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析藏南现状与军事危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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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0：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印度感到焦虑和失落，在对中国战略意图解读时，误认为中国对印度实施战略包围，威胁印度安全，同时由于边界争端，印度从败走的殖民者手中又捡起不适时宜的殖民思想，把自己刚刚过去的被英帝国统治的苦难经历立刻忘却，反而抱着捡起的殖民思想妄想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它们霸占中国藏南大片领土，又怕中国以武力相加，以致于民族心理发生变态，这种扭曲的民族心态，极易引起不测事件，危机与防范就在其中了。笔者力图从多角度，分析一下藏南的现状，与危机发生的可能，以及危机出现后我们的应对措施

★ 一、从印向边境增派苏-30战机说起

据《印度时报》3月1日消息:印度今天加强了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的防御能力,把苏-30MKI战机部署在贾布瓦空军基地。诺赫瓦尔中将对媒体说,在贾布瓦空军基地部署高尖端的苏-30MKI战机,是为了确保印度东部地区不会遭到任何入侵。他说:“贾布瓦空军基地是印度最东端的战斗机基地。该基地是东部防御的第一线,在此部署苏-30战机将增强该基地的防御能力。” 目前,印度空军拥有大约270架苏-30战机。

据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网站2月15日报道，印度军方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称，印陆军将在年内开始装备美制M-777型155毫米轻型榴弹炮。根据印美两国此前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印方将会以6.47亿美元的价格获得145门M-777型榴弹炮。据印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这批M-777榴弹炮配备有激光惯性炮兵定位系统，最大射程30千米，将会被部署到与中国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的藏南地区)。《印度时报》报道称：“军方已在这一地区组建了两个新山地师，总兵力为3.5万人。新型榴弹炮的装备将会增强这些部队的攻击能力。”

从最近印度在中国西南部的动作，不难看出，印度是憋足了劲想和中国干一场的。在此之前，印度已经向中国藏南地区增兵三个山地师，一个侦察营；加上当地的武装和警察等，已经达到了20余万人的兵力，其兵力已8倍于解放军。有消息称，印度近十年来已斥资500亿美元购先进武器制衡中国。

为加强对藏南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东北部邦，修建了苏30MKI先进飞机的机场，并且派驻了加油机和先进的预警机，并在不断的获得俄罗斯生产飞机的许可证。同时，印度高官一再放话，表明印度不会再失去第二次中印战争。种种迹象已表明，印度与中国打的决心已下了。

★ 二、中印边境争议由来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按不丹和尼泊尔两国隔开后形成的自然地理走势，中印边境线分为靠近新疆的西段，和位于西藏以西的中段，以及主要为藏南地区的东段，分为西、中、东三段。双方争议地区面积共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为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邦”)，由印方实际控制，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也由印方实际控制，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由中方控制。

自从英殖民者麦克马洪，在西藏走一圈炮制出“麦克马洪线”后，印度在国家独立后，不仅没有主动放弃英殖民者窃取他国土地殖民心态，反而要继承，凭着印度式执拗性格，全然不顾中方至情至理的规劝，却不依不饶地贪上了富饶的藏南等地区。中印之间终于在1962年爆发了一场短暂但规模空前的边境战争。这场边境战，使亚洲中印两国隔阂数十年，积怨至今不散。

为什么印度这个边界利益的获得者这么敌视中国呢？原因就在于“大印度联邦”在作祟。

“大印度联邦”本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却对它格外欣赏。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尼赫鲁还一厢情愿地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尼赫鲁认为，独立为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印度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民主运动中萌生的“关于印度的新概念”。

印度的目前的战略目标就是称霸南亚，遏制中国，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军事大国。冷战后俄罗斯在军事上大力收缩，美国也减少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南亚地区出现了相对的力量真空，对此，印度利用与美、俄、日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快核军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争当军事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国的步伐。

★ 三、印度近几年重大军事行动以中国为假想敌

1987年2月，印度不顾中国反对，在非法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大量往该地区移民，目前人口几乎和整个西藏的人口一样多了，造成对我藏南地区非法占领既成事实。

2005年5月，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进行5次核试验，实验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致信美、日、俄等国领导人为其核试验进行辩解时称：实验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近来多次攻击中国，其意图是在为其核试验找理由。印度对中国的敌意昭然若揭。

