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川震 因程序繁琐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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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22  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在“5·12”地震发生前，曾实时监控到四川红格地震台HRT波仪出现临震异常，他们计算的结果是震 级7到8级。但因为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也来不及，最终他们没有上报。

　　汶川震前，第一代中国 地震工作者历经40余年，紧密追踪大地震的足迹，虽最终与大地震擦肩而过，但他们甘做大地哨兵的精神与经年积累的经验方法，为人类未来应对地震挑战，提供 了宝贵的向导与路标。

　　但地震的极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仍然是中国地震工作者以至公众，需要规避的思想迷途，只有理性看待地震预报的可 能与现实，地震科学家、政府与公众协力共同，才能在现实中找寻到中国地震预报的理路。

　　不眠的前夜

　　 “5·12”地震发生前夜，已退休的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吵了一夜，HRT波出现了异常

　　钱复业哭了

　 　2008年5月11日晚，北京市民族大学南路7号院地震局家属楼。

　　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一夜未眠。 安放于他们陋室中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准实时监控到千里之外的四川红格地震台 HRT波仪出现了临震异常。

　　5月12日凌晨2 时，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是：震级7到8级，时间在12日至13日。但震中地点不能确定。

　　钱复业说，可以确定的是，地震将在一定范围内 发生。她以红格台为中心在地图上画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是600~800公里，“汶川大概离红格台 400~500公里，北川是640公里”，但这个圆划到南边“就出国境了”，“要到国外，那就是虚报”。

　　2004年，为监控川滇地区 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中国地震局在四川、云南建立4个PS-100(HRT波仪)台站。但因维修经费不济，汶川震前只有一个台勉强维持，而多台仪器交汇才 能确定震中。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现在我只有一个台站，我怎么能把地震事先报出来?”事后钱复业直视着本刊记者，“你明白我的意思 吧?”

　　5月12日晨5时，钱复业要给地震局打电话。打不打这个电话，她与丈夫赵玉林争吵了一夜，甚至惊醒了邻居。大地震就要发生，但 没有地点的预报可能是虚报，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来不及了，打还是不打?

　 　“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只能知道我是一个英雄(震前有预测)。打电话(我只能说)可能要来一个地震了，离我的台站多远多远。”在本刊记者面前，

　 　钱复业自问自答。

　　9个小时后，因一夜未眠而困倦睡去的钱复业被儿子打来的电话叫醒。大地震已经发生，震中汶川，震级7.8级(速报 震级)。

　　73岁的钱复业哭了。

　　42年前参加地震预报工作，32年前因历史的吊诡背负唐山地震“漏报”罪名，13 年前退休后仍以退休工资投入事业的这位“地震预报志愿者”，再次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

　　宋瑞祥力排众议

　 　在汶川震后一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6期)上，赵玉林、钱复业在《HRT波方法准确预测强震时空强的可行性及其汶川8级等强震的 震例》论文中写道：“分析汶川地震前从中期预测，经建立红格(HG)等4个(抓短临前兆的)‘PS-100’HRT波网站，到汶川地震临震前发现HG台记 录到HRT波临震前兆所经历的实际过程，笔者认为，强震是有前兆的，是能被预测预报的。只要选对观测方法技术及所用设备具有记录HRT波高精度、远程监 控、实时传输能力，并布设适宜的台网，HRT波方法一定能为我国率先实现地震预报特别是短临预报有所贡献。”

　　钱复业、赵玉林1958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从事地震预测已有40多年。在地电预测方法研究上拥有一批业界公认的科研成果。1990年，他们率先提出潮汐力谐振的地震孕 发机制。

　　2004年，钱复业、赵玉林总结出“潮汐力谐振共振地震短临预测法”(简称HRT波法)。2004年，他们发明了PS- 100地震地电仪。首次将通讯领域的CDMA(码分多址)技术应用于HRT波仪器上。这一技术将带有编码的信号发送出去并回收，从而排除干扰，这使其观测 精度比现有仪器高出2个数量级。

