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华北城市供水危机迫在眉睫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调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6/news-gb2312-1400261.html

    2011-06-26： 要南水北调，还是要海水淡化？这是个真问题，北京的供水危机已近临界点，如果一时不可得兼，有所轻重缓急是在所难免；这是个伪问题，因为供水危机必将长期存在，“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北京，望海止“渴”

因为“饥渴”难耐，北京坐不住了。2011年6月14日清晨，一支来自水务、城市规划等机构的12人调研队伍，奔赴数百里之外的河北曹妃甸、天津两地，掂量淡化海水入京的可行性。

这个夏天，连续12年的干旱将北京推上了300万立方米的日供水极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标准十分之一的北京，陷入极度危险的水危机。

就在一个月前，5月9日，北京市明确提出，要把引黄入京、海水淡化和岩溶水利用纳入战略规划并抓紧落实。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将海水淡化列入战略水源，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次低调的调研，对于曹妃甸和天津而言，更是场迟到的问计。

天津一海水淡化设施，至2015年天津计划海水淡化产能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 （CFP/图）

早在2006年，海水淡化只是作为曹妃甸工业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一环，用作电厂冷却水，但设计产能却远超工业自给。于是，工业区管委会委托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天津淡化所”），酝酿北京输送工程的预可研报告。当年的报告证实，曹妃甸已具备百万吨淡化海水的生产和输送能力。

此后几年，曹妃甸频频示意北京。“如果北京市现在下决心，2013年就能供上水。”现任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越杰不改初衷。在他的计划里，用两根直径1.5米左右的管道通过两级泵站，就可以把渤海的淡化水直接送到220公里外的北京东四环。

另一个淡化水重镇天津，目前已拥有北疆电厂和大港新泉电厂两个全国最大海水淡化项目，每日产能占到全国的1／3。按天津市水利科学院总工程师周潮洪的说法，淡化海水大规模进入市政供水“还悬在那儿”。不过，天津仍明确计划到2015年，淡化水产能再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有可能会往北京送”。

新一轮的城市水危机，令海水淡化的春天似乎呼之欲出。4月，科技部一官员曾在一个海水淡化的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目前正在建设若干个5万吨以上的大型海水淡化项目。而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海水淡化“十二五”规划中，一批国家级海水淡化产业基地，有望诞生在天津、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调

正方：“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反方：“调水是国家工程，投入颇巨，哪个市委书记会傻到不要南水北调而要海水淡化？”但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处长俞亚平的解释显得干脆，北京市从二三十年前起，就因缺水开始关注当时还属于前沿的海水淡化项目，这次的12人调研其实并无特殊之处。

态度如此谨慎的背后，多少是对淡化海水的高昂成本的顾虑，这也是其一直“只能微波荡漾，不堪担当重任”的症结所在。

目前，曹妃甸的淡化海水价格已宣称低至不到6元／吨，且有望进一步降低。在天津淡化所原所长李长建看来，水价构不成海水淡化的真正软肋，尤其与北京一直期待的南水北调工程比较而言。他回忆，2002年前后曾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水利部领导称，南水北调的吨水成本，如果包括沿途征地、移民、管理以及调水造成的生态损失，会在20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海水淡化成本再高也到不了20元。”李长建感慨。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都未曾公布水价成本的准确构成。这使得，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水价比较，陷入糊涂境地。

2011年4月1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在《人民日报》的撰文，称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国开投正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天津北疆电厂的投资方，此刻高调造势，多少是瞅准了南水北调延期后北京供水的意外缺口。

2008 年底，当时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将中线一期工程调长江水入京津的时间，由2010年延后到了2014年，而东线一期工程，其通水时间也后调六年至2013 年。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秘书长郭有智，在南水北调延期消息蔓延的2009年，曾去北京市水务局询问首都的缺水状况，他的朋友说“太紧张了，都不能说”。

同年，郭因为建议尽快上马海水淡化项目以解北京水困，当选2009年度《科技日报》评选的年度人物。同时入选的还有袁隆平和钟南山。

也是从2009年起，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的利弊比较，在各个层面上展开。2010年6月，有关南水北调入户水价将高达8元到10元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主管的南水北调办公室不得不出面辟谣，并在2010年底组织调水、淡化两个领域的专家座谈，集中讨论成本下降空间以及输送可行性等关键问题。

迄今，南水北调究竟水价几何，仍在工程动态投资和国家政策之间变动。“南水北调的水价既算不清楚，也没人去算。”一位了解南水北调办公室调研过程的行业人士表示。

而调水和淡化水孰优孰劣，开始越辩越不明，以至最终出现“调水派不屑于比较、淡化派则不愿比较以避免人为对立”的局面。2010年冬天，南水北调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尽管民意热衷，但会上却并未有任何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成本的直接比较。

国家海洋局一官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多次考察沿海早期的海水淡化项目。他无意质疑南水北调的经济性，却对东线工程心存疑虑。东线主要向天津和胶东地区供水，这一区域正好是黄、渤海沿海地带，“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这位官员还直言不讳，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东西向的平面调水工程都证明不成功。这个不成功的名单中包括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碧流河入大连。

周潮洪刚刚参加完天津市发改委组织的又一轮海水淡化调研，她无意比较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优劣，只是一再强调，“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几天前，中国脱盐协会（CDA）刚刚拿掉戴了六年的“筹”字帽，正式成为中国首个脱盐行业协会，实际上也就是海水淡化的行业协会。

