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过度消费正在让中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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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05 超前消费是欧美银行家设计的游戏规则。

　　中评社北京9月5日电／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各国学者都在探讨危机的根源，从央行方针到宽松货币政策，从银行业到大型投行，从浮动汇率到商品定价，从金融杠杆到恶性投机，从过度消费到出口贸易，从自由市场到社会制度……

　　华夏时报文章指出，在这场危机的大讨论与大辩论中，危机的真相离人们并不遥远。危机之后，世界在20国集团领导下曾试图改变错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从发达国家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

　　银行家的贪婪

　　超前消费模式是由银行业的信贷关系来维系的，从本质上看，超前消费是欧美银行家设计的游戏规则。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70%左右，从发达国家的消费比例来看，美国人的消费比例过高，实际上已构成了恶意消费，由于劳动剩余价值与消费能力不相匹配，这就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双赤字”问题，但银行业为了自身利益却无法改变游戏规则，也就无法改变过度的消费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形成了房地产泡沫、次贷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目前的债务危机。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银行业也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运转的中心，超前消费模式的形成也由银行业为主导而积极推广，因此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银行业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益。在这样的轨迹下，我们看到了房地产泡沫化、地方债务危险化、恶性通胀蔓延化、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化等等，而这些现象都和银行业的暴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货币的目的性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总结的教训中有两个重点，一是金融杠杆过高造成的恶性投机，所以金融需要去杠杆化；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失调，造成了国际贸易失衡、实业受损、失业率上升等，所以要加强实体经济的投入。

　　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为解决困境大量发行货币，纾困的首选目标是银行业，之后却发现大型银行的业绩并不差，且赚得盆满钵满，其利润大多来源于旗下投行的疯狂投机，所以世界有一种被诈骗的感觉。

　　中国增发的货币以消化新增货币为主，将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中，计划虽不完善，但方向相对正确。而美国却排斥昔日“罗斯福新政”的有效办法，回避国有化、计划经济与监管。美国人抛弃了“罗斯福新政”的有效模式，原因是触动了银行家的利益。面对华尔街，今日的美国政客没有勇气与之抗衡。这使上次危机中的一切错误都无法得到纠正，新的危机也就接踵而来。

　　对浮动汇率的思考

　　从目前国际汇率市场的交易量来看，大量的流动性存在于汇率市场间从事着恶性投机与操控，例如日元在震后快速升值，达到了历史高峰值，对日本的出口经济打击很大，日本政府被迫两次出手干预汇市，但都遭到了国际资本的打压，遭到了美元的阻击，二次救市都以失败告终，日本财相和央行行长之后都无奈地说，国际汇率市场存在着操控问题。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年代中所有大的危机都是兑换率浮动造成的。”他建议成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由美元、欧元、人民币组成一个大货币区，三种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机制，以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


韬光养晦，不能成为培养懒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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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4： 沙祖康，被称为中国的“鹰派”，他在外交谈判桌上咄咄逼人，受到无数中国网民的追捧。四年前，经中国政府的推荐沙祖康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当时却是坚定推脱。本期《问答神州》，沙祖康回应了让美国就中国的军费问题闭嘴、“醉酒失言”当众对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不满”等争议言论。在谈及航母问题时，他表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解说：有人說他是中国外交界的“鹰派”。

　　沙祖康：韬光养晦，不能成为培养懒汉的借口。

　　解说：从事外交四十年，他屡屡出言惊人，性格张扬直率。

　　沙祖康：你的航空母舰吃素的，我们还没造出来我们就是吃荤的？我心想人人都有发言权，唯独你没有你早该闭嘴了。

　　解说：如今在联合国身居高位，他风格依旧。

　　沙祖康：然后把沙祖康的伟大的自尊心激发出来，然后主动辞职愤然离开联合国，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位置了，我才不上当呢。

　　解说：鲜为人知的幕后，他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沙祖康：副秘老头，敢喊敢吼，坦真性情，鲜活自由，就是有点担心，像我们沙副秘书长能不能坚持到底，他是值得怀疑的。

　　吴小莉：中国外交界有一个著名的“铁嘴”，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鹰派”，有人说他是“另类外交官”，他在外交谈判桌上咄咄逼人，受到无数中国网民的追捧，甚至有人专门收集他的“语录”。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既不是鹰派，也不是和平派，我、而是中国派。”他就是沙祖康。

　　四年前，经过中国政府的推荐，沙祖康走马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不过，对于这一个任命，当时的沙祖康是坚决推脱。

　　吴小莉：您那时候确实也听到了（调任的）消息，一开始是很不乐意的，而且还跟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说过你不乐意。

　　沙祖康：对，我很坚定地说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听的话叫比较直爽，难听的话是文化教养比较差的一个人，我认为我百分之一百是不能适应的，别去丢人现眼，找一个身段比较软的，态度比较好的人去，照样可以做好这个工作。所以我真心诚意的不愿意去，我做了很多高级领导的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满口答应，帮助我做工作。我说我愿意当幼儿园院长，也不愿意当联合国副秘书长，我希望到冰岛，不好意思，冰岛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总统是我好朋友，不是说看不起小国，至少那儿工作不是太忙，我愿意到哪个地方当大使都行，包括冰岛去当大使也行，但是我不愿意当这个副秘书长，我不愿意委屈自己，我要活的潇洒一点。但是呢，最后据说是开十七会的时候，当有关领导宣布，我们将把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到联合国去担任副秘书长，当然他没有点沙祖康三个字，他非常吝啬没有说，大家把眼光都看向我了。知道是我了，我心里很难受，我真的很难受，我完了，我说我死定了。

　　因此在进行曲的歌曲声中，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员从台上往下走的时候，我冲上台去，抓住了最后一位政治局委员，我说你为什么讲话不算话，为什么赖帐，不是讲好了帮忙的吗，不让我去当的吗？然后我得到的答复是：“中央的战略考虑”。什么事到了战略，那么就说不清楚了，这不管什么考虑吧，下级服从上级，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这是我们外交官的纪律，而且呢不管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一旦组织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而且要超水平地完成任务，尽量是这样的，这就叫纪律。

