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引关注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223-Hus-Visiting-USA-112376014.html

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2010年 12月 23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2011年1月1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两国目前在贸易失衡、人民币币值以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外界极为关注胡锦涛这次美国之行。

*白宫：访问强调双边合作重要性*

在朝鲜半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以及美中贸易争端难以解决之际，白宫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访问将强调美中两国在寻求促进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扩大合作和加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白宫没有透露胡锦涛访美的其他日程安排，但预计胡锦涛将与奥巴马进行正式会谈。

*胡奥会引关注*

外界对这次胡锦涛的美国之行给予极大关注。当下美中贸易磨擦尚没有看出破解的迹象，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而且胡锦涛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有两年就要届满，胡锦涛是否利用这次胡奥会的机会给他的继任者为美中关系留下新的铺垫？

*专家：未来将延续当下中美关系框架*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说，从总体宏观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将延续目前的框架。“胡锦涛在任6、7年的时间，应该说中美关系总体看还是发展得比较顺利。应该说也留下了比较好的中美关系的框架。我想未来中美关系应该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发展。”

苏浩教授认为，中美关系尽管面临很多挑战，面临各种复杂的多边关系，但是总体上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苏浩教授指出，复杂环境中稳定的中美关系也是胡锦涛任内留下的一个重要框架。

苏浩提到国务委员戴秉国前不久发表的一次讲话。戴秉国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不会挑战美国的意图，同时强调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围绕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角度来确定。苏浩教授认为，戴秉国的上述表示实际上是在胡锦涛访美之前的铺垫，反映出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专家：胡访美为解决分歧创氛围*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双边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币值以及东亚局势等。外界期待两人的会晤对破解这些难题提出建设性的设想。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是长期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突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主要是为解决分歧创造良好的气氛。

“这些问题是中美之间长期的问题，不要追求什么突破。更多地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和奠定良好的基础。我想能够做到这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专家：胡访美达共识最重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主任、海口经济学院涉外经济学院院长沈世顺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胡锦涛的访问，中美之间达成共识非常重要。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会晤才更加有意义。中美做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时候当然应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共同协调的立场。”

白宫在声明中说，胡锦涛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还将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1月19日在白宫为胡锦涛主席举行国宴。

声明没有说明胡锦涛一行除了访问华盛顿之外的其它行程。▲◆★●■☆


美国宣布胡锦涛明年1月19号访美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222-US-China-112352059.html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2010年 12月 23日

在朝鲜半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以及美中贸易争端难以解决之际，美国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白宫官员说，胡锦涛主席将于明年1月19号在华盛顿出席国宴。

美国官员说，这次访问将强调美中两国在寻求促进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扩大合作和加强友好关系。但美国官员在同一天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说，中国为风力发电设备提供非法补贴，从而显示美中两国之间继续存在贸易紧张关系。

白宫没有透露胡锦涛访美的其他日程安排，但预计胡锦涛将与奥巴马进行正式会谈。会谈内容很可能包括朝鲜核项目导致的紧张局势、朝鲜炮击一个韩国岛屿以及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


美军集结三个航母战斗群开赴亚太 有三重目的
http://phtv.ifeng.com/program/qqlx/detail_2010_12/25/3696073_0.shtml

2010年12月25日 凤凰网专稿

凤凰卫视12月24日《凤凰全球连线》，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韧：其实对于朝鲜的核威吓，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他是表示的不以为然，而且他说要求朝鲜停止好战的言论，拿出建设性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军方有另外一番表现，紧急派出了里根号核动力航母赶赴西太平洋。这样的政府和军方的动作似乎是有一些偏差的。你怎么来判断美国的态度？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我想美国国务院他表示的是一种外交当局的态度。而从美国军方的反应来说，其实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方面的考虑，就是他完全不是从军事的需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否则可能我们看到这个里根号将是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实际上这个是美国军方在对朝鲜展现它的一种战略威慑或者说吓阻的这样一种决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姿态。对于要发出这样的一个战略姿态来说，当然你的威胁越充分，可能会对对手的吓阻就会有效。

另外除了对朝鲜的一个吓阻以外，其实美国往西太平洋地区派出第三艘航母，他也是在做给区内的其它国家来看。一方面除了朝鲜以外，一方面其实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近些年美国在太平洋也是在加强它的军事部署。所以它的军事调动实际上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做给中国来看，就是说美国在西太平洋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

另外第三层其实这个动作也是做给区内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的。也就是说显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和安全势力。也就是凸显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的价值。这一点和今年以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重返东亚的这一系列动作是契合的，也就是说美国它在这个区内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安全提供稳定。通过这一系列对韩国的力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吓阻对手同时也是充分的显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价值所在，做给区内其它国家来看。所以我想这个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或者说作战角度的需求来判断这个问题。

