门”到“艳照门”，从“调情门”到“开房门”，2011年6月以来，论坛、微博等网络载体连续曝光基层官员“性丑闻”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受访专家认为，中国法律并未直接介入官员私生活领域，官员的道德缺失，多是“民不举官不究”。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监督乏力，是丑闻频出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从2011年6月至今，已至少有八起官员“性丑闻”事件被网络曝光，其中六起被当地纪检部门证实情况属实，一起经查为栽赃陷害，另有一起尚在调查中。

　　7月底和8月初，云南、河南两地先后有官员陷入“艳照门”的网络漩涡中，后查明当事人分别为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及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前者因涉嫌聚众淫乱已被“双开”并移送公安机关；后者是否涉嫌违法还需进一步调查。

　　6月，有网友贴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主任刘宁“裸聊”照片，该区纪委监察局介入后未发现刘宁存在违法行为，但提醒其注意个人形象、检点个人行为。《南方日报》有消息称，刘宁已被免职。

　　迅速发展的微博成为网络反腐平台上又一把利剑。缺失社会公德和家庭道德的基层官员们，或被人检举，或因无知“自投罗网”，将自己的行径暴露于世人面前。

　　8月中旬，浙江衢州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朱小红因涉嫌违纪被免职，这正是其妻连发微博曝光其经常在外嫖娼、包养有夫之妇及收受贿赂的结果。从微博上获知线索后，当地纪委遂展开调查，初步认定朱确存违纪行为并免去其公职。

　　因为对微博不够了解，有的官员还以一种“自投罗网”的方式将丑态暴露。6月，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错把微博当作QQ式私人聊天工具，在网上直播与情妇相约酒店开房的全过程。事件经网络大范围传播后，有媒体致电谢志强求证真相时，谢还反问“你怎么能看到我的微博”？

　　“实名认证用户”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党办主任赵子俊，4月在微博上看到女博友自曝胸部照片后发表评论赞叹，两人调情对白被围观网友截图。8月4日，青羊区教育局做出处理决定：免去赵党办主任职务并调离，同时提醒其他同志以此为戒，提高修养。

　　官员私生活监督乏力 “民不举官不究”成反腐困境

　　据人民网9月5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许耀桐说，“官员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不是其私德和个人选择的问题，是一名干部如何看待和运用手中权力的问题，也是腐败的一种情形。”很多腐败案件已经表明，官员私生活不检点往往与经济腐败密切相关，从看似不起眼的个人习惯突破，很可能查出腐败的“大窟窿”。

　　中国法律并未直接介入官员私生活领域，官员包养情人如未涉及公权滥用、贪污受贿等问题，则适用《公务员处分条例》，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撤职或开除，一般的道德滑坡、趣味低下行为，则处罚较为轻微。专家指出，对于官员身上的道德缺失现象，很多时候是“民不举官不究”，不仅监督乏力，而且很多官员自己也觉得，生活小节对仕途影响不大。

　　“为扭转官员日益凸显的道德危机，纪检部门应设置一条清晰的“高压线”，规范党员干部私生活领域的道德情操和品行修养，对八小时之外的行为也要加强监管，一旦踩入雷区将实施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莫伸手”的前提是要有人去抓。” 许耀桐说。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曾强调，要在领导干部中大力提倡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要求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看来，除加强监管和加大处罚外，官员良好生活作风的养成还有赖于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

　　“官员同样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身上所显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氛围的一种折射。由于掌握了利益分配权和资源调配权，官员追名逐利、贪图享乐的机会比别人更多，因此成为腐化变质的高危人群，这就需要提高对官员道德失范施加舆论压力。”戴焰军说。

　　丑闻与权益一线之隔 网络反腐亟需走向法制化

　　在6月至今的一系列基层官员性丑闻事件中，网络成为第一曝光台，随后平面和电视媒体持续跟进，当地纪检部门根据线索展开核实，最终将违纪违法官员予以处分或移交法办。

　　但同时网络反腐也被推到了需要法制规范的前台，由于涉性贴文的暴露与直观，在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前，官员的个人生活已巨细靡遗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更有甚者，欲借网络快车蓄意栽赃，致使当事人名誉受损严重。企图在换届期间将宁陕副县长唐新成拉下马的一张裸照，已被当地证实为实施敲诈勒索而移植的照片。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是民众参与廉政建设的一种途径，但网络反腐在为腐败官员带来巨大杀伤力的同时，“人肉搜索”式的“追杀”导致无辜者被中伤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林喆认为，涉嫌“有罪推定”的网络反腐，一旦把握不好“度”，就易侵犯公民隐私权。

