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指回避收入差距根源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0557/c5

日期: 2010/03/29 据媒体报道，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相关人士称，由于涉及众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

此事引起众人关注，应属情理之中，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收入新政”是否有“紧张修改”的价值。

从这个方案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细节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改革方案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绕着走的甚至是妥协的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指向结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这个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就好似装作看不见锅底下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在讨论如何把锅里开着的水舀起来再倒回去……以给锅中的沸汤降温。如果我们“世故”、“睿智”、“成熟”地认为“釜底抽薪”不可能做到，那就赞美“扬汤止沸”的建议吧，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伟大”的进步吧。

并不是所有的“渐进”都应该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赞美，“渐进”地跨进深渊就不值得鼓励，当然，一个心脏病人“激进”地采取狂奔的方式锻炼身体也不可取。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渐进，也许慢，但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行。但如果不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只是在徒增改革的曲折性和代价而已，只是在延迟回到正确的改革路径上的时间而已。

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深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收入新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只要是农民，通过转移支付只有可能消灭极端穷困，或者保证最低生活标准，而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只有城市化，只有把农民从农村地区、从农业部门赶快转移出来，才可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

“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这种扶持只有在“标本兼治”的情况下才值得赞美，如果没有治本之策，我们很难对这些“治标”的技术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扭曲到如此的地步，但我们在目前依然无法预期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转变。对这些治标之策只能是有比没有好。

“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对这样的措施能够感到兴奋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了，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个税的调节。个税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穷人减税和对富裕户严格征管双管齐下，现在的问题是原本是用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却成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凶。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日趋严重，却是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在“劫贫济富”。

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的阶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让时间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钟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装天真，这个“钟乳石”只能够在时间流水的滋养下越长越大。

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们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徐焰少将揭军史六大虚假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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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9 徐焰少将说：网络的普及为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带众多不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网络中有关军事和历史问题的虚假传言，长期以来也为数甚多，且以讹传讹、一用再用，导致不少人信以为真。为向广大读者澄清谬误，笔者特地针对近年来流传甚广的一些不实传言来说明真相。

　　国民党政府在西藏有过“驻军”吗？

　　近年一些重要网站上多次发出过题为“驻西藏的国民党军”的照片，有些人就此炒作，其实这是张冠李戴编造出的标题。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清王朝崩溃时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印当局支持发动暴乱宣称“独立”，将清朝驻藏的5000余名川军解除武装并通过印度驱逐回内地。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其所谓“独立”，坚持认为西藏是“五族共和”的民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还算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过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的其他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都因忙于内战，从来没有向西藏派遣过军队驻扎以行使主权。只是1940年十四世达赖作为灵童在青海被选定要入藏时，重庆国民政府指定青海军阀马步芳派出一个营护送其从西宁去拉萨，随即返回。网站上所发的身着国民党军装而以藏区为背景的部队照片，是驻在四川西部康区（当年为西康省）的国民党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该部也从来没有派兵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进行雪域高原大进军，翌年进入拉萨，这才真正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出兵抗美援朝“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吗？

　　近年不少网站上的文章谈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得失时，认为这“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错误认识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因果关系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故意混淆视听以图以否定抗美援朝战争。

　　看一下历史进程的顺序便可知道，远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的四个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发表声明派兵入朝参战，并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当天，第七舰队的军舰便从日本驶入台湾海峡，美军第13航空队随即也进驻台岛基地，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还于7月间访问台湾同蒋介石达成“共同防御”协定。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称，当时他连天在夜间“祈祷中共军队能渡海攻台”，这样便可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歼灭那些木船。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非常清楚，解放军几乎没有可使用的海空作战力量，在美国强大海空军拦堵下用木船渡海攻台湾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后来曾对此解释说，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威胁，可选择来进行较量的三个战场中只有在朝鲜最为有利，因为在此最有利于发挥中国军队的陆战优势。同年10月19日，鉴于台湾问题已无法解决，美军又逼近中朝边境，新中国的军队才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入朝参战，10月25 日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了解历史进程人都能清楚看到，不是出兵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恰恰是美国阻止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出兵朝鲜。至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内战是否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呢？以前国内外曾有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不过1983年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解密后，研究者从中可看到美国出兵台湾的计划从1949年起便开始讨论，远东美军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积极主张干预，国务院则认为这可能把中共推向苏联一边，杜鲁门总统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军政首脑认为离间中苏已不可能，4月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发出的第68号文件便确定要干预台湾，远东美军也积极进行出兵准备，只等待一个借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方同南方爆发了内战，美军马上利用这一原本与台湾无关的事出兵台海。有些人认为朝鲜战争（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使台湾“绝处逢生”，从表面看虽是如此，若是细读美国解密的档案却能发现，中苏结盟后不论朝鲜是否爆发内战，美军阻止解放军攻台的态度已确定下来。冷战时代铸成的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才造成了台湾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中国军队是否进入了印度境内？

