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海军迟迟不对越南动武的根本原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dd27501017hap.html?tj=1

    2011-05-13：如果中国军队武力解决南海争端，要搞民意调查“先打谁”的问题，中国民众80%以上都会喊出一个名字——越南，尤其是渴望对越一战之声，一时甚嚣尘上、众愤大呼灭之，因为他侵占中国主权岛屿最多，表面上看最疯狂，五个侵占中国南海岛屿的国家中他的国力最弱，驾驭战争的能力最差，依中国与越南目前的军事实力相对比可以毫无疑问的说，如果中国在西沙或是南沙与越南开战，越南军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终会一败涂地，中国军队肯定会赢的干净彻底，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产生怀疑。

　　但是，中国军队在南海第一个打击越南，正中美国人的下怀、对中国将产生不利.既然中国第一个打越南是美国人最乐意看到的中国政府能上当吗？那是不可能的，从笔者接触到的解放军内参资料上看，中国海军之所以迟迟不对越南动武是因为美日和南沙国家曾经有秘密协议，若中国和南沙国家起冲突会共同遏制中国。而在没有进行成功分化之前，中国也不会贸然对南海宵小，包括越南出手。

　　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第一个打击越南不是明智的选择。依越南目前国力和军事实力，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具备针对中国的战争能力，短时间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不成威胁，但由于越南与中国陆地和海域紧密相连，所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能源通道实在是太重要了，两国关系又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之空间，因此，中国对于边界争议和岛屿争议，中越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最好方式是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为上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

　　笔者在综合了许多军事网友的观点之后，个人看法，中国对越不妨采用以下基本策略：

　　（1）、70年代末中越之战把越南人彻底打醒，整个越南北部地区被中国军队打回了半原始时代，战后十年越南可以说完全耗尽了国力，再没有能力从中国捞到什么利益和好处，更使越南在东南亚的形象一落千丈。据几位去过越南的网友讲，今天越南的市场上，几乎看不到越南的国产货，从家电到小商品全是如此，当然近些年以来，越南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工厂，外资的力量逐步显现出来，但是离建成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尚有很大的差距，近年来，越南盾持续通胀，但是政府却强力控制，使得这种通胀更多的表现为隐蔽性，在市场交易中，人民币倍受越南人的青睐，人民币甚至比在中国国内更受欢迎。

　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到越南投资，扩大经济对越影响，对越南政府不附加任何条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使得越南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更多的依赖中国，让更多的越南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是在真心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越南人民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中国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正不断提高，特别是作为开始进入主流的战后一代，基本上没有对中国人抱有特别敌对的态度。七十年代末那场对越战争，苏醒后的越南人并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国，他们都认为是冷战国际形式造成的，反而有些怨恨前苏联。

　　但越南人也很反感中国人给于他们的重压，越南人普遍认为中国不能给他们同等公平的地位，现在的越南在战后积极效仿中国大力发展经济，整个越南是一种中国文化、法式文化和越南本地文化的大杂烩，而近年中中国的影响持续加深，越南当局深怕整个越南被中国同化掉，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是不管当局如何干涉，这种民间交流是不可阻止的。

　　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民应更多给予越南更多的平等地位，用历代两国友好关系和悠久的中国文化影响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

　　（3）、在中越两国边界和南海岛屿争端的谈判中，中国应在除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外的各个领域：“让步最大化”，以“经济换主权”的方式让越南人在“主权属我、共同开发”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必要时还可以有条件的邀请俄罗斯参与共同开发，来平衡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中国在经济上肯定要受到一定的损失，但大家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内外交困之中，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用中国军人的生命来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的野蛮侵略，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人民吗？恐怕不完全是的！

　　中国三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证明，朝鲜、越南这两个“缓冲地带”的存在，美国对中国形成四面包围的战略企图始终不能完全实现，而如今中国不用倾尽国力，更不用牺牲中国军人的生命，经济上受那么点点损失，就能使国家的领土主权、海域主权、国家安全以及国家能源通道的安全得到保证和实现，中国可以说是大大的赢家。