　　将网络反腐引入法制化轨道是必然的前进方向。在2010年底首次发布的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网络监督被官方认可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并提出要使包括网络监督在内的各种舆论监督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现在的网络监督还远没有进入法制化轨道，也没有形成系统和规则。”戴焰军表示，这不仅仅是网络监督自身的问题，与如何保障老百姓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实现密切相关，毕竟网民也仅是全民的一部分。来源: 网讯▲◆★●■☆


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
http://www.zaobao.com/zg/zg110905_002.shtml

（2011-09-05）●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面对国家发展道路新问题，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波澜不兴，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却愈演愈烈。约40名中国学者上个月27日聚集北京，围绕30年前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以《决议》为起点，声援改革开放，展示与激进左派泾渭分明的态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重要政治文件，内容概括了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的功过，将文革定性为“内乱”，对毛泽东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该文件也成为改革派学者用以回击反改革舆论的理据。

　　上个月底的纪念座谈会聚集了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中央党校教授、律师、媒体人等多名体制内外的专家，按照中国的政治思想谱系，许多与会者可称为“右派”或改革派。

　　除了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提出坚守“彻底否定文革”底线外，不少学者也同声强调中共需要建立宪政、法治以因应当前的执政考验，为此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取消现有的各种禁区，针对改革进行大范围民主讨论。

　　曾在1980年参加过4000名老干部针对《决议》草案大讨论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就力陈中共应该效仿当年的做法，启动“第三次思想解放”。

　　现年83岁的郭道晖是在1948年入党，1950年代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得平反。郭道晖表示支持将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并主张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应该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他也重提中共总书记胡锦涛7月1日中共党庆时提出的“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指出：“这些危险与考验，集中到一点，可以说，现在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中共最迫切的任务是由推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现代执政党，需要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来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学者：稳定压倒一切论 是新的“两个凡是”

　　也有学者以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重要性。

　　著名法学家、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发言中提出，30年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

　　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公安机关来决定。结果有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都不能执行。

　　至于国情特殊轮的问题，则是由于它过多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而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则发言赞扬1981年通过的《决议》，尽管是严肃的文件，但通篇有一种精气神，表现出当年领导起草者的强烈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反观今天这股精气神已经不太多了。再者，当年《决议》本身的形成发动了4000人参与，在讨论是没设禁区，反而现在，动不动就设禁区，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都是禁区。

　　他强调：“我不是说国外学者的研究肯定对，问题是你对他的这种研究什么态度，你划成禁区，国外还在不断深化讨论，我们自己不说话，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话语权白白地拱手让给他人，这是聪明还是明智啊？”

　　他也痛批当前的改革已经走形，更多地变成既得利益者维护利益的手段、方式，最终是降低了制度的权威，矮化了改革，因此纪念这份《决议》的最好方式是挖掘其中的价值，激发当代人的改革热情，担当起应当的责任。

新闻背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思想解放”是带有特殊时代背景与政治含义的概念。按照官方媒体的划分法，1978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

　　在此后，中国是否在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实际上已经展开，学界则有不同说法。学者周瑞金曾指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反思改革的大争论，可以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也有学者认为，近两年舆论界针对中共领导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开始。

　　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讨论，只是各界向执政者喊话，以求得到重视，与过去的“思想解放”并无可比性。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受访时就指出，按照上述第一次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定义，两次“思想解放”都伴随以官方意识形态大调整，当前并没有这个迹象。

　　至今，中国媒体对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几乎全无报道，只有少数网站发表了个别发言人的讲话，另有学者通过微博介绍会议中的发言内容。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则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座谈会“名为纪念、实为颠覆”，质疑胡德平等学者有什么资格谈“彻底否定”文革。▲◆★●■☆


