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给我们的64个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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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感悟:走出家们闯荡世界-----寻找发展之路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要走出去,看世界,学本领,破除了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和致富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勇于走出家门闯荡世界。
今 日 看 点 : 2011-06-05▲◆★●■☆
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庆功会 李娜盛装出席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6/news-gb2312-1381022.htm
通胀就像只老虎,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670
中越开战面临的三大问题
http://bbs.wenxuecity.com/military/756498.html
卡扎菲被抛弃的背后:丰厚报酬致俄罗斯“变脸”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1_06/04/6828496_0.shtml
文汇报 “一国两制”需要理性思维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106/t20110603_1589488.html
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整体推进到核心攻关
http://news.stnn.cc/china/201106/t20110604_1589948.html
德国共产党的演变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6&postID=219
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庆功会 李娜盛装出席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6/news-gb2312-1381022.htm
新华网 2011-06-04: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庆功会 李娜盛装出席(高清组图) 新华网
6月4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大使官邸举行庆功会,庆祝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在夺得法网女单冠军之后,中国驻法大使馆特别邀请这位新科大满贯冠军得主来做客,脱下运动装的李娜也是盛装出席,一袭七分袖白色V领长款罩衫,里面配一件黑色抹胸款内搭,腰间松松地系着腰带。为了照顾她的口味,孔泉大使特别准备了李娜爱吃的饺子和麻辣香锅。
6月4日,李娜(右三)及其丈夫姜山(右四)和大家一起举杯庆祝。当晚,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大使官邸举行庆功会,庆祝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
6月4日,李娜(前排左三)及其丈夫姜山(前排左一)等和使馆工作人员合影。当晚,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大使官邸举行庆功会,庆祝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
在结束的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金花李娜以2-0战胜了意大利人斯齐亚沃尼。不过在颁奖典礼上出现了意外,颁奖嘉宾错把李娜留念的迷你复刻版奖杯错颁给了亚军得主。根据以往,法网女单冠军将捧起苏珊-朗格伦杯,而亚军则是获颁银盘。当然这座朗格伦杯是不能成为私藏的,冠军得可以获得一个微缩复刻版作为纪念。也就是说一大一小两个奖杯都是李娜的,大的那个供赛后拍照之用,小的则可以带回家。
随后,组委会及时认识到了颁奖的乌龙,重新安排了冠亚军进行了合照。▲◆★●■☆
通胀就像只老虎,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670
2011-6-3 2011年5月CPI数据公布前夜,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下行通道、是否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争论,正暗流涌动。
2010年5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次越过政府当年设定的“3%左右”的调控目标。
“通胀就像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2011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时如是说。此时,政府已将2011年度CPI调控目标定格在“4%左右”。
“通货膨胀”,这个在中国经济史上屡次出现的名词,如一团乌云般再次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时至今日,“老虎”仍在横行,为时已逾一年。2011年5月CPI数据公布前夜,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下行通道、是否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争论,正暗流涌动。
“蒜你狠”与“国十条”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2010年8月11日下午,2010上海书展的首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带着他和他的团队刚刚出版的《无锡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一书,出席在上海展览馆友谊会堂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
这本是一场很普通的新书发布会,但参与的媒体几乎都把问题聚焦在日渐高企的CPI。就在当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零售总额等多项指标增速放缓,惟独CPI创出3.3%的年内新高。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到压力。2009年底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被网民戏谑为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
但彼时官方强调物价“温和可控”,学界则在争论此次是食品价格上涨还是全面通胀。
围绕着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的出炉,中国的官方话语和民间舆论亦多次碰撞。
吴敬琏在上述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高峰论坛”上提醒,货币超发制造了房价上涨的动力,若继续海量发行,势必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楼市等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当被问及中国金融体系的泡沫程度,吴敬琏称,“比如去年的财富增长是9%,货币增长近30%,泡沫有多大,很容易看到。”