（4）、如果越南政府把中国以“经济换主权”善意的“让步最大化”看作是软弱可欺、企图不轨，继续向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靠拢或加入，为反华势力针对对中国提供基地，中越一战不可避免，一旦开战就不仅仅是南海岛屿之争的问题了，中国军队应对越南的武装力量进行伤元气性的沉重打击，还应作好与美国在南海或越南境内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一战下来要彻底解决中越两国之间领土和岛屿争端，吸取上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争“胜利而未了断”的教训，使越南的生存再也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发生在1979年的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作战，取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今天越南军队就可以侥幸逃过一劫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越南还敢跟中国叫板的话？我想各位是高看越南了。采用此项策略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解决中越关系和南海争端的下下策。

　　总之中越两国存在战争隐患，这场战争是否爆发，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但主要取决于越南方面下一步表现，如果越南方面不接受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善意举措，继续上演“挟洋自重”达到“倚弱凌强”之目的，一旦触击中国动武之底线，那么越南再遭受一次沉重打击，在所难免，相信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取得最终的胜利，也相信大多数越南人民是不希望再发生战争的。

　在南海杀一儆百，中国首先拿越南开刀的六大理由

　　如果中国海军要在南海“开刀”的话，是“同时打”，还是“逐一打”，或是“杀一儆百”，广大网友早有大量议论和各自观点——有的说“一遭全部拿下”、有的说“杀一儆百”、有的说“先打越南”、 有的说“先打菲律宾”···，众多网友凭直觉主张 “先打越南”的观点占大多数；笔者这里也是赞同“先打越南，杀一儆百”，六大理由如下：

　　1、越南在中国南海，是占领中国南海岛屿最为严重，抢夺中国南海资源最多的一个国家，气焰最为嚣张。

　　2、越南没有什么“重大背景”，它的唯一靠山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了。

　　3、相对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来说，越南在中国南海抢占的诸多岛屿及海域离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基地距离相对较近一些。

　   4、越南在历史上，曾使美国大丢“脸面”且使美国付出了二战以后最为惨重的“伤亡”，越美两国因历史怨源隔阂很深；因此，中国首先“打击越南”，“西方世界”的反映应不是“很大”——顶多“空喊喊所谓谴责口号而已”。

　　5、如果中国海军要先拿“海军实力相对最弱的菲律宾”开刀，虽更“易如反掌”，但是很可能引起“相当多的重大麻烦”——主要是鉴于菲律宾的“背景靠山强”，菲律宾原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与菲律宾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国如要先拿菲律宾“开刀”，美国将很有可能采取“较为激烈的反响措施”。

　　6、如果中国海军要先拿马来西亚“开刀”，其综合情况也是很不容乐观的；马来西亚虽无直接“大国靠山”，但是马来西亚有两大“潜在影响力”：一是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与英国是有较深“历史渊源”的；二是马来西亚还是“伊斯兰国家”，它同其它“伊斯兰国家”有较为紧密的关系。

　　因此中国一旦先拿马来西亚“开刀”，则英联邦国家成员，很可能将“共同”声援马来西亚，这样一来就将使中国在国际上很为被动；同时也照样有很大可能出现，菲律宾和越南感觉“事态严重”赶紧共同联合美国来“抗衡中国”，这同样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北京震怒：希拉里赤裸裸辱骂中国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05/65645.html

      2011-05-13：  希拉里称中国“做蠢事” 专家：这种表态属于外交失礼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罕见的尖刻语言批评中国人权，昨天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希拉里已经构成外交失礼。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中国的做法是试图“阻止历史”，并称中国这样做是“fool's errand”。这个词组的直接意思是“傻瓜的差事”，尽管可以把它翻译得缓和些，但它的贬义是确定无疑的。

