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媒解析美国无法成功借南海遏制中国原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322

    2011-6-21：南海主权问题在上周由于越南的实弹演习而再次成为各个媒体的头条，美国一直以来都鼓励通过多边协商方式解决南海纠纷。但是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被中国指为遏制中国的政策似乎并未成功达到目的。美国《外交家》杂志20日对此刊文，进行了深度剖析。

　　文章称，越南上周在南海举行的实弹演习令中国感到非常的紧张，将越南的行为描述为公然对抗北京。而中越此次紧张情绪的激发是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发表声明，称欢迎其长期盟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提供帮助之后出现的。而越南援引了阿基诺的这一观点，敦促国际社会参与到南海纠纷之中。

　　而相反，中国则声称，其他国家在参与南海纠纷时应该保持谨慎，以便纠纷各方能够通过双边的协商达成解决决议。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坚持反对任何相关多边协定的达成。中国的这一态度在2010年7月针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表态时进一步被强调。希拉里当时暗示，美国可能会介入协调南海冲突。

　　中国目前最大的关注在于，美国正在对其进行一种遏制战略。但是，即使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猜测，东南亚战略环境也是相当复杂的，常规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从一开始，中国就在经济领域是地区重要力量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影响力就已经在该地区根深蒂固，并且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巩固。自那之后，通过中国和东南亚联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都位列其贸易伙伴的前五位。而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联盟则是其第四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而相反，美国关注的则是成为该地区稳定的保证者，并确保这种稳定能够为其带来既得利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本月初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时重申了美国在确保航行自由，以及在南海遵守国际法上的美国国家利益。然而，作为拥有通过南海海域世界三分之一贸易通航的国家，美国对于所谓的海上交通线的潜在破坏的担忧和关注，不应该被解读为遏制。

　　同时，文章表示，美国任何遏制中国的努力受到的最大障碍，实施上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两难态度。例如，在南海纠纷问题上，希拉里2010年作出的声明暗示并非仅仅遭到了中国的反对，而是遭到了数个东南亚国家的反对。似乎看来，尽管与强大的中国直接谈判存在风险，但是要求美国介入谈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有倾向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似乎也在担心陷入到一种冷战模式之中，不得不从中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尽管这种感觉在近几个月中有所转变，但是对于美国在该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东南亚国家依然存在相当明显的矛盾。

　　南海纠纷强调了美国任何遏制中国政策在东南亚地区可能面临的问题。该地区的政策过于的复杂，而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过大，都令此举并非一个可行的举措。来源: 《外交家》杂志▲◆★●■☆


“南海宣言”能否解决南海争端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 2011年6月21日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6月20日载文《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能否解决南海争端问题》，摘要如下：

　　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地区的争议日趋激烈，大家都声称自己对区域的岛屿和有关的水域拥有主权，同时指责对方的行为不合法。而大家援引较多的便是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越南与美国6月17日在华盛顿进行外交、安全、军事对话，南中国海争端为议题之一。出席会议的是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范平明和负责政治与防卫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夏皮罗。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所有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都应该通过协商、符合外交程序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以胁迫和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处理。” 声明说：“美方强调，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故无助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方对海上安全，尤其是航海自由权表示担忧。越南和美国认为，处理南中国海争端，必须依据联合国海洋法的原则，双方在声明中也表示支持中国在2002年同东盟十国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声称中国在安塘滩竖立柱子、设置浮标和留置建筑材料一事是最近一系列事端中最为严重的一起，菲律宾指责中国违反了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律宾还指出，根据该宣言，各国应当克制，避免从事包括占领无人居住岛礁在内的可能激发紧张态势升级的活动，而中国已经“严重违反”了该条款。另外菲律宾海洋和海事秘书处委员会的秘书长日前也敦促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各方遵守该宣言，并在会复杂化或升级领土纠纷、影响和平稳定的行为方面保持“自我克制”。

　　究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包括了那些内容？它是怎样规定有关国家的行为方式的？在今天的背景下，大家还能否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南海争端问题？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时代表中国出席签字仪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该宣言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各方重申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各方承诺根据上述原则，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信任的途径。

　　三、各方重申尊重并承诺，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

　　四、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五、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它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

　　在和平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包括： (一)在各方国防及军队官员之间开展适当的对话和交换意见； (二)保证对处于危险境地的所有公民予以公正和人道的待遇； (三)在自愿基础上向其它有关各方通报即将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四)在自愿基础上相互通报有关情况。

　　六、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以下领域： (一)海洋环保； (二)海洋科学研究； (三)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 (四)搜寻与救助； (五)打击跨国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

　　在具体实施之前，有关各方应就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模式、范围和地点取得一致意见。

　　七、有关各方愿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和对话，包括对遵守本宣言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以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和提高透明度，创造和谐、相互理解与合作，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争议。

　　八、各方承诺尊重本宣言的条款并采取与宣言相一致的行动。

　　九、各方鼓励其他国家尊重本宣言所包含的原则。

　　十、有关各方重申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最终达成该目标而努力。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看起来内容广泛，较为详细的列出了防止各方发生冲突的各种措施和规定，然而，正如路透社所指出的那样，《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和东盟签署的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与需要经过各国议会批准的正式条约不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属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性质的文件，没有硬性的法律拘束力。而且，即使是有条约规范国家之间的行为方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确定南海海域以及岛屿的主权归属，南海的重要性也使有关国家不会轻易接受将此纠纷交付国际法院审理裁决。

　　中央社指出， 南海的重要性主要在两方面。首先，这里是东亚进出印度洋，通往中东、欧洲、非洲的必经之地。对于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等，都是保障货物和能源运输、国家发展及安全的冲要之地。自古通过南海的航道主要有二，一条称作内沟，主要沿着海岸线而行，一条称作外沟，经中沙群岛到台湾海峡。内沟安全但航程较长，外沟直捷但需要导航。其次，南海拥有丰富资源，仅石油地质储量初步估计就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属世界4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被视为“第二个波斯湾”。越南去年约产油1750万吨，基本来自南海，产值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30%。

