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英媒曝英核武机密被美国当筹码出卖给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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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6：  作者 : 李宗泽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4日的消息称，为说服俄罗斯签署一份关键条约，美国曾私下表示同意向俄罗斯透露英国核武器方面的敏感信息。报道称，美国向俄罗斯透露的敏感信息包括美制的“三叉戟”导弹。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4日的消息称，为说服俄罗斯签署一份关键条约，美国曾私下表示同意向俄罗斯透露英国核武器方面的敏感信息。

资料图：“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水下发射。

　　报道称，美国向俄罗斯透露的敏感信息包括美制的“三叉戟”导弹。一些国防分析人士称，此举危害了英国拒绝透露其核武规模的国家政策。美国不仅利用英国核武机密作为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筹码，并给英美关系“赋予新的定义”。

　　报道还称，与俄罗斯谈判的美国专家们向华盛顿传送了一系列机密信息，此举显示出英国的核武力量对美国保证俄罗斯签署相关条约异常关键。尽管美俄条约对英国没有任何影响，但俄罗斯却利用洽谈的机会获得了更多关于“三叉戟”导弹的信息。此外，美国曾于2009年试图说服英 国允许俄罗斯获得英国导弹应能的详细信息，但遭到英国的拒绝。

　　有专家指出，尽管英国早前已经宣布了其拥有的导弹数量，但俄罗斯却无从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会出现新的数据来证明英国核武力量的规模。还有专家指出，俄罗斯人想要找出，英国人是否拥有比公布的数据更多的导弹。

　　2010年，英国方面公布该国有160枚核弹头任何时候都处于“执行任务当中”，不过并没有确认该国拥有的导弹数量。作者 : 李宗泽 来源 : 环球时报-环球网 ▲◆★●■☆


中科院建成一批大科学装置 包括核聚变研究装置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408

      2011-2-6：记者日前从中科院获悉,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实施13年来,高质量地建成一批大科学装置,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相关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高技术的研发能力。

　　据介绍,中科院正在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达到11个,约占全国的80%。包括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研究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装置都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

　　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科院大科学装置带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如高精度加工、精密测量、自动控制、磁铁、超导、电源、高频、微波、超高真空等,直接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据了解,中科院目前还有多个在建大科学装置,包括子午工程、强磁场实验装置、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航空遥感系统、武汉生物安全实验室、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来源: 扬子晚报 ▲◆★●■☆


美情报部门因未准确预测突尼斯埃及局势遭批
http://news.sina.com.cn/w/2011-02-06/073521919577.shtml

　新华网 2011年02月06日：　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突变，让美国措手不及，白宫和国会批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情报部门人员说，准确预测并非易事。

　　☆ 总统“失望”

　　在公开场合，白宫认可情报系统表现。白宫发言人汤米·菲托尔4日说，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期望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得到切题、及时、准确的分析”，情报部门已“完全做到”。

　　不过，美联社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奥巴马就情报部门未能预测突尼斯示威可能导致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下台感到“失望”。

　　这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官员说，埃及局势发生动荡前，情报部门几乎没有预警。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杰米·史密斯坚称，突尼斯局势演变过程中，情报系统一直“紧密”跟踪那一地区局势，“完全预测到”抗议活动可能扩散。

　　不过，今年1月中旬一次高级别会议中，白宫国家安全官员转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和其他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奥巴马不满意。两名知情官员说，情报部门高层向白宫承诺，今后将“改进”。

　　☆ 国会质疑

　　中央情报局高官斯蒂芬妮·奥沙利文3日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情局去年年底警告白宫，埃及局势可能发生动荡。

　　奥沙利文先前被奥巴马任命为国家情报副总监，当天出席任命听证会。

　　不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质疑情报系统的能力：“我怀疑，情报系统在这一地区是否尽到职责。”

　　范斯坦说：“这些事件本不该让我们措手不及。”

　　她认为，鉴于示威者借助互联网等公开渠道相互联系，美国情报系统本该提供更多预警。

　　“中情局可能认为，在公开渠道收集信息不是它的任务。不过，我认为，公开渠道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要求奥沙利文数日内提交书面记录，使国会了解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突变前奥巴马何时收到情报。

　　☆  个中原因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认为，要求情报部门对突尼斯和埃及局势作出准确判断不现实。