李成：美航母集结西太平洋只针对朝鲜

任韧：好，达巍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了。美国即将在亚太地区集结的三个航母战斗群史无前例的三个航母战斗群。其实一方面是加强威慑，另外一方面也向地区的其它国家发出信号。朝鲜的《劳动新闻》在23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其中特别指出了说，半岛地区危险局势就是美国精心策划的。李成先生，您是怎么来看。美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李成：我倒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美国的航母的集结不是针对其它国家的，就是针对北朝鲜的，而且这个事件整个一连串事件是挑衅的，所在方是北朝鲜，是朝鲜，而并不是美国。我们知道从今年早些时候天安号，然后是“三八线”附近枪击，再就是最近的延坪岛的炮击，一而再再而三的采取挑衅的行为，而且造成了伤亡。天安舰事件失事，6名官员遇难，然后延坪岛也有2名士兵，2名平民死亡。所以这一切使美国必须要支持他的盟国，而且要更加意义上来讲，要制止朝鲜的可能的核挑衅。

达巍：朝鲜欲通过“切香肠”方式成有核国家

任韧：我们再回到韩国的官方智库在今天发表的这份报告，其中无论是提到了朝鲜有可能在明年进行第三次的核试，还是预测朝鲜可能在明年的进一步的改善美朝和朝日关系。其中都指向了一个链接，就是明年朝鲜会进一步的巩固金正恩作为接班人的权力。达巍先生，您是怎么来判断明年朝鲜动作的一个基本点，是不是就在于说采取各种手段来巩固金正恩的接班人权力呢？

达巍：我想大概朝鲜一系列动作背后大概有两层的动机或者说推动力。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朝鲜的国内领导人的交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朝鲜最近这些年一直在追求的一个核力量。实际上朝鲜现在这个态度也是越来越明朗，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核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也是等于有两手的政策。

一方面他曾经采取一种边缘的政策，采取一些强硬的办法。比如说导弹试验、比如说核实验。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也做一些比较灵活的姿态，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访问朝鲜，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两手不断的切香肠的办法，来不断的来达到他要成为一个核国家的这样一个目的。

我想这两层动机在明年应该说都没有变化，所以明年来看，确实我也觉得明年大概紧张局势，或者说朝鲜方面的电话应该除非说朝美关系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或者美国的立场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想朝鲜会继续推进他现有的这样一个政策。也就是主流可能是比较强硬的姿态，同时他也会时不时的有一些相对显示灵活性的一些其它另外一手使用出来。

李成：美国欲通过与中国合作压制朝鲜

任韧：朝鲜还将会进一步的来贯彻在今年的这样一个稍微强硬的态度。其实我们谈到美国方面的意图，总是在说奥巴马政府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对朝政策的战略，从过往的历史来看，似乎总是在走一步看一步。包括在之前对外界是说愿意对话的意愿，美国政府方面也是表现相当的冷。李成先生，您是怎么来判断明年奥巴马政府会不会在进一步的去形成一个专门针对朝鲜的一个总体的战略？

李成：首先美国对朝鲜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方面因为牵涉到可能的核战争，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挑战，所以美国必须要通过两方面的途径。一方面是通过实力的来使北朝鲜能够受压，同时进一步尤其是跟中国的合作，来压制北朝鲜。因为我们知道核战争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就像曾经说过的，不同的宗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会由一堆不同的而不能共存，但会由于核战争的而无法幸存。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是对美国而且是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都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两国领导人之间，尤其是胡锦涛即将对美国的访问，这个议题将会是主要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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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弱势心理”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http://culture.ifeng.com/whrd/detail_2010_12/25/3695694_0.shtml

2010年12月25日  中国青年报  近来，有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该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和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受访者高达七成。

究竟何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队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弱势心理在蔓延，弱势概念被泛化

“一般来说，弱势群体是社会中基本的生活、生存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人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奂平清副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党干部、公司白领、知识分子等所谓的“弱势群体”，都是被泛化了以后的概念。

“个体面临的压力、不确定性等因素通过网络放大后，会普遍产生这种心理。当人们看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人遭遇不幸时，难免会想，说不定有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了，网络会有放大效应。”奂平清教授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公务员考试中，全国有40万人报名。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63∶1，个别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甚至高达4961∶1。公务员稳定、福利好、工作前途好的特点，正是它被奉为“香饽饽”的原因。但为何有4成多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据了解，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如果说‘今年有40万人争当弱势群体’，显然很可笑。”网友“君君他爸”说：“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我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无力感。”