日后的形势证明,当时通胀的幽灵已在逼近,老虎已经出笼。
“涨时代”刺疼总理
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通胀的全面爆发则是在去年入秋以来。
2010年10月,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其中,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整个10月价格上涨。当年11月,CPI破5,同比上涨5.1%,创下28个月来新高。
面对不断上涨的CPI,官方的口风已有了变化:实现年内3%的调控目标“需要更大的努力”。
“11月份物价的涨幅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构成来看,仍然还是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共同推动了CPI的上涨。”2010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如是说。
新华社表示不奇怪。由新华社三位记者联合署名的分析文章——《中国11月CPI“破五”全年物价仍在调控目标范围内》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会呈上涨态势。资源、土地、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也会推动物价上涨。但由于国内工业品整体供大于求、粮食连续丰收,加上货币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未来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在民间,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来得更加强烈。中新社当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随着内地物价水平(CPI)不断上涨,加上港元对人民币的连续贬值,风行了近30年的港人北上购买日用品热潮如今似乎出现了“倒流”迹象,越来越多的深圳人赴港扫货,“赴港打酱油”随即成为网络流行语,进而引发了“深港物价倒挂”的讨论。
政府也开出了药方,矛头指向食品。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包括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
2010年12月26日,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间,参与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有深圳网民提问:今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年终盘点十大热词里就有一个叫“涨时代”。温家宝回答说:“网友同志,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采取了16条措施,现在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4万亿由功变过?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
日历翻至2011年,在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寻求持续平衡,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但历史总是似而不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已在中国经济史上多次出现。不过,对于此轮通胀的成因,经济学界、思想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从学家到官方,将中国此轮通胀定性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有不少人。此类论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是导致国际市场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因;国际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成为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对上述论断,学界有不同观点。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此次通胀主要还是和4万亿信贷有关,4万亿是源头,由信贷创造的货币是这次通胀的主要因素。在实体经济中,此轮通胀又主要表现为成本的不断上涨,包括原材料、能源价格、中间产品、劳动力的价格等。
“现在想想当年的经济衰退的预期是错误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4万亿就等于量化宽松。”张军说。
吴敬琏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此轮通胀主要来自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
在《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一书的序中,吴敬琏写道,实际上,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的大讨论,早在2003年初就开始了,中间经过SARS(“非典”)的冲击,在2003年第四季度再度升温。中国经济的态势究竟如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政学两界的热门话题。人们对经济形势的研判,从总体过热、局部过热到态势良好,差别甚大。对于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扩张、还是中性,也是言人人殊。政府在 2004~2007年间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总量扩张、对少数产能过剩的行业采取投资审批等行政手段加以限制的政策。直到2008年初,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CPI)也到了8.7%的高位,才下达了“踩刹车”的命令。
吴敬琏表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合,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秋季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迹象。虽然从环比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在 2009年1月已经开始见底回升,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于衰退,需要用大规模的投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海量贷款来保证GDP高速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今年2月曾在早报撰文分析通胀与73万亿流动性化解之道。韦森指出,央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 (有意识地)超发货币,但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冲锋号角”的促动下,在过去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确实有近25万多亿的M2(广义货币供应)给“内生地”创生了出来。这一天量M2的创生,一方面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以及国有部门投资和负债融资急剧膨胀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体内资本资产头寸膨胀(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数字镜像。
