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前水利部长钱正英痛斥：西南大旱就是人祸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4/news-gb2312-1055826.html

文章来源: NOWnews 于 2010-04-05 中国前水利部长钱正英痛斥：西南大旱就是人祸。

　　大陆西南地区遭遇百年大旱，至今仍未见缓和，大陆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坦言，要反思天灾背後的人祸，认为过去水利官员只研究开发水源，不注意提高用水效益。

　　今年87岁的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虽然早已退休，但近年她不断反思自己过去的水利工作。钱正英指出：「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们多年来一直突显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後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钱正英说，中国几10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开展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大於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的注意不够，忽略提高用水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1990年代，钱正英受大陆工程院的委托，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她带着专家组抵达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察世界第5大内流河塔里木河，看见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已化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库的建设令一边的河道乾涸了。钱正英感叹地说：「我们这些干水利的，干过了头会生成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

　　据了解，钱正英曾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是大陆最年轻的女部长。她长期主持大陆的水利电力工作，後来还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前，虽然已经退休，但身为大陆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憧憬一如既往，不仅常作报告、演讲，还去各地视察。▲◆★●■☆
 

中南海里的新华门原为宝月楼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4/news-gb2312-1055677.html

2010-04-05  新华门，原为宝月楼，上下各有七间房  乾隆为宝月楼题写了“仰视俯察”

我不是故弄玄虚地骗点击率，确有此楼。中南海里的“二奶楼”就位于新华门内，新华门原为宝月楼。但不是建于现代，而是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皇帝还为上下各有七间房的宝月楼题写了“仰视俯察”的匾额。

传说宝月楼是乾隆皇帝为讨得他的二奶香妃的欢心而建。香妃二奶入宫后思念家乡终日闷闷不乐，乾隆皇帝就建了宝月楼，还在楼对面建了回营和清真寺等回人生活的街市，使得香妃登楼就可见到家乡景色。后来皇太后得知此事，暗中缢死了香妃。这段传说虚构的成分居多，尽管如此，后人还是由此衍生出了一些动人的故事。

皇城全景沙盘中的宝月楼

宝月楼原本不与外边相通，及至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把中南海作为他的总统府，还将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更名为新华门。可见这里风水不是很好。

从此，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了中南海的正门。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上的宝月楼（新华门）

中海景观

勤政殿

曾经是中南海的正殿，坐北朝南，共有五开间。康熙皇帝题殿额为“勤政”。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在这里办公，处理有关变法改良的国家大事。现在勤政殿已被拆，遗址处另外建造了一幢房子。

丰泽园

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是两组四合院式建筑。当年园内有数亩稻田，在位的皇帝按照雍正之后的规矩，每年仲春亥日先来这里演耕再去先农坛亲耕。丰泽园内的主体建筑是颐年堂，东侧的菊香书屋是毛泽东主席的故居。

静谷

位于丰泽园西侧，是个自成一体的园中之园。园内的主要建筑有长廊、春藕斋和桂秀轩。

怀仁堂

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仪銮殿于光绪时用三年的时间建成，慈禧太后迁入居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并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把从事过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己就在仪銮殿亲自训政，使得仪銮殿取代了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火灾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执政时将其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

紫光阁

位于中海西北岸，建于明代，是将一个数丈高的小平台改建而成，作为皇帝阅兵和选拔武状元的地方。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初五日，同治皇帝在紫光阁接见了日、俄、美、法、荷、英六国使臣并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使臣。

万善殿

原为明代的崇智殿，清代顺治年间修葺后更名为万善殿。殿额" 普度慈航"，殿内供奉佛像。传说顺治皇帝体弱多病，加之国事缠身，遂信佛成迷，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后经孝庄皇太后劝阻未成。兴修万善殿，是笃信佛教的顺治皇帝为他钦佩的名僧所建．

顺治皇帝早逝，康熙皇帝奉母命多次到五台山朝圣，民间便有了顺治皇帝其实未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的传说，由此还演义出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

