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耀邦这个“很天真”的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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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的名字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1978年，杨西光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杨西光原是北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共革命，其建国前的经历类似《亮剑》中李云龙的政委赵刚。“太天真了”是胡耀邦下台后杨西光对他的评价。

“红墙”摄影家杜修贤在胡耀邦去世前九天所摄，照片上的胡耀邦略显忧郁，反映当时的心境。这张照片被夫人李昭选为追悼会遗像。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第一次室外拍摄的自然照，第一次穿西装的遗像，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没有笑容的照片作为遗像。

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1927年，12岁的胡耀邦还在家乡湖南浏阳读小学。9月20日清晨，胡耀邦和表哥杨勇等同学看到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兵的，就嘻嘻哈哈地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高声讲话，打听后才知道此人就是毛泽东，胡耀邦那天目睹的正是秋收起义。受此影响，不久胡耀邦参加了革命。

胡耀邦参加革命后，担任过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一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在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由于胡耀邦领导的工作团扩红筹粮搞得最好，毛泽东向台下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给我看看。”至此受到毛的注意。1939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推荐，胡耀邦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1年延安整风时，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由于胡耀邦没有搞当时流行的刑讯逼供，没冤枉好人，给叶留下良好印象。解放战争期间，胡主要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

建国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1952年7月，胡耀邦被调到北京，当时风传他将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胡耀邦认为建国前的任务是革命，建国后的任务是建设，这个职务正是他喜欢的。正当胡耀邦踌躇满志时，他却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事后胡才得知，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两位候选人：他和陈丕显，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当时干共青团工作没有如今的“团派”这么风光。胡耀邦私下有些牢骚：“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到湖南湘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共事一年多。1964年底，胡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胡耀邦受到批判，在批斗中生病，几有生命危险，幸好被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的叶剑英解救。胡耀邦以请假名义回京，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不敢阻挠，于是胡搭乘叶的军用专机回京。回京后基本上处于靠边站。此后胡耀邦曾有三次复出的机会，其中两次是毛泽东暗示，只是他不肯违心承认“错误”，最后都被他放弃。胡耀邦在1975年送给儿子胡德平的《水浒传》第一页上，郑重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坦率地说，胡耀邦虽然是著名的“红小鬼”之一，但在开国璀璨的星河中并不引人注目。不要说他的表哥、“三杨”之一的杨勇上将，就与比小他一岁、同为“红小鬼”出身的肖华相比，也相差很多。参加革命后，胡耀邦和肖华都是做少共和政治工作，两人都有极好的口才（肖还过之），都酷爱读书。但肖华16岁就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7岁任国际少共师（后隶属红一军团）政委，是正牌的“双一”出身，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抗战时期是有名的“娃娃司令”，38岁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写过著名的《长征组歌》，被称为军内“儒将”。

70年代以前，胡耀邦远没有肖华风光，但是比起人品来，这位肖华就差多了。整彭德怀时，他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其他人多为随声附和，而肖华却“独辟蹊径”，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他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1958年彭德怀访苏，和赫鲁晓夫同桌吃饭时没有我方的翻译。这个帽子被毛顺手扣在彭德怀头上，一直到死。整罗瑞卿时，肖华也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包括文革中批邓。总之，每次党内整人，他莫不争先。文革中因被林彪和江青打倒，文革后又成了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斗士。肖华因整人太多，加上私生活不检点，被他整过的老干部们总结他“政治上是一个政客，生活上是一个嫖客。”只是因为文革时肖华确实因不愿被林彪拉拢、和江青关系不好而打倒，还算有气节，所以因祸得福，死后能进八宝山，被称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

正因如此，文革后，胡耀邦受到邓、叶的重用，而肖华被送到偏远的甘肃去“戍边”。1981年被元老们看作年轻同志的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改为总书记），比胡还小一岁的肖华则在1983年被安排到政协做副主席养老，名义上虽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但个中滋味，当事人自知。由于政治品格和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形成的强烈对比，造成两人后半生际遇迥异，使得本来可以相提并论的胡耀邦和肖华，让人们忘记两人曾有的相似之处。这里比较两人，因为他们都从思想未成熟的少年就加入中共革命，在通常所说的革命大家庭里度过大半人生，在参加中共革命的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两人的巨大反差，代表当初怀着纯真理想的革命者后来不同的人生轨迹。

