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和印度脱贫之路：印度为什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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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20   作者: 徐滇庆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着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果印度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绝对不要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援助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斯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着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

    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

    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

       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人口陷阱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着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

    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

    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来源: 人民论坛▲◆★●■☆


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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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20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昨在京举行 有专家在会上强调——

　　“未富先老”将成“十二五”重要挑战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昨日的论坛中，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昨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 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分析物价上涨应考虑四因素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昨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虑。

　　李扬认为，其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外，就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货币确实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流动性过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贷款、M2增长过快，在情况变化后，一些过度发放的流动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两年有些外资包括热钱的流入，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内流动性的增长，因此，要适当对冲掉这些新增的流动性。

　　李稻葵：房产限购应淡化户籍色彩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改革应从基层做起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应从基层做起，学术界应从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并通过一系列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表示，“十二五”动力源于改革。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

　　李稻葵表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隐患却是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北京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户籍存在灰色市场和灰色价格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这样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议将限购作为过渡手段来坚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体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够了。”

　　龙永图：应给予内外需求同等待遇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出口问题中的减少出口问题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目的，没这个必要。”龙永图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道。

　　龙永图表示，现在一谈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就觉得像是拿自己开刀，减少投资，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刻意减少出口，这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潮流了。不要形势好的时候骂出口；形势坏的时候，或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又向出口来要效益、要增长。市场丢了再要拿回来是很困难的。”

　　“以后能不能把‘三驾马车’搞成两驾，一个投资、一个需求。”龙永图认为，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深入和关税减少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应当将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分开，并给予两种需求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他看来，出口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海外投资增加了，“给予内需和出口机遇同等的国民待遇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搞清这个观点对于改善中国的整体出口环境将有很大帮助。”

　　此外，龙还认为，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中国的内需是一个幻想，还是得靠国际市场。

　　刘伟：面临通胀和滞胀双重压力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大

　　刘伟表示，从2003至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已面临一些挑战，宏观经济的失衡不是表现为过冷而是过热，投资和消费方向不同，“投资领域过热，而针对消费，当时提出的是产能过剩”。

　　刘伟说，2008年下半年来，进入反危机时代，扩张的政策力度非常强，财政政策也更为积极。目前的宏观调控已处第五阶段，回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情况，“不敢紧缩，不敢扩张，原因不像2003年至2007年，是不同领域结构性的方向差距，这次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和经济衰退威胁，有相当大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两难选择是总量失衡问题，这也是‘十二五’宏观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他说，比如，此次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大，而供给不足，也就是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需要政策解决，要求采取有利的办法放松银根。尽管，中国也采取了放松银根等方法，但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总方向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货币供给大于需求。

　　扩大内需很重要

　　刘伟表示，现在强调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扩大内需很重要，在中国要关注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

　　他表示，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十二五”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调整，除了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要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效益的作用等。来源: 广州日报▲◆★●■☆


中国到底能承载多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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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20 ：中国汽车不可能无限度增长。

　　中评社北京2月20日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元月国产汽车产销统计：今年元月，国产汽车销量达到189万辆，创月度历史新高。2月20日零时起，国家调高成品油价格，北京地区93号汽油每升由7.17元提高到7.45元，创出历史新高。

　　高企的油价，日益加剧的燃油供应压力以及四处可见的交通拥堵，和高速增长的汽车产量似乎有些不太协调。

　　新华网分析指出，中国汽车不可能无限度增长。因此要搞清楚，以土地资源、道路资源和能源供应能力，中国的大地上到底能够承载多少汽车？

　　保有量的极限在哪

　　一个国家汽车保有量的多少，既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能力，也取决于该国的土地和能源等各种资源。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部主任徐长明认为，未来中国最高汽车年产销量3000万辆，汽车保有量最高可达4.5亿辆。

　　许多跨国汽车公司的研究机构也这么认为。但对这一预测，有人认为太高了。

　　清华大学欧阳明高教授的团队，根据我国道路、能源等综合因素分析，前几年得出一个结论，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极限是1.5亿辆。去年深圳世界电动汽车大会期间，记者见到欧阳明高教授，他现在把这一数据修改为2亿辆。

　　工信部装备司副司长王富昌去年9月在天津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发展论坛上说，预计到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超过2亿辆，由此带来的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大力推进传统汽车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成为汽车产业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汽车保有量接近日本

　　根据推算，截至2010年底，不含农用车，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大约在7400万辆，低于日本的7500万辆，相当于美国2.85亿辆的四分之一。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28辆。而我国目前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55辆，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汽车保有量应该是1.7亿辆多一些。 ▲◆★●■☆


“苏东剧变”20年后：中国人，为什么关注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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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1 世界知识  “苏东剧变”20年后：中国人，为什么关注东欧?

