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共须清醒认识当前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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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9）北京特派员韩咏红　报道

　　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包心鉴最近接受本报专访，在肯定中国共产党9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讳言面对中国问题不能光说好话，许多的地方群体性事件表面看像老百姓在争取某个利益，背后其实隐藏着民众对体制的不满。

　　包心鉴说：“必须清楚认识到，当前出现的是一个政治危机。”

　　今年61岁，在中共建国同年出生的包心鉴现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氛围最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包心鉴即因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而在理论界名噪一时。他于1987年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概念，1990年代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论》 专著，并一直对此深入研究。与大多自由派学者不同，他是在以共产党执政为前提，并且掌握扎实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的问题。

　　针对国内政治现状，包心鉴认为，从文革结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中共在理论上依然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力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有点放缓，政改话题变得敏感起来。同时，权力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国企高管进入党政“危险系数”太大

　　究其原因，包心鉴认为，首先是由于原有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没有冲破，这个体制再与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结合，对资源的垄断效应就被进一步强化。2007年以后政改出现停滞，他相信利益集团起了很大作用。

他对目前国企高管纷纷进入党政队伍，感到尤为忧虑。他指出，虽然西方国家也有企业家进入政界，在某种意义上为集团利益代言，但是西方多党制的环境能够让利益集团的行为受到制约。一党制的环境下，利益集团跟政权结合的“危险系数”就太大了。
　　他以近年曝光的腐败案为例说：“青岛前市委书记杜世成与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的腐败，就是中石化这个利益集团和地方权力的结合，杜世成掌握土地，中石化有钱，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很容易出问题。”

知识界进入理论误区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被强化的另一原因，是知识界进入一个理论误区。经过2008年抗震救灾、北京奥运、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以后，高层以及国内外一批学者更为相信“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举国体制的深化提供了合理依据。

　　他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通过高度集权来配置和使用国家的公共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集权办大事是两个概念，但是很多人把‘集中力量’变成是集权，这是很可怕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偏重于集中，民主变成虚幻的东西了。”

　　为一个奥运开幕式，中国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约为1918万新元），上海主办世博，包括市容改造等工程花了几千亿，奥运会后山东主办全运会，广州有亚运会，这些大型项目接踵而来，挤压民生事业的资源。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也是导致资源往上集中，中央政府对老百姓承诺发展多项民生事业，但是到了地方，省级、市级的财力还可以，到了县级政府，资金就捉襟见肘。以经济大省山东为例，许多县也仅仅是能够解决基本发展问题，比解决温饱高一个层次而已。

　　包心鉴说：“现在有句话叫“上面有钱，下面没钱。”或者：“上面请客，下面买单。”

　　中国建设比美国更好的高速公路、铁路基础设施，也与中国发展阶段不相符合。他说：“超前消费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讲党政分开，党委书记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他也批评过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在是权力有一点太高度集中。”

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体制

　　对于中国改革的入手点，包心鉴的答案也很明确：首先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发扬民主。这也与中共反腐败的需要密切相关。

　　包心鉴去年曾在中央党校出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不仅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仍严重存在，而且不少企事业单位甚至高等院校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化倾向。学术行政化、行政集权化，导致一些所谓‘清水衙门’腐败现象也易发多发。”

　　他主张扩大基层民主，提高选举民主的广度与质量；在干部选拔方面逐步推广普选制，并且鼓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他直言，当前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带有某种虚假性。近年中央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选人用人依然存在悖离民意的漏洞。

　　建立比较严密的权力制约体系，也是治理腐败的必要途径。包心鉴指出，如何反腐，国内出现三种意见：道德反腐，严刑峻法，制度反腐。他认为前两种做法都存在偏颇。严刑峻法，按古代法家做法就是杀头，但历史证明杀了一个贪官，大有后来人。

　　至于道德反腐，包心鉴批评道：“高级领导干部，他不是不懂道理，他道理懂得比谁都多。因为道德很简单，你的权力是来自老百姓的，还需要学吗？还需要跑到延安跑到井冈山去参观吗？到干部学院去过了七天俭朴生活，回到本单位照样花天酒地，这不是两面派吗？”

