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梁光烈访问新加坡时全面阐述我国核心利益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6-17/1122652454.html

　　中新网2011年6月17日电香港《大公报》日前刊文说，目前，出席香格里拉战略对话会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回答提问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实上，如果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述含糊不清，就容易在国际上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一种大国的气度，一种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

　　文章摘编如下：

　　目前，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战略对话会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结束演讲回答提问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

    第一，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社会大局稳定；

    第二，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第三，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是中国高级将领第二次在国际场合全面阐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美国访问时，就曾经公开表示，2009年美国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并且详细阐明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乃战略概念

　　曾经有学者认为，核心利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概念，强调核心利益不仅无助于实行韬光养晦的军事外交政策，而且容易在国际社会树敌，因此，中国不应该强调自己的核心利益。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观点陈腐之极。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在国际社会明确中国的核心利益，有助于减少摩擦，避免误判，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国家的核心利益理解是静态和片面的。这些学者认为核心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殊不知，核心利益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只不过是核心利益的表现之一，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环境，那么，要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内外兼修，对内保持政治的稳定性，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保持中国的军事商业存在，维护中国在全球的利益，才能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包含了加强国际交流的内容。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必须照顾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考虑到中国发展的目的。如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了大局，那么，中国的核心利益就会受到实质性损害。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不是一种政治性的挑衅，也不是一种军事上的炫耀，而是一种大国的气度，一种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

　　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

　　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要为国家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能想象，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能够赢得其它国家人民的尊重；也不能想象，一个处于长期分裂状态的国家，能够屹立于大国之林；更无法想象，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侨民的国家，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强调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要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国处理地区事务乃至国际争端制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当今世界波谲云诡，地区性的冲突和国家的内乱，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处理与其它国家外交关系的时候，始终坚持核心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会轻易地卷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更不会采用非和平的方式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军事战略，都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军队参与在利比亚的撤离侨民行动，是中国军队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举措，中国军舰在亚丁湾地区执行护航任务，是中国维护地区稳定的具体表现。

　　须系统明确对外阐述

　　过去一些学者对韬光养晦的军事外交政策存在重大误解，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就是要保持低调。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军事外交思想，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军事外交行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影响世界发展的格局，中国的军事外交策略必然会引起其它国家的高度关注。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清晰，军事战略缺乏透明度，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述含糊不清，那么，就会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所以，中国有必要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清晰无误的表述。

　　当然，所谓核心利益是一个战略的概念。在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时应当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具体的行动方针。譬如，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在坚持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核心利益，并且依照国际法与相关各方进行谈判，确保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某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表示关切，就是因为中国过去从来都没有系统地阐述中国的核心利益，以至于使他们产生错觉，以为中国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可以放弃某些领土和领海权利。

　　事实上，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仅是系统性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以为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牺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就是不了解中国核心利益的实质内容。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乔新生)▲◆★●■☆


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 2011年6月17日电／人民日报报道，近日网上热传据说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最新著作《低智商社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找遍《低智商社会》这本书，我也没看到上述言论。实际上，这不过是有人借题发挥杜撰的。但即使如此，这段话依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如果单就中国人均阅读量偏低而言，那么中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险。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

　　阅读尤其读书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是培养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而缺乏阅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思考能力的下降。一个阅读量大的民族不仅仅是在知识的储备上高于阅读量低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也将借此占据上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一个知识储备充分同时又善于思考的人，必然要比那些缺少知识又不爱动脑子的人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个体如此，社会又何尝能例外？

　　尽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有多少享誉世界的品牌？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多少影响人类的伟大发明？缺乏创造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制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重大隐患。造成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阅读量偏低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创造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艰苦的学习和长期的积累，即所谓厚积薄发。没有读书学习的这个“厚”，哪儿来的创造力的“薄发”呢？因此，不改变中国人阅读量低的现状，我们还真有可能沦为低智商社会。

但老实说，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国人的阅读状况是不现实的，全社会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氛围只能慢慢培养。我个人认为，最现实的办法倒是近来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如果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人的阅读量一定会随之上升。以北京为例，2009年超过80%的北京市民有过购书经历；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的人均购书量在19册至29册之间（不同群体有差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北京是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高校云集，高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因此，北京人的阅读量全国领先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其中一项是：2010年全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亿人。同200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对于中国这个曾经文盲遍地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尽管社会对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有颇多批评，但从长远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增加必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习惯。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十年来中国高教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为什么中国人的阅读量没有翻番？我分析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阅读量在增加，但其他社会群体的阅读量是在下降的，一计算平均数就把总量拉下来了;二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以后没能把阅读习惯保持下来。但总体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阅读量就越大。连续8次国民阅读调查都反映学生和公务员是我国阅读量最大的两个群体就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可以有效地培养阅读习惯。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缺少读书氛围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因此，只要中国教育不失败，中国就不会沦为“低智商社会”。▲◆★●■☆


