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破解三峡建成之后的难题 遗留困局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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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5-29： 鄱阳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洞庭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洪湖几近干涸……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50年来罕见干旱，三峡工程引发大旱的质疑之声再起。恰逢此时，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三峡工程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信号的释放，让延续了数十年的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再度发酵。然而，在三峡这一庞大的工程建成之后，再去讨论该建抑或不该建，不应再是我们的重点。回溯历史的长河，拨开偏见的迷雾，正视、反思三峡工程所带来的一切，破解三峡建成之后的难题，才是“后三峡”时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5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旱灾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财政部派出联合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两省，协助地方开展抗旱工作。

　　和近几年三峡及周边频发的泥石流、地震、水灾等一样，这次大旱为三峡大坝所致的质疑之声再起。

　　三峡工程，又一次陷入争议。

　　就在这个当口，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后规划》），坦承，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问题，在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都在我们的预计内。”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披露称，尽管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限制，有些预计出现了一些偏差，但问题还是可控的。

　　《后规划》编制完成历时两年多，涉及范围包括三峡大坝以上的库区和大坝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影响区，将针对一系列“后三峡”问题，提供解题路径。

　　“后三峡”时代的奉节样本

　　尽管《后规划》还未正式下发，资金也还没有开始到位，但三峡库区内的各个区县，已经陷入了一种欢腾的状态。据记者了解，此次规划中涉及的1238.9亿元资金，其中，重庆将获得80%以上。

　　“我们库区的各个区县可以说对这个规划非常欢迎。”重庆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程功勋说，在参加《后规划》的区域编制规划时，奉节县结合自身情况，从加强基础建设、清洁能源、旅游发展、脐橙产业、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治理这6个方面来争后续规划资金的，一共报上去的资金是182亿元。虽然预计审批下来的资金，可能只有80多亿，但依然超过了新城建设时的将近80亿元资金。

　　后续规划所带来的资金和政策，无疑会帮助他们解决很多三峡工程遗留下来的问题。

　　三峡工程开始后，奉节跟巫山、巴东一起，变成了库区地质灾害最严重的三县之一。“我们就跟地质灾害博物馆一样。”程功勋说，所以能看到的地质灾害，诸如泥石流、滑坡、塌岸等等，都可以在奉节看见。最著名的是“猴子石滑坡”治理，投入了几个亿，最后打了38排130桩钢柱，才把它固定在了那里。

　　令人头疼的还有移民问题。奉节极其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实际无法养活搬迁到山腰以上的后靠移民们。土地破碎贫瘠，水源稀少，交通不便，地质灾害莫测，相同的问题使后靠移民们生计困难。因此，二次移民，对于这个县城来说，迫在眉睫。

　　在三峡建设时期，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并非没有投入，甚至，在不断加大投入。

　　这些年来一直战斗在移民前线的陈功勋说，三峡最初建设时，用在环境保护和地址灾害防治上的资金并不多。当时三峡工程对地质灾害的整个防治，只有6亿元。“比如我们县，当时用在生态环境上面的，总共只有2000多万元。”但是建设到中途，政府发现由于搬迁造成的库区污染大大超出了当时的预计，于是下拨资金，要求各县建立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用于生态环境上的资金，被追加到了几个亿。

　　但这些钱，并不够。

　　比如之前要求兴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但由于资金的限制，这些管道只能铺到县城，而县城下面集镇的铺设，则没有余力。地质灾害也只能处理最危险的地段，用以保证搬迁的顺利。还有移民，当时也只能保证他们搬出175米线下，就地后靠。

　　“当时李鹏总理视察三峡时曾经提过，要‘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程功勋说，但目前来看，他们只实现了“搬得出”，基本“稳得住”（指移民不回迁，不上访），要真正稳得住和逐步能致富只能被纳入《后规划》中。”

　　“我们整个前三峡时期，基本都是在为‘搬得出’服务。”程功勋说，“但如今集镇污水管道的铺设、地质灾害和二次生态移民都可以被纳入到《后规划》中。”

　　《后规划》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这个江边县城原本没有任何工业，但由于有了《后规划》的政策支持，他们申请了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农业园的项目，并获得了通过。

　　遗留困局迫在眉睫

　　实际上，对于这个规划，重庆和湖北已经等待了4年。

　　2008年，三峡还处于175米实验性蓄水的收尾阶段时，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就已经开始提上日程。

　　后续工作规划的设想，由重庆市最先提出。作为三峡主要库区的重庆，在长达17年的三峡建设中发现，三峡工程进入正常运营状态后，库区仍存在移民搬迁安置遗留问题解决难度较大、农村移民人多地少的基础性矛盾突出、库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三峡后续工作中逐步解决。

　　生态环境压力首当其冲。作为全国地质灾害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重庆库区隐患点达1万余处，由于山高坡陡，石漠化现象突出，水土流失面积占 48.6%。目前，重庆库区的农村面源污染已超过工业污染，而消落带、“水华”等问题也亟待治理。“三峡工程2003年6月135米蓄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趋好，满足II类水质断面的比例从45.5%逐年上升至90.5%。”重庆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称，但库区城市岸边污染带、部分一级支流水质趋于恶化。

　　“库区城市岸边污染带有明显加宽、加长的趋势；部分支流‘水华’现象频繁，从2003年以来，17条支流回水区共发生‘水华’近70次，且有随水位升高发生规模扩大、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向上游扩展之趋势。”以上调研报告说。

　　三峡水库蓄水175米后，水位将在145-175米高程运行。正是水位的涨落，使库岸所受的各种应力发生变化，滑坡和坍塌日益增多。上述调研报告指出，“三峡水库蓄水后1-3年内，将集中产生大量塌岸和水库新生型滑坡，此后至少20年内将发生此类问题。”据重庆市国土部门统计，自2008年蓄水以来，仅重庆库区周边就发生了243处地灾险情，崩塌总体积约1.65亿立方米，影响房屋面积54.43万平方米。

　　“遗留问题未完全解决，新的地质灾害问题又接踵而至。”重庆市政协一位官员透露，2001年后因新增地质灾害需搬迁避让18209人，175米试验性蓄水后仍有44处规划内的监测预警点、166处新生的隐患点，均因项目资金未落实而未解决。同时，库区城镇沿线147公里库岸和农村沿线3900公里库岸没有采取工程治理和库岸防护，形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除了生态和地质灾害问题，三峡库区还是国家级连片贫困区，重庆库区15个移民区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区县9个、市级贫困区县2个，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库区。当前，库区人多地少，人口密度是同类山地丘陵地区的4倍；移民搬迁安置遗留问题多；产业空虚问题突出；移民稳定就业困难。据统计，涪陵及另8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达8.95%，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只有25%。

　　“当时三峡工程征地补偿时，给农民的钱看起来不少，但实际上，这是以农民丧失土地为代价的。”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三峡工程的研究规划，并参与了此次《后规划》的编制。他介绍，很多地区搬迁后，新开辟的耕地，由于地质环境的影响，土地质量大大不如以前，变相让移民丧失了土地，导致了移民生活困难。

　　而下游的湖北省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三峡工程建成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下称“三峡总公司”）将搬离湖北，其承担的坝区建设与维护等社会管理职能，将全部移交给地方。湖北要独立承担对三峡大坝重要区域的管理，将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除此之外，三峡工程下游省份也对三峡怨言颇多。“逆调节”，江西省在上一次鄱阳湖大旱时，甚至上书中央，认为干旱跟三峡大坝有着直接的关系。

　　湖南水利专家如聂芳蓉，一直在反对三峡工程，并对三峡的洪季开闸、旱季蓄水，加剧自然灾变的逆调节，一直提出强烈反对。因长江洪水进入荆江，有三条分流进入洞庭湖，洞庭湖无论旱涝，都成了直接受害区域。

　　《后规划》争论中开工

　　从2007年开始，重庆市和湖北省同时向国务院连续打报告，要求在三峡工程建设期满后，延续、调整、新定优惠政策，以适应管理运行期的实际需要。

　　这个想法，与国务院三峡办不谋而合。一方面，三峡建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另一方面是，如果三峡工程就此结束，按照以往做法，三峡办将划归水利部，这是三峡办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后规划》还没开工就引起过一些争论。”据一位参加过《后规划》编写的专家透露，先是命名问题，“三峡工程后续工作”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三峡工程已经结束了，后续就应该是单独项目，不应该跟三峡挂上钩。

　　引起争论的还有资金数额—当时重庆市提交的报告，对后续资金的要求达到了3000亿元以上。这大大高于三峡建设时期的总金额。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底，三峡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人民币、输变电工程358亿元人民币、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人民币。当然很多人也在质疑不止这些数。

　　2008年7月17日，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16次全会作出决定，在三峡工程正常运行后，全面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2009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三峡办上报的《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请示》。2009年5月，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单位的长江委被委托承担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编制总成任务。长江委长江设计院、移民监理公司等单位承担了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稳致富、地质灾害防治的搬迁避让、生态屏障区人口减灾的工作；水工程生态所和水保局配合国家环保局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长江设计院、长江科学院承担了三峡工程对中下游影响的有关研究。

　　这3项研究，也是《后规划》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争利“后三峡”

