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为何法国急于对利比亚下手？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libiya/content-2/detail_2011_03/19/5249230_0.shtml

2011年03月19日 来源：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2011年3月19日《国际新闻》节目播出“法国急于对利比亚下手源于选举和地缘因素”，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停火之后，法国总理菲永18号晚间，和外交部以及参众两院议长共同召开紧急会议，就利比亚的局势以及法国的政策做进一步的部署，外长朱佩表示，法国已经做好发起行动的一切准备。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领空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之后，牵头提案的法国立刻跳出来，宣布几个小时内将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为何法国要充当起先锋，我们来看焦点新闻的分析。

解说：尽管利比亚周五突然宣布立即停火，并且愿意与反对派对话，但是法国依旧不买账，声称利比亚已经开始害怕，同时法国继续施压，准备在周六做东，主持召开包括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阿蒙秘书长穆萨、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支持军事干预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计划在几个小时内拿出行动时间表。

有盟友认为，法国之所以对利比亚强出头，源自萨科齐爱出风头的个性，特别是此前他被公众批评对突尼斯和埃及事态反应迟钝，加上距离总统选举不到一年，他的名望却持续低迷。对手就说，萨科齐意在修补形象，他的政治精英被批曝和一些独裁政权关系热络，前外长已经因为丑闻请辞走人，历史经验显示，法国人比较喜欢一位能够在国际上干出轰轰烈烈大事的总统。

但外交界人士指出，把法国对利比亚的立场归为选举算计不尽公平，这远不止有关萨科齐是否连任，法国在非洲大陆历来就有其影响地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没有强烈行动和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反对派的明确支持，利比亚就有可能重蹈索马里的覆辙，成为四分五裂的部落国家。

而利比亚与欧洲地中海隔海相望，其周围又是四个讲法语的国家，无论是法国和欧盟都无法袖手旁观，怎么可能站在阳台上眼睁睁瞧着底下在对平民大屠杀。

外交消息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干预将首先针对卡扎菲的空军基地下手，至于实施禁飞区和协调其他国家一起行动，仍需更多的策划。

★ 美军方高层说空中打击利比亚有两个目的

2011年03月20日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华盛顿3月19日戈特内说，此次美军空中打击利比亚行动有两个目地：防止利比亚军队继续向反政府武装和平民发起进攻；打击利比亚军队阻止建立禁飞区的能力。

历史上，美军也曾向利比亚发动军事打击行动。1986年，在柏林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计有三人死亡，其中两名为美军。美国将此事归咎于利比亚。时任总统里根当年下令对利比亚实行空中打击。这一空中打击造成利比亚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卡扎菲一个领养的女儿。▲◆★●■☆


贪官有了对付中纪委的“秘密武器”反偷拍产品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detail_2011_03/19/5248712_0.shtml

2011年03月19日 来源：人民网 一则新闻引发网友热议，也更应引起反腐败部门的深思：现在许多官员担心在收礼受贿时被录像，录音，因而反偷拍产品成山西部份官员的畅销礼品。

其实，岂止是在山西，在其他地方，官员们现在都很青睐这种反偷拍产品，有的在外出旅游，尤其是出境出国旅游时，都购买回来，有的还美其名曰防记者，防暗访等列入公款报销。当然，更多的是秘密购买，或喜欢收受这样的礼品。

山西某些官员喜爱这样的礼品，是缘于2010年，大同市原公安局长申公元落马的证据，正是由煤老板李克伟所提供，李将平日暗中录下的申受贿的视频和音频交给了中纪委。因中纪委的介入，在官场引起了巨震。

而其他地方，这种对人偷偷拍摄和录音的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却令贪官们胆战心惊。他们一方面克制不了自己贪婪的欲望想接受钱弹肉弹的攻击，一方面却又恐对方有这种偷拍偷录的武器。

如今好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的发展，终于有了这样的秘密武器，谁要是搞偷拍偷录，咱拿这玩艺儿一试，就原形毕露了。于是，这就和笔者在《贪官廉政语录大全》中所说的贪官那样，立马变脸成清官，来个拒腐蚀俺不沾。

过去，就屡屡有落马的贪官感叹：奸商们靠不住。但钱和色这东西还是具有极大的诱惑，于是贪官们就如飞蛾扑火，当然，他们也希望和行贿者，送礼者们结成铁哥们，形成一对一的证据，只要一方坚持不说，纪委和其他反腐败部门就无法定案。即使行贿者承认或举报，贪官们坚持抗拒从严，大约也只能是回家过年，或者只能定个贪官们比较喜欢和能够接受的“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

