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当前中国腐败出现群体化等新特征
http://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4994726.html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5日 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 2011年06月25日讯 (记者 孙乾)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昨天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的署名文章，探讨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对策。文章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腐败所出现的新特征，主张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文章建议，我国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抽查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一查到底，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未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 群体化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 高官化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 巨额化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

　　◆ 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

　　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

　　◆ 潜规则化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行为选择，使正直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 国际化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裸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任职期间有意送妻儿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 新型化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

　　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腐败频变种亟待反腐制度创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6-24/02162269558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4日  京华时报

　　反腐制度的创新，应着眼于反腐大局，搞系统性、集成性、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使腐败分子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如此才有“道高一丈”的理由。

　　本报特约评论员 乔子鲲

　　今天，腐败与反腐败魔道斗法的无休止，决定了魔术与道术相生相克的无穷尽。一些腐败分子总想全身而退，便使出浑身解数，搞出一些新的腐败形式与手段，在监管的阳光一时难以照耀的角落暗自滋生。

　　前有中山原市长李启红“指导”亲属炒股获利，却妄想逃避刑事罪责。今有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把权力当作产业运作，用赃款进行多元化投资。另有茂名几位政法系统人员，与涉黑团伙勾结，权力与暴力联合运作，形成黑色腐败产业链。

　　如果说他们是在任上即行腐败，那么另一些人则搞的是“期权腐败”。在任上装清廉，但暗自通过手中的权力为特定对象谋私利。表面上分文不取，却在心照不宣中留待来日，即待其离职或退休后再接受各种形式的好处，获取权力的“期权”收益。

　　这些年，从内幕交易到官商合谋，从官黑勾结到期权腐败，腐败方式层出不穷。尽管反腐部门都曾注意到，有的还及时出台反腐制度，也有一些腐败官员因此落马，但与腐败变种频生的形势相比，与其方式创新百变的情况相比，一些反腐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进展缓慢，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成了漏网之鱼。这提醒，反腐制度的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引人关注的是，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近日公开回应期权腐败等问题，直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这从侧面表明，只有针对腐败的新形势、新情况，创新反腐制度，才能在魔道斗法中术高一招，克制住腐败分子的魔性。

　　以财产申报为例，这是公众期望甚高的反腐制度，但正如吴玉良所言，它的良好运行还缺少两个条件：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确，目前这一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官员自行申报，虚报、瞒报尚无有效应对之策。同时，这些财产情况信息，是信息学上的一种“死的信息”，缺乏流动性，也难以相互印证，只有建基于现代技术，互联互通，这些信息才会发生有效的牵制作用。

　　杨光亮即是明证，他为自己和家人办了多个假身份证，并用假证购置多套房、办理多个存折，“潜伏”多年未被发现。既是腐败分子，又怎么可能把腐败所得如实上报？

　　再以期权腐败为例，尽管吴玉良所言有三招防范“权力期权化”，但腐败分子突破它并非难事。而且，很多获取期权收益的手段，隐秘而层出不穷，想要发现殊非易事。

　　由此可见，反腐制度的创新，不能只是修修补补式的创新，也不是头痛医头式的创新，而应着眼于反腐大局，搞系统性、集成性、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使腐败分子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如此才有“道高一丈”的理由。▲◆★●■☆


广东新阶级分析 不是腐败更超乎腐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477

      2011-6-24： 据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东莞市塘厦镇塘坑水库之畔，有一群名为 “湖畔山庄”的别墅，湖畔山庄别墅区曾经是烂尾楼，后被重整，成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住宅，这在当地不是秘密，用当地的话讲是“镇政府的、供电局的、水利局的都有。”湖畔山庄目前已建成的别墅大约有180多栋，皆为三层小楼，自成一家的庭院，错落有致地沿水排开，每栋别墅的面积、风格都各有不同，但装修精致，有些还颇显豪华。每栋别墅都能独拥独特的亲水环境。又据报道，湖畔山庄里住着的仅科级以上官员就有60多位，别墅的住户几乎涵盖了塘厦镇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如塘厦镇委书记叶某、镇长方某、副镇长赵某、杨某、黄某等在此拥有别墅，此外，还包括塘厦纪委、公安分局、房管所、规划办以及其他一些设置在塘厦的政府派驻机构主要领导。

