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金正日缘何频繁访问中国？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05/t20110522_158280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5-22  韩国《朝鲜日报》日前发表社论，题为《金正日缘何频繁访问中国？》，摘编如下：

　　北韩（北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20日再次踏上访中之旅。这是他一年内第三次前往中国。他在去年5月正式访问北京后，8月又前往中国东北三省。此次访问的第一站也是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金正日如此频繁访问中国非常罕见。只能认为迫于北韩政权的内部状况的需要。他曾在去年8月携三子金正恩一同访问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进行三代世袭之前提前获得中国领导层的认可。他当时对特地从北京赶赴吉林长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在复杂多端的国际形势下，让朝中友谊世代相传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一个月后，金正恩被任命为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对内外正式成为接班人。

　　金正恩此次是否陪同金正日一起访问中国还不得而知。但即使金正恩随行，其目的也不是对内外表明自己成为接班人。金正日现阶段必须依赖中国的迫切原因应该是民生经济。北韩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百姓，数十年来一直向国际社会求援。李明博政府因北韩不弃核而中断了对北援助，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都开始对北施压。

　　为了缓和北韩被孤立的局面，中国确立了先举行南北无核化会谈，再举行北美会谈，然后举行六方会谈的“三部曲”，并与北韩达成了协议。但北韩至今尚未对韩方表示要举行第一阶段会谈，反而把目光投向美国，甚至允许美国的北韩人权特使罗伯特·金访问北韩，试图请求美国恢复粮食援助。

　　金正日可能认为，要想使美国的态度有利于自己，并以此动摇李明博政府，需要得到中国的强有力支持，因此踏上了访中之行。中国一直在帮助北韩，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准备通过下属对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提交的年度报告，但因中国行使否决权而导致计划泡汤。但北韩不是不知道要进入国际社会需要通过韩国。

　　如果中国在一年中三次邀请金正日访问本国，但却不能让其认识到只有改善南北关系才是北韩活路，那么中国的本意可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韩国政府也应该在韩中外交方面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让中国在袒护北韩的同时能积极说服北韩改变态度。来源：朝鲜日报  ▲◆★●■☆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前瞻：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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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22： 5月1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右）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海军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联合记者会。新华社

　　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瞭望》文章：前瞻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两国建立正常的军事关系，可以从公共军事安全着手，通过接触、了解、磨合等来达到目的

　　5月15日～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率领军方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对此次访问，中美双方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标志着中美双方都期盼两国军事关系应有一个新开端。

　　实际上，中美两国军事关系多年来幷不正常，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常的军事关系，相对于过去的这种“不正常”而言就是一种新型的军事关系。它是以“相互尊重、合作互惠”为内涵的军事关系，外在特征将具备以下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

　　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在二战期间就不平等，美国始终将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放在其称霸战略的大框架下幷为其称霸服务。二战后，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争霸，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军事遏制政策。中美建交后，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开始交流与合作。但是，美国却在两国军事关系发展问题上不断下绊，使之不能正常发展。从1989年后，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不断受到各种阻碍，经历着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这样的不断循环过程。美国不断制造损害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如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事件。

　　“9．11”事件出现后，美国出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在美中军事关系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随着美国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实施撤军，美国又开始在与中国军事关系问题上制造“问题”，如美国核航母前出到黄海搞军事演习、在中国近海地区实施所谓的“海洋科学考察”、加大对中国近海地区的舰机侦察力度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和国际军事影响力的提升，美国不能不对中国军事开始有一个新的评价。同时，随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在维护全球安全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亚太地区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与美国有责任建立正常的军事关系，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平等是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军事关系的“基石”。
 
　其二，两国保持密切的对话与沟通。

　　中美两国军事关系之所以出现矛盾与分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缺乏一种密切的对话与沟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来对待，也就不可能与中国在军事领域进行密切的对话与沟通。所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密切对话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对话与沟通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多手段展开的。如果中美双方都本着构筑正常军事关系的态度，两国就可建立起密切的对话与沟通。

　　其三，以互惠原则处理双方的利益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国际问题时都是遵循国家利益至上这一准则的。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如果美国一味只考虑其本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就无法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尤其是，军事领域更是如此。军事关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在军事问题上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其也就无法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军事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之所以不能正常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军事利益问题上不能互惠，美国只考虑本国的军事利益，甚至还以损害中国军事利益为“乐趣”。因此，中美发展正常的军事关系，必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互惠”，不仅可使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发展，还可推动中美军事关系的正常发展。

　　其四，通过“机制”保障发展。

　　如果中美双方都想实现两国的军事关系正常发展，各种机制必须建立起来。一方面，机制可以规范两国的军事关系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机制可以保障两国的军事关系健康发展。目前，中美两国建立了国防部防务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安全磋商、军事环保、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一系列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对中美两国发展正常的军事关系是十分有益的。但是，这些机制还不够，中美双方必须下大力气建立健全各种机制，以保障两国的军事关系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其五，积极为消除“三大障碍”作出努力。

　　多年来，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磕磕绊绊时有发生，使两国军事关系一直处于波折之中。中方将美国阻滞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问题归结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美对台出售武器；美舰机对中国近海实施大范围、高强度侦察；美国内的歧视性法律，如一些法律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军交往领域等。这也可以归结为“三大障碍”。

　　实际上，中国已经给“执迷不悟”的美国指明了改善两国军事关系、建立正常军事关系的方向。在建立正常军事关系过程中，美方不能一味地要求中国如何做，美方也应该考虑自己如何做。清除“三大障碍”应看作是美方为建立正常的中美军事关系而作出的一种表态。希望美方能够为清除这“三大障碍”作出切实的努力。

　　其六，以提高公共军事安全为重点。

　　不论从以往的经历还是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建立正常的中美军事关系是非常不易的。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美双方都表现出了构筑两国新型军事关系的愿望，两国就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图”。

　　中美两国建立正常的军事关系，可以从公共军事安全着手，通过接触、了解、磨合等来达到目的。所谓公共军事安全，主要是指太空、海洋等人类共有空间的军事安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双方在公共军事安全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如果中美双方从公共军事安全方面开个好头，相信这种努力会为健康的中美军事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文/韩旭东）▲◆★●■☆


三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31

    2011-5-21  作者: 汪永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并要求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直以来，三峡的问题总是让人争论，让人担心。2007年在有关三峡的高层论坛上，就有官员和专家学者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当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透露：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182次常务会上，讨论解决三峡工程一些重大问题时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中华民族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终于也承认：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尊重，没能掌握科学态度和科学手段，不但大江河灾难频发，我们人类自身也正在经受着生命及健康的严峻威胁。