“牺牲者”中小企业?
“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
尽管本轮通胀的源头仍在追溯,去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启用利率工具,宣布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时隔34个月后首次加息。外界评价,上一次加息,是在资产泡沫见顶不久的2007年12月,随后是连续降息,进入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此番加息,标志着这个时期的正式终结。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中国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决定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突袭。就好比主办一场中式晚宴后,收到一张比预想金额更高的账单。”路透社的分析文章这样评价。
自此,账单上的“金额”逐步增加,至今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通胀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还要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5月在美国电视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Show)中表示,
张军在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通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应该是货币政策,因为是4万亿引发的,主要还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现在看来主要还是窗口指导,限制银行信贷的发放,把未来货币增发的规模和速度大幅度降低。现在贷款的指标控制得很严。另外,上调准备金率是个釜底抽薪的方法,控制新的流动性的创造。这是个总量控制。
张军表达了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的担忧。张军表示,银行的信贷资金分配是非市场办法,我们称为配给制。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本来就不容易拿到贷款,短期又不可能给中小企业走向市场的融资渠道。现在中小企业资金的来源是“灰”市场。“资金上面,我听到一个数据,民间利率已经达到 100%。”
“由于历次的通胀都是更偏好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总是很大。”张军说。在本轮通胀中,工资涨得太快本身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也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两者互相推动,这和政府干预有关。去年,至少25个省公布了2011年及2011年以后最低工资不低于每年20%的增长,五年就翻一番。但中小企业劳动增长率不到10%。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每人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增长10%,但付的钱要增长20%,慢慢盈利空间就没了。中国的中小企业通货膨胀本来就面临原材料、投入成本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他们很难度过通货膨胀期。
张军认为,货币收缩的过程中,需要配合用财政政策,如减税、补贴等。减税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中央和地方两地财政都能让出一部分税赋,对中小企业将是重大利好。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目前来看,政策优先还是抗通胀。物价控制除了信贷紧缩,没有更好的办法。信贷紧缩表现在“保大压小”,保“国企”压民企。保大压小,损害的是就业。
周天勇表示,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很好地结合。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压物价,财政政策主要用来保就业,但目前看来没有配套使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肯不肯给这些企业让一些利。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方式,比如就业发生问题时就是减税;比如行政、党政部门紧缩开支,但这难度太大了。虽然也有声音要给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税,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际的进展。
调控的两难境地
“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周天勇向早报记者表示,把通胀这只老虎关进去很容易,就是狠紧缩,但实际失业率可能很严重。现在治理通胀主要是通过信贷的紧缩,这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如果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发展就比较困难,2008年下半年曾出现过中小企业大面积关闭。你是控制通货膨胀率,还是保就业?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
张军表示,一方面要放缓货币增长的速度,控通胀,又要使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怎么把握度,实际是平衡。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之间一定的关联,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规模在哪?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GDP保持8%~9%,M2应该维持在16%~20%区段内。一般来说,超过20%都比较危险。现在 M2在回落,回落比较快。第一季度,M2回落到15%,就会对经济形成一定伤害。今年的目标是16%,这里面需要一个微调,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经验值。
路透社5月中旬的一篇报道称,市场对中国的看法,正从担忧通胀失控转向经济成长意外大幅下滑,这揭露了中国一个基本的事实:官方数据不够完整,且质量存疑。
“很多人老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关键要看经济增长增长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钢铁等就业劳动使用较少的行业,它对就业没有贡献。所以还是回到调整经济结构的老问题上。”周天勇表示,国外有经济学家在谈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就认为,“无就业的增长”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当前的通胀程度,张军表示,从国际上看,对通胀度量的办法也有争议,包括想把资产价格的通胀综合到里面,现在一般是综合考虑看CPI、工业增加值、采购经理指数(PMI)。但中国对通胀的宏观调控又过度依靠以往的经验。