　　又据了解，湖畔山庄别墅装修豪华，每幢造价皆在数百万以上，有的高达千万元以上，但当地官员当时的拿地价格每平方米不到500元（特权之极）。

　　这是昨天在第一视频新闻网做“平邦评论”时遇到的一条新闻。

　　大多数人遇到这条新闻，都会说，这就是腐败。

　　当湖畔山庄的这桩腐败丑闻被媒体挖出来后，当地的纪检部门已经跟媒体承诺他们很快会做出调查报告。

　　不过，我要说的并不是湖畔山庄别墅群里面的政府官员腐败，而要说，有了这群叫做湖畔山庄的别墅，让我看清了在广东，某种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不能用腐败一言概之，皆因它背后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腐败可以治一个两个贪官，但如果贪官这两个字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那被治理的估计最后只能是想反腐败的那些少数派。

　　联系最近1个月时间发生在广东的几宗群体性事件，比如2009年的新疆人事件、6月初发生的潮州的四川人与当地人的群体事件，以及其它相似事件，再结合眼前的被当地大量官员占有的湖畔别墅，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广东，尤其是在那些较为“发达”与“繁荣”的地方，有4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成型，用更严重的话说，4个新的社会阶级已然成熟。

　　◆第一，权贵资本，这当然是指那些住进湖畔山庄的大批的顶层的政府官员――这群人所获得的一切，缘于他们可以寻租权力，有地方寻租，且他们手里的权力也能卖上好价，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还能群聚显富。

　　◆第二，资产者，也就是企业家阶层，广东这30年是企业家的乐土天堂时代，企业家繁荣生长乃有广东的兴旺，广东的企业家有内地的，有本地的，有台湾的，早就成为一个新阶层，规模庞大，能量巨大。

　　◆第三，土著贵族，依据广东的开放，可以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以出卖土地和其它资源达到暴富的当地普通人，这个阶层中人大多不用工作，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虽然生活在开放的广东，但他们仍然喜欢群聚，在韶关和潮州发生的当地人与外地人群殴事件中充当主力的多是这些土著贵族的下一代。

　　◆第四，外地打工仔（无产者），这可能是现在生活于广东的最可怜最底层的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广东，现在还过不上好日子，身份依然是外地人，他们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产业食物链的最下层。

　　说是阶层，或者阶级，还在于，在这4个已经明显成型的广东阶层中间，亦有一条极其明显的利益链条贯穿，即最受到最大剥削的是外地打工仔（无产者）向占有最多利益的是第一、第二两个阶层进行利益输送，而第三阶层属于坐车的、打酱油的，以潮州的四川人集体讨薪事件和深圳大运会明令禁止群体上访讨薪为例，明明是最底层的外地打工仔、无产者们被欠薪，明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那些被欠薪的人和老板（资产者）的讨薪行动却不但得不到当地人（土著贵族）的支持，甚至也得不到政府（权贵资本）的支持，甚至被明令禁止，何也？

　　最为奇怪的是，深圳市为了办好所谓大运会，不了保障社会秩序，居然没有出台禁止老板对雇员欠薪的明令，却出台了禁止雇员讨薪的明令，其可怪也欤？

　　因为，一，或者正因为有了那么多处于食物链下端的外地打工仔们被欠薪才有了诸如湖畔山庄里这样的一水联排别墅权贵资本阶层和企业家阶层的美好生活，你们动不动就讨薪，那是破坏人家的好日子；二，更有甚者，第一阶层掌握着社会上的规则制订权，明明是正常的讨薪行为，也可能被这些规则定义者扣上一个“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帽子，但暗中我们却可以洞悉，最底层人所失去的利益，其实正被输送到最高层群体中，所以，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是被保护的是可以剥削的权益。

　　在广东许多发达地方，外地人与当地人，这两个群体已经形成明显的人口倒挂，即外地人数量明显超过当地人数量，有的甚至接近10倍，这些也就越来越形成外地来的无产者对当地土著贵族的潜在利益供养关系，当地人，即使你没有太多权力和资本，你只要有一个坐车或者打酱油的姿态和资本，一样可以在这条从下至上的利益输送链条的遗漏中获得不少好处，所以，也就引发了那么多普通的潮州人居然会放下良心，对那么多被欠薪的四川人发动群体攻击的事，因为他们不想因最底层人的不满让这条明显对自己有利可图的利益输送链条发生断裂。

