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马英九之“大陆”值得深思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11： 马英九在新春茶会明确对大陆的称呼，有重要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

　　中评社台北2月11日电（评论员　俞雨霖）如何认识两岸关系？如何界定两岸关系？如何确定两岸关系架构？一直困扰着台湾朝野，甚至在蓝营内部也莫衷一是，而且日益混乱，更不用说台湾朝野在国家认同方面早就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了。如今，马英九在新春茶会有关对大陆称呼的指示，虽然无助于缓和朝野之间的认同对立，但对于蓝营内部而言，至少能起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作用。

　　马英九于此时此刻提出称“大陆”、称”对岸”不称“中国”的两岸称呼命题，当然不能排除与选举有关，但若仅仅由选举角度看待马英九的说法，那就太贬低了此一说法的重要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若外界有能力深入解读，马英九的说法不论对国民党内、对台湾社会民众、对台湾朝野、对两岸执政者而言，其意义均不容小觑，值得深度领会。

　　其中，意义最大的是，马英九做为台湾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已经明确表态，“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是一中架构，一中架构指的是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国，马英九还特别强调两岸之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说法，更明确化了两岸之间有关一中的认知。马英九这样的说法，显然非临时起意的即兴发言，而是经过深思远虑的政治表述。

这种表述，让台湾社会与民众理解，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对于两岸关系的架构就是奠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论是否有绿营民众不接受，国民党已经把立场表达的很清楚，尔后国民党内不用再陷于“父子骑驴”的困境。尔后，国民党不论在处理两岸关系或对外政策时，也不再需要遭外界误解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其他各种各样定位上的责难。因为，国民党已经说清楚、讲明白。

　　对国民党内部与蓝营而言，自马英九在2008年5月执政以来，蓝营对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疑虑，尤其深蓝民众对马英九的统独立场不清更不谅解，越来越怀疑马英九正向台独份子靠拢，甚至兴起不如归去的哀叹。在之前的历次选举中，蓝营投票率越来越低，甚至选票投不下去，也被认为是蓝营民众对马英九统独态度模糊的反弹。

　　如今，在马英九明确重申“九二共识”的原则下，基本上也表述了蓝营内部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就此点而言，未来选举，尤其是2012的“总统”大选，蓝营至少不用再因疑虑马英九而含泪投票了。

　　至于对国民党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国民党内的浅蓝、深蓝，以及本土派人士对于两岸关系架构的想法，一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过去，李登辉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就是利用这样的心态差异，操弄、分化与裂解国民党，几乎造成了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最终失去了政权。殷鉴不远，马英九在过去三年采取的统独模糊路线，虽然意在吸引浅绿倒向国民党这边，但成果却令党内高度置疑，而更得不偿失的是，不仅导致党内思想混乱，还一再招台独分子戏谑，“马统”的帽子却越扣越紧，徒留笑柄。

　至于对持反对立场的民进党与台独分子而言，马英九在国家定位上做出与他们更明确切割后，双方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国民党搞“九二共识”，民进党搞它的台独，大家都旗帜鲜明，更可以尽情攻击对方，全力宣扬本身的两岸关系主张，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理性思考与选择，彻底摆脱民粹的干扰。

　　马英九的做法最值得肯定之处，简单的说就是与台独分子摊牌，省下了很多双方互相攻讦狂喷政治口水的空间与时间。自然，对民进党而言，民进党可以更恶狠狠的扣马英九与国民党的“马统”帽子。其实这样的发展，对马英九而言，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省事不少。毕竟国民党与马英九再怎么辩解，在台独分子眼中，都不可能脱掉“马统”帽子。

当然，对一般民众而言，马英九的说法，可以让民众可以更认真思考两岸关系定位的问题。自李登辉以降，二十多年来，在台独分子的操弄下，两岸关系的架构变得混淆不清，甚至还有马政府官员连台湾人民自决论都说得出口，更遑论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长此以往，两岸关系的定位，变成不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政治架构下定位，而是在台独分子的口水中定位，两岸关系的话语权，势将最终落入台独份子的政治口水中。

　　对大陆相关人士来说，马英九的说法显示，马英九在经过近三年来两岸大幅度的交流与开放后，对两岸关系的架构的认知，已由原先的漂浮不定状态，逐渐沉淀下来。基本上，马英九表述的应该也是经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深度思索的结果，看起来，应该也是迄今为止国民党在两岸关系架构上可以接受的底线。

