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美军事对话要敢于挑明“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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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6   中美恢复高层军事对话，这是发展正常中美关系的重要体现，但这种对话仍然存在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至今“不透明”，而中国则并不打算改变这种“战略模糊”态度。

就国家的“战略意图”而言，有些可以公开，有些则不能公开，这是常识问题。即便是盟国之间，要想“战略意图”完全透明，那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相互尚未建立战略互信的国家则更是如此。

然而，该公开的“战略意图”，也不应藏着掖着，把该讲的话讲清楚，这是进行坦诚对话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美国如果苛求中国在“战略意图”方面作到完全透明，这是非分之想，但中国有些该讲的话倘若不讲或讲得不透，也不利于中美双方坦诚对话，甚至会带来彼此的误解和误判。

最近，美国五角大楼高官在谈到中美军事对话时曾表示，中国决定发展军队现代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说，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先进的潜水艇、地对空导弹、反卫星武器以及其他打击电脑网络的能力的努力，确实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关切。他还呼吁中国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军力发展计划和战略意图。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按中国的习惯说法，仍然可以回答为：中国奉行积极防御战略，中国发展国防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也不针对任何国家。这样表达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没有错，别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往往会让对方感到太笼统和难以把握，自然也会产生中国在“战略意图”方面需要更加“透明”的愿望。

笔者以为，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对话方面，的确存在如何把话讲得更明白的问题。对于并非不能公开的“战略意图”，还是公开挑明为好，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透明度”，使中国的对外“形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避免了“解释权”的旁落，不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为此，似应讲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发展军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拥有与自身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军事力量，获得与其他大国相对均衡的军备水平，同时也要跟上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步伐。在当今形势下，美国及其他大国在军备方面所拥有的，中国同样有理由去发展，也需要逐步缩小与上述国家的军事差距，这是中国不可剥夺的国防权力。类似建造航空母舰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国甚至印度都早已拥有，为何中国不能发展？因此，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你有的我却不能有，这样的道理说不通。

第二，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既要服从服务于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同时也必须立足于国家的现有条件，谋求改变与军事先进国家在军力对比上的劣势地位，努力实现军备水平的“相对均势”。也就是说，你有能力发展进攻性武器，中国尽管也有权力发展同类武器，但因条件所限不能和你“比宝”，那就不能不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发展相应的防御性武器。诸如前述的反舰弹道导弹、先进的潜水艇、地对空导弹、反卫星武器等，都是中国提高防卫能力的重要保证，也是以防御性手段谋求“均势”的必要之举。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目的还是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中国不能不认真记取。

第三，中国加强军备建设，重在维护“核心利益”，因而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适应捍卫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和长远发展利益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随时调整发展的重点。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中国强调加强海空作战能力、远程投送和打击能力以及电子斗争能力，都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也是捍卫这种利益必不可少的军事斗争手段。中国不会改变和平统一方针，不会放弃以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原则立场，但在军事上又不能不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同时也需要为政治外交斗争提供坚强的实力后盾。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应当拥有的正当权力，中国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猜疑和诘难放弃这种权力。

总之，中国的军备建设和军力发展，意在建立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防实力，谋求与军事先进国家实现“相对均势”，并立足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在与美国进行的“星球大战”的全面竞争中，拖累甚至拖垮自己，中国不作这样的蠢事。上述“战略意图”，中国并非不能和美国讲清楚，也完全有理由公诸于世。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军力发展，往往并不全是关心中国的“战略意图”，而是害怕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受到挑战。在美国看来，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这是力量的“平衡”，而中国军力的发展和试图缩小差距的努力，则是“破坏”了双方的“平衡”。美国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未免显得霸道，因而在当前情况下，中美能否实现平等的军事对话，恰恰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田一枫▲◆★●■☆


中国超越美国十分遥远 国民不因不富有而沮丧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226/3115934.shtml

2010年12月26日 投资者报《经济学人》专稿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最近的预测，201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这一预测是将购买力评价理论(PPP)作为基础，考虑到中国物价水平较低的事实进行调整的结果。但是，如何确定购买力评价的问题上，经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见解。也就是说，只有当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兑换成美元计算时，如果这个数字仍然超过美国的GDP，那么美国才会真正被说服。

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目前中国的GDP仅仅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二，离超越美国的那一天还十分遥远，但是中国正在越来越靠近美国。

☆ 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2003年，当高盛第一次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进行预测时，它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越美国。而现在它将这个时间提前至2027年。

今年11月，渣打银行做出的一项预测显示，中国可能在2020年超越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反映出金融危机对于美国的影响。2010年第三季度，美国实现的真实GDP低于2007年12月的水平，而同期中国GDP增长了28%。

当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实际生产总值每年都能以过去十年的年平均增速(分别是10.5%和1.7%)增长，那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22年超越美国。

然而，根据过去的数字做出的粗略推断往往不能反映出未来的实际情况。

就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预测为例，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显示，日本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外，中国工人数量的下降所导致的生产率下降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再者，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取决于实际增长率，更取决于通货膨胀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实际利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涨，这一方面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名义利率的上升。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和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根据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价格指数)分别为3.8%和2.2%。此外，由于2005年中国放弃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年升值幅度达到4.2%。