唐太宗李世民曾引用过“明珠弹雀”这个成语。用夜明珠去射鸟雀，比喻得不偿失。在这里，李世民把人的性命比做明珠，用“明珠弹雀”的道理来分析贪污受贿的官吏见金钱财帛而不惜生命之重换取钱财之轻的行为。道理浅显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遵纪守法而不是已身试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胆小而不是胆大。

但中国自古就有“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之说，现在官场上更是有这样的胆大之徒，而且他们也知道，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不及死，更何况现在贪个千万上亿的，即使发现了，查处了，还能保留性命的。因此，被腐败这颗糖衣炮弹所击倒的大多数是那些“胆大”的。

本来，前车之覆本应成为后车之鉴，但贪官们却从反面接受教训，购买或收受反偷拍等先进科技设备了，而且，今天，一些官员们不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和考验，甚至主动要钱弹肉弹来攻击自己。

而现在他们手中有了这种对付中纪委的“秘密武器”，就会由过去的小心谨慎变得无所畏惧，由过去注重行贿送礼者的忠诚、可靠度到只须用秘密武器检验即可了。因此，胆子也会更加越来越大了，为了满足一已私欲，他们甘愿冒着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坐牢、杀头的危险，贪婪地吞食不义之财。

综上所述，凡是购买、收受这种设备的官员，肯定是心中有鬼者，应该是已经或者具备有犯罪违纪行为或有动机的了。因此，以反证法，凡是用偷录设备检查出家中、手中有此等设备的官员，都不是廉洁从政的好官，都是纪委和其他反腐败部门应该关注和查处的对象。▲◆★●■☆


中国该如何应对印度的战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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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19： 近年来，印度经济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军事现代化进程也明显加快。

　　中评社北京2011年3月17日电（作者　彭念）近年来，印度经济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军事现代化进程也明显加快，综合国力日趋上升。同时，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与作用也日趋扩大，战略崛起态势日显。面对不断崛起的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笔者认为，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应如何看待印度。这需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东、南临海；北接蒙古、俄罗斯；西靠中亚、南亚诸国。

　　从东面来说，中国的邻国主要是朝鲜、韩国以及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日本。此外，朝鲜半岛的局势一直不稳，半岛无核化进程进展缓慢，加之美国因素的介入，朝鲜半岛对中国外部安全的威胁有所上升。

从南面来看，中国的邻国主要是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南中国海争端日益显现，并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加之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也并未减退。

　　从北面来看，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将是长期的。随着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逐渐恢复，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一个昔日的帝国正在逐步崛起，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俄利益大于纷争，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俄罗斯的对华外交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仍很难说。

　　从西面来看，近年来，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日益猖獗，对中国西部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而印度虽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但双方一致认为只有政治谈判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在短期内印度并不会对中国构成较重的安全威胁，或者说印度在中国外部安全威胁中的地位是次要的，并非处于主导地位。这一判断的建立是中国制定对印政策的基点。

　在这一基点的指引下，中国的对印外交从总体上来说将遵循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灵活应对的原则。

　　首先，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说共同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共同推进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生态污染、反恐合作）的解决，进行广泛的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

　　其次，在双方出现分歧的领域进行坦诚的对话与协商，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歧。在这一方面，中、印已进行了尝试，比如说，中印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对话等制度性机制定期举行会晤。但是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不是很理想，反映出中印双方政治互信仍处于缺失状态。因此，中国可以考虑，一、进一步扩大与印度各级官员（尤其是两国总理热线的建立）、各政党之间的对话，并使之制度化。二、提高对印政策的透明度，积极就中、印均极为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中方的关切点，并阐明中方的立场。三、对中印对话所取得的成果积极进行公开的宣传，让两国民众充分了解中印关系的成效。四，加强两国的人员流动，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再次，从中国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来考虑，维持南亚地区相对均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很重要，为此，中国应强化同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进一步发展同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努力避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失衡。（作者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生）▲◆★●■☆


日本核灾　敲响中国核安全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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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19：东京电力公司发布图片，图片显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受损情况。

　　中评社香港2011年3月19日电（记者　罗德仪编译报道）日本大地震和海啸触发了核危机，法新社评论说，这场灾难将能源饥渴、正计划建数十个核电站的中国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中国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这能减缓外界一些忧虑，不过专家指出，更多的工作仍有待去做。

　　文章编译如下：

　　为了应付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注视，中国周三下令检查其核设施的安全，并暂停审批核项目，直至新的核安全法规出台。

　　然而，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会否显着放缓国家核发展进程，仍然有待观察。中国目前在运的核反应堆有13座，都是建于其漫长的海岸线上，因此面临着潜在的海啸风险。

　　中国在建的核反应堆有二十多座，约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总数的40%；而在绘图板上的则有50多座。