　　关于2012选举，马英九提出两岸称呼的命题，也可以视为是针对台独份子的一项战略性出击，抢占了统独问题这个重大选举议题的先机，也降低了台独分子慢火细炖累积能量炒作统独议题的策略。▲◆★●■☆


美国为何对埃及风暴面有难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12 美国对埃及局势更是屏气凝神，从国会、白宫到两党，再到智库、学界和媒体，无不将其视为近期的首要议程。

　　中评社北京2月12日电（评论员　张智新）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鼓动下，中东最大阿拉伯国家埃及的民众街头抗议业已进入第三周。日前，尽管埃及当局承诺对公务员加薪百分之十五，并表示不会对示威者秋后算账，副总统苏莱曼率领的政府一方同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在内的在野势力谈判也获得一定进展，但由于逼迫穆巴拉克立即下台的目的尚未达到，示威民众不仅没有散去，2月8日反而又再度增加之势。

　　埃及政局由于牵动着包括中东和平、国际油价、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关系等，自然引发全球高度关注；而远隔万里之外的当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埃及局势更是屏气凝神，从国会、白宫到两党，再到智库、学界和媒体，无不将其视为近期的首要议程。

　　30年来，当年继承了遇刺总统萨达特军政府衣钵的穆巴拉克，一直稳定有力地统治着埃及这个中东大国，并成功地解决了包括西奈半岛等同以色列战争后遗留的难题，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不仅如此，正因为埃及这个政教分离的世俗阿拉伯大国的长期存在，有效地制衡缓冲了伊朗等中东伊斯兰政权，从而为中东在第四次阿以战争后维持数十载整体和平，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穆巴拉克能长期稳定统治埃及，并在中东阿以冲突的复杂博弈格局中纵横捭阖、屡创奇迹，迄今仍被以色列人所称道（如以色列现任总统佩雷斯日前就公开力挺），最大的外部力量自然是美国三十年如一日的强力支持。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过去30年里美国人用牺牲民主为代价换取埃及稳定与中东和平，才造就了如今被埃及民众高呼下台的“独裁者”穆巴拉克。

　　在近20天的广场抗议运动中，参与抗议的绝大多数都是饱受失业、低薪等苦痛的年轻人。他们被突尼斯的“街头奇迹”所鼓舞，其诉求与其说是美国人所希望的那种西式自由、民主、人权（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其内涵、意蕴和实现路径等），不如说是厌弃了穆巴拉克长期威权统治带来的两极分化、特权腐败、失业低薪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在高呼穆巴拉克下台这一首要诉求之后，还担心穆氏新任命的副手苏莱曼会成为第二个穆巴拉克，他们会被“秋后算账”。所以他们在推特（twitter）、面簿（facebook）以及视频网站youtube等美国制造的互联网新媒体的联结动员下啸聚街头，更在这些新媒体的支持下感受到自身力量和信心。

　　作为正在火山口上烧烤的穆巴拉克，则一方面赌定几十年如一日支持他的美国出于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惧而不敢轻易弃他而去，另一方面凭借其漫长政治生涯累积的经验和智慧，赌定只要美国不强力站在自己对立面，欧洲和阿拉伯世界不给予自己难以承受的压力，若与广场民众僵持到最后，赢家肯定是自己，因为街头抗议只要时日过长，参与者的疲倦感、挫败感甚至绝望感就会与日俱增，最终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烟消云散。当然，穆氏更害怕此时下台自身与家人安全不保，所以迄今他可以一再做出让步和妥协，但一直拒绝下台。

至于埃及事态的外部老大美国，则是既要里子又要面子：一方面面对内部舆论及反对党等方面的压力，同时顾及自身长期的意识形态诉求和国际道德权威，不得不对自己一手培育发动起来的民众街头抗议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伊斯兰化、极端化的畏惧，以及埃以、阿以关系急剧恶化等顾虑，希望能给穆巴拉克以体面下台机会的同时，让另一个政治强人能上台维持格局，随后谋求在埃及实现有序的民主转型。当然，如果广场人群能作出妥协甚或最终被和平驱散，美国也并不急于让穆巴拉克下台。一如大陆知名政治学者毛寿龙教授在微博里所言：“美国怕支持广场反对派动了中东格局，怕不支持他们失去民心；美国怕穆巴拉克下台局势失控，也怕穆巴拉克没有基础倒行逆施损害美国的中东利益。原则至上，难以解决问题，损害自己利益；利益至上，容易失去民心，走钢丝不好走。奥巴马和希拉里，遇到了难题。”