　　《2007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水库的形成对局部气候、水文循环将产生不同程度影响，水库的形成将使水的蒸发和渗漏损失增加，而使下泄径流量有所减小。

　　三峡库区地灾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黄学斌曾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指出，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会造成涌浪灾害，浪涌最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还有报告显示，水库蓄水后当地微震明显增加，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岸边松散堆积物塌岸和局部滑移也会危及部分居民点的安全。

　　除了地质灾害，近年来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三峡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6起，2005年累计发生19起，2006年仅2-3月份累计发生10余起，支流库湾“水华”呈现加重、扩大的趋势。“水华”主要发生在湖泊类的静态水体，在河流中出现实为罕见。

　　长江里的四大家鱼——— 草鱼、青鱼、鳙鱼、白鲢都具有半洄游性。现在已有8个四大家鱼的产卵场被淹掉了。

　　2007年10月24日早晨，我在三峡上推开船舱的门，两岸已经是崖壁。只是大江锁在雾中，让天和本是青色的峡谷都蒙上了灰色。水是清的。可这清水又让人想起那句老话：水至清则无鱼。

　　原水利部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说：泥沙是江水的营养品，它为长江水生生物的丰富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长江的清，一是上游本来下暴雨的那些地方这些年没有足够的雨冲下泥沙来。另外，上游修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坝已经把沙子拦了一道又一道了，水怎能不清？

　　修了三峡大坝后，为了保护长江里的鱼，在长江上游建了小南海自然保护区。可是现在小南海也要修大坝了。为了修小南海水坝，有关部门策划重新划定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在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呼吁下，2011年两会上，包括作家张抗抗等几个全国政协委员为此提交提案。

　　无锡的街头出现过这样的标语：马路脏了水洗，车脏了水洗，湖脏了什么洗？

　　中央政府对长江的问题非常关注，可为什么20多年来花了很多钱，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认为问题出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注长江的管理部门是“9龙”管水，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还管得谁都不满意。应该成立长江协调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

      二是，要依法治国，要专项立法。这几年的两会都有人大代表，递交议案。

      三是，腐败不解决，保护长江就是空谈。现在我们提生态文明，一定要为长江立法。

　　而在《2007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起草时，最终让这份报告的题目“保护”在前，“发展”在后成为定局。从国务院总理谈到三峡工程的生态问题，到呼吁为长江立法，这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已经在国家报告中看到了这样的章节：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和市场调控手段，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这应该是长江的希望。而这一希望的实现，不仅要靠法律，也要靠我们视长江为母亲河的儿女们做我们能做的事，从自己做起。来源: 网讯  ▲◆★●■☆


故宫旗下公司群调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54

    2011-5-22：  作者: 周范才、张瑜  日前，故宫建福宫将成为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的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故宫虽马上辟谣，但并不能掩盖其开设多家企业，利用全民所有的文化遗址牟利的事实。

　　故宫的生意：故宫旗下公司群运营调查

　　在建福宫改建“富豪私人会所”的疑云之外，《望东方周刊》对故宫博物院旗下公司群运营展开了调查。

　　在建福宫建成之前的2007年，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故宫御膳房体验中心”就已对外营业，运营模式同最近曝光所描述的“建福宫会所”大同小异，而其后三年该公司账目显示皆为亏损。

　　此外，故宫还与其他企业合资组建了北京故宫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故宫宫苑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

　　建福宫再“火”

　　即使在清朝，建福宫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是禁区。建福宫始建于1740年，乾隆皇帝曾将钟爱的大量文物珍藏于此。嘉庆时，下令封存，直到末代皇帝溥仪才下令开启。

　　1923年6月27日夜，建福宫花园内的敬胜斋突发大火，无数珍宝连同宫殿一起化为灰烬。时有说法称系太监监守自盗，放火焚烧以毁灭证据。

　　直到1999年，在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港商陈启宗赞助下，故宫博物院方启动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故宫全貌遂得以完整呈现。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透露：建福宫被用来作所谓的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是100万人民币，500个会员就是5个亿，这个钱够修5个建福宫的。”

　　媒体调查发现，故宫下属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曾透过网站发布招聘启事，在谈及建福宫花园时说：“这里推崇的是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标准，顶级的高端会员制度以及极致的中国皇家生活体验。”

　　有网友特意注册了名为“不要脸爱面子”的微博，当起了“深喉”。据该微博帖文称，今年4月23日，建福宫落成举行开幕式，有多达近百位名人、富豪参加开幕式。

　　与会人员分别领到一份“紫禁城建福宫入会协议书”，上面文字记载“每位会员需按期交付年费”，同时规定转会和退会条件：“紫禁城建福宫创始会籍、宪章会籍及外交、政府、荣誉会籍不可转让与其他个人、公司。”

　　据该微博和有关图片显示，开幕式当天，故宫组织了专人扮演御林军迎候在宫墙两侧，会场内用故宫珍藏国宝作为装饰。

　　甚至，还模拟皇家程式向与会人员宣读“圣旨”—— “建福”承运，特昭告曰：在兹辛卯春日，紫禁城建福宫修饰一新，堂皇揭幕！阳春景明，万象更新。名园落成，喜迎嘉宾。当此“四美”具足、“二难”并至之际，务使社会贤达，精英人士，一体与闻。谨此！辛卯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文末，还盖着“紫禁城建福宫”的大红印章。

　　5月13日，意大利某珠宝品牌中国区张姓代表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今年三月，一合作伙伴也曾向他发出邀请，想请他去故宫“做几场珠宝的专场活动”。对方向他描述，那地方“是她朋友开的”，专门“接待国内国际贵宾”，曾有一次“为法国某酒庄红酒做活动，请了不到20个客户，分作四桌。当天卖了该酒庄近半年的存酒”。

　　宫廷文化公司持续亏损

　　5月16日，针对已曝光的入会协议，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微博说明，这是是因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

　　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协议书正式签署，也未为任何人办理过入会手续。

　　根据该份说明，“入会协议”的责任在于上述公司的自作主张。然而，据本刊记者查询故宫官方网站，在故宫博物院“机构设置”一栏中，院办公室下属机构直到目前仍特别设置“建福宫花园管理科”这一部门。