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

　　纵使前路困难重重，包心鉴对中国改革的前景依然乐观。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危机驱动型”特质的了解上。

　　他说：“将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光靠目前这种高成本的维稳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他坚持，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党内问题与公信力流失的危机。中国社会当前出现了冷漠、受挫、炒作等心态，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前途的心态很冷漠，只想着赚钱；另一些人感觉受挫；还有人则是在起哄、将弊端当成优点进行炒作。包心鉴尤其反对唱太多赞歌，坚信中国还是要潜心谋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改革问题。
　　他说：“我觉得有些人头脑发热，中国还是应该深思一下邓小平讲的，韬光养晦，集中力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邓小平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解决民生，两者相辅相成的。只有发展，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离开了发展谈民生，那是对老百姓开口头支票。”

　　“尽管办了几个大会，应对了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机，也没有这样骄傲的。用胡锦涛话来讲，我们还有1亿5000万人还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均GDP才4000美元（约4969新元），这个算什么？美国是三四万美元，韩国还两万美元呢。”
 
“邓小平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

　　中共即将在7月1日庆祝建党90周年，记者请包心鉴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共历史轨迹，他的总结是：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条发展道路，两大理论体系，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

　　上述一系列“两”：两次飞跃、两条道路，两大理论，分别系于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中共领导人。按中国官方的论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但是包心鉴看法不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于毛始于邓”。邓小平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

　　包心鉴受访时表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与方法问题，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文革后，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定义与建设问题，是第二次飞跃。

　　“两次历史性飞跃，最大的成果是选择了两条正确道路，一个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孙中山没解决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孙中山没办法治国。毛泽东确是有贡献，研究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这两位领导人贡献相应，是毛、邓两个理论体系，此后不论是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或是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补充或发展。

包心鉴认为，中共的理论建树，是苏共或者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所没有实现的。至于毛、邓两人路线的不同，包心鉴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就是要靠阶级斗争，靠不断革命，来消灭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他到了晚年更走向平均主义。邓小平理论可以概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党领导，政治统一，并且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命脉由国家掌控，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市场经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等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包心鉴说：“这些都是西方有益的成分，应该说我们还是引进来了，当然程度还不够理想。”


两岸重陷危机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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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1年6月28日电（评论员　王建民）台湾“大选”又到，大陆学者担忧民进党重新上台后两岸关系形势逆转与带来的风险。但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没有必要忧心，蔡英文如果胜选，可以充分验证民进党重新执政所带来的后果及起所揭示的反面价值，让台湾选民有重新思考的空间，进行新的反思。

　　2000年台湾“大选”，标榜“新中间路线”的陈水扁战胜了所谓的旧政治势力国民党，实现了台湾首次政权轮替，彰显了民主政治的价值，台湾民众为之欢呼，终于结束了旧国民党五十年在台湾的统治，希望迎来一个新的时代。陈水扁与民进党更是沉醉于胜选的喜悦之中，沉浸在获得权利的自慰中。然而，民进党执政八年的结果则是，台湾创造的所谓民主政治奇迹被陈水扁的专权所破坏，更被广受质疑的“319枪击案”所击溃；新闻自由受到强烈干预，创下正、副领导人屡次起诉媒体的恶例；司法受到践踏，陈水扁等不断干预司法案件；官商勾结，腐败大案不断上演，被国民党黑金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让腐败埋藏了民进党；经济受到重创，台湾从此步上衰落之路，八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不到4%，失业率从此步上高位，造就台湾“失去的八年”恶梦；两岸关系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两会协商中断，摩擦不断，危机加深。

　　如果没有民进党的执政，人们还不了解，民进党是如此执政无能，治理无方，可谓“政治在行，经济外行”。除了政治权谋与高超的政治手段，民进党根本没有治理能力，没有发展经济的能力。这就是民进党执政的重要价值，让台湾民众重新反思，终于在2008年“大选”中选择了马英九，台湾重新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开创了两岸关系发展新局，为台湾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出路。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努力执政、为台湾人民谋利益并创造重要政绩的马英九，却被贴上“无能”的标签，竞面临连任的困难。相反，一个否定“九二共识”、“反两岸经济合作”、“反ECFA”、“反商”、“反核”的蔡英文却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还有当选的可能。