　　整体而言，南海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南沙4个群岛。东沙由台湾管辖，西沙分为永乐和宣德两大群岛，在1974年后被中国大陆控制。中沙和南沙情况复杂，许多岛礁被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占据。其中，中沙群岛由滩、暗礁、暗沙等所组成，绝大部分淹没在海水之下，唯一露出海面的黄岩岛是一个环礁，被菲律宾占据。

　　南沙群岛有44个水面环礁，8个水面台礁，还有许多灰沙岛和低潮时露出海面的礁坪或礁石。最大的太平岛由台湾实际控制，第2大的南威岛被越南控制。总计越南大约占据南沙群岛29个岛屿和珊瑚礁；菲律宾占据中业岛等岛礁；马来西亚控制弹丸礁等；汶莱占有南通礁；印尼宣称拥有5万平方公里海域。大陆则拥有永暑礁、赤瓜礁、东门礁、南熏礁、诸碧礁、华阳礁、美济礁。由于中沙和南沙情况复杂，又是地理要冲和资源宝地，在周边国家不顾两岸各自的主权主张而垂涎进占下，成为潜在的火药库。今年6月中越发生摩擦的万安滩，就在南沙的西方。就中国与越南而言，有分析指出，过去中越也曾就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发生过大大小小的矛盾并进行了武力示威，但最终都没发生大规模冲突。此次很有可能也会这样，两国矛盾在经过一番外交战后宣告结束。▲◆★●■☆


越南对中国发出战争信号，温总理乘军舰巡视南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286

       2011-6-20：  进入4月以来，中国海军三大舰队举行了跨海域的训练和演习，完全打破以前各自为战的传统习惯，既有前出第一岛链在靠近日本战略沿海岛屿的东南海域举行演习的我军东海舰队，又有自北向南在南中国海大演习的北海舰队，更有南海舰队在南海与海军航空兵及来自南京和广州军区多个基地的指挥飞机、轰炸机和攻击机协同进行的协同作战演习训练。

　　这一系列海军大演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引起了美国、日本、台湾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军方的密切关注，正如香港媒体评述“无论是在演习规模还是投射范围上都是空前的。”

　　无庸讳言，这样可喜的海军大演习局面，是我国的军费加大在海军建设投入的成果，这才使我海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完全的蓝水海军。

　　即使傻瓜也明显能够看到，这一次中国海军系列军演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外交意义，显示中国扞卫“搁置争议”的岛屿及领海主权的决心和实力，显示我国并不害怕主张其在可能遏制自己的外国海军基地附近自由通行的权利，例如美国在日本冲绳岛的基地。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国家海军的建设成果，为海军崛起扞卫国家利益而高兴与自豪！

　　然而，既然这海军系列演习是显示重要的战略和外交意义，那么，我国完全可以借助这海军系列军演，将其体现的外交意义再放大！

　　据报道，在中越南海争议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越南除13日进行九个小时的实弹军事演习外，越南近期不少高官频频进行战争叫嚣不惜一战，越南总理阮晋勇、国防部长冯光青上将、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中将相继称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将“斗争到底”。

　　此番南海中越争端升级，缘于5月下旬时越南勘探船“平时二号”闯入中国西沙海域强行非法作业。据外媒报道，越南和菲律宾将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南海海域实施石油勘探开采。

　　上月中国三艘海监船执法阻止了越南勘探船“平时二号”闯入中国西沙海域强行非法作业。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多位越南高官才频频对华发难，对中国发出强烈的战争叫嚣。

　　然而，此次越南高官发难中，最引人注目的，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越南总理出面宣称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越南总理阮晋勇9日称对“黄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会继续坚定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

　　连法新社等外国媒体也看到了，越南总理阮晋勇“他是中越此次领土纠纷中表态的最高越南领导人。”

　　我们中国不是强调在对外活动事务中要“对等”吗，越南总理出面宣称南海主权，中国为什么不对等进行驳斥呢？对此，笔者有个建议，面对近期越南高官频频进行战争叫嚣，宣称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情况下，中国除了进行必要的应对越南战争挑衅的实际行动外，建议中国总理到南海视察西沙、南沙群岛，宣誓我国无可争辩的主权。

　　面对越南总理的叫嚣，面对越南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坚定，我国实在不能再韬光养晦了。作为中国人，民族自尊心这个词汇，此时此刻不知道在哪里去了。每位国人都感受到越南骑在自己脖子上拉屎拉尿的屈辱。

　　虽然，中国在南海进行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军演予以回击越南，可是这实在是不能让侵略者害怕，更不能使其收手其侵占我国南海主权的行动。

　　笔者想起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去年曾在两艘越南海军舰艇的护卫下，视察了位于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他同样表示，“越南将扞卫其对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主权。”延伸一点，笔者又想起了以前南海诸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首脑也登临“视察”其侵占的我国南海岛屿，进行所谓的“宣示主权”的活动，声言扞卫“主权”。

　　由此，笔者以为，我国何不效仿越南等南海诸国首脑，在温总理方便的时候，搭乘我海军舰艇或是渔业巡逻舰艇，登临有代表性的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某些岛屿，既可以向南海侵占国明确表达我国扞卫主权的决心，让他们正确理解我国南海主权“无可辩驳”的真正含义，同时又可以国家领导人身分慰问守卫我南海领海主权岛屿的官兵，关怀那些在南海合法开发祖国资源的民间团体或个人，用明白无误的国家领导人视察的行动，告知世界：南海主权不容争辩，中国的南海不容许外人染指！

　　期盼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笔者的建议，尽早视察南海，宣示中国主权！

　　要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到南海视察更好！

　　温总理出手关门驱虎打狗：中国南海战略必须狠

　　一是温总理谈到：在南海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应该也完全能够实行共同开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稳定，而且有利于当事国各方的利益。