脱盐协会最终拿到的民政部注册批文上，写的是“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挂靠单位是水利部。但按照国务院“三定”方案，海水淡化相关事宜的主管单位却是国家海洋局。“我们一直在找婆家，过程中比较纠结。”郭有智解释说。

“从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角度看，水利部似乎是更适合的管理部门。”有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将海水淡化技术应用于海岛、军舰。但直到2000年之后，由于企业力量的参与，多套大中型海水淡化装置才在沿海电厂等企业建成并成功运行。

但迄今为止，九成的海水淡化项目都是企业自用，遑论大规模接入市政管网作为民用。在“淡化界”看来，正是因为淡化水始终没有纳入国家水资源整体规划。究其原因，无论国家还是地方解决缺水思路的首选，仍是开采地下水和调水。“调水是国家工程，投入颇巨，哪个市委书记会傻到不要南水北调而要海水淡化？”李长建分析道。

天津市膜科学与海水淡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志则希望，国家能给予海水利用工程与国家公益性水利工程同等地位，将海水淡化纳入国家水资源配置体系和区域水资源规划，同时能够出台政策支持沿海地区优先使用淡化海水。

根据中国脱盐协会的统计，中国现有海水淡化装置69套，设计产能约68万吨／天，实际运营的大概只有四五十万吨／天，每天产量甚至不如中东一家淡化水厂的规模。而只要留意2005年出台的《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就会发现，当时的规划相当雄心勃勃：2010年达到80万－100万吨。

情况正开始变化，南方周末记者辗转获悉，国家发改委正牵头组织编制海水淡化的十二五规划，不日即将出台。相关人士透露，原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有关于海水淡化的表述，因一章内容不足以涵盖，遂单独编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而早在2010年4月，规划编制过程中，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专门在湖北恩施开会讨论海水淡化相关的配套财税措施。科技部则已经编制完成了促进海水淡化科研和装备的十二五规划初稿。

中国脱盐协会现在的乐观预期是，未来五年中国的海水淡化产量将达到140万吨、在建50万吨。

而李长建则时常想起2002年前后的一桩事，大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当年，科技部推行科研机构企业化改制，当时被认为没什么用的天津淡化所，差点被推出门外自谋生路。而另一家海水淡化处理技术的科研机构——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则最终被公司收购，转制为企业。

“如果那时能把天津和杭州两个所合并，科研力量会比今天强很多。”李长建不无遗憾。

至于海水淡化是否真能迎来春天，他归结为是否急需，“如果南水北调过不来，北京密云水库的水干了，那时就会不计成本了”。▲◆★●■☆


前苏联是怎么准备横扫中国的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390572.html

      2011-06-22：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以苏联的运力，全部兵力到位起码需要80天，这就太慢丧失突然性会被发现，容易被中方先发制人攻击，持久战苏军在远东的库存和运力不足以支撑。苏军重兵囤积的实际用意在于"让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苏联的重点还是在欧洲。　　　　

　   70年代的野战陆军集中在三北地区的有北京军区的8个军，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军，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新疆军区的8个师步兵师;另外武汉军区的3个军(不含新第17军)，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的3 个军，1个坦克师属于预备队支援力量。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都集中在上述这些军区，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当时还建立了很多的野战独立步兵师，比如发现兰州军区在贺兰山有个步兵第20师，还有就是安徽的步兵第73师，南京的步兵第178师，山西的新第189师等，因为1969年建立了3个军部，不过步兵师新建的却是18个，除了补齐以前有的军部（只有2个步兵师的）空缺的,，独立步兵师估计还是要有一些的。　

　　70年代三北地区的守备师很多都有坦克团，坦克营的，不过装备大都是替换下来的苏式装备。北京军区不仅仅有全军最强大的陆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其中警卫第 3师（原第24军第70师）是全军数得着的装备最好，最全面，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师，曾经是被命名为机械化师，还有警卫第4师（原第63军第 189师）也不差.。这才是真正的御林军，担负战时拼死杀出条血路，掩护党中央及其家属冲出北京城延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因为东南沿海一直保全，所以退往四川在重庆建立中枢的可能性不大。从京津延津浦铁路退往山东苏北南京(这条线路好像不一定使用,意义不很大)。媒体经常提及的所谓8341和警卫第1师只是领导的近身保镖而已，没有野战能力，警卫第2师只是负责北京城的内卫,也不具备野战能力。　　

　　一旦开战，最先消耗的是内蒙古一线的边防团,内蒙古的武装知识青年, 守备师,独立师，以及要抗住苏军攻击第一个浪头的第65军、第69军、第28军、第 24军、这些部队，二线部署的全军唯一的2个摩托化军---第38军和第27军，主要担负机动作战掩护撤退的任务和反击预备队(这时就要加入武汉军区的预备队第54军，第43军等了)。第63军和第66军也是二线掩护作用，山西的地形不适合苏军的机械化集群，第63军守备山西，防止苏军由晋入陕进入关中，威胁四川和跟苏军的中亚集群在宝鸡会师。第66军负责防备苏军从海上登陆，突破庙岛和长岛的守备防线，直逼塘沽大沽或者在河北其他海岸登陆威胁北京的东翼。　