无惧“乌有之乡”公诉 茅于轼再批毛泽东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140

      2011-6-15： 中国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6月15日通过博客发表《对毛泽东的再认识》，公开回应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对其因批评毛泽东而发起的“公诉”。茅于轼表示，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他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乌有之乡的看法会改变。

　　茅于轼4月26日发表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红太阳的陨落》系辛子陵著），历数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罪恶，包括心理阴暗、奸淫妇女无数、搞阶级斗争、因政治原因害死五千万人、将国家领至崩溃边缘等，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国的滑稽剧还没有真正谢幕”。

　　乌有之乡随后发动各地毛派网民组成“公诉团”对茅于轼和辛子陵“提起公诉”。乌有之乡网站日前刊登消息说，已经有人在5月23日把据称有将近万名网友联署的《对茅于轼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的举报状》专程送交到北京市公安局和人民检察院。

　　有意思的是，茅于轼发表《对毛泽东的再认识》之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承认批评毛泽东可能有点轻率。但他又说，中国走向何处是迟早要解决的，我（批评毛泽东）只是挑头讨论中国未来。

　　附：《对毛泽东的再认识》全文

　　茅于轼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

　　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死。中国因为他的错误死了大约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法原谅他。

　　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倒是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确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差别极大）。不承认这一点就太主观了。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财产，富人没有保障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道穷人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受穷吗？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世界上有许多穷国，但是没有哪个穷国像中国那样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那时候中国成为穷国中的最穷者。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不过按人均收入计算，排名还在中间偏后）。

　　真正能帮助贫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权，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也就是人权的切实实施。在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有保障的条件下，必然有市场经济的产生。这是能够高效生产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反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间的，市场之外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缓解差距的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来源: 综合▲◆★●■☆


辛子陵：党史须与毛泽东分割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147

   2011-6-15：《新史记》第二期刊载了目前饱受中国国内左派力量批判的中共党史学者辛子陵的书面专访，辛子陵在文中指为庆祝中共90年党庆而成书的中共党史第二卷继续为毛泽东文过饰非，没有将党史与毛泽东切割，没有突破1981年《历史决议》的认识，没有执行邓小平重新评毛的指示，只能称为一件应景的寿袍。

　　辛子陵在书面作答时，特意将以下两段文字标以“精彩摘要”置首以示强调：

　　“党史二卷的先天不足，是没有突破1981年“历史决议”的框框，没有执行邓小平重新评毛的指示，继续为毛泽东文过饰非，避重就轻，为尊者讳，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这个指导思想注定了这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一件寿袍，过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取消毛泽东思想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得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只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有办法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中共十八大寄托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在随后的问答中，辛子陵复述邓小平关于寄望下一代中共领导人重新全面评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原话，称但是直到2004年，胡锦涛仍称“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最后辛子陵强调，修纂党史贺党庆“不是给毛泽东做寿”，毛泽东与党史是两个主体，不但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

　　辛子陵系中国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著有《毛泽东全传》一～四卷（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林彪正传》（2002年），《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等。

　　近期茅于轼读《红太阳的陨落》发文痛批毛泽东，结果引发中国国内旷日持久的左右之争。

　　以下是辛子陵专访内容：

　　党史二卷未执行邓小平重新评毛指示

　　新史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国内正准备隆重纪念。其重头节目是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初版印行五万部。但党史界、史学界、理论界对这部著作争议很大。您对此事怎么看？

　　辛：捧场的似乎不多，表示失望的不少，因为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没有执行邓小平重新评毛的指示，彻底揭盖子，重新评毛。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大的进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彻底否定“文革”，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了1000万人。但这不是突破，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达到了这个认识水平。

　　新史记：您提到的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指示是怎么说的？

　　辛：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过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和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

　　邓小平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著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会议主持者、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建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2004年七一前夕，万里写信给胡锦涛，敦促中央执行邓小平指示，执行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议。胡锦涛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陪同下到万里寓所拜访，明确表示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新史记：那么这次出版的党史第二卷，是否体现了邓小平上述关于重新评毛的意图？

　　辛：党史第二卷出版前后，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交代与邓小平讲话的关系，没有交代与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的关系，讲话和决议还算数不算数？执行不执行？没交代。

