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入世十年得大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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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6  新京报 今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十个年头，在昨日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入世十年来总体来说是得大于失。

　　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

　　在历经了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是中国入世第十年，同时正值博鳌论坛举行满10年。

　　在昨日博鳌论坛间隙，陈德铭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得失问题时表示，世界上没有绝对得或绝对失的问题，在国际中间要有得有失，所有的决策只要建立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走下去。他称，中国入世十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同时也带来了环保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是得大于失，未来还将沿着得大于失的道路走下去。

　　据陈德铭介绍，这十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5.3%下降至9.8%。同时，中国对世界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国也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的工作，涉及3000多个法律法规。

　　同时数据显示，在中国入世10年来，中国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当初的8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此前，10年前中国对外投资不到1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将近600亿美元。

　　对于未来10年中国的开放政策，陈德铭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不会变。他认为，现在有人说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变慢了，希望中国对没有开放的领域进一步开放，比如有些现在没有开放的服务业领域。他表示，我们也正在打算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但是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对等开放。他相信到2020年，中国会更加开放。

　　一季度贸易逆差情况将改变，逐步走向顺差

　　针对一季度我国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向记者表示，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是局部的，小范围的，不会改变在稳定出口的同时扩大进口的政策。他预计今后几个季度会改变小额逆差的情况，逐步走向顺差，但顺差的比例和幅度比去年有所改善。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一季度，我国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我国6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贸易逆差。

　　对此，陈德铭指出，今年一季度小幅逆差既有长期以来鼓励进口的因素，又有国际局势动荡、大宗商品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此外，今年一季度进口的价格增长17%，出口价格仅增长了9%，进出口价格不同的上涨幅度，对小额贸易逆差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德铭预计，在今后的二、三、四季度，不排除有个别时期会出现小额逆差的情况，但总体来讲，未来中国的情况还是合理的、小幅的贸易顺差，但顺差的比例和幅度比去年有所改善。

　　论坛回顾

　　“800元罚款”成论坛首笔基金

　　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昨日表示，博鳌这十年的发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讲就是水涨船高。

　　从2001年到2011年，博鳌论坛在今年走入第十个年头，龙永图昨日表示，博鳌已经成为了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在十年里面打造这么一个平台不是很容易的。它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发展，没有中国和亚洲快速的发展，博鳌论坛十年也没有那么大。“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博鳌这十年的话，我想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水涨船高比较合适，过去十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大潮在不断上涨。”他说。

　　回忆10年前的第一次博鳌年会，龙永图坦言论坛刚刚开始的时候起步很困难。“那时候我们开会是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结构建筑里开的，上厕所要花很长时间，不管是特首还是长官都要在那里排队。”

　　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也在论坛期间透露，“博鳌亚洲论坛的第一笔基金只有800元人民币。”他回忆说，当时他在北京邀请拉莫斯、霍克及时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主任陈辞打高尔夫球时，按照当时的规则他们每个人打球都被“罚了款”，一共是800元人民币，这笔“凑”起来的资金也成了博鳌亚洲论坛的首笔基金。

　　在这10年间，伴随着博鳌论坛每年一度的举行，博鳌小镇也得以快速发展。10年前，博鳌还仅仅是一个渔家小镇，而10年后，随着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博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会议小镇”。去年，小镇共承接了400多个会议，1000人规模以上的就有将近20个。(记者 张羽飞 沈玮青 吴鹏)

　　论坛焦点

　　姜建清：热钱是长期存在的现实

　　工行预计三年内基本解决政府融资平台问题

　　昨日，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热钱流入中国市场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热钱流入推动房地产价格快速提升

　　姜建清在博鳌论坛2011年年会的“应对资本流入：热钱与泡沫”分论坛上表示，热钱是长期存在的现实，并认为热钱的流入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他们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可能，所以导致了全球的热钱流入。”

　　今年2月中旬，外汇局首次披露官方估算数据：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

　　姜建清说，热钱流入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的某些市场，如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在短期内快速提升。

　　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表示，目前热钱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不大，但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大。

　　工行三年解决政府融资平台问题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姜建清表示，目前，工商银行政府融资平台不良率是0.3%，工行将在三年之内基本解决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