　　解说：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沙祖康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等职。沙祖康的强硬言论常常引起争议。2006年，沙祖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让美国就中国的军费问题闭嘴，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字幕】沙祖康接受bbc采访录音：

　　“It's better for US to shut up and keep quiet. it's much much better。”

　　(译：你最好闭上嘴，保持安静，这就非常非常好了。)

　　“why blame China？ No！ Forget it. It's high time to shut up！ It's US sovereign right to do whatever they think good for them. But don't tell us what is good for China. Thank you very much。”

　　(译：为什么要谴责中国？不，忘了它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最好还是闭嘴！美国有权去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美国不应告诉中国该如何做，谢谢你们！)

　　沙祖康：我心里想人人都有发言权，唯独你没有你早该闭嘴了，我真是一下子我就，我英文也不好，别的文雅的字一下子零点零几秒也没想出来，最好的词就是闭嘴吧。真的你没有发言权，说坦白了，你说航空母舰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人人都有航空母舰，就唯独中国没有，而中国还没造呢，你就说威胁了，你的航空母舰是吃素的？我们还没造出来我们就是吃荤的？这个简直很荒唐的事情。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你负责任了我不能不负责任啊，我没有航空母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

　　解说：沙祖康常戏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直来直去，有话直说。国外媒体也评价他的外交风格是“令人惊讶的坦率”。在履职联合国之前，沙祖康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沙祖康说，“秘书长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直，讲话比较冲，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风格要改改，您的意见如何？”潘基文回答，“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沙祖康：我说联合国很多规章制度有的是老得都快生锈了，该发了霉了，对不对，要改一改了。而且我在到任以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是用中国语言，在那讲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哪些问题是属于沙祖康职权范围内能够马上解决的，我立即解决；第二类我需要时间研究一下的，我限定时间给你解决；第三类属于涉及到整个联合国体制规章制度的问题，需要时间我可以报告。我就这样做了，深受群众欢迎，我欢迎大家提意见，我说你不提白不提我就希望有不同意见。而且我一年必须开两次员工大会，而且欢迎大家会上提意见。结果我走进会场，包括会场讲话，大家还鼓掌。过去这是群众批斗大会啊，都要批斗这个，我夸张一点了，批斗秘书长的会议，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提意见的大家一片树林似的，都是提意见的，我居然没一个人提意见，我讲话还鼓掌。我说你们提啊，机会难得啊，我这个人就不怕对抗，谁愿意跟我对抗，我就跟你对上了，你们提吧，怎么骂都行。我说民主就是原子弹，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不怕你们的意见，我欢迎你们的意见。一个也不提，大家鼓掌，散会。所以他们觉得，沙祖康到了联合国，给他们给联合国吹进了一股新风，一种新风，是不是新的旧的咱也没法比较，反正我听说大家都这么说，是一个，至少我没什么架子，脾气可能大一点，但是没架子，我对事不对人。

　　吴小莉：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阔别了22年之后重返联合国。当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来到纽约时，其他国家都抱着十分好奇的观察心态，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外交官会对各种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观点，也不知道他们会是怎么样去发言。据说当时在美国的报刊上流行过这样一张图片，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早晨的晨练，在代表团住宿的平台上打太极拳的照片，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给联合国留下的印象之一。

　　解说：自1971年10月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先后有七位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个高级职务，他们包括了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以及沙祖康。此前的几任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主要负责联合国的大会事务、对外技术援助和非殖民化，而沙祖康主管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联合国最为重要的实质性部门之一，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沙祖康：联合国是一个酝酿、讨论、谈判、制订国际规则的地方，而这个规则一般都是大国、强国、富国制订的，其他国家一般处于一种执行的地位，小国、弱国、穷国都是执行规则的。那么您对规则制订没有发言权，你执行人家的规则，人家的规则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对不对？因此规则制订包括讲世贸的问题，我们中国加入世贸谈了15年，我们进去了，执行很多规则，但我们应该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加入世贸是正确的，但是规则不是我们定的，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解说：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各成员向秘书处缴纳的会费是以贸易份额为基础进行计算的。目前中国每一年向世贸组织缴纳会费1000多万瑞士法郎，在世贸成员中排名第六位。

　　沙祖康：比如说中国的加工贸易，外国人把东西原料运到中国来算一次，然后中国生产我们的产品以后，出口再运出去又算一次，都算是中国的贸易额，那根据你贸易总额来计算你的会费，WTO的会费，我们交多少冤枉钱？然后呢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利润都被他们拿走了，他们留下来百分之几的利润，百分之二三的利润给中国，同时把污染废物这些东西全留在中国了，排放也留在中国了，还要叫我们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说我们成了重要的排放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荒唐的，是不合逻辑的，可是这是规则它就是这么定的，这样的规则难道不该埋葬吗？应该彻底地摧毁。巴斯卡·拉米就跟我讲，他是现在世界WTO的头头一把手法国人，他就说，沙大使这种计算方法是不公平不公正，是必须废除的，必须废除，可是多少年就是这样执行的。

　　解说：沙祖康认为，中国要想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订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首当其冲的是要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2006年11月8日的日内瓦，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这是自联合国成立6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出任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一职。当时，正是沙祖康代表中国政府在日内瓦竞选前线指挥了这次的竞选。

　　沙祖康：这个选举是很复杂的，我们都是登门做工作等等，把所有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理事会成员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高原缺氧也好，洪水泛滥也好，我们都去登门求票啊，叫他们支持中国。至少，不管你是否支持我，因为选举是一轮一轮要搞的，好多人的，今天你可以不支持我，但是你支持的人如果落选了，你能不能再支持我，这样的。也是因为我们和日本人，有日本候选人，我们一般都票数比他们少，印度也比我们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有一批邦交国，有二十几个邦交国，一直就四十多票相差，因此我们竞选国际组织一把手，我们一般都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基本就放弃了，不竞争了。我说，现在不是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吗，影响增加了吗，那大家就试试看，到底增加到什么程度了，结果在世界卫生组织历史上空前地最高票当选了，就说明中国确实影响提高了，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世界人民做贡献了嘛。