　　“时间很紧张。”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参与了此次《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总体规划》的编制，负责其中“三峡水库综合调度与综合效益拓展”专题研究内容，他回忆，当时经费都没有下来，就已经要求上马，而且要求在当年的10月份，就上交初步规划。规划初稿出来后，又先后组织了近20次大规模修改，最终才通过审核。“把各地申报的资金加在一起，已经超出了4000亿元。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被接受的。”

　　移民库区的各区县领导，也被要求参与规划编制工作的会议讨论。“主要是询问我们对吸收安置等工作的看法。”陈功勋回忆，当时长江委在规划移民这一块时，非常担心的一点是，后续规划中的移民政策，是否会引起新老移民的攀比。

　　据三峡办的一位人士透露，规划编制的消息一出来，重庆和湖北立即展开相关项目的费用研究。重庆每年两会，都会召开三峡专场，历陈“后三峡”时期遇到的各种难题；而湖北省也不甘落后，由前任副省长操刀写出建议，要求提高湖北对三峡电站电力销售税收的分配比例。

　　除渝鄂两地互有争锋外，库区的各个区县也在努力争取这笔资金。据参加过编制会议的知情人士透露，根据规划，这笔资金将大抵按照重庆、湖北两地三峡沉没和搬迁总共计算出的损失比例来摊派。而下拨到各个区县的资金，则是根据区县水淹没区的百分比和提交的规划中的各项计划来分配。

　　为了争取更多的后续资金，每个县提交的规划，都有着庞大的预算。而在规划中，几乎每个县都拿出了生态园的计划，有的县在提交的区县规划中，光是跨江大桥，就规划了好几座。这样长江委不得不对有些县提交的预算直接拦腰砍断。

　　在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巴东县一份讲话稿里，巴东移民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先荣提出：“请求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及时到三峡办、国家发改委、中咨公司等涉及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主要部门争取支持。县农业局、商务局、旅游局、国土资源局等县直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行业人脉资源优势，与省直和国家部委进一步加强联系，及时掌握信息，确保上报项目顺利通过审查。文件还要求，对接规划设计、技术总成等相关单位，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争取最大支持。”

　　《后规划》非否定三峡

　　5月18日，历时两年多的规划，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由于提到重点考虑移民后续生活、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希望解决三峡蓄水对长江中下游的不良影响等问题。这份新出台的《后规划》立即被很多人解读为，这是中国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问题”。很多声音也将其与今年的南方大旱联系在一起。

　　翁立达并不赞成这种解读。他表示，移民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和预防地质灾害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时，就已经被反复提到，也做了一些预案。早在10年前，政府就已经投入巨资整治，反过来说，那个时候，政府就已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他说，在2002年，国家就开始实施《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进行生态环境整治，为了处理水污染的问题，避免库区富营养化，国家给每个区县都专门拨款，要求修理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比如地质灾害问题，从2002年，三峡一期时，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就拨专款4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工程 135米水位线下的地质灾害。”翁立达解释，后来的二期和三期，国家又陆续对于175米蓄水线下的地质灾害处理投入了近80亿元。如此算来，这十年，光是用于地质灾害防治的，中央就拨了专款120亿元。

　　“所以，不是不重视，只是治理效果不太理想。”翁立达说，造成这种不理想的结果有很多，不仅仅是三峡的问题，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所使用设备的因素。

　　翁立达说，此次《后规划》的制订过程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影响区的处理讨论激烈，最终把“消除长江中下游不良影响”也写入后续规划中，显示大家对长江中下游不良影响的认知也有所突破。“三峡水库蓄水后，因为清水下泄和河床下切确实产生了少数城镇取水困难，同时也产生了河势调整、崩岸增加、局部航道条件恶化，洞庭湖、鄱阳湖生态环境受到影响，长江河口咸水倒灌等问题。

　　至于被联系到近期南方大旱等问题，翁立达表示，任何结论，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但目前，并没有直接数据或者证据，表明这些气候因素都跟三峡有关。“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三峡的主要功能是防洪。目前来看，防洪效果非常好。”翁立达说，从三峡工程开始建设的那天开始，外界的宣传就夸大了三峡的发电功能，但实际上，如果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通过。

　　而长江委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订《后规划》花的时间较长，因为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又要有改革创新，特别是三峡工程的管理问题上，曾存在诸多博弈。现在长江委正在酝酿一个优化水库调度的方案，或可看成是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细化。但同时，该人士也表示，方案的出台要顾及到包括水利、农业、环保等多个部门的诉求，何时出台尚未明确。

　　翁立达：质疑三峡与当初宣传过度有关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每次三峡工程流域范围内发生地震、洪涝、干旱，都会引发“与三峡工程有关还是无关”的讨论？

　　翁立达：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大多数是两种态度，一种是恨不得所有的干旱、洪涝、地震都扯上三峡；另一种就是把三峡撇得干干净净。其实这都不对，每个问题都需要具体论证，不能妄下结论。

　　三峡工程建成后，确实在防洪、发电、航运、抗旱等方面发挥了综合效益，但三峡工程确实也改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对生态、气候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影响确实是有，只是程度、大小、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

　　时代周报：三峡工程的影响是什么？

　　翁立达：三峡工程的影响要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个是周期性的变化，比如气候、环境变化，这个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得出结论；另外一个是趋势性变化，比如污染、水资源的变化，这个能够当下作出结论，像长江鱼类资源减少，污染变重，这些都能够说与三峡工程直接有关。

　　时代周报：现在有人认为三峡导致的一些问题是不可逆的，比如阻碍航道，砾卵石淤塞等，真的是这样吗？

　　翁立达：泥沙淤积的问题，是黄万里先生提出的。他当时对三门峡提出过这个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了。他的话，其实并没有被采纳，据我所知，政府对三峡的泥沙问题，是相当关心的。至今，三峡工程都还保留着泥沙专家组。但这几年进行的检测发现，泥沙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减少了40%多，大大低于当初的预期（也与上游兴建多个水坝拦沙有关）。我们做过分析，泥沙量减少，是因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暴雨区和泥沙区没有重复，大大减少了泥沙进入长江的量，还有就是三峡库区的水土保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然，即使泥沙减少了，有一天也许还是会淤积的，但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

　　但泥沙的减少，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清水下泄、然后河床下切。这次洞庭湖的干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三峡工程有关，因为这次洞庭湖的干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三峡工程有关，因为洞庭湖的入水口是三口，但河床下切后，水进不来，就很容易干枯。

　　时代周报：有环保人士认为政府处理严峻环境问题的能力有限，且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已经太迟了。是否如此？

　　翁立达：10年前，这次规划里提到的关于环境、地质灾害的问题，都开始整治，几百亿资金投入了进去，也有媒体报道。所以，只能说效果不好。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效果不好？

　　翁立达：比如地质灾害最初勘探时，是长江委在做，后来又移交给国土资源部，但这个移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基础资料就没有移交过去；比如治理污水，需要建设网管，一级由国家建设，二级由区县自己建设，结果导致网管不配套；还有治理水华的器材，都是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的东西，当然，这个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但怎么说，它实在太落后了。

　　时代周报：论证修建三峡之前，是否有考虑到会出现一些后果，跟现在的真实情况相比，是否有些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

　　翁立达：我可以说，在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目前出现的一些情况，都在我们的预计内。但有些预计，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限制，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说水华，我当时就预计到三峡蓄水后，很可能会造成水华的产生。但没想到的是，水华会出现得如此之快。5月26日开始实验性蓄水，6月6日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华现象。这个严重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于是赶紧给中央打报告，要求进行库区周边的污水处理。

　　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这一块，最初虽然有预算，但的确是认识不够。比如，最开始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块，只给了3个亿的预算，为此，自己还跟三峡办的人大吵一架。而地质灾害防治这一块，也只给了10个亿的预算。但后来，这些资金都追加到了上百亿。

　　时代周报：照你这样说，其实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早已在你们的预计内，为什么现在三峡每出现这些问题，还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翁立达：这个跟当初的宣传方向有关系，当时只注重宣传了三峡工程好的那一面。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三峡有一个宣传画，说三峡大坝500公里内辐射了哪些热闹区域，再往外500公里就可以辐射到北京了。但他们就完全没提，三峡工程在这么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生态怎么办？移民又如何移。而且开始建设时，国外也有很多质疑，但我们完全没有解释。因为有领导说：“我们做我们的，不管他们的。”

　　时代周报：你对三峡大坝是什么态度？

　　翁立达：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毕竟，我们是要用数据说话的，我说有利，是因为它在防洪方面，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时代周报：但现在，“逆调节”这个词语越来越多地用在三峡上面，即缺水旱季它要保持蓄水高程关闸拦水，中下游越是缺水它越是少放水；洪涝季节上下游顶不住时它有自身的算盘，不淹下游就选择淹上游，去年洪涝季节是先淹重庆，后来又因库容有限不得不泄洪，让下游抗洪雪上加霜。这个你怎么看？

　　翁立达：“逆调节”其实说的就是长江上各个水电站的调度问题。按照计划来说，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蓄水，都需要一个准备方案，甚至还需要精确的天气预报系统。比如未来三天有大雨，也许他们就需要提前放水。