　　11日几乎所有西方媒体转引希拉里那篇涉猎广泛的专访时，都突出报道了希拉里的这句批评。12日在北京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有西方记者专门将希拉里的那几句话挑出来问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希拉里是美国国家政策最高级别的对外代表者，她对中国保持尊重是必须的，即使她表达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反对，也必须使用非常礼貌的语言。如果她不这样做，那么她的言行就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官方对中国国家尊严的轻蔑和冒犯。希拉里在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也说过不少尊重中国的话，不过那些不能成为她可以说中国是“fool's errand”的理由。希望希拉里能做出解释。

　　资料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希拉里尖刻指责中国

　　希拉里攻击中国的言论来自美国《大西洋月刊》对她的独家采访，采访长达4400多字，主要谈论的是中东的动荡、美国的应对等，中国不是采访的主要内容，但该杂志却以希拉里抨击中国的言辞作为文章标题。创办于1857年的《大西洋月刊》自称是“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发行量据说有47万份。该杂志网站5月10日刊登了希拉里的采访全文，迅速引发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转引和报道。

　　希拉里谈论美国如何应对中东革命时主动谈到中国，她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希拉里的这番话引发了《大西洋月刊》记者的追问：“事实上，（中国人）现在表现得非常害怕？”希拉里回答说：“他们担心。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

　　对“fool's errand”这个词组的确切含义有着不同解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王逢鑫12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做出如下解释：这个词组在英语中经常出现，显然是个贬义词，说一个人，指的是“蠢事”、“傻事”、“徒劳的事”。希拉里用这样一个词说一个有尊严的主权国家，绝对是贬义，带有讽刺意味。 居住在北京的英国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帕默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fool’s errand”意思是指一个人干注定失败的事情，这是一个措辞强硬的词，在学者描述一个国家行为时并不罕见，但一个外交官这么说就是一种强硬的语言。希拉里所说的“stop history（阻止历史）”也有坏的含义。

清华大学的美国留学生艾瑞克·费什同一天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Fool's errand”虽然带有“fool”，但并非说要完成任务的人愚蠢，而是表达任务不可能完成，是无用功，所以表示不赞同，不支持，是一个中性词。不过，考虑到国务卿的身份，希拉里或许应该换一个不那么抢眼的词。

　　希拉里的这种讲话与其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的调子明显不同。美国《大西洋电讯》评论说，在战略对话期间，希拉里称两国“合作比冲突对两国好处更多”，“一个繁荣的美国有利于中国，一个繁荣的中国有利于美国”，她也重申美国“对人权的关切”。而在当天早些时候出版的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希拉里对中国的批评要严厉得多。路透社12日报道希拉里对华激烈言论时说，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

　　印尼《雅加达邮报》12日说，美中高级会谈结束，产生了一系列适中的经济协议，但美国最高外交官希拉里对北京政治未来的意外尖锐评论给其蒙上了阴影。美国彭博社11日认为，希拉里在采访中使用了最尖锐的语言，这可能触怒中国。报道称，中国人权问题总是在美中之间的面对面会谈中提及，美国政府一直谨慎避免公开抨击北京政府镇压异见人士。
 
　　类似的，在国会山，议员们不愿把精力花在抓不住公众注意力以及不跟美国就业或预算有直接联系的这个问题上。路透社12日引述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李侃如的话说，奥巴马政府起初决定不公开批评中国，这次，“显然决定公开说出之前一直私下对中国人所说的话”，“不过，相信美国政府最高层也不太认为，公开批评会更加有效……”

　　路透社12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当天低调回应了希拉里的说法。同一天的法国《世界报》说，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美国公共电视台上称“美方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副外长张志军称“中美两国对人权的理解有所不同”是“很正常的”，且称中国人权状况“已得到巨大改善”。文章指出，尽管中方口气温和，但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没把美国官方的指责当一回事。

中国学者认为希拉里“外交失礼”

　　2007年2月1日，时任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题为“布什应该好好反思”的署名文章，认为他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失道寡助”，加剧全球紧张。《纽约时报》当天评论说，即使中国反对美国的政策，一位现任官员点名“中伤”美国总统也是很罕见的，这常被认为是对外交礼仪的破坏。该事件当时还引起美国驻华公使代表白宫向中国外交部交涉。不过，希拉里这次以国务卿身份对中国的这种尖锐言论却没引起美国媒体对其是否“外交失礼”的议论。