中国政府此前采用的行政手段抗通胀正被诟病。今年5月上旬,联合利华因涨价被罚款200万元时,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通胀敏感的中国,仅是口头提一提涨价就明显构成了应该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
张军认为,现在通胀压力还在积累。接下来推高CPI的压力和干旱有关。干旱会引起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食品价格也会马上上升。所以拐点是要往后推迟。现在CPI中食品权重还是比较大的。而楼市调控的政策是“骑虎难下”,“现在就看你怎么收场。对政府来说,已经收紧了信贷,调控楼市的办法是越间接越好”。
张军表示,宏观调控的主要症结是“三驾马车”惹的祸,政府以为需求是可以管理的,而且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创造的。“太受凯恩斯的影响,这是错误的。凯恩斯是萧条经济学,在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时,你需要重建,才能想到用凯恩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大家都没信心了,希望慢慢重拾信心,哪怕印钞机开动起来,哪怕很大的赤字。但现在这成为了一种常规的管理经济的理论,从而影响了政府。中国政府又轻易地相信了三驾马车,一谈中国经济就是消费、出口、投资。在我看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两样东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就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张军以《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为题在封面写道:“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犯不起错误的国家。也因为这个约束条件,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持续的变革和创新来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因而,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总是可以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张军说,回头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些决策,错误也有。但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或者至少一些被证明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决策一到关键时刻,往往能达成共识。来源: 东方早报▲◆★●■☆
中越开战面临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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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04 最近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由朝鲜半岛逐渐移了我国南海,越南最近真够狂的,放出硬话宣称“拥有南沙全部岛屿的主权”,其外交部和官方媒体甚至声称“决不放弃一寸土地,越南海军将不惜与中国一战”。看来越南是真的出招了,中国自然就不能再停留在打口水仗的层面,可以看到的是,解放军已摩拳擦掌、还有点迫不及待先下手为强。但是,打仗毕竟不是小孩玩家家,如果这么简单,中国造就动手了,所以从战略上而言必须要做到胸有成竹。不打无把握只战。-
一、南海诸岛是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我们有义务保证我们的领土完整,就像保障我们陆地领土完整一样,无论是条件多么艰苦,多么的困难,随时还会面临非战斗减员等。只要有国家想侵占我们的领土,我们就要实施坚决的武装打击。当然,我们的陆军要比海军强大。正是因为以前我们海军不够强大的时候显得在南海问题上有些妥协,长期的妥协导致了最终还是要以战争收场的结果。在我国南海的各邻国发现很多战略资源时,异想天开的想将资源完全掠夺,不惜违背历史事实,违背国际公约,侵占岛屿并驻军,这已经构成了侵略我国领土,造成我国领土的不完整,就应该以武力坚决予以制止。但是我们首先还是应该保持留有和谈的余地,尽量不以武力解决。我指的是我们不想用武力,而不是我们不敢用武力。
二、当然,只要战争一打起来,必然会给分裂份子机会。分裂份子并不是我们说所的内部矛盾了,而是由内外反社会势力勾结起来的反人类和社会势力,捏造谣言,歪曲事实,制造混乱,造成内部不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利于我军开展外部作战。那么,分裂份子就应该作为比较重要的考虑,做好予以打击的准备。外部战争就需要内部一个相对安定团结的环境,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收复属于我们自己的疆土,保家卫国。我相信我们的人民群众也会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通过统一战线,保障内部安定。内部的安定团结一致对外,那么自然内部矛盾就变为了次要矛盾,维护领土完整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矛盾。那么对外战争环境就基本形成。
三、台湾在这个问题的上会站在帮内的立场上,但仍然会和以前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时差不多,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和我们党谈条件,不过台湾和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知道帮外导致的必然后果。台湾民众也会反对台湾帮外,那么在这立场上,必须要联合台湾一致对外。带上台湾还有个好处就是,美国无从下手,毕竟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要胜过美越关系,一旦美国站到越南一边,那正好给大陆口实,美国只是为了利益才出手,台湾也该认清,当然,中国绝不会因为美国的插足而退缩,反之美国究竟有多少把握能够为越南做出牺牲。
综上述:发动、被动接受或者平息一场战争,既要看清楚外部环境,也要摸清楚内部环境,只有知彼知自,方能百战不殆。外部局势相对混乱,而这一混乱的局面是有国家刻意为之,制造出来的,局面越是混乱,对某一大国利益就越多。本来就因为经济危机不堪重负,内部矛盾激烈,通过外部战争来缓和内部矛盾,转移该国人民的视线,实现巩固统治地位。▲◆★●■☆ (陆战队少校)
卡扎菲被抛弃的背后:丰厚报酬致俄罗斯“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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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04日 新华网专稿(新华军事评论员孔祥龙)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本周,卡扎菲就尝到了这种滋味。
5月27日,八国峰会闭幕,俄罗斯最终与八国集团其他成员一起签署了《多维尔宣言》,认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应该下台。梅德韦杰夫同意担任“调解人”并派特使访问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并表示,卡扎菲下台,“不管对利比亚,还是对利比亚人民都有好处”。6月2日,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不考虑向卡扎菲提供“豁免权或任何保障”。