　　姜建清透露，目前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已引起监管部门及行业的高度关注，并采取了非常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应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他援引工行一季度数据指出，工行目前政府融资平台不良率已降至0.3%，为同类贷款最低水平，横向比较，低于全行不良贷款率1.08%的总体水平。

　　对于房地产类贷款，姜建清表示，截至第一季度，工行个人按揭占比为17%，开发贷款占比为6%，两项加和，即房地产类贷款总额占比为23%。他认为“作为拉动经济的支柱，中国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仍然是很大的”。(记者张羽飞)

　　李剑阁：国际板时间表仍未确定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昨日在博鳌论坛间隙表示，国际板未来一定会推出，但是何时推出仍不确定。

　　今年两会期间，李剑阁曾提交议案，呼吁应加快推动国际板。他还在议案中建议，希望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开设国际板。

　　昨日，李剑阁表示，设立国际板的很多准备工作还需要一点时间，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各部门之间很难协调。

　　此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曾披露，其国际板的建设已完成包括上市、交易等业务规则和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李剑阁昨日表示，“其他的部门还没准备好”。

　　李剑阁表示，设立国际板的法律制度和货币兑换等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但在国际板推出后未来潜在的危险，以及面临的不确定性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它完全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李剑阁补充称。

　　去年4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若干意见，其中“让外国公司到中国来上市”的国际板成为继创业板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又一个大动作。(记者沈玮青)

　　保尔森：支持混业经营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昨日在博鳌论坛上表示，支持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

　　所谓混业经营，是指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多业务、多品种、多方式的交叉经营和服务。保尔森昨日称，他认为混业经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保尔森认为，对于那些把钱储蓄在银行里的低端收入群体，建议将利率放开，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甚至赶不上通胀;而对于富人阶层，由于目前他们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投资，所以才去投资房地产市场。而混业经营、金融产品多元化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保尔森的这一看法，国内曾有学者提出异议。高盛集团前国际顾问李青原曾表示，混业经营后，投资银行得到了商业银行充足的资本金，进行基于风险的投资活动，这意味着一旦投资出现问题，就得让多数人的存款为少数人的投资行为买单。她认为，中美金融业资质不同，中国银行不宜实行“混业经营”。(记者沈玮青)▲◆★●■☆


胡德平思忆父亲胡耀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4/16/5783375_0.shtml

2011年04月16日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隐虹

核心提示：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来对待。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来源：资料图）

本文来源：《法治周末》2011年3月29日，作者：隐虹，原题：《思忆父亲胡耀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写就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胡耀邦同志当年的改革思想，一些政策和措施出台的前后经过，都作了思想上的分析。书中有些内容，此前曾单独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经过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定。近日，胡德平接受了采访。

改革思想是慢慢形成的

隐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您以此为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来对待。

有的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突发的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隐虹：先从您的第一个问题开始，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这种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有哪些明晰的观点，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

我这本书是以他这个人物为核心，把他有关的讲话、我的日记和有关的资料给整理了一下，比较侧重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话：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他是有局限性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我是觉得文革之后，在他们逐步进入国家领导岗位之后，明确认识到中国不能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旧路老路。我觉得这个思想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这一部分人是多大比例，我不敢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中确实有这么一批人，这是有基础的。

这些同志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经常考虑党的历史，经常和人民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谈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革命道路就和苏联不同，我们有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么特殊的历史。胡耀邦虽然没有上过井冈山，但是他就是在湘赣根据地、就在井冈山旁边的湘赣苏区最先参加的革命，以后才去的中央苏区。那几年的生活，让他从一开始就走向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的革命道路，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

另外，在延安时期，胡耀邦又参加过整风运动。整风是我们党内总结经验教训很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学习过程。然后就是我们建国之后前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斯大林，党内的认识更有一个深化。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他说的农轻重，就已经和苏联的道路不同了。我觉得这些对胡耀邦的思想都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要这样改革，我就说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苏联的道路未必适合于我们。一开始，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认识越来越深。也就是说中国不想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很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是有预见性的，中国人考虑问题，确实不是教条主义，确实要负责的，我觉得胡耀邦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代表。