众所周知，胡耀邦出名是在文革后。其实，1975年，胡耀邦经叶剑英、邓小平推荐在担任中科院领导人期间的“百日维新”，就让他声名鹊起。这就是后来在中科院被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虽然胡耀邦在中科院仅仅工作120天，就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他的工作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在此期间的敢作敢为，为文革后受到邓、叶的重用打下基础。

文革结束不久，叶剑英在努力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1977年3月，把曾与华国锋共过事、也有好感的胡耀邦推荐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在这个中共的理论大本营里，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由于言语大胆，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

1977年12月，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中央副主席合力赶走当时保守的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由胡耀邦接替。从此，胡耀邦以极大的勇气和大量的精力，大规模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按后来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而且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组织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提供理论基础，扫清改革最大的思想障碍。

虽然此后胡耀邦仕途一路平坦，直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这两年才是胡耀邦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1980年2月，胡耀邦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老资格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在女儿面前有些愤愤不平：“我当了二十多年中组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却进了政治局！”不过他有件事没有比较：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那二十年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以胡耀邦在党内的资历，按说是很难做到最高领导人的，他之所以能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有以下原因：

一、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为上千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平反冤假错案，加上后来他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深受邓、叶的赏识。虽然他只是执行者，但在当时社会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挽回了中共在文革后陷入谷底的民意。由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二、随着毛泽东去世，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赶下台，饱受党内一人专制之苦的中共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历史重演，集体共治是元老们的意愿。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人选，由于中共多年来由毛一人专制，党内无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真正独大，包括当时威望最高的叶剑英，而叶身体多病也无意愿。复出后的邓小平虽然民望很高，但在党内也受到其他势力的牵制（华没下台前，叶曾对熊向晖说过：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这句话说出其他元老的感受），把理解他改革意图、有着极强执行能力、为人正派的胡耀邦推到前台也符合他的意愿。因此，在党内各个势力错综复杂、相互制衡的情况下，选择在中央根基不深、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胡耀邦是最佳的选择。

三、经过文革十年，中共元老们都年事已高，为保持中共执政的延续性，需要年轻的接班人，作为“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正好适合，以后中共提出干部年轻化、培养“第三梯队”，也是这个思想的延伸。

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只是那“过渡'的原因和方式，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

田纪云评价胡耀邦：“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的确，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胡耀邦的身上真正具备一般民众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所有品质：清廉朴素、公正刚直、无私无畏、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有错即改，对人民发至肺腑的热爱，对他人婴儿般的坦诚。只是这样具有理想政治品格的人，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

胡耀邦性格外向，活泼热情，好动多言，喜怒形于色。这在西方社会或许被认为是领导人的个性魅力，但在中国，这种性格与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风格不符，因此被党内某些人讥为“作为国家领导，不够稳重”，“经常从椅子上跳起来，猴子屁股坐不住”。

不可否认，胡耀邦性格也有弱点，有时兴之所起，不免言多必失，邓多次批评胡处事不持重（据说毛在延安时期，评价胡“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如当年访问日本时，冲动之下，胡耀邦没有考虑当时的国力，邀请日本三万青年访华，最后只好改为三千人。而当时经济世界第二的日本后来仅邀请中国几百人访日。在经济上有时急于求成。如在当时经济薄弱的情况下，倡导高消费，又倡导国人改变饮食结构，变食粮为吃肉为主。当然，在总设计师所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失误也是难免。

这些在以后在胡耀邦下台时，成为党内一些人攻击他的理由，但这都不是胡下台的主要原因。胡耀邦认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对政治等体制同步改革，并且从党内政治民主做起。1979年，胡曾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对知识分子的宽容，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胡的主张与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邓发生分歧，胡多次被邓指责为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3年邓发起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风潮中，两人之间分歧越来越大。1985年，胡接受香港《百姓》杂志总编陆铿访谈时言语不慎，内容后在境外发表。邓看了认为十分出格，非常恼火，这两件事使邓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已准备在十三大上通过正常程序将胡换掉，但1986年12月爆发学潮，邓将学潮的责任归结到胡的身上。1987年1月，胡只能被迫辞职。此时，距叶帅刚去世几个月。据说后来胡感叹：“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真诚地以为原来毛泽东提出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然而现实又一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所说：“耀邦太天真了。”后来，胡耀邦对来访的人自省：“平生真诚有余，老练不足。”