　　解说：除了帮助陈冯富珍成功竞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外，在日内瓦的外交生涯中，沙祖康还先后为中国成功争取到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他还为中国香港争取到了2006年世界电信展主办权，结束了日内瓦对该展览长达33年的垄断历史。

　　沙祖康：有的时候我就说，最近还有什么事没有，怎么最近好像事情比较少嘛，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缺了一个副总干事，我说我们要争取一下。然后跟有关大使，美国大使，这是开玩笑了，我就说，我们要当，你看怎么样？他说你饶了我吧，中国人偷版盗版到处都是的，你还去当副总干事，知识产权的？他说我这个大使就当不成了。当时开个玩笑了啊。我说您错了，中国人为什么偷版盗版，不是天生就想偷版盗版，他不知道这是偷版盗版是不对呀，他不懂，应该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产权重要性，你中国连一个助理副总干事都没有，你说他怎么能够提高认识嘛，对不对，所以你别反对了好吧。然后我就，一共有七个集团，除了中国六个集团，我每个集团都开会，宣传。我说一个，现有位置一个不少，必须加一个，我也不伤害你们行吗，给我七促成八促成，不就成了嘛。先当助理的现在当了副的（总干事）了，这关键你去推动，我花很多时间，我要准备的，我要学习的。

　　吴小莉：而且还有失败的风险。

　　沙祖康：还有失败的风险，他说你沙祖康爱出风头，说你神经不正常，还不够啊，够骄傲狂妄自大的，还想出风头，如果输了的话，丢了中国的脸对不对，他倒不在乎把国家的声誉放在何处，我要输了的话我肯定死定了，我跟你说，当然我不怕就是了。我想我本来就没有，我无产阶级，失去的就是锁链，赢得的就是解放。因为我（中国人）没有当过国际组织的一把手，我能捞上了我就捞上了，捞不上我本来就没有。那怕什么呀。这里面有一个干部、一个主人翁的精神的问题，我说我们是主张韬光养晦，不能成为培养懒汉的借口。

　　解说：沙祖康在北京的家，位于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宿舍。从事四十余年外交工作的他，难得回到这里呆上几天。

　　吴小莉：这是什么时候，您上任的时候。

　　沙祖康：这是我上任之前，已经任命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小莉：在日内瓦？

　　沙祖康：我在日内瓦当大使的时候，他（潘基文）去看我，我请他吃饭，他带着他夫人和他的同事，到我的官邸，在那。这是我四五月份的时候吧。

　　吴小莉：您是真的（那时）就是黑头发，没有染色。

　　沙祖康：没有染过，我从来没染过，全黑的。

　　吴小莉：所以真的是大使的时候还是黑发，然后到了联合国就已经。

　　沙祖康：到了联合国就变成白发了，花白了。一头黑发那时候。

　　吴小莉：这头发白是憋出来的吗？

　　沙祖康：憋出来的，真是憋出来的，窝囊啊，还不能发火，你说是吧。就这样，有的时候还偶尔还有憋不住的时候，对不对。

　　吴小莉：沙祖康的坦率直言曾经在联合国引发一场风波。事情发生在2010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奥地利的风景区阿尔卑巴赫，联合国在那里为一些高级官员举行一个鸡尾酒会。根据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报道，当天晚上，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醉酒失言”，当众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不满”。这篇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过在我们的采访之前，沙祖康未曾对此事进行过任何的公开表态。

　　沙祖康：你看前阶段不是说，说我沙祖康发酒疯把潘基文臭骂一通，是不是。实际上这些完全是，你说联合国这点酒，我哪能发酒疯，喝多少酒我都不会醉的，而且我们专门安排一个酒会，说开会大家很辛苦，我们搞个鸡尾酒会，然后完了以后再开会吃饭，吃饭大家随便聊随便谈，拿着话筒满处转，谁愿意发表什么意见，那我都完全是开玩笑的呀，对不对，大家都是庆祝会议成功，大家都挺友好，完全是气氛。而且我们联合国有一个纪律，叫作Chatham house rules，就是说我们内部讲话有的是不允许传出去的。说什么都行，说了谁都不算，但是完全是随便，Chatham house还在，但是rules已经没有了），这边有人偷偷摸摸就搞这个东西，然后完全是幽默的，我说呀，秘书长啊，说实在的，我也知道，我本来就不想干这个活，我也知道你也不大喜欢我，我也不是很喜欢你，对吧。凭良心说，你明天把我开除我现在就感谢你，我真烦，我跟你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的从你身上发现了很多亮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刚才讲的，自从你到任以后，联合国没有出现过一件丑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是以身作则，你公正廉洁，你是第一个申报你财产的，克服了重重阻力，我沙祖康是第一个响应你的号召的，公布我财产的，因为我没有钱。

　　吴小莉：你也不知道你有多少财产。

　　沙祖康：然后第三，你对联合国进行了改革，对吧，采取了很多重大的措施，……一些重要的措施，你在以稳步地向前推进，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巴黎协定，也就没有哥本哈根协议，如果没有你，我举了很多优秀的表扬他的事例。我是为了拍马屁的，加引号的。因为我觉得有些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对不对。所以我前面的这些话完全是开玩笑的，逗逗的嘛。他们就给你夸大，不得了，沙祖康发酒疯了，酒后狂言了，我说联合国穷的跟孙子似的，你这点酒我一个人喝了，我也喝不醉呀。说酒后醉后大骂，我不醉也可以骂呀，我要骂人的话，我要醉后骂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傻瓜，对不对，酒壮怂人胆，我胆子大的很。

　　吴小莉：但媒体报道可能也是错误，就是说第二天您还是去了秘书长的办公室去跟他谈一谈前一天的这事。

　　沙祖康：说我去赔礼道歉去了等等对吧。他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说，有许多人冲到办公室，沙大使这样讲话是不对的呀，怎么可以这样说呀，他不应该说这个话呀，等等。我听说有这个事嘛，我说，秘书长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便呢？听说昨天把你折腾的没睡觉？很多到你这来了？他说，是啊。他说，别别别，你别在意，他说。挺好。我说，要是给你带来不便的话，那我今天活动不参加了。干嘛不参加？中午照吃饭啊，晚上必须参加。我说，不，我忙着呢。