改掉计划经济体制

隐虹：第二个问题，胡耀邦是怎样改革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包括我觉得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的是行政命令，主观性的，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说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宋朝为什么会这么弱，就是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的将帅们都要把布阵图画好送到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

胡耀邦觉得，要改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这么一种体制。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

但同时他认为也要保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他在1983年全国职工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他也知道管理者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搞科技，他在1975年的很多讲话中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胡耀邦老把民主和法治放在一起：作为执政党掌权，你要对全民负责，全民的利益你都要保证，但不是说没有矛盾了，没有斗争了，没有形势问题了，没有颠覆国家的行为了，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就讲民主法治。

隐虹：显然，他对这些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胡德平：另外，胡耀邦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得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现任这届中央领导为民、爱民、亲民的行为表示支持。尤其是这两年，社会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现在的领导提出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改革有进攻的也有防守的，老进攻大家都没保证，改革也改不下去。

隐虹：刚才说的是经济体制改革……

胡德平：我们党一直不回避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的每届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也不回避。不管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时候改，怎么改，都需要很好的抓住问题。

现在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30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8年，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一段时间，大约也是30年。每一段时间，我们党内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论概述。对于改革开放的30年，应当客观、大胆真诚地把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注意这方面的财富。

解放思想的背后是解放人

隐虹：胡耀邦对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很关注，他怎么看思想解放的问题？

胡德平：原来我们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运动。但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思想解放运动背后还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从属关系。毛泽东爱看《法门寺》，刘瑾让贾桂坐。贾桂说奴才是站惯了的。胡耀邦就经常讲，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他是真正喜欢年轻人的，他不希望思想不解放，墨守成规。我年轻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的前途是在闯，你们要经过实践，你们要经过磨炼，社会当然要关心你，但是你们的前途你们要自己努力。他特别欣赏有创造精神的人。他常爱用反弹琵琶来比喻不要按照常规、不要走别人的道路的做法。他看《三国演义》，他就对魏延出兵子午谷，直捣长安的提法很欣赏，后来魏国灭蜀，人家也是走了阴平小道，他说魏延的建议值得研究，比诸葛亮要好---他就是真正思想开放的人，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还有辽宁的郭峰等敢闯、敢试的干部，他都是比较支持。

自评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隐虹：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心情更平稳了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也不见得能理解，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

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换届的中间，推出了一批年轻干部，他把希望、把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我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为什么有信心呢？他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不是我看中了你、或者我看中了他，革命的大潮、社会的进步，一定会推出接班人来。

隐虹：他说自己是过渡性人物有多次，最早是什么时候？

胡德平：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恢复他就这么说，他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总理，抓大事不搞繁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你们很可能不满意，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

我也觉得他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但是他这个过渡确实是和中国13亿人民在共同过渡，我希望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隐虹：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德平：我在这本书前言里面介绍过，“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时对我说，我们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他对此表示很遗憾。一个社会，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里面派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政策方针的制定，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理论的指导，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政策方针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思想的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理论的厚度。如果理论层次和深度上没有一个很高的指导，亿万人民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就可能会走弯路，还很可能产生更大的损失。

利益垄断影响改革

隐虹：现在有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把自己比作“蚁族”，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这些问题。

胡德平：我很同情这些年轻人。改革应该满足大家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思想解放是为了人，打破枷锁是为了人，发展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80后、90后相当大一部分人觉得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很艰难，这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在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方面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不到位的地方，或者失误的地方，让年轻人有这么一种体会和心情，我是比较理解的，并且我对此也是不满意的。现在真正成为社会主流的人群是70后、80后、90后，他们对那些垄断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很强烈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腐败问题说到底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这影响着我们的改革。

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但是不允许出现垄断利益集团，我们应该让大家有多元的思想表达，但是不允许有垄断集团的利益来操纵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能够在搞好自己业务工作的时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这种社会不公和扭曲的腐败划清界线，和全国人民一同来扭转这个局面的话，国家的前途就好，青年的前途就好。