下台后，胡耀邦相反民望高涨，为他自己始料不及。罗瑞卿生前的秘书王仲方为胡耀邦分析：“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胡、赵虽然名义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所受牵制不言而喻。有一个例子，有次陈云为某事要求胡召开常委会，胡应承后请示邓，邓说不用开。最后当然要听邓的，但又不免得罪陈。两人当时的处境可见一斑。据说胡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陈提的名。而胡确实符合陈标榜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但后来胡下台，陈是大力主张者之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他的去世被利用，成为一场风波的缘由。此后一段时期，谈论胡耀邦成为媒体的禁忌。直到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而按照惯例，都是在百周年诞辰时纪念已故领导人，在90周年的时候纪念胡耀邦，耐人寻味。以后媒体上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才多了起来。

胡的继任者因为胡的前辙，曾为政治体制改革向邓探底，邓当时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的底线。不过至今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推动。近来温总理在境外多次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在国内主要媒体都没被转述。体制的顽固性即使如总理，也很难改变。

2010年4月15日，温总理在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回兴义忆耀邦》，怀念当年陪同胡耀邦考察贵州等地的经过，让一般民众了解到他与胡耀邦的渊源。其实不止温总，还有胡总。1981年9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时，结识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两人志趣相投。后来胡锦涛被胡德平带到家里，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谈话就相当融洽。此后，胡锦涛又几次拜访。胡锦涛对胡耀邦一直怀有知遇之恩。《亚洲周刊》曾透露，1993年4月15日清晨7点多，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道：“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一般前往吊唁的人都不敢再称呼胡耀邦为“总书记”。

胡耀邦墓碑，墓碑上的少先队队徽、共青团团徽、共产党党徽，代表他一生政治生命的三个阶段

 胡耀邦说过两句话，让人难以忘怀：

一是197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二是胡耀邦下台后，有一次和胡启立谈到党内腐败，有些激动。胡耀邦走了几步若有所思，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神色凝重对胡启立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百姓啊！”

这是一个担任过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肺腑之言，而且他一直到死都致力于斯。

就凭这两句话，胡耀邦足以彪炳史册！▲◆★●■☆



中国黑鹰坠毁了四架 多位将军遇难
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shilin&threadid=2202416&pageid=1

2011-08-29  1983年，为了解决边防部队，特别是驻高原一线哨所补给困难的问题，中央军委决定引进一型适应青藏高原恶劣气候环境的先进运输直升机。项目由总参装备部负责，保利科技公司组织国际招标，空军进行技术评估。当年，各竞标厂商的产品被空运到拉萨贡嘎机场，在拉萨、羊八井、甘巴拉山等地进行高原性能试飞。

    西科斯基公司的一架注册号为N3124B的黑鹰直升机以其6000米升限、600公斤载重和600公里航程的卓越性能脱颖而出。次年6月，中美双方签订了购买二十四架黑鹰直升机的协议。合同包括24架单价600万美元的黑鹰直升机、3套单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1套古德曼公司的机载飞行测试系统和地面处理设备，以及维护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总价1。5亿美元。中方派出八名飞行人员和部分机务人员赴美培训。

1984年11月，首批3架黑鹰直升机（生产序列号70785、70788、70792）运抵天津港交付中方。这3架装备空军独立运输团3大队（空34师102团前身），用于组织飞行、机务人员改装训练，其中两架（生产序列号70785、 70788）订制为白色涂装，打算日后作为专机使用。抵达拉萨后，在西科斯基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十几名曾赴美受训的机务人员用了两天时间才完成直升机的组装测试工作，与美军所能达到的六小时标准相差太远。此后，中国再没有尝试过使用运8A搭载黑鹰直升机进藏。

1987年10月8日，兰空乌指航运团831号黑鹰直升机配合纪录片《柴达木之光》摄制组执行外景拍摄任务。在从青海格尔木返回西宁途中，飞至都兰县诺木洪乡境内时突发机械故障，失事坠毁。事故造成包括1名机组人员在内的3人死亡，15人受伤。事后查明，事故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尾桨传动轴断裂造成的。西科斯基公司为此支付了总值300万美元的航材和赔偿金。

1988年5月27日，陆航试训基地2团邱光华邓贵芳机组驾驶一架黑鹰直升机执行运输任务。在飞越林芝墨脱间海拔4200米的多雄拉山口时，直升机由于气象原因撞毁在低于山口100米的缓坡上，机上人员全部侥幸生还。然而不幸的是，大难不死的邱光华机长在20年后的抗震救灾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后话了。