　　当年苏联用来对付中国的是三个军区加一个太平洋舰队,总共人数不可能少于70万人的。即使是苏军的很多陆军师人员编制少,可是装备并不少,苏军装备最差的架子师的重炮坦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等技术装备的数量也远远多于中国装备最好的师.苏联高素质的人很多,一旦动员,充实起来,整天摆弄机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总要比整天抗锄头的中国民兵更适应现代化战争吧。　　　　

　　由于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政治斗争，支左和农业水利生产，国防施工等等，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基本上技能都处于业余状态，官兵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很低。在70~80年代，苏联军队的训练水平战斗能力普遍高于我军。我们也就是步兵的基本素质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业务兵种都不行。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参战炮兵的基础训练水平明显不如苏军炮兵。苏联的编制体制一直属于临战状态，很精干，效率很高。　

　　在华北方面苏军肯定会以在蒙古驻扎的齐装满员的第39合成机械化集团（2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基本都是A类，有的是B类）为主，投入1个坦克集团军， 2-3个合成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其他支援力量，组成蒙古方面军突击北京。以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战术和先进合理的武器人员配备，3-4天前锋兵临北京城下，不是不可能的。▲◆★●■☆


截止2011年中国实际控制南沙岛礁最新名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30

   2011-6-26：关于中国控制南沙岛礁的数目，大家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限于公开报道。而网上流传的信息大多比较陈旧，多是简单地转贴引用，致使公众对南海态势没有最新、更接近真实情况的认识。

　　客观认识南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更深刻体认到收复被占领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中国名称 ------ 英文(或拼音)名称 ----------- 掌控手段

　　太平岛 -------- Itu Aba Island -------------中国台湾省海巡署驻防

　　中洲礁 -------- Ban Than Reef -------------- 中国台湾省太平岛守备队监控

　　渚碧礁 -------- Subi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南薰礁 -------- Gaven Northern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赤瓜礁 -------- Johnson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东门礁 -------- Hughes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永暑礁 -------- Fierry Cross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华阳礁 -------- Cuarteron Reef ------------- 南沙守备部队驻防

　　美济礁 -------- Mischief Reef -------------- 南海渔政部门驻防 (该礁有南北两个驻军点)

　　安乐礁 -------- Hallet Reef ---------------- 东门礁守备队监控

　　西门礁 -------- Kennan Reef ---------------- 东门礁守备队监控

　　西南礁 -------- Gaven Southern Reef -------- 由南薰礁守备队监控 (该礁可能就是大家较熟知的小南熏礁)

　　信义礁 -------- First Thomas Shoal --------- 由美济礁守备队监控

　　轭礁 -------- Whitson Reef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安达礁 -------- Eldad Reef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监控 (越方似乎暗示中国有驻军)

　　三角礁 -------- Livock Reef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铁线礁 -------- Tiexian Jiao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五方礁 -------- Jackson Atoll---------------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仙娥礁 -------- Alicia Annie Reef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半月礁 -------- Half Moon Shoal ------------ 由南海渔政与南海舰队协同巡防监控

　　曾母暗沙 ------ James Shoal ---------------- 南海舰队定期巡视 (设有主权碑。暂无人捣乱。掌控亟待加强)

　　近期又增加蓬勃暗沙，根据以上统计，中国在南沙实际控制至少22个岛、礁、滩及暗沙：中国台湾驻军1岛，控制着2个岛礁；中国大陆驻军7礁8点，控制着20个礁、滩及暗沙。 ▲◆★●■☆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75

   2011-6-27：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这种西方“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 著名学者张维为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崛起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现在忆起小平，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

　　20多年之后、行走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张维为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头脑清醒”---“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

　　张维为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同样重要。

　　首先，“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着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其次，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样板---“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并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

　　我潜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担任邓小平的翻译。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中国崛起和发展有何影响？

　　张维为：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对我后来许多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气。

　　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自己对许多中国和世界事务的认识和把握。我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包括《中国震撼》的写作，大概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小平精神”的影响。

　　“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虽然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这说明中国还是不行。而你提出观点说，人均GDP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家实力，需要重新认识，能否细谈？

　　张维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过去说我们自己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们讲韬光养晦，应该是自信的韬光养晦，而不应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只要实地走访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误差有多大。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举个例子，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发达地区多数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经超过日本。

　　我一直认为，所有涉及中国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而不是用官方汇率来计算。

　　日本吃一碗面比北京、上海要贵10倍，理发也比北京、上海贵10倍。照官方汇率计算，日本卖面和理发产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这样计算肯定是严重失真的。所以我认为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才能更靠谱些。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得森。他做了跨长度的跨国比较，认为1992年中国事实上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12个欧洲大国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

　　第二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车，喜欢跟司机聊天，他们普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超过了当地50%人的资产水平。

　　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在欧洲，能拿到银行房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这种国际比较有利于我们真正读懂中国崛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中国人感觉，国外尤其是西方，仍然对中国不了解。如你所言，“中国崛起是个精彩的故事”，但他们并不知道。根据你在西方多年生活和讲学的经验，应如何深入人心地对西方讲好这个故事？

　　张维为：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全面的，也就是说能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这种话语体系也应该是透彻的，也就是说，能把事情说清楚，中国普通百姓能听懂，外国人也能听懂，哪怕他们不赞成。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强势的，因为挑战我们的西方话语是强势的，我们需要用比较强势的话语进行回应，我们文明的底蕴也使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话语体系还应该是中国的，也就是说要接中国的地气，成为民族的、文化的、中华文明的东西，从而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改进对外宣传，因为许多对外宣传的方法太陈旧，我们应该多用外国人可以理解的观念和方法来介绍中国。但这还只是个战术层面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去做，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还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我感觉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硬实力的增长，所以西方对中国更加尊重了。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软实力加强了，他们也会尊重。所以我主张以比较强势的话语来回应西方对中国的挑战。