　　据《望东方周刊》查证，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20日获准成立，系由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和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外合资公司。

　　该公司投资总额1000万元，注册资本为700万元。其中，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提供“紫禁城”等商标、名称使用权、文献资料、餐具家具服饰等资料和样品作为合作条件，由后者注资700万元达成合作，合作期限为30年，其主要经营范围是“御膳”等餐饮、宫廷文化的开发。同时，故宫博物院提供北京景山前街四号作为该公司最初的注册办公地点。

　　在利润分配上，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占35%，香港方面为65%。公司章程规定，双方同意前三年不分红，作为香港方面回收投资，利润100%归其所有。然而，本刊记者查阅2007、2008、2009年三年的年检报告发现，该公司始终处于亏损状态，最高时净利润为-314.24万。

　　建福宫前的御膳房

　　根据故宫的官方说明，在建福宫花园重建启动后，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09年开始参与建福宫花园的运营。据故宫方面的说法，在今年4月以前一直都在进行花园内部设施改造施工，尚未实际开始营业。

　　本刊记者查阅该公司网站发现，在建福宫建成之前的2007年，该公司运营的“故宫御膳房体验中心”就已对外营业。有关的成功案例是，2007年8月31日，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曾承接意大利著名品牌a.testoni在故宫的一场名为“龙梦之旅”的答谢晚宴活动。

　　根据时尚杂志《名利场》介绍，该公司运营的御膳房体验中心位于紫禁城的基化门内，据称人均消费1500元～5000元不等。根据有关资料，其运营模式同最近曝光所描述的“建福宫会所”大同小异。

　　由于不对外开放，据曾去用餐的亲历者描述，该体验中心完全按皇宫气派设计，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服务员也按清朝装束打扮。进门时，先由一个四品文官宣旨，赏黄马褂，然后由宫女们传膳，“气氛相当诱惑”，“似时间倒转”。

　　故宫博物院并不否认曾在紫禁城古建筑中开展餐饮活动。故宫方面的官方说明显示，建福宫花园于2005年竣工后，主要接待了基金会方面的捐资人、贡献人及相关友好的参观、联谊活动，会务、餐饮由双方指定的具有在古建筑内承办活动经验的酒店临时承办。

　　2008年，由故宫博物院单方管理后，“仍维持为原定开放原则”，举办的活动如有收入则用于补充花园维护费用。

　　故宫公司群

　　在故宫博物院的30余家组成机构中，北京故宫宫廷文化有限公司的中方出资人“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

　　据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介绍，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系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目标是“逐步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该中心“在对外合作中经授权代表故宫博物院做为签约主体”，其职责之一是“寓经济效益于社会服务之中，积极创收、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支持文博事业的发展”。

　　据《望东方周刊》查证，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成立于1952年，前身系数十年前为广大游客所熟知的“故宫商店”，主要在紫禁城内为游客提供食品、照相服务。

　　80年代恢复工商注册登记时，其性质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有80余名职工。

　　1984年，故宫商店和外宾服务部合并组建故宫服务公司，不久又先后改名为故宫博物院服务部、故宫博物院经营开发部，直至最后变更为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依然为124万。

　　为游客提供服务依然是其重心，其经营范围从简单的售卖食品、提供照相，逐步增加售卖旅游纪念品、快餐等等。

　　1981年的登记资料显示，故宫商店利润为26万余元；到了2009年，其年检资料显示全年销售收入已是1800余万。

　　与此同时，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为母体，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先后成立过数家公司。

　　2008年，故宫博物院下属单位紫禁城出版社注资200万元组建“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同样为进行文化产品开发、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等内容。到2009年度，新公司开张第一年实现全年销售收入350余万。

　　2004年8月，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出资37.5万、北京喜力大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2.5万合资组建“北京故宫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文化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等。到2009年度，已实现全年销售收入4300万。

　　2001年，故宫博物院所属北京故宫紫微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46万元，北京恒世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54万元联合组建“北京故宫宫苑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进行“故宫专造”皇家宫苑艺精品的开发和社会市场的开拓。

　　此后该公司出现一系列股权变动。2003年，“恒世通”公司将其所占77%股份中的50%先后转让给云南玉溪中玉酒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药业有限公司、北京星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丁宇光，四方各以20万元获得北京故宫宫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的股份。经营范围也逐步变为广告设计、家居装饰、五金交电等等无所不包。

　　疑点在于，到2007年1月，“故宫宫苑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已经见不到“故宫紫微垣公司”的身影；这年9月20日，“故宫紫微垣公司”因为按规定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09年度，“故宫宫苑公司”实现了全年销售收入340万元。

　　故宫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生意

　　显然，类似公司并不是故宫的全部收入来源。

　　这其中，门票是故宫最为可观的收入之一。2011年5月11日，故宫博物院新闻发言人冯乃恩接受中国经济网采访时透露说，故宫参观人数每年递增近一成，2010年已达1200万人，门票总收入已维持在5亿元左右。

　　据2006年8月23日《北京晨报（微博）》报道，在故宫神武门东侧、珍妃井旁边出现了两个“只接待外宾”的商店，中国游客被拒之门外。

　　2007年7月，迫于强大压力，故宫“赶走”了在乾清宫南侧九卿朝房经营了8年之久的星巴克，平息了“故宫为了赚钱而丢了文化”的指责。

　　据当年《北京晨报》报道，故宫内部人士曾透露，最初九卿房内包括星巴克在内的几个商户全部月租金才十几万元。当然，其后租金有所上涨，但额度不详。

　　之后，则是2009年的天价拉面风波——星巴克被赶走了，一个1400平方米的超大餐饮服务区建成了，且一碗普普通通的拉面售价高达30元，咖啡、茶等饮品的价位也都在38元上下。这次，故宫的生意因高价遭遇指责。

　　将“地盘”用于商业化运营是故宫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模式，例如用于会展、开演唱会等。1997年著名音乐人雅尼及200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均在紫禁城广场有过演出。

　　以“三高”演唱会为例，央视《经济半小时》曾算了这样一笔账：仅门票收入可达近1800万美元，演出投入为1000万美元。承办方中国文化艺术公司负责人则说，投入的成本仅企业赞助就可以消化掉，因而收益仍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笔巨额收入究竟有多少落入故宫口袋呢？紧随其后的一场官司给出了答案。2002年，故宫博物院起诉演唱会承办方中国文化艺术公司拖欠场地租用费100万元。故宫出示的协议显示，此次演唱会故宫的场地租用费一共为200万元(10天)。