隐虹：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对今天的改革来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胡德平：胡耀邦改革的思路，他的立场，他的方法，从他对深圳的那个题词可以得到一个侧面的反映：就是：“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意思是什么呢？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场不变，你为了利益的立场是不变的。方法全新，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学习继承，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有好处的、对社会文明进步有好处，我们也可以学习，方法你可以是全新的，这个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脱下红军的服装，摘下了红五角星，戴上了青天白日的帽徽，穿上了国民党的衣服，也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都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红军本质立场不变，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立场没变，方法全新了。

隐虹：对于法治、司法公正方面，胡耀邦有怎样的主张？

胡德平：胡耀邦主张“简法护民”。曾有一位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胡耀邦说法律应该很简单，一眼就看出这个法律是保护谁的，人们的基本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侵犯，受到侵犯的时候，利用简明的法律条文就可以理直气壮来进行法律的救助和援助。

不主张年轻人太“积极”

隐虹：您和您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但是我也说，在家庭生活中，他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理解。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他的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我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画画、照相、骑自行车、摄影。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你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给你们买辆自行车，上高中给你们买个手表，上大学给你们买个照相机，我一视同仁。

我小学毕业考上初中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晚上他早年考高小，没有钱交学费的事。我爷爷和他一个长辈说到这件事，长辈在长衫里面慢慢摸，摸出了一块银元，说这个给他交学费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说去投票也没什么神圣感。回来之后，我爸说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虽比较粗糙，但是走得却很准，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还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也说了说。他恐怕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了一句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如果不改革 得益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110416/3883407.shtml

2011年04月16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欧阳晓   编者按：张维迎2006年3月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引发舆论狂潮，《经济观察报》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回访。  

欧阳晓红

经济观察报：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维迎：记得2005年前后，受到社会舆论影响，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停下来了。有报告称中国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许多人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甚至否定改革。这种声浪愈演愈烈，形成一股改革阻力。作为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以更理性、建设性的角度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变革，不能苛求完美。只有认识到改革的艰难，认识到改革中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才能从积极角度看这些问题，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经济观察报：有人对您在文章中提出“既得利益补偿论”争议较大，您如何看？

张维迎：要注意，我那篇文章区分了改革与革命，也隐含地指出改革与不改革的区别，以及改革的主要障碍和基本特征是什么。提出“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反过来说的意思是，如果不改革，得益最大的是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改革的最大阻力一定来自领导干部；还可以说，一项“改革”如果让领导干部受益、普通民众受损，它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

在我看来，改革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以和平方式分配社会增进利益的制度调整。在中国的背景下，改革是不断削减政府权力、约束政府行为的过程。计划经济本质上是“职权经济”，也就是说，权力是政府官员的，每个投资都由政府官员决定，每分钱都由政府支配，甚至生活资料也是根据官位决定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将职权经济变成产权经济，将权力由官向民转移。当然，现在政府权力仍然很大，制度变化中也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需要不断改革，进一步缩减政府部门权力，把统治命令型政府变成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客观讲，要实现这样的转型没有某种形式的利益补偿是很难的，有些权力甚至需要赎买。但不改革的后果是停滞或倒退，甚至引发革命，结果更坏。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5年前的这份理性思考与建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到了哪些践行？

张维迎：坦白地说，我对过去5年来改革的进展并不满意。尽管有一些局部进步，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上市了，但从整体看，市场化改革进步不大，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问题还是能不能用一种理性的思维看待改革。若不能，改革就会有意无意地走上歧路。

以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为例。说了多少年，审批制从来没真正取消，而是不断以新的形式滋长。原因很简单，负责审批的官员想捞好处；担心民营企业竞争会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干脆不让你进入。“非公XX条”出台了一遍又一遍，说明这方面改革是停顿的。问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不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改革，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

还有一些政策错误，未必出自官员利益本位，但也是缺乏理性的结果。比如强制提高工资标准、以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期限，看似为劳动者争取利益，其实是在把一部分工人推向失业。再比如禁止普通企业商品涨价，直觉判断是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但最终结果是既损害了生产者，也损害了消费者。

从这些情况来看，改革要想沿着理想的目标前进真是太难了。它受整个社会的知识、观念、权力、利益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改革前景产生难以预估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更深入的理性思考。(感谢岑科先生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张维迎