　　但现在三峡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三峡是个跨部门、跨省的工程，牵扯的部门很多，这就造成很难协调。而三峡上面也有很多水电站，每个水电站都有自己的考虑，也不直接受省、市的管辖，这就很麻烦。而发电跟供水、防汛本来就是存在着矛盾的，这需要一个统一的调度。但现在，没有部门能指挥这些水电站。

　　你们都说这次下游干旱，放水太晚了。但发电的总希望自己多发电，多赚钱，那他们就要多储水。湖北省总不可能叫他们去放水吧，重庆市也不可能叫他们去放水吧。必须得国家防总出面，他们才肯放水。

　　时代周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三峡出现这么多事情，有些问题并不是三峡本身的原因，而是人祸？

　　翁立达：有一部分是吧。我总是说，三峡蓄水不满175米才是正常现象，因为上游还有那么多水电站，大家都要发电，于是大家都争着蓄水，你三峡蓄不满水是正常的，满了175米才不正常。

　　我要强调一点，现在大家都把三峡发电的功能抬得太高，冲淡了三峡防洪的功能。其实三峡最重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发电，而是防洪。三峡论证时，如果不是防洪的功能，三峡工程根本就上不了。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我永远强调，电调必须服从水调。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在长江流域建议一个水电站总调度，这一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出来，提到会优化调水体系，希望能解决这些事情。来源: 时代周报▲◆★●■☆


中美存差距 想赶上还需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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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5-30 去年，中国前脚刚跟上并“险胜”日本，后脚就被树“敌”，而且剑指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而轮番比较的则是未来谁变得快。

　　一份名为《2015亚洲》的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1至12万亿美元。该数字已是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所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也将达到近五分之一。不过尽管中国未来有无尽的风头，美国媒体评论称，21世纪已过10个年头了，中国仍是个贫穷国家，中国超美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的问题。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称，就单纯的学术比较而言，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大致在40年左右。

　　5年展望　中国经济总量 比2010年翻倍

　　“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这一数字公布。就在印度最大门户网站rediff还在琢磨“2015年中国将是啥样”时，人们早就把这笔账算好了：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十二五结束，中国GDP将超过55万亿元。

　　不过，这只是个保底数字。十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速是10.1%，十一五期间的平均增速是11.14%，均大大超过此前政府设定的8%目标值。而不少媒体就指出，十二五期间最终的年均增长率很难低于9.5%。此外将物价上涨幅度算上的话，到2015年，我国GDP规模也将达到7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11.6万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中美之间的经济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区分

　　外媒绘制蓝图　 称2015年超美

　　一份名为《2015亚洲》的报告表示，在假定的中国稳定和持续的增长速度，以及其他可能造成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到2015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rediff在全景绘制中国的未来蓝图报道称，到2015年，中国的财富将上涨111%，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富有的国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甚至称，中国可以在2015年超过美国，重新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一份《1978-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称，从中国过去的GDP增长速度预测未来，按购买力算，到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美国，到2025年，不论用哪种方式计算，中国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国际地位　中国占世界GDP2015年近五分之一

　　2010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报道曾把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位置40余年的日本，将这一位置拱手让给了中国。

　　“十一五”期间，中国GDP总量的国际排序实现了“三连跳”。从2005年的第5位提升到2006的第4位、2007年的第3位、2010年的第2位。国家统计局今年3月发布报告称，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2012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会突破10%，而1987年仅为2%。相比之下，美、日、德、英、法、意、加的GDP，占全球比重节节下滑，2012年前恐由上世纪80年代中的70%跌破50%。接着，《1995-2015中国和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的GDP将占世界GDP总量的17%。

　　相比之下，2010年，日本公布的GDP为54742亿美元，首次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在2000年GDP还占全球近15%的日本，仅10年就缩至8.7%。

　　美国2010年GDP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后，GDP达到146602亿美元。在全球GDP比例中，尽管不敌2000年的30%，但仍占据着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分量。

　　冷静思考　 2015年人均GDP将达4.4万元

　　1968年，日本GDP超过1000亿美元，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均GDP排在世界第20位。相比之下，去年中国赶超日本，人均GDP却只有日本十分之一。

　　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有多大的长进？本报通过对我国1978-2010年的人均GDP数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1%左右。

　　2011年我国人均GDP有望破3万元，预计到2014年，将超过4万元人民币；至十二五期末（2015年），人均GDP预计能达到4.4万元。这一数字已是2010年的1.5倍。

　　中国社科院资深经济学家徐逢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到的以7%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实现这一数字是没问题的。

　　人均GDP显示 中国仍不富裕

　　《2015亚洲》报告称，依据联合国人口的数据，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9000美元。不过，尽管这一数字猛翻身，但相比较却仍然存在差距。报告称，2015年，日本的人均GDP预计将达到49708美元。

　　《1995-2015中国和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中国在改革期间一系列的成功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均收入一年上涨6%，比亚洲其他国家（韩国除外）都快，而中国的人均GDP也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一半。

　　不过5年后，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将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数字只为美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一。

　　直视差距　中美差距 追赶需几十年

　　美国经济评论报道称，21世纪已过了10个年头了，中国仍是个贫穷国家。基于人口数量的巨大，经济的整体数字不能说明什么。目前，美国人均GDP仍比中国高15倍，中国超美国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的问题。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多，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而经济总量刚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均GDP目前还只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与日本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差距依然很大。“就单纯的学术比较而言，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大致在40年左右。”他说。

　　中国追美 “质”上下工夫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表示，“滚雪球”效应导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是必然趋势。不过，“算完总账算细账”，中国的优势并不明显。

　　关志雄介绍，在男女平均寿命方面，中国2005年为73.0岁，日本在1971年为72.9岁；婴幼儿死亡率中国2009年为13.8‰，日本1969年时为14.2‰；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10.3%，而日本1968年该指标为10.7%。

　　中美之间的经济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区分。

　　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为20%，中国仅为12%。美国在制造业的强项为冶金、装备工业、军火、化工、医疗、计算机与网络等高端产业领域。中国在制造业的强项，仅限于“衣、帽、鞋、玩具”等这些民生商品方面。

　　在技术领域方面，更有这样的说法，美国人掌握标准，站在最高端；日本人掌握技术，站在中间；中国人有的是力气，只好在底端干苦力。来源: 法制晚报▲◆★●■☆


香港官员如何花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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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5-29  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还要打包带走。

　　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与450港元——在金贵的香港中环，这只够几个人点份勉强说得过去的西式套餐，或在嘈杂的中餐馆大厅里，来桌最寻常的五菜一汤。

　　这就是香港官员公务接待的标准。

　　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三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

　　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港府重大节庆宴会开支（农历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

　　此前的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将继续压缩，并将中央本级“三公”（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访）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在中央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让人惊讶。

香港政府公布2008至2010年公务宴请开支

　　抠门的特区政府

　　内地法官李从（化名）2009年曾参观访问过香港高等法院，午餐由高院宴请。说“宴请”也许过于隆重，更确切地说，那只是一顿外卖自助餐。五菜一汤，盛在一个分格的保温金属盒子里。“都是些家常小菜，档次类似于麻婆豆腐，没有酒水，都是饮料。”

　　用餐地点是香港高院的一间会议厅。几位高院的法官就这么一边进餐，一边与内地的同行聊天。

　　这是李从在港访问一年期间惟一出席过的公务接待，作为一名内地法官，他对此印象深刻。在香港，与“公”相关的开支按要求都需慎之又慎，其核心，是港府制定的“适度与保守”原则。

　　香港审计署新闻官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说，何谓“适度”，何谓“保守”，每项涉公开支都有精细量化。

　　比如：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

　　眼下的公务接待人均消费上限是2008年开始执行的，这是调查餐馆用餐定价的鉴定结果。无论部门领导，还是刚入职的低级别公务员，一律都是这个标准。

　　香港特首的公务接待有特别待遇，曾荫权有自己的厨师，可直接在其居住的礼宾府招待客人，开销来自他每月的相关津贴。

　　曾荫权每年会宴请一次立法会议员及各政府机构副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印象中，特首的家宴寻常得让她回忆不起吃过什么：鸡、炒饭、水果。至于最贵的，思索之后，她终于想起，“是一条大鱼”。

　　与严苛的公务接待类似，香港政府对公务用车也有严密明确的规定。

　　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余名。

　　除此之外，其他首长级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这些人只是对这个部门的公务车有优先使用权。一般工作人员有公务需要，也可以用。”原香港廉政公署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政府部门公车的所有采购信息、数量、型号都可在政府物流服务署上查到。服务署的一份五年报告显示，因为采用了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公务员多用公共交通，政府车队规模在2003~2008年间减少了六百多辆，缩减9%。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从2009年到2011年，政府车队规模又减少了四百多辆。

　　立法会的公车就只有三辆，分别提供给主席、秘书长与秘书处，两年前，秘书长的公车还从轿车换成了七座多用途客车，以方便议员借用到各地视察。给香港官员开车，司机不但有超时津贴，也不需要在门口长时间守候领导至饭局结束。

　　至于公车私用——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了事。

　　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让上述内地法官李从吃惊的是，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宴请的餐馆时，他发现，这位近70岁的老太太，香港前高级官员，是一个人坐着地铁前来赴宴的。