　　为了满足飞涨的能源需求并减少碳排放量，中国正大力发展核能，但不少人认为，在工业意外仍屡见不鲜的现实下，中国发展核能的安全保障措施还没有到位。

　　“对于核能发展的速度，中国跨部门之间存在着争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核电行业专家海布斯（Mark Hibbs）对法新社说道。

　　“中国的计划扩大得越快，中国安全部门要确保安全标准得到遵守的难度也将越大。”　

　　2008年，中国宣布将核电的发展目标，确定为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即约建40座反应堆。随后有官方媒体称上述数字“有望达到8000万千瓦”。

专家们警告说，日本核危机应当引发全球对核能重新作出评估。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上周六强调，中国将借鉴日本核电站爆炸事件，但“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不会改变”。

　　海布斯称，中国的核发展计划被指缺乏透明度，此外，在核电近年急速扩展的背景下，相关的安全监督部门也可能未及适应。他们面对着监督中国反应堆设计的艰巨任务，这些设计来自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

　　他还表示，一些正与中国合作的外国安全专家曾经就核电站的设备质量提出疑问——设备是否仿制或存有缺陷。“他们必须阻止使用上劣质设备，确保所有在中国核计划中的设备是合法、经过认证的，且符合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　

　　腐败也是另一个忧虑所在。2009年，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因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

　　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巡视员陈金元曾经撰文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制定出一部《原子能法》。《原子能法》作为核能领域的最高法和基本法，主要内容应包括组织体系与职责、使用范围、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程序或步骤、核事故应急、法律责任、补偿与赔偿、法规建设等，其对核能安全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这能舒缓外界一些忧虑。不过专家们指出，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对于地震中国一点都不陌生，2008年四川的8级地震就造成87000人死亡或失踪。

　　“谈到设计事故应急计划，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和更好地评估自然灾害可造成的影响。”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Sichuan Nuclear Energy Institute）院长陈浩对法新社说。

　　“至于中国发展核能的速度，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谨慎。不管是选址还是建设项目，我们都需要在所有的领域更加谨慎。”▲◆★●■☆


中国核电现状惊心：“裸奔”20余年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8888

    2011-3-18 作者 : 沈玎 季天琴   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1月，全球29个国家共有442台运行核电机组，还有65座核电站在建。其中，中国在建的反应堆达 28座，约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总数的40%。然而，《南都周刊》日前刊文称，中国核电在“裸奔”了20余年后，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现在世界上有30余个核电国家，但没有原子能立法的国家却很少。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再有代表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如原子能法不能如期颁布，中国核能发展将会面临一系列瓶颈。诸如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且权责不清，核废料处置无法可依，核燃料、核设备进出口无章可循等。日前，日本福岛的核泄漏危机，让中国政府对核电站作出重新审视

　　自上世纪50年代第一座核电厂——俄罗斯的奥布灵斯克核电站运行以来，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1月，全球29个国家共有442台运行核电机组，还有65座核电站在建。其中，中国在建的反应堆达28座，约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总数的40%。

　　日本福岛的核泄漏危机，让中国政府对核电站作出重新审视。“我们会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训，”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称，“但是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不会改变。”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年将开工建设首个内陆核电，并力争2015年投产首台内陆机组。到2015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294万千瓦，2020年达到9000万千瓦。

　■　“新三代”还是“二代改”

　　早在2月7日，东京电力公司曾完成了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分析报告。报告称，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现象。“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设计寿命是40年，今年3月到期。”

　　不过，东京电力公司并没有选择关闭该核电站，而是为其制定了20年的延期方案。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导致核事故的因素之一。地震发生后，应急柴油机组在丧失外电源的时候，没有启动。

　　“国内没有福岛这种沸水堆型的核电站。”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师陈晓秋向南都周刊记者解释说。我国目前在运行的13台核电机组，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第二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安全性在近几十年中得到了持续改进。以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1985年3月20日开工的秦山核电站为例，其3个机组分别为压水堆和冷水堆。

　　“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其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中电投(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也强调说，“目前中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代AP1000技术，是美国西屋公司的设计。相比第二代，技术最核心的进步就是采用了“非能动”安全系统，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

　　2006年，美国西屋公司在中国第三代核电招标中成为赢家。中国也成为该技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当时，据《第一财经日报》及其他媒体广泛报道，西屋胜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报价较低，同时AP1000采用“减法”方案，简化了系统设计。

　　该反应堆技术将在浙江三门核电站和山东海阳核电站中首次使用，并作为未来国内核电产业的主流技术。

　　“福岛核电站事故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应急柴油机启动这种主动安全模式是靠不住的。”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范必在微博中指出。

　　今年年初，范必曾撰文支持第三代AP1000技术，“二代机型缺乏预防类似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严重事故的安全措施。目前，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新建核电厂大都采用第三代技术。”