　　“HRT波的技术原理，简单地说是‘老太太敲碗’。”钱复业说，短时间没法搞明白地震的机理，但可以 把它看成黑箱系统。

　　具体说来，就像老太太敲碗知道碗有没有裂那样，给地壳一个力，回射过来就知道地层的状况。哪里有这么大的力?赵玉 林想到了潮汐力。潮汐力“敲打”地球，就像铁路工人敲打铁轨检查有无缝隙。

　　他们发现，这一方法不但可以监测地震的中短期发展趋势，还 有助于预测地震临震三要素：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地点。

　　2003年末，钱复业、赵玉林作为退休科学家，向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报 告，要求用他们新研制的、高精度的PS-100电测仪，监测川滇地区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

　　宋瑞祥当天批示表示支持。然而，据知情人披 露，在党组会议上，宋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宋力排众议，当天予以批准，特批经费150万元，半年后在四川、云南两省建成了前述4个PS-100台站。

　 　“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9级大地震，4个PS-100台站记录到来自震源区(距离 2600公里)的特征波形。钱复业、赵玉林发现了地震孕发的、潮汐力谐振共振短临前兆的波形规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

　 　其后三年，4台站陆续在国内外十几次地震震前有记录。如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7.8级地震前2天，11月26日九江 5.7级地震前1 天，2006年班达海7.6级地震前2天，都记录到HRT波。2005年5月1日，钱复业、赵玉林提出对5月19日印尼7.1级地震的书面预测，实践证明 发震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全部正确。

　　2006年7月1号，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蓉在《申请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项目的建 议》一文中推荐HRT波法：“PS-100地电仪器系统，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有可能为短临预报打开一条新的途径”。

　　 2006年10月9号，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郭增建，在写给地震局主要领导的信中，建议大力支持这种观测研究，在西北、首都圈和闽粤地区再建 立三个台网，认为“这些台网投入观测后，再加上理论解释方面的研究，使地震短临预报上一个新台阶是非常可能的”。

　　有关专家通过实践认 定：应用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一个PS-100台站有望大体确定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距。而三个台站以上，可交汇出震中地点; 可在几天至几个月前提出短期预测，1小时至几天前提出定量的地震三要素临震预测。

　　“不是三个台就可以包打天下，要有一定的台网数量与 密度，有可能在几小时至几天前提供定量的，而不是概略的时、空、强的临震预测。”钱复业再三说明。

　　2004年12月，随着宋瑞祥局长 离职，HRT波仪研究和应用面临体制与政策性障碍。4个台站缺乏经费和管理，人员的监测时间没有保障，仪器维修渠道不通等问题暴露出来。

　 　“严科学”的呼号

　　从2006年6月开始，严谷良为HRT波法尽快应用于地震预报的实践奔走呼号。

　 　这位前国家计委副司长，人称“严科学”，曾支持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和王选的激光汉字照排研究。

　　国家发改委调研后认为HRT项目 很重要，但根据部门分工，建议应由中国地震局审定是否向科技部申报立项。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 碍。”严谷良告诉本刊记者。

　　“一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与经费，使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 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二是科技经费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台站建设，体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台站建设与地震科研、预测工作三脱节;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认 识上的不一致。由于当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认为在几年、几十年内难以解决地震短临预报问题，因而导致办事机构在认识上、行动上互相推诿扯皮。”

　 　2006年12月26日，严谷良致信吁请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推进此事。信中说：“项目无法推进，遇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主要是：按现 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和经费，使确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

　　12月 28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此意见应认真研酌。在攻克地震短临预报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上，我们应该也有基础和条件有所作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要 给予支持。”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论证会”，没有请被论证人钱复业、赵玉林出席、答辩。此后， 钱复业、赵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课题研究和申请科研经费，川滇地区4个台站不列入维修计划。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红格台，在遭雷击后还有一半测道在 工作。