今天的中央高层再也不是铁板一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912

    2011-9-4：专门公开美国外交电文的网站“维基解密”（ WikiLeaks），近日公佈一批与中国有关的电文，大爆中共现高层权斗内幕，指党内有人批总理温家宝思想太自由，与“六四”遭贬职的已故总书记赵紫阳太近；又指温在四川大地震时因怒斥军方救援不力，惹军方将领不满；更指温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珠三角产业转型看法矛盾，汪更拒执行温的指令。虽然温家宝的自由作风及表现广受批评，但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总理大位。

　　香港《明报》报道，该封解密文件是2009年7月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机密外交电文，内容围绕不利温家宝的消息传闻展开，亦公开了多名原本标注“保护”的中国消息人士的名字，如文件引述前《中国青年报》专栏作者王冲2009年3月11日与使馆人员聊天内容说，包括前总理朱镕基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温家宝处理经济的表现不满，认为他2008年初过于关注通胀，拖累经济增速放缓，对金融海啸亦反应太慢。中青报资深记者卢跃刚亦称对朱镕基不满温家宝一事有耳闻，但指朱自己主政经济时也有一些失误，尤其是推出了糟糕的粮食和农业政策。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董礼胜对美方官员证实一些媒体传言，即温家宝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于2008年金融海啸时在经济政策上意见不合。如温总担心广东可能发生系列劳工纠纷问题时，就批评汪洋不听他的命令，希望汪推迟将劳动密集产业转型做高科技增值产业的大计。

　　与汪洋经济意见不合

　　关于温家宝是否自由派的问题，文件中引述“六四”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的知名学者吴稼祥于2009年5月18日一次聊天中透露的看法，他说，自己一名大学同学就在温家宝班子任职，许多人都认为温家宝“太过自由派”，温家宝与已故总书记赵紫阳有着共同的强烈改革思想，尤其是在政改问题上。吴稼祥说，温家宝2008年9月在联合国演讲时，公开认同承认自由、民主、人权为“普世价值”，惹来中共退休元老宋平等人批评，胡锦涛1992年由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任常委，宋平就是背后推手，他对党内决策仍有较大影响力。

　　董礼胜亦指出，温家宝联合国大会讲话后，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于2009年初的人大会议上，批判西方政治体制，其实有部分矛头就是指向温家宝。而卢跃刚也说，温家宝被广泛视作中共最高领导层中较自由派的一个，但2009年1月另一元老李锐和部分中共元老去信中央要求加快政改，并非故意支持温家宝，只是刚好与温家宝的开明思想不谋而合。

　　温斥救灾延误 触怒军方高层

　　解密文件还说，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第二天，温家宝不满解放军以不适合空降为由未及时空降灾区，打电话称这种延误不可接受，又对着电话怒斥：“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说罢挂断电话。文件引述时任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弟弟、现任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副主任刘亚伟说，这句话触怒军方高层，军方还向胡锦涛报告了此事。

　　虽然温家宝在政治、经济上广受批评，但电文的结论是，他的总理职位不会动摇，其任期最少可以做到明年中共十八大。电文引述消息人士陈杰人（音译）说，“他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就像当年的周恩来一样，没什么杰出成就，但是个优秀的表演者。”

　　有网友表示，维基解密披露的事实如何？姑且不争，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中共自古就是内斗不断。温家宝尽管代表的是中共的利益，但在一些亲民事情上在政坛上还是被孤立的。

　　温家宝在中共政坛上孤立

　　7月28日温州高铁事故，温家宝在现场承诺对事故进行“公开透明”的政府调查。温家宝的话音刚落，中共高层就下令整肃媒体报道，网上大量删贴及专题，近百家报纸撤版，令温家宝难堪。

　　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禁令称，“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温家宝去年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其政改主张却未获多数支持。温家宝在海外的一些言论也被中国媒体消音。

　　有英国媒体评论说，如果这让温家宝显得格外难堪的话，那这样的颜面全无并非第一次。温家宝看上去努力想不与中共的政治体制脱节。这一体制一方面贪求他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对他的主张弃而不用。在意识形态上使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被孤立。