    “苏东剧变”20年后人们对那里依然关注，只是关注的目标已不是那惊心动魄的政治“变天”，而是它们的社会转型是否成功，以及它们在国际上是否找准了位置。

    ● 中国人对东欧的不了情

    “我还特别喜欢参观那些记载了中东欧社会发展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喜欢一个人漫步在多瑙河、维斯瓦河、萨瓦河、蒂萨河、奥德河畔，注视着承载着中东欧国家、民族喜怒哀乐的缓缓流过的河水，更喜欢久久地坐在波罗的海、黑海、亚得里亚海的岸边，倾听浩瀚无际大海的惊涛拍岸……”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东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他不久前出版的《东欧史》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这部近70万字的著作最让人感兴趣之处，是对东欧二战之后60多年来社会主义模式兴亡更替的历史以及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撰写此书，作者做了大量学术准备，其中包括在2009年和2010年间分三次对地理意义上的中东欧20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的学术访问。《世界知识》连载的“寒冰走苏东”系列，记下了他一路的见闻、感受和思考。

    孔寒冰踏上这一轮学术之旅的时候，正值“苏东剧变”20周年。20年来，这场二战之后世界历史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始终使许多中国人牵挂不已。

    提起东欧，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东欧曾是他们红色记忆里不褪色的激情。这些国家在当时和中国一样，以红星为标志，视镰刀铁锤为图腾，向往共产主义，同属于“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其中一些国家追随苏联成了“修正主义”也曾让中国人痛心和愤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略带苦涩与幽默地回忆说：“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其中包括因为“修正主义”而重遭二茬罪的苏联和东欧的人民，说他们只能吃得上黑面包，后来才知道，原来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贵……”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逸舟就对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做过探索，现在也依然密切关注着东欧。

    在闭塞的年代里，东欧还是中国人想象异国风情的一扇窗口。透过东欧老电影，这一代中国人更是熟悉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当年，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橡树，十万火急》等影片风靡中国，还有前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些经典台词让多少人热血沸腾，“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等一时成为流行语，而对法西斯的英勇抗击也让从抗战中打出新天地的中国人平添亲切感。“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这首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插曲，与我们唱过的 “老乡们老乡们快快参加八路军”是不是非常心意相通？

    除了这些战争电影，东欧国家还有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生活和建设的影片。如果不讲那些意识形态上的虚饰，它们也不乏让人心动的地方。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中一段让人心旷神怡的音乐，久久回荡在人们心中。男女演员们身着的风衣和长裙，在当时穿得一片灰暗的中国观众看来，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东欧人对于情感的表达——男男女女当众“搂搂抱抱”，也让人新奇惊诧、脸红心跳、暗自钦羡。在那个特殊岁月，这些也许算不上什么经典的电影实实在在地滋养了一代中国观众的精神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同样不失对东欧的兴趣。作家米兰·昆德拉，电影大师基耶洛夫斯基，也深深吸引着他们，使之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着自己青涩的领悟。蔡依琳演唱的《布拉格广场》，波希米亚风情和时尚大旗下的流苏与花边，不知曾迷倒多少“新新人类”。不过，他们的内心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情感，这或许是幸事。

    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政治剧变”，开始于1989年东欧的政治变革，结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20年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曾经同属社会主义的苏东国家，现在的情况如何？

    在对东欧有浓厚情结的中国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长期关注中东欧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果说“寒冰走苏东”系列让我们随他一起“游历”了原来的苏联和东欧，那么，学术界对东欧转型的持续不断的潜心研究，就让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日益深入。“苏东剧变”后，地缘政治上的东欧，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东欧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理位置上的中东欧（东中欧和东南欧）。这些国家一方面因国小力微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或外交力量，另一方面它们“返回欧洲”的梦想随着陆续加入北约和欧盟又成为现实。