　　二是强调坚持《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出：“关于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议，应该由双方和平协商共同解决。我们不赞成把双边争议的问题放到多边场合，因为那样会使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

　　三是强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是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维护者。我们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只有保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和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才能够不断发展与进步。”

　　四是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我们对地区的安全、稳定也肩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比如反恐和海上安全。中国一直主张海上安全并且身体力行，根据国际法准则保障海上航行的自由与安全。中国是南海航行的受益者，正如大家所知，中国包括能源在内的许多货物运输，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们愿意与有关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南海航行的安全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我之所以依据上述四点做出中国呈现南海问题新考量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是强调“双边”立场充分表达对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的不满和警惕，确立了“关门驱虎”的努力方向。去年以来，美国放言重返亚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搅局南海。说什么南海关系美国国家利益，不会袖手旁观中国称霸南海，并企图拉南海有关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把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进而火中取栗、浑水摸鱼，把魔爪伸向中国门槛里边。

　　对此，中国当然不能容忍。因此，排除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就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此番温总理再次强调南海问题的“双边性”，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多边化”，无疑是把排除美国等外来干扰，作为解决南海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关住外来干涉之门，驱逐美国等恶虎，是为关门驱虎。

　　二是再次提出可以“共同开发”，为“驱虎”扫清障碍。南海问题涉及领土主权，在有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不让步的基础上，中国强调“共同开发”，我认为也完全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

　　第一，跨国合作可以超越边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因海上划界问题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影响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是中国可以采取的最佳策略。这话也可以概括为：水下争议慢慢谈判，水面合作优先开展。

　　第二，随着中国日益全球化，中国的边界已经由一个边界变成两个边界，一个是领土边界，这是传统边界；一个是战略边界，也就是关系国家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中国维护其安全稳定的区域边界。领土边界是固定的，但是，战略边界却是不断变化和扩大的。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边界的价值远远大于领土边界（当然不等于可以出让领土边界，与中日钓鱼岛问题争议也不能类比）。

　　随着中国东盟贸易区的正式运转，整个中国和东盟地区都已经纳入中国战略版图之内。整个自由贸易区的安全和谐稳定，关系中国核心利益。有鉴于此，中国的眼界应该登高望远，更多的考虑战略边界而不仅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因领土争议而放弃开拓战略边界就更不可取。采取更加柔性的办法处理南海划界争议，以换取中国战略版图的稳定和谐，符合中国长远发展利益。

　　第三，要驱逐美国在南海的影响，关键是要让有关国家放弃对中国的戒心，进而不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有缝的蛋”，使“美国苍蝇”无从“下蛆”。强调合作开发，就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和谐周边的坚定决心。而这个决心对于周边国家树立针对中国的信心是非常必要的。一旦中国和南海有关国家本着“双边”的原则达成“合作开发”的政治默契，则驱除“美国恶虎”就水到渠成。

　　三是强调中国是世界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展现大国雄心，增强周边国家的安全感。公开讲中国是“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维护者”，是进入 21世纪以来迄今为止中国高层发出的一个最强音。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向美国霸权主义者发出警告：中国有能力有信心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战略利益的区域，中国不会对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行为听之任之。

　　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军事实力接连不断的被披露，包括航母，歼20、15、18，东风16、21，天宫1号，轨道飞行器，以及一些重大军事部署调整等等，温总理发出这样的时代强音是有充分信心的感和安全感。抛弃了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感，周边国家就会更大胆、放心的同中国合作。

　　四是明确提出为马六甲海峡等公共区域提供安全保障，等于举起了驱虎的猎枪。温总理明确表示，中国可以在反恐和海上安全等方面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这似乎也是第一次。我感觉，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放弃所谓的“养光蹈晦”战略，走上前台，做好了发挥区域乃至世界领导作用的准备。

　　中国为海上安全提供保障的作用，已经覆盖到亚丁湾。这次，温总理明确可以和有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可以说是送给周边国家的一个定心丸，也是对中国战略利益的一次宣示。南海是中国之海，马六甲海峡是关系中国国家利益的海峡，有中国在，不需要美国或印度插手。

　　由于上述理由，我断定，中国已经把“关门驱虎”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可以如此设想：南海以东，通过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控制西太平洋进入南海的东大门，加之航母部署，可以变第二岛链为“太平洋拒止弧”；通过为马六甲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控制住印度洋进入南海的西大门。

　　并通过航母部署，确保印度洋航运安全。这样，就可以把南海问题彻底控制在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范畴，控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使南海问题成为自己家里的事情。如此，边界争议就可以慢慢谈，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将轻装上阵，大踏步前进。这是真正的大棋。希望走好。来源: 51军事观察室▲◆★●■☆


南海之乱，乱源是越南 用两手准备回应越南挑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306

     2011-6-20 ：当前南海之乱，最大的乱源是越南。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政策，最大挑战者也是越南。针对越南，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以谈判促和平解决争端，二是以非和平手段回应它的挑衅，用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种手段遏制它的野心，使其对南海问题保持必要清醒。

　　越南是在南海地区奉行冒险主义政策最突出的国家，目前越南非法侵占我29个岛礁，数量最多，它在南海掠夺油气获利最大，对中国的态度也最激进。它还是把美国拉进南海“平衡”中国的主要倡导者。越南国内大兴民族主义宣传，鼓吹强硬对抗中国，该国领导层在对华的态度上似乎陷入了忘乎所以的境地。河内的做法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起了很坏的作用。

　　越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错误判断：只要有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平衡”，越南就可以“以小制大”，在与中国争夺南海主权、管辖权等较量中抢占先机，实现越南利益的超最大化。越南实现统一以来，似乎习惯了冒险，它与中国的几次冲突中，中方的回击都相当有节，这使它对攻击中国这样的巨人缺少三思而行的谨慎。