2007年4月12日试射了射程达到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导弹，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电视台的示意图把北京画成了目标。该导弹射程覆盖中国的北京、上海等整个亚太地区，其针对中国的敌意不言而喻。

2007年8月印度与蒙古计划扩大并升级位于蒙古境内的一处监听站，此外，印度希望在蒙古境内设立所谓早期预警雷达系统；2007年8月下旬，印度还将发射首颗专用军事卫星CARTOSAT 2A。出人意料的是，这三大举措的目的竟然惊人一致：监视中国导弹。

据中评社北京2010年2月10日电：邻国印度近来军事动作不断，海军演习、导弹测试、卫星发射，一个都不少。两天前，他们成功试射了一枚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分析说，这种导弹可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多数大中城市。印度国防部说，导弹“准确命中了3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实现了所有测试目的，即日起将装备印军。印度高官曾宣称，这种导弹主要“针对印度(北方)的头号敌人”。其实印度已中国为假想敌的军岩一直都在继续着，据《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2011年4月6日报道，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司令帕奈克（音译）中将上周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印度不仅面临着来自中国沿中印实控线部署的军队的威胁，而且考虑到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广泛的军事联系，这种威胁还很可能延伸到印巴实控线。

不要小看媒体这些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的渲染，这些言论会潜移默化影响印度百姓对中国的敌视，影响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 四、印军兵力部署具有明显的进攻态势

目前印度陆军11个集团军中，中印边界印方一侧负责对华作战的主要有第4、第33和第15三个军。第4军负责东段地区，总兵力约5万人。第33军驻地在西里古里，被视为印度对华军事准备的“第二梯队”，下辖3个山地师和一个炮兵旅，其主力第17山地师驻地距离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近40公里。第15军主要负责中印边境西段对华作战，下辖第19山地师、第3山地师和炮兵第3旅，直接威胁中巴战略通道喀喇昆仑公路。

在“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和锡金邦三个同中国接壤的地区，印度部署有第4军和第33军。印度第4军以阿萨姆邦中部的提斯普尔为核心，形成“前轻后重”的作战格局，只有第5山地步兵师放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那加，而第2山地步兵师、第21山地步兵师则放在阿萨姆邦境内。

印度军方认为，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目的是歼敌，而不是简单地夺取“阿鲁纳恰尔邦”，第4军靠后配置的方式就显示出印军仍害怕中国军队会像1962年那样穿插围歼其主力。但总部设在西里古里的印度第33军却十分危险，该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7山地步兵师就驻扎在乃堆拉以南40公里处，同属第33军管辖的第20山地步兵师（驻比纳古里）、第27山地步兵师（驻噶伦堡）则作为后应部署在二线。

去年年底，印军又向印度东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增派两个山地师。这两个山地师有军官1260名、士兵35011名，配有适合山地战的“特别装备”。向中印边境地区新增派的两个印军山地师分别为：第56师，师部设在那加兰邦的扎卡玛市，归属印度陆军第3军；第71师，师部设在阿萨姆邦的米萨姆里市，归属陆军第4军。这两个师事实上已经部署到位，并装备单兵防护设备和轻型防空火炮。

印军新部署的这两个山地师是为了拱卫“阿鲁纳恰尔邦”，其中第56师负责“阿鲁纳恰尔邦”的东翼，以防“中国从缅甸方向对其发动攻击”，第71师则负责保卫“阿鲁纳恰尔邦”的腹地，而印军此前已经在“阿鲁纳恰尔邦”的西翼部署有第5山地师。除此之外，驻扎在阿萨姆邦的印军“反游击部队”可以随时增援中印边境。随着这两个山地师部署到位，印度在与中国接壤的东翼边境地区的军力多达5个师。

★ 五、印借力“东向政策”欲对我区域包围

海域围堵牵制，陆地辅助策应，争议区正面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以保证战略态势稳固主动，是印度在“东向政策”框架下军事策略运用上显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印度于1991年开始实施面向东南亚国家的“东向政策”。其核心是从经济导向拓展到政治、经济与安全并重。自 “东向政策”实施以来，印度与东盟关系从部分对话伙伴关系到形成第四个10+1合作机制，印度与东盟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完善并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从以经济为主扩展为政治与军事同步推进；合作国家，从最初的东南亚国家扩展到东亚的日本、韩国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而印度与日本、越南的关系尤为突出，仅就这点可以看出印度是在利用中日、中越之间的领土纠纷，再谋取军事上的合作。