　　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仍在观望试探，美国最终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让苏莱曼主导和平改革，让穆氏维持至年底，绝不会坐视穆斯林兄弟会填补政权空白。美国的两难窘境，既如约瑟夫.奈所言反映出新技术导致权力扩散带来的挑战让美国左支右绌，更显示出其霸权控制力的相对衰落。

　　现实主义的奥巴马将如何解答这道埃及难题，人们且拭目以待！▲◆★●■☆


解放军开展核反击演习 时机微妙内涵丰富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795/c5

    2011/02/11：  香港《文汇报》11日刊出评论《解放军开展核反击演习说明什么？》。评论说，在周边安全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之际，在解放军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开发问世之时，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突击军种部队组织并发布开展核反击作战演练消息，时机微妙，内涵丰富，传递给国际国内的信息多元，从不同的侧面响应了社会各界关心的一些问题，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客观认真分析。

文章摘编如下：

春节前夕，解放军第二炮兵某旅在中国西部某高原地带，成功实施了实战背景下的核反击作战演练。此消息披露后，立即引起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解读。中国军网的评论认为，这是解放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实际行动；境外的一些媒体则从中国军力不断强大和完善，陆海空三军分别向外界公开了各自的战略武器的角度给予关注。北京独立军事观察家认为，在周边安全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之际，在解放军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开发问世之时，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突击军种部队组织并发布开展核反击作战演练消息，时机微妙，内涵丰富，传递给国际国内的信息多元，从不同的侧面响应了社会各界关心的一些问题，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客观认真分析。

核反击演练意义深远

● 说明问题之一：军事实力提升仍坚守积极防御战略。

报道首次披露，在发射演习初期，该旅官兵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在“蓝军”突然实施的强大电磁干扰下，指挥信息中断，联络频率被篡改，系统数据遭到破坏，部队被迫转移。面对因此而被中止的演练，发射分队的官兵很是难堪，不少战士掩面而泣。对于发射营的这次“走麦城”，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李姓部队长评价说：“失败并不意味着这个分队战斗力下降了，而是该营过去演习的实战背景简单，没有估计到‘蓝军’会使出比以前更加‘凶狠’的手段。”

观察家认为，虽然公开报道的第二炮兵部队的核导弹反击训练初期遭受严重挫折，但透露出的信息却站在了道德制胜的战略高地，那就是中国研发的高新武器装备并不是针对哪个国家，也不是威胁哪个国家，都是为了主权安全的需要；因为止戈为武，所以必须拥有。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军方陆续公开少数战略武器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后，发布这样消息的时机似乎也独具匠心，强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没有任何改变。

● 说明问题之二：军事科技提升仍坚持刻苦训练传统。

报道还披露，该旅作战值班室某夜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在24小时内赶到某作战阵地隐蔽待机。由于事先没有通知，许多单位物资准备不齐，人员稀稀拉拉，好不容易拉动了，却又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演练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在随后进行的检查中发现，个别营连在训练方法上，注重装备的完好率，忽略了操作号手的称职率；在训练标准上，注重熟悉训练场地的“开得动、拉得出”，忽略了现有装备在复杂地域能“开得远、打得赢”。针对这些情况，该旅在官兵中认真进行实战教育，深入展开岗位练兵、岗位资格认证活动，引导各类操作人员刻苦提高能力素质和操作技能，确保在复杂困难下能遂行作战任务。

观察家指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一直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但近几年由于武器装备科技水平的提升，一些单位出现了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影响了战斗力的日常养成。计算机的升级代替不了人脑的勤奋。只有把目光瞄准未来战场，平时常备不懈，才能确保战时拉得动、打得赢。