　　北京的很多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越南在南海咄咄逼人，核心是它认定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其使用武力，它把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解读成北京会对它的各种激进行为不断忍让。

　　1988年中越曾在南沙群岛海域发生冲突，但规模十分有限，自那以后，越南的抢岛和侵犯我海洋权益活动变本加厉。它对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置之不理，不断挑战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底线。

　　中国应当以实际行动，扭转越南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使其确信中国敢于使用任何手段坚守自己在南海利益底线的决心。如果越南继续在南海挑衅，中国应坚决予以回击，包括用海上执法力量回击，必要时动用海军力量予以痛击。

　　中国应清楚地告诉越南，下一次中方的回击，将顺势夺回越南非法侵占的岛屿，如果越南想在南海制造一场战争，中方坚决奉陪，中国完全有力量打垮越南前来攻击的海军舰队，中国不会因为考虑“国际影响”而对其手软。

　　美国因素确实带来了南海战略层面的某种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是中国可以应对、克服的。中国回击越南不太可能引发中美海军力量的直接冲突，即使有一些摩擦，它们也不是中国在南海姑息越南无限制作恶的理由。

　　南海是盘大棋，中国崛起的战略风险正在这里形成一定程度的新聚集。对这些风险，中国要坦然。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能绕开所有冲突和摊牌。努力不会徒劳，但在很多时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战略上说，中国还得要顺其自然，勇于承担崛起为世界级大国必须面对的麻烦和挑战。

    回应越南挑衅，是中国意志的试金石。来源: 环球时报▲◆★●■☆


越南已抢占一半多中国南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301

　　2011-6-20：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的论坛上6月20日罕见地发布了一篇就南海问题明骂中国政府官员与军事学家、暗讽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文章，题为“惊人：越南已抢占一半多中国南海”。网站还将该文置于论坛最为醒目的头条位置。文章引得读者之心为之一颤，环球网刊登此文的用意可见一斑。以下为文章全文：

　　张召忠将军最近做客《防务新观察》解读南海问题时惊死国人的大曝：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主权海疆，越南已经通过抢占29个岛礁，抢占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南海海疆，已经超过一半！即使就是面对这么残酷而又令每一个长着雄器的中国男儿汗颜、羞死的现实，中国的将军尹卓说：“夺回”我们主权的岛礁是背上“大包袱”；将军乔良说： “夺回”我们主权的岛礁在国际上会在“道义上失分”；军报说：在南海“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解决”，表面虽在提醒越南，实际也在“教育”国人；将军张召忠也是只会讲法说典。而越南呢？总理“动员全党全民全军捍卫国家主权”；前主席号召国民：“对中国，国家主权第一，友谊第二”；菲律宾军方强硬表态：为捍卫主权要和中国“ 不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总统有恃无恐地告诉中国：“请美国帮助捍卫主权”。

　　面对这样的流氓无赖国家，面对国土和主权的沦丧，没骨头、装斯文的将军们和达官显贵们，你们听听人民群众是这样告诉越南、菲律宾、美国等这些流氓无赖国家的：“我不操你妈，你们不承认、更不会跪我中国叫爸爸！——操他们妈，就是一定要打！要夺回因“丧权辱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沦丧的主权领土、领海！装“深沉”，不仅装不出“智慧”，只能更进一步地让人民群众看清你们的腐败无能！中国的今天所以“国将不国”，根本原因就是贪官污吏当道，金钱物欲横流，民族道德沦丧，党员干部信仰消亡！爱国的队伍里，只有无权、无钱、无私、无畏的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了——也就是充斥在官方媒体上的、被蔑称为“草根”、“草民”、老百姓！而“猫论”培养和塑造的“精英”，（败露后证实）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再就是堕落地包情妇，嫖暗娼，玩儿同事，这些靠出卖灵魂买了权位的“精英”能爱党爱国，能期冀他们与党和群众同心同德？！

　　他们贪掠的国家财富、民脂民膏虽不够富可敌国，却也足够泽被他们十世子孙了！他们或手持一到多国护照，或将子女亲友移民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发达”国家，裸官在位，继续贪掠，一俟国家民族危难，不是逃亡，就是卖国！他们能对西方敌对势力硬吗？他们敢对西方敌对势力硬吗？不，绝不会！绝不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怕硬了，卖身的西方新主子会把他们的子女亲友押为人质，进而向中国人民抖落他们的贪腐卖国的劣行；另一方面是他们既得益于中国、得益于今天中国的世事、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而他们又“从心里和骨子里鄙视、仇视共产党”！

　　总有一天，我党和政府一定会从我剖析的这些“精英”的嘴里得到他们对我的剖析的印证的！他们绝不会、决不允许因为“事不关己”的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招惹”外寇而生战争——打碎他们贪掠积累起来的“坛坛罐罐”！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告诫全党和执政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执政基础，面对“广大党员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现状，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作为“传承位”的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执政、理国有多难？我相信涛哥、宝哥不是猥琐、无为之人！他们不甘于背负民族的骂名，他们理解民情民意，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深谙“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他们，或许有我们不能体察的“高处不胜寒”！

　　再说一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上上策！可现在几乎是我们不战就不行——人家自恃有恃无恐要逼着我们打！“媚美”、“怯美”、“畏美” 现在在中国很有市场，这些或被冠以“专家”，或被冠以“教授”，甚至被高层视为“精英”的人，他们混迹于党内、军内、政府内，很有一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决策层。这才是中国的危险和无望所在。

　　“自古养兵非好战”！中华崛起，过不去战争这道坎！纵然有千难万险，抑或是百事缠身，但是绝不能“问君曾有几多愁”地顾影自怜、枉自嗟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相信，没有一个网友是战争狂人，没有一个网友不愿安享和平的阳光和祥和安逸的幸福生活！但是你我都不要忘记“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人民——在爱国的人民！！！张召忠说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疆，仅越南就抢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去了。中国对南海的称呼也已被悄然由“中国南海”变成了“南中国海”！