　　12日，《环球时报》采访了20名中国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其中16人认为希拉里的这种表态属于外交失礼，12人还认为希拉里应就此做出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认为，希拉里的优越感太强，但历史自有规律，太偏执的说法和做法才是傻子。她不是第一次失礼了，但这次的措辞显然生硬不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表示，希拉里的言论是最近在美国战略界流行的“中国紧张论”的典型代表。这种论调认为，去年中国太自信、太强硬了，而今年中国面对中东变局时又表现得太不自信、太紧张了。另一方面，希拉里这种言论也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中鲜有抓手的窘境。在经济、军事、战略等问题上，美国对华都没有有利的博弈手段时，人权问题成了新的一张牌。过去美国还想西化中国，现在显然没有这样的雄心与心情，但他们希望强化“中国紧张论”，在相互博弈中从中国获取一些利益。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大可任由其说去，不必理她，发展好自己是最关键的。

　　清华大学教授楚树龙认为，希拉里这么说非常“正常”，美国一向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伟大的。对此，我们不必太在意。这基本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国力比它强时，观念的力量也就会更强。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说，中东与中国尽管都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但性质完全不同。中国是现代化成功带来的问题，中东是现代化失败带来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清华大学教授孙哲认为，希拉里对中国并不陌生，对中美关系复杂性也有了解，她严辞辱华与美国外交妄自尊大有关。冷战后至今，美国和世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仍未学会平等待人，巧实力外交常变得有名无实。中国不妨针锋相对，以希式风格反驳。对美国我们应该坚持批而不反、斗而不破的原则。

　　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傅梦孜认为，外交不等同于友好与礼貌，也有或善意或恶意的言辞与争斗，我们大事上可以表明立场，但未必每次都要忙于回应对方的一些不同看法。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认为，这是从1997年克林顿总统指责中国处于“历史错误方向”以来美国官方对华批评中最严厉的一次表态，同时，这也表明希拉里外交平衡的策略正在提高，她对中国的言论，当面很缓和，背地里又说一套。对此，我们也要有所反应，但看透了他们的策略就够了，中美之间还得要有更多的合作。

美国的傲慢与偏见

　　“一旦我当上总统，我将对世界发出一个信息，美国回来了———我们不是那个傲慢的大国，不像过去6年来那样行事。”这是2007年2月竞选总统的希拉里在其竞选第一站所做的演讲。当时，美国国内正大加抨击时任总统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此次对中国的尖锐抨击表明，希拉里似乎忘记了4年前自己的承诺。

　　2008年9月30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傲慢的终结———美国失去其统治性的经济地位。文章称，银行危机正在颠覆美国对金融市场和世界政治的统治地位。这个工业化国家正滑入衰退，涡轮资本主义时代正走向终结，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退潮。2009年4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面对2000多欧洲观众发表演讲，对美国过去的“傲慢”表示道歉。但美国的傲慢显然没有消失，今年5月1日美国“海豹”突击队擅自越界到巴基斯坦击毙拉登刺激了美国人的自豪感，但在巴基斯坦，人们心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美国直升机为何能自由穿行巴基斯坦？对巴基斯坦各界表示的不满，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尼9日清楚表明，不会为“海豹”突击队越界巴基斯坦击毙拉登而向巴基斯坦道歉。

　　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希拉里大谈“阿拉伯之春”，抨击中国“阻止历史”。但事实上，西方乃至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中东的运动是不是一场“革命”。

　　法国《生活》杂志5月2日的文章称，美国大多数官员在中东政治风暴开始后不久就倾向于认为，这并非某些人所欢呼的“自由民主革命”，而是新旧势力、思想、矛盾交织掺杂后的复杂现象，但迫于形势，尽管维持现状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官方还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推动和介入政策。俄罗斯《新闻报》12日评论中东动荡时说，“中东革命是葡萄酒和毒药”，11日的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宣称“阿拉伯之春已经死亡”。12日，英国《金融时报》说，如果你和西方官员们聊一聊阿拉伯世界的大范围抗议活动，你会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时甚至来自同一个人。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之春”是“在我有生之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最美好的事”;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数十年来阿拉伯世界最危险的时刻。▲◆★●■☆