● 说明问题之三：整体差距明显仍响应透明发展要求。

观察家认为，对中国军力的发展，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一直持怀疑和指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军队现代化程度实际距离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有20－30年时间，实际拥有的少数尖端武器与美国比较也有“代沟”。在此情况下，中国还是通过各种举措展示军力发展进程和水平，不断响应“提高军事透明度”的要求，显示了虚心学习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诚意。▲◆★●■☆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792/c99

2011/02/11 孙立平

　　◆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 ? 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 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作者：孙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


埃及变局军方藏深刻政治用心 反复几次终掌局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2/news-gb2312-1277870.html

明报 2011-02-11  穆巴拉克下台又如何 埃及现在军人掌权

　　埃及局势峰迴路转，昨天凌晨出乎全球意料拒绝下台的总统穆巴拉克，香港时间周五深夜突然同意下台。新华社报道，在国营电视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在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困难时期，穆巴拉克总统决定辞去总统职务。」他说，穆巴拉克已经授权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事务。英国广播公司称，国会议长将依据宪法，出任临时总统。穆巴拉克据报昨已携眷全家离开开罗，抵达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埃及连续18天的反独裁示威，最终由人民力量取得胜利。

　　迪拜的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已离开首都开罗，抵达埃及西奈半岛的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法新社亦引述消息人士说「穆巴拉克已与全家离开开罗」，目击者更称昨看到至少两架直升机飞离总统府。刚离职的以色列工贸部长埃利泽声称，穆巴拉克早前与他通电话，表示想「光荣隐退」，「他知道一切都完了，路已到尽头。他在发表讲话前没有谈别的，除了表示他在找出路」。

　　穆巴拉克本港时间昨天凌晨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移交部分权力给副总统苏莱曼，但坚称不会辞去总统职务，重申不会离开埃及，会在「埃及地土上终老」。埃及驻美大使之后表示，苏莱曼已接过总统「所有权力」，惟不包括修宪、解散国会和革除内阁。有分析说，苏莱曼本是穆巴拉克的亲信，如此安排，实际大大制约了苏莱曼的权力，穆巴拉克这位「太上皇」随时还可收回下放的权力。

　　穆巴拉克的电视讲话，令原本期望他会宣布即时下台的示威民众非常失望，怒气瀰漫开罗，示威组织者更号召全国2000万人上街示威。午祷结束后，百万民众聚集开罗，大批抗议者操往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高叫穆巴拉克落台。有围堵电视台的示威者说「他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我们的诉求很清晰。我们要求执政党解散，离开官位，因为他们了这个国家」。路透社报道，在西奈半岛北部一城镇，至少 1000人攻击警署并与警员交火，投掷汽油弹及纵火焚烧3辆汽车。

　　但巨大的转折在黄昏出现，突然传出穆巴拉克同意下台的消息后，示威民众的心情如过山车般由怒气难消的谷底回升至顶点。在开罗街头，人们高兴跳舞唱歌，高呼「真主伟大」。受穆巴拉克同意下台、扫除政局不明朗的消息刺激，美股道指即时由早段的微跌迅速倒升0.3%，油价则有所回落。

　　☆ 埃及军方多次反复 藏深刻政治用心

埃及局势过去两天峰迴路转，其间到底发生了什麽权斗内幕？到底是穆巴拉克「说辞不辞」，还是埃及高官放烟幕？外界不得而知。同样难以捉摸的，是军方的反覆表现。军方周四一度暗示穆巴拉克将妥协，但昨天却转头支持他，惟最后又接过穆巴拉克权力。

　　有观察家怀疑，军方可能已分裂，《华尔街日报》更引述接近埃及权力核心的人士称，穆巴拉克最后坚拒辞职，一大原因可能是他发现手上仍握有负责其个人保安的精锐共和国卫队这张王牌，可以抵住军方和外界的压力。

　　穆巴拉克快将下台的消息，最先由政权两名高官说出。当地周四下午约5时（本港时间晚上11时），英国BBC引述曾任空军司令的总理沙菲克（Ahmed Shafiq）称，政府内部讨论了穆巴拉克下台的方案。执政党新任总书记巴德拉维（Hossam Badrawi）随后更向BBC称，若穆巴拉克周五仍在位会令他「惊讶」，「因为我认为应做的正确事情是採取行动令示威者满意」。