根据《经济学人》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75%和2.5%，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与1.5%，而人民币将以每年3%的速度升值。如果实际情况能像《经济学人》预测这般准确，那么中国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

或许很多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或者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放缓至5%的年增长水平，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只能到2022年才有希望超越美国。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仍将十分富有，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是中国的四倍多。但是中国人并不会因为这个数字而沮丧，相反，无论这一天何时到来，中国人都会欢欣鼓舞一番。

☆ 美中两国应该在多方面谋求合作

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注定其在世界范围内将会越来越有作为。或许有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些担忧，但是并不需要将中国视为敌人。毕竟，中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附加于别国。

同时，中国也不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而建立新的殖民地。更何况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如全球化、相互开放的市场，彼此购买原材料，出口产品。此外，两国都致力于打造更为稳定的世界环境。

鉴于未来中国和美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状况，美中两国应该在多方面谋求合作。亚洲需要一个单一的区域性安全机制——而不是时下鱼龙混杂的角逐场面——比如东亚峰会，通过该组织可以促使贸易往来。

亚洲国家也应该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比如卫生、环境保护、打击盗版和反恐等领域通力合作。这样的威胁本身就是跨国界的。

当然，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它所推崇的自由体系约束中国的发展，那么美国更应该约束的是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在打破常规，比如说引起中国人质疑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和美国，可以说都是历史上的巨无霸，也都有一定的优势。二十世纪它们曾目睹共同犯下的错误，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它们的表现应该有所不同。（肖妤倩 译） ▲◆★●■☆


澳大利亚军刊称中国最多可摧毁美16枚GPS卫星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12/news-gb2312-1242141.html

 2010-12-26  世界报：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力有大幅度提高，目前已经具备近程、中程、远程可携带常规弹头的战略导弹。此外，中国的反卫星能力自 2007年1月震惊世界之后，仍在快速发展。中国部署的超视距雷达可提供早期预警能力，并可初步瞄准美国航母战斗群。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得到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澳大利亚《空军力量》杂志近日刊登了由马丁·安德鲁撰写的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发展。本报编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 “杀手锏”：中国反卫星能力

　　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现在，中国军队所讨论的是非对称作战，以及利用“杀手锏”来击败对手的高科技系统。

　　与此相关的主要技术与战略事件发生在2007年1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17点28分，中国发射一枚反卫星导弹，摧毁了位于869千米高空一颗废弃的中国气象卫星。不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便召开年度威胁评估会议并发布消息称，中国已具备反卫星能力，中国上空的美国卫星已不再安全。

　　现在，中国握有核攻击或常规攻击及防御战略武器，来保卫自身利益。这些系统的数量和精度都在不断增长，这一点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卫星辅助制导的远程火箭炮系统的引入，可使针对台湾地区的许多东风-11和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重新部署到中国西南，应对印度和南中国海附近的国家。

　　2002 年4月，时任美国空军司令的吉姆·罗奇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阿富汗战争之初，美军行动就需要40千兆字节的卫星信息传输量。卫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旦它们失效，就会引发诸多问题。中国已经把注意力放在这一关键薄弱环节，而且其自1990年就开始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2007年1月11日的反卫星测试就是其第三次反弹道导弹测试，前两次测试分别发生于2005年7月7日和2006年2月6日。中国的反卫星试验说明，解放军有能力击毁卫星和中程弹道导弹，而前者又说明他们能够破坏美国的信息优势。同样的，美国也可以利用其地基拦截导弹和海基“标准－3”反弹道导弹系统实现相同目标。

　　在中国首次成功进行的反卫星试验中，公路机动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的民用型(即KT-1火箭)充当了卫星武器的载具，利用运输/起竖/发射车将之发射升空。东风－21导弹是中国“巨浪－1”潜射弹道导弹的陆基版导弹。

　　美国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把中国反卫星武器称为“SC-19动能拦截器”，其公路机动性能，再加上通讯和工程支援车，使之可部署在最佳地点，拦截飞跃其上空的卫星，而且发射前很难被定位。

　　中国拥有无数反卫星感测器地点，这使其二炮部队能够跟踪并为反卫星导弹系统提供精确定位信息。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8个卫星地面监测站，沿太原、五寨和酒泉建造了太空及卫星发射基地， 部署了4艘海上追踪及控制舰，并且还分别在基里巴斯(位于西太洋)和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各设立了一个地面站。

　　假如中国将其所有的外层空间反卫星武器都投入到对GPS卫星的打击中，那么最多可能摧毁16枚卫星。在目前的条件下，美国的GPS卫星系统中共有32枚导航卫星参与运行，在只剩下16枚导航卫星的状况下GPS系统仍然能够运行。在数年的时间里，这些撞击带来的碎片将带来一个重大的危险，而这种威胁带来的影响将比那些对卫星的直接攻击更大。剩下的卫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经过由于射星形成的碎片带。