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启动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513/100410.shtml

    2011年05月13日： 本报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姜洁）近日，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专项治理工作。

    会议指出，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加强工作谋划，及时研究部署，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主动性；加强政策研究，坚持纠建并举，既纠正违规违纪问题，又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规定；加强舆论宣传，把握正确导向，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分类指导，掌握工作情况，制定政策措施，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当前重点是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搞好动员部署，建立工作机制，为专项治理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要求，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强联系沟通，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履行职责，发挥组织协调、参谋助手和督促指导作用。

    按照会议有关部署和要求，5月9日，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组织召开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培训会议，对各地区各部门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进一步明确了方法步骤、政策界限和目标要求，并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领导小组组长吴玉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管局局长、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焦焕成主持会议。▲◆★●■☆


艺术品失窃：笨贼一箩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922

   2011-5-12  2011年5月11日，北京警方称已抓获故宫失窃案犯罪嫌疑人，嫌犯的游客身份和缺钱的作案动机令人大跌眼镜。然而环顾中外艺术品失窃案，好莱坞式的飞天大盗少之又少，手段拙劣频频摆乌龙的“笨贼”倒是屡见不鲜。

　　假扮警察制服警卫，3亿美元盗窃案如同自由采购

　　与电影或者小说里所表现的不同，进入博物馆盗走珍贵艺术品，并不需要飞檐走壁或是高智商高科技，当代头号艺术品盗窃案就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1990年3月18日，波士顿，两名男子身穿警察制服在凌晨走到加德纳博物馆门前，敲响了博物馆的侧门，向警卫喊话称是要来查案的。几个来自艺术学校的学生，临时招来的博物馆警卫显然没有受过保安训练，他们给两个“警察”敞开了大门。

　　闯入博物馆后，两名小偷只花了一分钟就制服了警卫，给他们上了手铐堵住了嘴管道了地下室。在解除了只有在博物馆内听到的警报系统后，他们“自由采购”了80分钟，拿走了十多幅名画，对艺术一无所知的小偷甚至放弃了价值连城的《劫持欧罗巴》，而拿走了一只取自拿破仑一世军旗旗杆顶端的铜鹰。尽管如此，他们最终偷走的艺术品总价值达三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的头号盗窃案。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被绑起来的警卫中居然有人已经在地下室安然入睡了。

如果把所有失窃艺术品收集起来，足以建一个最伟大的博物馆

　　60秒偷走千万名作，却只用了一把梯子和一把锤子

　　历时最短的偷窃，是1994年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被盗案，小偷前前后后只花了50秒。这起罪案发生在1994年冬季奥运会的第一天，一个紧裹大衣的男子从邻近的工地上搬来一把梯子，攀上画廊天窗，用锤子砸碎了窗户玻璃，翻进了博物馆。此时博物馆的警报响起，但地下监控室的警卫显然不当回事，他一边咒骂该死的警报器总是失灵，一边径直地走向控制台关闭了警铃。此时，小偷已经减掉了悬挂着《呐喊》的金属线，将这幅价值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从窗台上运走，与自己的同伴跑进车里，扬长而去。

　　挪威的文化部长在案发后评论说：“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真是难以想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令他如此愤怒的，可能还包括两名小偷留下的明信片，上面画了三个肆意狂笑的男子，背面潦草地写着：“感谢可怜的安保系统。”在后来调出的监控录像里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小偷甚至还从梯子上摔下来一次。这段录像后来被挪威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但显然在行窃当时，警卫人员并没有盯着监视系统。