　　有了这4个新阶层的定义，我总想，仍然以从前的所谓“腐败”来概括湖畔别墅里的官员们的出格行为就显得很不恰当，有了阶层（且群聚着），也就有了群体意识，你动一人即动一群体，所谓法不责众也，法律可以打击一两个贪官的腐败，却难以动摇整个阶层的不法――因为在他们的潜规则里，他们已经把这种群体腐败当成理所当然的一个阶层的利益来源，他们现在将自己的头削成2B铅笔一样尖好不容易钻进这个阶层，无外乎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腐败机会，即成为这条从下至上的利益输送链条的合理享受者。

　　所以，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住进湖畔山庄的当地官员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米500元的地价，也就不要对当地纪检部门的反腐承诺抱太大的希望，假如纪检部门的领导如果也住在湖畔山庄里，你让他们自己反自己的腐吗？

　　所以，依此，你再回头看广东，是不是眼光可以更清澈一些呢？

　　当然，若完全以此归纳当前广东的人群与阶层，未免显得夸张，我亦是从几件典型轰动的广东新闻事件中发现了上述线索，这也可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但我相信至少这是一种已经初见阶层或阶级规模且难以回头的社会趋势。来源: 司馬平邦·新千字文▲◆★●■☆


党内腐败现象 没从根本上遏制
http://www.zaobao.com/zg/zg110625_002.shtml

    （2011-06-25）● 陈迎竹  俞正声说：“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陈迎竹　报道  上海特派员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日在一场5000名年轻党员听讲的课堂上，从本身家族受迫害谈到当前社会矛盾与冲突，直指中共党内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

　　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的党课上，俞正声以老共产党员身份，主动谈到文化大革命等争议话题，也不避讳地触及腐败等社会敏感问题。

　　俞正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新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扩大以及腐败：“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从普通养路工人一路擢升为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今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免职调查。中国官方至今未公布刘志军的违纪细节。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日前指出，2010年遭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有14万多人。

　　俞正声认为，解决干部腐败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方式。而是要找到新途径和办法，靠各方监督。他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去年一次去崇明岛工作，下船后有游客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船）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

　　“还是要置于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俞正声指出：“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作为共产党发源地上海市一把手的俞正声，这堂党课在全国欢庆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更具特殊意义。但20日的演讲后，当地媒体都只发了简单通稿，直到前天《南方周末》才有较详细的报道。

　　俞正声也谈到当前社会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除了坦言部分是因为干部处理经验不足，他也把原因指向经济快速发展下难以避免的“阶段性混乱”，带来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但他认为，社会群众谋取自身利益是正常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

　　对党和利益团体的关系，他指出有人认为当官就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但他明白表示，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不是利益集团，而是能够反映各阶层意见的组织者。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说：“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对于当前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俞正声引述过去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时的一段经历，指出“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现象”。但他表示，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对方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认为，中国的现实是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他相信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必须由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矛盾，不能像台湾一样搞多党制，否则会回到北洋军阀的时代。

　　不过他也意有所指地说，一些媒体正在宣传一种观点，认为北洋时代少一点控制，使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而（共产党）救亡图存的思想却让民主共和的发展局面被破坏了。

　　“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北京的报纸。”

　　但他指出，中共正是在那样官僚无视群众死活的时代诞生的。

　　俞正声也罕见地公开提到自己家族的历史。▲◆★●■☆


瞭望：苏共“失魂”的教训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1_06/25/7246565_0.shtml

2011年06月25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最后落入了西方国家设下的所谓“民主、人权”等政治圈套  文/张树华

2011年正值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周年。20年前的苏东国家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丧失党魂、蜕化变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2009年，美国苏联历史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者史蒂夫·科恩：在《苏联的宿命与失去的抉择：从斯大林主义到冷战》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

政治道路：改革还是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此后50多年，西方阵营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更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

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苏联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基金会，在苏东阵营寻找政治代理人。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旗下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最后落入了西方国家设下的“民主、人权”等政治圈套。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上任后不久，戈尔巴乔夫便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等口号，力图通过在苏联内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让、妥协的外交“新思维”。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也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杀”行为。在短短的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领导：坚持还是放弃？

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削弱、后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思想上削弱。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引导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

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反思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所有这些逐渐导致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28大通过的纲领中苏共党的宗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组织基础遭到彻底的改变，大会还规定了各个联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无限的独立性。

组织上分裂肢解。如果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那么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利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

法律上取消——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前夕，莫斯科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与此同时，受东欧剧变影响，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多党制表示认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修改宪法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