　　通常，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有9枚GPS 卫星飞过中国上空。如果中国以某种方式设法摧毁所有这9枚卫星，那么中国就可以使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在几个小时内不能发挥作用，直到其它GPS卫星飞抵台湾海峡上空。在极短的时间里，其它23枚卫星组成的卫星系统将会迅速填补由于它们正常的轨道运动造成暂时空白。即使成功地摧毁了16枚卫星，中国可能仍只能暂时瘫痪GPS在台湾海峡上空的运行大约8个小时。在另外的16个小时里，将有4枚或者更多的卫星出现在轰炸航路、无人机飞行和舰艇追踪等目标区域的上空。在这一假想中，直到美国发射新的卫星之前，GPS系统的“瘫痪8小时，紧接着16小时调整”的模式会每天重复出现。

　　◆ 真正的末日武器——电磁脉冲

　　在谈到应对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策略时，华盛顿的一些防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只要使低轨道卫星的时速发生200英里的改变，就能够有效地阻止中国的攻击。速度的微小改变足以使美国卫星掠过中国上空时的时间发生变化，这样卫星就能够躲开事先锁定好目标的反卫星武器发射车的攻击范围。虽然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实际战术态势会更加复杂。卫星的调整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第一，规避来袭的反卫星武器的“反应性调整”；第二，用于改变卫星轨道的 “预设调整”。目前，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有效的应对战术。

　　华盛顿的防务分析人士还强调瞄准卫星的问题，他们认为即使拦截导弹发射阵地还被黑夜笼罩，但高空中的目标卫星却已经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了。在中国研制出更好的传感器之前，其目前传感器的跟踪方法，确实限制了反卫星系统采取何种方式攻击其它卫星：反卫星系统必须等到低地球轨道卫星被太阳光照射时才能发动攻击。

　　“反卫星武器的光学跟踪系统还有着重大缺陷”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研制出能够在其它电磁波带精确工作的传感器。然而，大部分能力密集型卫星，如负责拍摄雷达图像的卫星，通常都会使其轨道平行，这样它们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能保持与阳光垂直。这意味着，与负责拍摄光电图像及收集信号情报的卫星相比，在中国上空的、负责拍摄雷达图象的卫星可能更需要固有的光照条件。

　　当然，想要直接命中目标卫星，实现动能猎杀，唯一的要求就是反卫星武器能够精确地瞄准目标。不过，还有其它无需精确瞄准就能够实现对目标卫星的打击，如霰弹云与高强度微波冲击波。

　　认为“中国的反太空武器库中，仅有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的想法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可能发生的中美太空战中，中国会利用其全部力量”。

　　干扰GPS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干扰通信卫星。向卫星发射激光，使卫星的视觉系统失明，或使卫星的热量控制系统超负荷运转也是可行的。不过，太空战中的真正的末日武器是电磁脉冲——核爆炸产生的副作用。如果中国真的想削弱美国的通信能力，那么，其只需要将一枚相对较小的核弹送入地球同步轨道，并调整其在亚洲上空的位置，就能够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 美国没办法阻止

　　华盛顿的一些防务分析人士认为，当中国的攻击卫星行动发生的时候，美国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即便是在没有专门的卫星防御系统的今天，美军也能够相当有效地阻止中国对美国卫星的破坏。

　　当然，美国绝对会试图阻止对方的攻击，但事实是，美国目前还没有阻止对方展开太空攻击的办法。正像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詹姆斯·卡特莱特将军所说的那样：目前，美国用来对抗中国动能反卫星武器的唯一方法是利用潜射“三叉戟”导弹或未来的“快速全球打击”系统。不过，考虑到SC－19反卫星武器采用的是移动发射架，而且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甚至没有能力在已经控制制空权的地区——即使较小的范围内，定位一枚“飞毛腿”导弹，所以这一战略也是华而不实的。由于反卫星武器发射架可能正用于瞄准用于寻找它们的美国卫星，所以在中国境内寻找反卫星武器发射架更是难上加难。▲◆★●■☆


伯乐相马：胡耀邦是怎样选中温家宝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12/27/3710644_0.shtml

2010年12月27日  时代潮  核心提示：“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10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当年的胡耀邦同志与年轻时代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从左至右，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时代潮》2003年第四期上，作者：田毅 许圣如，原题：《平民总理温家宝》

3月18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外记者。这位一向为人谦和的总理始终面带微笑，并不时伸出右手食指或手掌，以强化他的语气。在镁光灯不断闪烁中，温家宝的微笑，向民众展示了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新风确

3月16日，如人们所意料的那样，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党十六大制定的小康社会目标以20年为期，新一届政府无疑将扮演承前启后的历史角色。有人说温家宝的使命将是在平衡各种政治经济目标的过程当中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在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很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又势必与原有秩序形成尖锐冲突。即便对于最富有平衡能力的人，这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

3月18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外记者。“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全国 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这使我更深地了解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整个记者招待会上，这位一向为人谦和的总理始终是脸带微笑，并不时伸出右手食指或手掌，以强化他的语气，在镁光灯不断闪烁中，在其微笑背后，温家宝展现给全国人民的是其近四十年在中国大地上的奔走。