　　环球传媒迅速转述两人言论。几乎同一时间，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突透过电视发表「1号公报」，声称会在「肯定与支持民众合法诉求」的前提下，採取措施保卫国家，引起舆论猜测军队是否正向穆巴拉克逼宫。该委员会开会本身已极不常见，历史上只在1967及1973年与以色列交战时，各开过一次会。更令人关注的是，身为三军总司令的穆巴拉克及其钦点接班人苏来曼，都没参与这次会议。

　　委员会的公报，令不少人相信军队已背弃穆巴拉克，甚至爆出政变之说。在美国，中情局局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也为穆巴拉克下台的说法推波助澜。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向议员称﹕「穆巴拉克极可能在今晚下台。」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开腔说﹕「我们正密切注视埃及今天的事态。但毋庸置疑，我们正见证历史。」

　　黄昏6时半，埃及国营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当晚将发表电视讲话，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将是穆巴拉克的辞职宣言。示威搞手、埃及裔Google高层古奈姆在twitter留言﹕「任务完成，感谢所有勇敢的埃及年轻人。」

　　然而在穆巴拉克晚上与副总统苏莱曼及沙菲克会晤，形势急转直下。晚上近10时，信息部长菲基（Anas El-Fekky）率先向路透社说﹕「总统肯定不会下台。」10时45分，穆巴拉克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证实菲基的话。解放广场民众震怒，示威领袖亦开始猜度军队的真正意愿。有人认为军方确实有意掌权，但仍未凝聚足够力量赶走穆巴拉克。示威领袖哈布（Shady el-Ghazali Harb）说﹕「我们认为军方不想接受苏莱曼领导，双方正发生衝突，军方希望我们把示威闹大，这样他们便可出手。」华盛顿詹姆斯顿基金会研究员麦克格莱格（Andrew McGregor）认为，军方正夹在穆巴拉克与示威者之间，动向难测。「这是我首次相信，军队可能出现裂痕。」最终局势证明，军队始终是造王者。

　　☆人民的胜利？埃及军方出招逼走总统

　穆巴拉克昨晚深夜终宣布下台，标志30年独裁统治告一段落，埃及军方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相信是埃及军方成功逼走穆巴拉克。初步象显示，至少部分反对派人士接受由军方暂时掌管国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昨称，估计军方和民众将在短期内分享权力。

　　穆巴拉克周四晚发表电视讲话拒绝下台后，军方立场顿成焦点。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主张「军队立刻必须拯救国家」，认为政府当下「就像铁达尼，群鼠争相摆脱沉船」。

　　正当各界紧盯军方态度之际，军方最高委员会昨午发表了《第2号公报》，一改周四支持示威者诉求的态度，支持穆巴拉克留任至9月大选，军方声明还说，会保证穆巴拉克将紧遵承诺，在局势平稳后尽快结束实施了30年的紧急状态法，又会修宪举行开放而公正的选举等。军方同时还呼吁让社会恢复正常，暗示要示威者撤离街头，返回工作岗位，并警告说不会坐视任何「损害国家安全保安」的人。

　　民众对军队转支持总统大感失望。舆论更担心镇压一触即发，爆发大型军民衝突。分析家霍利斯（Rosemary Hollis）说﹕「埃及军方进退两难。他们会容许示威者将抗议升级到逼使穆巴拉克走吗？但这意味军队会跟穆巴拉克彻底缺裂。示威者非常失望，随时会爆发暴力事件。」

　　但军方最终还是选择站在示威民众的一面。埃及军方近60年来一直是埃及独裁政府的靠山，1981年前总统（Anwar el-Sadat）遇刺身亡后，便是军方协助当时担任空军总司令的穆巴拉克当上总统。不过穆巴拉克掌权后，刻意扶植独立的内地保安部队，巩固政权，防范军方高层构成威胁，令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削弱。

　　为换取军方接受，穆巴拉克提供经济好处，许多高级军官被指派处理军事工业。军事工业佔埃及经济约5％至15%。自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埃及便扩充军事工业，以安抚「投閒置散」的军方。分析家汉纳（Michael Wahid Hanna）说：「政府的策略是给予军方较重要的经济角色，来换取军方对政府的默许。军方的生意利益非常庞大。」