    ● 往事如烟又不如烟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开始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要求，那么，东欧剧变则开始于波兰的那次不同寻常的政权更迭。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败北，把政权让给反对派团结工会，经过不流血的圆桌会议，诞生了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开启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为什么偏偏是波兰？2009年9月，行走在东欧的孔寒冰来到波兰南部城市波兹南，在这里感受了战后几十年来波兰社会主义发展史中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事件。

    “波兹南不仅有与1956年事件有关的景物，而且它们的位置都非常醒目。一个是1956年事件纪念碑，另一个是1956年事件博物馆，它们差不多成为波兹南的城标之一。”孔寒冰在他的系列游记中写道。1956年6月，波兹南的工人要求政府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并推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沙请愿，但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0万余众情绪激动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于6月28日早聚集起来前往市政府请愿示威，喊出“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带有强烈政治情感和民族感情的口号，最终演变成冲击市政府、司法机关和广播电台的暴力骚乱。这次事件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发展和苏东关系方面的经典案例。此后，由于苏联模式与波兰本国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苏联控制与波兰自身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没能化解，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政治事件几乎没有断过。1956年事件纪念碑上镌刻的 “1956、1968、1970、1976、1980、1981”这一串数字，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次政治事件发生的年份。

    了解了这些事件，就不难理解，在波兰剧变前的上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为什么会具有极大的影响，成为能够与执政的统一工人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也就不难理解剧变为什么从波兰开始。

    波兹南事件之后不久，1956年10月～11月，在匈牙利发生了一次由群众和平示威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其规模与剧烈程度又远甚于波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内部也发生分化。苏联对事件进行了两次军事干预，共造成约2700名匈牙利人死亡。波兰和匈牙利的两次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就在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的同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被称为“共产主义铁幕”的边界被拆掉。不到半年，长达160多公里的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年末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出逃未果被抓捕，随即被乱枪处决。此后，执政40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也相继失去政权。总面积11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的八个东欧国家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离开东方，开始回归西方。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东欧的地缘政治走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演化。正是这些事件对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撼和心理冲击。

    2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一历史性事变？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的黄宗良教授认为，应当把东欧剧变放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历程当中去思考，东欧剧变实际上是一部通史的结局。评价东欧剧变，多少像是给中东欧社会主义开追思会，只是在这个追思会上，对它说好话的人似乎不太多。黄宗良教授认为，这是非常片面的，也是不公道的。从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看，从人类文明史看，社会主义是进步，共产党就是追求进步的，否定这一点是不公道的。但是，东欧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太多地自以为是，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社会和民众，而不能以老百姓的心为心。搞社会主义，不管是中东欧、苏联还是中国，必须懂得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不可以不知道常规、常态和人之常情，以为自己搞的一套可以超越常规、常态和人之常情。

    那么，中东欧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吗？黄宗良教授认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死亡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些成果被抛弃了，但也有被继承下来的。他举例说，共产党人原来的组织基础就是非常有作用的成果，这样才有东欧剧变以后许多由共产党改头换面而来的社会民主党掌权。保加利亚社会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匈牙利社会党等都是三次执政，波兰的民主党是二次执政，捷克的社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党都有七八年的执政历史。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怎样看待中东欧国家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振良认为，东欧转型研究的科学与价值在于，中东欧的很多东西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西化，西方的许多东西也并非总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要探索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要探索人类政治发展的趋势，思考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应该有远大的胸怀，西方有很多好的东西应该成为我们的动力。中东欧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至少有三点启示：

    ◆ 其一，应有民主的意识。不仅要把民主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应该把它看成是目标本身。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的物质生活，也要给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
    ◆ 其二，民主在当代中国是现实的还是一个未来的理想？关键的问题不是说把民主推到多远，而是我们没有真正地把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到日程上。
    
    ◆ 其三，中国搞民主政治，未来结果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中国人的观点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30年的实践说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党的领导下搞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搞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自觉地做，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这样未来才是光明的。