　　党史二卷的先天不足，是没有突破1981年《历史决议》的框框，继续为毛泽东文过饰非，避重就轻，为尊者讳。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以为把毛的错误说轻一点，说少一点，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就多了一点，今天纪念建党90周年面子上就光鲜一点。这个指导思想注定了这个本子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纪念建党 90周年的一件寿袍，是应付门面的东西，过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中共和毛泽东必须分开说

　　新史记：您说“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听起来很新鲜，难道中共和毛泽东能够分开说吗？

　　辛：当然能够分开，也必须分开。京戏里面职位最高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主角，不是一号，不是拿钱最多的演员。“三国戏”若以汉献帝为中心，就没什么可演的。蜀国这一支要以刘备为中心，就没有《群英会》、《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以及《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脍炙人口的剧目。我们写党史有个惯性，必须以毛泽东为主线，必须靠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出彩、出高潮。一旦毛泽东错了，这个党史就没法写了。怎么办呢？有几招：

　　一是强词夺理。有错不认错。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说，得说别人右了。庐山会议，不能批毛泽东的“左”，却要批彭德怀的右；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罪恶，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毛充满了崇高的动机，但被坏人利用了；三是瞒天过海。把群众拉出来说事。大跃进非说是人民群众“急于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而毛泽东只是群众愿望的执行者。四是共同负责。全党人人有份。不错，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党中央的决议，但让刘少奇、彭德怀与毛泽东共同分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公平吗？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党史二卷编写者想给党多唱赞歌，增加喜庆气氛，但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情，这是给党过生日，不是给毛泽东做寿。党和毛泽东是两个主体。毛泽东错了，不等于党错了。党是在战胜了毛泽东的错误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正确的，战胜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如果讲主流、主旋律，应该写这个。从这里找出党的自信和光荣来。例如反对“家天下”的斗争，写出来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是毛泽东的耻辱，但却是共产党的光荣。你不敢写，你要掩盖和回避，那就只能瞒和骗了。来源: 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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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逃干部1万8000人 携款达1500亿元
http://www.zaobao.com/zg/zg110616_007.shtml

（2011-06-16）（北京、香港综合讯）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报告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万6000人至1万8000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521亿新元）。

　　该项报告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不过却是首次披露。

　　《北京青年报》报道，报告指出，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外逃的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至境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一组公认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报道勾画出大体状况。

　　该项报告列举了八种向外转移资产的主要途径，包括用现金走私来转移、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海外直接收受、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等。

　　报告说，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

　　报告说，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到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香港《明报》的报道则说，报告指出，由于香港监管机制较严格，不易被利用，腐败分子通常选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设立空壳公司，转移国内资产后再以破产低价收购等方法毁灭证据。

　　报道也指出，该项报告公布一份腐败分子转移资金的“主要中转地区”一栏中，只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

　　据报道，这份报告前日获得中国金融学会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的一等奖。▲◆★●■☆
 
 
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438&msg_id=2719

2011年 6月 15日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千万富翁至少有97万，财富外逃和外流严重

中国在经历持续人材外流的同时，已经进入财富外逃或外流的新阶段。观察人士说，中国政治制度滋生的腐败，以及富人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心，是目前财富外逃和外流的主要原因。

*从人材流失到财富外逃*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打开了人材外流的大门。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到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62万，但回国人员不到49万，占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伴随着中国人材持续不断的流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富翁。

《2010胡润百富榜》报告说，中国至少有97万千万富豪，而“隐姓埋名”的“隐形富豪”人数，要比“公开姓名”的“阳光富豪”多一倍以上。

*1万8千贪官 携8千亿元人民币款外逃*

中国也从人材流失，转向财富转移和外逃。中国央行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不过，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员外逃人数以及携款数额，远不止官方公开披露的数据。

《未来10年》(The Next Decade)的作者、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对目前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弗里德曼说，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两极分化导致的10亿以上人口像非洲一样贫困生活，中国贫困阶层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不安全感，信任危机深植于中国社会中。

胡星斗(资料照片)

*国进民退为国企资金外逃开了方便之门*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杜绝和防止腐败的丛生和蔓延，但效果甚微。他说，在目前国进民退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为国有资金外逃开了方便之门，埋下了转移国有资产的祸根。

他说：“尽管我们也已经制定了反洗钱法等等，但是事实上资金外逃恐怕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是其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牢牢握住在手中，就能保证政权的稳定。但殊不知，国企越多，腐败越多，民怨越大，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也就越大。国有企业成为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根源。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反腐败之所以不见大的成效，因为反腐败已沦为排除异己，权力斗争的手段。正如民间流传的，“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将亡国”。