从曾经的“亲密盟友”到如今视作“政治僵尸”,俄罗斯对卡扎菲态度突然“变脸”。
那么究竟为何俄罗斯选择“牺牲”卡扎菲?为何选择此时“牺牲”卡扎菲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北约?虽然我们不是“维基解密”,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幕,但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仍可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俄罗斯态度的转变,反映出俄已经开始为“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进行布局,做好了利比亚的油气资源完全落入反对派手中的准备。除了石油资源之外,俄罗斯和利比亚还有着几十亿美元的巨额军火贸易,如果卡扎菲获胜,西方必将对其进行长期的武器禁运,而如果反对派获胜,则势必大量采购欧美产品,这两种结果都将使俄罗斯承受巨额的损失。而提前与反对派讨价还价,则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这种损失,甚至在重建过程中捞到一定的好处。
其次,在俄罗斯态度转变的关键时刻,有三条新闻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法国5月26日宣布,就向俄罗斯出售4艘“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与俄方达成协议。法国总统萨科齐G8峰会开始之前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面后萨科齐宣布,法俄两国已就“西北风”级军舰买卖事宜达成最终协议,而此前两国谈判曾数次经历波折而陷入僵局。法国是否拿俄罗斯一直渴望的“西北风”当做“出卖”卡扎菲的筹码,外界不得而知,但据美联社报道,G8峰会在法国多维尔召开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奇等人对梅德韦杰夫进行了积极的游说,从而促使俄罗斯对利比亚的态度趋于强硬。从现在的结果看,“西北风”很可能就是美欧对俄游说的重要筹码之一。
第二,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27日说,俄方将向美国军方出售21架米—17型军用直升机,装备阿富汗空军,每架直升机售价1750万美元。在法俄“西北风”的谈判中,波折不断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反对,而此次之所以法俄能够谈成,美国的不再反对是关键因素。值得玩味的是,美国这次不但不反对法俄军火贸易,而且还“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花费3亿多美元购买俄罗斯的直升机,确实是“出了不少血”。
第三,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多维尔宣言》中称:“俄罗斯的八国集团伙伴承诺将会与俄罗斯积极合作,帮助其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仍未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经济体,俄罗斯希望能在2011年结束长跑加入世贸组织的心情十分迫切,虽然欧盟去年底就与俄罗斯正式签署协议,支持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去年美国也表示支持,但如果在入世的关键时刻,因卡扎菲而与美欧闹的太僵,俄也不得不有所忌惮。
在俄罗斯抛弃卡扎菲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这三条新闻是否与之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无法定论,但从美欧的表态和俄罗斯选择的结果来看,恐怕不单单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最后,俄罗斯态度的转变,是利比亚反对派公关的胜利。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阿里•厄萨维此前告诉新华社记者,反对派的使者已与俄罗斯代表在莫斯科会晤,反对派得到了俄方积极的回应。利比亚反对派领袖、“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5月28日也表示,反对派欢迎俄罗斯近日作出的对利比亚政策的调整。处于“相对弱势”的利比亚反对派,为了得到俄罗斯的承认,可能对其开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而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政府,俄罗斯就可能从未来利比亚重建过程中获得相对较多的收益。
我们反过来推想一下,如果俄罗斯不抛弃卡扎菲,和欧美“死磕”到底,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种局面:与八国集团的其它七个国家关系紧张、和法国的“西北风”谈判继续陷入僵局甚至流产、和美国的直升机贸易告吹、2011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落空、在利比亚损失几十亿美元的军火贸易并且在将来的重建过程中一无所获。相信这样的局面是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俄罗斯审时度势、抛弃卡扎菲,就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入历史的坐标系,就会发现国际舞台上结盟与背叛十分常见,合纵连横的故事经常上演。为了国家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背信弃义,上一次战争中可能是盟友,下次战争可能成为敌人。▲◆★●■☆
文汇报 “一国两制”需要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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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6-03 香港《文汇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一国两制”需要理性思维》,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周八骏。摘编如下:
港珠澳大桥工程从有人提议到相关省市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协调下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前期准备而即将动工,一直涉及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争议。可以预言,港珠澳大桥最终落成投入使用,还将克服“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中的各种困难。归根到底,香港需要维持开放的性格,问题在于,需要从过去一个多世纪主要向西方国家开放,调整为在维持既有开放性的同时,坚定而大幅度地向内地开放,最终实现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尤其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在2011年5月26日《信报》21版发表《香港须重拾外向城市性格》,开门见山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香港应该以作为一个城市来自我定位?还是自我定型为一个特别行政区?”