　　不过，虽然理论上讲，第三代技术的安全水平高于二代，但是像AP1000这样的革新型机型，目前首堆工程的钢安全壳还未封顶，安全性及经济性都没有得到工程实践验证。

　　根据《核电信息周刊》透露，2009年，西屋在美国进行的AP1000机组的主泵空载试验以失败告终，具体表现为叶轮或轴承裂缝或断裂，后来进行了改进，但仍然出现密封失效等问题，随后西屋发言人称要改变反应堆冷却剂泵设计。直到去年5月主泵第三次中间试验取得初步成功。核电专家张禄庆指出，AP1000“还谈不上是成熟的商用技术”。

　　在西屋AP1000主泵空载试验失败当年，中核总经理康日新因涉嫌干涉核电招标被免除职务，中核内部人士称其涉及2006年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核电招标泄密案，前者正是采用AP1000技术。

　　与此同时，中国核电市场也是巨头博弈之地。虽然AP1000是中国规定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但尚未经实践检验，其主要载体、研发平台——国核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并没有核电运营牌照。因此，当中国并未强制运营商统一核电技术时，第二大运营商中广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的“二代改”CPR1000改进型压水堆技术已在国内落地生根。

　　CPR1000技术源于从法国阿海珐引进的二代技术M310，即大亚湾的反应堆技术。M310因经济性和安全性上佳成为二代技术的佼佼者。中广核对其作了较小的改动，从而很早获批，并最先运用于2003年的岭澳一期，至今一直安全运行。

　　中国最大核电运营商——中核(中国核工业集团)也从M310先后发展出两项改进型压水堆技术CNP600和CNP1000，但因迟迟无法获得安全认证，不得已只好回头采用老对手中广核的CPR1000技术。

　　就安全性来说，二代改进型比原来的二代有明显的进步，拥有反应堆压力容器低泄漏设计、堆坑注水技术防止炉芯熔穿等特点，这也是两大核电企业不愿意轻易放弃二代加的主要原因。

　　“我们需要从福岛核事故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目前中广核正在对日本核泄漏事件进行跟踪评估。从核电站选址、技术选址，到防护管理及应急制度体系的完善，日本核事故已为中国核电事业发展“及时地上了一课”。

在建中的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

　　■ 从沿海到内陆

　　安全问题是困扰核电发展的最大命脉，一旦发生核电事故，对于一个国家的核电战略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历史上，美国就曾因为三里岛事件，在30 年时间内没有建过一座核电站。

　　“目前在我国，一个核电站从普选厂址到动工建设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安全性的反复论证。”中广核一位参与核电站设计工作的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一个核电站要获得批准必须获得多个国家部门的多次批复，所需各种材料几乎可以堆积成小山。”

　　与普通火电厂不同，核电厂的选址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不仅包括地震、洪水、土工、极端气象条件、飞机坠毁、化学爆炸等等外部事件，也包括自然环境、水文环境、人口密度、人口分布等环境人文因素。

　　“例如，核电厂的设计应该能够防范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对核电厂安全的潜在威胁；对于使用水作为冷却剂的反应堆而言，需要有足够的冷却水源；同时，核电厂所在地区人口密度不宜过高，并且应具备建设应急撤离道路的条件。”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表示，“另外，还要考虑自然生态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中广核方面对记者表示，该集团所属的核电站，在厂址选择及设计阶段已充分考虑了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因素，多选择沿海地质结构稳定区域。

　　在厂址选择阶段，一般是由具备相关资质的设计院，对某地区可能具有建设条件的区域进行普查，并提出多个可供比选的区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选出一或两个候选厂址。在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审批后，项目投资方方可组织编写项目建议书。

　　根据中国《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核电厂周围应设置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非居住区的半径不小于500米；规划限制区的半径一般不小于5公里。其中，规划限制区内必须限制人口的机械增长，对该区域内的新建和扩建项目加以引导或限制，以保证在事故情况下能够有效地采取防护措施。

　　虽然中国现有核电站均位于沿海地带，但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的热情大有后来居上之意。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吉林在内的多个内陆省市，都已向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在中国共计40多个通过初审的核电项目中，内陆厂址占比约为75%。

　　目前，湖南益明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帽子山等三家核电站正在为争得中国内陆首座核电站的名号而作准备。上述三家核电站均已完成前期建设核准，只待建设批文一到，即可全面开工。

　　截止到2010年年底，我国已投运13台核电机组，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还有近30个电站上百台机组在进行前期筹划或是等待核准当中。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预计将在8750万千瓦左右，乐观估计下可达1亿千瓦。

　　金元证券研究所的分析师陈光明指出：“中国未来较大的电力需求、能源环境问题，以及经济性问题等因素，造就了我国核电发展的刚性需求。而运营商在利益驱动下，抢占先机，以及对低成本铀资源的利用，是核电建设的助推器。”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各省市日趋高涨的核热情，福岛核事故可谓是当头棒喝，特别是对内陆核电站而言。沿海地区在突发情况尚可用海水应急冷却，那么内陆核电站怎么办？