　　我们无法理解台湾民众的选择，也无权对此说三道四，只待最后的选举结果。如果蔡英文果真胜选，台湾又将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奇迹，再一次实现了所谓的政权轮替，台湾还诞生了历史上不曾有的第一个“女领导人”。然而，高兴之余，两岸关系将向何出去？台湾经济何出去？将是台湾面临的新挑战。

　　可以肯定地讲，在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与坚持“台独”的政治路线下，两岸关系尽管不会完全回到从前，但不可能有新的、更好的发展，尤其是民进党必将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继续推动“去中国化”与“文化台独”，甚至推进冒险的“修宪”行动，加上两岸在国际社会不可能再“外交休兵”，两岸摩擦将再起，两岸危机不能排除。

在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问题上，蔡英文没有雄才大略，民进党也缺乏足够的治理人才，目前蔡英文竞选班子显示的是扁家王朝的回归，经济幕僚均是一批强烈“反中”与“反ECFA”的专家与学者，未来两岸经济合作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影响，在两会协商必将中断的情况下，ECFA将会受到重大冲击，后续协商无法进行，没有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大环境，没有了两岸经济的良好合作，台湾无法充分享受大陆经济发展的红利，台湾经济重新步上衰退之路将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以及产业的持续外移，甚至外商的重新撤离。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唱衰台湾，不是不信任蔡英文，而是由民进党的“台独”政治路线与“反中”、“反ECFA”、“反商”的政策思维决定的。这也是蔡英文胜选与民进党可能重新执政所揭示的重要反面价值所在。

　　也许只有让民进党再次执政，让两岸重陷危机，让台湾经济重新衰落，让台湾民众重新体会民进党执政的经验，再经历一段艰难的岁月，才会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与反省，才有可让“被怨死”的马英九得到一丝心安，才能让台湾民众对未来做出冷静与正确的选择▲◆★●■☆。


若京沪高铁挣不了钱 中国铁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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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网 2011-06-28：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本周四，连接中国两座超级城市的京沪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每当外界谈起京沪高铁以及整个中国高铁的发展时，投资回报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昨天（27日）透露，与其他国家重大的基础设施一样，京沪高铁投资马上回收并不现实。

但他同时强调，虽然铁道部目前对于京沪高铁的回报周期还没有时间表，但根据铁道部对京沪高铁未来客流的预测，“如果这一条高铁都挣不了钱的话，那中国铁路就没有希望了。”

京沪高铁开通引发中美新一轮赛跑：洋快餐大战中式快餐

　　据中国吃网报道，随着京沪高速铁路即将开通，洋快餐巨头肯德基、麦当劳以及中式快餐永和大王也掀起了高铁经济下新一轮的快餐品牌火车站的圈地热潮。肯德基和麦当劳两家京城洋快餐巨头都不约而同地把开店的目光瞄准到南站。除此之外，以中式快餐布市的永和大王也开始在南站和其他火车站加紧圈地。据北京永和大王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杰介绍，他们已在北京南站的地下一层开设了一家350多平方米的永和大王快餐店，位置刚好对着将来京沪高铁的出站口。随着高铁的开通，永和大王已经把在高铁站点开店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现在正抓紧跟天津西站、济南高铁站洽谈开店事宜，力争近期把永和大王的油条、豆浆带入高铁车站。

　　与此同时，麦当劳也加紧了在北京火车站的圈地行动。今年，麦当劳在北京火车站的餐厅数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三家。之前，麦当劳的餐厅都是在火车站里，现在已经在火车站外紧锣密鼓地开设了三家餐厅。而肯德基在北京火车站的餐厅数量也远远领先其他地区的密度。据调查，肯德基在北京站的餐厅数是五家，在西站的餐厅数也是五家。在南站，肯德基目前有一家餐厅，但是还有一家餐厅正在装修中，据说，不久的未来肯德基将首先实现在南站布局两家餐厅的速度。