　　吴小莉：据说你后来还是打了电话问（外交部）部里头有没有什么意见，部里头说你根本不需要解释。

　　沙祖康：部里觉得这没什么，这不是很正常嘛，你内部开会有不同意见，这是联合国的事，与政府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是对的。这里面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我当了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这个位置是经过激烈地争夺的，人家以为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做了工作以后，沙祖康当了这个职位，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情，是我自己要的，我抢了这个位置，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不高兴，这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希望制造一些事端，然后挑起一些矛盾，然后把沙祖康的伟大的自尊心激发出来，然后主动辞职，愤然离开联合国，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位置了。我才不上当呢，我也没那么傻，你说对不对呀，凭什么呀，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清楚。所以所谓这些玩笑也好，实际上完全是有政治意图的。（当时）那么多人讲话，为什么不（公开）出来呢，而且（我讲的）这是很幽默很友好的话，我把前因后果过程给你讲了不是很清楚吗。我觉得主持一种公正，对不对，秘书长这个活很辛苦也很累，也很不容易，有些批评是不合理的。我这样讲并不是我想拍秘书长马屁，我用不着，我不在乎，但是总要讲个公道话嘛。

　　解说：在潘基文的上一个五年任期，他曾被一些联合国大使批评缺乏领袖魅力。人们觉得，与他的前任安南相比，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实在没有存在感"。

　　沙祖康：秘书长工作本身，我讲是impossible job，这是非常之难的，非常之难的。那么因为四十多年来始终，（除了）第一个缅甸的秘书长，亚洲人以外，对吧，近四十来年，所有的秘书长都是别的国家地区的人担任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接受的西方的文化的教育。那么潘基文先生当然也到过哈佛大学学习过，本质上说是一个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东方的文化是比较低调的，强调重在实干的，那么进去以后他前任就成为比较的一个反差，大家就习惯于以前这种风格，而对他这个可能不是很习惯，对吧。他潘基文先生，就像我沙祖康一样，把东方的文明带进了联合国，充实了联合国，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啊，为什么一定只用一个标准呢？实际的文化不存在优劣的问题，各有长处嘛，对不对。关键把事情做了就行。来源: 凤凰网▲◆★●■☆


切尼回忆录《我的岁月：个人及政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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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4：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回忆录中指出，在华盛顿及在北京，他两度费心安排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但是两度都被中方破局。一次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刻意坐在两人中间，一次是胡锦涛的幕僚在隔壁房间“收听现场直播”。

　　切尼出版回忆录，书名为《我的岁月：个人及政治回忆录》（In My Time：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全书厚566页。这本书谈到中国的地方并不多，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为化解朝鲜核武而举行的“六方会谈”，另一处则颇戏剧化，细腻描写切尼 与胡锦涛“一对一”会谈却遭破局的经过。

　　书中对这一细节描写道：2002年春天，从地球另一端来了位贵客：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就体制而言，胡锦涛的对等层级是美国副总统，但是胡锦涛的接班地位那时已经确定，所以美国是以欢迎“储君”的态度接待胡锦涛。

　　切尼在副总统官邸以午宴款待胡锦涛，切尼任公职数十年，款待外国宾客无数，可是从来没有像接待胡锦涛这么隆重。美方出席者包括国务卿鲍威尔、财政部长欧尼 尔、商务部长伊凡斯、劳工部长赵小兰、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莱斯女士（后来出任国务卿）、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伍夫维茨（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在那之前，胡锦涛与美方官员会谈时，每一场都十分拘谨，任何回答绝不超越事前的谈话大纲，等于照本宣科。切尼想找个法子，让胡锦涛与他有机会一对一的谈话，希望胡锦涛能够放松些，使两人“有真正的交流”。
 
　　切尼的计划是把胡锦涛请进书房，可以不受打扰。午宴过后，胡锦涛进入切尼的书房。切尼的计划初步成功。但是宾主落坐没多久，房门忽然开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闯进来了。李肇星与大老板－国家主席江泽民－关系非常密切。

　　切尼的幕僚当时曾经很礼貌的试图阻止李肇星，并解释说这是一对一的会谈。可是李肇星不管这些，硬是闯了进去。而且李肇星接着就坐下来，坐在切尼与胡锦涛中 间。这个动作很清楚，是要盯着看胡锦涛说什么，然后报回北京，根本是“监军”。这么一来，胡锦涛又开始按照事前准备的资料讲话，与之前的各场会谈一样。

　　两年后，2004年初，切尼访问北京。这时胡锦涛已经是国家主席了。从华府启程前，美国总统布什请切尼传达一项敏感信息给胡锦涛。正因为事涉敏感，所以布什要求切尼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传达。

　　双方同意，在较大规模的会谈结束后，胡锦涛与切尼在另外的房间举行一场小型会谈。切尼说，小型会谈结束后，“我以为进行的很好”，因为在没有旁人在座的情况下，切尼把这项敏感信息传递给了胡锦涛，圆满达成任务。

　　然而切尼离开会议室后，幕僚告诉他，就在隔壁房间里，胡锦涛的幕僚聚在一个音箱旁，聚精会神的倾听切尼与胡锦涛的会谈内容。切尼以为的“私人会谈”，全部过程其实都已经“现场直播”了。

　　切尼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令他大吃一惊，也说明中国人显然不喜欢一对一会谈，而2004年这次访问也就终结了他与胡锦涛之间的关系。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何时会被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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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1年9月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5日载文《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何时会被撼动》，摘要如下：

　　中国近乎垄断全球稀土供应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对世界各地使用稀土元素来制造磁性材料、蓄电设备和生产特种激光的高科技公司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

　　目前围绕稀土的地缘政治局势依然紧张，我们无法从政府的所作所为中找到明确答案。中国方面警告称，中国不久将需要进口稀土，而华盛顿方面传出的声音则暗示，美国对贸易失衡极为关切，将试图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撬开中国市场。