　　“媚美”、“畏美”到已没骨头了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精蝇、叫兽、砖家”，你们不是口必称“与国际接轨”，“学习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什么什么”吗？这里我告诉你们真正应该向美国学习、接轨什么，那就是该向美国学习、接轨“战略意志”、“战争意志”、“用一切手段甚至首选用武力和战争捍卫国家主权”、“武力捍卫美国人的不可触犯的国家尊严”等这些最值得学习和接轨的“精华”东西！来源: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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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组织干部到延安“忆苦思危”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11年6月21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0日载文《高级干部延安受训　回革命圣地思考当前危机》，摘要如下：

　　“到底是物质的力量重要，还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重要？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找得到答案。”在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干部学院杨志和教授对班上20多位中共司局级干部讲课。主题虽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理论，但是教学的另一主旨也清晰可察——向学员灌输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信仰。

　　中共高层相信，在延安谈理想信念，较之其他地方更显深刻含义。中央红军1934年在赣南遭遇挫折后，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陕北的13年(1935年到1947年)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折。逾半个世纪以后，2002年当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感到必须注重向新干部灌输党性教育时，他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中挖掘出精神资源，希望结合历史与现代执政方法的教育来遏制干部群体中出现的漠视群众利益、贪污腐败等“突出问题”。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应运而生。自2003年以来，包括中央党校与上述几个干部学院在内的党校系统，共培训科员以上干部、国企职员等1.7亿人次。

　　在今年7月1日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中央外宣办组织中外媒体采访延安干部学院，让外媒近距离观察中共党性培养的理念与创新做法。

　　中国以前开展过“忆苦思甜”教育，即以回忆旧社会的苦来反衬中共的伟大成就；延安的干部培训则让人想到 “忆苦思危”——让干部体验建党的艰苦来感受政权的来之不易，教学中“思危”味道浓，透露了高层的危机感。

该院以体验为教学特色，有60%课程是在革命遗址现场完成。在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旧址外，该院焦连三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学员点评：“任何人来到延安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在这样的山沟沟里打出江山？”他接着引用目击者对1937年红军进入延安的场景描述：“绝不像电影里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就是一个高个子叫花子，带着一群叫花子。”

　　但是这群“叫花子”因得民心而战胜了国民党，焦教授叙述毛泽东如何在枣园为老乡庆祝生日，帮村民娶媳妇等故事，联系到现实，他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苏共倒台是一个很现实的教学例子。焦教授说：“当一个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广大党员的利益，而只是代表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时，当它不能真正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革命就要爆发。”
他严肃地说：“单个百姓你看不到，当他们连成一片时就是很大的力量。从古到今，他们推翻了多少政权，打落了多少高官，你说什么最有力量？不是山，我说老百姓最大。”

　　面对中共式的理想信念教育，新奇、疑惑、抗拒是外人可能出现的反应。采访的闲暇，有外媒同行说，来到党校觉得这个主义真像宗教，有教义理论、宗教领袖，有信徒，还有“圣徒”遗物；从正面角度说，像任何宗教一样，它现在谈的都是教人向上向善的道理。

　　对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党员来说，这些理念与历史就是先辈们的奋斗目标与走过的足迹，其中有值得借鉴的智慧与精神力量。

　　一些自行参加旅行团来游览的党员，会在导游号召下集体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塑像前手举右拳重新宣读入党誓言，这场景记者团在两天内遇到多次。游客宣誓的兴致颇高，在念到“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外人估量不出他们内心有多少履行誓言的决心，但他们乐在其中却是溢于言表的。▲◆★●■☆


新华社不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北京日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298

       2011-6-20：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6月16日发表题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的评论称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而17日《环球时报》却罕见地在发表题为《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社评指责舆论将城管“妖魔化”，并指出否定这个群体既不公平也不理性的。中共北京市委官方媒体《北京日报》17日也发表题为《媒体不该偏好负面情绪表达》的文章指责某些媒体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是在放弃媒体责任，更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6月20日在第三版发表题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评论员文章，不点名的批评《环球时报》和《北京日报》的论点，并指责“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

　　文章先是以人民日报评论中的观点作为准绳，维护党报论点：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批《环球时报》

　　接下来，文章批评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理性看待媒体监督，对于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大有裨益。

　　文章批评了6月17日《环球时报》社评文章联系14日重庆解放碑女小贩摔伤事件，认为社评文章据此指责媒体在城管话题上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倾向是对媒体监督的“污名化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自证其说。

　　因为，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积而成的；每个群体的形象，也正是由无数个体塑就的。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为城管粗暴执法的确时有所闻。譬如解放碑小贩摔伤事件，虽然调查认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不要说小贩摔倒与城管执法行动有关联，即使是路过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鲜血直流，也应施以援手，但城管们恰恰选择了离开。这显然与“人本、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相违背，也正因如此，重庆渝中区市政部门免去了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也被停职检查。

　　而形象是自己挣的。比如，合肥城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开通微博，除了第一时间受理网友投诉之外，还及时发布城管系统的重点工作动态，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知识，发布讨论话题等。

　　这一“亲民”活动受到市民热捧，开通仅半个月，粉丝已飙升至4万余人。

　　批《北京日报》

　　文章接着指出，上周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这里是在不点名批评《北京日报》文章。

　　文章认为，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文章指出，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文章最后总结认为，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让更多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前提，是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报道。

　　附一：环球时报社评：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

　　环球时报

　　“城管”成了中国互联网上遭到炮轰最多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形象与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付出极不相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法制和社会缺陷的替罪羊，他们的名声成了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很无奈的牺牲品。