　　目前中国内陆核电的选址原则仍是建在水源处，湖南、湖北、江西三处即将开工的核电站站址都临湖。相对于水资源充足的海洋，湖泊面积要小很多。从技术上来看，无论湖南、湖北等地的核电站，都采用更为节水的AP1000技术。

　　为保证不破坏湖泊生态系统，必须再建冷却塔，不能像临海核电站那样直接把冷却水排入海内。国际经验表明，内陆核电站增加一个冷却塔，并没使其安全风险大于临海核电站。全世界在运的核电机组中，大约50%属于滨河、滨湖的内陆核电站，而目前这些内陆核电站的运行业绩良好。

　　中国核能动力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温鸿钧表示：“沿海有沿海的地震问题，内陆有内陆的地震问题，这与内陆和沿海没有关系，主要是注意避开地质断裂带建厂。”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也指出，内陆的江河湖泊，往往同时也是很多居民的饮用水源，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等用途，因此对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在中国环境保护部修订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中，就要求内陆核电选址必须避开水源保护区，并规定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浓度，要比滨海核电厂低一个量级(10倍)以上。

　　■ 大力发展和闭口不谈

　　中国各地区积极建设核电站的热情不难理解。近几年来，中国许多省份在冬夏两季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电荒，而在节能减排“苛刻”的目标下，碳排放接近零而经济效益极高的核电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核电站主要收益来自于卖电。得益于单位发电量下燃料成本的低廉，核电站发电成本远低于火电。据了解，核电燃料成本约为0.1元/度，而火电燃料成本为 0.3元/度。湖北大畈核电站(尚未建成)所在地的通山县县委副书记王艳斌曾透露一个数据，“核电站完成后，通山当地每年的税收可增加10亿元以上”。

　　不过这个奇怪的产业就像一堵墙，墙内的人兴奋不已，墙外的人谈核色变。因建核电站而举家搬迁的事从20年前的秦山核电站到现在，依旧在中国不断上演。

　　秦山核电站还在前期建设的时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一大批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核电站去质问，为什么他们养的蚕都无缘无故地死了。

　　核电站的负责人有口难辩，因为核电站尚处于建设期，根本还没有任何的放射性燃料入库。后来调查发现是一家水泥厂的烟尘对桑叶产生污染，蚕吃了被污染的桑叶才死的。就这样，核电站背了不少日子的黑锅。

　　无独有偶，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也是跨越了无数障碍，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用三个“千”评价大亚湾的曲折历程——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

　　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放射性泄漏事故，上马伊始的大亚湾核电站立即感受到52公里外香港居民的“冲击波”。

　　借切尔诺贝利事件，香港一些团体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抵制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香港《明报》甚至在社论中危言耸听，说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港。

　　为消除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当年9月下旬在香港展开声势浩大的核电宣传和解释工作，这才开始渐渐打消港人的顾虑。

　　1994年2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当年，大亚湾核电站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1994年度电站大奖”，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5座获奖电站中唯一获奖的核电站。

　　不过就在去年5月，有香港媒体又曝出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泄漏事件，曾经一度引发恐慌。有专家后来解释称：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出现的问题，是一根燃料棒的包壳出现了裂纹，导致一回路放射性水平有所升高，采取措施后，很快恢复了正常。

　　但是时隔不到半年，大亚湾核电厂1号反应堆在2010年10月23日又发生一起核泄漏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称：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按计划于2010年10月22日开始第14次停机换料大修。在23日的例行检查中，发现大修时使用的余热排出系统的一段管道附近地面有少量硼结晶，经过仔细查找，于2010年10月26日下午确认该管道上有一处缺陷。

　　公告称，工作人员吸收不多于2毫希辐射量，相当于照20次X光的剂量。事故属于“1级核电站运行事件”，较去年5月燃料棒事故严重。

　　按照国际惯例，核电事故分七级，从第五级到第七级才叫事故，第一级到第四级被称为事件，而其中，零级和一级是被允许的。当年切尔诺贝利以及美国三里岛核电事故，分别达到七级和五级。而迄今为止，中国核电机组尚未出现超过二级的安全事故。从环保部网站的国家核安全局文件中，记者了解到，最近三年以来，仅有几起针对半耗材——核电阀门供应商的批评，主要系生产过程的不规范等原因。

　　对中国核电站的不信任，在很多当地居民的口口相传中，更加耸人听闻。长期考察核电站的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声称，他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饭店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都会对他讲述一堆诸如“核电站的某某得了癌症了，某某家的牲畜死了”等话题。