◆ 少年初成长

温家胡同出了个温家宝，这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的邻居间已传为佳话。虽然温家宝全家在1949年搬离此地，胡同内绝大部分街坊都没有见过温家宝及其家人，但是提起温家宝，大家仍津津乐道。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高学明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他的记忆中，镇子上曾经有老人介绍过，1942年，温家宝在宜兴埠镇出生，祖上6代人都居于此。温家宝的祖家就住在宜兴埠温家胡同8号（当年为2号），共有9个大院，不足30户人家。

温家宝自七八岁随家人搬到天津市南开区居住，直至1982年，他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曾经回到宜兴埠一趟，参观了附近一间老年协会，那已是他阔别故地30多年的事了。

在镇子的人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未见沾过什么光。当年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700元钱。

温家宝同志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后，就没有回去过，但对于这个曾培养出已故前总理周恩来、前副总理邹家华的名校而言，温家宝同样是他们的骄傲。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记者，温家宝在宣传上保持低调的作风，有消息说他曾经专门和天津市的领导打过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对于生活了6年的南开中学，温家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中学时代的一些资料和档案至今仍然保留在学校内。

据温家宝当年同班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他们当时学制5年，大学二年级后又重新分班，温家宝当时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取研究生。

当记者询问她对温家宝的主要印象时，她机智地说：“你应该很清楚啊！”而当记者问同学对他的评价如何，她笑着说：“问问老百姓就知道了啊。”

她接着说：“我们的同学一般都不接受媒体在这方面的采访，他的生活、学习、为人等我们是很了解的。”

◆ 边塞十四载

1968年2月，红色海洋席卷中国，偌大的北京似乎放不下平静的书桌。在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被迫放弃学业，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十四年。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工作期间，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张培莉。张培莉家住兰州市，在甘肃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

两人在七十年代结婚。1968年到1979年，温家宝由一名初出校门的实习生成长为地质队的副队长。1979年后，温家宝上调到甘肃地质局。

酒泉的生活在温家宝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甘肃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办公室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说，2002年9月，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曾专程到那里的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探望老战友。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条件非常艰苦。他曾到酒泉灌溉面积最大的洪水坝河工作。有一天晚上，山洪暴发，温家宝和同事一夜三次搬迁帐篷，终于避过大难。这件事甘肃地矿系统老人差不多都知道。

甘肃省地矿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总理在甘肃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现在还保持着联系，这也是温家宝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渠道。

“我听局里的老人讲，温家宝夫妇在兰州时待人和气，当时同级别的干部里面很少有研究生学历的，可是即便如此，温家宝还是很谦虚好学，他当时甚至同一些刚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探讨技改方案。”这位官员说。

◆ 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10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 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1984年，中央让他们三人参加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文件起草、组织协调等，职务是大会副秘书长。“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考察。后来中组部向胡耀邦提出温家宝和吴邦国两个候选人名单，在征求所在单位意见时，上海领导表示希望吴邦国留在上海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在问到地质产业部意见时，部领导和党委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为本部能为中央输送高级人才而自豪。”这位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温家宝接任王的职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

到中央办公厅后，温家宝就很少回家了。记者采访到的几个当时他的下属都提到，他到中央办公厅后，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下去。“温家宝分管我们部门，和他工作在一起，一起开会、考察是经常的事。他不但工作勤勉，而且极为细致认真。基本上我们每次把起草的文件报给他，他都细细过目，修改，连标点符号和用词都改动很多。”一位温家宝当时的下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学文科出身的，而且起草文件经验也不少，但大家都很惊讶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文件起草修改的专家。”

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办公厅全面事务，包括警卫局、信访局、机要交通局等，而中央会议的文件起草和组织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贯彻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1986年，在温家宝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下设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政治体制研究机构。

一位当时的资料组成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温家宝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上主要是贯彻邓和胡的思路，一方面是上传下达，另一方面是将上面的思路具体地和明确地展现，并提供参考资料。他经常向领导请示有关问题，注意自己的学习，而很少擅做主张。”

资料组的主要工作是资料收集整理和组织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通过各种渠道整理的资料达一百多万字，重点课题包括：党政关系、行政制度、外国议会制度等等。这些都报送有关中央领导参考。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的工作后来移交给了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办也有几位同志继续参加，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虽然没有参加具体事务，但也经常能看到有关文件。八十年代末，该小组被解散。

温家宝的这位下属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温很少提起自己的经历。“据我所知，温家宝生活质朴，家庭和睦。我曾去过他的家，那时离中南海不远，是一套四室的房子，里面非常朴素。”

◆ “转折年代”

1986年至1992年，温家宝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上一干就是七年。1992年，他又多了个称谓——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一贯的作风。“他在中央不是为一部分人工作，而是为所有领导工作。”他在办公厅工作时的那位下属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同时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

1987年召开了中共十三大，温家宝参与了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并以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会议日常事务。

参加过十三大报告起草的一位学者曾与温家宝当面讨论问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温家宝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工作的兴趣很大，看得出他经常思考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他对温家宝敏锐的目光、稳重的作风和很强的亲和力都记忆犹新。

1992后，温家宝的一个变化就是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书记处书记，主管财经、科技、农业和农村工作，兼任政治局常委会所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绿化委员会主任等等。