　　此外，《明报》发表评论称，维基解密披露了大量有关温家宝的秘密电文，虽然披露了大批消息来源，对有关人士造成困扰，对美国今后的外交情报搜集工作造成一些不便。但必须注意的是，维基迄今披露的所谓密电，内容并无太多惊人的内幕，多是学者、记者及官员亲朋的一些饭局纪录，很多更是报章的公开报道和网络消息，无一涉及美国情报机构，如中情局 ( CIA ) 等的线人情报，内容也无非是外国政要的一些丑闻八卦，除造成一些当事国当局的尴尬外，对美国国家利益简直是有益无害。难怪有阴谋论者指维基解密其实是受美国情报机构的幕后操控。

　　中央高层再不是铁板一块

　　维基新披露的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密电，以前在公开报道中都或多或少地曾经披露过，但它至少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央高层，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在邓小平之后，中央也难再出现一言九鼎的政治强人。因此，高层中既有温总这样的“自由派”，也会有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这样的所谓“保守派”，而且似乎都有“各自表述”的自由，似乎谁也无法压制谁，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温总的观点在中央未成主流，或受到批判，但他仍可维持权位，屹立不摇。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斗争已不再有如过往你死我活般的残酷，特别是观点、路线之争，这也是中国民间现在左右之争得以公开或白热化的背景。

　　党内扩民主似有先试趋势

　　中国政治体制最为人诟病的民主化问题，似乎有在中共党内扩大民主来“先行先试”的趋势，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生前就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学者也曾经探讨过在维持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让中共党内派系公开化、合法化，走日本政党派阀政治的道路。但因中共担心党的分裂，仍未敢尝试。现在这种“各自表述”的自由能否持续并扩大，仍是未知之数。来源: 多维▲◆★●■☆


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
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19/5/a3f98e.html

     2011-9-05 来源：半月谈网  近日，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而中国近来房地产“加名税”和“月饼税”等税收问题也引发了公众对我国税收制度的讨论。

　　那么中国内地的税负程度到底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我国税负改革的进程如何？应当如何完善我国的税负制度？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我国税负水平被夸大

　　“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

　　杨涛认为，《福布斯》杂志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带有一种明显的主观判断，由于税制结构的不同，仅仅是按照《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对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税负水平。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我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借鉴意义的。

　　他认为：纵向地看，我们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

杨涛分析，之所以现在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其它政府性税收收入的影响，比如，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税收比重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所以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

　　将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

　　“其实，在我国所有的税收种类中，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并不高，世界上大部分税收与企业有关，只是我国的企业税赋比重可能更高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企业的税收成本通过商品转移给了终端消费者。而事实上，终端消费者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税款来自存在重复计收的营业税，而该税种涉及交通、建筑、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体育、娱乐、服务业等方方面面。

　　“其本身折射的并不是税赋过重和征税细节的问题，而是我国税制和税收收入结构中，国库收入主要依赖间接税的征收，而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导的间接税制度改革却相对滞后，直接税征管重点并未真正实现向高收入阶层转移的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收入对于间接税过于倚重的弊端在我国已开始显现。贾康认为，目前的税制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政府占比的较快增长趋势，还会使收入的使用环节对居民消费的抑制，即社会上低收入水平成员的实际税负过重问题。

　　贾康表示，我国现行税制架构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基础的。那时，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财力上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政府正常履职的管理要求。在税制设计中选择了易于实现收入的间接税为主体，突出增值税、营业税的重要地位。

不过，随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正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逐步减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直接税税负。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见》，表示将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同时，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

　　完善税制调节收入分配

　　对于税制改革的方向，杨涛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上着手进行。从技术层面上，由于我国主要税种税率偏高，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需要优化，避免重复征收，改变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格局。而非技术层面上，税收体系应该维持国家之前提出的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要适度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进一步让利；另一方面，就是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对个人、消费者进行适度让利。

　　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也表示认同。“我们国家的税种基本上都与企业有关，企业税赋占税收收入85%，因此企业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主体。”王朝才表示，目前增值税正逐渐向营业税“扩围”，其目的就是为企业减税

　　。但同时，他也表示，如果突然将企业的税赋大幅度减少，这对于我国来说也不太现实。目前个人所得税已经减少了很大一部分，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会少缴不少税赋，而且实际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税收负担的总体下降是我们所期望的，将减轻的部分偿付于民。”孙玉栋表示，应该加快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程，切实增加纳税人的幸福指数，这样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中国与为何利比亚革命者摩擦频频？
http://grass.chinaiiss.com/html/20119/6/wa568b.html