　　事实上，核电站的辐射比公众日常受到的天然辐射还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陈建民告诉记者，“一个在核电厂发散出来的辐射，远远低于工厂的大烟囱里排出的辐射量。”

　　“对于核废料的问题，中国采取不宣传、不声张的方式，各地政府非常害怕把这个事说清楚，怕影响当地招商引资的小气候，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对核问题进行探讨。”对此，白万纲表示，“中国民众的恐慌与欧美不同，欧美多是来自一些激进的NGO组织煽动，而中国的特点是，对核的恐怖来自于政府的回避，所以民众会越想越害怕。”

　■　真正的问题

　　与民众想当然的谈核色变相比，高盛分析师吴佳鑫提到了中国核电发展的三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据吴介绍，二代改技术核电站，每台机组需要400名左右专业操作人员，而国内开设核动力专业的四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尔滨工程大学)每年只能培养至多400名毕业生。“我们从中广核和中核了解到，为解决人才问题，他们自己对员工进行培训，从而解决专业限制问题。”吴佳鑫认为，只有当第三代AP1000(操作人员仅数十人)成为主流时，人才缺口的问题才能有望解决。

　　其二是核废料处理。目前中国在甘肃和广东各有一座核废料处置场，各可存放核废料8000立方米。“考虑到每百万千瓦核电站将每年产生核废料100立方米，我们预计两座处置场将在2020 年前后达到饱和。”

　　其三是立法空白。美国早在1945年就制定了原子能法。英国和加拿大等国也在随后颁发。类似的原子能法在瑞士、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也相继制定。现在世界上有30余个核电国家，但没有原子能立法的国家却很少。吴佳鑫分析：“如果原子能法不能如期颁布，我国核能发展将会面临一系列瓶颈。诸如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且权责不清，核废料处置无法可依，核燃料、核设备进出口无章可循等。”据《中国能源报》报道，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起草的《原子能法》，受到了国家重视，国务院法制办已经把《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列在了较为优先的位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在“裸奔”了20余年后，中国核电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来源: 南都周刊 ▲◆★●■☆


中国社会被谣言耍得太容易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8892

   2011-3-18： 抢购食盐风迅速荡空了中国很多城镇超市的盐货架。环太平洋各国都出现了抢购碘片的事情，抢购食盐，中国的势头最猛，也在各种抢购中更显得滑稽。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论说，中国人习惯于从众，而不是独立思考。说得对不对，都值得我们一听。

　　科学在很多时候斗不过市场上的情绪。有人将这次“购盐潮”归罪于媒体的渲染炒作，认为这是电视直播日本核危机的后果，这种说法是胡扯。把事情全怪到互联网头上也不公平，食盐、大蒜、绿豆，中国近年抢购某种食品出现过好几轮，但这一次“购盐潮”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互联网的传播速度”， 因为网上没人鼓动“买盐”，但不知怎么回事，各地超市的盐一夜之间就被“买光了”。

　　谣言在社会上永远有一定力量，社会情绪的理想状态几乎不存在，避免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出格，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都松懈不得的。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政府有极高的公信力，要求社会的理性声音足够强大。信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过任何政府的反应速度，各种情绪很容易在各种信息平台上被放大，很多传言迅速连接成“舆论”，它们一旦与理性的声音形成对抗，就会很麻烦。

　　对付这一切，中国很多官员习惯的“灌输式”信息发布，早已不管用。而社会的理性声音不够强，它们经常被八卦的信息击败。

　　随着日本核污染危机的延续，还不知会有多少谣言冒出来，给中国市场制造出多少混乱。

　　建议中国社会各界一起努力，踏踏实实做一次对各种谣言的“总应对”。我们不仅要击败日本核危机期间的各种谣言，确保中国市场平稳，政府还应把这一切作为构建自己公信力的战略行动，社会有识之士也应积极作为，重新确立科学、理性的声音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

　　为此第一要做的，还是政府要开放信息，不仅要公布社会关心的各种数据，还要让社会了解产生这些数据的全过程，把政府各种担心、预测都对公众说出来。不要有任何多给公众“好消息”的念头，有一说一，政府对某个动向担心，就让公众跟着一起承受好了。

　　政府不必对抢购食盐这样的行为过虑，发生就发生了，政府有能力阻止事态的蔓延，比政府有能力杜绝事情的发生更加重要。13亿人口的中国，各种事端防不胜防，关键时刻要看政府的声音能否在与各种不理智声音的竞争中获胜。

　　中国社会有话语权的人，应致力于社会理性声音的营造，不仅是针对核污染，中国社会当前的迷茫点经常出现，他们应敢于说真话，不附势，不趋利，既不什么都按官方的意思说，也要敢于对抗互联网一些人制造的“民意”。当前的情况是，当与官方意见不一致时，一些人敢说话；而与所谓“民意”不一致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