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其与可行的替代政策相比较；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其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是相互加强的。

至于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注：此为文章摘要版）▲◆★●■☆


中石化斥资8亿建超五星酒店 已神秘经营三年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4/news-gb2312-1337064.htm

经济观察报 于 2011-04-16

提要：去年11月23日，龙湖在顺义牛栏山取得的一块居住用地，楼面地价为8237元/平方米，顺鑫佳宇取得的一块商业金融用地的楼面价约为5660元/平方米。与2009年11月同在后沙峪镇的一个“地王”相比，该地块楼面地价更是只有“地王”的1/30。

酒店内部的高级别墅(图片来源：酒店官网)

　　“和园”隐事

　　陈文雅

　　在紧邻大广高速（京承高速）北京顺义后沙峪出口的温榆河西岸，一片面积达800亩的森林公园隐匿于双向二车道的狭窄林荫道深处。如果不特地留意，沿途经过的人们可能不会留意通往公园的路口立着“和园景逸大酒店”和“国家发改委顺义培训中心”的路牌。河对岸鳞次栉比地分布着龙湾别墅、龙湖滟澜山、清锦源等京城最著名的中央别墅区的别墅项目。

　　这片大好风光地形隐蔽，地图上找不到名称，入口处没有标志，路边还有保安站岗，让很多游客误以为这里是一片不对外开放的土地。只有公园深处一块书籍形状的雕塑上篆刻的“和园小记”，暗示了这片公园名为“和园”。

　　就在“和园”旁边，矗立着一个不知名的酒店，叫“和园景逸大酒店”。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顺义最豪华的超五星级标准的酒店，建这个酒店的投资花了8亿多元。然而，就连很多顺义本地居民也不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个神秘而奢华的大酒店。

　　酒店的介绍里提到，“占地1050亩，其中800亩为森林公园”，如此大面积的公园竟是酒店的附属设施。酒店除了208套客房外，还有“中、欧、日、意式等风格各异的高档别墅9幢……”。

　　记者从工商局企业信用资料中查及“北京和园景逸大酒店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9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李占峰，注册资本2.5亿元。

　　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酒店于2008年5月开始试营业，至今已近3年。

　　如果说该项目公司的注册登记时间应早于项目拿地、动工时间，那么该项目应于2006年之后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经营性用地。自2004年“831”大限之后，北京市出让的所有经营性用地均采用了招拍挂方式。蹊跷的是，和园景逸大酒店一直到2010年9月8日方与国土部门签约土地出让手续，在国土局公开资料中，对该地块位置的描述为“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民大街2号商业金融竣工补办项目”，宗地面积近9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近4.7万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金融及地下车库，土地成交价不到5000万元。也就是说该地块成交的楼面地价仅1050元/平方米。如果按照酒店人员所描述的，将该地块周边800亩森林公园算作酒店附属设施，那么这个酒店的地价之便宜更是令人咋舌。

　　去年11月23日，龙湖在顺义牛栏山取得的一块居住用地，楼面地价为8237元/平方米，顺鑫佳宇取得的一块商业金融用地的楼面价约为5660元/平方米。

　　与2009年11月同在后沙峪镇的一个“地王”相比，该地块楼面地价更是只有“地王”的1/30。该“地王”为大龙地产以50.5亿取得的后沙峪镇天竺22号地，楼面地价高达近3万元。该地块竞拍起步地价就高达14.1亿元，起步楼面地价为8337元/平方米。尽管大龙地产最后由于未按时支付土地出让款而被收回地块，但在竞拍现场，百仕达、大成、融侨、远洋、爱美、保利、安邦保险、冠城、龙湖等开发商与大龙进行了190轮的激烈竞价后才最终铩羽而归，其中远洋、保利出价43.7亿，龙湖叫价46.2亿，可见该地块在楼面地价超过2.5万元/平方米时仍有不少开发商追捧。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财主在中央别墅区花了这样少的地价，投了8亿多元，建设了这样一个豪华酒店，而又不显山不露水地默默经营？

　　酒店的工作人员说：“酒店是中石化下属的产业，这片地是发改委给中石化的，旁边那片四合院就是发改委的培训中心。”在酒店北面确实有一片低矮的平房四合院，围成一个独立的小院。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中石化的官方回应。