另一名网友感慨，“这么多公务员自称‘弱势群体’，不能怪，既要看好自己的饭碗，还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领导，不拍马屁能行吗？有求于人，能不弱吗？”

“强势和弱势都是相对而言的，参照的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普通公务员在单位里就是个被管理者，他相对他的领导而言，就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了。白领的压力也大，现在就业竞争很激烈，他们常常面临丢工作的危险。”在奂平清副教授看来，公务员、白领说的“弱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而只是一种比上不足的心理反应，“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说明公务员这个工作事实上并不弱势。”

缺乏普遍安全感，折射社会规则缺失

“之所以很多公务员感觉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并不是依靠法律规章制度等显规则来竞争的。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明天就沦为相对的弱势群体。”网友“京华倦客”说。

而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自认“弱势”。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 “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而“弱势心理”在那些基础、冷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尤为强烈。

针对公司白领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7.8%的受访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得多，挣得少”是采访调查中许多公司白领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工作繁忙，职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他们不像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一样有稳定的职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和严格的业绩考核，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为此，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表示，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人们容易在比较中加剧弱势心理。不过，他认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规则存在缺失、不明确，人们无法感到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规则的保护，总有一种不确定感。人们往往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可预料，比如随时面临失业，失业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指标。”奂平清副教授说，“现代社会变迁比较快，各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未来究竟会怎样，不可知。”

奂平清认为，国家应该从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力度投入建设，增加人们的安全感。“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物价上涨、就业压力等状况，有它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程的加快，会逐步减少人们的心理弱势现象。”

于建嵘教授则认为，“完善社会规则，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习生 张蕾 本报记者 王俊秀▲◆★●■☆



美国布局 中国突然陷入敌意的包围之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5874

   2010-12-24  作者: 王逸舟   美国的高调“重返亚洲”战略及行动，以及频繁展开的各种海上军演，让许多人感觉中国仿佛突然陷入敌意的包围，压力大大增加。美国的动作会给中国带来诸多麻烦甚至危险，但并不意味美国已放弃同中国的多方合作、转向某种全面遏制方针。现在的虚骄之气正在滋生，很多中国人在多种场合给人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埋头苦干、虚心学习与努力提高的风气荡然无存。中国的渔政船也要主动营救或帮助有困难的他国渔民、学会担当公海水域的“救生员”。

　　中国周边的烦心事

　　坦率地说，今年我国的周边外交亮点不多。

　　除开巴基斯坦这个“铁哥们”一如既往地全方位支持中国、变化中的朝鲜领导层强化了与中国的联系之外，几乎各个方向都出了状况：前几年还有声有色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似乎一下子失去吸引力，处于停滞不前的胶着局面，而南北双方的对峙，由于天安舰爆炸和延坪岛炮击而更加紧张严峻；中日之间有关东海划界和钓鱼岛问题的争执急剧升温，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了以往罕见的强硬对策；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虽没有大的波动，但这个急起直追的新兴大国显然加强了对华防范，特别体现在与美国签署的军事合同和印度国内关于中国威胁的更大噪声上；越南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小动作频繁不断，拉美抑中的企图再明显不过；俄罗斯、上合组织及蒙古方向尚属安定，北方大邻国还不时有声援中国的举措，但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亚一带的内乱与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使我遏制境内三股势力蔓延的努力受到对冲；在缅甸国内政治变革、湄公河流域集团“联合争水”等看上去不那么迫急、但同样关乎我国战略利益的一些周边事态上，中国各种杠杆的选择比过去更加有限。

　　最让中国公众和高层焦虑的，当然是超级大国美国的高调“重返亚洲”战略及行动，以及美国主导、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甚至东盟国家频繁展开的各种海上军演；明眼人看得清楚，这些军演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较小程度上也防范并威慑朝鲜）。在国内许多人的感觉里，中国仿佛突然陷入敌意的包围，压力大大增加。


美国的高调“重返亚洲”战略及行动，以及频繁展开的各种海上军演，让许多人感觉中国仿佛突然陷入敌意的包围

　　变化主因一：美国防范的布局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变局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战略调整，另一个是中国自身的壮大；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激发与制约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对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先分析美国。现在看得更清楚，“奥巴马新政”不光是对布什主义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纠偏，也不仅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刻冲击和美国经贸地位不断下降局面的应对，更是抢占新时期国际政治和安全制高点的“先手棋”与“组合拳”，旨在重振超级大国在各个重要领域的主宰力和引导力。

　　在美国人根深蒂固、系统成型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学说里，既有对本.拉丹、基地组织和各种极端反美势力的深刻担忧，也存在着对任何可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力量的强烈抵触。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忧患意识，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所致。