1989年4月1日，又是在林芝墨脱间的航线上，张崇海机组驾驶的5626号黑鹰直升机失踪。至5月10日，军地派出直升机50余架次，人员3100多人次，搜索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一无所获。部队甚至一度以为直升机已飞入敌境。直到入夏以后，才有当地群众报告在多雄拉山口东侧发现直升机残骸和机长张崇海、副驾驶巴古泽旺、领航员刘家强、空中机械师唐孝德四位烈士的遗体。因路途险恶，无法将烈士遗体带回，遂在野外简陋条件下就地火化。从北京派出的陆航试训基地工作组在事故现场顺着直升机滚落痕迹在峭壁上发现了撞击点。事故最终被确定为气象原因。

1991年6月16日端午节，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侯书军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视察完樟木口岸边防连后，工作组在聂拉木分别登上来时的三架黑鹰直升机。张太恒司令员等人乘坐由邢喜贵机组驾驶的第一架直升机；张德福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国逢仁机组驾驶的第二架直升机；侯书军副司令员等人乘坐由胡殿元机组驾驶的第三架直升机。

    前两架直升机相继向南起飞，第二架直升机在向右转弯180度的过程中不幸撞山，机上人13全部牺牲。死亡人员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晋升少将命令刚刚签发，尚未颁发）、成都军区四个二级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参谋干事等人，机长国逢仁、副驾驶阿罗、空中机械师李先通。事故结论是，直升机在起飞时遭遇下降气流，导致转弯时撞山。又是气象原因……

    90年代中期，陆航部队重新排定机身编号。在2团服役的黑鹰编入LH922XX号段，3团的编入LH932XX，4团的唯一一架白鹰被编为LH94219。此时，黑鹰直升机仅存20架，因此XX的最大值变成了20，它的主人就是3团的另一架白鹰。▲◆★●■☆



中国为何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划给朝鲜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08/74341.html

    2011-08-21：长白山一向被视为满洲民族发迹的“龙脉”之地。由于进入长白山挖参、猎捕之人众多，请政府担心这些活动会断绝龙脉。

　　1762年始，清政府对东北实施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严禁进入长白山地区，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成为封禁的重点地区。

　　后来，由于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东北边疆地广人稀，边备空虚，潜藏着严重的国防危机。特别是清道光之后，由于沙俄等列强的侵略扩张，这种危机日益加重。这给朝鲜边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后来，1860至1870年间，朝鲜北部地区多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许多朝鲜人出于生计，冒禁非法渡鸭绿江、图们江越境，到对岸中国奉天、吉林省垦荒。

　　之后人数众多，开垦土地越来越多，为清政府带来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后来，清政府于1867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汉人迁移至此，后来在对待朝鲜移民的政策上也有所放松，在其“易服雉发”，准其领照纳租，加入中国国籍的情况下留在中国。并将此咨文通报朝鲜政府。1882年8月，朝鲜国王要求清廷允许朝鲜“刷还”在中国非法垦居的朝鲜人，清朝允许朝鲜的这一做法。

　　但后来朝鲜移民朝鲜政府不但未刷还越境边民，反而并以穆克登碑为据，于1883年7月提出土门、豆满并非“一江之名，而为两江”的主张，认为中国延边地区的海兰江为土门江。这一主张，不仅原来的非法流民未被刷还，反而有更多的朝鲜越境民迁移至此。这一举动成为后来“间岛”问题的发端。

　　1885年6月，朝鲜咨清政府，再次主张土门、豆满两江之说，指称海兰江南本来是中国的延边地区为朝鲜领土，并要求双方勘界。1885年9月30日至11 月29日，中朝两国派使共同勘界。但双方意见发生严重分歧：其一、关于江名，中方认为土门、豆满、图们为一江名称之谐音；朝方主张土门、豆满(图们)为两江。其二、关于正源，中方主张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以此水划界；朝方主张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以此水划界。