　　然而作为穆巴拉克继任人的苏莱曼，与周四在解放广场向示威者喊话的军方参谋总长艾南（General Enan）的关系却不明。63岁的艾南较穆巴拉克年轻一辈，他曾长居美国，与美国军方的关系，甚至比跟埃及军方元老好。美国官员表示，艾南曾保证军方只会维护埃及的国家制度而非个别人士，并表明不会向平民开火。

　　推翻“现代法老”民众欢呼fb革命胜利

　　苹果日报

穆巴拉克独裁统治埃及 30年，是北非在位最长的领袖，年届 82岁依然恋栈权力，为自己铺路做终身总统，还一心想将政权世代相传，令埃及人对这位「现代法老」深恶痛绝。在北非国家突尼斯（ Tunisia）民众发动「苿莉花革命」推翻独裁总统阿里后，埃及民众演绎自己的一场革命，在社交网站 facebook串连发动大示威，经 18天抗争，这场 fb革命终于成功推翻这个在位 30年的独裁者。在革命大本营、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埃及人随即爆雷动的欢呼声。

　　埃及示威者知道独裁总统穆巴拉克终于下台后，解放广场和开罗都充满人民革命胜利的气氛。有人高兴得流泪，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有人高呼「真主伟大」，有人互相拥抱说：「人民推播了独裁者了。」街上庆祝胜利的汽车响号声震天。

　　由于军队接管，而军队在倒穆示威浪潮中一直对民众加以保护，未开枪镇压，示威者在副总统苏莱曼宣佈穆巴拉克下台并指国家权力交军队后，即充满感激说：「军队与人民手牵手，团结一起。」

　　前天，穆巴拉克拒下台，示威者高举鞋子洩愤，要给他最大侮辱。鞋子的侮辱下和逾 150万人再爆示威下，想体面下台的穆巴拉克终于要不光彩下台。

　　1981年，时任总统萨达特遭暗杀，令名不经传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在军警支持下上台，攀上权力高峰。曾任空军指挥官的穆巴拉克，与前三任总统一样都是军人出身，名副其实是枪杆子出政权。军队一直是维护他执政 30年的核心力量，他任内一直牢牢控制军队，不让军队干政。

　　穆巴拉克上台后实施铁腕统治， 30年来一直实施紧急状态令，对反对他的异见人士尽情打压，未经审讯就拘捕，打压民众基本人权。儘管他独裁，但在外交上却致力促进中东和平，成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极力拉拢的重要盟友。

　　掌权 30年，穆巴拉克避过三次暗杀，并在美国支持下，四度连任总统，他打死不肯交出政权，原本准备寻求在今年 9月大选中五连任，下一步就是要做终身总统，更一心想建立穆氏王朝，将政权世袭化，传位予幼子贾迈勒，但在内外巨大压力下，他日前才宣佈放弃角逐连任，亦表明儿子不会参选。

　　穆巴拉克任内不断搜刮，与有威尔斯血统的妻子苏珊娜（ Suzanne）及一对儿子贾迈勒（ Gamal）与阿拉（ Alaa），过着王族般的生活。有中东事务专家估计，他可能坐拥多达 700亿美元（约 5,460亿港元）财富，轻易压倒福布斯富豪榜冠军。歛财饱私囊，他被揶俞为「现代法老」。

　　他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洛杉矶、华盛顿和纽约都有物业，生意遍佈全球，并在美国、瑞士和英国开设银行户口，储存巨额资产。他的妻子苏珊娜则是埃及社交女王，经常打扮华丽出席外交和慈善活动。她每年都捐出数以千万计港元做善事，但有传部分善款最终会流回她的私人户口。

　　穆巴拉克的两名儿子据指都涉及军火买卖，其中 47岁的贾迈勒曾旅居伦敦多年，任职于美国银行， 1996年更自设投资公司，在海德公园邻近高尚地段拥有五层高大宅，约十年前才回国，靠搞军火赚大钱。苏珊娜与儿子都有英国护照，早前就有传两名儿子见埃及局势恶化，携同家人逃往伦敦。▲◆★●■☆