　　近些年来网站的文章谈及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在宣扬胜利时使用了不少夸张描述，甚至说中国军队已经深入对方境内纵深，逼近某主要城市等。其实仔细看一下国内出版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战史及地图，以及看一下国外负责任的书籍便可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战在东西两段进行，西段反击只拔除了印军跨境建立的43个据点，东段的反击虽越过了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前进了百公里左右，也没有越过中国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即“传统习惯线”。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中国军队动用兵力只有四个师4万多人（根据当时的后勤能力和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可能大量调兵），歼敌不到万人，对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给予了一定的教训，使其后来不敢再进犯便达到了战略目的，中方并未想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在反击战期间，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深入印境，反击成功后乘胜即收，很快又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之内（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后勤能力决定了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至于反击战的主战场东段距离新德里有千公里之遥，也根本不在一个战略方向，对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言，只要看看相关的严肃的历史书和地图便可知其错谬。

西沙海战时蒋介石是否“协助”过大陆？

　　从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小报和文学作品叙述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曾以小说式笔法说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舰只穿越台湾海峡时下令“放行”。近年网上一些文章不仅引用此传言，还为美化蒋介石越写越玄，甚至还有“护航”、“供应”和“打开航标灯”等离奇细节。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1974年解放军海军同南越海军发生西沙海战时，因南海舰队力量不足，从东海舰队调几艘舰通过台湾海峡南下，途中未遭国民党军拦截，却并非台湾当局故意“放行”。1965年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后，台方海军因遭痛击已不再向解放军海军主动攻击，解放军也不主动打击对方，大陆的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未受拦截已成多年惯例，至于“护航”“供应”等说纯属向壁虚构，　“打开航标灯”是属违反航海常识的胡编。了解台海地理的人都知道，海峡宽度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而并非狭窄水道，在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航标灯”，船上的人谁看得见？

　　如果看一下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的国际战略背景，恰恰可看出当时蒋介石仍同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南越当局从1956年起便开始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岛屿，而从50年代后期起台湾当局就同美国、韩国一起援助南越政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在西贡派驻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和参战的空运人员，由蒋介石欣赏的将领胡琏长年以“大使”身份在那里主持并向南越军提供“剿共”经验。1973年春美国从南越撤军后，台湾军事顾问团仍留西贡，此后两年间继续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975年4月南越政权遭越南人民军总攻而崩溃时，台湾军事顾问团才最后撤离，西贡政权末代“总统”阮文绍因怨恨被美国抛弃，选择了台北作为逃亡后的栖身地，以显示感激之情。这些史实，在当年是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所共知的。说蒋介石在大陆与南越政权发生冲突时“协助”大陆，这岂不是因别有用心而颠倒历史的谬谈？岂不是在有意欺骗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中青年人？

中国在抗美援朝和南疆反击战中有多少女兵被俘？

　　近年一些网站的贴文中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绘声绘色地描写抗美援朝和1979年南疆作战有多少“被俘女兵”，并大篇幅地描述所谓悲惨细节。真实的史实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只有一名女兵成为战俘，即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被俘的第180师护士杨玉华。美军因感到对单个的中国女俘不便关押，便将其送入朝鲜人民军女战俘的战俘营。1953年停战后，杨玉华被遣返时在板门店交换场地展示了自己在战俘营中缝制的国旗，受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当面慰问。

　　在1979年南疆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女兵被俘，被俘的240人全系男性。在那场作战的阵亡军人中也只有一名女军人，系在汽车上遭伏击中弹牺牲。

中国军队有“文职将军”吗？

　　解放军和武警中的文职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只有专业技术级别，而没有军衔。社会上一些人误将他们中间某些级别高的人称为“文职将军”，主要源于　2001年2月军队四总部提高高级专家待遇规定中对服饰的更改。根据这一待遇规定，文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的人员的军装帽饰改金黄色，肩章加将军松枝叶，由此从外观看有点像已授军衔的少将（若看将星还是有重大区别）。这些人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于军级干部，甚至在收入方面更高些。