　　现在有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能为“其他国家将从何时开始填补不断扩大的供需缺口”这一关键问题提供一些答案。这份报告名为《至关重要的稀土》(Critical Rare Earths)，是由在伊利诺伊州Technology Metals Research LLC任职的专家加雷思•P•哈奇(Gareth P. Hatch)撰写的。

　　报告称，“近几年来，世界各地新的稀土开采和开发项目数量剧增。”到目前为止，Technology Metals追踪了来自36个国家的244家公司在中国和印度以外地区开发的381个项目。

　　该报告估计，中国2010年稀土产量为118,900吨，占当年全球稀土产量估值的96%以上，远远高于89,200吨的官方生产限额。

　　有趣的是，Technology Metals并不像稀土交易员那样把政府出口配额视为影响中国稀土生产的主要因素。该报告称，“影响中国稀土产量的主导因素是国内外对稀土金属的总需求，而不是出口配额。”

　随着新矿山的投产，全球稀土及相关元素产量应该会增加。该报告估计，到2013年全球稀土金属稀土矿产量将达到163,458吨，到2017年将达到327,244吨。

　　Technology Metals的报告还给出了前五大稀土矿排名，当然投资者和公司高管对此也许会持不同意见。该报告依据单个各种重要稀土氧化物的品位（比较矿山储量的一种方式）进行排名。澳大利亚矿山Mount Weld位居榜首，其次是南非矿山Steenkampskraal；阿拉斯加的Bokan和加拿大的Strange Lake并列第三，最后是瑞典的Norra Karr。科罗拉多州公司Molycorp Inc. 公司恢复开采的加利福尼亚州矿山Mountain Pass未进入前五。

　　那么，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取代打破中国的垄断地位，并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呢？Technology Metals预测了各种稀土金属进入“持续供过于求”状态的时间，测算结果概括如下：氧化镧：2012-2013年；氧化铈：2012-2013年；氧化钕：2014年；氧化铕：2015-2016年；氧化铽：2015-2016年；氧化镝：2017年；氧化钇：2016年。

　　Technology Metals称，面临较大供给风险的稀土元素分别为：镝（用于激光材料）、钇（用于传感器）、铽（激光）、铕（实验用途）和钕（制导系统）。

　　这份长达76页的报告中充满充斥着科学术语、详细的计算和复杂的假设情境。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稀土（得名于它们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行业来说，加工与开采一样重要。

　　在稀土开采公司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把稀土矿开采出来以后，工业用户接下来将面临下一个重大挑战：到哪里把矿石加工成专用磁性材料及其他专用化合物，以满足风力发电设备、电力汽车和夜视镜生产所需呢？现在这些几乎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有，并不是所有的新建矿山都附设加工厂。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几个月出现了新的障碍，让人们开始怀疑一些备受期待的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对澳大利亚Lynas Corp拟在当地兴建的一个稀土项目进行环境评估。

　　而美国方面，Molycorp不久前告知投资者，由于与日本日立(Hitachi)合资建立加工厂的谈判中止，该公司旨在解决全球稀土短缺问题的采矿加工一条龙计划可能不得不搁置下来。▲◆★●■☆


美军被爆建“暗物质”部队 手段狠势力超中情局
http://news.sohu.com/20110905/n318339251.shtml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9月05日

　　自诩“统治宇宙的暗物质”；势力超过中央情报局；配备顶尖武器装备；战果累累却又屡屡招惹麻烦，这就是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暗物质”

　　特种作战司令部1980年成立，当年首次执行海外任务，进入伊朗，解救美国大使馆被扣人员。这次行动以直升机相撞、8名突击队员丧生而失败。

　　今年5月，特战司令部下属的“海豹突击队6队”士兵乘直升机，潜入巴基斯坦，打死“基地”组织头目乌萨马·本·拉丹，名声大噪。

　　特战司令部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行动低调，鲜为人知。《华盛顿邮报》3日报道这支部队一些内幕。

　　与军方其他部门人员不同，特战司令部官员在美国文职部门或驻外使馆工作时不穿军装；作战时，他们身上没有姓名和军衔标识；使用各种代号，如北弗吉尼亚秘密部队、绿色小组、11小队；司令部高官们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讲话。

　　“我们是暗物质，”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这样形容自己的部队，“我们就是这种力量：看不见，却统治着宇宙。”

　　势力大

　　成立之初，特战司令部编制为大约1800人。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出兵阿富汗，中央情报局人员先于陆军部队进入，刺痛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神经。拉姆斯菲尔德继而扩充特战司令部。多年来，特战司令部编制人数根据任务变化波动，最多达2.5万。

　　特战司令部核心部队包括陆军“三角洲特种部队”、海军“海豹突击队6队”、空军第24特种战术群、陆军第160特种行动航空营和第75突击营。

　　特战司令部直接听命于总统或国防部长，有权自主选定猎杀目标，名单长于中情局的追杀名单。一些人指认，这类猎杀任务等同于暗杀，违反美国法律。

　　乔治·W·布什任总统期间，特战司令部执行任务前很少向国会通报；任务完成后，国会通常也一无所知。政府方面的律师们称，特战司令部执行的任务属于“传统军事行动”，无需事先告知国会。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持相同观点，但要求特战司令部就敏感任务向少数国会议员介绍情况。

　　2003年，拉姆斯菲尔德签署命令，授权特战司令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时可以先斩后奏；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和叙利亚执行致人于死命的任务时，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或这些国家政府默许。

　　特战司令部执行追杀和情报搜集任务，有自己的情报部队、无人驾驶飞机和侦察机、专用卫星和网络战人员。

　　“我们能做一些中情局做不到的事，因为他们规模不够或没有授权，”一名特战司令部人员说。

　　2003年秋，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出任特战司令部司令，加强情报收集和共享，向在华盛顿的所有国家安全机构派遣高级军官，部署100人到世界各地，搜集情报。这些人每4个月轮换一次，返回部队，确保作战能力不至生疏。