　　然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力十分拮据，对朝援助相应减少。于是朝鲜借机多次派员来华，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同时拥有的界河。理由是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也要发展，不能没有电力做保障，因此也想借助这鸭绿江搞水利发电的开发（因为此时中国已投资在鸭绿江上游的集安建了云峰发电站，当时出于中朝友谊和拦江大坝的一端必竟已与朝鲜国土相连，所以中国政府慷慨地答应此电站日后的发电量有一半无偿给朝鲜使用。）当时，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友谊可以说正是“蜜月时期”，于是对这“同饮一江水”的鸭绿江变为中朝两国的界河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结果是，朝鲜得寸进尺，又以鸭绿江的发源地在长白山天池为由，遂于六十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

　　为了说服中国政府，朝鲜还以两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为由，说什么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还舍生忘死地帮助过中国人民打过小日本，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此番话语声情并茂，直令毛主席他老人家无法说不。

　　于是，1962年毛主席指派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并代表中国政府同代表朝鲜政府的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共有五条：

    第一条内容主要划分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第二条规定了界河中的岛屿和沙洲的归属都以水面的宽度为准。

　　第三条内容明确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包括航行、渔猎和使用河水等，以及鸭绿江口外水域的划分原则；第四条主要规定了本条约签订后即成立两国边界联检委员会，开始联检；第五条规定了换文方式。

　　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长白山的划分比例具体是多少，但做为鸭绿江源头的长白山天池当符合本条约“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的应划分的范围之内。此后，据说就在这《中朝边界条约》签署后不久，长白山天池边被分割为二，据说中国占有48%，朝鲜占有52%（网上也有说法是53％）。同时，还将鸭绿源头的天池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分给了朝鲜。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其中这白头峰分给朝鲜后，朝鲜政府为感恩金日成将军，就把白头峰给更名改成了“将军峰”！

　　新疆，几万平方公里划给了苏联。

　　东北，乌苏里江以东全部划给苏联。

　　南部，整个云南西南部统统白送给缅甸，就是现在盛产宝石的这片土地。

　　半个珠穆朗玛峰划给尼泊尔。▲◆★●■☆



中俄两国突然撒手不管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08/74420.html

2011-08-22：中俄为什么不管卡扎菲？美国为什么不怎么参与欧洲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我慢慢道来。好多人眼光短浅，庸人自扰，你们就不懂战略吧！中国跟俄罗斯要是支持卡扎菲才是犯傻！这是全球战略问题。

　　欧洲的战略：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重新崛起，就像当初罗马统一欧洲一样，从当时的迦太基（现在的利比亚），将北非一分为二，然后先解决北非这个大后院，然后才统一欧洲。

　　记者4月10日拍摄卡扎菲接见非洲国家斡旋首脑（环球网记者程刚摄）。10日，在利比亚政府安排下,环球时报·环球网赴利比亚记者到的黎波里迈迪加机杨迎接非洲一些国家的元首，利比亚当地部落也穿着民族盛装，迎接南非、乌干达、毛里塔尼亚等国总统到来，这些非洲国家领袖为斡旋而来。

　　记者4月10日拍摄卡扎菲接见非洲国家斡旋首脑（环球网记者程刚摄）。10日，在利比亚政府安排下,环球时报·环球网赴利比亚记者到的黎波里迈迪加机杨迎接非洲一些国家的元首，利比亚当地部落也穿着民族盛装，迎接南非、乌干达、毛里塔尼亚等国总统到来，这些非洲国家领袖为斡旋而来。
 
　　罗马的灭亡也是敌人从现在的利比亚越过地中海，攻占罗马首都。二战期间，盟军要想登录欧洲，首先要保证北非的绝对掌控，逐渐北非对欧洲的重要。

　　2008年，萨科齐提议建立地中海联盟，北非欧洲共43个国家加入，但利比亚不同意，欧洲要像重新崛起，取得世界领导权，首先要拿下利比亚这个战略要地!但并不是要拿下利比亚全景，只需在利比亚的地中海沿岸建立势力范即可，而欧洲的对世界几百年的统治艺术来说，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培养利比亚的反对派，支持他们，但不提供武器，只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来保证反对派不被卡扎菲消灭，这样一来，利比亚的反对派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对欧洲俯首帖耳。

　　欧洲不会消灭卡扎菲，因为消灭了卡扎菲，反对派领导人将成为另一个卡扎菲，不一定听话呀。这是欧洲的战略，是必须要实现的，也是欧洲能否重新崛起的希望，可以说萨科齐不简单呀！