  ● 政治转轨，“集体漂移”到哪里了？

    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变为地理位置上的中东欧，实际就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欧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些国家离过去的东欧渐行渐远，而离今天的西欧越来越近。孔寒冰教授将这种现象形容为“集体漂移”。但是，由于各国家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国家在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上的“位移”及其结果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2010年4月，孔寒冰来到布达佩斯，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见证了剧变以来匈牙利议会的第六次大选。大选的结果是青民盟获胜上台，社会党失败下野。社会党则是原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后继者，1994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在议会大选中单独或联合其他左翼政党获胜，先后执政12年。成立于1988年的“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在1998年曾与右翼政党联合战胜了社会党，上台执政四年。在多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谁也不可能长期执政，这次政党更替不是特例，而是一种常态。这是否说明，经过20年的发展，匈牙利已经形成常规稳定的多党议会制度。

    不妨把匈牙利看做东欧政治转轨的一种类型的缩影。从政治方面看，政党政治是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起点，但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民族分离主义影响的强弱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的模式和过程却不尽相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属于自由民主模式。在这些国家中，活跃在政坛上的政治力量是利益集团，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区别和政治经济转型的策略来赢得选民。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民众的政治选择由情感转向理性，政党政治已经形成并且在逐步完善。

    南联盟（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等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是民族分离模式。这些国家虽然也都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等各派政党相互分野的政党格局，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是在西方式的政治框架内沉浮。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些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而且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比较强。由于塞尔维亚与黑山2006年和平分手，南联盟已不存在。科索沃2007年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已成了既成事实。另外，巴尔干的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显的分裂主义事实，但对国家不认同的标识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马其顿，有的阿族人聚居区挂着阿尔巴尼亚的国旗；而在波黑，有的塞族聚居区挂着塞尔维亚的国旗。总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超载了其他各种“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各政党的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民族主义包裹着。

    “有记者把参观波黑戏称为‘战争游’，对于这种说法，我还真有同感。到波黑之后，我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与战争有关的地道博物馆……”在波黑战争结束15年后的2010年5月，孔寒冰踏上这片曾被战争残酷蹂躏、被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土地。不过，最让他感到震撼的还不是这个地道博物馆和依然满目疮痍的建筑物，而是遍布萨拉热窝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死难者墓地、密密麻麻的墓碑和触目惊心的死亡者数字。除了发生过大屠杀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公墓、由一个运动场改造而成的萨拉热窝最大的墓地以外，“我见到许多墓地、墓碑，如在离我住的旅馆不远的山坡上，有一片穆斯林墓地；在离中心城区不远的一条主要街道旁边，有一个像是森林公园的地方，竖着一个纪念碑，刻着纪念1992～1995年萨拉热窝死难者的字样；在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还有许多小墓碑，上面什么都没写，当地朋友告诉我，那是给死于波黑战争中的儿童立的。”在波黑战争中，光萨拉热窝就有1.1万人遇难，而当时这里的总人口不过30万。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的转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无论怎么说，经过20年的发展，不管哪种模式转轨的国家，都建立起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因而也显现出某些共同的政治特征。孔寒冰教授分析道：

◆ 其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主义基本不复存在，而以挤压对手、上台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现实主义盛行。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政治宣传在民众中基本上没有了市场，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都在用最实惠的政策来吸引选民。

◆ 其二，对某一个党及其政党领袖的歌功颂德的现象基本上不复存在。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则倍受非议，就要下台。至少在形式上，他们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各国民众选择的结果，而民众将选票交替地投给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根据就是看谁更能满足他们的现实利益和诉求。

◆ 其三，管理层面的政治依然是少数精英的游戏，普通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还主要体现在形式的民主层面上。

     ● 急需把自己拴到某条大船上

    有人对中东欧国家地理上的境遇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俄罗斯（苏联）和德国如同草坪上两头大象，它们无论是相互争斗还是相互拥抱，中东欧国家都会遭受践踏。苏东剧变后，在中东欧这块“草坪”上角逐者又多了一个——美国。在这样形势下，中东欧国家又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从1989年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战略分析了这些国家从美苏之间到美俄之间的外交变化。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急于融入西方，对中东欧这块昔日“领地”的失去“无动于衷”。实际上，即便俄罗斯有意恢复在中东欧的影响，国力的衰退和新的地缘政治环境（除波兰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外，中东欧国家已不与俄罗斯为邻）也使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惊喜于中东欧的变化，但忧心于中东欧的不稳局势和不明前景。它们不希望对中东欧做出任何承诺，把自己与不可预知的形势绑在一起。于是，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使中东欧国家一度落入“真空”状态，“危险地飘浮在东西方之间”。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虽然俄罗斯已经撤出，但“遥远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时期令人不快的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仍心有余悸。而随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燃起的战火更使中东欧面临民族、宗教冲突的威胁。潜在和现实的危险处境促使中东欧国家急需把自己拴到某条大船上，这条大船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