　　比方说，美国人老在那里批评中国人权，我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你在伊拉克已经杀害了十几万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我们谈论人权问题呢？”

　　我想这样的话语不是简单地调侃美国，而是陈述事实，也会得到多数西方民众的理解，甚至支持，因为西方大部分人也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最终可以更加潇洒，逐步把解释中国的许多工作交给西方。中国相对成功的经验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从事中国模式研究。最终哈佛、耶鲁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模式，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对于国内那些只知以西方唯马首是瞻的所谓精英，恐怕也只有采用这个办法，等到他们崇拜的美国老师都改变了想法，他们的观点大概也会改变了。

　　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不出20年也会崩溃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发展到现在，成就很高，问题也很多。你认为中国下一步应该最先应对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来自哪里？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和风险，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中国今天面临不少问题，有些还很严重，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乱了方寸，以为这些问题意味着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而且我认为后者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加强国人的自信，沿着自己的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

　　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有时候真是感叹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多数国家比已经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了：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高速公路，而我们是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的高速公路网之后的收费问题；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出现农民工现象，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城市化，而我们是在讨论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在发达国家，30来岁拥有房产对于多数人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们讨论的已经是80、90后的产权房问题。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而我们多少家庭已经拥有了两套房产。我们应该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然后再自信地去解决各种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悲观论”一定会破产。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让你对于中国前途如此乐观？

　　张维为：中国模式产生于大规模的国际竞争，竞争产生的东西都厉害，所以我比较看好中国模式。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我在《中国震撼》中建议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有自己文明的演变逻辑和发展周期，否则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崛起。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周期来看，中国现在正处在国力全面上升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全面上升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讲“势”，讲“大势”。大势一旦形成，就是“大势所趋”。“大势”就像大潮，会有反方向的浪花，会有逆流，但浪花也好，逆流也好，都扭转不了“大势”。唱衰中国的人不懂这个，所以对中国的预测总是出错，一错就错了20多年，错到今天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不敢预测中国了。

　　中国媒体应该突破西方新闻观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社会上对于媒体的角色有赞誉，也有批评和质疑。你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时期，媒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来报道？

　　张维为：我们的一些媒体确实出了问题，特别是这两年，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厚道的。

　　这类媒体出问题大概是两个原因，一是过分的市场利益的驱动。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总是更容易抓人眼球，获得更大的读者群；二是西方新闻观的过度影响。西方媒体喜欢负面报道，认为这才是新闻。

　　其实中国媒体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这种僵化的新闻观。我们的新闻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因为英国日照少，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征”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西方新闻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也影响了中国媒体的价值评判。我们的一些媒体把许多个案问题夸张成了中国的普遍问题，结果在民众中造成了“消极报道综合征”。这里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的媒体应该突破西方新闻观，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的现实。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大变革的时候，每天都会有负面的事情出现，但也会有更多正面的事情出现。伟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种大变革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有历史眼光的、更理性客观的中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人。

　　《瞭望东方周刊》：房子是现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有不少人说，中国现在房价这么贵，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都买不起，怎么能说中国就已经崛起了呢？你怎样看中国的房子和房价问题？

　　张维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坦率地说，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个水平。

　　我看过电视连续剧《蜗居》，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没人敢说，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数百姓生活的改善。我们应该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后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多数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售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现在有不少中产阶级寻求移民海外，说明中国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够。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中产阶级“移民潮”？

　　张维为：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是好莱坞电影上看来的，和真实的美国差距很远，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

　　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板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现在所谓中产阶级移民，其实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年2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不必担心移民问题，更何况现在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内外华人来保护和推动。

　　美国崛起时也曾“礼崩乐坏”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中国社会接连出现了“药家鑫案”、“染色馒头案”等恶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事件会影响你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乐观判断吗？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有无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张维为：这些案件的性质都非常恶劣，但放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其实比例是很小的，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大局的判断。这种事情，出一桩，抓一桩，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道德滑坡，这是事实，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种滑坡慢慢会被扭转过来的。

　　历史上大国崛起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崛起的时候，也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繁荣，一方面各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剧增。今天的美国的药品监察局等机构都是后来建立的，同时还设立一整套行政与法律制度，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即使这样，美国今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根据2011年6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万人，死去的有5000人。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这个水平。

　　当今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比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都强。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国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现在的人均寿命和社会治安等指标都好于纽约就是一个证明。

　　这里还要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媒体为了抓眼球，把负面的事件无限放大，这种媒体生态需要逐步改变。另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所谓成熟的心态，就是不要被媒体耸人听闻的炒作忽悠。看问题一定要有概率观念。没有概率观念，你连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被车撞死，但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两会”之后，“顶层设计”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热词。你认为中央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坚持什么，特别注意和警惕什么？