　　日本的核危机千万别变成中国的“危机”，那样将让天下人看笑话。社会有不安是正常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克制这种不安，可以看作中国这些年社会进步的一次评分。来源: 环球时报▲◆★●■☆


“盐危机”中暴露出“诚信危机”
http://opinion.news.cntv.cn/20110318/104303.shtml

    2011年03月18日 作者：沈剑 随着因日本地震所造成的福山核电站核泄漏事件的不断升级，在引起周边各国高度重视的同时，也引发了周边国家民众心理的动荡。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哄抢食用盐的事件，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美国亦出现了哄抢碘化钾的事件。可以说此次核泄漏事件正在逐步演化成全球性的公共事件。我国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国土以及国民安全，要求日本公布真实的辐射扩散信息，这是国与国的对话。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没有准确信息来源的情况下，面对影响自身生命安全又涉及具有毁灭地球能力高科技的谣言时，引起心理恐慌、盲信不明信息也无可厚非。

    若我们静下心来不难发现，此次盐谣事件，与近年来所发生的突发事件，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 第一，波及范围之广非其他突发事件可比拟，我国不仅是沿海地区，连远在边疆的塞外地区都被波及，以及美国等其他个别国家也出现了此类事件，范围之广可以说出人意外。

◆ 第二，传播速度之快有迅雷不及掩耳的趋势，从出现谣言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举国皆知，全球皆知，所涉及的商品价格以几何倍数飞升，仍供不应求，传播速度快的让人咂舌。

◆ 第三，引发因素不同。此次事件针对的不是政府的公共行政作为，而是涉及个体安全的自我保护行为，前段时间出现的因江苏响水爆炸谣言、山西长治地震谣言，而致使数万人逃离的事件，可以说是一种类型。

    其实对于此次事件的应对，国家的反应速度也是够快了，在当天晚间的县级新闻中，就已经播出了辟谣的公告，而且在新闻中也出现了检查物价、维护秩序、专家读解的画面（说明一下，笔者身在边疆地区），可以说政府行政机构运转是高速有效的。但是从事件本身我们也看出了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民众危机心理的脆弱不堪，政府应急反应的仓促不周，投机商家的无良无德等等。

    谣言起始在哪里？我们不必细追，或是内部小道消息、或是三人成虎、以讹传讹，总之始作俑者也未想到会引出如此大的风波。谣言扩散的原因？不排除无良无德的投机商人为一己之私利，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是网络在造成全国乃至全球恐慌心理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谣言澄清的作用？就是要消除民众心理恐慌，恢复社会秩序的平稳和谐，这不但是平息突发事件的目的，更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逐步健全完善了相关的应急机制，成立了相关的应急机构、制定了具体的应急预案等，但是从近年发生的突发事件来看，由于处理过程中时常出现经不起推敲的结果。致使民众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怀疑，使事件变个更加难以处理，同时由于当前部分地区政府在一些谋取发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差强人意，忽视民众及社会心理，甚至不惜采取伤民心、激民怨的方法，加之腐败频发，分配不公、保障缺乏等社会转型期问题的积累，这些都直接或间接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有预案、有措施是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最常规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更需要有让民众信服的形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政府的公信力在有效平息公共事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政府公信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此次盐谣事件，在肯定政府高效运转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地所谓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领导们出现在突发事件一线与民众沟通交流的较少，这些其实都是赢得民众信任、树立政府公信力的好机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要简单把突发事件看成坏事，同时它也为我们创造了走进民众心里的机会，只是看你能不能、有没有把握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对军队最上层极度不放心？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3/19/5248499_4.shtml

2011年03月19日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尹家民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不会跟着“造反”，又不相信军队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尹家民，原题：《“文革”中毛泽东为达到“大治” 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罗瑞卿事件”后，毛泽东表达了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心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乘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罗瑞卿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

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说道：“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言外之意，他对整个人民解放军是放心的。

4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是“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

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当然也包括军队，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决定，将本来说得不十分严重的罗瑞卿，也放进了主要批判对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不会跟着“造反”，又不相信军队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知运动将向何处发展，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一开始，毛泽东并不希望军队和公安来干扰“运动”

从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国庆。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观看烟火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的“大乱”方针不符。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大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则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这时，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来到北京，要在1月5日召开把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后被周恩来三次说服制止，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军队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于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也被周恩来制止。

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

对于元帅们的担心和抱怨，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他认为乱还是正常现象。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就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希望“文革”之火也能烧一烧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他后来说过：“对于那些有问题的老干部，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军队高级干部当然也在此列。

但毛泽东的本意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被打倒的也不希望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但后来毛泽东认为贺龙的问题性质变了，就不再保了。