美国的战略：

　　欧美是表面的盟友，但不是真正的亲人。就是美国人，将欧洲的霸主地位取而代之，并联合苏俄将欧洲肢解，所以有点脑子的欧洲政治家都恨美国人，双方都想消弱对方的实力，用的都是背后坑人得招。自从美苏联手将欧洲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剥夺，将欧洲从北非赶走，欧洲人就一直在蛊惑美国人到处欺负人，欧洲人在后面对老美说：哥们，你打吧，你打，兄弟我也上。

　　然后美国这傻大个见不顺眼的都打，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是越打越疲惫，而欧洲也派了兵，但都是零头，敲边鼓的。所以说同志们，哪怕将来中美在台湾开战了，欧洲是不会参战的，最多语言上支持一下美国，他们巴不得中美相互磨平了对方，他们重新取得世界。因此，对于利比亚，美国不出兵动武，甚至还可能跟卡扎菲秘密协定，最后落得石油的好处。

　　4月10日，在利比亚政府安排下,环球时报·环球网赴利比亚记者到的黎波里迈迪加机杨迎接非洲一些国家的元首，利比亚当地部落也穿着民族盛装，迎接南非、乌干达、毛里塔尼亚等国总统到来，这些非洲国家领袖为斡旋而来。

　　4月10日，在利比亚政府安排下,环球时报·环球网赴利比亚记者到的黎波里迈迪加机杨迎接非洲一些国家的元首，利比亚当地部落也穿着民族盛装，迎接南非、乌干达、毛里塔尼亚等国总统到来，这些非洲国家领袖为斡旋而来。
 
　　中俄战略：

　　目前全世界都看不惯美国这混蛋当老大，到处欺负人，没有大国风范，一副暴发户嘴脸。欧洲要崛起，就要面对美国，能让他们发生矛盾最好不过，哪怕他们没有脸红，欧洲将来崛起了，多一个制衡老美的，也是好事。因此，中俄只当看客了，毕竟卡扎菲这小朋友死不了，欧洲是不会灭他的。

　　有人提到，我国在利比亚投资的损失，风险投资是有赚有赔的，里面还有国家战略的考虑，当然相信国家未将损失降到最低，毕竟是纳税人的钱。

　　综上所述，欧洲战略能力全5分，中俄4分，美国3分。其实美国就是一没文化的壮小伙，战略能力很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统治地球的长远规划，就知道到处秀肌肉，所以他的霸主地位过不了百年。中国能统治东亚数千年，欧洲能统治全球数百年，美国能统治全球不足百年。▲◆★●■☆


俄罗斯战略东移与“O形”包围圈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08/74928.html

　　俄罗斯加快了军事战略东移的步伐

　　2011-08-27：2010年，俄罗斯在东部地区展开了一连串军事行动。1月，第五代战机T-50在俄东部边境的共青城首飞成功；6月，俄军在远东地区举行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东方-2010”战略战役演习；8月底，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正式开工建设；11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计划在俄日争议岛屿中的择捉岛建设大型军港。

　　2011年俄罗斯再次加快了对东部地区的军事部署。俄罗斯宣布将在远东勘察加半岛部署S-400防空导弹系统，与法国合作建造的4艘“西北风”两栖攻击舰也将部分部署在远东地区。3月2日，日本共同社又爆出，俄罗斯将会在俄日争议岛屿部署“红宝石”反舰巡航导弹、“道尔M2”防空导弹和米-28武装直升机。

　　张召忠将军认为，俄罗斯扩军备战，实际把枪口对准了中国。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戴旭上校《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中的担忧似乎正在成为事实，只不过，“C形”包围圈已经完美演变为“O形”包围圈。

　　戴旭上校的C形包围圈，指的是美国以日本为起点，经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再到阿富汗对中国形成的战略包围态势。这个包围圈之所以没有合拢，就在于中国北方的俄罗斯立场未定。倘若俄罗斯响应美国进行战略配合，中国和平崛起前景黯淡，甚至戴旭上校预言的2030年中国被肢解都不会再是纸上谈兵。

　　实际上，不管“C形”包围圈也罢，“O形”包围圈也罢，幕后的推手毫无疑问都是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谐也好，紧张也好，压在中间的重磅砝码毫无疑问也是美国。而美国并非与中国天然为敌，美国的根本出发点是霸权利益的需要，直接出发点则是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意识。这种危机感让美国总是能够找准国家利益与道德高地的结合点。