　　此外，故宫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生意，例如利用藏品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除了获取版权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分成方式。

　　例如，以故宫35件瓷器藏品中的11款仿制的“故宫专造”限量版瓷器，标价为2800万。

　　再如2001年12月起，故宫博物院和一鼎轩公司合作，对故宫馆藏古书画进行仿真印制，1万幅仿真作品推向市场后以8000元到1.2万元不等的价格限量销售，算下来销售收入约为1亿元。

　　故宫财源

　　故宫收入和支出是两条线分开的，门票收入上缴财政，然后根据年预算拨款。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故宫得到日常支出1.4亿元、维修费用为1亿元。这是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元维修费。

　　此外，还有2002年成立的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故宫每年得到的该笔经费为1000万元。

　　社会捐助力量也为故宫的维继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例如引起争议的建福宫，就是由美籍香港地产商陈启宗捐款1400万美元修复。

　　2011年3月底，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和“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由王石、万捷、刘长乐、宁高宁、马化腾、陈启宗、陈东升、冯仑八位企业家捐助1600万元，用于支持一系列交流和展览项目，并长期资助和奖励“故宫学”研究。

　　基金会成立时，新闻发布会的地点正是如今风口浪尖上的建福宫花园。故宫基金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如是评价企业家们的捐助，“这并不是他们的一笔生意，而是一个事业。”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国家拨款大概每年3亿～4亿。凡是政府拨款能够满足的项目，基金会是不参与的。

　　政府拨款不足或是不便参与的，基金会就会参与进来。譬如修缮资金申请财政拨款，修缮之后的研讨会学术等活动就会用基金会等社会的力量。

　　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发给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标示，故宫博物院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收藏展览宫廷文物，展示文化遗产；文物收藏与保护、文物展览；古代建筑研究与维修；相关文物和旅游资源开发，等等。

　　该证书也写明故宫博物院的“开办资金”为7747万元，规定其“经费来源”是财政补助、上级补助、事业、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专家称中国仍是亚洲战略孤独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63

    2011-5-22：据青年参考报道，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项全新议程，备受关注的中美首次战略安全对话5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同意启动亚太事务磋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透露，双方将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相关官员来牵头。至于磋商的频率等细节问题还需要到首轮磋商开始以后来决定，预计首轮磋商很快就将举行。

　　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设立，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可以是积极地看，也可以消极地看；可以看作中国实力上升的体现，也可以看作中国和美国尚有差距的明证；可以看作中国已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依旧是地区大国、而非世界大国的标志；可以看作是中美深入合作的机制，也可以看作美国依旧包围并遏制中国。

　　积极地看，中美磋商亚太事务说明美国意识到亚太事务，尤其是安全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与配合无法顺利推行。从历史角度看，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地位的上升。1949年前的事暂且不提，单是1949年以后，朝鲜战争时起,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围堵，此后中美建交，中国只不过是美国抗衡苏联大战略的一枚棋子，而20世纪90年代末的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和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说明中国实力与美国差距大，美国并未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今，中美就亚太事务进行磋商，不能不说是中国地位提升的表现。

　　然而，中国切不可就此沾沾自喜，亚太事务磋商，肯定离不开朝鲜问题、台海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中国周边有可能引发战争的话题，这些都说明美国还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美国可以轻松地给中国制造麻烦，而中国只是为了维护基本的利益而据理力争。尽管表面看来是平等协商，但实际上双方是不平衡的磋商。

　　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以及美国人提出的G2这些情形看，中国是大国，也被美国当作大国对待。不过，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所折射出的最重要一点是，中国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区大国，而不是世界大国，和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差距很大，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即便是地区大国的地位，也面临着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盟友的压力。试想，如果中国真的是和美国力量差不多的世界大国，在中美启动亚太事务磋商的同时，也一定会同时启动中美北美事务磋商。

　　从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安全对话，无疑是中美合作机制的进展，对中美在亚太地区互相合作、减少误判会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部张志军副部长说：「中美如果不能在亚太地区进行合作，就谈不上在全球层面合作，相信该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推动双方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交互格局，以便更好地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然而，看一眼中美磋商的话题，就会发现，从陆地到海洋，从中亚各国到日本、韩国，美国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悄然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中国的战略地位甚至不比上个世纪好。5月6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访问学者约翰•李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称，中国仍然是亚洲的一个战略上的孤独者，只有缅甸和朝鲜是它真正的朋友。中国现在很清楚自己的弱点。美国不要哀叹好日子已无可挽回地逝去，而应学会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强项。也就是说，亚太事务磋商美国携军事威慑力和盟友的配合，占据优势地位。

　　总而言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确立，不是值得欣喜之事，但也不是坏事。哲人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套用此语，可以说，为什么要磋商，因为问题就在那里。来源: 文汇报  ▲◆★●■☆


我国在利承包工程188亿美元 获赔不足4亿人民币
http://news.sina.com.cn/c/2011-05-22/02322250688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2日  中国青年报

　　　新华社上海5月21日电：今年年初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迫使中国央企实施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员撤离行动。虽然员工安全撤回来了，但滞留在境外的大量财产和资金如何保全，至今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进程明显加快，按照国资委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仅中央企业就投资设立境外单位近6000户，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这么大一笔资产的安全性隐患，在利比亚动荡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这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就在于企业在走出去时，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然后才是克敌制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周纪安20日在“2011陆家嘴论坛·浦江夜话”上表示。

　　按照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熊志国的分析，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市场化的风险，如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加以对冲。二是非市场化的风险，如市场准入、法律法规和恐怖袭击等，这需要通过国际通行的办法——保险加以化解。

　　遗憾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的投保意识并不强，对这一工具的运用也不够熟练。有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项目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但后来获得的保险赔付不足4亿元人民币。

　　“动荡发生后，我们听到很多抱怨，说保险公司赔得不够多、不够及时。”周纪安说。但这很大程度上与企业不熟悉保险工具有关。比如，部分企业投了工程险，但战争是工程险的除外责任。其实大部分企业都没想到，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政策性的保险可以承担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

　　除了保险意识亟须跟上外，企业本身还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国内最大食品企业之一的光明食品集团副总裁庄国蔚称，“走出去”的一大要诀是“胆大心细”。

　　金融危机爆发后，光明食品集团接连实施了六项大手笔的并购案，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庄国蔚称，这其实是集团“厚积薄发”的结果。