　　在经历过去十年的苦头后，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和智库形成了某种共识：第一，要消除极端势力对美国人生命和国土安全的各种直接威胁，特别是主要集聚在中东和伊斯兰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这些威胁的认知，与布什年代并无二致，但手法与策略方面有许多调整，比如更加注重软硬力量的兼备及 “巧实力”的应用。

　　现在看来，这方面的调整与努力收效甚微，伊朗人、哈马斯及反美阵线的其他力量软硬不吃，让美国及西方盟友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特别是以色列与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复杂关系，大中东地区在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宗教关系和地理政治位置上的重要性，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伊斯兰弧带”依然是美国的主要战略重心所在。

　　第二，中长期前景分析，要防范出现“另一个苏联”形成冷战时代对美国的那种挑战。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符合条件”的对象：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巨大的幅员与人口，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快速的经济扩展及其全球影响，加上受到非西方世界青睐的国家成长模式，当然还有所谓“不那么透明”和“让国际社会担心”的军事力量迅猛发展（尤其是战略导弹部队和远投力量的快速进步）。最近几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盛会的成功，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大阅兵的力量展示，以及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并购，非洲与中国关系的再度热络，带有“中国制造”印记的各种产品的畅销，中国对外能源需求话语权的提升，特别是今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的事实，更让处于金融和经济危机中难以自拔的美国心生烦恼与不安。

　　在这一切因素的推动下，美国充分利用了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安或历史上存在的主权纠葛，主动替他们“撑腰打气”，布局防范中国的崛起。说到底，在中国周边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有利于美国的军事存在、经济利益和主宰地位。

　　全面、冷静地评估，美国的动作会给中国带来诸多麻烦甚至危险，但并不意味美国已放弃同中国的多方合作、转向某种全面遏制方针，也不等于其全球战略重心从大中东调至东亚，更不是说麻烦诸多、风光不再的山姆大叔真能像过去那样颐指气使。

　　变化主因二：中国“成长的烦恼”

　　再来分析中国方面。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和贸易领域增长最快、影响巨大的国家，同时是当今世界政治和安全格局深刻变动的主要变量之一。

　　过去的国际秩序，不管全球层次还是地区层次，无论政治规则或是安全体制，基本上是在中国及非西方世界不活跃、缺乏实力的背景下建立和实施的。今天，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以中国为突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对传统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格局、能源格局、经贸格局、政治格局和话语格局，形成迄今难以精确估量的深刻冲击。

　　在我国周边地区，譬如说，中国对于海洋权益的重视和维护海洋资源能力的增强（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新型渔政船的出现所体现的中国海疆主权宣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东亚海洋国际关系和规则的再塑造趋势。

　　考虑到中国与近十个国家在不同方向存在的岛礁、大陆架、海湾、沿海经济区等历史遗留的争议，中国力量的成长与中国声音的增强，自然会带来这样那样的躁动与不安，引发中小邻国的猜忌与防备。

　　我的一个批评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远远落后于硬实力的扩展，对外宣传和增信释疑的工作没有跟上，加上美国的介入间隙、拉此压彼，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了不如人意的波动，显现某种“安全困境”。

　　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环境与军备形势，不仅没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改善，反而出现这样那样针对我方的反制行为。从内部检讨和反思，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外交部门一再宣示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外交大目标，在涉及主权争议等问题时如何理解和落实，并不清晰明确和前后连贯；在少数人士那里，前些年中央强调的睦邻友好方针已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满脑子的“突破封锁”和“拔钉子”的测算；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建国六十年大阅兵等等大获成功之后，媒体和公众更加热衷谈论中国的下一个“大手笔”或“力量闪光点”在何方寻觅。

　　对比美国深陷伊阿两场战争泥潭、国内社会经济问题重重的状况，许多人不仅对中国经济不受外部危机困扰、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景乐观唱好，更心生有朝一日超越美国、敢与任何对手“掰手腕”的豪气。说得严重一点，我觉得，现在的虚骄之气正在滋生，很多中国人在多种场合给人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埋头苦干、虚心学习与努力提高的风气荡然无存。在这种局面下，一些邻国的敬而畏之、畏而远之甚至“远交近防”是不难想见的。

　　这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功、但显然没有完全成功、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中国巨人故事。

　　新东亚战略：创造性的地区主义

　　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的成败，主因在自身。在所有的大国兴衰中，外部的霸权或集团博弈，只是强弱差序的诱因或加速器；真正的大国不会被击倒，除非自己犯下致命错误。