　　张维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我们确实需要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把这样的规划叫做“顶层设计”也可以。总体上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以政治制度为例，我们可以更多地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社会制度上，我们应该拒绝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经济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的结合。法律领域内，继续推动依法治国，但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兴法治国家。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我同时还认为，这种设计一定要务实，特别是全国范围的设计，更应该是一种大战略、大方向、大规划的设计，而非完美的理想主义的详细线路图。实践证明，后者的难度极高，因为设计所需要的信息总是不充分，各种变量太多，所以要么设计不出来，要么设计出来就被束之高阁。但我们体制未来的大方向、大战略、大规划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应该确定的。我们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虽不完美，但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告诫国人，“不要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忽悠了”，西方民主是一种“游戏民主”，并不是中国的典范和楷模。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在内，还是处处以美国为榜样和楷模，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为：如果说二三十年前，一些人以美国为楷模，那还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百业待兴。但是今天还这样，动不动就美国怎么样，只能是贻笑大方了。

　　20年前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写了颇有影响的《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历史发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终结了，但今年初他在《金融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这些精英也许可以读读这篇文章。他文章中的观点并不都有道理，但他对今天美国模式的失望是真的。

　　这些人还可以读一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一些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文章，他从上海回纽约，他的感觉是纽约更像第三世界，这和我的感觉差不多。美国有不少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但美国在不少方面今天也该向中国学习了。奥巴马总统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我们的一些所谓精英还转不过弯来。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模仿中国做法的建议，如建设高铁、促进外贸、发展制造业、促进基础教育等。

　　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平视自己的对手，平视美国，心平气和地看看人家的长处和短处，也看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长补短。

　　至于西方的“民主忽悠”,这是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我把采用美国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如泰国、蒙古、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还有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

　　西方模式在300万人的蒙古和500万人吉尔吉斯坦都成功不了，怎么可能搬到13亿人口的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历史和文化底蕴太丰富了。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大概就像用麦当劳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么可能成功？

　　我们对美国模式的态度，应该是借鉴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麦当劳，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我们的基本立场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把它的长处吸收过来，最终把它“收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五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和过去30来年的成功经验可以使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和底气。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温家宝发表演讲 呼吁推进民主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87

   2011-6-27： 正在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27日下午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呼吁中国实现自由和真正的民主。他还表示腐败和收入不均正在危害中国人民的生活。

　　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告诉听众们，坦率地讲，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其他破坏人民利益的问题在中国仍旧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坚定地依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

　　温家宝此前与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中国未来将改善民主和法制。他说，明日的中国将是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文化进步的和谐社会和国家。

　　温家宝还说，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和具有包容性，才能发展和进步。

　　英国首相卡梅伦与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27日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会谈，并在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上。卡梅伦称，英国和中国承诺加深经贸和文教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包括筹建人权问题对话机制。他还称中国市场对英国商界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卡梅伦说，双方将在现有的对话机制基础上开启经济增长对话机制、发起范围广泛的民间对话，并就创建人权对话机制展开磋商。

　　英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3亿美元（14亿英镑）的经贸协议，包括英国天然气集团（BG Group）和中国银行为BG中国业务扩展签署的15亿美元的新信贷协议。这次双方签署的经贸协议涉及英国禽肉制品出口中国以及协助英国企业在中国沿海城市从事建筑、工程与科技研发等投资项目。

　　在经贸议题外，英中双方还谈到了人权和民主。卡梅伦表示，双方正在商讨就人权问题建立对话机制。他说，英国坚信民主政体是经济繁荣昌盛的最佳保障，但承认各国发展道路不同。来源: 多维▲◆★●■☆


姜维平 一家之言：温总理最后的冲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92

     2011-6-27：不论人们对温家宝如何褒贬评价，不论他本人怎样应对舆论的撞击，不论以后中国政局如何演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目前中南海的领导人中，温家宝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员。2000年以前，我接触了中共许多官员，那时我还在体制内，他们没有必有提防我，故我的观察是全面的。我认为，假如中国的各级领导人，有三分之一者，类似温家宝或学习他，我们的国家就绝对不是现在这种两极分化，无法无天的样子！从温家宝目前的言谈举止看，他将在最后的两年任期里进行最后的冲刺，也许他会失败，但他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些许的希望。

　　有许多朋友指责温家宝是在虚伪地做秀，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只要我们闭上眼睛，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画面在脑海了重过一遍，首先看到的是温总理第一时间亲临灾区映秀镇的情景，他眼里的泪水，他匆忙的脚步，他深情的呼唤，这完全是突发事件来临时，一个普通的善良人的正常反应，把这一画面和“六四”前夕，他随同赵紫阳探望学生的照片叠印在一起，再回顾“六四”学运积极参与者，目前流亡在巴黎的张健的证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致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

　　也许是以前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心里对中共充满了仇恨，但现在，不妨把温家宝和民主政治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做个比较，就会理性地平和下来！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是立即乘坐直升机，冒险赶往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以前我多次参加类似的采访活动，深知第一时间和第一线意味着生命危险，这时既使想做秀也来不及避难，因此，它最能反映和检验一个人的品质。我对美国总统布什不存在任何偏见，由于他曾在到访中国时向国家领导人递交了一份政治异议人士名单，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故我对他心存感念。但是，2005年，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来临的时候，他只是乘坐专机空中鸟瞰视察，并没有像温家宝那样第一时间走进灾民中间。同样的，2008年的缅甸热带风暴袭击，丹瑞将军是两周后才亲临现场。台湾的马英九呢，2009年的“88风灾”，他的表现更是倍受指责！所以，我们不能用共产党无视事实的笨办法骂中共的领导人，那样就失去了读者和人心！也错过了为温家宝加油，为中国进步呐喊的良机！