　　记者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机关服务中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机关服务局、中石化百川经济贸易公司）的公司资料中发现“和园景逸大酒店”为其下属产业。该中心的职责是为中石化总部机关和专业公司提供后勤服务保障。

　　这一地块，为什么能以如此低廉地价取得商业金融地块的用地出让手续，并且是在项目竣工开始营业两年多之后才补办了土地出让手续？截至记者发稿时，中石化和北京市国土局尚未对此事有明确答复。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竣工补办项目”一般是对于划拨用地上的项目要改变土地性质对外经营时，国土部门对用地所有者象征性收取市价30%以内的土地出让金后，给予其正规土地出让权证的一种做法。有时也用于违章建筑补办土地出让手续。这种做法规避了土地招拍挂制度，为划拨用地低价改变土地用途开启了方便之门。“乐于采用补交出让金的方式当然是为了少付地价款。”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说。▲◆★●■☆


经济真的多元化了？金砖四国加起来还不如中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939

    2011-4-17：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今天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不能把“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看成是全球经济多元化的标志。

　　他说：“世界经济是否真的多元化了?我们来看GDP总量：中国目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万亿美元，印度4万亿，巴西2.7万亿，俄罗斯2.2万亿，南非4千亿。金砖五国中，其中四个国家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确实多元了，但是多元主要集中于中国。”

　　他说，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向中国出售石油和原材料，所以可以看作是中国增长的一个“派生现象”。

　　这个趋势在非洲更明显。“非洲在2002、2003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连1%、2%都不到，现在增长2%、3%、4%，都是中国对于原材料、石油大规模需求而所带来的增长。”

　　黄亚生是在博鳌亚洲论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分论坛上提出这个观点的。他认为，后危机时代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世界经济多元化程度，是否真的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高。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在时间上紧跟“金砖国家峰会”，又同在海南召开，颇给外界一种“上、下半场”的感觉。许多从三亚转道博鳌的嘉宾，把金砖峰会的气氛带到了原本立足亚洲的博鳌论坛，不少讨论仍然围绕“金砖”，或者把它视作新兴市场的代言体。黄亚生的观点因此令人耳目一新。

　　黄亚生认为，后危机时代的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中国经济走向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成功从出口、投资为导向，转向以家庭消费为导向，那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冲击。

　　“举个例子，中国的电力大部分由企业消费，而个人家庭消费小部分，二者之间的比例是80%对20%。这个比例在美国正好相反。如果在短期内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对全球原材料需求肯定会带来冲击。”

　　他认为第三个不确定性是：经济多元化最多体现在了生产方面，而非消费方面的多元化进程缓慢，金砖五国的消费总量目前仍然很低。

　　“所以新兴市场很令人鼓舞，但有局限性：首先是局限于中国的崛起，其次是局限于生产的多元化。”来源: 新华社区 ▲◆★●■☆


张爱萍在改革大潮中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4/17/5792521_0.shtml

2011年04月17日 来源：天天新报 作者：张胜

文章摘自《天天新报》2009年3月1日 作者：张胜（张爱萍之子） 原题为《张爱萍在改革大潮中》

开国上将张爱萍——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张胜评价他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本书是张爱萍次子张胜所作，回顾了父亲的人生经历。张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职总参，后下海经商。因此，本书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军人的对话。本文回忆了张爱萍在国防改革大潮中的往事。

“这个手，我举不起来”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这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赵总理，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总理说：“也好，先不做决定，就请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后来听到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议论，说又不是断他们的粮，反应这么激烈，真没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和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无意中闲聊，谈起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关于“国防工业自成小天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这话是有所指的吗？“小天地”，究竟寓意着什么呢？

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在想自己那摊子事。我把文件给他找出来。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

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洁：“上面定的。”多一句都懒得说。而且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

总理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但他们那时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我和赵总理为核电站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

“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从1979年到1983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国防工业，国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原因。”

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给删掉了。

回函小平：“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

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哪晓得秘书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问美国防部长：“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

其实，国防改革的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邀请了124位专家，制订了代号为“863”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2000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