    ◆ 首先，加入北约和欧盟特别是加入北约，可以被提供在过去几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安全。

    ◆ 其次，可以寻求西方国家及其组织的保护和帮助。
    
    对它们来说，北约和欧盟不仅是能够保证“欧洲安全和经济一体化”的“有效组织”，而且是“自由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通过加入欧盟，它们可以得到大量财政补贴，还可进一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再次，中东欧国家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西方的一分子，只是间或受到外力的驱使而脱离西方的发展轨道，苏联和俄罗斯的撤出将使它们自然而然地回到西方的怀抱，向北约和欧盟靠拢。
    如今，中东欧13国中已有九国迈进了北约的门槛，马其顿一旦解决了与希腊的国名之争，便可接到北约的邀请，黑山和波黑也在加入北约的道路上取得一定进展。塞尔维亚虽然与北约签订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由于北约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和2008年支持科索沃独立严重伤害了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尚没有加入北约的意愿。不过，2008年10月，塞尔维亚与北约签署了允许双方交换机密信息的安全协议，双方的军事合作有所加强。另外，中东欧13国中已有七国加入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欧盟开启了“稳定与联系进程”，认定它们是欧盟成员资格的“潜在候选国”。

    中东欧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也是在大国游戏中实现的。比如，它们加入北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俄罗斯至今未放弃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但因国力所限，它的反对充其量只能影响东扩进程，而不能阻止东扩的脚步。事实上，中东欧国家是在美国及以其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达成妥协、俄罗斯默许之后加入北约的。不过，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问题上，俄罗斯倒没有像对待北约东扩那样态度强硬，甚至自己也表达了与欧盟合作的愿望。当然，对中东欧国家入盟，俄罗斯并非全无异议。曾经的“卫星国”的脱轨难免使俄罗斯的民族感情和经济利益遭受打击，欧盟的扩张和强势也难免使俄罗斯感到威胁和压力。但是，俄罗斯更为看重与欧盟合作的意义。它深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欧盟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欧盟是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俄罗斯可借助欧盟，抗衡美国和北约控制欧洲安全体系的局面。

    ● “齐奥塞斯库”被干掉了吗？

    在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曾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一次，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很早就排长队等候买肉，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这是当时的常态。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问他是否把齐奥塞斯库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排得比这儿还长！”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家二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药品供应也紧张，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更是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人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所需物品，为此怨声载道。1989年10月，齐奥塞斯库未提前通知手下的人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几家大副食商店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再到这几家商店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当然，这是手下人事先打了招呼，让最高领导人感到他的批评起了作用。但他走后，这些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这些国家还是像当时的罗马尼亚那样笼罩着“凄风苦雨”吗？“周游”东欧的孔寒冰的感受是，如果把“齐奥塞斯库”当做匮乏和短缺的代名词，“干掉”齐奥塞斯库的不是那个愤怒的排队人，而是政治经济转型，转型后的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的物质已极大地丰富，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透过城市面貌、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物价与民众生活状况、开放程度，他在考察报告中做了观感层面的描述：较发达的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及波兰等国，老城、老房屋、老街道保存得都很完好，新城、新楼房、新马路修建得也比较整齐、漂亮和宽阔；公共交通设施完善，档次也较高；窗口行业设施比较完备，服务也周到；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厚，人们的开放度也比较高；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黑山，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仍旧比较陈旧和落后，现代化气息比较淡，但这些国家的开放度也都不低，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是欧盟的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是波黑、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波黑的八成经济设施和一半多的住房毁于波黑战火，除了农业、交通运输、旅游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马路多半坑凹不平，路上跑的小汽车绝大部分是二手甚至是三手的旧车，到处都是没有建完的“烂尾楼房”。