　　香港的公务出访也被要求一切从简。南方周末记者查阅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一份述职报告显示：该公署专员符合乘坐商务舱资格，但如航班飞行时间短于4小时，最好选乘经济舱；其余人员一律乘坐经济舱；酒店住宿费用不得超过出访津贴的60%。规定甚至细到乘坐机场接驳车、签证的费用不得由津贴支付。公署表示，这一原则与其他香港政府部门保持一致。

　　特首显然也不能例外——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监督利器：立法会、审计署、媒体

　　香港官员披露港府公务接待开支的消息，在港媒上只能搜到几则三百余字的消息稿。而其在内地引发的热议，让香港同行觉得“这倒算个新闻”。

　　原因是，在香港，这份公开账单只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

　　这个被热议的账单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应立法会议员的书面质询要求，在立法会上提交的书面答复。香港立法会的质询会议定期在每周三上午11点开始，是议员问责、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按规定，被质询的部门官员必须到会议现场做书面或口头答复，接受议员发问。并且，言之必须有物，会议全程会在香港电视台中直播，若回答不慎，将直接影响到被质询官员的公众形象。此前，有官员回答关于高铁建设的质询时被认为打了“官腔”，结果引发市民抗议。

　　议员何秀兰说，上述的每周质询数量固定为20个。火药味最浓的质询集中在每年3月。届时，被近4000条质询问题、27小时的讨论、19场会议反复拷问的对象是一年一度财政预算案。从公务员聘用开支到特首曾荫权花了几千块钱出席社交活动，都要向立法会交代。

　　除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外，普通公众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政府公开信息与账本，可登陆香港审计署网站下载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对港府各部门的“三公”开支及其它一切涉公资料，都有明晰的披露。

　　每份审计报告都长达近百页，审计对象事无巨细：官员平均办公面积、公车使用记录、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邀请艺人出席活动的酬金、活动上购买的蒸馏水费用……

　　这些公务支出一律被审计署视为“敏感开支”严加监督，因为它关乎政府信誉。香港政府的廉洁指数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理论上，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亦属审计对象。不过香港特区政府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却坦言，没必要，因为“特首办已经有那么多人盯着，他们怎么敢干出位的事情？”他们反而更关注那些“看上去没人盯的对象”，比如救护车。

　　事实上，此次曾荫权的公务开支清单，就是香港一家传媒直接给特首办公室发邮件索要，仅半天时间，清单即回复到记者邮箱。不过这份看起来很规矩的清单公布后，因为已是惯例，在香港照例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许多人印象颇深的相关报道是2009年，港媒激烈抨击审计署审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问题：官员办公面积较政府标准超标六成，每月浪费公款14万港元；为两名前专员举行饯别宴，人均开支分别达650港元与750港元，两餐花掉纳税人逾4.7万港元。

　　一时掀起轩然大波，最终以两位前专员自费退回宴会全部开销告结。

　　其实，在这份长达79页的报告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违规仅此两处，在其他公务开支上，他们的节俭努力可圈可点：2008年一次公务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规定只予以报销1200港元；公署一专员在一次公务出访前，没有订商务舱，而是用自己的飞行里程积分换了张经济舱客位。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看来，香港媒体不会对这些“好人好事”感冒，“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另外一个事例是：2007年，为查证一起贪腐案，廉政公署卧底等5人点了鲍鱼、鱼翅及芝华士酒，花费4450港元，由公款付账。尽管卧底强调因要扮有钱人，必须花得豪爽以取信于人，但检方仍质疑他们用特区政府钱吃“豪宴”。

　　“纳税人当然会很在乎自己的钱有没被他们乱花。”蔡子强说。

　　“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在密织的监督网之下，对香港官员来说，自己掏腰包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作为香港活跃的时评人士，蔡子强平均一周会出席一次官员或议员约邀的饭局。而此类宴请多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埋单。

　　饭局一般定在中午，香港政府机构下午1~2点的午休时间，谈话时常会拖延到两点一刻，但最晚都得在两点半以前结束。否则，要是被媒体拍到官员在办公期间仍在餐桌边上，又要引来刻薄的批评。

　　几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内地官员也发现，在港访问考察期间，被香港官员以私人名义宴请的机会比公务宴请要多得多。深圳一批法官到访立法会交流，时任主席范徐丽泰就自己掏的腰包，请他们喝了下午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访问过香港的官员亦称，在长达一年的访问期中，他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过多次交道，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全部都是有关官员私人请客。

　　原因是，在香港，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怕麻烦：公款吃喝除了申请复杂外，即使核准通过，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

　　事实上，“适度与保守”原则，已然入植香港的政治文化，定型为官员的惯性思维。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眼中，香港官员都很注重在不同场合以适宜的身份介绍自己或称呼对方——

　　在官方活动中，官员则彼此以公职职衔称呼与会者，这是体统；如果已经知悉对方身份，以职衔相称，是客气，称呼对方获取的学历，比如博士，也许更好；在寻常场合，自我介绍时如以公职身份自介，就是违规。

　　一个例子是，曾荫权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一次用办公室信笺写信询问医科考官儿子的考试情况，被媒体发现后引发猛烈批评，尽管他再三解释，自己的本意绝非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而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关心儿子的前途，却仍然被认为他用办公信笺表示身份，是在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

　　在非公务场合与时间段，香港官员的表现节制而低调。

　　前香港廉政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在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期间，周末及加班期间都坚持不用司机，自己开车。她说，这是香港局长们的普遍习惯。

　　也因如此，每次到内地访问，罗范椒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十天就十天全程陪同，七天就七天全程陪同”，如此劳驾内地官员及众多工作人员的非工作时间，她不清楚是因为接待方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太好客的缘故。

　　相比内地而言，在来访客人面前，香港政府出手也相当不阔绰。

　　罗范椒芬说，一般必须是很高规格的客人，比如国家领导人来，才会从下飞机开始，就有车接送，全程接待。除此以外，绝大部分来港考察交流，都是客人自己安排住宿、用车，只是在约定的时间到他们约定的地方访问，没有全程陪同，全程安排车队。

　　作为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每月有14000港元津贴，以支付平时交通及酬酢费用。在准备质询前，议员们都习惯邀请一些学者共进午餐或下午茶，请他们提供智识支持。

　　即便对方是知名的学者，一杯咖啡加块三明治的款待，也颇正常。对香港人来说，“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来源: 南方周末▲◆★●■☆


警惕！我们身边存在的十种“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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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择优汰劣”的社会机制，使中国人长期压抑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近些年还有另一种现象值得警惕：中国社会也有同改革方向相反的逆向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生成，这种机制不是“择优汰劣”，而是“汰优择劣”，即“逆淘汰”，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以下10种。

　　表现之一：财富逆淘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多劳多得，鼓励劳动致富，但是现在人们劳动观念却淡漠了许多，劳动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社会上有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崇尚一夜暴富的神话。许多人为此不仅过度迷恋股市，甚至赌博和铤而走险。当然由于法治不到位等原因，迅速通过非法手段致富确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种标杆。正常劳动甚至正常经营致富难度越来越大，劳动者权益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是人们迷恋一夜暴富的原因之一。劳动难致富，不劳动反而致富，呈现出“逆淘汰”现象。

　　表现之二：经营逆淘汰。鼓励人们通过经营创造财富和获得财富，是改革的初衷。但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税负过重等原因，导致正常经营、正常纳税的企业生存艰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职业时愿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不愿经营企业。与此同时，一些国有企业凭垄断而坐拥高额利润，因此让政府采购和居民生活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正常经营企业者和非正常经营者甚至违法者形成了很大反差。这又是一种“逆淘汰”。

　　表现之三：人才逆淘汰。改革就是要造就一种人才辈出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市场的领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科技、行政等领域也初步形成，并且我们的社会因此而涌现出不可计数的多方面人才。但是这种机制在削弱，“二代”、“拼爹”等词在网络上的广泛使用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才逆淘汰机制的存在。而近年被网民披露出来的“萝卜招聘”、“吃空饷”事件，还有科研和大学的官本位日益严重等现象说明，人才逆淘汰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在明显趋于强化。

　　表现之四：官场逆淘汰。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激励领导干部既开拓创新、勇于承担又清正廉洁的机制，我们正在持续地为其建立而努力。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原因，造成官场风气存在问题，出现一些岗位上领导干部感到坚持原则难，甚至做廉洁干部难的现象，表现出了“逆淘汰”。

　　表现之五：行政逆淘汰。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更加法治化和高效率，而且要有必要的民主程序制约。但是这些年来，媒体报道的不少改革者，往往还是一个人拍脑袋现场决策、一声令下独断专行的形象，从上大项目到大拆大建、城市过度亮化和无摊贩化管理等等，改革者给人的都不是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形象。这又表现出“逆淘汰”的趋势。

　表现之六：机构逆淘汰。精简机构是改革初期就提出的问题，而且为此曾经对机构改革提出并尝试过一系列办法，但是总体来看机构及其人员呈增长趋势，精简之后往往迅速反弹。网民曾经关注到有的市县设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政府副秘书长的现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偏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也说明真正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的机构缺少必要的存在环境，呈“逆淘汰”之势。