　　“我们必须现实看待它(预测)的局限性，尤其(当预测)涉及数以百万计民众复杂且相互影响的行为，”他说。

　　中情局前分析员查利·艾伦说，情报分析员无法预测引发局势动荡的具体事件。

　　白宫发言人菲托尔以类似观点为情报部门辩护。他说，世界上没人能预测突尼斯一名卖水果的年轻人会自焚并导致政局变化。

　　去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在街头贩卖果蔬的青年遭遇“粗暴执法”而自焚，继而引发全国骚乱。

　　另外，一些情报官员说，美国应考虑，打击“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是否占用过多情报资源，是否影响到长期战略分析和预测。(惠晓霜) ▲◆★●■☆


“高级幕僚”医改梦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402

   2011-2-6：作者 : 许十文 雷顺莉

　　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却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澳门式“红包大礼”从2001年至今，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的岗位上呆了十年，被吴晓波形容为“高级幕僚”。过去几十年从未对现实政策有过公开言论，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却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作为前新华社中央组组长，如今的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61岁的朱幼棣终于写起了政论。过去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对政策的现实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

　　朱幼棣曾经写过关于珠宝鉴定的册子，也撰过大散文风格的《后望书》，而新近的《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写作经历。

　　在北京，跟很多中央机构的司长一样，朱幼棣出门没有公务车搭载。在朱妻眼中，他还是个谦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喜欢钻研书法、文学地理。

　　朱曾经感慨道：“中国古代官员多作家、诗人，但现世却没有这样的人。”

　　“朱幼棣写政论，我一点都不惊奇。他要写的话，就会写出核心观察来。”他的老朋友，曾一起在新华社共事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朱幼棣曾经是个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红墙记者，也是个“行将绝种的文人官员”。

　　朱幼棣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吴晓波形容他是“高级幕僚”。朱也深谙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背后少不了具体部门千头万绪的利益驱动。“我不想做揭黑类的畅销报道文学。”这个顶发稀疏的司长，说话的时候，眼镜下有一双静默的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事实。”

　　譬如，他直接写道：“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药品从生产文号的报批、流通、定价，进入医保目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进入医院，一直到医生开出处方，几乎每一项行政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些潜规则，都可能滋生腐败，弥漫着不正之风。”他甚至直言，“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 ‘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幼棣曾想用“十年徘徊”来命名这本书，以表达心中对现实的无奈。复杂、现实而沉重的题材，使这个“核心知情者”，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

　　在两年前出版的《后望书》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为朱幼棣作序。此书中，朱幼棣记录了很多陈年往事。他走访、回顾了在大建设中被毁灭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点。在记录三门峡大坝使古城潼关毁灭的历史时，他站在黄河边发出感慨，“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而在写完《大国医改》的时候，他又有了另一种强烈的伤感：“比较伤，很受伤。我想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是没法忧的。”

　　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大国医改》作者，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朱幼棣摄影_邵欣

《大国医改》　　朱幼棣 著　　2011年1月出版摄影_邵欣

　　☆ 切肤之痛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黄岩度过的，出生书香世家，长辈不乏有名望的官员。1957年，他8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在黄岩城内教书的母亲受到牵累，被调到乡下小学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环境从城市换到了农村。“就在那一年，我的想法一下子就变了，人也成熟了起来。”

　　而后，朱幼棣的父亲在劳教农场劳动，母亲全身浮肿，得了肝病，医院的治疗手段简陋至极：每天打一针葡萄糖，但母亲竟奇迹般地活过来。朱说，自己也得过急性黄疸肝炎，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也得以康复。

　　从1983年开始，朱幼棣进入新华社，开始其“高级幕僚”的仕途。1995年，朱幼棣任职新华社政治室主任（“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后来又在山西省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任职，从200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医疗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幼棣年少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中草药更多地得到采用，还出现了世界闻名的“赤脚医生”。从 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卫生医疗开始了市场化，新的检测设备进驻各大医院，“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等医疗服务被人们广为讨论，药品厂家纷纷升级换代。

　　到今天，他形象地描绘，“在中国，（公立医院）有无须回报的政府投资，有固定资产、运营费用和一定的人员工资补贴等优惠政策，有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可用于发展。同时，还有种种检查收费、卖药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医生们开始专注于赚钱的1990年代，朱幼棣对医改的想法还比较朴素：“我只是觉得穷人因病致贫是很大的问题。医改能做的，应该是将最穷的人拉一把，这是最应该做的，其他的体制分配也应该这样做。”