2011-9-06 来源：中国战略网  作者：罗庆学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应当说气数已尽，反对派掌控国家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利比亚未来的局势依然复杂，但这并不影响反对派对世界各国的“感恩”与回馈！

　　本来，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坚持利比亚自己的事情，由利比亚人民作主，在战争时期，与利比亚战争双方都保持了联系与接触，这是一种没有偏坦的处理方式。但现在战争进入尾 声，胜负已判的情况下，问题就来了，反对派开始频频向中国发难了！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9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次会议，记者们提出的中利问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我们来看看姜瑜是如何回答的。

　　问：据报道，今年7月，利比亚代表团曾来华与中国公司接触，并签订了购买武器的合同，请证实。中方此举是否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

　　答：经向有关部门核实，卡扎菲政权曾于7月份在中国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人来华与中方有关公司的个别人员进行了接触。中方公司没有同利方签署军贸合同，更没有向利方出口军品。

　　中国政府一贯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号和第1973号决议。我们对军品出口一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依据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国内法律法规，对所有军品出口实施严格管理。任何军品出口均须经中国政府部门严格审批。

　　问：有消息说，中国公司可能通过第三方向利比亚政权出售武器，请证实。

　　答：我想强调，中国政府一贯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允许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以后，我们已经通知相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有关决议，并通过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各军贸公司不从事违反决议的出口活动。相信主管部门一定会严肃、认真对待此事。

　　据了解，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以后，中方公司没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利比亚提供军品。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关系？

　　答：关于中国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关系，我们多次重申，我们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愿与其继续保持密切接触，我们希望中利关系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政府支持利比亚战后重建，支持联合国在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问：利“过渡委”主席贾利勒近日称，中方阻挠安理会制裁委解冻利政府资产。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利比亚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高度关注利人道主义状况。在冲突初期，中方就向利比亚的邻国提供了援助，用于帮助安置利难民。随后，中方还向利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日前，有关国家向安理会利比亚制裁委员会申请解冻利比亚政府在其境内被冻结资产。中方对解冻利资产原则上没有困难，但本着对利比亚人民负责任的精神，中方及安理会其他一些成员认为上述申请尚需进一步明确有关资金用途和监管机制。在申请国提交进一步信息后，有关申请已在安理会制裁委经协商一致获得通过。中方参与了协商一致。

　　这些问题应当说是中国与利比亚过渡委会员会间的核心问题。

　　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正式承认利比亚新政权？这一点姜瑜并没的明确的回答，她的意思一是: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二是:愿保持与其密切接触；三是:支持战后重建。这些话都很原则，其实都没有承认利比亚新政权。为什么在卡扎菲大势力已去，多国承认利比亚新政权的情况下，我国还持现在这样的一种态度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到目前为止，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是利比亚的内战，尽管北约在背后暗中帮助反对派使力，但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出动地面作战部队。中国这个时候承认任何一方，显然是在干涉内政，这与中国一贯的国际主张不符。

　　二是中国与非使然盟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虽然国际上有40多个国家承认利新政权，但是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非盟并没有承认利国家过渡委员会。这之是非盟虽然对卡扎非不满，但是对北约通过“帮忙”的方式，瓦解非洲一个国家的政权更加不满。

　　三是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证。利比亚新上台的石油公司总经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甚至声称，中国没有帮他们的忙，在战后不可能与其他国家一道，帮忙重建。这一点应当说是利过渡委员会对待中国的最直接也最真实的声音。

　　这三个方面导致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也不能承认利新政权。（罗庆学）▲◆★●■☆