水云榭

位于万善殿以西，是居于水上的凉亭。在凉亭内观望水云榭四周的风景，视野宽广，云水和亭台楼榭谣相辉映。亭内石碑上镌刻着乾隆皇帝的手书“太液秋风”，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

南海景观

南海

位于中海之南，以蜈蚣桥为分界。南海的主要建筑都集中于瀛台。瀛台上有着金碧辉煌的亭台宫殿，是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和慈禧太后的主要活动场所。及至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于瀛台，这座热闹一时水中岛屿日趋冷清，后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的涵元殿中。

翔鸾阁

位于瀛台北部，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瀛台的正门。翔鸾阁座南朝北，高两层，上下共有房十四间，左右延楼共有房三十八间。

涵元殿

位于翔鸾阁之后，为瀛台的正殿。此处是清皇室在瀛台游玩和摆宴的主要活动场所；康熙和乾隆时，这里又是皇帝宴请王公宗室和大臣权贵之处。涵元殿的热闹风光随光绪皇帝死于此处而消逝。

补桐书屋

是太湖石上的一个小院落，院内南屋名补桐书屋，北屋名随安室。雍正年间，身为太子的乾隆就在这里读书。当时当时院中有两株老桐树，其中一株因病枯死，后又补种一株。枯死之树用其材制成四琴存在屋中。北屋的随安室之名，就是取其随遇而安的意思。（有关文物资料均转自旅游网络）▲◆★●■☆


美国解密档案：中国智破西方化肥垄断
http://history.stnn.cc/people/201003/t20100331_129742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4-02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随之产生，近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贸易纠纷，我们应如何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日欧“化肥战”，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1、中国化肥需求大增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第807号情报记录披露，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可靠的。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中国发展农业产生了庞大的化肥需求，这种新情况让世界主要化肥出口国纷纷前来做生意。美国情报部门专门列出了从1963年到1964年中国的化肥用量：当时整个世界生产的氮肥是 1484万吨，所有国家的总进口需求是286.3万吨。日本和西欧国家成了世界化肥的主要供应者，它们的出口额从1963～1964年的173.4万吨，增长到1964～1965年的217.3万吨。

　　这说明，尽管当时中国因为“文革”而政治动荡，但党内还是有一些人顶住压力，很好地贯彻了农业发展方针。一些西方观察家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之一是牺牲农业计划，并集中主要资源用在军事工业计划上。但是，中国化肥进口的持续增长，加上中国的谷物进口也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消除了西方的怀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向军事倾斜。

　　2、想瓜分中国化肥市场

　　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国进口化肥量日益增长，使当时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非常坚挺。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虽没出现较大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新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化肥的生产成本，并提高了产能，使旧的化肥工业生产方式被遗弃，西方国家的很多化肥生产商都建设了新的工厂来保持竞争力。

　　例如，在1966年初，西方国家新建和计划建设的工厂，仅氨的产能预计就超过此前世界氨总产能的3倍。所以，可以预料的是，世界化肥工业生产将出现过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估计，1965年氮肥和一氧化二钾的消费量是4000万吨，比1964年上浮10％，预计1970年将增长到6300万吨，但是1970年的产能却将超过1亿吨。

　　按常理来说，这将导致世界化肥价格的急剧下降。

　　但西方生产商却努力维持化肥的高价，日本与西欧的企业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解密档案披露，1966年10月，欧洲复合肥协会（欧洲一家主要从事化肥生产和销售的超级企业，形成行业垄断地位）的代表，就频繁地与日本工业家接触，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日本私下达成了划分中国市场的计划。

　　1965年中国的氮肥进口量是50万吨，1966年是60万吨。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中国在1967年的需求将是60万吨。但日本的估计更准确，它让欧洲复合肥协会相信，中国的需求缺口至少在80万吨。在一项秘密的口头协议中，双方一致同意划分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硫化氨每吨是48美元，给中国的折扣限制在每吨5美元之内（也就是不低于43美元）——如果中国按此价格进行交易，将会是西方潜规则的受害者。