    不管怎样，中东欧国家已走上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它们的经济转轨已经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室主任孔田平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曾讨论过转轨何时结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转轨作为一个过程完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放弃中央计划，中央计划不再作为经济中的配置和分配机制；二是中央计划和直接的政府干预被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所取代。有的学者强调加入欧盟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的标志，因为加入欧盟必须达到欧盟确立的“哥本哈根标准”，即建立“可运行的市场经济”，能够应付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但是，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2003年转轨报告明确强调，加入欧盟并不意味着转轨的结束，报告认为，除捷克外，其他中东欧国家仍被视为转轨国家。孔田平认为，中东欧经济转轨最大的成就是彻底摆脱了运行不良的无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之前，东欧国家有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没有一流的经济。一些国家拒绝改革，保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90年代中期，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不可逆转。当然，中东欧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与西欧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在中东欧地区内部，欧盟成员国与西巴尔干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方面的进展不一，新形成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但从转轨的进展看，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最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市场经济已经得到确立。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赶超进程明显加快。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有所下滑，2010年中东欧多数国家开始缓慢复苏。20年来，中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有比较大的改进，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福利也得到改进。

    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在外部约束减弱的条件下已出现了“改革疲乏症”。孔田平研究员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事实上对“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迫使中东欧国家对改革进行改革。但是，中东欧国家不可能放弃现有的增长战略，可能对现有增长战略进行微调。如何在全球化和欧洲化的背景下趋利避害，防范风险是中东欧国家决策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因如此，许多与会的学者认为，中东欧国家需要对过去20年的转轨进行反思，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改革，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赶超西欧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 20年后怎样看东欧

    20年了，如何看待东欧转型？学者们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但总的说来，都不同意将判断简单化。

    黄宗良教授认为，苏联人把一个社会模式、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东欧人，最后造成了一个悲剧的结果。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人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不同的路子。如果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强加给人家，这是神经不正常。中国共产党从十二大就不再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的表述，而是主张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黄宗良教授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政策，这首先是一个世界观，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当年包括列宁在内都对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看得过于简单，现在不应该再用以往的传统观念去观察。

    也有学者绕开了意识形态，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中东欧转轨的看法，孔田平研究员用波兰的民意调查中心在不同的年份的问卷结果，说明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对社会转轨的评价。在回答“1989年的制度变化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时，1994年、1999年和2009年的数据很有意思：认为这种变革是值得的，分别是40%、72%、82%。认为这种变革不值得的，分别是28%、17%、8%。这个现象给人一种启发：评价变革有没有价值，需要从本国的民意来看。中央编译局国际所所长季正炬根据自己对匈牙利的考察提出，中东欧的转轨不管怎么转，还是外界压力的问题。匈牙利的社会发展相对要快一些，但自主性比较差。匈牙利虽然社会转轨和经济发展快速，但还处于在传统模式下的挣扎状态，没有完全地从战后走出来。中东欧民主的功能是什么，为了民主而民主根本行不通。

    的确，对中东欧20年的转轨，无法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王逸舟教授认为，波兰以西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而巴尔干半岛的前南斯拉夫某些地方则倒退了20年，兄弟之间吵架甚至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南斯拉夫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比较快的。这个地区的复杂性在于多元化的民族，宗教关系比较复杂，转轨就不只是经济转型，还涉及政治、宗教、文化因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光明教授说，从时代发展来看，中东欧转型是具有必然性的。进入近代以后，世界现代化由西欧向世界各地发展，也就是说，西欧以外的国家都会发生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俄国和中国也都是这样。在资本主义时代，中东欧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过程与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明都会有强烈的冲突。在 1945年之前,西方对这些国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1945年之后它们又不得不在苏联的压力下生存，必然是跟着苏联走。苏联式的官僚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在政治解放问题上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所以，东欧国家总是不停地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来追求自己的欧洲化。而苏联的压力一旦不存在，它们回归欧洲的意愿就不可避免。这证明了一点：这个时代还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还是占主流和主导的地位。

    ● 不应忘记这些“碉堡”及其背后的故事

    我们关注东欧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关注东欧变化的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人。1989年的东欧剧变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国外的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把1989年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延伸到包括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的1990年和1991年，可以说这三年结束了一个世纪。那么，中国和东欧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这里的变化的？