中国傻到向卡扎菲出售武器吗？
http://grass.chinaiiss.com/html/20119/6/wa568a.html

2011-9-06 来源：中国战略网  作者：至诚大兵   

　　您相信这事吗：利比亚反对派指责中国向卡扎菲政权出售武器？

　　据9月5日新闻晚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官员昨天引用一名加拿大记者发现的材料称，中国在卡扎菲政权丢掉首都的黎波里几周之前仍在向其出售武器。这些材料包括利比亚安全官员的备忘录，发现于的黎波里一个高官住宅区的垃圾桶里，据说都是些卡扎菲政权的绿头文件。文件称，7月16日卡扎菲政权的官员前往北京要采购价值两亿美元的武器，包括火箭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可移动地对空导弹以及其它武器和军火。反对派官员称这些武器将通过第三国如阿尔及利亚以及南非运往利比亚。反对派的一名军事发言人阿卜杜尔·拉赫曼-布辛则表示“全国过渡委员会”将通过国际渠道来让相关的行为得到惩罚，他还警告称任何国家违法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将在利比亚未来重建中的前景暗淡。他声称“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有文件能证明这一切。”　　

9月5日姜瑜在记者会上断然否定中国向卡扎菲出售武器

　　对此，至诚大兵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有人为了排除中国在利比亚重建国家中发挥作用，挑拨离间，在破坏中国的形象而已，中国绝不会如此冒傻气。何况中国一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在眼看卡扎菲必将被打垮，明知卡扎菲无论如何敌不过强大北约的情况下，中国相关部门或机构哪怕再傻瓜，此时也不会还想卖军火给摇摇欲坠的卡扎菲政权。

　　如果连至诚大兵都看到利比亚反对派指出的时间点，属于卡扎菲垂死挣扎离绞刑架越来越近的时候，这泱泱大国的中国外交或军事外卖机构居然看不出端倪，还允诺出售高达两亿美元的武器给卡扎菲的话，那中国岂不早就完蛋了？

　　一、对如此不“靠谱”的说法，连西方相关国家都嗤之以鼻。在明知卡扎菲遭受北约强力打击、最终必将下台完蛋的前夕，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还瞎子式地贪图卡扎菲的军火购置费用。对于这种说法，北约一名高级外交官则称很不靠谱。联合国利比亚制裁委员会的成员也称根本没有看到有关中国和卡扎菲政权有武器交易的说法，之前倒是法国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向反对派空投过武器。就是一贯喜欢无中生有拿中国说事的美国，对此也不相信，美国官员审慎表示不清楚，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中国即使再不懂审时度势，也明白出售军火给卡扎菲就是与北约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一直坚持韬光养晦，就是为了尽量不与西方作对，有时候甚至到了宁愿自己吃亏也让步于西方的地步。在七月中旬明明眼看卡扎菲即将支撑不住，利比亚政府军就要被摧枯拉朽之际，中国再傻瓜也不会像毛孩子似的突然改变立场，犯不着帮助对中国并无多少好处的卡扎菲而大大得罪西方，让西方愤恨仇视中国。

　　三、中国其时已经在接触反对派，为中国没能在安理会投赞成票开始补救措施。中国在利比亚有许多的工程项目，利比亚动乱的时候，中国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撤侨行动，从利比亚撤出了3·2万人。然而，随着北约军事打击干预力度的加强，卡扎菲虽负隅顽抗口出狂言，实际上早就暴露了败象，奠定了败局。因此中国尽管没能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北约行动，可眼看北约帮助反对派就要成功的时候，还派出外交官访问班加西，呼吁反对派照管好中国项目工地的设施，维护中国的利益，早就在为战后继续进行未完工的项目，展开了与反对派的“感情”联络。在这样条件下，中国又怎么可能与卡扎菲秘密开展军火交易呢？

　　四、就算中国真想赚这军火钱，也会望难生退的。退一步说话，假如中国的某些官员利令智昏，太想赚取这一笔卡扎菲的两亿美元的“银子”，可他难道看不到几乎没有半点成功的可能吗？两亿美元的军火，就算空投也得多少飞机？如果是仅仅一支枪，恐怕还有努力的可能。难道中国不知即便真想做这生意，也是万万做不到的，北约将利比亚监视得一清二楚，无论空中海路还是陆路，哪有办法将庞大众多的一大批军火送到利比亚境内？除非有孙悟空的本事，可以眨眼之间就实现乾坤大挪移差不多。

　　综上所述，中国再傻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糊涂到向卡扎菲出售多达两亿美元的武器。如果反对派真在垃圾桶中发现有这样的所谓文件，那也绝对是不怀好意的人的伪造，是为了破坏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是想通过此事散布谣言，然后借此排斥中国参与利比亚重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