　　品牌快餐开店圈地速度加快的同时，一方面给消费者带来了消费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对快餐的服务带来了新的考验。记者近日在北京火车站一家麦当劳餐厅发现，同样的产品价格却比其他餐厅的价格贵，而且该店的服务质量明显“打折”；而在南站麦当劳餐厅，高峰点餐时段，餐厅仅开设一个点餐口，造成大量顾客排队等候。业内人士分析，连锁企业的跑马圈地需要与运营能力相配套，否则，规模扩张不但带不来丰厚的利润，还会影响到整体品牌形象▲◆★●■☆。


中国大运明年首飞 起飞重量超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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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28： 据俄罗斯军事平等网6月27日报道，中国国内有消息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重型军用运输机有望在2012年实现首飞。据专家们推测，中国首款国产重型运输机的起飞重量将会超过200吨。

外媒公开的WS-118发动机照片

　　据俄罗斯军事平等网6月27日报道，中国国内有消息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重型军用运输机有望在2012年实现首飞。

　　俄媒称，主持中国重型军用运输机研制的中航目前主要从事轰炸机、歼击轰炸机、支线客机和运输机的生产。中国重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制工作始于1993年，而西飞在2007年被确定为新机的生产单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重型军用运输机将具备在土质跑道上起降的能力，这一特性就会极大提高其使用效能，例如，在遭受自然灾害侵袭地区的使用。

　　俄媒称，中国空军目前装备的重型军用运输机的数量非常有限(有消息称只有14架)，且均为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比较而言，美国空军目前装备的重型军用运输机C-17的数量超过了120架。除此之外，重型军用运输机还可能被用作生产特种飞机的平台，例如大型预警机和加油机等。有专家认为，中国重型军用运输机的首批原型机可能会装备俄罗斯制造的D-30型发动机。中国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和轰-6K轰炸机使用的便是这种发动机。

　　俄媒称，按照中方此前公布的标准，重型运输机的起飞重量应超过100吨。而据专家们推测，中国首款国产重型运输机的起飞重量将会超过200吨。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中国目前还在以WS-10为基础为国产重型运输机开发WS-118型涡扇发动机。需要提醒的是，中国自行研制的C919型客机也将会装备该型发动机的民用型号。▲◆★●■☆来源: 新华网    


汪洋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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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28：中共90周年的“七一”将临，以“唱红打黑”备受关注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依然高调，近期先有率千人红歌团进京，后有出席该市政法系统表彰大会，并发表长篇“打黑除恶”讲话。由于广东本月发生两宗大规模骚乱事件，薄的这番话，对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说，显然别有一番滋味，本月26日他在省委办公厅的“党员生活会”上，则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薄推唱红 汪吁增忧患意识

　　据广州传媒报道，在这次党员生活会上，“汪洋以普通党员的身分畅谈了体会”：“既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现在经济是发展了，但确实还有些基层群眾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政治权益没有得到体现。”他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早前的潮安及增城骚乱事件而言。

　　但汪洋话锋一转，意有所指的说，“在新的歷史条件下，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有利于长期执政。”而《羊城晚报》昨日的标题特别将“增强忧患意识”和“歌颂辉煌”用红黑字体显示，其含义不言而喻。

　　学者：歌功颂德耗资2700亿

　　再说回重庆，“唱红”已愈演愈烈，前日巴南区更举行“万人唱红歌”集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就算了一笔帐，指重庆近两年累计唱红10.4万场次，有8000万人次参与。“场地费、服装道具费平均一人1500元，就共是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為什麼这些钱不用来搞医保？”确实，作為普通老百姓来说，实惠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歌功颂德”，早在35年前的“文革十年”，国人就已领教够了，但中国有进步吗？

汪洋在读书会上发言

　　附：汪洋谈党庆：不能只歌颂辉煌

　　广东省委办公厅26日上午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读党史、强信念、明责任”专题组织生活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强调，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学习和重温党的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据《羊城晚报》6月27日报道，汪洋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畅谈了体会。他说，党的历史是我们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重要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学习和重温党的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我们既要全面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期间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更要善于吸取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失误的深刻教训；既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更要警惕某些优良传统的正在削弱的倾向；既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专题组织生活会以读党史、谈体会的形式进行。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作了重点发言，用生动的素材和思考的成果，分析介绍了《苦难辉煌》一书展示的独特风格和深刻启示。他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于她所独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以及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居安思危、不懈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汪洋谈“三个感悟”