　　军队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得到较高级别待遇，发给的军装上有些饰物变化，体现了中央军委对他们的关怀，却并非授予“将军”这一有很高军事荣誉的军衔。类似情况在地方部门也有很多，例如一些高级专家和演员也享有相当于部长、副部长乃至更高的待遇，却不能根据“官本位”的观念和待遇级别将他们称为“部长级专家”、“副部级演员”，社会上和网站上对“文职将军”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称呼自然也应予以纠正。▲◆★●■☆ （来源：人民网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中国博士论文在美军界引发过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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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神经过敏。

　　中评社北京2010-3月29日电／中青网报道，本月，王建伟遭遇一件意外之事。这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美国国会上被描述为一个潜在的网络战士。

　　3月10日，美国军事战略家及中国问题专家拉里.沃策尔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中国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探讨如何通过攻击美国小型电网的子网络，诱发整个美国电网的相继故障，这应引起美国的重视。

　　王建伟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去年春季他和老师确实在英文国际期刊《安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对美国电网相继故障的攻击事件研究》的论文。但王先生表示，他只是通过探究潜在风险来提高电网的稳定性。

　　他说：“我们通常假设‘攻击’后会发生什么。我研究的重心是如何保护电网，目的是寻找让电网更安全、得到更好保护的方法。”阅读过这篇论文的独立美国科学家赞同王先生的解释，认为他的研究只是一种常规的技术演练，绝不会真被用于瘫痪某个电网。

　　王先生的解释与沃策尔先生的结论之间的差异，很明显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表明，在当前中美关系已因网络安全问题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甚至一个误解都可能引发紧张升级和过度反应。加拿大网络安全研究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纳尔.维尔纳夫说：“有人已把这解读为中国想要破坏美国的电网。一旦把某个国家每个举动都解释为有敌意，那么猜疑便会无孔不入。”
 
沃策尔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中国研究者的动机无关紧要。他说：“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到处都知道美国电网的弱点，任何人都可加以利用。”

　　但网络科学领域的专家不这样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家雷卡.阿尔伯特做过类似研究。他在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无论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先前文章的作者，从事这类研究工作，其目的不可能是攻击任何实际电网。”

　　然而，王先生的研究课题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美国特别是军方承包商和高技术公司，普遍觉得竞争对手可能会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如电网。王先生在采访中表示，他之所以选择研究美国电网，主要是因为“方便”，因为美国是他能找到可用数据的惟一国家。（：：美国《纽约时报》)


   中国与欧盟关系发展之迅速，有目共睹。正如欧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安高胜日前指出的：至少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双边历史上，中欧关系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好过。然而现阶段的中欧关系却是跛脚的，因为14年前的一纸对华军售令严重制约着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2003年10月13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敦促欧盟早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拓宽中欧军事技术合作扫清障碍。在该文件发布前后，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很多欧洲国家都从长远、务实的角度出发，纷纷表示支持或要求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基于此欧盟于2004年1月26日召开各国外长会议，对取消对华军售禁令问题展开讨论。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欧双边政治、经济领域合作的加深，对华军售禁令这一绊脚石的清除已是大势所趋，指日可待。▲◆★●■☆


俄已向中国交付15个营S-300PMU2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important/64/20100329/15874091.html

 东方网3月29日消息： 据俄罗斯《观点》报3月25日报道，“金刚石-安泰”公司已全部履行完向中国交付15个营的S-300PMU2防空导弹和4套83M6E2指挥系统的工作。

    “金刚石-安泰”公司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金刚石-安泰”公司和中方代表已于近期签署了S-300PMU2 “宠儿”防空导弹系统的移交－接收文件。

    该公司在声明中指出，在2007年8月至2009年11月期间，其总共向中方交付了15个营的S-300PMU2防空导弹和4套83M6E2指挥系统，目前这些装备已担负起保卫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以及一些重要工业中心的任务。

    “金刚石-安泰”公司总经理伊戈尔·阿舒尔贝利指出：“这份合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生产强度上都是空前的。在俄国防工业系统的现代史上，像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完成如此繁重任务的例子还不多见。”

    据悉，中方曾于2008年在俄方专家的参与下对已交付的防空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测试，结果所有装备均显示出了极高的技术特性。

    S-300PMU2系统采用垂直发射技术，具有全方位拦截目标的能力。该系统装备了新型的48N6E型导弹，射程较S-300PMU1增加了50千米，此外，其弹片的摧毁能力也比提高了1倍。试验数据显示，1枚导弹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成功率为 80%～86%，拦截各种战术、战略航空兵飞机的成功率为80%～93%，杀伤低空巡航导弹的概率为80%～98%。

    此外，由于 S-300PMU2系统配备的单级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即使平时也处于装药状态。这不但加快了系统的反应时间，而且非常利于储存--放置在发射器中后至少在10年不需检查和调整。▲◆★●■☆   (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