　　这来源于朱幼棣在扶贫办—“最多机会见到真实民情的中央机构”—下基层的调研工作。譬如，曾经在新疆，当他看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时候，塞给了生产队长两百块钱，生产队长变得非常激动—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值100元的钞票，并要把他们唯一的财产—一只羊，宰杀来招待朱幼棣。

　　“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忆起来还很感怀，“即使是一年交几十块钱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都交不起。我们能不能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直到现在，朱还一直在不同的文献中探讨国家基本药物，“免费药”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还会怀念“赤脚医生”：“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低水平、广覆盖、体现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可获得性方面，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的中国医疗卫生，自然不是他理想中的这个样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确立了产权改革的方向，以及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他自己就有切肤之痛。2002年，朱的父亲住进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医院。治疗期间，主治医生问朱幼棣的妹妹借过车去上课，而医院每隔一两天就通知交钱，“否则停药。”药是没有停过，但78岁的老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大输液，心脏不堪重负，出现心衰症状，最后挂着针去世，其时病房里却没有医生。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清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核心真相

　　朱幼棣爱写作。在做记者期间，“从新闻上来讲，我是党员干部楷模，《孔繁森》的主要作者。”他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在《大国医改》之前，朱幼棣公开发表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染指过关乎决策层面的现实题材。

　　朱幼棣认为，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写这个一点也不难，开始动手时，才发现其中的艰苦之处。”书最后取名《大国医改》，也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众多，迂回复杂的缘故。

　　在朱幼棣笔下，医改的复杂性，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被呈现。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笔触穿越数十年的政策流变，串联中央到地方的体制现实，横跨医疗改革涉及的多个范畴，直揭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边写边议，圈点荒谬，随处可见犀利的批评，还有，沉重的叹息。

　　这不是归纳文献的工作。2004年，朱幼棣对“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进行调研，随着调研的深入，他越发体验医改面对的强大而顽固的体制阻力—具体涉及部委的各自为政，部门、权力、药企药商之间的微妙博弈，林林总总。

　　朱幼棣本有机会参与医改的决策过程。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提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判断，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央政府内部召开会议，准备让国务院研究室对此进行调研，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医改新方案稿的主要起草工作，最终交归卫生部操作。

　　不过朱幼棣依然有勘测的路径。

　　向朱幼棣抱怨的药企界人士不少，朱甚至发现，一些震惊全国的劣药事件，从利润链和商品流通的角度，是被各地招标办、医院“逼出来”的。在其他部门牵头的一些相关调研里，他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分布在政策、体制、医院、医保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隐秘的事实，在书里，他对此进行了大篇幅地描述。

　　在参加其他部门组织的相关调研中，朱幼棣也得到了考察的机会。在铁岭，他发现当地的私人诊所发展得比较好，社区反映也不错，这证明一些认为国家财政应包揽医疗卫生到社区基层的部委意见站不住脚。“到了沈阳就不行，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社区去不但要加班费、夜诊费，操作起来还不如社区私人诊所那么有效。” 他对记者说。

　　为了分析现状，朱幼棣还会与一些部委官员讨论医改。他会重新考察一些媒体上广为报道的案例，指出社会新闻底下被忽略的关键链条。“有点专业，但我希望能让老百姓看到。看明白了，那某些机构就没办法再忽悠大家了。”

　　例如，“对药物从生产到流通，药物的价格如何层层提升的金字塔，事实上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举出了具体的数字：“根据医药行业的估算，全国医院在药品经销中的获利，当在1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卫生部门官方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在书中，有医药行业的人士坦言，这差距，一部分作为医院及各科室的回扣进了小金库；更多一部分，则是私底下落入了医院相关负责人的腰包；还有对不上账的，那是医药代表“派发”给医生的“处方费”。

　　这些医疗系统的收入，主要由病人买单。朱幼棣手上有一些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清单，而作为中央的官员，他免不了也要算一下总数。他给医疗系统工作者这一 “新兴中产阶层”算了一下收入。“我国500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 精准抨击

　　虽说《大国医改》明显地踩到了相关利益部门的痛处，但在庙堂江湖走过这么多年，朱幼棣经验十足。“我写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没有点名。他们看了很生气，但又讲不出话来。他跳出来骂，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吗？”