　　非常明显的是，温家宝已经意识到跛脚鸭式的改革，使中国有可能“政亡人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成了中国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瓶颈，于是，他毫不畏惧，大声疾呼！ 我们应当明白，正因为没有了毛邓式的政治强人，才可能出现这种变局前的不同凡响。据西蒙周报道，早在14年前，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开始起草时，就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关“法治国家”的用字争论。有人认为，该把立刀旁的“制”表述成“法制”；有人则表示，该用水旁“治”表述为“法治”。最终，1997年9月12 日通过的报告，采用了“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座谈时解释说，“法制”还是“法治”，“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光讲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设层面；而治理的 “治”，就提到了治国的层面。他还透露，组织主持起草该报告的人，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温家宝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关心的法治问题。

　　当然，说“法制”也好，讲“法治”也罢，一党执政的中共都没有做到，温家宝是中国体制内的一员，党性决定了他并不能力挽狂澜。共产党是搞所谓集体决策的，虽然他早已看到了社会的弊端所在，但大多数的中共官员不赞同温家宝的理念。党性成了泯灭良知的紧箍咒，这既是温总理的悲哀，也是大多数国人的通病！

　　正是为了告别这些无奈，悲哀和流行病，也是因为时机成熟，他才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应当细加分析温总理近期的两次表态。一次是8月21日，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30年之际，温家宝第8次到深圳考察。他强烈地要求深圳官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则会葬送一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显然，他想在最后的冲刺过程中，触及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作好了应对各种可能性的思想准备，他深知，这里的危险不亚于汶川地震！但他信心已定，别无选择！

　　另一次是在8月27日，温家宝在主持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时说，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只有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才是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段话切中社会矛盾的要害！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但他的观点如能实现，将为下一步的多党竞选和宪政民主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像温家宝这样，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两次高调地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耐人寻味的。这表明了他急切的心情。而随后胡锦涛的回避和沉默，以及南北媒体的论战，海外舆论的哗然，则说明了常人政治下中南海的困局和焦虑。毫无疑问，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2个年头，国家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胡温体制整整运行8年之后，中国的政情民意顺应着世界潮流，日趋急迫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宁可社会动乱，政亡人息，也不想放弃财富和特权，从官员们的亲友移居海外和转移财产，如同蚂蚁搬家一样的情景，即可一叶知秋。

　　我们看到，尽管温家宝在地震中积聚了很大的威信，但在强人已去之时，他还需要借助胡耀邦的旗帜，凝聚党内外改革派的力量，故此，4月15日，他趁着胡锦涛外访之机，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他虽然浓墨重笔地赞扬了当年提携他的前任总书记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众疾苦的作风，并未谈及他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限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主张。但意在笔先，已引起社会各界对胡耀邦的无限联想！至今观之，是其微妙的伏笔。我认为，温家宝用胡耀邦来引路，是明智之举，因为在现在的中南海领导人里，还没有人敢非议他，这一点与毛泽东不同，别看中共的许多人至今不敢否定毛，并把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把毛尸摆在纪念堂里供人瞻仰，但内心深处，有几个人不蔑视和憎恶他？！在民间又有几人愿意回到文革动乱之中苟延残喘？！

　　还有人指责温家宝只说不做，但领导人的讲话已是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由最近的谢朝平文字案的柳暗花明，方舟子遇袭案的迅速告破，北京专门截访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被查处，廖亦武的成功出境，余杰的继续笔伐，李禄的低调回国，等等，都是温家宝高调呼吁政改的结果！都是中国发生变化的细微之处！现实正在证明，上任之初，温家宝曾形容他自己是“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任的人”。此言不虚！说他有“信念”和“主见”，我们可以重温他3月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诗一样的语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此后的记者会上，他提出：“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6月1日，他在东京接受记者专访时更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说他“敢负责任”，可以用他当年肯定和承认普世价值的旧闻为证。2007 年，他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不是背离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一表述，已使他与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划清了界线！正是在这一价值观鼓舞下，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后，他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理念，开始最后的冲刺的！

　　假如我们再把温家宝和薄熙来做个比较，更会发人深省。温总理致力于制度层面的变革，他希望通过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官员免于贪腐而坐牢，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虽然其目的是巩固中共的统治，但只要撕开了制度上的口子，民主诉求就会一泻千里；而薄熙来呢，他企图把中共多年积累的罪恶，转嫁到政敌的身上，用红歌把老百姓引回文革时代，靠虚构的毛青天，薄青天，以严刑酷法，揭露和阻断对立面官员的腐败，而一旦官员对己歌功颂德，就不计其贪婪，并且以法治的崩溃和人权的彻底丧失为沉重代价！故二人的前进与倒退，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温家宝顺应了民主火车头的前行方向，其最后的冲刺应有胜利的必然性，但还有两个严峻的问题，如同跨栏的横杆一样挡在他的面前，一是如何争取胡锦涛的支持，与其过去有旧的胡锦涛，似乎在八面玲珑地回应中南海各派势力的角逐，无可奈何地拖延政改而至18大交班。显然，他缺乏创新思维，也不想名垂千古，和温家宝的主张背道而驰，但没有他的首肯，温家宝便孤掌难鸣；二是与薄熙来等高官一样，温家宝屁股上也有屎，即子女亲友经商的问题，非常显然，这是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他们的软肋，由于温家宝已三令五申政改，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痛处，故如果18大之前，他政改的目标还是停在高调清谈的层面，而薄熙来挤进了政治局常委，并进一步掌权，温家宝就将为子女的以权谋私而付出血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家宝开始了冲刺，但以后奔跑的速度和到达终点的希望，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由于日后的民情和政局还不好预测，他究竟会不会成为又一个中途忽然倒下的胡耀邦，或赵紫阳，也是一个谜团！不过，从目前他的出发点来看，他似乎在寻找同盟军和突破口！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将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锁钥意图交给深圳，但汪洋好像还态度不够明晰，坚决。此前，深圳的多种政改相关尝试，如公推直选，行政权等三分试验，地方大部制改革，等等，均已出笼，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党执政，别无分店。不知道温家宝是否明白：这是他所说的“死路”胡同里一条致命的真正的死穴！中共似乎要走到底，走到黑！