据苏联科学院原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曾为几任苏共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并认为这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党，其中一个是强大的社会民主派。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是撕裂苏共的裂口。苏共28大通过的政治纲领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正如俄罗斯学者写道：“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最后是抛弃与葬送。苏共后期，苏共实际上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等高层所抛弃。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对党已经失去信心，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7月苏共28大会议期间，苏联的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大批党员退党。曾担任政府总理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据苏联《对话》杂志报道，1985年苏共退党人数4万，1986年为4.5万，1987年为4.9万，1989年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28大以后七八月又有31.1万人退党，出现退党高潮。1991年7月，据苏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的队伍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的比重较大。1990年头5个月，在莫斯科的1.1万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占57.4%。1990年6月15日，全苏矿工代表大会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时，声明矿工“不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

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到1991年夏天，苏共——这个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大党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

宪政体制：完善还是拆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部分高层领导决意要与现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

1988年开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苏联成了“改革”的人质，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政治热与治理失败。戈尔巴乔夫认定，苏联的官僚阶层是苏联落后的“罪魁”。为此，政治改革的矛头应当转向各级权力机构。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被唤起的各种势力纷纷投入到政治热潮。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更加严重。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趁机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全面失控。

政治混乱与秩序失控。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问题又滋生开来。1987年12月非正式组织数量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西式自由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1987年底之后，一些组织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这些非正式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民族冲突与国家瓦解。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经济每况愈下。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了瓦解苏联社会的催化剂和启爆器，几年后雪崩式压垮苏联。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民族动乱。1988年2月开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地位问题发生了越演越烈的武装冲突，持续多年。1990年1月又发生巴库流血事件。除土库曼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大规模民族冲突。1988年到1991年的4年中，苏联境内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些民族冲突的后面是由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操纵的。

1990年之后，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拥有国家主权，提出退出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优柔寡断，纵容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苏联国家已经濒临分崩离析的境地。

到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8月19日，苏联部分领导人仓促策划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意志力和社会支持，这次挽救苏联的绝望的努力不到三天便宣告失败。随后，苏共中央宣布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林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

苏共政治改革失败导致丧失党魂的教训警示后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全面的、科学的政治发展道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九十载功过，谁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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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23 随着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到来，中国政府出版了一系列阐述中共历史的书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春天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卷党史记述了1949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

　　中共争夺评说功过话语权？

　　华盛顿邮报在最近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共在建党九十周年之前推出该书，是为了争夺评说中共建党九十年功过的话语权， 为中共历史定性。报道认为，这卷党史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和上升的国际地位，都是几十年未经中断的一党统治的成果。在这样的定位之下，中共官方党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坦率探讨中共不光彩的历史，就值得怀疑了。

　　1949-1978：中共难以面对的历史

　　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的编辑撰写，历经十六年，远远超过原定的四年时间，主要原因是其内容的敏感性。该书覆盖的时段中，中共多次发动引起争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国家多次陷于动荡和崩溃的边缘。如何为这段历史定位，涉及各方利益和考量， 成为中共一个巨大的难题。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书经过了六十四个党政部门的审核，包括胡锦涛、习近平和曾庆红等领导人都就内容提出了要求。当年担任主编的三位党史专家，有两位在编撰过程中去世，到出版时只剩下一位。在本书出版之际，人民网的报道就指出，该书“在撰写中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若干重要问题的表述均经中央批准。”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掌握经济和政治大权的政治高层，很多人是“红二代”。他们即使其父辈曾经是当年中共残酷斗争中的受害者，也希望呈现一个污点较少的中共历史，以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以及自身的既得利益。

　　过去多年来，中共对1949到1978年这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有关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和权力斗争的研究都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著名作家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中国官方却以“文革已有结论”为托辞拒绝公开讨论文革。在抹杀集体记忆的同时，中国又推动“唱红歌”这样的运动，将那段历史美化和浪漫化。在这样的努力下，中国今天的年轻人对于中共建政后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巴金曾经说过，他每听到“东方红”这首歌时都会全身发抖，因为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押上台批斗时都会放这首歌。如果巴金活到今天，不知他对唱红作何感想？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经表示：“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虽然中共多年来试图垄断对于建政以来历史的解说，但是中西方有许多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和讨论，试图理清这段历史的脉络。

　　那么，中国官方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中共历史的记述，和中外独立历史学者的研究有哪些分歧呢？在今后几天时间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将就几个中共历史上的热点问题和政治悬案，比较中国官方和独立史家的不同看法。在这些报道中，中国官方的提法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内容为准；中外独立历史学者的研究则以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和“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两个大型专题的内容为基础。来源: 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