　　14日重庆解放碑附近发生了女小贩摔伤事件，互联网上立刻有大量声音指责城管，很典型地显示了城管处境的尴尬。事发后也有声音呼吁理性思考，不要因为意外事件，就炮制城管打人的谣言。有网民独立调查者前往现场，得出以下五点结论：1.有没有占道经营，有；2.有没有城管出现，有；3.有没有打人，没有；4.人有没有摔，有，而且比较严重；5.有没有救人，有，公家垫钱。但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大量谩骂与指责声中，当地政府被迫举行记者会澄清事实，但效果依然有限。

　　重庆解放碑事件再次显示，舆论在城管话题上已经严重失衡。只要谩骂城管，即使是谣言也会被社会无条件接受，这已成为一种舆论惯性。尽管城管在加强公关，开微博、建美女城管队，试图建立草根、亲民的形象，迄今收效甚微。

　　中国城管的执法领域，是中国人口大迁徙带给城市管理最吃力的那部分，也是官民接触最基层、最日常的那部分，中国流动人口多，就业难，官民关系出现部分紧张，都要由这个群体做第一拨的承受。

　　中国社会少不了城管，在城市秩序与农村秩序的衔接中，在犯罪和不犯罪的临界点上，必须由城管来解决。在工商、交通、卫生等问题上，城管做了大量工作，处理社会的轻微违法和无序状态。十多年来，作为综合执法机关，城管的出现避免了从前多头执法造成的重复执法，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的体制弊端。

　　但与此同时，因为城市管理事无巨细，光靠城管的“正规军”管不过来，现实中存在大量协管、外包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城管“雇佣军”、“伪军”。必须说，这些人总体上也是城市管理的贡献者，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农民工出身，加入了中国城市文明管理的大潮。但他们确实缺乏培训，其中少数人又缺少耐心，造成了管理中的冲突。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管理太严或太松，都有可能导致骚乱。城管的整体素质必须提高，粗暴执法必须受到惩处。但我们应当承认，提高法制观念和行为水平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任务。当企业家群体中有偷漏税的，教授群体中有弄虚作假的时，让全体城管人员都成为依法管理的榜样，尽管那是天大的好事，却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城管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在城市快速发展时，他们的职责边界不可能很清楚，执法依据也不充分，完全由行政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这个群体自我管理的漏洞。解决城管问题的最终出路是社会的法制化，社会管理要做到有法可依，这个立法也应是大家讨论参与、知法懂法的过程。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城管和他们的反对者如果彼此零容忍，都是不应该的。有些人提出干脆把城管取缔掉，这完全不现实，说这种话的人是哗众取宠。而城管要想把违法小贩驱逐干净，强势地让社会保持齐整的秩序，遇到占道经营的就一定要没收，在城市化仍然迅猛的当下，大概也行不通。双方需要互相包容，让城市保持常规的、可控的秩序。

　　不要因一些具体事件和极少数不良城管人员而妖魔化城管群体，他们是中国城市里风雨无阻的建设者。否定这个群体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理性的。

　　附二：媒体不该偏好负面情绪表达

　　北京日报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本周，两条新闻转载率极高并引发热议。其一是国外媒体报道的“透视中国工薪阶层：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其二是国内某研究机构发布新版“幸福指数”，称在内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中，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必须得承认，乍一看，这是两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但读下去，就让人感觉不那么对劲儿了。

　　先看新闻一。外媒记者为我们讲述了京城白领N的故事：原来月薪6000多元，最近涨了15%，N却毫无喜色，原因是：1000元不及1平方米房价的零头，请朋友下三次馆子就没了……

　　CPI持续走高，钱不那么经花，老百姓感受深刻。但当这种感受跟“买房”、“下馆子”、“包车郊游”、“买演唱会VIP票”等所谓“不寒碜”的需求挂钩的时候，它就变味了。拿“买房”来说，在全世界的大城市，哪里的“1000元”能及得上房价零头呢？说穿了，“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是一种常识，特别强调它，倒让人想起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咱俩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自己的房子”。对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表示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大城市里大多数年轻人想在35岁前拥有自己的房子都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点上，世界是平的。

　　再看新闻二。它大概能理解为：省会城市的居民大都觉着生活不怎么幸福，这让人迷惑。且不说“幸福”本身是个非常主观且阶段性的感受，就说上个月吧，该研究机构刚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称对全国294个城市进行的幸福感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普遍感觉比较幸福，报告同时还推出了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其中某省会城市排名第一。

　　幸福是什么？答案参差百态。看来研究机构也在根据自身需要来划定幸与不幸，结论难说客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当引发不幸福感的原因从填不饱肚子变为想拥有房产，从搞不到自行车票变为刚买了汽车又遭遇堵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这点即使不上历史课、不吃忆苦饭也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假如一个年轻人对工资袋里的1000元不屑一顾；假如他的幸福标准是35岁前在大城市中心买套不算小的房子，同时过着光鲜生活；假如他认同媒体曾热炒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面笑”，且笃定这就是当下社会普遍认知的话——那他多半会感到不幸福。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老实说，时下，那种脱离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心理预期变化，不旨在解决具体问题，只为迎合某种公共情绪而出炉的“愤怒体”消息很多，不少媒体对报道和转载这些乐此不疲。如果说部分外媒津津乐道于此有些“见不得别人好”的嫌疑，那么国内一些人亦如此，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非黑即白”的博眼球方式实在太简单了。

　　有话说得好，要是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在你眼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不可否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差，甚至是“茅屋旁边忽然耸立起一座宫殿”式的强烈反差。在现阶段，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比如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不能把这些心态问题归咎为公众“不宽容”、“不理性”、“不淡定”。但在“一切向钱看、向权看”之风渐起，不安全感、焦灼疑虑加重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如果说媒体有两大作用，一是“表情”，二是“达意”，那么它仅仅当好情绪出口肯定是不够的。多年前，曾有作家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现在看来，中国人需要的绝不只是生气的权力，而是通过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助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改革的渐进。最鲜明的例子是：全国人大网15日公布了社会公众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对该草案，共有82707位网民发表了237684条意见。无论是看条数，还是梳理内容，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大事上，公众轻易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这点，还偏好“有噱头没内容”，浪费大量资源去跟风炒作，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附三：理性认识媒体监督