　　因此，我的预测是，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如果不能在最近两年里跨越前述的两个横杆，他步胡赵后尘忽然出局并被诬陷整肃的可能性很大，而他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则会引发又一轮社会激烈的动荡。正如博讯网刊出的西蒙周一篇评论说的那样：“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前车之鉴。尽管温家宝描绘出了路线图，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者。二，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新权贵集团的蛋糕，并进而引发左右之争、制度之辩，甚至派别斗争。三，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败清晰可见，在稳定的前提下，冒风险的动力难免天生不足。”于是，中国又回到了“六四”前后，人们能否汲取流血的教训，走台湾国民党蒋经国式的民主和平转型之路，建设一个富强加上民主的新中国，是温家宝最后冲刺的启迪所在！

　　温家宝，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气奋力一搏吧！

　　作者：姜维平 2010年9月28日于多伦多  来源: 网讯▲◆★●■☆


肖鹰：范曾的虚与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17f1y.html?tj=1

(2011-06-27) 范曾的虚与实  肖　鹰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郭庆祥此次揭批范曾，自称“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

范曾：画分九品，我是坐四望五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知道“范曾”，但我确切知道，无论美术界，还是学术界，对“范曾其人其画”（更不用说其诗作与书法）评价很低，言其虚伪炒作，是我所知的常识。收藏家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不点名批评范曾“自我吹嘘”和“过度包装”，要旨也是指范曾虽然搏得“名满天下”，虚而不实。

然而，单纯以一个“虚”字来论范曾其人，是片面的；其实，范曾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范曾”，还有其“实”的一面。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在“虚”和“实”两面运转操作，范曾都禀赋了超人的才能，才造就了今天在业内有识之士多以之为“虚”的“画家范曾”，却又是被媒体无奈感慨为“撼山易，撼范曾难”的“范曾大师”。

在《范曾自述》中，范曾自诩说：“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在范曾的公开自白中，这样的自诩不胜枚举。读这些以地质灾害为表征的文字，你会以为范曾心目中的自我，是与我们的地球结了大仇隙，一味放肆于天崩地裂的梦想，是“务虚”。

然而，范曾又从“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受到启发”，官分九品，也将画分九品，将自己排在“坐四望五”之列。何谓“坐四望五”？范曾说：“第四是大师：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升华；第五是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不世之才，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语文报·高中版》2009年第33期）此说又让我们看到，范曾的“直插云天”，决非虚言，而是有算数有历史地把自己编排在“五百年一出”的“画王”之列，是“实求”。

以画名攀附官阶，这当然是范曾画家观的独到和务实追求。不过，无论官品，还是画品，古人均以一品为高；范曾反以一品为低。老子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尊地位，何以在“国学大师”范曾的眼中如此卑贱呢？我以为，范曾是用了儿童算数“从小到大”的“实”的眼光看待古人眼中的“一”。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沈从文：范曾教育我懂得“损人利己”

1962年，24岁的中央美院学生范曾就胸有别裁地将自己的毕业创作奉献给郭沫若，为其“在特殊背境下”美化曹操的剧作《蔡文姬》画剧照《文姬归汉》，赢得“看此画后竟激动得夜不成寐”的“郭老半夜题诗”，青年范曾顿成大名。

听其言，观其行，说50余年来的范曾“求名若渴”，还不足以表达其生命意志。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沈从文在其生前未刊发的《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一文中指出，“文革”时写大字报“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范曾还捏造当时已“被发落东北”的丁玲诸人到沈从文家中秘密聚会，“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针对沈从文该文的披露，范曾撰文《忧思难忘沈老》，一方面坚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认定该文是他人“虚拟”；另一方面又表示为自己给沈从文写了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深自懊悔”，而“懊悔”的内容却是：“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读书》，1999年 10期）

范曾既然声称自己给沈从文写的是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为什么还要“深自懊悔”？既然“深自懊悔”，又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行为简单归罪于“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沈从文所指范曾大字报“捏造罪名”、“损人利已”，与范曾自称的“假揭发，真包庇”，恶毒与善意之别，是水火不容的。如范曾自述，沈从文对范曾有“恩师”之义；据沈文所指，范曾对“恩师”的回报却是在其遭难时“损人利己”，这是个人品格大节之失，是不能以归罪于时代来开脱的。