　　朱幼棣反复说：医改的问题，相关利益部门多年来出了很多论调、方向、概念，把公众弄得如堕雾里，然而根源上的问题并无得到解决。若体制不改革，医改就不可能“最终胜利”。

　　严谨是朱幼棣所自豪的一个特质：曾经跟着中央领导采访、写稿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错。他不时用“精准”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下笔追求。

　　多年积累，了解到一系列乱象，朱幼棣私下里提起来，甚至会轻声地说一句“他妈的”。但在公开场合少有情绪化的时候。对于各路专家，朱幼棣说自己从来不跟随他们的观点。“我跟他们都很熟，但我不听他们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孩子般地笑了一下。

　　“许多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医疗服务中的种种，行业人士沉默，或者遵从了的潜规则。在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这也是医疗商业文化中最为阴暗之处，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可能想象的。”类似抨击，书中有多处着墨。

　　在私下里，在写作中，他会直接表达情绪。譬如，他会直接对一些机构人士和专家直接用“岂有此理！”来评价，其中包括认为医院收费低的广东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还有建议“高薪养医”并坚持医药不分家的北大教授李玲。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医改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迹象，而这种趋势“为行政寻租、集中收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在感叹医改的艰辛。于明德，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看过《大国医改》后不由得感叹：“自新医改方案公布一年多来，以建房子、买设备为代表的增量改革进展较快，而作为医疗资源主体的公立医院在体制、机制改革进展缓慢，以药养医的局面依然故我。”

　　朱幼棣觉得，他更希望看到“集体的努力，去促成每一项关乎社会民生的国家政策”。几年以来，他也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等渠道，将相关的研读报告递送到中央高层。

　　不过，朱幼棣从来不觉得“高级幕僚”的角色有多重要。“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而已。”

　　☆ 医疗改革算不算成功？

　　二十多年来，我国公立医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有资产大大增加，医疗设备更新。

　　医务人员的收入大大增加，医疗卫生队伍稳定，形成了“中产阶层”。

　　卫生部也很满意。

　　三方满意，只有一个问题，或者说缺憾只有一个：百姓不太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严重。来源: 南都周刊 ▲◆★●■☆


穆巴拉克家族究竟有多富？钱从何来？钱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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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 2011.02.06：穆巴拉克总统和他的儿子、家庭首富加玛尔（左）

埃及仍在任的总统穆巴拉克家族有钱，这是众所共知的。媒体称这家人的财富总额高达40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是否准确呢？

媒体称：穆巴拉克的儿子加玛尔以170亿美元的财产居首，总统本人以100亿美元居次席，之后是儿子阿拉有80亿美元，而夫人苏珊则拥有40亿美元。

☆ 当总统的能挣那么多钱吗？

巴塞尔政权研究所（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所长、瑞士透明国际理事会成员特莱斯克拉夫（Daniel Thelesklaf）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们提及的穆巴拉克家族财产数额至少不是不现实的，"假如跟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巴沙相比，阿巴沙在任没几年，就积累了50到60亿。从这个角度看，在任期间每年盗窃10亿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穆巴拉克家族在霍斯尼·穆巴拉克统治的约30年时间时具体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那是很难调查清楚的。同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其中非法所得占多少。特莱斯克拉夫说："比如有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政权里，垄断企业被交给家庭成员去打理，或者利非常非常大的进口许可证给了朋友或者家庭圈子里的人。巨大的财产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积累起来，而无法明确地去定位，这些是事实上的犯罪所得。"

☆ 钱从何处来？

即使财富的一部分，无论这部分有多大，来自非法交易，问题却是：掩盖很成功，灰区非常大。开罗2阿尔阿拉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纳加尔（Ahmed el Naggar）给德国之声记者举了个关于加玛尔·穆巴拉克是怎么获得其170亿美元财产的例子："埃及当年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其国家债券，因为埃及的信用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受到普遍的质疑。这种国家债券当时以其票面价值35％的价格出售。加玛尔·穆巴拉克买下了这种债券，因为他得到保证，他将在埃及国内获得票面价值的百分之百。这个保证当然是在他的父亲霍斯尼·穆巴拉克的影响下作出的。"

纳加尔指出，除了国家债券外，穆巴拉克家庭成员还通过出售国有土地和私有化计划积累了财富。没有一个专家相信，这些财产完全是靠霍斯尼·穆巴拉克的工资积累起来的。

☆ 钱在何处？

据媒体报导，这些钱的大部分在外国。观察家们估计，相当大一部分存在瑞士，包括大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然而，这方面相当可信的是，那里存的钱，总额不超过36亿瑞朗。因为据瑞士央行公布的信息，2009年底时瑞士的埃及存款总额就是这个数。