在东向政策导向下，印度军事存在已经成为东南亚甚至东亚地区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印度每年要与美日等国海军举行一次“马拉巴尔”演习，与主要东南亚国家每两年举行一次代号“会合”演习。欧美西方国家在叫嚣“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把印度当成了“平衡力量”棋子。而印度为达到本国战略目的也远充当马前卒，印辛格总理2010年10月出访日本等亚太三国表明，印度正充分利用并挖掘“平衡力量”这一角色对自身的利好。

印度与日本自2000年提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来， 印度与日本的双边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其目的是为各自军事目的服务的，日本为的是东海的战略利益。2008年两国发表关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09年签署《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目前，两国已经建立一系列安全对话机制，包括外长间战略对话、防务合作与交流结构框架、国防部长间年度互访等。2010年7月，两国举行首次外交和防务部门副部长级对话。日本是目前印度惟一的“2+2”对话国，“2+2”对话将两国安全合作推至新的高度。

印度与越南的军事同盟关系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已经达成默契，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以后，两国又以战略视角重新定位双边关系，继2003年启动外交部外交秘书级磋商与国防部部长级磋商以来，两国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2003年11月至2008年10月，两国举行了四次安全对话；2009年11月，印越两国签署防务谅解备忘录；2010年7月，印度陆军总司令十年来首次访越。越南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印度海军提供维护设施；而印度也一直向越南提供军事培训和军品配件，以强化越南的国防实力。越南已经成为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越南甘愿为印度提供军事帮助，目的也在南中国海的利益。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访问越南时提出，帮越南发展海军，想借越南扼制中国海军南下印度洋，加强对南中国海的监控能力，提高越南海军的作战能力，要改变越南在南海地区与中国大陆解放军对抗的劣势。

同时，印度与台湾也在搞合作，双方制定了代号“后门计划”的监听合作项目。台湾和美国负责出钱，印度出人，主要搜集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情报，每隔7—10天通过美国外交邮件把截获的密码送到台湾破译。特别是近来，印度前防长费尔南德斯多次秘密访台，幕后牵线暗助台湾研发核武，在中国东面树立一个强敌。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印度拉拢日本、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美国、澳大利亚、越南、我国台湾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妄图在我国周边形成一个战略包围圈。▲◆★●■☆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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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1年4月11日电／第七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11日在北京举行。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迈克尔.希弗共同主持。

　　新华社报道，双方回顾了上次会晤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的情况，并就两军关系指导原则、培育两军互信、海上军事安全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等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问美国的相关安排进行了商议。双方一致同意，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和防务部门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两军各层次的对话与沟通，加强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推进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双方还确认了2011年中美两军交往计划。

　　中方要求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美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侦察活动。

　　美方表示，持续可靠的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应开展不间断对话，以加强互信，避免误判。美方高度重视陈炳德总长访美，希望此访圆满成功。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建于2005年，是双方就两军关系政策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


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4/12/5679582_0.shtml

2011年04月12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任生心 赵达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非凡首创和崭新实践。20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夯实、拓宽、延伸，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的新路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恰逢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我国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专访了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

我国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记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颁布20年来，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哪些经验和成效？

陈冀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来的，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的目标和根本任务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及时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奠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和法律基础。2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坚持重心下移、固本强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以开展平安建设为载体，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确保了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刑事案件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深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年3月29日，中央综治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面对世所罕见的风险挑战,我国始终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分析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一条通过综合治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成功之路。

发挥综合治理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记者：当前，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着哪些突出问题？

陈冀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大大增强，新兴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方式明显增加，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飞速发展，使社会管理的广度、深度和难度明显加大。

记者：我国各级综治部门应该如何应对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

陈冀平：各级综治部门要勇于担当新任务，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真正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开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新局面。要加强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精神病人和吸毒人员等群体的管理服务；加强互联网、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管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办法；加强综治信息化和法制化建设，提高综治工作科学化水平。