吕大乐教授自己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实体,香港当然既是一个城市而同时亦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底下,香港的政治地位早已确立。但作为一种推动香港社会发展的视野,则特别行政区这个概念中的好些元素——例如以人造的、行政手段的方法保障内地的法律、政府措施、政治干预、经济制度等,不会应用到香港之上——则于过去几年里愈来愈明显是落后于形势。”其结语是:“一个内向的、被动的香港,难有前途。”
我并不赞同吕文的全部论述,但是,对他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并给予明确的回答,则颇为欣赏。这是一位坚持西方基本价值观的社会学家,从香港实际出发看待“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观点。当下香港知识界和舆论界所欠缺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性思维。
欠缺对“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观点
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我认识多年的香港知名教授称:至今,愿意回归中国的香港人仅占香港总人口的约三成。经我仔细询问,对方澄清,是他所熟识的香港知识界朋友中,大多数没有“人心回归”。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这些对于香港回归中国依旧持有疑虑或抵触者,颇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不是说他(她)们缺乏理性,也不是说他(她)们所拥有的学识不在理性层面,而是说他(她)们对待“一国两制”的理解和企盼依旧停留在九七前或回归后最初几年的状态,以个人的意愿来抗拒或不承认“一国两制”已在并继续在与时俱进。
最近,香港社会种种颇具争议性的事件,都可以找到对“一国两制”缺乏与时俱进的理性思维的踪迹。
以港珠澳大桥工程香港段的环保评审所引起的司法复核为例。反对派打出“维护司法独立”的幌子,排斥甚至指责对于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理性思考,而其要害则是维护他(她)们心目中“明显落后于形势”的旧观念。
冷静地想一想,谁说了那位66岁老太不可以提请司法复核?没有。人们批评的是,公民党不应该利用司法复核来追求其狭隘的政治目的。谁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不可以独立办案?没有。人们质疑的是,司法独立是否应严守司法与立法的分际?
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是关键
再以内地孕妇前来香港生产为例。短时间内大量内地孕妇涌入,的确与香港医疗服务的能力不相称,需要适当控制总人数。然而,主张根本限制,甚至要求修订《基本法》相关条款以取消内地孕妇在香港分娩的子女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则是反映了内心深处那一种视香港为自我封闭堡垒的情绪。
港珠澳大桥工程从有人提议到相关省市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协调下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前期准备而即将动工,一直涉及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争议。可以预言,港珠澳大桥最终落成投入使用,还将克服“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中的各种困难。内地孕妇前来香港生产得到妥善处理,也需要克服“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种种障碍。
吕大乐教授说得好:“面对现实,香港需要接受只是作为一个城市这样的地位的挑战。”“只有从最基本的再出发,看看香港这个城市如何可以在新的地区、国家、区域、全球的新环境里重新定位,才有可能重建一个向外望、发展出新的特色与强项的香港。”
归根到底,香港需要维持开放的性格,问题在于,需要从过去一个多世纪主要向西方国家开放,调整为在维持既有开放性的同时,坚定而大幅度地向内地开放,最终实现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尤其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源:香港《文汇报》▲◆★●■☆
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整体推进到核心攻关
http://news.stnn.cc/china/201106/t20110604_158994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6-04
近日,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选举已在地方陆续启动,被视为党内民主扩大标志的“公推直选”正在得到新一轮推广和应用。
突破“少数人选少数人”
江苏省通过“公推票决”产生了无锡、南通、宿迁三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是今年“选举季”一大亮点。党建专家指出,公推票决市委书记,是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自下而上递进的重要环节,释放了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信号。
“一是公推票决的层级提高了。以往仅在县区一级搞过,此次在地市一级书记中搞,可以说是全国首次。二是对地市一级书记进行了两轮推荐、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等不同于以往的产生程序。两轮推荐的范围大大提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梁妍慧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还存在着若干局限性,但可以说是公推直选在地市一级的尝试。”
另外一些地区在干部公选模式方面进行的特色探索也颇为外界关注。
例如,甘肃嘉峪关市不仅逐年扩大干部公选的规模与数量,还打破用“冷门”职位做试验的常规,拿出“肥缺”岗位进行公选。广西来宾市则在近年来先后“公推直选”产生了7名乡镇党委书记,按照当地规定,5名以上党员便可联名推荐候选人,并设有“面试”和现场演讲环节,还邀媒体全程监督。
近期出版的《人民日报》肯定前述例子称,打破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陈旧模式。另有评论认为,虽然“公推直选”整体还在试点阶段,但已从十年前初次启动时的“敏感”到“正常化”,再到推而广之,党内民主显现出“向上生长”的趋势。
从“整体推进”到“核心攻关”
梁妍慧指出,过去30多年以来,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的历程,目前正进入“重点突破”阶段。
“单项突破”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成绩包括,中共十二大前后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共十三大前后改革了干部管理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干部分级分类管理等。
“整体推进”阶段以2000年6月中共实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标志。该《纲要》总结了此前22年来单项突破改革的经验,从整体上提出了十年内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措施,是中共党建领域的第一部改革纲要。2009年,中共又制定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
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方针,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为方针。后者与旧有文件相比,更加突出了扩大民主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时期,领导干部选任方式有了一系列突破。“如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都是对传统的干部选任方式的重大突破,是竞争性选拔干部的一种崭新方式。”梁妍慧说。
她同时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目标、步骤等必须由现时的“整体推进”,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重点突破”。
“干部制度改革的核心与攻关部位是选任制领导干部的选拔。今后,干部制度改革的思路、布局,必须两手抓:一方面全面推进委任制领导干部的改革,另一方面,还必须推进选任制领导干部的改革。否则,委任制领导干部的改革将难以深入。”梁妍慧说。