中国加入WTO之后，最令高层担忧的问题莫过农业和金融两方面，而温家宝则在这两大领域都有历练。“温家宝在中共高层供职长达17年，头8年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后来9年则专攻农业和金融问题。温家宝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候补书记5年、担任书记10年，十五年间一直参与经济类工作；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4年，积累了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决策机关，书记处为执行机构，温家宝兼具决策和执行的角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分析。

◆ “98抗洪”

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既考验着中国，也考验着温家宝。他时任全国抗旱防汛小组组长。

“温家宝陪同江泽民、朱钅容基，以及自己单独视察九江有7次之多。单单1998年抗洪，他在短短3个月内5次奔赴九江一线，与九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江西省九江市委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1998年5月31日，温家宝在九江召开三省领导座谈部署防洪工作。这位官员还清晰地记得温家宝讲话时语气平和，不紧不慢，但逻辑分析能力强，句句入情入理，深沉凝重，令人难忘。“当人们欢呼对自然的胜利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在谈及这些年围垦、滥伐之风时，温家宝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里一句名言。

同样意味深长的话还出现在后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上，温家宝引用恩格斯一段名言警醒参加开工典礼的诸多官员：“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当年7月4日，温家宝陪同朱钅容基到九江视察灾情。当时长江鄱阳湖水开始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一抵九江，两人即驱车前往重灾区德安县乌石门村和石桥村，探望灾民。

5日，两人又马不停蹄，乘船巡查市区防洪堤，冒雨探望防堤的武警官兵，为众人打气。

7月29日，温家宝代表朱钅容基，第三次到九江，冒雨视察永修县郭东大堤和九江县永安大堤。温家宝自己打雨伞，踏着泥泞路面，步行近10公里，沿途察看大堤险情，慰问守堤军民，还不时停下来与水利专家和地方干部研究抗洪抢险方案。

8月4日，九江县江州镇溃堤。事后，温家宝来到江州最基层视察，踩着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到群众阴乎乎的家中，坐在湿漉漉的小凳上，和灾民话冷暖、唠家常，和大伙一起谋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规划。

8月7日，长江干堤决口，九江城危在旦夕。正在湖北指导防洪的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接获消息后，立即致电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询问灾情，直奔大堤决口处，亲自指挥堵口大战。“九江是诞生抗洪精神的地方，1998年的洪灾对于九江甚至江西的政治格局都是很重要的，一大批渎职的官员受到了处分，温家宝总理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这位官员说。

湖北防汛指挥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是1998年夏天的长江抗洪，让人充分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风采。”据他回忆，当时，湖北武汉汛情告急，而且荆江已超过国务院“钦定”的分洪争取水位，舆论急急要求炸毁荆江大堤，分洪以保武汉三镇。当时的难以抉择，是因为如果决定炸堤分洪争取水位，意味广达900平方公里的公安县将转眼化为泽国，40万人无家可归，并造成150亿人民币的损失。但是，如果不炸堤分洪，万一决口，武汉三镇将遭淹没，损失已非千亿元所计算。温家宝在快速听取水利专家所掌握的数据以及分析与讨论意见后，力排行政系统官员的主张，决定不炸大堤，改采固守大堤。

2002年山东大旱，国务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员视察，但随着山东旱情的不断加重，最终温家宝亲自赴鲁。

山东民政厅救济减灾处刘其顺处长对温家宝印象尤其深刻。实地到受灾最严重的聊城等地考察两天，9月26日，召集山东有关领导进行研究，温家宝当场表示，由财政部和水利部向山东省调拨8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用于救灾，3000万用于紧急水利工程建设，3000万用于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从黄河中上游龙羊峡、刘家峡等水库陆续向山东调拨15亿立方米黄河水。

作为长期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财经官员，可以通过温家宝的思维片断把握其经济观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缓解民困，从而保持经济高成长并稳定社会，是温家宝的经济观之一。而健全金融系统的中央垂直领导，是温家宝经济观的第二个内涵。1997年以来，温家宝在朱钅容基领导下参与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并于1998年组建中央金融工委。

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疲弱及银行坏账呆账庞大，被称为中国最难克服的三大难题，而当务之急的则是金融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将金融改革定为 2003年四大改革项目之一，即说明解决金融问题已变得十分迫切。“金融体制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就意味着别有天地，更重要的是，金融是温家宝最熟悉的两个行业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 “眼光向下”

温家宝对深入农村研究和调查有着独特的情结，特别是对农村问题。

2002年3月6日，温家宝参加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原九届人大代表、朝阳市市委书记王大操，现在担任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厅长，他向记者回忆说，温家宝非常关注“开仓借粮”政策，听说辽西去年旱情严重，向一位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大代表询问过受灾情况和政府相关救济措施后，又连续询问他，“你们市去年向农民‘开仓借粮’了吗？借了多少？”“发救济粮了吗？发了多少？”“有三个数，一定要搞清楚。一是开仓借粮的数，要保证灾区农民有饭吃；二是救济粮的发放数；三是农民通过打工、亲朋互助等办法自救解决的数。这三个数搞清楚了，对缺粮人口的情况就心中有数了。”温家宝当面告诫王大操。

王大操日前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温家宝看问题真细致，当时我对于这些数字心里也有笔账，才不至于出丑。”