　　表现之七：改革逆淘汰。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变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某种程度上说是革管理机构的命，但是中国目前是由党政各个部门来自我推行改革。这种部门自我负责的改革，很难做到各个部门自我革命，而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利益进一步向本部门倾斜，这也是机构越改越多、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浪费越改越严重、问题越改越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改革会导致真正的改革本身被淘汰，而逆向“改革”频频出现。

　　表现之八：体制逆淘汰。本来市场经济就像是自然生态一样，其发展是一种自然发育过程，必须要从培养个体经济和小企业做起。而且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健康生存的前提，大企业需要的人才、原材料等往往要从中小企业那里获得，就像丛林里面较大的食肉动物离不开食草动物和小动物一样。但是一些地区发展经济并不是为个体和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生存条件艰难），而是只顾争取大项目，搞楼堂馆所等面子工程，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其结果是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发育起来，行政权力还在强力维护计划经济的东西，政府自己在做经济的主体，挤压和伤害的必然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

　　表现之九：学术逆淘汰。淡化学术领域的官本位，激励学术创新，本来是改革追求。但是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大学和研究机构进一步被行政化，研究经费被无实际贡献的行政官员占用，一项研究成果若干无关的人挂名的现象大量出现，加之学术在金钱推动下趋于浮躁，某些学者成为强势阶层代言人，大学因热衷于创收而把学位、职称甚至研究机构的外聘职务当做商品等等，导致真正的学术研究被淡化、边缘化。

　　表现之十：道德逆淘汰。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伴随着社会道德模式转型，而这种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道德问题并不奇怪。但现实中长期存在的道德“滑坡”却迟迟不能“爬坡”，甚至出现好人不敢做的现象，就值得深思了。人们面对困难群体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真正应该帮助的人、哪个是利用人们的善良诈骗的人。在好人不敢做的同时，在有的地方却是不道德致富的人被认为有本事，甚至出现地方性造假，形成了非道德的环境。这又是一种“逆淘汰”。

　　上述“逆淘汰”现象虽然不普遍，但在当今社会中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正常”现象。这种现象背后就是“汰优择劣”机制在起作用，整体上看这种机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在联结、强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它一方面消解着“择优汰劣”的良性机制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以及不和谐；另一方面毁坏了改革和改革者的名誉。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及时地加以控制和破解。（作者钟国兴为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理论动态》主编、教授）(来源：北京日报)

5月22日拍摄的水位下降后的三峡大坝夜景。按国家防总要求，三峡水库加大下泄力度。

　　2011-05-29： 鄱阳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洞庭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洪湖几近干涸……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50年来罕见乾旱，三峡工程引发大旱的质疑之声再起。恰逢此时，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三峡工程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信号的释放，让延续了数十年的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再度发酵。谁是这次大旱“罪魁祸首”？三峡后续工程要注意些什么？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评论员：季　实）

一、鄱阳湖患上失调症　三峡引发乾旱？

1、长江持续乾旱　三峡工程成了罪魁祸首？

　　三峡大坝最近成了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最严重乾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市纷纷因缺水告急。长江上游的三峡工程在连续三次加大水库下泄流量之后，从5月25日凌晨开始再次加大放水量，以应对中下游地区持续不断的罕见乾旱。谁是这次大旱的“罪魁祸首”？（广东《中山商报》）

　　就在此时，天涯社区一个题为《图解：三峡修建后对大范围地区气候的影响》的帖子，引发了网友广泛热议和焦虑：“大旱是否真与三峡工程有关？”北京网友“牛村长”说：“高峡平白无故地出了个平湖，把本该流向下游的水都拦了。气候不受影响才怪！”这不是公众第一次因极端气候而关注和质疑三峡工程。近年来，中国频现异常气候，西南大旱、重庆酷热、两湖流域暴雨等，三峡时常成为矛头所指。针对“三峡诱发乾旱论”，气象、地质和水利等领域的一些知名专家和学者表示，目前尚未有证据支撑这种说法。（广东《羊城晚报》）

　　但另一种声音是：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运行，打破了鄱阳湖原有的吞吐规律。吞吐的紊乱，让鄱阳湖及长江中下游流域出现汛时更洪、旱时更干的局面。在长江水域体系中，鄱阳湖是重要的调节器———长江水丰则江水入湖，减轻洪水压力；长江水枯则湖水外泄，补充长江中下游水量。所以，鄱阳湖的主要生态功能是其吞吐功能。通过吞吐，维系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水环境，从而为生态提供保障。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表示：“三峡水库的建成运行，客观上已对鄱阳湖的生态与环境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原因是，三峡工程的运行，打破了湖水原有的吞吐规律：每年的10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泄流量大幅减少，此时正值江西省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江水补充，但结果是，非但得不到补充，反而被长江低水位拉空。每年5月末至6月初，三峡水库要腾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便加大泄流量，但此时却又是江西省的主汛期，赣江等五河来水与长江来水相逢在鄱阳湖，互相叠加抬升湖区水位，危及堤防安全，加重防洪负担。吞吐的紊乱，造成鄱阳湖及长江中下游流域出现汛时更洪、旱时更干的局面，破坏了水环境及生态平衡。（北京《法制周末》）

2、立项即有争议　三峡大坝绝非“拍脑袋”工程

　　事实上，在决策过程中，三峡工程就产生过巨大的争论，工程存在风险(包括地质灾害风险)是争论的核心之一。1992年4月3日，三峡工程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并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然而，有关三峡工程利弊的论辩从未停息过。除去地质灾害，三峡工程还将产生一系列生态问题，包括长江干支流的水污染、消落带植被腐烂、珍稀动植物的保护等。（北京法制网）　

　　三峡大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它的利与弊都一言难尽。它建设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它的可行性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最认真的，争论也是当时相对最公开的，建设它的最终决定甚至经过了全国人大的投票，而且当时有反对票。但尽管如此，三峡大坝在充分民主的西方不可能被立项，仅从它造成了那么多移民，就不可能在西方社会被通过。（北京国际在线网）

　　三峡大坝是中国体制的产物，但它绝非“拍拍脑袋就定”的工程。它使中国每年少烧大量煤炭，以及减少水害、有利通航的好处，到底能不能抵消它改变生态带来的坏处，这不是我们今天就能下结论的。科学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观察一百年，反覆对比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以及水电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位置，现在的任何结论都是匆忙的。

　　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三峡工程的历史结论会是利与弊之间度的评判，不会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工程。事实上世界水利界和工程界对三峡大坝的评论一直相当谨慎，与之相比，国内对三峡大坝的批评潮，主导者是媒体人和普通公众，中国严肃的学者也有批评者，但总体看，学界的态度是多元的，远不像媒体表现出来的那么单一。（北京《环球时报》）

3、外界一再误读　三峡工程逃不掉“口水洗礼”

　　立项前即有争议的三峡工程在建成后依然一再被外界“误读”。三峡工程上马，宣传的首要功能，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患问题。所以竣工后，它必然承受人们对于其防洪的审视、检验，以及要承受一定的口水、板砖。（北京《华夏时报》）

　　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与决策上马过程中留存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长久经受怀疑的目光。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对于现实来说，应该懂得放下历史包袱，从中吸取教训，来避免错误重演。舆论重新聚焦三峡工程是好事情。（北京《中国经营报》）

　　三峡大坝经历一场唾沫的洗礼或许是正常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在还当年媒体对三峡大坝批评声音不足的历史欠账。实际上，中国舆论场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出现的“一边倒批评”，未必就代表了社会真实看法的“一边倒”，这个现象是中国现阶段特有的，它的成因十分复杂。（北京《环球时报》）

二、国务院会议敲警钟　水电争议再起

1、强调环保问题　国务院公开敲响三峡警钟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带来的效益是：装机容量高达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847亿度，相当于5000万吨煤炭的发电量；三峡工程在防洪、航运方面的作用非常显着，下游湖北荆江段的防洪标准预期，将由原来的十年一遇提高为百年一遇。（北京《法制周末》）

　　观察者表示，尽管现在的手段和观测数据还没有依据显示三峡工程引发了长江中下游的旱情，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引发的环保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而在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三峡工程也被公开敲响了警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业内看来，国务院的严厉措辞，对于一直备受争议的中国水电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北京《中国产经新闻报》）

　　被称为“清洁能源”的水电工程，由于水质污染、生态多样性危机、泥沙淤积、地震威胁等接踵而至的环保问题，日益成为环保专家眼中的“破坏者”。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甚至如此表态。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指出，虽然目前整体观察来看，水电似乎比火电更清洁，产生的污染物也较少，但是从生态角度出发，水电也存在一些独特的自身问题。径流的改变导致河流自然状态改变，土地淹没导致土地类型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对生态性能的影响有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特别是现阶段水电建设加速，河流的分割加剧，潜在风险也在逐步加大。（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宋智晨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水电的发展一直就在争议中前行，而此次国务院的公开表态，可能将对大型水电项目的推进产生影响。加之今年“电荒”，水电乏力，无疑将给水电发展沉重的一击，刚刚解冻的市场或将再度减速。（福建中金在线网）

2、三江水电隐患　水电站恐将放大地质灾难

　　在国内水电开发热潮中，位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脉地带，因水资源潜力巨大，在近年来已成为各发电集团的“必争之地”。