　　光明食品集团于2006年由上海三家大型食品企业整合而成，在成立后的三年内，光明集团在对外并购上基本没有动作。按照庄国蔚的解释，这段时间主要是梳理资产，确立好自己的产业优势，“练好内功才能走出去”。

　　在准备妥当的情况下，光明食品集团发起了令人瞩目的连环收购。“要确保收购的风险可控，光明的原则一是要和公司的主业酒、糖、乳业相关，能够产生协同效应。二是价格要合理，超过设定的区间我们就不做，毕竟机会还很多。”庄国蔚说。

　　在光明的六项收购案中，两项成功，两项失败，还有两项则是主动退出。“比如，和英国联合饼干的交易，谈得很好，对方资产也不错。但后来发现英国的养老金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主动放弃了”。

　　主动放弃的，不只是光明一家。今年4月底，五矿集团也宣布撤回对跨国铜矿公司——伊奎诺克斯矿业的收购提议，原因是全球最大金矿商巴里克对后者发起了竞价。

　　五矿资源总裁安德鲁·米歇尔莫尔表示，虽然五矿资源认为伊奎诺克斯的资产与公司战略非常匹配，但巴里克的出价超过公司认为最可观的价值。如果与其展开价格竞争，不会对股东有任何增值。更加注重收购后的效益而不是收购本身，被业内人士视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风险管控上的一项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没买成不一定是失败。”参与过多起大型海外并购的投行家、高盛高华证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说。新华社上海5月21日电  ▲◆★●■☆


解放军对台无导弹 台湾斥“睁眼说瞎话”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5/news-gb2312-1367828.html

多维新闻 2011-05-20：解放军对台无导弹 台湾斥陈炳德“睁眼说瞎话”(图) 多维新闻

针对中国总参谋长陈炳德在美国提到解放军导弹没有瞄准台湾的说法，台湾国安局长19日表示，中国大陆沿海部署飞弹，目前不论在量或单位，仍不断增加中；有没有威胁是感受问题，说中国大陆对台没有威胁，全世界没有国家认同这样的论点。

国防部长高华柱表示，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沿海是没有部署导弹，只有部署防空飞弹，但也要看沿海地区怎么定义，相关说法极有解释的意义，也与实际有落差。

对于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说，台湾附近的（中国）沿海地区，解放军只有「驻防部署」，没有「作战部署」，更没有「导弹部署」。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郁方19日在财政委员会质询高华柱、蔡得胜时表示，陈炳德相关说法是「睁眼说瞎话」，是狡猾的讲法，只要飞弹部署打得到台湾，就足以威胁台湾，不一定要部署在沿海。

台湾外交部次长侯平福19日说，美国参、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都支持台湾关系法，中国大陆想游说修改台湾关系法，不是那么简单。 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寻求「重新审视」台湾关系法。 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郁方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时表示，陈炳德的说法是想挑拨美国国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议员难免有人看法不同，但外交部应有相关说法，才能让民众放心。 侯平福答询时表示，美国参、众议员会有部分不同意见，但不论在参议院或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都支持台湾关系法，外交部绝对有信心，想游说更改台湾关系法，不是那么简单。

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19日说，美国已表明不会因与中国大陆军事交流，而改变现行对台军售。 针对陈炳德指出，美国若再出售武器给台湾，将会伤害中美军事关系。罗绍和下午表示，美政府多次向台湾明确表示，不会因美中军事交流合作，改变现行对台军售政策，并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售予台湾必要防卫性武器。 他说，国防部将持续运用对美相关交流管道，向美国表达并要求其与中共各层级军事交流时，不应牺牲台湾利益，且不会影响对台军售政策为最高原则。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章计平则说，台美关系密切友好，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售予台湾防卫性武器 他表示，过去2、3年，美国宣布132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总统马英九上任以来，有10次过境美国，且美国国会议员近期联名致函马总统，肯定总统施政；台美关系就如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所言是「excellent（非常好）」。▲◆★●■☆


1969年苏联密谋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始末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00

      2011-5-20：  基辛格匆匆赶回白宫，向尼克松报告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计划。白宫立即召集会议，在紧急磋商后，出于对美国世界战略利益的长远考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办法，将这件事捅了出去——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初的“老大哥”对此自是震惊异常，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当年对中国采取了“轻率的计划”，一方面立即着手考虑重新部署对中国边境的战略防御问题。

　　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现了他特有的嘲讽：“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中俄边境的苏军

中苏冲突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守卫珍宝岛

　　但是，震惊归震惊，苏联仍然断定，中国尽管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技术，但几年内还不至于拥有能够攻击苏联的导弹核武器。而在中国真正具备核攻击能力以前，苏联即可与美国联手，一举制止并摧毁其核设施。

　　两年后，中国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运载核弹头的发射试验，这一空前绝后的举动，又一次震撼了世界，也令克里姆林宫大惊失色。

　　苏联高层私下里对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的进展神速坐卧不宁，表面上却十分沉静，塔斯社对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报道只用了寥寥可数的21个字。

　　就中国而言，对北方近邻突然袭击的防备，实际上在这次发射试验前就已经作了相应部署。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中苏间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

　　1967年夏秋之间，苏联已经将导弹及其他兵种的部队开进它的远东伙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点建立了新的发射架，安装了射程为2500公里至3000公里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苏军多次组织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此时因“文化大革命”而天下大乱的中国，对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自然是忧从中来，极为不安。

　　1968年8月20日晚，月黑风高。这时，在茫茫夜色的遮掩下，从民主德国起飞的苏军第24空军集团军的一架军用运输机，突然飞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机场上空，要求紧急降落，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无法排除的机械故障。

　　毫无戒备的机场为“友军”打开了夜降导航设备，飞机顺利地停在了机场上。

　　但是，眨眼间，从打开的机舱内冲出了近百名荷枪实弹的苏联人。这些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迅速分散开来，占领了机场。随后，几百架苏联军用飞机像一群乌鸦一般，陆续降落下来。

　　深夜23时，苏联、保加利亚、波兰、东德、匈牙利五国军队共约23个师，分为三个集团军，从四面同时越过边界，向捷克境内长驱直入。以坦克装甲车组成的苏军先头部队，在空降兵的配合下，风卷残云，很快占领了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比尔森等重要城市，封锁了捷奥、捷德边境，切断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地区的联系，在短短六个小时内，便一举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急遽变故，全世界无不瞠目结舌，尤其是中国，对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这一事变，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和自身不无联系的震撼。