深化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记者：今年是纪念建党90周年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按照中央要求，新的一系列维护社会治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规划部署已经全面展开，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要做哪些工作？

陈冀平：今年，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中来谋划，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化解，狠抓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深化平安建设，为纪念建党90周年、实施“十二五”规划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首先，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深入贯彻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对全国社会管理综合试点地区工作的指导，推动其在全国率先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其次，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突出加强行政调解，推动部门履行职能化解矛盾。

同时，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集中打击行动，严厉打击、严密防范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继续深入开展全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行动。加强科技防范工作，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和防控水平。

另外，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建设，发挥其基层服务管理平台的联动功能。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委、办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干部。重点抓好村居（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等综治工作站（室）建设。

最后，我还想说，多年来，《光明日报》作为中央主流媒体，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今年又专门在《法治》专刊开辟专版，充分体现了对综治工作的关心、重视、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央综治委、中央综治办表示感谢，希望《光明日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关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前沿的研究，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引领作用。（本报记者 任生心 赵 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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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2）● 郑永年

　　对任何国家来说，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集权的还是分权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不改则退，而退是没有出路的。近来中东和北非的政权动荡，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解体等等，无一不说明这一简单道理。这些国家尽管都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缺乏政治改革，政权基础并不牢靠。任何一个非政治性的事件都能诱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被人民力量所推翻。很显然，如果改革遇到困难而不去改革，最终都会导致政治悲剧。

　　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改革的动力很不相同。在多党制下，政党的轮流执政，多少可以化解民怨，避免民怨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不过，政党轮流执政并不见得是改革。很多民主社会，多党政治和改革并不相关。往往的情况是，不但改革没有进步，政治反而会经常处于持续的不稳定之中。较之多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或者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比较容易积累民怨。在这些国家，一党执政往往会演变成同一个领袖（党的领导人）长期执政。久而久之，人民就会感到不满。同时，也因为一党执政，既得利益容易形成，导致政治的封闭性。不过，一党执政也有非常成功的改革例子，那就是通过建设开放的一党制，或者维持执政党的开放性，通过竞争来吸纳人才，通过竞争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参政管道。

　　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和西方民主政治不一样，中国不实行多党之间的选举竞争，而是维持一党的长期执政，在党内进行竞争，或者实行党内民主。就是说，中国政治也具有竞争的特色，但竞争的表现方式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和其它权威主义政体下往往是同一个领导人终身执政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这不仅避免了政权的老龄化，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地为政权补充新的血液，政治更新非常之快，甚至超过民主国家。党内民主和退休制度使得中国把自身区别于其它民主和权威主义政权。它兼具了民主和权威两种类型国家的一些特质。没有西方式民主，但却实现了民主政治下的领导人（或者接班人）制度化的、定期的更替；同时因为是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主导政治，中国的体制仍然维持着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所具有的高度动员能力。

● 挑战在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

　　从这些特质看，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既得利益而保持政治的开放性。如上所说，一党制体制往往导致政权的既得利益化，从而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包容性转向排他性。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改革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各方面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目前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之中。这些年来，在改革难以进展的同时，社会对政府的抱怨则越来越甚。改革难以推行，原因很复杂，但既得利益的阻碍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政府有改革计划，但受到既得利益的阻力很难推行下去。

第二，改革政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变形。

第三，既得利益操纵改革议程，一些改革变成了增进既得利益的“改革”。

第四，既得利益直接阻碍改革议程的出台，领导人的改革意图经常成为既得利益的嘲弄对象。

一句话，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中央权威流失了，改革的动力消失了。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在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构架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克服既得利益有如下几种主要途径。苏联的改革模式，即直接诉诸于民众，即所谓的民主化。这主要发生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改革遇到了强大的官僚体制（苏联最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戈尔巴乔夫就采用了激进（直接）民主化的手段。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民主化促成了原来一党制的解体，为寡头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身也有很多的经验。在毛泽东时代，和苏联一样，由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官僚体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所使用的克服既得利益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中央官僚集团手中分散到地方政府；二是群众运动，也就是群众动员式的“大民主”。这两种手段后来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分权经常导致分权与集权的恶性循环，即一分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分；而“大民主”则导致了国家的长期动乱。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领导人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推进改革方面找到了新的并且是有效的方式，即开放。无论是政治过程还是经济过程都向社会各种力量开放，这种开放当然不是西方式的开放，即多党制或者政治多元主义，而是把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执政党内，构成党内的竞争。