　　3、中国智破潜规则

　　美国情报机构后来分析认为，当时中国以其购买力为武器，打破了日本和欧洲复合肥协会之间的秘密协议，成功压低了进口化肥的价格。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欧洲复合肥协会，中方提醒它，如果它不按当前市场的合理价格交易，如果它不能给中国的化肥市场以更多的便利和优惠，那么中国将不再欢迎它！

　　中方这招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于利益至上的欧洲企业家来说，与日本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罕见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卖”了自己的日本伙伴，与中方签订了合同。最终，在1967年，欧洲复合肥协会供给中国320万吨硫化氨，当时市场的名义价格是每吨48美元，但它卖给中国的价格是每吨34美元。

　　档案提供了中欧氮肥交易的内容：1966年11月初，欧洲复合肥协会与中方协商，尽管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但中方同意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购买 64万吨氮肥，并声称，如果欧方拒绝，整个合同将提供给日本。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64万吨氮肥可能是中国的全部需求量，并担心如果不答应，自己会被踢出中国化肥市场（这也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缺乏信任），因此感到惊慌失措而与北京签订了合同。

　　4、中国“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过，聪明的中国人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农业发展的化肥需求应该有多个来源。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中国当时也需要与日本维持一定的贸易关系。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 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松村谦三。

　　在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道，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

　　解密档案强调说，这些关于化肥的协商注定使佐藤荣作非常尴尬，因为此时正赶上日本的国会选举，对华贸易问题是此次选举的重要政治议题。日本政界要求佐藤荣作承认，他对中国的疏远政策给了欧洲商人可乘之机，让这些日本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占得先机。

　　确实，日本1967年出口到中国的化肥和钢材虽然再创新高，但日本还是失去了有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购买对象已开始转向欧洲了。

　　在1967年11月15日结束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日本商人收到的钢材新订单寥寥无几，而联邦德国（西德）的代表则获得了中国的大量订单，足以让他们的工厂干上一年。日本1967年卖给中国的商品仍占其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却明显少于1966年，而欧洲在1967年卖给中国的商品出现了明显增长。

　　5、美国意在稳住“小兄弟”

　　在当年的冷战背景下，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颇具忧患意识。该档案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国化肥战的胜利也可能对西方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如果这些做法激发了出口竞争，将降低国际市场上化肥的出口价。中国将作为一个获胜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它打破了西方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垄断。

　　美国情报还分析道，如果欧洲复合肥协会试图维持化肥价格在不发达国家的高位运行，中国可能强有力地质疑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化肥价格不一致，并进一步借助传统的马克思阶级剥削理论来批判欧洲——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在不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进而激起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敌对情绪。

　　美国情报机构最后提醒西方国家：“我们应该反思，尽管西方科技可以有效地提高化肥的生产效率，但中国利用其讨价还价手段，首次从这种新技术成果中全面获益。更有甚者，尽管这种新技术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但西方国家如果运用不好，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说白了，美国就是想稳住西德、日本等“小兄弟”，防止西方阵营被对手分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该档案会出现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

　　6、增强中国做生意的信心

　　解密档案中没有披露中国是否知道日本与西欧方面曾达成秘密口头协议，但中国高超的斡旋手段使其在这笔大买卖中获得了成功，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信息获取渠道狭窄，也难以判定当时国际化肥市场价格是否合理，但中国政府凭借直觉和分析，认定谈判对手在漫天要价（当然也不排除精确的计算以及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情报），于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的贸易垄断。

　　中国人越来越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市场作为贸易杠杆来维护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首次知道与西方国家那些聪明的商人打交道时，怎样才能占据主动，增加了以后交易的信心，也增加了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渠道。

　　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得出以下结论：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中国已懂得有效利用全球市场，利用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来获益。来源： 星岛环球网    编辑：陈华利 ▲◆★●■☆


美专家：中国东风21D反航母导弹进入试射阶段
http://news.qq.com/a/20100402/001355.htm

　　新华网2010年4月2日报道美国有线新闻网站3月29日文章 题：中国试射“航母杀手”弹道导弹(作者美国海军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伯特·威拉德上周披露了一个令人担忧但未得到多少关注的情况。他对议员说，中国正在“研制和试射一种以东风-21/CSS-5(中程弹道导弹)为基础。专门用于攻击航母的常规反舰弹道导弹”。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证据显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研制反舰弹道导弹。不过这是首次正式确认，研制工作已经进展到实际试射阶段。