九届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着在2002年3月7日，温家宝参与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当时会场一早便挤满境外记者，温家宝抵达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温家宝微笑着与坐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态度甚是谦恭。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欢迎他。我的发言引起了温家宝很大的反应，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

这位代表说，当我汇报丰宁政府按照乡村逐级汇总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话被温家宝打断了：“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据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介绍，温家宝到河北丰宁视察过，深感目前城乡差距严重， “温家宝总理2000年在丰宁视察时并没有按照事前安排的路线走，可以说看到了没有经过掩饰的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形。”

一些有机会接触温家宝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到基层调查，一向要求不要事先安排行程和特殊待遇，他总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甫下飞机便赶到预定地点，亲自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如果当地官员已经作出安排，温家宝也会体谅对方，但还是要临时改变行程，随机进行调查，对于特殊待遇则一概谢绝。基层官员普遍感觉温家宝对问题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 访贫问苦

2002年11月21日党的十六大刚刚结束，温家宝便率员到贵州贫困山区访贫问苦。

“虽然温家宝同志在十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担子越来越重，但是他务实的作风和亲民形象却丝毫未改。”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郭猛2003年3月3日对记者说。

山西省委会务处的乔建国记得这么一件事。2003年1月2日，元旦刚过，温家宝率领国家计委、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官员一行12人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到吕梁山区的静乐、娄烦等贫困乡村和太原磷肥厂、中化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的太原市万柏林和平社区等地看望困难农户和城镇低收入居民。温家宝每到一户都与村民围坐在炕上亲切交谈，向群众详细了解收成年景、农民负担、退耕还林、中小学教育等情况，询问他们的困难与要求。据乔建国介绍，由于天气寒冷，温家宝感冒了，但他坚持带病听取山西关于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汇报。这也是这次视察山西过程中的惟一一个会，7个人作了汇报。

再过一段时间，农历除夕，是中国人阖家团聚的传统日子，温家宝来到辽宁省阜新市看望煤矿工人，慰问困难职工。

据相关媒体报道，温家宝一下飞机，便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阜新矿业集团艾友矿，下到720米深的矿井，在变电所、水泵房、井下调度室，向一线工人详细询问生产、安全等情况，还乘坐井下小矿车到正在综合采煤工作面紧张工作的煤矿工人中间。入夜，温家宝在矿井里与煤矿工人围坐在巷道的铁轨上，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

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黄玉平告诉记者，阜新矿业集团有近1万多下岗工人，相当于集团工人总数的1／4，温家宝的这一举动，煤矿工人兴奋异常，都觉得这是对整个煤炭行业的激励，虽然现在国企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更为突出，但是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一位学者评价，这些年来，中国百姓了解温家宝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新闻。他常常“受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朱钅容基委托”，去贫困山区，去重灾区。▲◆★●■☆


胡锦涛的成长之路：从小上的全都是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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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24：泰州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胡锦涛就读的几所学校，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前面提到泰州学派，一个主要学说就是“百姓日用之说”，强调发展平民教育。学派创始人王根说：“故经世之世，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他的弟子不仅有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小商小贩、市井平民。不少人认为这对于当地教育传统的推进是一个重要因素。

　　胡锦涛五岁时进入五巷小学，后来转学到大浦小学。胡锦涛就读的大浦小学就位于多儿巷口的马路斜对面。大浦小学创办于1911年，算是当地一所名牌老校了。

　　曾与胡锦涛多年同班同学的居鸿富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他还清晰地记得跟胡锦涛在门堂里玩玻璃弹子的情形。

　　1985年，大浦小学五(三)中队举行了一个“老校友回来了”的活动，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的肯定。在大浦小学90周年纪念册里刊登了一封胡锦涛给这个中队的回信：“我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那时我也像你们一样，胸前飘扬著红领巾，和小伙伴们一起过队日，为了解出一道算术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大概也会因为淘气惹老师生过气。而当我到了不再淘气的今天，才更加体会到，学校的生活有多麽珍贵，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今天的工作中有多麽重要。”

　　1953年，11岁的胡锦涛小学毕业，进入私立泰州中学(简称“私泰中”，现泰州二中)读初中。

　　居鸿富说：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对成分很看重，我和胡锦涛家里都是开店的，“属于成分不是很好的人”，我们感到只有把学习搞好才可能有出息。

　　但初三时，胡锦涛政治上要求进步得到了肯定：他入了团，当时班上40多人，入团的不到十人。胡锦涛的另一个同学夏道球回忆说，胡锦涛读初中三年，操行一直是“甲等”。

　　胡锦涛上初中时，国家号召农民卖馀粮，他根据报纸上宣传的“买粮大户”典型事迹为蓝本、编成通俗易懂的相声，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表演，反响不小。

　　三年后，1956年，胡锦涛初中毕业，考上了泰州最好的中学——江苏省泰州中学(简称“省泰中”)读高中，那年他才14岁。据这所中学校史室的资料记载，该校系于1902年创办，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进入了泰州中学的校门，就等于一隻脚跨进了大学校门。”