● 关键是再确立中央权威
　　
    那么如何促成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再开放呢？这里确立中央的权威至为关键。尽管来自社会的压力非常重要，但从制度建设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也必须通过中央权威来发生有效作用。就是说，有效的改革取决于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议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的结合。

　　现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不仅仅是因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过去，更是因为一些顶层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使得责任和权力出现不一致性。从中央层面看，政治局常委一直处于扩大之中，从1980年代的5人扩大到1990年代的7人，后来再扩大到9人。这是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所需，但同时也在增加协调的难度。把国事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门（或者口），专人负责，形成了实际上的国事方面的“劳动分工”。有分工，就要有协调。在分工缺少协调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结果。

　　最近，中央层面就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主要反映了现在中国的改革缺失顶层设计的客观情况。实际上，“顶层设计”的目标不仅是要强化中央政府在设计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避免改革议程和过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化，而且更需要中央政府协调改革的执行和实施。

　　那么如何实现“顶层设计”呢？这里可以结合其它国家的经验，考虑建立三个国家级别的委员会，即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政治委员会。现在尽管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都是虚体，非实体，主要协调各官僚机构的利益，没有实质性的制度意义。国家委员会则不同，其目的一方面是要在决策过程中吸收社会力量，而超越官僚体制利益（或者其它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又对各个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协调，保证决策的实施。就是说，决策要回归其政治性，而官僚机构必须回归到其作为政策执行工具的角色。（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民主党曾经设想的改革就是要求政治家决策，而官僚体制回归其工具职能。）

● 国家级委员会统筹改革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过，不再重复。

　　国家经济委员会可以协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很多国家都有此类协调机构。在美国称为总统经济委员会，是总统的经济决策班子。在中国，经济社会事务主要是由国务院负责，但是部门卷入过多，分工过细，决策往往体现的是官僚体制的利益，而非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实际需要早就体现出来了。朱镕基任总理时期所设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不过，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发改会，最终都演变成具体职能部门。这些机构设置的初衷是要负责设计改革，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个官僚机构。要这些机构设计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发改委本身必须是被改革的对象，要它设计改革，如何可能？

　　因为缺少类似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的改革“部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面），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社会罢了。这就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没有成效，反而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门化，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要“顶层设计”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机构。同时，改革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的意义更大。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治是关键。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实际的情形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自己的定位。党权本来应当是关乎政治，但现在大多数党权变成为行政权。党的干部不去从事政治，而是拼命地挤占和抢占行政权。这既影响党权本身，也影响行政权。大家都去弄权，都想挤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执政党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其开放性自然减低，甚至消失。

在中国，政治的要务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尤其是其和社会的联系。现在干部都搞行政权去了，没有人关心和社会的联系。与社会的脱节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应当最担忧的事情，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得不到选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国家，如果和社会脱节，执政党得不到确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就没有能力来及时调整政策，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治改革不可避免。不过，现在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即使高层释放出来的信息又没有一致性。很多政治问题没有研究、讨论，没有共识。各种既得利益又在想方设法地把国家政治体制，诱导到对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会积怨已久，又没有有效参与管道，各种变相的抗议和抗争不断。社会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化。

　　如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委员会就是要负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顶层设计”就是要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而继续让现存体制内官僚力量和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更谈不上改革的实施了。时间一久，改革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甚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称之为“体制改革”的大多领域都发生在政府领域，执政党体制本身很少有触动。不过，各方面改革难以推行的困局表明，执政党本身的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经济变化了，顶层体制也要变化。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


北京对雅鲁藏布江建坝说法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0412/62934.html

----印度阿三要与中国开战

  2011-04-12： 印度高层决策者最近举行的讨论表明，与对中国由来已久且日益强烈的恐惧相比，印度对巴基斯坦挥之不去的担忧逐渐黯然失色。新德里已意识到，巴基斯坦的威胁正逐渐消退，而中国的威胁变得严峻起来。
　　印度对中国的担忧来自最高层。去年9月一次军方联席会议上，印度（海陆空）三军司令称，中国的长期威胁甚于巴基斯坦。这种情绪在几周前又冒出来，印度媒体援引一名匿名军方高官的话称，巴基斯坦“可控”，但中国“才是切实的长期威胁”。