　　如果能成功地部署，那么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将是首个能从远程地面移动发射装置发射，攻击移动中的航母战斗群的武器装备。而且，如果不能予以有力还击，这种武器装备和其他“不对称”系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潜艇、鱼雷和水雷——就有可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波斯湾的行动构成潜在威胁。

　　2009年11月，海军部情报局负责中国的高级情报官斯科特·布雷说，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研制工作“进展速度惊人”。他说，仅仅过了十来年，“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项目已经从初步设计阶段进展到几乎具备作战能力了……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视距)网络的构件，正致力于扩大它的范围、及时性和精确性”。

　　如果像布雷这样有地位的人都说出这种话，那早该注意了。

　　同样。中国媒体似乎也在跟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反舰弹道导弹的评论，而且比美国媒体更关注。

　　北京至少从1995年至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开始，就在发展反舰弹道导弹能力。对中国来说，那次战略失败很可能让其领导人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干涉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主权性质的问题。中国军方显然试图阻止美国插手台湾和其他中国声称归其所有的有争议海域，因此它看起来决意要用它自身的发展做出重要暗示。

　　不过，美国的舰船不会让自己成为中国东风一21D反舰弹道导弹的固定靶子。一些军事计划文件，比如2010年2月的《联合作战环境》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明确指出了美国日益面临的“反进入”挑战。五角大楼的指导性战略文件QDR要求军方采取多项措施加以应对。

　　在当今世界，美国最安全的海军资产往往在水下。奥巴马总统的国防预算支持每年建造两艘潜艇，并投资新建一艘弹道导弹潜艇。此外，研发有效对抗反舰弹道导弹的措施是海军圈子中一个热议的话题。美国显然要采取措施，防止这类武器改变西太平洋的游戏规则，但是，美国海上力量必须不断努力，继续履行保护全球百姓的职责。(本文来源：新华网)▲◆★●■☆


胡锦涛的神秘左右手---令计划、王沪宁
http://www.zaobao.com/yl/yl100405_003.shtml

（2010-04-05）● 文现深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出席大小场合，身旁总有两个人形影不离，一位是有中南海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另一位则是总书记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胡锦涛与连战、奥巴马会面，出席联合国大会、G20、亚太经合会，以至视察偏远农村，都会看见两人相随。尽管政治地位在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台办主任王毅等大多数部长之上，却刻意保持低调，更增添他们的神秘色彩。

令计划——胡锦涛大内总管

　　53岁的令计划，山西平陆人，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年轻时曾经下乡种田，当过印刷工人，大学和硕士学历都靠在职进修，早年公职生涯几乎都在共青团度过，因办事勤快稳重，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异动中，成为共青团第一副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此后，除了胡锦涛在贵州、西藏时期，令计划都在身边工作。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制，很难在西方国家找到类似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除了安排会议，保管档案等秘书工作，还负责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保健、保密，承担部份文件起草，为决策搜集重要信息，催办落实中央指示和领导人批示。负责中共领导人安全警卫的8341部队，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

　　中办主任掌握中央决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党内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动态，以至他们对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见，这些重要讯息，也只有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权透过中办主任全面了解，可见令计划党内的重要地位。

　　历任中办主任，大多成为党史重要人物。例如，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后，调度8341部队，捉拿四人帮，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长期主导对台政策。赵紫阳、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他们的中办主任便是现任总理温家宝。

　　令计划对时局有一定看法，能写一手文章，一些相处过的人，也称他待人和善。他的党内威望没有超过前辈，甚至没有传出和他有关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计划的影响力，和他的前几任比较，也更回归于制度。

王沪宁——总书记首席智囊

胡锦涛另一位左右手王沪宁，比令计划长一岁，早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时，就是中国大陆著名青年政治学者，他的一系列著作：《比较政治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至今仍常为学术界引用。如果不是弃学从政，王沪宁可能已当上大学校长。