    过去20年，国外各种涉及1989年事件的著述非常多,有关原因、过程、结果、意义的探讨始终是国外学界对东欧剧变研究的主线。但是，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度盛行的“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日益受到现实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郭洁副教授介绍说，围绕着剧变的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更多的争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东欧社会主义发生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其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正是这种缺陷以及执政党无法解决不断累积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党国体制”与“社会”之间久已存在的冲突愈发尖锐，并最终导致“社会”起来推翻“国家”。一些人曾坚信，东欧的剧变和冷战的结束完全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保罗二世这些西方强硬派和保守派导致的。对此，人们越来越不认同。许多学者意识到，东欧剧变远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或是强调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末这一重大事件就好似一场 “三维象棋比赛”，其背后是众多因素的交织与互动，任何从单一角度出发做出的解释，都将难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有关1989年东欧剧变还有许多待解之谜，其中“最大的一个谜”不是东欧社会主义崩溃这件事本身，而是苏联对东欧剧变所采取的“消极”反应。近年来，国外学界围绕这个“最大的谜”有不少探讨和争论。这本身亦反映了剧变过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仅以“民主”、“自由”这样的宏大词汇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可能会误导了对真实历史的认识。有关剧变的后续影响及其遗产方面，国外学者近几年的讨论也很热烈。其中，一个热点问题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比起对东欧剧变中“苏联因素”或“戈尔巴乔夫因素”的探讨，东欧剧变对苏联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未有学者触及。

    1989年的剧变翻开了中东欧国家历史新的一页，现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转轨过程已近尾声，但对它们的功过得失作出科学的结论恐怕还需要时间。罗马尼亚前总理在谈到东欧剧变时说，如果讲1989年以前的政治体制是因为过分信奉国家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大家长原则产生了危机，那么过分推崇市场的作用，拒绝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甚至是对市场的规范则产生了新的危机。如果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希望延续下去，它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丰富，要意识到自身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处在与其他制度的竞争中。罗马尼亚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过去的并不是所有的都坏，现在的也不是所有都好。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选择有其必然合理性，有些选择却是因为别无选择。”剧变、转轨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还要继续，但生活在东西方大国的阴影当中过去今后还将是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这或许是我们观察中东欧的一个视角。

    “30多年过去了，阿尔巴尼亚各地的碉堡多数仍在，只是社会发展已今非昔比……碉堡成了记载阿尔巴尼亚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符号，钢筋和水泥建成的碉堡无论式样还是色彩都是极其单调的，可凝结在它们身上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的内涵、阿尔巴尼亚同许多国家的复杂关系的内涵却是异常丰富。它们是有生命的历史，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无论评价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应当忘记这些碉堡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孔寒冰 “行走”在阿尔巴尼亚时，面对30年前这个国家到处修建的碉堡，做出这样的感慨评论。我想，如果把“碉堡”理解为过去时代的痕迹，那么，这个评论适合所有的东欧国家。

    （文中部分学者的观点来自2010年11月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学术讨论会。）

   ● 从东欧到中东欧

    对东欧的解释有地理位置上和地缘政治上两种。从地理位置角度说，东欧是欧洲的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之一，指的是欧洲东部地区。但若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东欧或东欧国家则是二战后约定俗成的称谓，指的是那些战后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并且随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它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八个国家。

    地理位置上的东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欧不完全重合。在地理位置分布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属于中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是东南欧国家。因此这一地区也被称为中东欧。

    这些国家当时之所以被称为东欧或东欧国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二战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在政治上将欧洲一分为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东欧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虽然先后与苏联闹翻，但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这一称谓是与西欧和西欧国家相对而言的，因为西欧也并不仅仅指地处欧洲西部的国家，实际上还包括中欧、北欧和南欧的国家，就连地处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希腊也属于西欧范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戏剧性变化，两德统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黑山。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原来的东欧八国就变成了13国。更为重要的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欧新诞生的国家也不再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从价值取向上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多数国家对外政策也从对苏联的依附转向加入北约和欧盟。因此，原来意义的东欧或东欧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中便出现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等各种叫法。不过，原东欧国家的人更愿意称其为“中东欧国家”。

    科索沃虽于2008年事实上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海牙国际法院2010年7月也宣布其独立“不违法”，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尚未承认它。（□本刊记者李巨川□专家支持孔寒冰王逸舟黄宗良胡振良高歌孔田平季正炬张光明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