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 美为何强推日韩合流？日本有隐情？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10 日韩合流结盟的大幕已经拉开，然而戏将怎样往下唱却还是扑朔迷离。

　　中评社北京2月10日电(特约作者　王名舟）美国东亚战略的最新进展，便是促使它在东北亚地区的两个同盟国家，日本和韩国合流结盟。

　　自去年夏天宣布全球战略东移以来，美国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为借口，一方面策划美韩、美日频繁地军事演习，制造日韩共同对敌的表象，拉拢它们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以老大的意志敦促日韩双方拉手结盟。

　　去年12月初，美国召集美日韩三国外长在华盛顿进行首次三方会谈，强调三方协调与磋商的急迫感与重要性，提出三方不仅要在东北亚，而且要在更大区域维护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美国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前往韩国和日本，加强美日韩在战略威慑方面的协调。

　　在此基础上，2011年新年伊始，日韩之间的接触与互访便紧锣密鼓地展开。

　　1月3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接受韩国《每日经济新闻》采访，首次公开表达日本政府希望日韩两国在安全领域也能建立同盟关系的愿望。

　1月10日，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访问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金宽镇商讨日韩双方缔结《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引述自卫队官员的话说，日本希望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与韩国的关系，以便提高对朝鲜问题的应对能力和增强对有霸权主义倾向的中国的抑制能力，同时应对俄罗斯远东战略问题。该官员指出这些内容是日韩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1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访问完中国后，又匆匆赶到首尔和东京访问，为日韩军事合作进一步敦促和给力。在首尔，盖茨重申了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支持；在东京，他要求驻日美军的前沿部署发挥决定性重要作用，并说美军有必要在日本长期驻扎。

　　1月15日，前原诚司正式访问韩国。据BBC东京特约记者报道，前原诚司在首尔演讲，称日韩两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强调今年要成为日韩未来百年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的元年。前原并邀请韩国总统李明博于年内访问日本。李明博欣然接受。

　　在一系列密集的互访和密商后，日韩两国间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

　　可是尽管如此，人们对日韩结盟的前途仍然疑虑重重。这两个历史上的宿敌能否如美国所愿携手充当其东亚战略的前线打手，仍然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人们知道，美国竭力推行的东亚战略，目标在中俄，主要是中国。中国经济经过近三十年成长，目前已超过日本，直指美国。中国军事力量伴随经济增强，早已日新月异，今非昔比。美国要遏制中国，在东亚可用的棋子不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精心布置围堵中国的包围圈，所布下的棋子，主要是日本、韩国和台湾。

　　以日本为例，虽然一直作为反华马前卒被美国长期豢养备用，但日本有它先天的硬伤，那就是它是二战的侵略者，臭名昭彰，牵一发而动全亚洲。美国因而投鼠忌器，不敢放手使用。况且套住日本的绳索尚有一条《和平宪法》，若要解开尚需时日。

　　美国于是想到韩国。自朝鲜战争结束，美军长期驻扎韩国，韩国经济在美国支持下有长足的发展。可是韩国军力长期被美控制并未与经济并驾齐驱。近十多年以来，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韩国与中国关系越走越近。韩国与朝鲜的关系，也因金大中、卢武玄等人推行对北方"阳光政策"逐渐缓和。这令美国感到因中国崛起而失掉韩国的危险。

　　美国还发现，日韩之间历史恩怨纠结不清。这两颗扼守前哨的马前卒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团结一心，使用起来必将力不从心大打折扣。在日本，2009年出现了战后50年来首次政权更迭，鸠山由纪夫要求美军撤出"普天间基地"，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受到直接威胁。在韩国，收回军事指挥权的思潮也在酝酿之中。这一切，令美国如坐针毡。

　　美国感受到东亚战略出现了大问题，必须立即扭转。

在形势的逼迫下，美国首先采取激化半岛核危机手法，挑拨中韩关系以拉回韩国。其次，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执中明确表态《美日同盟条约》涵盖钓鱼岛，激化中日矛盾。

　　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发生，让美国获得强化东亚战略的良机。美国一方面严厉警告日本离心的危险，使鸠山内阁迅速倒台，稳住了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存在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与日韩策划密集的军事演习，让航母编队在黄海、东海和日本海示威，玄耀武力。于是，朝鲜半岛局势迅速恶化，东北亚顿时硝烟弥漫。这一连串精心导演的准战争场面，使日韩两国感受到身处东北亚受到的威胁以及共同对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促使日韩开始走近结盟。