　　雅鲁藏布江截流图
 
      印度对中国的担忧源自多种因素。一是印度洋的自然资源之争。由于能源需求激增，确保能源安全均已成为中印的核心国家利益。一些印度战略家认为，孟加拉湾很快将成为中印冲突的源头。中国正借助于迅猛发展的海军实力，在此地获取能源。
    
      中印边界紧张态势也日渐突出。两国在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土问题上向来争执不休——“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编者注）即是一个水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区——印度的战略家坚称战争难以避免。急需水源的印度关于北京正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即雅鲁藏布江——编者注）修建大坝的说法，更使双边关系火上浇油。
    
     当然，印度最担心的还是中国咄咄逼人的围堵政策。印度人忐忑不安地看着中国不时入侵“阿鲁纳恰尔邦”，在南亚、东南亚及印度洋构建海军基地，并在巴基斯坦建设核电站和基础设施。印度人还拿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省的军事活动说事。这种被中国包围的意识甚至已延伸到外太空领域。新德里最近宣布，中国反卫星试验产生的太空碎片危及到印度的遥感卫星，对印度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另外，印度决定加强对日关系（新德里的战略家承认这源于两国均担心中国）使其对中国的焦虑暴露无遗。印度还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现代化项目。去年，印度宣布要在印中边界实施最大规模的军事实力升级，并在与“阿鲁纳恰尔邦”相邻的阿萨姆邦部署战机编队。

　印度：雅鲁藏布江中国只能分1/10，否则开战

      中国要在雅鲁藏布江筑坝截流，将江水引到西北去治理沙漠荒原，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有人说，中国在雅鲁江截流，中印必定开战。令中印两国各界高度关注，也令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这可能是大西线工程迟迟没上马的根本原因。我说，仅为雅江截流引水一事，中印两国绝对不会开战。
    
　　◆ 一、所争之水白白流进海洋，有开战的价值吗？目前印度每年用了多少雅鲁藏布江水来灌溉？从中国流下来的1600亿立方米雅鲁江水，绝大部分都白流到印度洋，每年印度灌溉用水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只要查阅沿江两岸自流灌溉的农田面积，就可以估算出年用水量。
 
　　雅鲁江每年有1000---1200亿立方米水，白白流进大海，这是不争的事实。就算印度要开战，所争之水白白流进海里，不惜死亡上亿人来打核大战？这埸水战有何价值？印度首脑和将军们不明白么？

　　◆ 二、雅鲁江截流后，剩余多少水量给印度？1600亿立方米，如果按四六分成，中国北调600亿立方米，还有1000亿立方米下供印度和孟加拉国。印度灌溉最多400亿立方米，相当中黄河年流量，还有600亿立方米流向孟加拉国。

　　如果按三七分成，中国北调480亿立方米，剩余1100亿立方米，印度和孟加拉国都用不完。不论三七分成，四六分成，雅鲁江截流后剩下的1100亿方水，印度和孟加拉国都用不完，还有什么必要对中国发怒呢？还有什么必要同中国打水战？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 三、中国北调水量不超过四成，符合国际规定，印度开战输道理。任何战争，总得要有个出兵理由，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不顺，兵不顺，战不顺。得理者多助，战必胜，失理者寡助，战必败。国际规定，几国共用的河流，截流量不能超过四成；雅鲁江出国年径流量达1654亿立方米（墨脱县巴昔卡，海拔高程约150米）。中国可调总量约为640亿立方米。只要中国调水总量符合国际规定，印度开战必输道理，在国际上就难获别国同情支持，战争必败无疑。

　　有的国家总想印度向中国开战，削弱印度和中国双方，借刀杀人，借水开战。就看印度人是否愿意上当了。

   ◆ 四、打常规战，印度必输无疑，聪明的印军将帅不会主动开战。印度陆空军实力比中国相差甚远，就算与中国平等，地理地势先输一着，我军居高临下，印军始终处于下位，向上进攻，难；我军从高处向印度进攻，并可从东中西部多点同时进攻，令印军首尾难顾。中国边境距印度首都新德里约400多公里，用短程导弹就可以打到新德里，每天可打，对印度威慑力极大；印度国境距中国首都北京2000公里以上，同中国打常规战毫无价值，中国耗一元，印度就得耗5元，这种赔本的战争，印度能打几年？。