　一、世界上最有危机感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世界帝国，然而，美国维护帝国统治的力量却既张扬又小心翼翼。美国人不停地自己制造着敌人，又不停地自己消灭着敌人。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掌握了世界政治和经济霸权的美国实际并没有任何可以有效抗衡的敌人。

　　如果说苏联曾经构成过巨大挑战的话，那么，这种挑战其实仍然是有限度的。苏联依靠的是一个封闭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阵营，除了核手段之外，这个阵营对美国代表的西方集团的威胁并没有想象和宣传中的那般强大。

　　事实早已证明，一旦苏联放松控制允许自由化，苏联的力量顷刻间便土崩瓦解。更确切的讲，红色庞然大物苏联是美国人精心刻画出来的，危机意识凝聚了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使美国极大巩固了做为西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合法地位。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并没有止步。不具威胁的伊拉克忽然就被美国描绘成中东危险的霸权，而在刚刚过去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还是美国支持的和忠实的朋友。伊拉克让美国人领导着世界从1991年折腾到2003年，没有被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和萨达姆都被绞死了，美国则让军队合法的留在了中东。

　难怪有人质疑，萨达姆是被美国人一路引诱到绞索里的。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开始了对本·拉登代表的基地组织的远征。不过，10年过去了，恐怖分子越剿越多，美国军队却又一次合法的留在了中亚。而随着似乎提上日程的阿富汗撤军计划，东亚动荡的危机来临了。

　　“中国威胁论”下的日本韩国突然面临强大的盛气凌人的中国，于是，2009年宣誓保卫亚洲的美国人迅速回归，美澳、美日、美韩、美印、美菲、美泰、美新、美越等双边关系为基础的亚洲版北约已经悄然成型，整合的时机恐怕为时不远。

　　不停地自己制造着敌人，又不停地自己消灭着敌人，已然成为美国霸权的规律。美国政治人物的理念则坦白了这种危机意识的本质。2001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二、世界上最危急的国家是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滚雪球般的越来越大，由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迅速步入过剩经济。中国经济规模虽然十分庞大，但是竞争力并不强。即便如此，快速发展的中国还是引发了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警惕以及敌视，“中国威胁论”不时登上西方主力媒体的版面。

　　未雨绸缪的美国再次未雨绸缪，“C形”包围圈日益成型。美国的逻辑很正义，“C形”包围圈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亚洲邻国。而美国的潜台词更直白，“C形”包围圈是为了防止美国被中国攻击。

　　其实，按照常理推论，“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伪命题。一个威胁别国的力量，首先应该具备威胁的手段，而中国缺乏的恰恰就是给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

　　如果说中国有威胁，那么，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廉价商品似乎是一种威胁手段。但是，廉价的中国商品在贸易保护主义面前一无是处，除非廉价商品的背后是中国高举的战刀，就像西方殖民主义者当年的所作所为，殖民军队加马克沁机枪，玻璃球都能够换回来满船舱的金银珠宝。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中国商品在遇到贸易歧视的时候，总是循规蹈矩的借助国际法律维护权利，而可笑的是，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律的恰恰又是对中国商品贸易歧视的力量。这是中国的无奈，毕竟不通过国际法律手段还能利用什么武器呢？至于中国的军事威胁似乎更加站不住脚。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的中国军队刀枪入鞘，马放南山，某些重大军工企业一度改产儿童玩具。

同样的时间段里，美国代表的西方则完成了高科技建军，1991年的沙漠风暴第一次让中国军人和整个世界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现代战争。5年以后，当李登辉悍然指挥台湾当局进行第一次直选“总统”时，面对美国列阵台海的两大航母舰群，中国军队能拿得出手的看家宝贝却乏善可陈。西太平洋终究还是美国的海权，美国军队终究还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和强大的。

　　美国人其实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威胁论”认真过，最起码绝对不会比中国人当真。真实的公式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威胁论”=“威胁中国论”。然而，根本不当真的美国却一本正经的向世界宣传起了“中国威胁论”，移花接木完成了“威胁中国论”下的围堵中国战略。相对比的是，中国的国情舆情习惯于神经紧绷，“中国威胁论”不时成为理智的象征，莫谈国事、言战必危。在盛世高歌、和和大同中，世界上最危急的国家已是中国。