　　手段狠

　　“9·11”恐怖袭击以来，中情局打死数十名恐怖组织头目和数以千计普通武装人员。然而，更多这类人死于特战司令部部队之手。

　　2001年12月，特战司令部部队在阿富汗托拉博拉山地追剿本·拉丹及其随从。经过两夜交火，本·拉丹逃走，但大量“基地”武装人员毙命，尸体需用卡车运出战场。

　　2001年以来，中情局抓获近百名恐怖嫌疑人，关押在全球多处秘密监狱，而特战司令部监狱中嫌疑人数量是中情局关押人数的10倍。另外，如果抓不到嫌疑人，特战司令部人员就拘禁嫌疑人的母亲、妻子或孩子。

　　2004年，一次为期4个月的调查发现，特战司令部位于伊拉克的多处监狱中，嫌疑人遭受虐待。一些人遭拘押在狭小空间内，无法站立或躺下；一些审讯人员持续大音量播放音乐，使嫌疑人无法睡觉；一些嫌疑人遭脱光衣服、浇冷水，继而在开着冷气的房间或寒冷的室外受讯问。最终，34名特战司令部人员受惩处。

　　伤平民

　　特战司令部部队时常伤及无辜。两名高级指挥官说，执行任务时，锁定正确目标的场合仅占半数，这已算不错表现。

　　2002年7月1日，特战司令部部队在阿富汗追剿塔利班时犯下“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袭击错误”。一支侦察分队遭塔利班伏击，一架美军AC－130型武装飞机朝一个村庄6处地点开火，包括一个婚礼现场，致死至少48名平民。这次袭击让许多阿富汗人认定，美国部队草菅人命。

　　2008年，布什派遣特战司令部部队进入巴基斯坦。由于先前不少其他国家平民死于特战司令部袭击行动，美国驻巴大使安妮·帕特森担心这类事件重演。为了消除帕特森的忧虑，部队指挥官请她在“捕食者”无人机操控台前观看袭击过程。

　　最终，由于巴基斯坦民众强烈不满，特战司令部发动3次袭击后取消任务，继而由中情局接手。

　　麦克里斯特尔承认：“我们的行动有时起反作用。我们会说："我们需要进去干掉那些家伙。"然而，我们的行动导致一些负面效应，留下他们（普通美军部队）收拾残局。”（惠晓霜）▲◆★●■☆


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h/detail_2011_09/03/8912994_0.shtml

2011年09月03日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时事开讲

核心提示：本期《时事开讲》围绕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到了无论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市场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所有的成绩由过去的量变到质变，现在一下子导致了中国的崛起。所有的问题也到了量变到质变，在各个领域各种方式各种程度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于是我们要思考问题来自何处。

凤凰卫视9月2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

鲁韬：今年应该算是一个大十之年，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前，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再过几个月也会迎来中国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苏联解体20周年。所以在这么一个有这么多周年，尤其是重大事件周年的这么一年。我们也不由得思考关于模式和中国所谓的道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开讲节目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一起来探讨。

邱先生我记得，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他叫（阿尔贝所布尔音）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历史上没有模式只有道路。您是否也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邱震海：首先我们讲模式，我们从语义上来大家理解以下，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一个东西要称之模式，至少要具备三大特征，第一你走过的道路或者你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是成功的，同时这个成功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规律是可以沉淀下来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称之为模式，一般情况下凡是一种模式都是值得向别人去推广的。我想基本上这个模式从语义上要具备三大特征。

从我们中国来说，无疑通过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过去二十年市场经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一定成功自有过人处，一定是有它的规律可循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个规律我们自己能不能给它梳理清楚。未来的路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可持续发展。在巨大的成就的同时，无可否认我们有巨大的问题。

我曾经有过一个三大论，我说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同时赛跑，就看谁跑得过谁。

第二句话，我们一定要坚信，巨大的成绩一定能跑得过巨大的问题，不光是善良的愿望也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第三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巨大的成绩有一天能跑得过巨大的问题，就忽略目前我们巨大问题的存在以及它的严重性，以及我们万一对这些巨大的问题处置不当掌控不当，有朝一日也许会摧毁我们有一天巨大的成绩能跑过巨大的问题这个光明的前景。

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巨大成绩的同时巨大问题也不少。这些巨大问题又来自何方？我们对过去的成绩能不能有一个很清醒地认识，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过去的问题，今天我们积累的问题，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它的来处能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假如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称之为我们所有的东西是模式呢？既无清醒的规律可循，同时也无法使它沉淀下来，更无法跟您说我这个东西的巨大的成绩巨大的问题，你就拿去照搬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巨大的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否认，从小家到大家到国家。但这个中间，我认为其实我们称之为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现象、中国道路，从自己来说也许更加客观一点。尤其刚才你说的今年是如此重大的一年，中国建党90周年，未来我们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民族现代化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苏联解体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有所反思一个借鉴。其实我们从新回归谈中国模式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话，我说今天我们需要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张扬，我们需要多一点谦卑少一点狂热。也许，我觉得在这个时刻谈中国模式也是一个合适的契机。

鲁韬：就从辛亥革命谈起怎么来看？

邱震海：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称之为重要里程碑，它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它是中国现代化遇到挫折之后的另外一个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在1821年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全世界最高的，但1840年开始这个鸦片战争，后来一路就开始下滑。八国联军、圆明园到义和团运动，到义和团100年前其实是发展到低估了，中华民族掉到低谷。

那个时候坦率的讲，当一个民族它的上升期和下落期的时候，它的全体国民，尤其它的知识精英他的心态是不同的。你看今天我们在上扬的时候，我们在崛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自豪的，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会一不小心从自豪走向膨胀，都可以理解，我认为从善良的都可以，我们不要去指责这种膨胀，我们要去警示膨胀。

但是当一个国家在往下走的时候，他是焦虑的，充满一种集体的焦虑，充满一种集体的烦燥。尤其是集体的焦虑到集体的烦燥，最后会演变成一不小心一种集体的骚动。这种骚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当时，当然我们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可能用英文的虚拟语态跟你说假设当时我们不这样，都已经没有用了。但是我们要去看这种骚动来自何处。