分析埃及乱局，不能只看内政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 2011年2月11日电／2011年1月10日，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网站上出现了一则声明：“苏丹穆斯林兄弟会号召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保卫苏丹的统一，将苏丹从美国和以色列分割苏丹的阴谋中解救出来。”声明中提到的苏丹穆斯林兄弟会是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下于1949年成立的，该组织在当前苏丹北方的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环球时报刊登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吴冰冰的文章说，与这则声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埃及政府在苏丹问题上的态度。2010年12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奥巴马总统致信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表明苏丹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关切。两天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闪电访问苏丹首都喀土穆。根据埃及官方媒体《金字塔报》的报道，穆巴拉克此行的目的是要苏丹总统巴希尔支持即将进行的苏丹南部公投。埃及政府明显是在密切配合美国。

　　这是埃及的外交政策影响内政最近的一个例子。在分析埃及当前动荡局势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埃及内政的因素，埃及对外政策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埃及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对美国的依赖，并由之衍生出对以色列安全需求的全面配合。正是这样的对外政策，与埃及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结合，引发了目前的严重动荡。

　　文章指出，当前中东的格局，是以伊朗为中心的反美激进阵营和以埃及、沙特为核心的亲美温和阵营的对立。激进阵营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土耳其正在向这个阵营靠拢；温和阵营包括埃及、沙特、约旦、阿联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色列是这个阵营的坚定支持者。两个阵营在黎巴嫩、伊拉克和苏丹激烈交锋。

　　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埃及长期实行亲以色列的政策，配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进行封锁。这一政策忽视了埃及广大民众的民族宗教感情，忽视了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艰难处境的同情，在民众中引发日益严重的不满。根据2010年8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所做的阿拉伯国家民意调查，最受欢迎的穆斯林领导人依次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伊朗总统内贾德和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以色列的立场。与之相应，超过69%的埃及人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够使中东局势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埃及的对外政策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与此同时，埃及近年来实行外交上的收缩，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中东地区和非洲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根据2009年的统计，约有650万埃及人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约为埃及人口的8%。出国打工的埃及人对埃及经济和社会有着重大影响。他们在国外，越来越感受不到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以及由之而生的自豪感与荣誉感，这在他们心理上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指出，“我们在国内社会中所体验的挫折，由于替代性地享受到国家的权力而得到补偿”。在他看来，成功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成就感，对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挫折感而言，是重要和必要的补偿。现在有一些人把埃及的情况和中国类比，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埃及当前国内的核心问题，是未能找到成功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而中国显然已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解决了贫困问题，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文章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埃及政府，不论是何种力量主导，都有可能循着汉斯.摩根索的理论进行逆向操作，即通过外交政策的调整来补偿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在民众中导致的挫折感。

　　这种趋向对中东战略格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埃及会更多考虑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而埃及与美国的距离将会拉大。这就为其他大国在埃及发挥中庸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总而言之，要解决埃及内乱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探索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模式，街头政治和政权更迭都不能为这个问题自然找到答案。▲◆★●■☆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对他的一些评价有违事实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1_02/12/4633196_0.shtml

2011年02月12日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韩钢

核心提示：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有贬有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图注：华国锋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庆祝大会的首都百万军民亲切招手致意（图片来源：人民网）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作者：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题为《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 “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 “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 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 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 “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 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 ‘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 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飙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因杂志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刊出，需要了解注释具体内容的读者，请上“炎黄春秋网" (www.yhcqw.com）阅读。


战略改变：梁光烈防长要把武警部队裁到30万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272425507/2722/31/21/0_1.html

    2011-02-12：梁光烈在军委提出武警将从80万裁到30万，管理关系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领导变为公安部领导为主，性质类似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和俄罗斯的内卫部队，武警军官直接转为公务员，违纪由市级以上地方纪检处理，违法由市级以上地方司法处理，避免武警被县级政府滥用。

    在指挥关系上，仍由武警总部统一指挥，但须向公安部汇报请示，大的调动需总理和军委共同批准，驻地武警和地方公安关系主要协助当地公安抓捕罪犯，地方公安动用武警抓捕罪犯必需得到省级公安机关书面批准，调动武警三十人以上由公安部批准，超过100人报总理批准，1000人以上由总理和军委共同决定。

    因为武警的婆婆有两个，国务院担心军委说自己管的多，军委担心国务院说自己管的多，所以最后变成两个都不管。军纪相对焕散、用武警牌照的车多，不少地方出现武警参与强拆的事件。最重要的是，80万武警作用不明显，新疆和西藏事件最终是靠野战部队去镇住场的，汶川和玉树救灾、江南抗洪、西南抗旱，武警也没起到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