具体来说,在委任制领导干部中全面推行竞争性选拔,如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方式。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中全面推行竞争性选举,即公推直选,可由党代会直选或全体党员选举。
“然而,由于实践刚刚开始,也存在着流于形式、失真失实、考试考查不够准确、参与推荐、测评人员的范围有限,特别是提名制度未改变等问题。”梁妍慧说。
中共中央党校学者蔡志强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未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应将“攻关”重心落在三个方面,首要一点就是扩大初始提名权,把好选人“第一关”。此外,还必须完善干部评价体系,以及健全“从基层来到基层去”的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等。来源:中新社 ▲◆★●■☆
德国共产党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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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为德国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党。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社会主义法,德国社会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的政治智慧在于,他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修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原则,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员人数由1906年的约38万人猛增到1914年的108万人。而且,SPD在党内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把这条原则从党章中删除掉,逐步由无产阶级政党走向了改良主义的政党。
二战以后社民党重建。在西德,社民党继续发展,从1969年至1982年执政。在苏军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
德国的共产党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产党改名为SED-PDS ,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产党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党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产党、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党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产党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2003年10月26日在开姆尼茨(Chemnitz)的八大党代会上确认和通过了1993年制定的党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
同时也修正:社会主义思想被原先的东德一党专制独裁者滥用,必须从新认识。党纲不设计、不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党纲追求一种模式,即人民自主决定的合适于人类生活的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教育平等、注重环保。
PDS主张社会公平公正,在德国是第一个党提出,保证东德地区的最低工资;也主张富人要多缴税,比如财产税;主张穷人必须有社会保障等。在外交上反对德国向外国派兵,所以主张取消德国的兵役制。
PDS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政策上非常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
年轻的德国PDS既缺乏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的生存经验,也缺少理论定位。德国PDS把东德时期认定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此,为摆脱自身的旧标签,它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它不能接受右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只好向社会民主党靠拢。
德国PDS最大的有利因素是,东德地区与西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许多东部地区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所以,东德是德国PDS的根基。在德国PDS里,党内传统少、民主大,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年轻人因此有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在中央主席团中,几乎有一半都是年轻人,最小的才30岁。这对有抱负和有政治热情的年轻人来讲,德国PDS是施展其才能和理想的合适场所。
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政治党派的任务是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构成。在1998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主流政治的挤压下,首次获得了可喜的竞选胜利:(1)该党在德国议会中共获得36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拥有了议会党团;(2)由此而获得相应的6个欧洲议会席位;(3)在两个联邦州中进入州政府内阁;(4)突破了5%的得票率,取得反对党的政治地位,及由此而得到法律保障的财政拨款;(5)在西部地区实现了0选票的突破,使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从东部走向西部,从一个地区性的党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政党。
在2002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该党几乎全军覆没。德国PDS在联邦议会中的议员人数从36席锐减为2席。竞选失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不仅使德国PDS将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丢掉了东部地区基本社会群体的支持,丧失了媒体的传播机会,也引发了党内对党的发展模式、道路、政策的严重分歧。大选失败后,他们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总结,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季希(Gregor Gysi)辞职,导致德国PDS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德国大选前一个月,媒体指出,季希等若干名德国国会议员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对德国议员的旅行补贴卡中的资金额度,挪作私用。消息播出后,季希没有同党组织打招呼,就立即发表个人声明,宣布引咎辞职,辞去柏林市经济部长等职务。由于季希是该党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季希的辞职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PDS后来跟社民党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党(WASG),后合并入左翼党(Die Linkspartei 或Die Linke)。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中期,目前德国的第四大党。
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是德国左翼党的灵魂人物之一,他是劳动与社会公平党的创始人,也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担任过联邦财政部长。
尽管我非常非常讨厌拉方丹这个人,但是,有左翼党的存在,它始终作为反对的声音,时刻提醒执政者不要太离谱,始终起着监督的作用。(谢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