这个存款总额里有多少可能属于穆巴拉克家族，并不清楚。瑞士两大银行对德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提问报以瑞士式沉默。瑞士信贷银行只以书面作出了如下声明："瑞士信贷银行严格遵守瑞士关于反洗钱斗争和特殊政治人物的规定和细心对待之义务，这些规定属于全世界最严格的规定之列。"至于谁、是否跟这家银行有业务关系，该银行不予表态。UBS银行则还没有就德国之声的提问作出答复。

☆ 穆巴拉克家族无论如何都能保有这些钱吗？

在霍斯尼·穆巴拉克在位的情况下，不存在冻结穆巴拉克家族分散在全世界的资金的政治手段。但巴塞尔政权研究所所长特莱斯克拉夫解释道，银行则现在就可以采取措施了，"如果一家银行可以说：我们必须澄清背景情况，那么它就可以冻结一个帐户了。这事现在就可以做了，而不必等到某人被推翻。对政府来说，对待仍然在位的他国政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穆巴拉克政府始终还是在国际法上得到承认的政权，因此而享有豁免权。从国际法的角度看，现在不能，或者说还不能采取措施。"特莱斯克拉夫说，只有在继任的政府开启刑事程序，并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钱是非法所得的情况下，才能够正式没收穆巴拉克家族的财产。

专家们估计，把全部非法所得的财产归还给埃及人民的机会很小，因为统治者家族通常有一批顾问，通过他们的建议，对金钱的来源和流向很好地加以掩饰。开罗的经济专家纳加尔说，民众对这方面的兴趣当前并不是特别大，"目前民众并不特别瞩目于这些细节，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腐败的可怕程度，无论事关腐败的总统家族还是其他官员。" 作者：Sonila Sand 编译：平心  责编：韩明芳 ▲◆★●■☆


朝鲜闭口不提埃及事态
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59840

李永钟 记者 | 2011.02.07：朝鲜中央通讯社在2月6日的新闻中报道了关于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在新年之际向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寄送贺年卡的消息。在一天前的报道中还宣传了埃及朝鲜亲善协会赞扬金正日是“白头山之子”的消息。但是，截止埃及发生反穆巴拉克总统示威事态第12天的2月6号下午，朝鲜的官方媒体仍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报道。

韩国政府当局和专家认为，这是朝鲜为了回避关于埃及人民驱逐专制统治埃及30多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示威活动会对朝鲜人民造成的影响。统一部当局者说“这可能是因为穆巴拉克试图将自己的权力世袭给二儿子贾迈勒（Gamal，国民民主党政策委员长）而遭到动摇的现实情况对把权力移交给自己三儿子金正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正在构筑接班体制的金正日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美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RFA)2月2日曾报道说，即使在这样的统制中，也还是有一部分劳动党干部和朝鲜平民了解了关于埃及的事态。这是通过与中国国境临近的咸北、平北、两江道等地区走私的中国手机和最近增加的朝鲜手机了解到的。朝鲜的手机通信是埃及Orascom电信公司负责运营的。金正日委员长上个月23日曾接见了访问平壤的该公司会长那古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甚至还与其共进了晚宴。两国维持着深厚的外交关系，朝鲜在1973年埃及攻击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曾向埃及提供了空军力量的支援；穆巴拉克总统也因考虑到朝鲜的立场，直到金日成去世第二年的1995年才与韩国建交。

RFA于2月5日报道称，朝鲜在中国沈阳运营的用于对韩煽动的网站“我们民族”上由于最近登载了批判金正日的文章，负责网站运营的团队为此被召回了平壤问责。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 ▲◆★●■☆


陈光标式慈善为何在台湾水土不服？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chenguangbiaotaiwan/

号称大陆“首善”的富商陈光标率团赴台捐款行善，却因直接派发红包的高调行事风格引发争议。台湾不少县市政府对此都不以为然，甚至婉拒其前来捐款。台湾媒体也普遍认为这样的捐款纵然可曰善，却不能说是美，这涉及一个文明的问题。

这种曾经在大陆广受到好评的行善方式，为何到台湾就遭遇水土不服？陈光标又为何热衷于坚持此种行善方式呢？[资讯专题：内地首善陈光标赴台捐款]