　　在外交上，美国出动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盖茨，紧紧抓住铁心亲美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马不停蹄地进行密集的外交互访与磋商，强力推动日韩合流尽快形成。美国知道，此事必须紧抓不放，否则便功亏一篑。

　　现在，日韩合流结盟的大幕已经拉开，然而戏将怎样往下唱却还是扑朔迷离。这是因为，美国要加紧围堵中国，自己却想躲在幕后，唆使马前卒打先锋。人们必然会问: 日韩之间实现结盟的民意基础何在？它们纠结不清的民族恩怨与领土之争该如何解决？它们难道真的就是只为了给美国卖命而于自身不顾？

　　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在美国推动日韩结盟的过程中，日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这是否另有隐情？　　（作者是旅美学者）▲◆★●■☆


温家宝忆胡耀邦文章文学排行中列榜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512

   2011-2-9： 春节刚过，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隆重推出，引人注目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位居散文排行榜榜首。

　　据《北京晚报》2月9日报道，该排行榜共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4类体裁的20篇作品入选，每类体裁各有5篇作品上榜。除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另4篇散文作品分别是梁衡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耿立的《缅想的灵地》、塞壬的《匿名者》、王金昌的《潘家园忆事》。

　　上榜的中篇小说是薛舒的《世界上最美的脸》、弋铧的《葛仙米》、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胡学文的《牙齿》、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短篇小说是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铁凝的《春风夜》、鲁敏的《铁血信鸽》、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苏童的《香草营》；报告文学是梁鸿的《梁庄》，赵瑜、顺民、骏虎、黄风、玄武合著的《王家岭的诉说》，孙春龙的《寻找失落的英雄》，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陈启文的《谁在养活中国》。

　　《北京文学》编辑部介绍，上榜作品事先经过全国各著名文学选刊和文学界的部分专家推荐，之后由《北京文学》组织编辑和专家在认真审读之后投票选出。最终上榜的 20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2010年度中国文学创作在这4类体裁中最高的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突出特色。

　　据介绍，此项文学评选活动从上世纪末开始，是国内文坛最早主办的年度文学作品排行榜，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影响广泛。

　　2010年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署名发表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长篇纪念文章，回忆 1986年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跟胡耀邦到兴义考察的情景，大赞胡的为人和行事作风。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对此，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表示，温家宝的文章非常有感情，有感而发，代表了他的肺腑之言。有网友留言：温总理的文章是满怀真情，亲切感人。强烈建议将此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教育我们的后代。也有专家分析称，温家宝的文章警示官员要真正为老百姓做事。虽然中共已肯定胡耀邦的一生，但未达到完全解放的程度，尤其是中共现有领导人中发文赞扬者并不多，温家宝此举暗示了一种压力的解放。更有人猜疑温家宝是否借文章与中共党内保守派“划清界线”。

　　之后，温家宝2010年10月份在接受CNN访问时再次赞扬胡耀邦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他称，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胡耀邦，是“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历史”。他同时强调，民主开放在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有序进行，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胡耀邦 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当改革不可避免地触碰到政治制度瓶颈时，胡耀邦的胆识和勇气给他带来麻烦。1987年1月，在中共内部的“民主生活会”上，党内元老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公开要求胡耀邦下台。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继任。胡耀邦仍然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在1989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突发心脏病，4月15日逝世，诱发六四事件。六四后中共一直避谈胡耀邦，直到2005年，才借胡诞辰90周年，公开举行纪念活动为胡正名。

左五起依次为：胡耀邦、胡锦涛、温家宝

　　附：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原文

　　2010年04月15日刊登于人民日报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 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 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 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来源: 综合▲◆★●■☆


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　引用率100名开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10 : 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春晚霸权是怎样炼成的？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06： 赵本山小品《同桌的你》。

　　在每个中国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之间的几个小时中，“春晚”（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躲不开也避不掉的影子，笼罩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今年尽管有独播剧、地方春晚、网络春晚等想从“春晚”那里分一杯羹，但“春晚”一家独大的地位暂时无忧。那么，霸占荧屏和文化生活的春晚，凭的是什么？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第一页：文化垄断

春晚曾经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

　　央视春晚起源于1962年春节前后“笑的晚会”。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场“笑的晚会”，王景愚、侯宝林、马季等都参加了演出，也没有领导人参加，向普通民众卖票，给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点欢乐气氛。

　　而1983年第一届春晚就有当年“笑的晚会”的参与者：马季、杜鹏。“基本想法就是在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台里自己做个晚会，舞台下面就是设了很多茶座，参加演出的演员就在下面坐着，有自娱自乐的成分，带有‘笑的晚会’的痕迹。”