　　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证明：当自己迷失方向、内耗不休时，纵使世界科技革命一日千里、泽益众多，中国依旧社会停滞、人民贫穷；改革开放启动后，虽然外部不时阴晴难卜、险象环生，中国始终保持着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人民安康的升势。所以说，切不可被美国制造的气场和烟幕弹所迷惑，不要误以为中国已被美国的阴谋所包围、束缚，更不可现在就摆出一副跟超级大国血拼到底的架势。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政治、内政外交概莫能外。盛世情怀太重，虚骄之气太浓，通常预示危险转折点的逼近。曾几何时的超级大国苏联，提供了这方面生动的事例。

　　近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领域有关大战略的大争论，包括中国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中美两国是否仍是战略对话伙伴，中国在区域层面是否继续睦邻友好方针，在全球层面是否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战略等等，既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作用。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对外保持谨慎和开放的心态，对内保持进取和革新精神，中国才能彻底杜绝苏联的悲剧。

　　就周边外交和战略而言，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只有安定邻国、稳固周边、深化本地区的合作进程，中国才能见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环境，才有迈向全球强国高地的坚实台阶。

　　现阶段，更多的不是对抗与争论，而是积极释放善意和提供公共产品。在中国海军冲破传统岛链、走向更大水域的同时，国防与军事外宣工作要加强增信释疑的努力，让世人感到中国海军的到来，有利于共同打击海上犯罪和保持海上通道畅通。

　　中国的渔政船不光要在某些国家无理施压的时候不退缩，也要主动营救或帮助有困难的他国渔民，学会担当公海水域的“救生员”。即便对于主权纠纷这类棘手复杂的争端，也要千方百计避免使之激化和摊牌，出现危机时要有防止对抗失控的意识与手段。

　　在此意义上讲，“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意味着：中国一方面不称霸、不扛旗、不挑事，另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扩展和国际呼吁的增强，主动建设本地区的安全架构与经济规划，创造性介入各种争端的缓和与安置。

　　我深信，当周边国家看到一个强大而谦逊的中国时，他们会更愿意亲近中国，更少理睬那些挑唆离间，在面对各种难题时，会更多与中国商议而非寻找域外大国的背书。毕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让它们感受到与我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好处，现在缺乏的仅仅是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亲和力、感召力。

    中国需要认真思考新东亚战略，一种创造性的地区主义。来源: 南方报业网▲◆★●■☆


中国模式祸福未定 我们不要忘乎所以
http://www.bjzmw.cn/viewnews-7103.html

作者: 吴敬琏    来源: 转载    发布: 2010-12-25

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有些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国现在是不是存在过度使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这些手段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吗？国家调控和法治经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创造条件，使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整体推进，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夸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必然涉及对国家机器的改革。

坦率地说，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曾经认为，只要把市场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动要求建立规范的社会规则和制度。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自会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却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腐败现象的蔓延，典型的问题80年代后期的“官倒”现象和其后的股市黑幕。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权力介入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公权力的私用。

在 80年代后期讨论腐败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寻租”。所谓“寻租”，就是由于公共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产生了“租金”，于是，就会有人买通权力去获得租金。行贿受贿的本质就在这里。由于公共权力超出了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范围，形成了寻租的制度基础。为了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用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行使范围，防止其滥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如同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所说，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又是一个计划经济社会，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无限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来说，扩大这种权力又是特别有利的。所以，寻租和设租的活动就很容易泛滥开来。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再让我们来观察应对金融危机的行政干预问题。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本来是一种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于是，有些人把前几年有人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了“中国模式”的高度，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认为，现在还未可定论。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

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危险

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并不是很理想。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推进。经济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体系，光靠它自己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

我们的改革就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其中没有太大的牟利空间，他们更愿意做微观决策。这样，就出现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这是偷换了政府职能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稳定的价格水平，这个稳定价格是指稳定价格总水平(不是指个别产品的价格)，但是，这里常常发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总水平，而是管个别商品的价格，什么东西一涨价，政府就加以管制。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攻关”和“认定”难以实现技术创新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

这里，集中谈一谈技术创新问题。

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必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在现代技术创新、现代市场活动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使每个企业都主动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改进产品和工艺；不能由政府越过公司自身的约束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软预算约束问题。

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的人们来说，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攻关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是效率最高的。这类办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取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是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也不应该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这套做法基于对技术进步机制的误解，难于实现普遍的“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其次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在我看来，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所支持产业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钱直接给予自己“认定”的项目或企业。虽然这是目前政府各部门在执行对新技术的扶持政策时的习惯做法，但是，由于这种补贴方式难以避免随意性，助长了不公正竞争，实际效果不一定像预期得那样好。其结果甚至可能是抑制竞争和创新，而且容易滋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