　　新华每日电讯

　　上周四，人民日报发评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文章还指出，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理性看待媒体监督，对于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大有裨益。

　　6月14日开始，一组重庆小贩摔伤的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在解放碑九尺坎，一名中年妇女摔倒在地，面部和手臂都被鲜血染红，身下有一摊水，所挑的两筐水果散落一地，鞋子也掉了一只。发帖者称，城管在追卖水果的小贩，双方拉扯时小贩从梯坎跌下去，城管一看出事就跑了。

　　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其中不乏一些反思和探讨城管体制的声音。蹊跷的是，有人据此认为媒体在城管话题上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倾向。

　　对媒体监督做出这种污名化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自证其说。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积而成的；每个群体的形象，也正是由无数个体塑就的。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为城管粗暴执法的确时有所闻。譬如解放碑小贩摔伤事件，虽然调查认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不要说小贩摔倒与城管执法行动有关联，即使是路过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鲜血直流，也应施以援手，但城管们恰恰选择了离开。这显然与“人本、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相违背，也正因如此，重庆渝中区市政部门免去了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也被停职检查。

　　形象是自己挣的。比如，合肥城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开通微博，除了第一时间受理网友投诉之外，还及时发布城管系统的重点工作动态，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知识，发布讨论话题等。这一“亲民”活动受到市民热捧，开通仅半个月，粉丝已飙升至4万余人。

　　上周，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

　　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让更多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前提，是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报道。来源: 综合▲◆★●■☆


铁道部原高官曝刘志军不顾安全系数造假世界第一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6/news-gb2312-1395308.html

21世纪经济报道 于 2011-06-20：运行于京沪高铁上的动车组CRH380，原型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是日本的新干线，二是德国西门子的ICE3。日本川崎重工和德国西门子这些国外高铁巨头跟铁道部签合同的时候，明确规定他们出售的车，最高时速只能达到300公里。言下之意，如果中国自己改装，吃掉安全余量，跑到350甚至380公里的时速，一旦出了事故，他们不负责任。”

对于铁道部近期把京沪、武广等高铁的时速降到300公里，周翊民是打心里赞成的，“4月份，我给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写了一封信，建议把高铁时速降下来，信中提了四点理由。没过几天，盛光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出要给高铁降价降速。”

周翊民曾任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科技司司长、高速办副主任，是铁路机车、动车组方面的行家。至于京沪高速的论证、可研、立项等，周翊民几乎全程参与了，对于京沪高铁的前世今生，周翊民如数家珍，“从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立意要建京沪高铁以来，已经20多个年头了。这中间经过的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

一问：高铁为何要降速？

买300公里时速的车跑350的速度。

《21世纪》：一般人有个疑问：京沪、武广客专都是按照350公里时速的标准修建，现在要降到300公里甚至以下，会不会是一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周翊民：刘志军在任期间要求所有装备上的指标都搞成世界一流，世界第一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什么都要世界第一。我们买的德国车CRH3和 CRH5，还有与日本合资的青岛四方工厂生产的CRH2。外方卖给我们的合同上明确写着最高运营速度是300公里，因此，刘志军的350公里是假350公里，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那么人家的车能否跑350公里呢？可以，但会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的设计，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350公里这还不够，后来又出来380公里，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舆论对他压力很大，日本、德国的报刊对中国大力宣扬自己研发出了350公里时速的动车不满意，他们明确尖锐地提出中国的提速只是吃掉了安全系数的结果。

实际上他们的车都做过400公里以上的安全试验，来测试这个车的性能和考虑它的安全余度。1996年6月 12日日本新干线列车的实验速度跑到了440公里，法国人在很早以前也试验过574公里的最高速度了，因此实验速度和运营速度是两码事，但是当时的铁道部却将试验速度宣传成中国的新发明。

《21世纪》：除了安全性，降速还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周翊民：还有噪音问题。按照国际测试标准，当车速在300公里时，离钢轨1米5，离中心线25米的地方噪声不得超过75分贝。航空航天专家告诉我速度和噪声成5-7次方的关系，如果速度太高，会产生音爆。

《21世纪》：有些人担心，很多动车组都是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试验的情况下，就仓促上了，是否存在这种现象？

周翊民：国外的高速列车只有经过3到5年的实际运行实验才能定型，而380呢？任务才下来一两年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现在我们买的车跑300公里、16辆编组的话，功率是14400千瓦，青岛四方工厂生产的CRH380车功率是22400千瓦，我计算过，速度增加了27%，可是能耗要增加56%，那其他的配套设备如果也按照380来设计，牵引供电的变电所的容量也得按照22400千瓦的标准来做。花那么多成本去改造，最后380的速度却只是瞬间跑一会儿。

国外所谓300公里是持续在跑300公里。而我们现在号称380公里的铁路比如京津城际现在只是短暂地跑320到330公里。

今后京沪高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过桥要降速、进入城市要降速等等。那么区间能不能持续运行呢？现在我们都是按照350公里的标准5500米甚至于7000米的曲线半径来计算的。持续跑起来以后的磨耗情况和稳定性怎样呢？这些不经过几百万公里的实验是不能够确定的。所以四月份我给盛光祖写信讲了四条理由陈述必须把速度降下来。很巧的是，在写信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讲要把速度降下来。

二问：京沪高铁用车是如何选定的？

铁道部是花三份钱办了一件事。

《21世纪》：什么车能用于京沪高铁，是如何定下来的？

周翊民：当时我们组织了一批专家对各国的高铁机车做比对，这些车型包括日本的新干线300、500、700系，法国的TGV、德国的ICE、意大利的ETR-500，经过对各个参数的反复比对之后，才确定京沪高铁的机车选型。那是在2001年。当时的结论是：建议京沪高铁铁路用车的牵引动力采用分散动力型，列车分长、短两种编组，长编组定员约1200人(16辆编组)，短编组定员约600人。列车车体宽度取3380mm。针对引进国外先进水平的高速列车，应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列车最大轴重定为17t。