　　1983年的春晚，刘晓庆作为主持人，念完一封电报后，忽然自己临时加了一段：“此时此刻，我最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

　　那时的春晚非常灵活机动，观众电话可以直接打进演播厅点播，当年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拍板，让李谷一演唱了观众点播的、曾被列为“禁歌”的《乡恋》，此歌一经播出，无数观众激动不已。而且在当年的春晚上李谷一一人连唱了7首歌。

　　春晚曾经符合人们的愿望。当然，这样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逐渐变成了过年的新习俗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的高收视率为央视春晚赢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绝对优势。即便各地电视台绞尽脑汁，想从大年三十的观众潮中分一杯羹，他们也会陆续发现，央视春节晚会的文化垄断已经根深蒂固——

　　“晚会毕竟还是收视最高的一种节目形式。我们曾经调查过，在春节期间，即使播当年最火的电视剧《潜伏》，收视也不如晚会。”东方卫视总监田明说。

　　东方卫视说，我们尊重主流文化，央视春晚是满汉全席，我们就是一道西餐的甜点。湖南卫视说：那边是年夜大餐，我们只是给大家打打牙祭。

　　实际上，地方台缺乏如何提供一台晚会的自有经验，所有的样本和规则还是来自央视。“央视春晚当然是模范和样本。”湖南卫视的春晚导演洪涛说。

　　而当人们在地方春晚中频繁看到央视的影子以及还不如央视的阵容和制作实力时，央视春晚永远会是观看率最高的晚会。

　第二页：收视垄断

最开始的垄断，是观众用摇控器投票得出的

　　第一任春晚导演黄一鹤曾经自豪的表示：“那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电视台也录制了春晚。1983年的时候，北京台台长还说跟我们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连他们的播放人员一边播一边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记得当时领导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而春晚巨大的影响力，也确保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之后，行政之手插了进来

　　在春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85年春晚时，导演曾经想搞出花样，把晚会从舞台搬到了体育馆，结果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一下子办砸了，投诉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央视还要通过新闻联播向全国观众道歉。

　　大概是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其中原委与两届成功一届惨败的经验有深刻的关联，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

从自娱自乐到“国家公器”

　　曾经有人谣传“央视将不再包办春晚”。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什么？“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节目审查之慎：从中央电视台、广电总局到中宣部，春晚领导小组对节目的六次审订，才能决定最后哪些节目可以上春晚。

　　导演选择之慎：曾经央视文艺部就可以决定导演人选，而自1993年后就需要竞标，过去由一个处级单位就可以任命一个总导演，现在要经由一个部级单位的同意，足可以见到重视程度的变化。

　　而从中央领导人对春晚非同寻常的关切，也足以印证这台晚会“不一样”之处。

禁令失效，垄断依然

　　2000年以后，当地方电视台开始摆脱禁令束缚，着手提供不同的产品时，央视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原始积累”。连续十几年独家提供的产品，既培养了观众的趣味，也制定了产品的标准。它已经不惧怕任何传统体系内的挑战。

第三页：演艺资源垄断

独家低廉的人力成本

　　如果按业界预测的6.5亿元收入来计算，央视春晚是一个投资回报率高达600%的经济体——这是10倍于地方台生产的同类产品的回报。一个巨大的反差是，这台晚会的直接制作成本只有1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多年没有大的变化。

　　导演需要靠这笔多年不变的预算资金，调动一个约上千人的团队，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本行业内顶尖的人才。按市场经济的规则，1000万元绝对无法完成这些人在一个舞台上的集合，然而，绝大多数演员报酬不超过2000元（甚至赵本山也不过3000元）的“支持”帮助央视控制了成本。

大撒网式的节目储备

　　为了应付一切可能突发的状况，要求这台晚会储备远比台上呈现的更多的节目内容。仅以待选歌曲为例：“每年春晚我们第一次筛选起码要听 3000~4000首歌曲，歌舞组的那三四个工作人员会把它们全部听一遍。第一次筛选剩下几百首歌曲，然后送给领导来审查，最后留下30首左右的歌曲，如果彩排的时候出现问题，还可以有选择的余地。”

“我要上春晚”

　　在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口中，这是一句调侃的玩笑话，而到了其它“非著名演员”或“著名演员”的嘴边，却成了一句不折不扣的愿望表达，甚至是奋斗宣言。