　　这一次，苏联军队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安全的利益”而侵入捷克，占领了总统府和捷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国防部、安全部之后，又把杜布切克装上坦克，运到机场，武装押运到莫斯科进行“会谈”。8月27日，苏联强迫杜布切克发表了一份“苏捷会谈公报”，把这次入侵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10月16日，又迫使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总理接受了所谓“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条件”的条约，这实际上就是规定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无限期的占领，并使苏军对捷的军事占领“合法化”。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于9月16日向苏联驻华代办递交了一份照会，强烈抗议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照会说，从8月9日至29日，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对中国实行侦察、骚扰、挑畔，这些入侵活动都恰恰发生在苏联粗暴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后，而这两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1969年8月20日晚。

　　一年前的这个时刻，苏联大兵过境，侵入了捷克。

　　一年后的这个时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神色紧张，在听完了勃列日涅夫从果戈里大街苏军总部打来的电话后，立即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并火速赶到了皮埃尔酒店，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密谈。

　　“中国对苏联的战争挑畔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面对‘黄祸’的入侵，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做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奉命征求贵国对这一行动的意见。”

　　多勃雷宁惴惴不安地绞着手指头，似乎一场核大战已经爆发。

　　基辛格闻言，内心不由大吃一惊，顾不上保持一位资深外交官的风度，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虽然中苏交战似乎早在西方的预料之中，但苏联竟真得准备大干一场了，并且要使用可怕的核武器，令这位一向沉稳的博士也感到十分震惊。

　　“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我们保证只攻击军事目标，决不会伤及无辜的生命。核当量的施放肯定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多勃雷宁话虽这样说，语气却显得毫无把握。他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苏联希望美国能予以理解，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

　　显然，苏联是认真做了战争评估与规划的。

　　两个人通霄达旦地谈了几个小时，基辛格站起身来，同多勃雷宁握手告别：“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是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的，请等待我们研究后的意见。”

　　同毛泽东相比，苏联人对于和自己打了多年交道的美国人，了解得实在是太肤浅了。

　　和基辛格从皮埃尔酒店分手后，随即发生的事情是多勃雷宁万万料想不到的。

　　基辛格匆匆赶回白宫，向尼克松报告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计划。白宫立即召集会议，在紧急磋商后，出于对美国世界战略利益的长远考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办法，将这件事捅了出去——

　　美国将克里姆林宫给出卖了。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用醒目的大字排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双城子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这条看似十分随意的报道，很快便到达了中南海。

　　风起云涌，就在中苏核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九个字的应对之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前两句直来直去，就是明白无误地针对苏联的。后一句则含义甚深。

　　“不称霸”，除了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贯立场外，也是想给美利坚合众国一颗定心丸吃，使美国人能够放心地从越南撤退——果然，三年后，尼克松在基辛格事先秘密打好前站的精心准备下，飞越大洋，悄悄来到了北京，在漫长的25年间只是恶面相向、拳脚相加的两个巨人，终于开始了打破僵局的对话。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美国和苏联的卫星及地震监测中心，几乎同时测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中国在连世界各国都为其日夜担心受到核打击的严峻关头，竟大大出人意料地动作起来，进行了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和一次高爆试验。

　　在外界看来，按照中国以往几次试验的惯例，中国会立即大张旗鼓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由各种新闻媒体作连篇累牍的宣扬，尤其是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重大的“胜利成果”，是非常难得的宣传素材。

　　然而，爆炸的巨响早已归于沉寂，西部大漠深处的蘑菇云早已消散殆尽，中国却一反常态，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悄无声息地继续保持着沉默。

　　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与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也接踵而来。在这样的情势下，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两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旗帜如林，人潮如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登上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一片“红海洋”般的游行队伍。

　　与此同时，远在大戈壁深处的东风导弹基地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西北风将高高悬挂在礼堂顶上的五星红旗拂卷开来，极为醒目。节后两天，基地由特级战备转入一般战备，并继续展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前的准备工作。来源: 《中国飞天大传》▲◆★●■☆


四面楚歌的李光耀一个时代的终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05

  文章提供 于 2011-5-20  一周前的新加坡选举，人民行动党几十年来第一次输掉了集选区。随后李光耀和吴作栋相继辞职，网上的批评铺天盖地，儿子李显龙更公开地与李光耀划清界限。新加坡“国父”一时间四面楚歌。

　　李光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

　　新加坡人对大选结果的热议尚未退烧，一个爆炸性新闻就接踵而至。

　　在全球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光耀，与他的继任者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政府内阁，不再担任资政，只保留国会议员的身份。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出乎各方意料之外。但连日来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支持和赞成。这也证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李吴隐退的直接导火索，是5月7日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人民行动党在反对党的强攻下，虽然得票率有60%，但丢失一个集选区，外长杨荣文和另一名部长陈惠华因而丢官，同区还有一名马来族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也被迫离职。

　　这样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而言不啻是巨大的震撼！执政党从未输过集选区，更没经历过部长打败仗的情况。然而新加坡选举前后出现在网络上的民意，一面倒地炮轰执政党，已经令人预感到山雨欲来。

　　选民不满的问题，包括执政上的缺失，如头号恐怖分子从看守所脱逃，执掌内政部的副总理黄根成却没有被问责；雨季期间商业中心乌节路连番淹水，也没有部长因此受处分；同时，还伴随着房价节节攀高、物价上涨、外来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等。

　　但是归结到底，选民最不满意的还是政府高官的薪水。

　　新加坡部长薪金世界最高，初级部长约200万新币，资深部长三四百万，这种标准是西方若干发达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的总和。

　　大量选民认为，拿这么高的薪水就不该犯错，既然犯错还不认错，当然要下台。因此这次大选中民情汹涌，总理李显龙两度道歉，选民却仍不依不饶地追着问：既然错了为啥没人问责？在网络上呈现的民意与主流媒体大相径庭，新加坡执政党的形象也是一片尴尬。

　　“四面楚歌”的背后

　　本来在选举提名前夕，当地舆论还私下议论今年88岁的李光耀会不会继续参选，而结果显示他还想留任，这才导致最终选举结果令人诧异。因为如果他不想留任资政，根本就不必参选，难道他还想当个议员去干服务社区选民的事儿？

　　直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这么分析：党内与他儿子同一代的成员反应前所未见，令他产生大江东去之慨。而网络民意出现的反弹与揭露，也太令他感到震撼。