　　即使是手无寸铁的醉汉，照样能偷走名画

　　即便是喝醉了酒的酒鬼，也能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1991年12月的一个大晴天，安东尼戴斯利踉踉跄跄地走进英国伯明翰博物院与艺术画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他从墙上摘下了亨利沃利斯的《查特顿之死》，夹在胳膊底下，带着这价值七万五千英镑的名画出门上了公车走了。有参观者发现了这一诡异的举动，但当他叫来保安的时候为时已晚。当时，博物馆才刚刚花了几十万美元安装了防范夜贼的电子保安系统，可是这套系统只有在晚上博物馆里没有游客时才会使用。

　　南非盗贼“一举”偷走7座大力神杯赝品

　　罪犯们或许在偷窃的技术上十分精到，但是对于艺术品的鉴赏能力确实难以恭维，为此，常常摆出各种乌龙。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南非警方和国际足联发言人证实了大力神杯被窃的消息，不过，被偷的大力神杯有7座之多。事实上，这7座大力神杯都是复制品，本来是打算用来作为礼物赠送的，每座价值仅在255美元，却不料被盗贼们一并偷走。盯上这些奖杯的盗贼们，不但扑了个空，还因此落入法网。案发24小时之后，3名犯罪嫌疑人就被抓获；48小时之后，3名罪犯被定罪。

雷米特金杯曾三次失窃，最后被盗贼熔化

　　一万美元的抽象派雕像，十美元卖给了收破烂的

　　在很多从事艺术品犯罪行业多年的专家看来，盗窃艺术品的更多的是笨蛋，而非职业高手，他们对于艺术品的价值，没有一丁半点的认识。1998年在洛杉矶，有一个窃贼偷走了一尊价值接近一万美元的抽象派金属雕像，不识货的他，最后竟然以九美元十美分的价格给了一个收破烂的。

　　大盗8年偷来百件珍品，却被母亲悉数扔进河里

　　不识货的甚至还有盗贼的母亲。2005 年，法国军方在法国东部的一条河流里找到了172件价值14到19亿美元的欧洲名画和艺术品，这些艺术品都是一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8年中偷走的。但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被洗劫之后并没有得到妥善保管，而是大部分被这个大盗的母亲毁坏并扔进了附近的运河里，欧洲艺术家们对这场艺术品领域的罕见灾难痛心疾首：“这是世界艺术品收藏史上遇到的一大劫难”。

　　安保系统脆弱如纸，无异于“引狼入室”

　　博物馆的安保问题不同于银行，后者可以挖地三尺，将钱藏在地下深处的保险库，配上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值班，而前者的存在目的却是把所有珍贵的藏品展示给尽可能多的人。即使是世界上安保最好的博物馆，与中等规模的银行相比都显得太业余。在巴黎卢浮宫，闭路电视无法监控到所有的角落，而且不同区域的监控摄像系统各自独立工作，无法从一个中心控制室全面监看。

　　英国大英博物馆2004年曾连续两次发生中国文物失窃案，15 件中国珠宝首饰艺术珍品悉数不见。据大英博物馆发言人介绍，“展厅内有灵敏度很高的报警系统，在盗贼撬开锁的时候，本应立刻报警，但不知什么原因，报警器并没有响。又因为失窃的艺术品体积小，便于隐藏和携带，有些艺术品一旦被拿出展柜，携带出门时根本不会引发报警。博物馆内有2.2万余件中国文物，确保万无一失真的很难做到。”


自1976年以来，英国是全世界艺术品失窃最多的国家，共有53709件艺术品遭窃

　　资金短缺连厕纸也买不起，快餐店员工般的薪酬只能请来业余警卫

　　此外，资金短缺也加剧了博物馆面临的安全问题。欧美博物馆大多免费，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各种基金会，私人捐赠等社会渠道。以大英博物馆为例，英国政府提供了70%的资金支持。尽管如此，每年高昂的经营，维修费用还是让博物馆的财政捉襟见肘。2003年秋天，英国最受欢迎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曾在洗手间内张贴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某位匿名人士的捐赠使得该馆有钱去购买厕纸。在美国，博物馆警卫薪水微博，而且得不到足够的训练，在制定员工的工资标准时，他们先参照了当地麦当劳快餐店员工的薪酬，然后减去五十美分，“那些负责看守我们的艺术珍品的人，连做汉堡的工作都干不了。”保安专家史蒂文凯勒说。