　　泰州中学坐落在宋代安定书院的原址。说来也巧，这安定书院，竟也与胡姓有关，又名“胡公书院”：创始人胡安定，又名胡翼之，是宋仁宗时的太学令，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教育家，王安石曾经讚颂其为“天下豪杰魁”。泰州中学似乎也得了先贤的灵气，桃李竞秀，仅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就出了三位：汉字信息处理开拓者支秉彝，数学家夏道行及遥感专家李德仁。其知名校友中，还有邓小平的二女婿、邓楠的丈夫、中国科学院高新企业局局长张宏。据说胡锦涛与张宏的关系后来很不错，胡锦涛进中南海后，泰州政府或泰州中学有事要找胡锦涛，甚至也会找张宏帮忙居间联络。

　　据胡锦涛高中同学蔡志强介绍，胡锦涛当时虽然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但还不算当时班上成绩最拔尖的——可见该校确实名不虚传，人才济济。

　　胡锦涛分到四班。居鸿富介绍，他们那一届一共有八个班，各班生源不一样，一、二班基本上是“省泰中”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四班的同学来自“私泰中”，后面几个班的学生来自其他学校和社会。他说，生源的不同便有了“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学校在师资上对一、二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四班向一班发出了挑战，保証最高分、平均分不输于对手”。挑战后班上立即展开学习互助，胡锦涛的成绩在班里排在前五名之内，“他主动地帮助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挑战结果如何？不仅“最后没有输给一班”，还由此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和睦、奋进”。

　　居鸿富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年月，那个年龄，男女生之间通常有距离，但是他们班的男女同学都一块玩，关系很融洽。“我们班重感情、重义气，这一点别的班比不上我们。”

　　班上这种良好风气的形成，居鸿富认为与他们的班主任有很大关系。班主任叫沉进林，是俄语老师。沉进林老师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给学生写操行评语时从不扣帽子、不上纲上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居鸿富说，“很多老师一看学生淘了一下气，就在评语里写‘政治上不要求上进’等等，有了这些帽子，学生前途很可能就完了。沉老师正直的人格风范对我们影响很大。”

　　居鸿富说：“那时我们实际上都还是小孩子，闹一闹，做做小动作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胡锦涛儘管年龄比绝大多数同学要小，但显得更懂事一些、成熟一些，他很少像我们一样调皮。”在居鸿富的记忆里，胡锦涛几乎没有发过脾气， “性格很随和”。他说胡锦涛平时很注意整洁，注意自己的形象和风度。有同学介绍说，胡锦涛高中时代就开始讲普通话。居鸿富说胡锦涛那时的爱好是唱歌、跳舞，“他的舞跳得很好，那时不跳交谊舞，而是表演性的舞蹈”。蔡志强说，胡锦涛的体育虽然差些，但是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

　　老师同学还回忆，胡锦涛反串起女生更博得满堂彩，曾在“採茶蝴蝶舞”中扮演花仙子，“惟妙惟肖”。

　　已故沉进林老师生前接受《明报》等媒体记者採访介绍，由于胡锦涛比其他同学小一两岁，个子也小，所以体育成绩比别人要差些，但是他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除体育之外都在90分以上，只有一年语文成绩是89分。沉老师说，胡锦涛的组织能力很强，生性活跃，爱好文艺，学校举办联欢会时，他上台指挥全班大合唱。在他当班长的高三那年即1959年，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政治觉悟高，能团结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学习努力，能对不良倾向直接提出批评意见。”

　　当时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校方安排学生下鲍徐乡劳动。夏道球对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学生正是长身体时节，一到开饭时间便争先恐后地往饭桌前拥，而胡锦涛总是走在后面。夏道球还记得，如果是两个人抬东西，胡锦涛会把重物往他自己这边挪一挪。他认为胡锦涛“政治上比一般同学要成熟”。他说，“大跃进”时学生都被安排去打石子。一些同学发牢骚，胡锦涛就安慰大家说，“发牢骚没有好处，先干好了再说。”

　　时任新华社《环球》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章平，2002年讲述过一个故事：胡锦涛读高中的时候，正值全国上下大炼钢铁期间。他所在的班级下乡劳动， “那时粮食供应不足，同学们整天处于半飢饿状态，有的同学就把农民收穫下来的花生藤上未成熟的幼米摘下吃(成熟的花生已被农民摘去)。不料竟被校长获知，甚为震怒，严厉批评胡锦涛的班主任，责他管教不力。胡锦涛知道后，挺身而出，向校长面陈事实原委，并愿意承担责任。校长见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勇气和道义，甚为讚许，也就不再追究了”。

　　夏道球和居鸿富坦言，学生时代的经历和教育对人的一生留下深远影响。他们庆幸，自己“成长在一块很丰厚的土壤里”。

　　夏进球从事气象专业，但他的书法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居鸿富从事渔业，早年的爱好是填词。在泰州，这样的“文人”随处可见，当地人估计，泰州搞美术、书法、文学的人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甚至还保有以古文会友、吟诗作文、互相切磋的遗风。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这里对教育的重视，高考成绩长期位于江苏省前列。据说，省会南京不少人都把孩子送到泰州中学来。