当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到1860年，其实中国已经有了，当时有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那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30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30年。我在很多演讲当中我把洋务运动跟改革开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觉得这两者中间有内在的联系。

首先它的外在特征很相近：

第一，它都是不流血的，都是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从商鞅变法到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从来没有成功过。只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基本成功。请允许我比较苛刻的说基本成功，因为我们后来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但是洋务运动它第一次的改革，非流血的改革第一次，这个特征跟改革开放非常相近。

第二个是学习西方，追赶西方；

第三个是富国强兵，都非常像。

为什么改革开放基本成功，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洋务运动全面失败非重要的就是1895年在甲午海战的时候败给当时的学生日本，使中华民族感到非常惨痛，所以集体的焦虑产生了。

所以这种由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变得集体焦虑，变得集体的烦燥变成集体的骚动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也许我们像外科医生一样的，下这么一个判断也许不为过。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华民族现在继续还在烦燥，继续还在骚动。今年一百年本来是两岸的人民可以同时来庆祝的，或者至少是纪念，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上的很多纷争还无法跳出，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会为今天感到遗憾。

鲁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三十年就不可能成功

鲁韬：最近内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党校讲了，希望大家学一点近现代史，当然这可能是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讲的。但是今天很有意思，我们也和邱先生一起谈一谈关于近现代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邱先生，我们刚才谈了辛亥革命，我们现在再把目光缩短一些，就说这三十年，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三十年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邱震海：首先我们要承认三十年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在我们民族至少在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这么三十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几乎到了一个中美共治G2这么一种程度。这是我们之前坦率的讲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我们会如此成功，所以成功一定是不能抹煞的。

而且刚才我说了成功自有过人处。关键问题我们自己要把成功的逻辑找出来，既不要过于回避过于的谦虚，同时也不要过于的膨胀。当别人说中国你成功了，你现在是世界老大了，你要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要被他忽悠。当别人说你这个有一天可以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他忽悠，我们问题还大着呢。

所以关键问题是自己怎么，与其说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去跟他很盲目的进行抗争斗争的话，还不如说我们自己沉下心来，很冷静的，冷静的几乎有点残酷的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的，把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看一看过去三十年我们很成功。

鲁韬：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邱震海：最大的成功，最大的成功过去是邓小平的英明设计，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包括我们的人口红利。我说所有这些答案都在我们的预知选项当中，我们都可以签收了，但不是最重要，不是唯一的。

我认为唯一的有一个最成功的因素，有了这个成功因素，中国过去三十年才如此成功，没有这个成功因素，过去三十年根本不可能成功。我认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从经济本身的运营规律上来看，经济本身它首先，比如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我跟你，你买我一样东西2块钱，我跟你还个价48块钱成交，没有人可以说你赚了46块钱。这是我们两个，经济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做多少，没有人告诉你价格应该怎么，没有人告诉你销售渠道应该是什么，这就是经济。同时为什么经济应该以私有的方式？它能够极大地挖掘和呼唤每一个，无论这个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个体身上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然后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种经济的组织形态以私营的方式组织起来，无论是一个很大的企业还是一个很小的作坊，这个经济才会有活力，而不是以公有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是第一个从经济形态。

第二个从中国近代史，刚才我们讲到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失败，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来我们焦虑了，我们骚动了，我们开始烦燥了。我们做了许许多多洋务运动失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110年，中国基本上就是在血雨腥河，更不要谈国共内战这样的令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我认为感到是非常羞辱的这么一种内战。

但是我认为这个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在经济形态上，洋务运动是官办的，它的经济完全是官，一个官办的经济是永远不可能有活力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还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

邓小平过去三十年，他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当时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事后诸葛亮所谓的夸夸其谈，那么清醒可以梳理，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他冥冥之中有他有这个敏锐，冥冥之中有这个前瞻。他摸到了经济成功的一把金钥匙，他摸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邓小平也是有局限的，怎么高评价邓小平都毫不为过，因为他真正摸到了经济成功的规律，真正摸到了中华民族兴盛的一把金钥匙。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把创造财富的权利交到了中国人民每一个老百姓个体的手上，而不是交到了国家的手上。

鲁韬：您在谈的是成功，最大的成功，姑且认为您认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成功之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这三十年的经济虽然这么成功，但是不是一种假象？我们这种成功有没有偶然性？还有就刚才另外一个问题，除了这个成功之外，我们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邱震海：成功一定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是我认为成功有一个最大的必然性，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其实我们有很强的致富的欲望，和很强的致富的能力。也许我们不知道致富以后怎么快乐，我们依然幸福指数有问题，这是汉民族的问题，坦率的讲。但是我们很能够赚钱，我们很有赚钱的欲望。而邓小平恰恰就把无论是经济成功的规律还是中国人民汉民族这个很能够赚钱的欲望和赚钱的本能这把金钥匙交给了你说。当时叫什么，叫给你政策，给了你政策，马上一切都放开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功。

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呢？当然如此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到了无论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市场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所有的成绩由过去的量变到质变，现在一下子导致了中国的崛起。所有的问题也到了量变到质变，在各个领域各种方式各种程度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于是我们要思考问题来自何处。我认为与其说问题来自何处，我们空谈这个那个。

 邱震海：大问题，我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我们不要去空谈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要去空谈权力监督，我们就实实在在谈谈中国的政府体制，这就像一个脚和鞋的关系一样，这个脚不断地在长大，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到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要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但我们这个脚呢，就是政府体制呢，有没有匹配上去 。

但是政府在根本的一些领域里，依然残留者计划经济的心态、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个是深植于我们可以说是血液深处的，乃至深植于我们文化精英上的东西。

有两种话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它错过，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很多朋友我做了很多测试，很多朋友说对呀，我说错根本是错的。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富的主体都是谁呀，国富民强、富国强兵，首先是要国富了，我们才能够到分到一杯羹。这跟我们东方人说小家服从大家，大家服从国家，国家服从天下，我们跟国家跟公权力的关系，永远是像一个小圆到大圆，向外拓展的这样一个关系。儒家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我们的血液深处和文化精英当中的东西。