　　据了解，“环保部与能源部两大部委，对于水电的发展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能源部非常支持作为清洁能源的水电发展，而环保部则对于大型水电开发，特别是三江流域的开发则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一位电力行业人士对记者说，2008年至2010年之间，环保部停批了一大批水电项目，这使得国家“十一五”期间，水电的开工率远远低于当初的目标。但是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目标下，从2010年下半年起，环保部最终对水电审批陆续放行。据国泰君安分析师韩其成统计，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过审批的大水电站至少有15个，装机容量4864万千瓦，投资额约2500亿元。（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而就在几大发电集团争相向西南挺进的同时，西南地区脆弱的生态以及频发的地质灾害，已引起了许多环保及地质专家的巨大反对声浪。对于三江流域，特别是云南怒江的开发，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专家孙文鹏是坚定的反对派。在从事了几十年地质构造研究的孙文鹏看来，三江流域都是在深大断裂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怒江最危险，地质构造上切割得最厉害，沿途都是高山峻岭。“怒江六库以北基本上是沿断裂面以滑动为主，地震可能性小，位移的可能性大，错动比较容易，容易产生滑坡、坍塌，破坏坝址。而六库往南，则是容易产生断裂和地震。”

　　孙文鹏认为，“三江流域危险性很大，有了水电站，灾害就会加倍。一旦溃坝，不可想象，危险性是很明显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已经是大自然给我们警告了。”（广东南方报业网）

3、筑坝蓄水发电　上游小水电制约抗旱工作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大旱原因的除了自然因素外，诸多人为影响因素不容忽视。

　　一些地方小水电站快速发展，在江西、湖北、湖南，许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电站，对上游来水进行人为控制。正当乾旱季节中下游地区大量用水时，这些电站却大量拦蓄水发电。由于电站管理权归属不同，利益不同，调度困难，制约了抗旱工作。

　　新华社调查称，今年4月份，在江西修河流域，因上游水电站不愿放水，导致下游2万亩早稻田得不到及时灌溉。在上级部门干预下，电厂才开闸放水，但此时已造成农田受旱损失。（北京《财经》）

三、三峡放水库容告急　难解补水危机

1、三峡“无水可补”　将对下游“渴求”爱莫能助

　　为拯救干渴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三峡水库正在全力放水。截至5月28日20时，三峡水库水位为150.97米，离汛限水位145米仅有6米。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补水速度，如果上游继续没有降水补充，三峡水库将在12天左右暂时丧失补水功能，到时长江中下游的旱情将更为严峻。如果长江上游降雨补水不足，下游又持续乾旱的话，三峡水库将面对下游的“渴求”爱莫能助，无水可补。（广东《南方日报》）

　　但是，长江委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对记者表示“无水可补”只是比较悲观的情况，“按照长江多年的水文历史分析，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上游总会有一些降水补充。”长江委三峡水库管理局副局长王威也认为，上游是应该进入水季了。（上海东方网）

2、来水日渐减少　水资源调度分配问题严重

　　不少舆论质疑三峡水库因蓄水发电而没有及早放水，导致了中下游的大旱。批评的焦点逐渐由三峡工程本身转向包括三峡在内的长江上游各水库的水资源调度分配机制。多名水利专家表示，此次大旱已经提前敲响警钟，即长江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亟待破解体制和利益分割中的种种难题。（北京《经济观察报》）

　　长江流域水资源调度分配问题，被部分舆论认为是加剧此次乾旱的人为因素之一。“事实上水库蓄水与下游用水之间的矛盾在平时就存在，以往的年份，中下游一些用水、航运及发电部门都在要求加大三峡水库蓄水期间的最小下泄流量”，一位水利专家告诉记者。

　　但三峡的水也并不宽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今年2月在《水力发电学报》上撰文指出，随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蓄水增加，各水库蓄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三峡水库处于长江干流具有调节能力的梯级水库最下游，水库蓄满难度在增加。

　　曹广晶承认，三峡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对于上游电站建设的情况考虑不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游先后修建了二滩、宝珠寺、彭水、瀑布沟、紫坪铺等若干大型电站，数量已超过60个，中小型电站更多。这些电站的蓄水时间基本上都在汛末或汛后，即每年9、10月份。“所以9、10月份（三峡水库）上游的来水量跟多年来的平均量相比减少了很多，尤以10月份更为明显。”曹广晶称。因此，早在今年长江中下游遭遇大旱之前，三峡水库就最先感受到了干渴。（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3、新增抗旱功能　优化调度方案正在重新修订

　　大旱、补水，三峡工程在质疑中前行。5月25日，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承认，“三峡初步设计没考虑抗旱功能，其主要三大功能是防洪、发电及航运肩负，为抗旱补水还是首次”。（北京《华夏时报》）

　　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认为，三峡水库增加抗旱调度是必要的，需要对原有调度原则和方案进行调整。“但三峡承担抗旱功能只是综合抗旱措施中的一种补助手段，采用节水等需求管理仍然是抗旱的首要方法。”陈进表示，不能舍近求远，应该先挖掘当地水域的抗旱潜力，再求助于三峡水库。

　　“今年的大旱就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一是需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调度，包括对中下游供水设施的管理；其次，应加强对山塘水库等抗旱水源的建设。”王井泉直言，集体经济时代，地方水库和水渠的建设与管理比较好，但现在很多承包给私人，对水库和水渠的维护做得不够。一边是上游水库蓄水之间的矛盾，一边是三峡蓄水与下游用水之间的矛盾，三峡水库被夹在了一个矛盾的交织点上，窘境可想而知。（湖北汉网）

　　中评社北京2011年6月1日电／文汇报报道，对于内蒙古近期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昨日说，当地政府高度关切，并将完全遵照法律严肃处理，也会积极回应示威人士的合理诉求。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昨日也首次评论近日发生的内蒙古民众抗议事件。

　　外交部：保护各族利益

　　姜瑜重申，政府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各族人民利益，维护司法尊严，但也会向滋事者采取行动。

　　而中央党报《人民日报》辖下的《环球时报》31日发表社评指，此次事件非民族冲突，亦非蒙族群众与“汉族政权”的对立。目前事态已趋平息。文章称，内蒙古民众的抗议和平且理性，部分诉求与政府未来施政方向不矛盾。文章严厉批评指，以美国为基地的“蒙独”组织试图做蒙族群众“利益代表”，追求在西方的轰动效应，注定毫无前途。

　　文章称，因蒙族牧民莫日根被矿企司机辗死，内蒙古部分群众和学生近日举行抗议活动。肇事者目前已在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明确表示，将严惩肇事者，还表示应“正确处理好矿产开发与保护群众利益的关系。一定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目前事态趋于平息。▲◆★●■☆


内蒙古示威活动升级 执政者再临考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526
2011-5-30：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连续爆发示威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5月30日，有民众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大楼外聚集抗议，有政府工作人员确认，在示威抗议冲突中出现伤亡，但死亡人数不足10人，政府怀疑群体事件背后有外部敌对势力的介入。目前当地民族学校已停课，但其他普通院校尚在正常上课。由于事件的敏感，当地政府颇为紧张，内部工作人员已连续守夜值班。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蒙独势力浮出水面，呼吁进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而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也在持续升温，当地政府29日就封锁了呼和浩特市中心的部分街道，阻止示威人群聚集，当地学校也从25日开始安排多项强制性活动，以将学生留在学校内。当地政府也在事件发生指出就连续公布了一些安抚措施，如进一步强化矿业生产管理，“真金白银”的改善民生落实，扩大中等学校“两免”（免学费、免书费）范围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上27日前往示威爆发地——锡林郭勒盟与当地师生对话，试图平息蒙族情绪，但具体效果待观。

　　示威抗议持续升温

　　自5月23日爆发的民众上街游行，至今已超过7天。示威活动最早从锡林郭勒盟下辖的西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西乌旗）地区开始，接着蔓延到锡林浩特、东乌旗、镶黄旗，参与者也由蒙古族牧民发展为中学及大学生为主。25日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中，约2，000名蒙族学生前往锡林浩特市政府大楼抗议，该活动被认为是内蒙古30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西乌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部著名的乌珠穆沁草原，当地经济一直以传统畜牧业为主。近年由于开采煤矿，草场遭到严重的破坏，当地牧民为保护草原多次和政府交涉，但未得到回应。5月11日，牧民莫日根抗议煤矿开发商破坏草场被运煤卡车轧死，成为了民众示威抗议的导火索，虽然两名犯罪嫌疑人当天就被抓捕归案，但牧民的愤怒情绪并未平息，示威抗议不断蔓延。

　　在多个旗（县）接连爆发示威，且有消息称将在30日进行更大规模示威之后，当地政府29日封锁了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部分街道，阻止示威人群聚集。路透社发自呼和浩特的报道称，身着防暴装备、手持盾牌棍棒、头戴钢盔的数百名武警29日在市中心广场巡逻，同时包围了呼和浩特政府前的如意广场，不过，市区其他地方市民则生活如常。

　　另有消息说，呼和浩特居民利用手机上网受到干扰，当地高等院校与中学也从25日开始安排多项强制性活动，如临时的考试，论文讨论会议，或更改毕业考试日期，以将学生留在学校内。锡林郭勒盟则是将公务员考试安排在据传要爆发大示威的30日，而在此之前，当地曾就宣布，5月23日至29日开展为期7天的打击犯罪专项行动。