　　无疑，胡锦涛是泰州中学的骄傲。学校将胡锦涛当年读书的教室空了出来，将胡锦涛当年和同学们读书时的旧课桌都找了回来，作为恒久的纪念。来源: 明镜网▲◆★●■☆


胡锦涛为何总是避谈自己的故乡泰州？一生唯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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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25： 胡锦涛在中共高层崭露头角之后，不少人有一个疑问：他为什麽只谈祖籍安徽绩溪、避谈自己的故乡江苏泰州？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中共已故总理周恩来。他的祖父因做官之故，从原籍浙江绍兴迁居江苏淮安，至周恩来已经三辈，他填自己籍贯时，一直说自己是淮安人，并不提原籍，只有时戏称自己是“半个绍兴人”。但是迁居了四代的胡锦涛，官方发布资料却将其籍贯还说成是“安徽绩溪人”，不提他在江苏泰州生活了17年。

　　据传中共中央办公厅甚至曾专门下文，严禁泰州接待国内外记者来此採访胡锦涛生平。泰州本想向外界宣传胡锦涛是泰州人，以提高泰州的知名度，但是接到这一禁令，只好作罢。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1996年刊发了一篇文章《胡锦涛是泰州人》，据说还挨了一顿批评。

　　不仅官方不提，胡锦涛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泰州中学一位退休老师表示，胡处事很谨慎，从来没有给母校任何拨款，也没给江苏省、泰州市任何特殊照顾。

　　胡锦涛难道只对自己祖籍绩溪有感情，而对自己早年成长的泰州没有感情？却也不是。据贵州省政府一位干部回忆，胡锦涛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泰州中学的校长到贵州开会，胡锦涛闻知，特意登门看望了老校长，还自己掏腰包买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他。后来他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在因高原反应生病期间，还跟当年的班主任沉进林老师通过信，信中说：“如果说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点成绩的话，可以说是得益于母校对我的培养。”他还说，“泰州中学严格治校、执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作风。”他还随信赠送了一张自己在西藏的照片。

　　泰州中学90周年校庆那一年（1992年），正赶上胡锦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可想而知这个消息对该中学教职员工的震撼，被称作该校“双喜临门”。胡锦涛当时可能忙得顾不上祝贺母校校庆，但次年2月 4日，他给当时的校长于一平写了贺信。信是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笺纸上的满满一页，信中说：“欣闻不久前母校隆重举行建校90周年庆祝活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更加深了对母校的怀念之意。”“借此机会，衷心感谢老校长和各位老师的培育和教诲，并请您转达我对母校各位老师的崇高敬意！”

　　据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干部讲，胡锦涛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圈之后，除了办公厅安排的公务性看戏之外，从不为个人娱乐而看戏。但江苏省淮剧团到北京公演时，胡锦涛却主动提出要去看演出，看完戏后还上台接见演员，称讚他们为淮剧作出了贡献。

　　証明胡锦涛对泰州有感情的事例还有：泰州市长去北京，胡锦涛也抽空请他吃饭。不过临别时，他不忘叮嘱：不要对外宣传他是泰州人。

　　有人认为，胡锦涛之所以如此谨慎，理由与前面所介绍的要求绩溪地方官不要对胡氏宗祠和祖坟加以渲染是一样的，是因为他一贯低调，不愿宣传自己——若让媒体记者知道了自己是泰州长大的，要到泰州去寻访“成长足迹”，甚至搞些“故居纪念馆”之类，亲戚也顺势沾光，就会给他帮倒忙。这也言之成理，胡锦涛对此类事一直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另外一些事例却又反証，事情好像并非那麽简单：1992年胡锦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媒体介绍自己是 “安徽绩溪人”，从未阻止过。1997年，上海图书馆落成，展出胡锦涛家族在安徽绩溪的家谱，就没有受到阻止。该馆把已很残破的胡氏家谱送去装裱，还表示说，装裱好后会送一本给胡锦涛。作为新世纪一项重大工程的《中国家谱总目》，其中绩溪《胡氏宗谱》之全之大，让人印象深刻。

　　为什麽宁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安徽绩溪人”，却不愿意自己知道自己是江苏泰州人？《明报》提出的解释是：“要解答这一疑难，看看现有（十五届）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籍贯就知道了：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李岚清是江苏镇江人，如再加上江苏泰州人胡锦涛，就难避免给人造成‘江苏帮’的印象，而且三人的家乡相距只有50公里。”“中共的干部政策历来提倡五湖四海，共产党多年来骂蒋介石封建专制、腐朽的依据之一，就是蒋介石搞‘浙江帮’，现在无意间自己也可能被人说成是‘江苏帮’，中共高层自然格外谨慎……北京盛行多年的‘上海帮’说法，已够高层困扰，现在没必要又给人落下‘江苏帮’的话柄。”

　　这种推测也未必有根据。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的籍贯是安徽，除了胡锦涛是安徽绩溪，还有吴邦国是安徽肥东人（出生于贵州平坝县），李克强是安徽定远人，加上江泽民又到原徽州的婺源江村和旌德江村寻根问祖——如果胡锦涛要避“安徽帮”之嫌，是否又要把自己的安徽籍贯改一改？来源: 明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