　　王沪宁的影响力，也深具“中国特色”。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负责协助中共中央研究国情、制订政策、起草文式、建构理论，辖下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国际、农村等研究局，各有专职研究幕僚。但这些机构职能，并未充分反映王沪宁的地位。

　　从江泽民执政的后期，到胡锦涛执政至今的全程，所有总书记发表重要言论的场合，王沪宁都伴随身旁，从最高领导人对内政外交所有具体言论和政策思惟中，系统地整理头绪，结合国内外情势，为领导人建构治国理论，并提供建议。这才是王沪宁工作最重要的部份。

　　江泽民执政后期提出、后来写入党章和宪法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胡锦涛执政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王沪宁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王沪宁早期在学术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属于新权威主义，对照中共领导人近十年的政治主张，有许多方面极为接近。例如，王沪宁认为，各国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些逻辑来谈政治和社会发展，往往不客观。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等等。

　　加上王沪宁对问题的思辨力（曾带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新加坡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夺冠），流利法语，留美背景等等，使胡锦涛对他更加倚重。

　　大陆媒体常引述王沪宁的朋友说，当别人介绍王沪宁是一位学者的时候，他甚至会立即更正，“不，只是读书人”。

　　左右手的选择，有如一面镜子，反映出胡锦涛的用人、政治取向与治国风格，对错得失，历史迟早要给答案。  原载2010年3月24日《天下》杂志▲◆★●■☆


大学生写16万字毕业论文 痛陈高等教育问题
http://edu.sina.com.cn/l/2010-04-05/135018708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05日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成都西华大学大三学生杨锐，花半年时间完成了一篇“史上最长毕业论文”，全文达16万字，论文题为《中国高等教育十年发展之怪现象》，集结了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30多个急需改变的问题。杨锐表示，希望用这样一篇文章引起大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历时半年完成16万字

　　昨日，杨锐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论文初稿——105页的《中国高等教育十年发展之怪现象》。记者看到，在论文结尾的参考文献中，杨锐罗列出了多达 53种参考文献，其中甚至还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1+1》(2009-5-8)”、“百度百科马加爵词条”以及新闻报道等一些另类文献。杨锐说，他写这篇论文用了半年时间，阅读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其中网络信息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学森之问催生“最长”

　　谈及为何会以中国高等教育十年发展为题写论文，杨锐说自己是看到了“钱学森之问”，才有了写这篇论文的想法。“当初钱学森去世，报上刊登了钱老和温总理的对话，提到我国高等教育为何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杨锐说，他当初只是想写几千字的论文，结果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多，论文也越写越长。杨锐表示，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3分钟想一个论文题目，然后搜索就完成，但他要写一篇全面反映高等教育现状的论文，“用一篇有意义的论文，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有意义的句号。”

　　论文剑指“大学官本位”

　　杨锐在论文中列出了3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高校扩招、产业化、大学风气之怪等，并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剖析。对这些问题，杨锐表示自己在大学期间亲历了其中的70%-80%，写论文时他还做了相应的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学生对大学教育不满意。”杨锐认为，在众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大学官本位”和“教育功利化”。“现在很多大学老师有机会就出去兼职，很难把心思放到教学上。”

　　指导老师肯定其想法

　　杨锐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曹嘉晖说：“当初他报这个题的时候，我建议他不要涉及太大的面，而是对一两个问题进行剖析。”因为如果面铺得太开，容易陷入对其他人的摘抄，她希望杨锐能把问题写得更深、更透彻。

　　杨锐表示，他的这篇论文涉及的30多个问题其实也是讨论已久的，论文更大的程度是一次集结，自己的新观点并不多。曹嘉晖说，她目前还没有看到杨锐论文的全文，不知道他做到了什么程度，但希望他不能仅仅是罗列现象，还应提出一些建议。“哪怕是现在不好实施的建议，我认为他只要能切切实实地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值得肯定的。”(天府早报记者 雍兴中 摄影 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