　　仅举一例：2006年春晚时，四个武汉演员的小品被挑中参与评选，由于担心武汉方言不被北方观众接受，所以12月19日正式进驻春晚剧组之后，虽然不用经常跑去参加审查和给领导内部观看，但他们每天还是9点就起床，对词、修改、吃饭、再对词、再修改，排到凌晨3点也是家常便饭。楼下小卖部的榨菜被他们买光。

　　他们4个都是武汉的演出红人，为了备战春晚，各自退掉了在武汉的商演——每个人都能算出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经济损失。“春晚更重要”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一点都不觉得生硬。

　　而诸如刘谦、小沈阳等人的命运转折，更是万千演艺人士投奔春晚的最好示范。

第四页：销售垄断

做不过春晚，也卖不过春晚

　　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做晚会，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卖晚会，央视春晚的生产和销售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这种首尾的割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相比越来越多对内容的质疑，央视春晚在经济领域的神话更稳固，更不能撼动，更无可指责。每笔收入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虽然从一个长期趋势看，舆论对晚会的满意度在逐年递减，但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却逐年上涨，2002年2亿元，2006年接近4亿元，2009 年已接近5亿元……每年央视在定价时，都会在前一年卖价的基础上调标底。涨价看起来是生产方自己的事，但这是一种有约束的定价权吗？当面对着市场上同类产品仅有几个点收视率的现状时，它在定价时还有需要顾忌的对手吗？

　　“央视春晚的节目单我们看过。就是照着节目单抄，办一台完全相同的晚会，我们要多花10倍的成本，但收入可能只有1/20”，一位地方台工作人员如此表示。

更可怕的是，对广告客户的独家垄断

　　要知道，愿意为单台晚会掏钱的买家是有限的。央视6.5亿元的收入，几乎囊括了愿意在这个时间段上付钱的最有实力的买家。这意味着，继文化垄断、演艺资源垄断、收视垄断之后，它又成功地完成了在销售环节的垄断。

　　“我的一个观点是，未来能做得起央视广告的企业势必越来越集中”，某知名企业品牌总监如是说。很显然，春晚广告的客户圈已经在缩小，因为“每年参加投标的企业总是几张熟脸。”

　　收视率上难以弥补的差距，导致了最有实力的广告资源都往央视春晚聚集。春晚在制作和销售的双头垄断，让地方春晚很难长大。 （综合腾讯网、红网、东方网评论）▲◆★●■☆


朝鲜大规模翻修平壤 迎金正恩接班
http://news.stnn.cc/guoji/201102/t20110210_150996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2-10  

　　星岛环球网消息：据韩国《中央日报》9日报道，朝鲜首都平壤近来不断有铁锤敲打的声音。从去年起，10万户居民住宅开始投入建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还亲自来到完工的住宅进行现场指导。在平壤市中心地带的万寿台街周边地区目前也正在整修。1989年中断建设的105层柳京酒店也已复工，建设工程临近收尾，朝鲜设想把该酒店作为平壤的标志性建筑。

　　这一系列的建筑活动表明朝鲜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壤翻修工程，这是在去年9月经过党代表会议金正恩正式成为金正日的接班人之后进行的活动。如果说党代表会议通过修改劳动党章来确定接班体制的框架，那么平壤的新装扮可以说是巩固金正恩接班的实际行动，旨在让民众看到实际的成果。

　　据信息灵通人士表示，朝鲜为了加快平壤的现代化，把曾是政府内阁所属的首都建设委员会改编成了首都建设司令部。曾由技术官员主导的首都建设委员会也更换为由现役军人来主导。为了平壤的建设，朝鲜当局实际上将政府部门重编成了工兵司令部。据说，建设材料和人力调动由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负责，他担任行政部长一职。

　　朝鲜已经将明年设定为“进入强盛大国之年”，当局似乎想通过向居民们展现可视成果的同时，加快速度巩固金正恩接班人的地位。韩国中央大学的李兆元教授说：“朝鲜一直提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平壤现代化，但是最近强调外形的变化，似乎想把其宣扬成接班人的成果。”不仅平壤如此，朝鲜其他一些城市也在进行建设。据新闻晚报  ▲◆★●■☆


科技部撤销原西安交大造假教授所获科技进步奖
http://news.stnn.cc/china/201102/t20110210_150988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2-10

　　星岛环球网消息：因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科技部公开撤销了其昔日获得的国家科技奖项。

　　《北京日报》报道，科技部在通告中称，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等问题。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二十一条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西安交大能动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生，为该科技进步奖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早在2007年底，西安交大6名老教授就李连生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联名进行实名举报。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法庭交锋，在众多造假事实面前，李连生已被西安交大解除教师聘用合同。来源：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