☆ 陈光标为何坚持这种有争议的方式？

陈光标：做好事不传播 “憋得难过”

陈光标曾表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开始做善事，一个人做好事如果能传播给十个人，等于做了十件好事，做好事需要传播，他在大陆就是高调做慈善，“哪怕帮助别人一百块钱，我不说出来，真的憋得难过”。

在一般人们看来，这种不怕作秀批评的高调慈善家，总比大把挣钱却总是与慈善绝缘的隐形富豪更值得追捧，因为这有可能改善社会的慈善风气，吸引更多人来从事这项事业。[详细]

陈光标：在大陆当面发钱才让我放心

在大陆，公众最在意的往往不是捐助的形式，而是捐助物款是否真正到了弱势群体手中，是否真正缓解了困难，让苦难中的民众过上了更有幸福的生活。

据民政部调查，大陆75%的慈善组织存在不透明，善款流向总成未知数。很多慈善捐款，沿途大量“蒸发”，最后往往却到不了需要的人手里。这也就导致了陈光标更倾向于当面派发红包，而不是寻求依托慈善组织去做这些。          

☆ 大陆获好评的行善方式到台湾怎么就招骂？

当面发钱被台湾媒体认为侮辱民众尊严，台湾慈善环境已经成熟

台湾不管是绿营也好，还是蓝营也好，包括蓝营的报纸，像《中国时报》、《联合报》等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论，对陈光标这种方式表示没办法接受。认为这种行善的方式比较粗暴。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分析认为：“你让人家感到不舒服，你把好处给人家之后，人家觉得对他来讲还是不公平，好像是歧视他一样。”

慈善要有一颗体贴的心，助人可以有更良善的方法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要有能力救助他人者，还要有一颗更体贴的心，体会受济者的心情，维护弱者的尊严。本来陈光标行善就是为了弱势者的尊严，但没有想到，做好事的本身，反而没有给弱势者带来尊严，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台湾社会已经文明到非常尊重弱势者的隐私，台湾人做慈善的时候，有的人不愿意露面，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人会敲锣打鼓的告诉大家说我捐助了哪些人，让那些弱势者排队来领钱。

在台湾，“施恩勿念、受恩莫忘”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台湾人做慈善，大多默默无闻，并不指望通过做慈善得到什么回报。所以台湾一直提倡“施比受更幸福”，“为善不欲人知”。这种出发点和初衷，极大程度上保护了受助者的尊严。[详细]
以前都是台湾“反哺”大陆，这次却是大陆“霸气”救济台湾

陈光标台湾行善激起媒体和民众如此之大反应的另一点重要原因是，以前都是台湾人到大陆去做慈善，而这一次却是一个大陆人来到台湾做慈善，还采用了当街发钱这么一个充满“霸气”的方式。过去几十年里，台湾一直在经济上领先大陆，现在反过来以后，大陆人到台湾去济贫，台湾人心理上难免失落，自然产生抵触情绪，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了出来。  *

      陈光标携妻儿同赴台湾。  *

      “中国首善”陈光标的“钱墙秀”。

水土不服背后折射大陆慈善环境不成熟

大陆慈善环境不成熟，捐款者和受助者才需“面对面”

大陆慈善环境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机构运作流程还远远不够专业和规范，且大陆税收制度对富人慈善激励动力不足。而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环境完善制度先进。比如在美国，建立慈善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优惠税收，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

“陈光标式的高调慈善”亦即捐款者与受惠者“面对面”，隐含的是对当前政府主导下的慈善机制的不信任，但是民间慈善团体的成熟可以更大程度上保证“善款”得到“善用”，陈光标此次行善的善款最终也还是由慈善团体代为发放。所以大陆应该使慈善环境方面更加成熟、健康，让民间慈善有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面对面行善是好事，但更需着力创造廉洁、高效、尊重人性的慈善环境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的网络上，对陈光标的举动，网友们的主流意见还是支持赞赏为主。的确，陈光标做的是好事，但并不能因为他做的是好事，就不去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他所存在的弊端，是为了让好事更好。

能更好激励富豪慈善的显然不是靠一堵堵宏伟的“钱墙”，而应该是良好的慈善环境。慈善理念的推广，“钱墙秀”，面对面施与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几个“陈光标”对于中国慈善力量的壮大，作用也不是很明显，创造廉洁、高效、尊重人性的现代慈善环境，比 “钱墙”和面对面的施与更加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