　　如有他国玩借刀杀人之计，出钱出炮出弹出人给印度，如果印度人愿意为他国当替死鬼，才有可能借雅鲁江截流之事向中国开战。

 
　　◆ 五、打核大战，两国同败，无胜家，不值得开战。打战是为了胜利，打一埸没有胜利的战争，聪明的将帅是不会主动开战的。如果印度真的希望新德里和几十座大中城市上亿人口死亡，乱打原子弹，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不会比印度少，中国人也更不怕死。中印两国两败俱伤，谁人得利？印度与中国将被多国占领瓜分。这种结局，印度人不会不明白。

　　◆ 六、减轻洪灾，减轻旱灾，印度千年之喜，还有必要向中国开战吗？雅鲁藏布江下游是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年均降雨4000毫米以上，多年水灾频发。雅鲁藏布江水下泄过多，对他们是灾上加灾。中国在上游截流，洪期蓄水，可减轻印度洪涝灾害；旱季可多放水，减轻印度旱灾；这是印度千年之喜，中国为印度办了千秋永利的大工程，不言感谢？岂有向中国开战之理？

　　◆ 七、雅鲁江截流是中印友好的千年大计。

　　印度千年发展大计是：同中国合作投资，建设雅鲁藏布江自流管网供水工程，东水西调，售水售电，共同分利。具体方案是：

　　从雅鲁藏布江大弯1500米高程处建设蜂巢型砼井群，滤水排石排沙，砼井永不淤积，也不怕地震。以砼井群为源头，向西沿喜玛拉雅山脉山腰开挖盘山渠道，埋设多条大型钢砼，向西跨越恒河平原。每年调400亿方足够，利用1300多米落差，印度可建 1000公里长，共2亿亩自流喷灌网络，永远不用油电，自流喷灌，千年之久，其价之巨，印度自可测算。只有东水西调，才可将恒河西南部上游几十条支流全部实行梯级截流，筑坝建库，蓄水提灌，才可能永远解决中部高原缺水问题，才可永远解决恒河流域上中下游争水矛盾。

只有从雅鲁江大弯处取水，才有100多米的落差，才可能建1000公里长，约2亿亩的自流喷灌网。

　　一管多用，旱季喷灌，雨季发电，1300米落差，400亿方水量，每年可发千亿度电，对印度提供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千年之久，其价之巨，印度自可测算。

　　雅鲁江截流，印度水电两得，洪旱两治，城乡两利，工业、商业、农、林、牧、果、渔、旅游，八业齐发，千年巨利，不感谢中国？岂有向中国开战之理？

　　印度不可能不明白，印度中部高原1—5月旱季枯水是永远的；能够永远根治中部高原旱灾和东部洪灾的，能够永远给印度提供强大电力的，只有从雅鲁江大拐弯安管道；能够给印度带来最大最多最好最长久利益的，只有中国；能够成为印度永恒朋友的，只有中国。

　　雅鲁江大弯处天险地带，工程施工困难，但比英法海峡50公里海底隧洞，日本53公里青函海底隧洞，难度要小。

　　印度可在下游建设东水西调多级提灌站，投资虽小，但永远耗能源。从千年历史算帐，不合算。

　　国际关系是以千年大利为基础的，没有永恒的政治盟国，却有永恒的经济利益盟国。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从雅鲁江截流建管网，足以化解印度同中国的历史矛盾，从此建立千年友好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印两国最高明的策略。

　　◆ 八、雅怒澜三江连水，统一调供。三江水量综合协调，按需调供，趋利避害，永远减轻下游七国大洪大旱灾害。在各江上游截流处安闸门调控，如下游遭受旱灾，可增供水量。如下游绵雨或洪灾，上游关闸将水北调，洪旱皆控，皆大欢喜。这是千古永恒的造福工程，各国当喜而不必忧。

　● 印度坐立不安:中国外交部承认在雅鲁藏布江筑坝?
    