*分析人士：中国每年“三公”费用超9千亿元*

今年3月，中国当局又清查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吃喝的“三公”情况，试图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中国独立中文笔会作家、政论人士昝爱宗说，“三公”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中的腐败范围和程度，与清朝末年时的贪官污吏，腐败丛生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中国每年“三公”的经费超过9千亿元人民币。

*74%的亿万富翁已经或在移民*

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的报导，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说，大多数个人资产超过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认为，“投资移民”比投资房地产更有吸引力。报告说，越是富有的人，越青睐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人当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据中国财经在线说，2008年到2010年，中国个人海外投资年复合增长率近100%，中国人过去5年投资移民美国的年复合增长率为73%。

*中国财富外流的物质和情感因素*

CNN的报导说，中国富人争先恐后地移民海外，关键是在中国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够解决的，其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物质方面包括法律法规，教育制度，社会福利，遗产税，空气质量，投资环境，食品安全等。情感方面包括缺乏个人安全感，个人财富安全，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一些富人明白，他们本身对中国财富分配不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避免因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仇恨富人情绪的殃及，将财产转移到海外，是一个好的选择。

美国之音：曹长青(资料照片)

*财富外逃和外流的共同点：对中国制度，未来充满恐惧*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家曹长青说， 中国财富向海外逃亡或转移，已经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大潮。他说，中国开放30多年来，各级贪官认为钱留在中国没有安全保障，纷纷把钱转到国外。

他说：“今天无论是勤劳致富的人，还是贪腐的人，都纷纷把钱转到美国去，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没有确定性。感到不保险，对未来充满恐惧”。

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给人民提供安全性和保证性。此外，他也提到美国的空气好，环境好，教育一流等也是吸引中国财富向美国外逃或转移的原因。

曹长青还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经过这样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但是美国人民对国家，对前景没有恐慌感。他说，美国的储蓄率即使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后，仍然仅仅才有6%，但是中国却高达45%。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不确定充满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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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再论政改：最大危险在于腐败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03/15/20110315000008.html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崔有植 (2011.03.15 )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就政治体制改革表示，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温家宝出席随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时，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做出了上述回答。

▲ 图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中国领导班子把消除腐败等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今后的首要工作任务。

温家宝去年曾做过10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引起了争论。除了政改之外，温家宝也提到了高物价应对策略、人民币升值和调整经济结构等问题。

◆ “政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天记者会进行一半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提问“去年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就此，温家宝重申去年的主张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但他也表示，现阶段政改的核心不是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消除腐败的土壤。

温家宝表示，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我一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能把中国比作北非”

就一些北非国家出现民主化革命运动，温家宝说：“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举世所公认。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老百姓也有目共睹。”

就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高物价问题，温家宝说：“我们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如果你看看整个国际形势，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

同时，温家宝也表示：“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国际性的”

就有关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温家宝表示：“如果从1994年算起，我们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3次。现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57.9%. 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浮动的弹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种升值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就“十二五”规划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调低至7%的问题，温家宝说：“主动调低经济发展速度，不仅表明决心和意志，而且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即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时期，我们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真正使中国的经济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着重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华尔街日报：美插手南海争端成定局
http://military.china.com/south/news/11102063/20110617/16600537.html

2011-06-17  人民网  据《环球时报》报道，伴随着南海紧张局势近几天的持续发酵，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成为媒体焦点之一。“美国之音”15日刊文讨论“美国是否会插手南中国海争端”。但在很多分析看来，美国已经不是插不插手的问题，而是介入多深的问题。中国相关专家则指出，美国不会为别国领海争端而与中国闹翻。

    德国读者教育网15日说，中国14日显得很克制，但整个事态还在升级。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这其中有美国的支持。今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与海上力量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产生冲突。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在南海争议中，美国还没有搞清楚该如何回应中国的主张，但相当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否则中国将大大改变亚洲区域的政治本质，武力恫吓甚至是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纽约时报》说，美国官员称，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西太平洋与美国争夺制海权。西太平洋水域涵盖日本、台湾岛和菲律宾，俗称“第一岛链”，这一区域的制海权目前由美国掌控。南海的紧张局势将是检验美国的一张试纸。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认为，周边国家对中国变得咄咄逼人，美国因素具有很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战略判断和决策。美国的支持会让他们觉得有靠山，从而更加强硬。但是美国因素也存在不确定性。因为美国并没有为别国领海争端与中国闹翻的意愿，美国与中国没有主权瓜葛，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