　　李光耀在选举期间，一如既往地对选民提出“威吓”，以强烈字眼表示选反对党的人要“忏悔”5年。选举结果却显示选民对他这一套已经不买账了。

　　最令他脸上挂不住的，应该是儿子李显龙第二天马上对选民表示道歉，并且与他进行切割。而杨荣文也公开表示老人家的讲话影响了选票，更糟的是，马来部长再诺选后也公开指出，李光耀先前对马来族国民忠诚度的质疑，也影响了选票。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政治保守的主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也刊登了这样的读者来信：“李资政对现在政党政治的评语是很片面和过于单元的，甚至是一种偏见”、“李资政应该借此次政治良机，鞭策党内的同志，自我提升，而非在反对党取得突破成绩时，还在固执地非议反对党，这样会使党内的更新难持客观的态度自省。”

　　这种在过去“大逆不道”的文字出现在选后，让李光耀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新加坡网络和主流媒体连日来对杨荣文丢官表达了不舍和同情，甚至还出现了转向指责李显龙的趋势。

　　大选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阴谋论”，指称李显龙和李光耀都不喜欢独立思考的杨荣文，虽然早知阿裕尼选情不利，却仍然要拿他当祭品。李光耀除了在杨荣文选区“恫吓”选民，更表示“输掉阿裕尼并非世界末日”。该“阴谋论”说，挺杨的吴作栋先不满杨被推入险地，后气愤老李“并非世界末日”的话，也随即公开表示选民可以拉其他犯过错的部长下马，但杨并没有犯错。

　　诸如此类“同党相残”的话在选举期间冒出，真是令一向以为行动党高度团结的选民看傻了眼！也加剧了外界对行动党即将分裂的猜测。

　　网络流言尽管不可信，也没有证据，却已经置两位老先生(前总理吴作栋也已70岁)于难堪的境地，吴作栋以前总理和资政之尊，在总理任内领军全国选举屡创佳绩，这次相隔20年又在自己的选区被挑战，却因团队中一名女新人的形象不佳，差点被选民抛弃，得票率只有56%，不可谓不惊险！

　　尽管流言不可靠也不可考，但从网络舆论和当地民众的反应来看，执政党内因本次大选而出现比较激烈的内部争辩应该是有的。

　　接下来，李显龙将宣布新内阁名单，各界都在关注他如何对应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

　　如果要像网民一样浮想联翩，也可以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引退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看出蹊跷之处。令人奇怪的是，又不是两国缔约，竟然要出动联合声明，这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两大佬彼此妥协，免得各自发表的内容出现“叫阵”或隐含不满的意思，又在党内产生嫌隙呢？

　　两人的共同说法是要放手让李显龙完全主导内阁人事和未来的工作，其实也说明他们过去的确有影响力，李显龙并没有能够自主执政。

　　原来设立资政的用意，是在辅佐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证明了另一个副作用，即两位老人家并没有在基层支持度上给总理加分，反而因为超级高的薪水，使得人民行动党长期被炮轰。

　　这里顺便谈点轶事。早期有个印度裔元老退位之后，被赋予类似的顾问职位，当时按照英文叫做高级部长，到李光耀出任这职位时，当地中文界人士觉得“高级部长”庸俗了点，为了表示分外尊崇，特地学了台湾地区国民党那套，把他给“资政”了。

　　强人的信仰

　　李光耀干了20年资政，尽管在两任总理继承人期间，多次对外表示只充当顾问，而不过问日常决策，然而党内党外几乎都知道他长期以来一言九鼎的分量。

　　年长的新加坡人都记得，在过去的选战中，执政党多次以人身攻击手段对付突出的反对党人，很可能都出自李光耀的意志。这些现象在本次大选全然不见，也说明李显龙政府更愿意光明磊落地从事民主竞争。

　　至截稿为止，笔者尚不清楚李显龙的新政府名单，但从两名资政迅速退位的举动推测，这次人事布局应该更能大刀阔斧地摆脱父权意志的形象，更接近新时代的选民。

　　其实公平地说，李光耀从一开始不打算退，到迅速做出退位的决定，可以反证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内部还是具有相对高的道德共识，在判断民意走向之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当然批评者还是可以说他这是为了让儿子坐稳江山，才拖着吴作栋一块儿退。也可以说新加坡太小，他又是最高领导，当然来去自如。

　　不过话说回来，放开一手打下来的江山裸退，对父权思想深刻的李光耀及其他东方政治人物来说，真那么容易能在七天内做出决定吗？

　　新加坡传统媒体连日来大炒李光耀的丰功伟绩，虽然人还在，但这把年纪了，离了权，大家仿佛都知道，是回不来了。

　　李光耀三十几岁就从政，为底层工友百姓打官司、争福利，迅速得到支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英国殖民时代已经相当繁荣的新加坡，建设成井井有条的花园城市，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正确，使得小小岛国左右逢源，欣欣向荣。他自己也在国际社会累积了深厚的政治能量，在岛内叱咤风云，在海外风云叱咤，一生备享尊荣。

　　然而他在政治上结合司法的霹雳手段，却使得新加坡在野势力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所谓政坛甚至弥漫着白色恐怖。

　　这是他作为强人的信仰，却明显与追求民主和更多发言权的新时代新加坡人脱节，更不能保证政策符合人们预期，最终连自己的儿子也受不了了。这何尝又不是老人家的悲哀！

　　李光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他绝顶聪明的妻子柯玉枝，妻子昏迷直到两年前去世后，大家都关注他会不会被击倒。

　　他没有被击倒。因为能击倒他的，只有他自己。来源: 新民周刊  ▲◆★●■☆


这还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海纳百川的深圳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222

   2011-5-21：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以及改革开放的象征，深圳的一举一动总是受到全国的关注，并被其他地方所效仿，很长一段时间，深圳所起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今年以来，深圳围绕8月召开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却以负面的形象进入公众的视野，人们不仅要问，这还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海纳百川的深圳吗?