　　艺术犯罪警力投入不足，公众更关注解决现实威胁

　　与艺术品犯罪日益猖獗相比，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付艺术犯罪的专职警察。意大利有超过300名，多数国家连10个人都达不到，即便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只拥有数十位调查人员，其中有些还是兼职的。警察对于艺术犯罪的忽视，一方面源于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公众往往宁可警方多专注于真实的犯罪，而不是高雅的失窃艺术品。

　　“江洋大盗”们的作案手法，并没有电影和小说描述的那么神奇。然而作案手法越是低劣，博物馆的安保状况便越显得难堪。来源: 网易▲◆★●■☆


美国媒体：中共左、右、中央三派分化明显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918

    2011-5-12：美国亚太事务网上政论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日前刊登北京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华尔街日报》中国评论员利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精英，可以分成左派、中央、右派三部分。

　　《外交家》5月9日刊登的这篇文章称，中共的左派最意识形态化，顽固恪守毛主义。他们部分受到怀旧情绪，部分受到对目前社会极度不满的情绪驱使。左派指责某些精英掠夺社会；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扩大收入差距；在政策上实际忽视贫穷阶层。持这种观点的知识分子得到政治倡导者的支持。后者听取他们的建议，给予他们庇护。

　　文章表示，对左派观点的强烈嗜好，已经成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纲。他利用旧的运动方式推动了不少政策，借以激励大众，化解不满情绪。虽然薄熙来坚持，他并不想返回文革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恢复“唱红歌”。他正借助左派民粹主义而走红。

　　薄熙来在重庆推动的法制运动，现在也纳入左派帐下。据报道派遣特别的警方小队到建筑工地，捉拿那些欠薪的黑心老板，保护工人不受老板雇佣的打手迫害。不论是否在表演，相关的新闻在互联网论坛大量曝光，左派受到中国社会某些人士喜爱，事实上一些官员渴望获得这种感觉。利用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不满的那些人的力量，尤其是利用反贪腐运动，有可能在高层发动政治战役——这些对左派具有吸引力。

　　文章指出，右派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中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了错综复杂的社会不公、社会保障网欠缺，因而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改革。某些中国右派希望推动普选，特别在城市加快实施普选，给予工人选举权，借此提升中共的合法性。按这一思路，右派显然对押后政治改革越来越表关注。这从温家宝总理最近的一些讲话，可以判断出来。

　　然而，右派也是最复杂的。他们中某些人极其小心谨慎，主张行政改革是最好的途径。按照这种观点，有好的干部，才有更忠诚的公民。如果公民感到干部能够较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解当前体制的缺陷，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是组织部的观点。他们把正统性看作政治指导原则。

　　文章称，居于左、右派之间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胡锦涛及其盟友在“以民为先”、重启医疗卫生改革、增加收入补贴、降低贫穷阶层所得税率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他们同时也把国家推上了相对强硬的路线。

　　文章表示，他们是新的中央集权者，几年前强化了党对省、市、自治区的控制。在中央眼中，各省、市、区产生的无节制经济增长、环境恶化、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社会和民族冲突等问题，只能通过北京的中央解决。他们还强制取缔表达异议的管道，设法防止不满情绪爆发。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确同情、支持工人，但只是在现有的工会架构内。更多的官员希望改革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工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口号，反映出中央的政治观点。▲◆★●■☆


　　附：英文原文 Right, Left or Centre in China?

　　How China's elites see labour reflects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bou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country, argues Russell Leigh Moses.

　　During the recent May Day holiday, an editorial in China's People's Daily argued that ‘labour is still the dominant factor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ther government organs repeated this line, noting that labour's progress was ultimately down to the unswerving and unstinting supp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while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ried to move into a new era by co-opting entrepreneurs and seeking to inspire innov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massive state support to targeted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workers are more than simply nostalgic icons—they are a potential flashpoint for the growing divide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mong the many accomplishments of Hu Jintao and his like-minded colleagues has been the ability to hold the Party together in tough times while allowing differences of opinion to persist. There's a good deal of consensus within the Party about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no one in the Party apparatus wants to see it implode and the nation left leaderless. But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groups in the government, a divide that can perhaps best be thought of as based around three broad camps: 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Centre.