内蒙古示威抗议民众与警方对峙

　　蒙独势力浮出水面

　　在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低、经济增速快的内蒙古一向享有很高的社会稳定，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安无事。数据显示，2002 年至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而2010年虽有所减缓，但经济总量狂过万亿元门槛位列第四，跻身“GDP万亿俱乐部”。

　　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明显高于新疆、西藏的农牧民。

　　近期爆发的示威，却显露了内蒙古高速发展之下潜伏的危机。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为私挖滥采矿产资源开绿灯。今次事件揭示出内蒙经济增长的另一面，原来GDP的增长以牺牲广大牧民生存权、透支草原生态环境为代价，终于引爆社会深层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事件发生后，流亡海外的蒙独势力浮出水面，纷纷通过网络号召蒙民发起进一步的抗争行动，也使问题复杂化。这些鲜为人知的蒙独组织还向北京施压，称当局若强硬镇压，不排除内蒙会出现新疆乌鲁木齐“7·5”骚乱的翻版。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鼓励全球蒙族到各地中国大使馆前抗议。

　　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矛盾愈来愈敏感，愈来愈复杂，虽然蒙独一时还成不了气候，但有人已经摆明车马，只要条件成熟就会登台唱戏，北京不得不防。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民族事务无小事，牧民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蒙汉冲突随时引爆火药桶，一旦藏独、疆独和蒙独三股势力合流，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执政者再临考验

　　西藏新疆的问题早已让中国的执政者头痛，内蒙古近来出现的问题将同样考验中共执政者的智慧，而首当其冲的必然就是主政内蒙古有“小胡锦涛”的胡春华。

　　今年才48岁的胡春华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政治的明日之星，他曾长期任职西藏，积累有一定的民族工作经验。今次事件对于中共第六代政治明星胡春华无疑是一场政治考验，这次危机也能让胡春华证明他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实际能力。

　　《联合早报》报道称，被舆论形容为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胡春华这次处理内蒙古少数民族示威，至今也展示出独特的个人风格。据了解，这次示威发生时，胡春华正出访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22日返回呼和浩特后立即下令妥善处理事件。他在27日前往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莫日根的家乡与高级中学师生对话。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胡春华详细了解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认真询问师生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思想上还有哪些疑惑，并一一作了解答”。他批评锡林郭勒盟的两起案件“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并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从重从快予以惩处”。他又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矿产开发与保护群众利益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做到统筹兼顾。

　　《内蒙古日报》还报道称，自治区党委27日决定，免去海明中共西乌旗旗委书记的职务，由他人接任。另有消息称，当地报章就事件发表文章，其中强调“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而非中共一贯主张的“稳定压到一切”，让民众感到两者的区别。

　　胡春华出身共青团，有和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共事的经历。他在1987年至1992年担任西藏团委副书记，而胡锦涛则在1989年至1992年任中共西藏区委书记。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就直赴西藏出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此后扣除中间有四年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并兼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外，他在西藏服务了17年，在2005年至2006年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他由2006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两年后出任河北省代省长、省长，2009年主政内蒙古。

当地市民手机不断收到公安局警告短讯，指「少数别有用心者借锡盟案件，煽动非法聚会」，要市民「没有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网民发现，呼市无线网络受限制，甚至无法上网，电讯商解释是「反恐演习」，市民叫苦

　　附一：香港媒体：“小胡锦涛”仕途再受考验

　　中国内蒙古局势出现近年前所未有的紧张，当地党政军第一把手、素有“小胡锦涛”之称的胡春华，仕途再次面临考验。

　　香港《苹果日报》5月30日发表文章称，如果能有效稳定政局，胡春华有可能就此奠定中共第六代领导人的地位；一旦局势恶化，恐怕胡锦涛也难再保他上位。

　　文章说，在西乌旗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后，胡春华自然不敢怠慢，亲自到当地学校与师生座谈。这种愿与市民、学生对话的态度是可取的，但能否释除蒙古族人的疑虑、不满，关键还在于当局能否采取实际措施，维护其利益。何况，陪同胡春华到当地的是内蒙政协主席任亚平，蒙古族的区主席巴特尔的作用还待观察。

　　今年47岁的胡春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自愿赴西藏工作。1989年拉萨发生骚乱时，主政的是胡锦涛，胡春华被调任其联络员。胡锦涛被中共元老钦点为第四代领导核心后，胡春华仕途也一帆风顺，先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西藏区委副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 2008年出任河北省长，成为政坛明日之星。

　　胡春华主政河北期间，三鹿毒奶粉案曝光，舆情汹涌，国家质监总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但河北被问责的官员止于副省级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并未追究到省长头上。30万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迄今仍为讨回公道而奔波，而胡春华则避过仕途第一劫，2009年升任内蒙古区委书记。

　　胡春华到内蒙，原本是镀金性质，只要完成其承诺的一些政绩工程，就大有机会在明年跻身中央政治局，奠定日后接班的基础。但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本来民族关系远较西藏、新疆缓和的内蒙古，竟然风云变幻，大有重蹈新疆七五骚乱覆辙的危机，身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时移世易，内蒙古无论重演胡锦涛当年在拉萨戒严的一幕，还是重演乌鲁木齐汉维冲突的一幕，胡春华上位的可能性都会大大降低。

　　附二：评论 警惕内蒙成下一个新疆

　　中国的五个民族自治区中，内蒙古一直是优秀生。但最近因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连续出现两起当地牧民死亡事件均与煤矿开发有关，引起蒙族民众强烈不满和持续抗议，使这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几天以来，成千上万的蒙古族民众（以学生为主）走上街头，到当地党政机构门前示威、抗议；当地政府也极为紧张，调派了大批警力前往维安，并抓了几个带头抗议者。许是迫于维稳压力和“六四”前这个极度敏感时刻的考虑，胡锦涛爱将、内蒙古一把手胡春华在学生连续六天抗议之后，主动放下自治区书记身价和学生进行座谈，表示要严惩肇事司机，给死者一个公道。

　　但胡春华明显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他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这次内蒙动乱事件，表面看起来是煤矿公司货车轧死了两个蒙古族牧民，其背后则具有很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生态恶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内蒙就是下一个新疆，必将成功中国中央政府的下一个心腹大患。

　　近几年，随着中国能源需求和内蒙煤炭探明储量的增加，内蒙已经超越山西成为中国新的煤都，不少中国国有煤矿和小煤矿纷纷入驻。能够有这些企业入驻、增加GDP和财政收入，这对内蒙政府是当然是好事。但对内蒙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除了下煤窑当苦工，能得到的收益极其有限！尤其是对农牧民而言，大量煤矿的入驻，更是破坏了当地的畜牧业基础，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这样，一边是大小煤矿主和政府的收益、一边却是日渐贫困的农牧民，巨大的贫富分化下，内蒙正在变成下一个山西，而且是掺杂了贫富分化和民族矛盾等诸多不稳定因素混杂的山西！

　　对于蒙古民众来说，因为煤炭财富被矿主和政府拿走，自身就业并未显著提升，生活水平不仅没有获得提升，反而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生态恶化等开始出现下降。这就极大的增加了蒙古族民众的被剥夺感，会对中共党和政府产生强烈敌意和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外来势力介入挑拨，则内蒙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肯定会大幅下降，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因为开矿、沙漠入侵、草原鼠害和过度放牧等造成的操场退化，再加上政府对生态治理投入不足，内蒙的环境承受能力正在恶化。官方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内蒙草场已有超过六成不能放牧。这不仅会造成内蒙农牧民生计困难，在农牧民作为个体对这种趋势无力应对之时，更会产生非常微妙的心理因素——就好像人们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安逸生活心情往往会平和愉悦一样，当人们置身沙漠和戈壁等恶劣环境中为生计奔波之时，其攻击性往往会成倍上升。这一点，在草场退化严重的新疆、内蒙、西藏等地都已经有所验证。

　　所以，在内蒙这个地方，如果中共继续一味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对贫富差距、草原生态环境治理等事关内蒙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高度重视，待到内蒙各种矛盾恶化、草原退化之日，也必将是内蒙成为下个新疆之时。

　　从这个意义说，这次内蒙动乱，早来要比晚来好，来的早，就可以唤醒中共警惕。我们当然希望内蒙保持安定，也希望胡春华的表述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为了消除影响才故意把这次动乱当一个独立的事件处理。但与此同时，对导致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希望大小二胡都要搞清楚，民族事务错综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小觑！来源: 综合▲◆★●■☆


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落后于现实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543

    2011-5-31：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承认，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于现实，有关工作在当前“更为艰巨繁重”，凸显当局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压力。

　　在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潜藏于官方表面维稳成功景象底下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强调社会管理要创新

　　新华社引述会议称，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社会管理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提出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

　　据报道，会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其有关党、国和人民的表述排序，反映了它对有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及背后的一贯思维模式。对于现有的管理体系，会议提出的评价是：“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

　　官方长期以来形容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说明国内正在面对治理挑战和难度。尤其是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这个时期，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的特点也愈发突出。往往在事件平息后，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然持续，由此引发的政治参与与民主管理的热情日渐高涨。