　　1、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有哪些教训值得总结

　　党史里有很多教训，如何在今后执政的历程中不要再重复这些教训，这是突出问题。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沉溺于过去的成绩，更要看到过去我们在思想工作作风、重大举措上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误，总结好这些，对于我们党能够更长时间地执政是更加有利的。

　　2、有哪些党史上已经形成的光荣传统，现在需要继承的但正在削弱的

　　现在条件好了，物质丰裕，但有些人确实忽略了信仰。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应该继承的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削弱的情况下理一理，加强教育、传承下去，值得深思。

　　3、要保证继续执政、保证红旗不倒，面临哪些挑战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经济是发展了，但确实还有些基层群众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政治权益没有得到体现。就我们长期执政的需要看，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加重要。▲◆★●■☆来源: 综合


审时度势中共的领导权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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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29）● 伟达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针和原则的人都知道，中共一直奉行“党领导一切”，其主要根据是中国的事情高难复杂，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无法有效解决各种问题并推动中国前进。

　　而外界的解读则包括“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思维动机，抑或担心控制不全面而导致逐渐丧失执政权力，等等。

　　笔者以为，另一主因是中共当年靠严密划一和深入基层的组织结构，成功战胜了国民党，于是建国后习惯地对此加以因袭，并在1957年后发展到要“领导一切”。

　　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看，试图领导一切往往导致一切都难以领导，什么都想管反而于事无补。还不如有的放矢，收放自如，吸收中国传统智慧如“无为而治”的境界追求。以退为进，退一步海阔天空。

　　于是“领导一切”并非就意味着各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万事大吉。正相反，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反复证明：“领导一切”可以导致在党和党的领袖犯错，甚至出现重大失误时，整个国家民族对之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纠正；“领导一切”更可以成为腐败滥权者的保护伞和挡箭牌，使得权力丧失有效独立的监督和调整。

　　也正是因为“领导一切”，导致了许多不正常的政治禁区和敏感，为国家民族以至执政者本身都增加了过分沉重的包袱及成本。譬如在许多现代民主法制国家，不同意甚至反对某一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是常见的合法现象，无论该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除非一个政党的主张和举措可以永远正确，否则遭受到政治对手及民众非议批评，甚至反对挑战，完全无可厚非。

　　笔者非常赞成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各行各业应以有关专业人员或专家进行管理运作的主张，其政治倾向不必以是否与党一致来裁判，而应以遵守宪法、理性、爱国及行业规则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国家发展的宝贵张力和民族的创新力，也一定可以逐步解决高难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民族的成长其实一如个人，总是靠他律介入是不正常、少出息的，只有自律自强，兼容并包才会真正大展宏图。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在国与民，党与法，左与右这三对重大关系处理方面，在下一步改革路线图上，应积极推动“国退民进”，“党小法大”及“左右交集”这三大策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赶超，提供更多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

　“国退民进”就是从法律上完善对民有产业及资产的保护，资源共享和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合理，大力推动民有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合法健康轨道上的大发展；另外，不少国有企业往往是权钱狼狈为奸的腐败滋生地，及利益集团试图绑架和左右国家政策的超级平台。于是对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应采取“少少益善”及精兵简政原则。
　　“党小法大”即党可以考虑对各专业行业，甚至包括政府执行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逐步放权，而与政治协商会议更紧密合作，专心于大政方针，国防外交等主项。政府必须直接向人民负责，人大必须直接对人民开放，并鼓励其在法律框架下的自主发展，以及党、政协、政府、人大、舆论及民间的相互制衡监督。

　　“左右交集”指应该解决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左右两派可以被强制平衡，但却很少交集合作的怪现象。譬如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两次短暂合作，都曾经谱写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推动历史，共御外侮的灿烂篇章。但可惜在大多数时间，左右两派都如遇死敌，号称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不拼得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结果往往是“亲者痛，仇者快”，徒遭外人耻笑并乘虚而入。单元政治心态及手段弊多利少，导致内部严重缺乏“君子政治”，乃值得所有中国人反思猛醒。

　　只有大胆推进改革，中国和中共才能把命运更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