毛泽东同意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剑英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要抓各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3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等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毛泽东认为，1967年是进行阶级斗争决定性的一年。人民解放军除了自身的运动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军训。

局势混乱超出想象，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支左”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后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毛泽东考虑到，要让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要省军区派300到500名士兵来警卫会场秩序，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声称：“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于21日14时前给予答复。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1月21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当日，周恩来在军委碰头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指责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毛泽东的批示打破了军队与已经兴起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隔膜，拆除了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障碍。中央文革一伙早就对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置身事外强烈不满，借此机会，他们正好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康生立即表示：“全面内战，你人民解放军能站在外面吗？决没有这个道理。如果军队不在左派方面，左派就无权了，或者说是无军之权。”陈伯达则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没有中立的余地，没有不介入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决定一切的问题，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站在左派一边来，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打退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扑。”林彪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所有右派掌权的地方，统统要夺过来，政权必须掌握在左派手里。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左派不夺右派的权，右派就要夺左派的权，就要颠覆左派的政权。……（军队）现在进入了介入的时期。不介入事实上也介入了，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哪个左派哪个右派看不准，现在看清楚了。”

他们的讲话，只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发挥，并向自己的理解靠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人民解放军不可能长期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总要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民解放军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趋势，不过或迟，或早，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介入罢了。

毛泽东认为“支左”中“许多搞错了”、“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

然而，军队究竟站在哪一边，支持谁，抵制谁，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就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军队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这是毛泽东不得已作出的重大决定，与他最初的想法相比有了巨大的转变。1967年7月14日，他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

其实，在对待所谓“左派”问题上，军队的干部和毛泽东的看法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眼中，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服从命令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或中央文革指示办事的人。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绝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性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的革命派。

这种情况，毛泽东心中是清楚的，也是很不满意的。2月9日，他在一份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另外，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本身并不稳定。

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25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

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等。

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28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并在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级“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原单位，“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现在看来，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人究竟活到多少岁才算尽享天年？（之三）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11_03/16/5190657_1.shtml

----如皋老人的长寿秘诀

　　2008年，我们把首届“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的揭榜仪式安排在了江苏省如皋市，其中的原因是众人皆知的。

　　在如皋的145万人口中，百岁以上的老人有200余人，90～99岁的老人有4000多人，80～89岁的老人已经超过40000，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长寿之乡标准。

　　江苏如皋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早在“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活动筹备之前，我就已经到这里走访过多次，向这里的寿星们学习益寿延年的经验。这些经验尤其对城市人的长寿很有帮助，因为如皋与其他长寿之乡不太一样，它并没有远离城市文明，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而是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内，与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比邻而居，接近苏杭等旅游胜地，自然环境非常一般。这里的人之所以长寿，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在饮食方面，如皋老人每餐都吃得很清淡，早晚都喝大米粥或者玉米糁粥，外加包子等主食；中午就是米饭加三菜一汤，青菜、萝卜、豆腐是主打，如皋人都相信“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的谚语；他们每顿饭只吃八分饱，喜欢吃应季的新鲜蔬菜，不吃反季的大棚菜，而且从不挑食。

　　如皋人的饮食传统可以归纳为“两粥一饭”，这种饮食观念中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是早晚的这两顿粥。食粥养生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粥在古代称“糜”，厚粥称“檀”，薄粥称“酏”，宋代诗人陆游有一首《食粥》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说的就是食粥可以养生长寿。

　　另外，《医学入门》也有关于食粥养生的记载：“盖晨起食粥，推陈致新，利膈养胃，生津液，令人一日清爽，所补不小。”从中医角度来看，老年人身体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肾精不足的问题，经常喝粥，还有补肾益精、益寿延年的功效。而酉时（下午5点到7点）又是肾经当令的时间，此时如果喝粥，补肾效果会更好。如皋的很多老人一直坚持早晚喝粥，这个习惯帮他们摆脱了胃痛、失眠和便秘等的困扰。

　　在起居方面，如皋老人一直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习惯，中午还会小憩一会儿，总之要保证每天8个小时的睡眠；早晨醒来，先搓脸搓耳朵，等神志都清醒了再起床；洗漱后会用手指梳头，按摩头皮，晚上临睡前要用热水泡脚。他们还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去散步、晒太阳、甩手、踮脚，或者和孙辈一起放风筝；不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家里静坐半小时，或者读书看报写字，过着悠闲的生活。

　　总之，这些事情看起来都稀松平常，只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即使以前身体有什么病症，也能慢慢调养过来。如皋很多百岁老人就是靠着这样简单的生活方式养好了很多疾病，而且一直快乐健康地生活着。因此，大家不要把养生当成一件非常深奥复杂的事情，只要能够像如皋的老人这样清淡饮食，早晚喝粥，中午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适当娱乐，长寿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平常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