　　The Left wing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ideological, hidebound to Maoism, driven in part by nostalgic longings and in part by a deep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society. Leftists complain that some elites have robbed society; increased the income gap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poor are virtually ignored politically. While much of the speech-making remains the province of intellectuals, those who subscribe to these views also have political sponsors, and they advise and are sheltered by them. This passion for Leftism has become part of the political platform of Bo Xila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Chongqing. Bo has promoted many policies in the shape of old-style campaigns, meant to inspire the masses and render opposition difficult. And, while Bo insists that he has no yearning to return to the day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hasn't stopped him reviving ‘red songs' (and singing them with verve, even with visiting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His is a Leftist populism running hot.

　　Bo's law-and-order campaign in Chongqing was also recently folded under the Leftist tent, when a special police squad was reportedly sent in to seize the salaries of unscrupulous bosses at a construction site and to protect workers there from hired thugs. Staged or not, the press coverage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comments on numerous Internet forums highlighted the traction that Leftists enjoy in some parts of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underscoring the fact that some officials are eager to ride that sentiment. The potential for using those disaffected by China's special brand of economic progress to wage political battle at the upper-levels—especially using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Leftists.

　　Rightists don't revel in the plight of workers either. But they prescribe a quite different political potion. For many of them, economic growth has produced the sort of social complexities—inequality and the severing of many strands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that cry out for some sort of political reform. Some on the Chinese Right want to push elections forward and faster, especially in the cities, seeking to enfranchise workers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Party legitimacy. With this in mind, the postponement of a dialogue on political reform appears to be of increasing concern to the Right, at least judging from some of the recent statements of Premier Wen Jiabao.

　　But the Right wing is also more complicated. Some in this camp are far more circumspect and argue that administrative reform might be the best route, for now at least. Under this view, making better cadres would produce more loyal citizens, especially if the latter feel that the former are in better touch with their needs and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the system. This is certainly the vision in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they see legitimacy as their political lodestar. So, as the Left pushes its agenda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ling through mass action and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those on the Communist Right seek simply to be more creative in shaping a better cohort of cadres who with empathize with labourers, and also act on behalf of the moneyed and propertied classes.

　　Sitting astride it all is the Centre, run by President Hu Jintao. Yet while Hu and his all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looking to reinstall some elements of socialism—health care reform, income subsidies, lower tax rates for the poor—the forces he and his associates have fashioned to run the country have actually been relatively hard-line. They are re-centralizers, brought to Beijing years ago to strengthen the hand of the Party over the provinces. Barely bridled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local corruption, social and ethnic outrage—these problems are seen by the Centre as having been produced in the provinces, and only able to be solved through Beijing. So, too, the crackdowns on channels of dissent, designed to prevent political options from coming to the fore and therefore attracting the disaffected.

　　All this means that while there's certainly upper-level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labour in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t's mostl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isting trade union structure. More than a few officials want reform of the trade unions, but not replacement. Likewise, the slogans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view at the political Centre that only if labour contributes to both of these ventures will it continue to merit provision and policy attention. With few recent exceptions—the wildcat strikes in the auto industry in south China last year, and in Shanghai a few weeks back—both sides have upheld the bargain; disquiet and unhappiness has stayed local.

　　But suppose that compact is severed? Never mind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an aging and more expensive workforce. What happens if inflation begins to really bi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economic growth starts to become sluggish?

　　Officials here are rightly anxious over the consequences of making China more modern and moving beyond the old. Leaders recognize that labour still matters in China, both in managing the economy and sorting out who gets to steer China politically. It'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be watchful not only of the Chinese street, but also efforts to use any worker discontent in the larger political tussle already unfolding.

　　Russell Leigh Moses is Academic Dean at 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resident political commentator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China Real Time blog.  来源: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