　　如上周江西抚州发生的恐怖连环爆炸，以及过去一周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示威事件，所凸显的上访和拆迁控诉极端化与复杂民怨，包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民族焦虑和生活环境冲击，都指向执政当局必须更好地管理新形势下的社会动态。

　　胡锦涛今年2月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胡锦涛当时也表明，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有关工作方向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被提出，会议也再次表明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此时显然已被摆在官方议程的重要位置。今年5月初，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刊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月与胡锦涛在同一个党校研讨班场合的谈话文章。其中表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考虑”。

　　中央政法委是中共负责司法、执法工作的领导部门。对于如何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文章说，“必须正确处理发挥传统优势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关系，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推倒重来，另搞一套。”

　　文章指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都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呼吁社会管理者把领导社会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形势”。

　　文章提出“要学会更多地运用民主的方式、群众路线的方式、说服教育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地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办法进行社会管理”，同时也“要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另外，在北非和中东近期涌动的民主化浪潮下，中共加强社会管理的态度也更加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近期《求是》杂志上撰文警告，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公民社会陷阱”。他不赞同 “小政府、大社会”观念，也反对将社会组织视为独立于政府社会管理体系的第三部门，反映在“维稳”思维主导下，中共高层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意味着让社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来源: 联合早报▲◆★●■☆


中国没有从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5/news-gb2312-1377183.html

     德国之声 2011-05-31：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全球战略分析师阿尔伯特&#·爱德华兹和迪伦&#·格赖斯在瑞士《伯尔尼日报》专访中指出，中国没有从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中国的经济已经失控，正在重蹈美国2007年的覆辙，这个泡沫的破灭会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

　　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在（5月27日）专访中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泡沫，投资者的预期同可能出现的结果相比过于乐观，对中国的超级周期、中国的大缓和，有着巨大信任，尽管硬着陆的风险极高。这个局面让人想起5、6年前的美国：应该抑制金融和债务诱导的泡沫，使之软着陆，但是这个泡沫已经失控，这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格赖斯（ Dylan Grice）也明确表示："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方的惨败中吸取教训，用马虎的货币政策恰恰刺激了投机。中国经济每年的名义增长几乎20%，利息也应该相应达到20%，然而实际利率却是负值。由于资本对外流通的控制，中国人无法将资金转往外国，也不存入银行，因为通货膨胀明显高过存款利息。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只有购买和倒卖房产。通过负的实际利率所诱导的建筑业繁荣，我们业已在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看到过。现在中国人在做同样的事，在追逐利润率，这听起来有点耳熟，他们相信不会发生的奇迹。长期而言，我对中国完全乐观，可是我看到，硬着陆以及对有风险的资产的休克疗法的潜力正在形成。"

　　针对泡沫的成因，爱德华兹说："由于固定汇率政策，资金滚滚而来，货币储备巨大上升。为了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必须用人民币买美元，为此大量印钞，这是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这些资金泛滥无法通过结扎来阻止，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一半归因于汇率政策。"

　　格赖斯说："全世界都觉得，北京奉行的货币和刺激经济政策比西方决策者的更好。市场参与者相信，中国当局能控制局势，此外会更容易实现其目标，因为他们不受民主程序的制约。

　　那种以为北京会让人如愿以偿的看法，包含失望的空间。最近的一些措施简直就是开玩笑：一个每年增长20%的经济，只允许6%的名义利率，是可笑的。最近若有公司要提高产品价格，就会面临惩罚，这是经济政策的最低下手段。此外，中国当局显示出某些惊恐的迹象，这对资本主义的繁荣可不是好环境。"

　　爱德华兹补充说："中国的局势很严重，老虎一旦出了笼，就很难再将祂捉住。通涨像脱缰的野马，而北京通过减少食品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中的分量，试图操纵数字。"

　　他还表示，"如果中国不摆脱与美元的挂钩，就会迫使对汇率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大题目。他们在能力和可能性上要比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联邦储备局更节制一些。2006年美国货币发行银行还在否认崩溃的可能性，甚至说泡沫并不存在。今天不是货币发行银行、而是市场显示出过分的信心满怀。……如今每个股票都要与中国相关，为了让投资者一见倾心。"

　　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不在欧元区，而在中国，"中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美国2007。"▲◆★●■☆


蒋经国突然撒手人寰，邓小平立刻开政治局会议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5&postID=24027

2011-05-29：邓小平复出与蒋经国掌权

1973年，当蒋老先生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时，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上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卡特原定在中美建交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小时，通知蒋经国，因为幕僚的反对，卡特才决定：提前7个小时通知蒋。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

消息公布当天，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

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实际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廖承志表示，他愿意访问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中国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了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未来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当然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福建撤走了相当数量的部队。

但是在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继续存在。只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根本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统一，才是正确道路，两岸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愿意充当“中间人”角色的可不少，而蒋经国却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包括不少台湾人可能更加同情“台独”的局势，因此中国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邓小平也对李光耀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之后的现状“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可是，蒋经国在听到李光耀传递的这些信息后，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因此，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大陆的局势，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两岸统一的谈判。

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中国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8年1月13日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撒手人寰。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邓小平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表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中共为什么重申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31/c_121479576.htm

2011年05月31日  新华网

“中共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前夕重申党员、干部必须遵守政治纪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些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的现象确实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它们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说。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历来都强调遵守政治纪律。中共最近重申强调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也一脉相承地贯穿于９０年建党历程。

　　《党章》第一章规定党员义务时明确指出，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党员有义务“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如果党员、干部缺乏对党的绝对忠诚和负责任的意识，其所在的政党就不会形成组织的统一性和内部的坚强团结；如果党员、干部没有对党的绝对服从，其所在的政党就会丧失战斗力。”戴焰军说。

　　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共建党９０周年又恰逢“十二五”规划开局，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关系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畅通，是顺利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政治保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多次强调党的政治纪律问题。胡锦涛指出，遵守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他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个绝不允许”的要求。

　　“中纪闻”的这篇文章指出，党的政治纪律是“高压线”，任何党员，不论其在党内的威望和职务有多高，只要是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应该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纪予以严肃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中共党史专家表示，强调党的政治纪律与党内民主是不矛盾的，因为《党章》在党员权利一章中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坚决执行的前提’和‘上级组织’的提法。”戴焰军分析表示，“坚决执行的前提”意味着，党的决策一旦形成，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有保留意见也要在行动上服从党的决定；而“上级组织”，则规范了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必须是内部渠道而非公开渠道。

　　党的决策在形成之前，是经过民主协商、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全党意志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决策前的充分民主和决策后的严格集中，保证了党的决定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

民主的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体现多数人的意见，党内民主亦不例外。《党章》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表示，党员对党内决定有不同意见非常正常，党员在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的前提下，通过正当渠道反映个人意见并最终被采纳的例子在党史中并不鲜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政权时期曾被剥夺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虽然历史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既然党的决定已经做出，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个人意见，一方面继续在行动上服从中央的决定，一方面通过党内渠道积极反映自己的意见，最终在遵义会议上使自己的正确意见得到采纳，从而维护了大局和团结。

　　谢春涛表示，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前车之鉴”，以及当前国际上一些动乱的“警示”，也使中共对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一再强调更显重要和迫切，这体现了已执政６２年的中共在一党长期执政背景下的“忧患意识”。

　　党内的分析人士还指出，要从根本上杜绝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现象，不仅需要强化党员的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更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让党员有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顺畅渠道。（参与采写记者：沈洋、蔡敏）


      新华网北京５月３１日电（记者李云路　王建华　赵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５月２５日发表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受到海外舆论关注。

　　“中纪闻”的这篇文章指出，党的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政治立场的行为准则，是党最重要的纪律。文章列举了当前时有发生的一些党员、干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现象。

　　中共党史和党建专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共党组织区别于任何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政治纪律是其全部纪律的基础，也是能否保持党的特质的基本条件，它必须得到全体党员、干部的严格遵守，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坚决维护。

　　已经走过９０年不平凡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正面临着“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中共所处地位、环境和所肩负任务，以及党的队伍发生的新变化，也给其自身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例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吸收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激烈。


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对传媒的穿凿附会曾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的身体就不健康呢？」但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共身上，却是屡试不爽。如继上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之后，官方新华社昨天又发出2000多字的长篇报道《中共为什麽重申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显示中共的内部纪律一定出了问题。

官方的文章和报道中都对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官员语焉不详。舆论多认为矛头是针对总理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人士的，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些矛头是针对薄熙来等左派代表人物来的。这也难怪，新华社昨日的文章就指「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複杂激烈。」

新华社的报道坦言，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前车之鑑」，以及当前国际上一些动乱的「警示」，令这一波纪律整肃行动「更显重要和迫切」，「体现了已执政62年的中共在一党长期执政背景下的『忧患意识』」。可以说，这是中共讲政治纪律讲得最直白露骨的一次。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评论部近期发表系列文章，却显示出一种宽容的态度，如呼吁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并指出「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以至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周瑞金都认为是「代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趋向，就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意识形态应该更宽鬆」。

如果周先生预言成真，就将出现党内襟声、民间放言的奇景，在党内强调绝对服从的背景下，民间如何实现包容多元，令人匪夷所思，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