　　这些事情中，当以今年伊始深圳警方开展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以及深圳市住建局前不久出台的所谓敏感时期严禁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否则刑拘的规定最为人们所关注，引发舆论哗然。如果说，“治安高危人员”因其背负的“高危”二字使得一部分人尤其是本地居民理解或支持警方行动的话，那么，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被作为弱势群体的标签看待的，深圳有关方面出台讨薪刑拘的规定，正好戳到了人们心中的痛处，所以，这回连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批评深圳的做法。

　　对于舆论一边倒的批评，深圳可能会觉得冤枉，因为类似的做法和规定不只深圳有，其他地方也都存在，为什么单揪住深圳不放?但在笔者看来，深圳挨批一点都不冤枉。虽然这种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然少有城市像深圳有关部门一样，将之当作部门政绩来高调宣扬，他们知道这是不得人心、不合法理的举动，因此是只“做” 不“说”，尽量低调;另外，两档事一前一后，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引起人们关注都不行。当然，更主要的是，在公众意识里，其他城市发生驱赶“高危人员”或刑拘讨薪农民工的事情，很正常，但深圳作为一个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和移民城市，它不能这样做。

　　后一点是假定深圳的管理者比其他城市的管理者有着更高的包容度和法治理念，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深圳还是怀有善良和美好的一面。然而这种假定可能是一种错觉。表面看起来，深圳的做法只是为了保障大运会安全圆满地举行，是临时举措，但实际上，现在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的深圳了(当年的深圳也不一定是人们记忆中的那么美好)。试举两例说明深圳的驱赶“高危人员”和刑拘上访农民工是有“思想基础”的。一是2010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铭在与深圳市港澳界别的政协委员的一次座谈时就表示，要通过中央赋予给深圳的立法特权，将百万无业人员清除出去，否则“深圳没有太平”。二是2009年，深圳出台《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行为为非正常上访，它们属于政府打击之列，其行为实施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将予以劳动教养。

　　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的确是个难题，尤其对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而言。因此，按照李长官的源头治理思路，要消除犯罪，确保天下太平----应该是深圳太平----就必须消灭流动本身，将无业游民统统遣回原籍。如果这是私下发发牢骚，尚可理解----毕竟每个人都有说气话的时候，但这种明显带有有罪推定的歧视话语----在西方歧视某个特定群体是要判刑的----从一个主管城市政法和治安的最高长官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则让人不可理解。中央赋予深圳的立法特权，是为了保障深圳更好地发展，而不是把这种特权变成领导干部的立法“私器”，变成维护深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

　　如果这样，肯定违反了中央授权的本意。从李铭的讲话中，不难发现，一个掌控政法工具的官员，如果没有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法治精神，将会导致何种可怕的后果。

　　同样，深圳处理非正常上访的规定，虽然打着“法”的名义，但也丝毫不见法的精神，有的只是权大于法，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婢女”。由此亦可知，深圳今次为了大运会而发生的这些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深圳以改革立市，也以改革作为自己的标签，正因如此，多年来，人们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幻想着深圳在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能够开全国风气之先，像30年前做一个市场经济的探路者一样做一个政治改革的先行者。深圳自己，似乎也有志于此，在其上报给国务院的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其定位之一就是做法治建设的模范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即民主化和法治化，从中国的情况看，先法治后民主，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以及改革开放的象征，深圳的一举一动总是受到全国的关注，并被其他地方所效仿，很长一段时间，深圳所起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今年以来，深圳围绕8月召开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却以负面的形象进入公众的视野，人们不仅要问，这还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海纳百川的深圳吗?这些事情中，当以今年伊始深圳警方开展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以及深圳市住建局前不久出台的所谓敏感时期严禁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否则刑拘的规定最为人们所关注，引发舆论哗然。如果说，“治安高危人员”因其背负的“高危”二字使得一部分人尤其是本地居民理解或支持警方行动的话，那么，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被作为弱势群体的标签看待的，深圳有关方面出台讨薪刑拘的规定，正好戳到了人们心中的痛处，所以，这回连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批评深圳的做法。

　　对于舆论一边倒的批评，深圳可能会觉得冤枉，因为类似的做法和规定不只深圳有，其他地方也都存在，为什么单揪住深圳不放?但在笔者看来，深圳挨批一点都不冤枉。虽然这种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然少有城市像深圳有关部门一样，将之当作部门政绩来高调宣扬，他们知道这是不得人心、不合法理的举动，因此是只“做” 不“说”，尽量低调;另外，两档事一前一后，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引起人们关注都不行。当然，更主要的是，在公众意识里，其他城市发生驱赶“高危人员”或刑拘讨薪农民工的事情，很正常，但深圳作为一个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和移民城市，它不能这样做。

　　后一点是假定深圳的管理者比其他城市的管理者有着更高的包容度和法治理念，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深圳还是怀有善良和美好的一面。然而这种假定可能是一种错觉。表面看起来，深圳的做法只是为了保障大运会安全圆满地举行，是临时举措，但实际上，现在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的深圳了(当年的深圳也不一定是人们记忆中的那么美好)。试举两例说明深圳的驱赶“高危人员”和刑拘上访农民工是有“思想基础”的。一是2010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铭在与深圳市港澳界别的政协委员的一次座谈时就表示，要通过中央赋予给深圳的立法特权，将百万无业人员清除出去，否则“深圳没有太平”。二是2009年，深圳出台《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行为为非正常上访，它们属于政府打击之列，其行为实施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将予以劳动教养。

　　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的确是个难题，尤其对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而言。因此，按照李长官的源头治理思路，要消除犯罪，确保天下太平----应该是深圳太平----就必须消灭流动本身，将无业游民统统遣回原籍。如果这是私下发发牢骚，尚可理解----毕竟每个人都有说气话的时候，但这种明显带有有罪推定的歧视话语----在西方歧视某个特定群体是要判刑的----从一个主管城市政法和治安的最高长官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则让人不可理解。中央赋予深圳的立法特权，是为了保障深圳更好地发展，而不是把这种特权变成领导干部的立法“私器”，变成维护深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

　　如果这样，肯定违反了中央授权的本意。从李铭的讲话中，不难发现，一个掌控政法工具的官员，如果没有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法治精神，将会导致何种可怕的后果。

　　同样，深圳处理非正常上访的规定，虽然打着“法”的名义，但也丝毫不见法的精神，有的只是权大于法，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婢女”。由此亦可知，深圳今次为了大运会而发生的这些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深圳以改革立市，也以改革作为自己的标签，正因如此，多年来，人们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幻想着深圳在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能够开全国风气之先，像30年前做一个市场经济的探路者一样做一个政治改革的先行者。深圳自己，似乎也有志于此，在其上报给国务院的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其定位之一就是做法治建设的模范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即民主化和法治化，从中国的情况看，先法治后民主，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来源: 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