      武警水电部队西藏建设水电站工程分布示意图，其中的藏木水电站(印度称之为Nagmu)是第一座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修筑的水电站
    
     《印度快报》报道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其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印度将其境内的河段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修建大坝。尽管中国方面已经作出否认，但新德里方面仍然公开表示，正在核实这一报道的可靠性。
    
　　据悉，印度以水资源问题挑起争端已不是第一次。印媒关于中国截流雅鲁藏布江的传闻和报道更是每隔一年就会来一次大爆发。但中国并未在雅鲁藏布江上马任何水利工程，中国水利部的官员多次强调，尽管中国北方缺水，但政府不会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会不顾下游国家的安全而开发水利资源。但印度总是置若罔闻。
 
　　● 声称要核实印媒报道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普拉卡希就《印度快报》此前一天的报道回应称：“我们正在调查这一报道，以弄清是否出现了一些最新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政府(此前)传递给我们的立场出现了变化。”

　　印度外交部称，这条河流是两国社会发展经济的一种资源，中国和印度在2006年11月就达成协议，同意建立起一个专家级别的机制，协商解决跨边界河流的问题。至今，这种级别的会议已召开过3次。会上，印度曾向中国提出过关于大坝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印度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过有关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建造一座大型大坝或引水工程的报道。”普拉卡希说。

　　印度方面声称，大坝工程可能对居住在河流下游的印度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造成巨大的影响。“印度方面已经表示，希望中国方面不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以转移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普拉卡希表示。

　　印度媒体言之凿凿地表示，中国已经开始建设大坝，作为540兆瓦Nagmu水电站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已于3月16日启动开工仪式。该报道还指责道，在去年举行的专家级会议上，也就是印度外交部长穆克吉访华之前，北京方面拒绝接受新德里提出的要求增加水文数据共享时间段的要求。对于印度提出的为该国境内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再建两座水文站以进行洪水监控的要求，中国方面同样予以拒绝。

●“须认真解决边界争端”

　　同一天，印度外交秘书拉奥对媒体表示，中印边界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边界争端之一，两国都有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在中印双方就“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问题爆发口水战的背景之下，印度方面表示，最近的事态发展说明，双方更有必要以“更加认真和更大的决心”解决突出问题。“我们必须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歧的确存在，在谈到边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问题时，的确存在分歧。关于冲突领土的主张，(双方)也存在分歧。”拉奥告诉全印度电台称。

　　最近以来，中印双方的商界领袖们对于双边关系的恶化感到担忧。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昨天表示，两国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因为关系的紧张而可能受影响，这令人感到不安。

　　“联合会注意到，中国最近不断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由此，如果中印关系的整体氛围被破坏，那么商业和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影响。”该联合会主席哈什·辛阿尼亚说。

　　对于印度关切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内的印方项目，中国政府15日暗示，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去解决的事务，中国没有理由改变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

　　国际在线11月5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5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会做任何有损于别国利益的事情。

    印度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大坝。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马朝旭作上述表示。
    
　　印度组成政府秘书委员会评估中国可能截流布拉马普特拉河河水的计划。国家遥感局向该委员会陈述时提供了证据：该地区大约3至4公里范围内出现了“房屋、挖掘和卡车活动”。因此，政府秘书委员会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能由洪水数据分享的专家级别机制处理。该委员会决定此事最好通过外交部从政治层面上处理。出席政府秘书委员会会议的人员包括印度对外情报局局长，环境、水利和电力的代表以及外交部官员，会议决定通过政府秘书委员会建立的不同层级组织“坚持不懈地监控”施工活动。

　　有消息说，施工活动可能是一个蓄水工程。然而，该工程的真实目的并不十分清楚。国家遥感局的发．现证实了《印度快报》上月关于中国正在雅鲁藏布江藏木地区修建大坝的报道据了解，藏木水电工程今年3月16日动工，4月2曰浇注第一一批混凝土。拟议中的大坝计划发电540兆瓦，高116米，长389．5米，顶部宽19米，底部宽76米。

　　上个月，辛格总理在东盟一印度对话会和东亚峰会间隙向中国总理提出此事。印度对施工活动增加表示担忧，因为两国没有就跨界河流签署过任何条约。两国在2006年成立了一个专家级别的小组以讨论与洪水相关的数据分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