所以在过去二十年或者过去三十年的我们这个政府，当然有很多规模的合并人员的裁减，但从来不是功能的根本改变。当然理论上说说都很容易，从一个全能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大政府变成小政府。但是怎么改呢？一到风吹草动，一到有什么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要出来进行干预，政府要出来进行宏观调控，我们首先想到是要满足国营企业。同样另外还有组词是民进国退，国进民退。民进国退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市场经济原罪。

邱震海：它有它的缺点，但是我认为跟民进国退相比，国进民退是更应该让我们引起警惕的，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导致我们原来体制和文化深处的一些东西开始。

邱震海：从深层浮上表层，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我们看看，现在的很多比如说政府的救援措施落到了谁的手里，大部分流到了国营企业手里，而不是流到了创造了中国就业人口95%以上、出口80%以上的民营企业的手中。所以民营企业一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甚至最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分羹的时候它分不到一杯羹。从刚才我们说，经济运营的规律上来说它根本是违反经营的规律，同时也违反了很多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成功的规律。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在房价的措施问题上，我始终非常怀疑用货币政策去打压房价有道理，用行政命令打压房价，已经是一个见仁见智要讨论的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在后面，最后用户籍制度来打压房价，我认为这是更有问题的一个问题。

鲁韬：我们继续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的一个探讨。

深化改革，下一个三十年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鲁韬：关于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探讨呢？其实有很多角度，除了邱先生刚才谈的他认为最大的成功是民营经济，还有的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有认为是改革开放这个政策本身驱动，当然还有从更大的范围认为是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所至。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都有必要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提，就是邓小平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已经摸了三十年，不知道摸到哪儿了，还要不要再摸三十年？

邱震海：绝对不能再摸三十年，我告诉你继续摸三十年风险太大，过去三十年之前邓小平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不争论，因为不能争论。第一我们没有经验，第二阻力太大，一争论大家什么都不要干了。不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我们会车毁人亡，所以必须无论从理念还是策略都应该这样做。但是摸了三十年，我们摸出很大的成功也摸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未来三十年一定不能继续摸，继续摸，我们现在的成功不知会走向何妨。

因为如果我们对过去的成功茫茫然不知所以然，我们未来一定无法保证，我们这个成功是可持续发展。我们如果对过去的错误也茫茫然不知道这个错误来自何方，也许会继续会犯类似的错误，或者至少是外相不同，但是本质相同的错误。

其实在2008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当时在各地演讲的时候，我提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过去三十年最大的成功最大的失误。第二个问题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说如果我们以渡船的形象来比喻我们的改革，无疑此岸到彼岸，此岸1978年以前的中国，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但是开始渡船的时候，邓小平告诉我们不争论，抹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渡船。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们要去想一样问题了，我们要到的那个彼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个彼岸的房子是什么样，是红的还是绿的还是黄的，它的树密不密，它的天蓝不蓝，它是个什么样的，它应该有哪些元素。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无论这个三十年还是六十年，我们不是太茫然了？

所以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对我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误的总结，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第三个问题，我们如果还是以划船来做比喻的话，从此岸到彼岸，我们目前这个改革之舟，或者改革的一叶扁舟身出何方。我们目的到底是身处此案到彼岸的二分之一，那我们可以说OK我们改革大业一半完成了。三分之二，基本完成了。如果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那我们说远着呢，我们才刚刚开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数学的坐标系上，我们如何准确的定位，我们在目前改革的一叶扁舟所处位置。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抽象和哲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坦率的讲这不是很深奥的理论问题，这只是一个前瞻的策略战略问题。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想清楚的话，我们就难以面对我们目前的很多策略层面上的问题。坦率来讲，在中国很多策略上的问题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概念上混乱，包括共识的分裂，包括对方向和前途的迷茫，包括对很多药方，我们出了问题很多药方，我现在说我们可能有一个人，这个病人一定可以治好的，但是多种药方，到底怎么去治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和分裂。

鲁韬：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不同的围度，比如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因为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也就是和中国的人口红利这个窗口期相吻合，大概也就是10到20年，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以中国和另外一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这种实力对比作为一个衡量。就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质上的接近美国或者超过美国，那是一个可能完成的，您觉得应该怎么看？

邱震海：我最近有一个，我在各地演讲，我另外提出一个概念，我说内部转型和外部崛起。今天我们中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部崛起，刚才你讲了所有的这些，包括从外贸到国际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包括我们内部的人口红利，包括我们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跟国际形势是不是匹配。这个基本上或者相当部分是处于中国外部崛起这个成份，我们的外部形势。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一个内部转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无论我们的成绩还是问题全部来自于内部转型。而我们今天又面临三大内部转型，第一个我们非常迅速的从农业国再讲工业国转，我们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基本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工业化二三十年之后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未来二三十年来，这三四十年中国能不能完成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中国非常迅速的在经济平台上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坦率的讲，转的很成功，坦率的讲转的非常不彻底，所以我最近提出来一个概念，我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非典型市场经济。我说用这个概念也许我们能够凝聚共识，我们不要用很刺激的语言，用很刺激的语言，用很刺激的用词，基本上你就把谈话的气氛这个气场给破坏掉了。人家一开始就不听你说话了，马上拒绝了。

鲁韬：觉得有意识形态的太强了？

邱震海：我们要摆脱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要跟冷静的来凝聚共识，很冷静地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看看我们这个病一定是可以治好的，不是不治之症，但是关键我们要开的药，它的药方，它背后的药理符合我们的病理。

第三个我们在社会形态上，我们非常迅速的从过去的封闭的一个社会向日渐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走向一新。许多的利益团体开始产生了，这个利益团体是正面的，不是特殊利益团体，比如说公务员和农民工，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利益团体，他们需要含有发出声音，他们需要进行博弈，凡此等等。

最后我想说一点，其实坦率的讲今天对中国政府的主导功能到底如何理解，也许我们见仁见智，可以未来有时间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