　　三、“O形”包围圈，包围的其实是中国和俄罗斯

　　铺开世界地图，这个“O形”包围圈非常明显。毕竟，美国对中国不放心，对俄罗斯也并不放心。

　　如果说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了那条以日本为起点，经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再到阿富汗、中亚的“C形”包围圈的话，那么，同样的另外一个“C形”包围圈则在俄罗斯周围。俄罗斯的“C形”包围圈正好与中国的“C形”包围圈反向，以阿富汗、中亚为起点，经外高加索地区、乌克兰及波罗的海国家，绕过不能生产和航行的北极带，到阿拉斯加，收尾于日本。

中国则依旧含蓄内敛，或许在推太极，中俄关系仅仅止步于战略协作，不温不火。也或许中国在瞒天过海，毕竟大国的战略角力常常秘而不宣，中俄胜似或已是密友。

　　美国咄咄逼人的外部压迫使中俄日益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不过，也不能过高期待中俄的特殊关系能够实现质的突破，中俄的地缘位置和远东地区就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心理和政治障碍。俄罗斯总理普京就称俄罗斯不会“投入中国怀抱”，而西方对中俄成为抗衡西方的轴心同盟的描写似乎也是别有用心。

　　现在的中俄关系绝非中苏当年的蜜月时期，“O形”包围圈才是让中俄不自觉互相靠拢的真实动因，这种冲动就目前而言只具备临时性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或许是中俄关系的恰当写照。

　　“O形”包围圈消失了，外部威胁弱化了，中国和俄罗斯牵强的同志关系或许立马就会走至穷途末路。然而，最起码现在中俄不会轻易分开，分而治之甚至中俄互耗的局面不是两国战略家想实现的结果，毕竟鹬蚌相争最终得利的不会是争斗不休的鹬或者蚌。

　　四、结尾

　　“O形”包围圈里的套中人，恐怕不会是俄罗斯，也不应该是中国。因此，俄罗俄罗斯扩军备战围堵中国，那么，在中俄漫长的4300多公里的边斯军事战略东移，目标直指中国，成立的依据或许并不严谨。如果境线上，部署百万重装大军，应该比在远东部署飞机军舰更加有效果。俄罗斯军事战略东进，强化俄太平洋舰队力量，对宣布实行“军事重心西移”的日本以及回归亚洲的美国的挑战似乎更大一些。在日本以“中国威胁论”为由布防西部时，倘若俄罗斯从北方压迫而来，日本还是否敢于施展“空城计”确实值得探讨。

　　虽然，中俄两国的历史纠葛常常不能让两国人民释怀，但是，国家利益终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中俄两国有过不愉快的历史，或许也会有不愉快的未来，然而，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则是现在。在中俄面临共同危险的现在的严峻时刻，一味强调过去或奢谈未来，似乎都不是明智的国家战略，毕竟，只有携手共同度过艰难的现在，才会拥有可能的未来。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赴俄罗斯访问前夕，对中俄关系的表述或许说明过这些问题：中俄两国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就是处在最好的历史时期，第二句话就是处在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前一句话讲的是现在，后一句话讲的是未来。

　　之所以中国和俄罗斯都是“C形”包围圈，因为俄罗斯的南部有中国，中国的北部有俄罗斯。俄罗斯倒向美国，就是中国的“O形”包围圈；中国偏向美国，就是俄罗斯的“O形”包围圈。

　　但是，如果把俄罗斯与中国捆绑，包围中俄两国的“O形”包围圈已经成形。“O形”包围圈外的美国，已经做、正在做和以后做的是，围绕“O形”外部各个施力点向中间不断进行冷和平的试探性挤压。

　　这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一次战略挤压的反弹都是剧烈的，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出现另外一次不同方向的向内挤压。俄罗斯的反弹有时是暴力的，比如2008年闪击格鲁吉亚，但是，俄罗斯终究还是喟然长叹，治标难治本，世界全局的战略劣势已是如此。▲◆★●■☆


当前社会诚信缺失主因在政务出了问题
http://news.stnn.cc/china/201108/t20110828_163240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1-08-28 消息：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瞭望》文章指出，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是政府诚信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社会诚信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方面，其中哪个起到主导作用？

　　周孝正：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

　　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加大社会成本

　　《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瞭望》：近年来中国学校、家庭对孩子个人诚信的教育有什么失误？

　　周孝正：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

　　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寻找诚信遗产

　　《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

　　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

　　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自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至今，作为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