画家黄永玉曾与年轻14岁的范曾在中央美院有师生关系。在写于1990年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一文中，范曾说：“在四人帮猖披天下之时，我与黄永玉曾相濡以沫，那些动人情景，我是不会轻忘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正是声称“我记得黄永玉的好处”的范曾，以万言书之势，从“十五个角度”，“虚实相生”地将黄永玉刻画成“欲壑难填”、“灵魂丑恶”的“矮小动物”――“蝜蝂”。范曾此文让今天“不知有文革”的读者见识了“文革大批判”中“致之死地”的毒辣。试想：1990年，文革已结束14年，经历了“拨乱反正”、年逾花甲的范曾尚且对师友如此不惜袭用文革旧技；在40余年前的“造反有理”时代，“追求进步”的青年范曾写出令沈从文痛感“损人利己”的大字报，是情理自在的。

这篇被范曾“裁定”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沈从文遗作《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在范曾“辟谣”三年后，再次被正式刊载于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一书中，标志着对范曾的“虚拟说”的“否定之否定”，而且至今还广被传播、引用。范曾既然声称“确证”沈文是“虚拟”的，该文“主观恶意”又如此昭然，为何不“依法维权”，追究“虚拟”和刊载该文的责任人，并要求责任人消除影响，撤销此文？此事可忍，范曾何事不可忍？

更重要的是，范曾如果真心要证自己的清白和善良，为什么不将自己写的这张“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公之于众，以正视听呢？然而，时值今日，范曾对自己的“好人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只字不宣。这就让人看到，面对堪称对“范曾人格大节”作“历史否决”的“大字报事件”，范曾并非真心勇于正视，而只是障人眼目地虚拟是非。

事关人格大节都可“虚拟”，范曾还有什么不可“虚拟”呢？

胡云鹏：范曾翻脸如翻书

但是，对沈从文虚拟以待的范曾，却“实对”郭庆祥。他不仅对号入座声称郭庆祥的不点名批评是对他人格的“诋毁污辱”，使他的“精神极其痛苦”，让其“社会评价下降”，而且以“侵犯名誉权”起诉郭庆祥。

其实，郭庆祥的“涉案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中的主要观点，即批评范曾“人物画如连环画放大”，“自我机械复制”和“虚假炒作”，并不是郭庆祥的原创，是数十年来业内很流行的看法。然而，范曾数十年来，对于甚至远比郭文犀利尖刻的“诋毁污辱”均“无知无觉”，将它们一律“虚”掉了。因为这个“虚”的妙用，在郭文之前，范曾让公众感到，他目力所及，全是被他的“不世之才”所震惊的“全社会”、“各阶层”，“每一位龙的传人”对他的“喜爱”。

郭庆祥的批评之所以使范曾的“精神极其痛苦”，非诉诸法律追究不能偿失，独特处在于，他用“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证据坐实了多年来文化界一直诟病范曾的“对艺术不真诚，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多年盘桓于“去国－归国”的“历史范曾”，是不可与2008年以后的“新生范曾”同日而语的，当今范曾有本钱对容忍多年的“诋毁污辱”不忍不容。因此两条，范曾对于郭文，就不能“虚了”，而定要“实对”。所以，虽然同样遭受“诋毁污辱”，应对以“虚”还是“实”，范曾是在自己的历史际遇中做选择的。

 1991年10月25日，台湾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在中正机场当众拳打乘机来台的范曾，事后他向警察供称，此举是因为范曾为了商业利益，向他卖画后，又公开诬称他所购其画为假，“范曾的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当众打范曾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范曾翻脸如翻书”。记者询问范曾如何看待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暴力侵权”，范曾只以“遗憾”二字回复记者；而对于胡云鹏的“两人当面对质”的要求，范曾则只是一个无回应。（竹繁《画家范曾去台遭打》，载《炎黄春秋》，1992年01期）在法制社会，被当众施暴，是受了很实在的伤害和污辱，“不容诋毁”的范曾竟然不怨不咎，真是“翻脸如翻书”。当然，如果敢与胡氏对质，证明自己清白无欺，范曾此番雅量是可以照亮他的人格史的。

郭庆祥大概不很了解范曾其人在“虚”和“实”之间“翻脸如翻书”，只以“实”的精神去揭露范曾的“虚”，即所谓“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若施以“扒衣”，无异于“扒皮”，实不可取；为纯化文明风气计，既然不能实行“取消大师”，我们就应当帮助他们学会“穿衣”。

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论画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范曾其人，虚实相反，翻转无则，违人情伦常之远，实如其所言“六品魔鬼”之难为世间认同。范曾的口碑很低，除了业内人士普遍不看好他的书画品格（更不用说其诗文），恐怕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范曾在虚实翻转之间，让人不能把握他究竟是真爱名，还是假爱名；是爱真名，还是爱假名。一个人格，范曾虚实反用，给人的却不是“妙”。

北京昌平法院一审范曾起诉郭庆祥案，绕过郭文所指“范曾流水线作画”之“实”，而以郭文“贬损范曾”之“虚”，判决郭庆祥对范曾“名誉侵权”，根本是“越法评文”。不知在这个避“实”就“虚”的判决中，昌平法官是受了范曾的启示，还是偶合？▲◆★●■☆

（载《东方早报》，2011－06－27，版面原因，见报文字有删节）


谁在大饥荒时喝掉两千多吨茅台？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9870&msg_id=268

     2011-6-27：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 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一)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二)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三)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 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 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二、故人、故事与档案

　　(一)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 “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二)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 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 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三)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1959至1961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四)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三、饿殍、粮库与牲畜

　　(一)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 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二)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三)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四、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 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 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