《21世纪》：也就说这一标准一定，法国TGV和中国国产的“中华之星”等动力集中型列车基本就被淘汰出局了？

周翊民：对，当时法国的TGV技术是动力集中的，但是法国的列车车辆编组少，一列车定员才375人，所以虽是动力集中，还是能够跑到300公里时速。但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列车要拉1000多人，动力集中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必须是动力分散，这些都是有结论的。

《21世纪》：当时选型比对方案规定：针对引进的高速列车应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但为何又同时采用了西门子和日本的技术，甚至当时在招标的时候连法国这种动力集中型的也参与进来，引发所谓的“三国演义”，其间曲折又是如何？

周翊民：铁道部开始买的不是高速列车，而是从加拿大的庞巴迪、法国的阿尔斯通和日本买了200公里时速的列车。如果是我，我会让三家来竞争，最后来选择一家，花钱最少，价格是最便宜的。但当时的铁道部却是花三份钱办了一件事。

在200公里机车基础上，铁道部又引进了真正的高速铁路，一个是四方工厂的日本技术，一个是唐山工厂的德国技术，80个德国专家在唐山工厂帮着干。

对于之前提到的买车合同上明确规定的运营速度为300公里的事情，德国西门子驻中国公司的交通运输部门总裁跟我一起吃饭，我问过他对于现在铁道部讲跑350公里有什么看法？他说，第一我们只要有订单，你们在中国怎么说我们不管；第二我卖给你的车是300公里，你们超过300公里的运营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任；第三，不能出口，我们的技术转让给你，只能在中国使用。这就是铁道部觉得必须要自己弄出个380的理由。

《21世纪》：现在的CRH动车组其国产化率究竟能达到多少，做到自主化了吗？

周翊民：到海关总署去了解就知道了，核心部件都是西门子等国外公司的。但是应该承认，这几年引进这些车以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还没有。

《21世纪》： 那中国如何走自主研发之路，需要推倒重来吗？

周翊民：我看不需要推倒重来，这个就叫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是核心部件还是要自己搞。我在给盛光祖的信上谈了什么叫自主创新，起码要符合四方面的条件，第一车头的流线型头型必须自己搞，法国的TGV、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德国的ICE他们的头型辨识度很高，通过外观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国的车。第二是转用架，高速列车是否安全，核心在其腿——转用架上。第三是交流传动系统、网络控制系统和电流系统，包括电机是否自己设计。第四是整个车的系统集成是自己设计的，而现在基本跟人家一模一样。我认为不要太过分强调排外。自主创新有一个过程，在通过用了国外的车之后发现它有什么缺点，再搞一个比它更好的，才能让人家将来服你。现在虽然还没到这个阶段，但可以一步一步走。我认为中国的机车车辆工业的科技队伍力量相当强，是国内各个工业部门中技术开发力量最强之一。

《21世纪》：京沪高铁用一个多月时间来调试，从安全性角度来看，够吗？

周翊民：用短时间一两个月联调联试就说很好，可以运营了，但是从长时间来说，我们还要观察。我举个例，台湾300公里的高速铁路就出现了路基下沉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目前这几条高速铁路小问题常有，有些问题看来小，实际不小，但都保密。比如说武广线曾经发生了一个电机的端盖飞出来了；200公里的北京到沈阳的CRH5多次因为中途故障而停车。太原到石家庄的石太线才建了2年，已经出现了沉降，据说线路沉降最大处达到40厘米；据说京津城际也出现了一定沉降。沉降是一个多多少少都会有的问题，有一个允许的幅度，超过了这个幅度就要减速了。

三问：京沪高铁上座率能保证吗？

投资怎么回收将成为一个问题。

《21世纪》：京沪高铁开通之前，京津、沪宁城际已开通，一头一尾这么大的客流量被掐掉，京沪高铁的上座率如何保证？

周翊民：实际上，很多旅客并非是坐直达班次。我最近得知的一个数据，北京到上海的京沪线上的旅客平均运距是530公里。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京沪高铁理解成是全部是从北京到上海，大量的旅客还是中短途路线的。

《21世纪》：这岂不是重复建设和严重的浪费？

周翊民：对，我觉得这是严重的浪费。世界上还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出现两条高速铁路，因为一条的运量足足有余。如果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每1小时发一趟，可以发12趟，如果每半小时发一趟可以发24趟，这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并没有那么多客运量。现在京津的运量已经平衡了，大体是一年2000多万人。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东京到大阪一年能运输1.5亿人。所以高铁能力是足够的，关键是客流量不够。所以为什么要建两条呢？我和沈之介（时任铁道部总工程师）的看法，可以先建这两端，这两端就是将来京沪高速铁路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意见实际上邹家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早就提了，他认为当时经济有困难但高速铁路一定要建，一次性建成有困难，可以分段建设。刘志军其实也知道这个概念，但是他还是执意搞大跃进的跨越式发展。

今后京沪高速铁路的投资怎么回收将成为一个问题。从北京到天津去的大多数都会选择京津城际的，一站就到了，因此京沪高速大部分肯定都是到天津更远的地方的，但是北京到济南才有几个人呢？同时沪宁高速每年的运力是6000万人，很厉害。除此之外，京沪高铁沿线车站大都建在远郊区，都远离城市。铁路和航空的区别在于世界各国的高速铁路车站都在市中心，德国柏林的大车站，新建了一个车站就建在类似北京天安[4.58 1.78%]门、上海人民广场那样的最市中心的位置的地下，实现垂直换乘、同站换乘。而我们的高速铁路车站建到郊外，就把铁路的优越性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