　　“5·12”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一份材料上对HRT项目作出批示：“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加 强地震预测预报十分重要，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议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说不定这个世界性难题首先由中国人突破。”

　　2009年10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对“HRT波地震短临预测 观测系统项目建议书”进行咨询。专家组一致认为：“地震预测特别是短临预测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应鼓励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观测的新技术、新 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地震监测思路和方法，本项目应予以鼓励支持。”

　　2010年3月3日，严谷良向本刊记者透露HRT项目的最新情况： “中国地震局报告迟迟拿不上来，发改委明确支持这个项目，但台站建设还是无法启动。”

　　“现在，连原有的四个台站也因缺乏经费和管 理，不能保证正常工作，致使这项重大创新面临夭折和拖垮的危险，两位老科学家对此心情十分焦急和无奈。”他说。

　　唐山大地震心结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钱复业、赵玉林夫妇的争吵，与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心结有关。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为国家 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副组长的钱复业，发现唐山滦县周边200公里地电出现大量异常。在地震前半个月，她前往唐山地区落实异常情况。

　 　也因为这一次行程中对马家沟地电台的访问，使钱复业被认为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一定责任。当时，马家沟地电台马希融向国家地震局专家汇报了地电异常和预报 意见，但是没有取得包括钱复业在内的两位专家的支持。事后，有人认为钱复业应为此承担责任。2008年6月，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在《中 国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力图推翻这一观点，如认为马希融只有异常，并没有预报意见等。

　　唐山震后30多年来，钱复业决心突破地震预报难 关。退休后的15年，钱、赵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简陋的旧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满了相关资料。

　　“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这辈子就没有白 干。”钱复业对本刊记者说，“这么一个方法，是一个有前程的方法，这就是我退休之后，还要充当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的原因。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家需要地震 预测

　　他们与大地震擦肩而过

　　“在地震预报方面，我们要重视老专家的意见，因为地震预报现在还不过 关，凭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可以感觉到，就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就可以看到地震的发展趋势”

　　“熊猫事件”

　 　2005年5月8日，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以下简称台网中心)分析预报中心例行会商会上，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提出要注意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红原县为中心的150公里范围内，存在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可能。

　　据耿庆国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一位工作人员打断 了他的话，“耿教授，你报红原有大地震，那是九寨沟(附近)啊，外国人不来旅游怎么办？”

　　耿庆国接着说：“这个地方是藏胞、羌胞的聚 居地，是国宝熊猫的家乡，要注意转移保护好国宝熊猫。”

　　这位工作人员笑了，又一次打断他：“你报地震，谈国宝熊猫干什么？”

　 　64岁的耿庆国一时无言，他站起身来，把自己撰写的报告拍在会议主持人、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张晓东桌上，愤然离场。

　　原台网中心首席 预报员孙仕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熊猫事件’后，耿再未参加会议。原来每月举行的会商会，他多数是参加的。”

　　今年2月26 日，“熊猫事件”的当事人耿庆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是从2005年5月开始，用了整整3年紧盯四川阿坝州的，那里有可能发生 7.5级以上地震。我依据的是我本人提出的旱震方法。”

　　1972年夏，耿庆国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震中 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耿庆国解释 道，旱震关系中的“旱”，事实上是指6级以上大地震中期孕育过程中气象效应的典型表现，是孕震过程中的“地表皮肤病”，“是几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 旱”，这里的“旱”，与农业生产中的“旱”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利用旱震理论，耿庆国在中国地震预报史上曾作出一些比较成功的中期地震 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前，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耿庆国依据旱震理论，都曾提出过中期预报意见。

　　1985年3月9日，国家 地震局科技监测司颁发的“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奖批准书”上这样写道：“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转耿庆国同志：你参加的科技项目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7.2 级地震中短期预报经国家地震局学术委员会审定，被批准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

　　1986年9月5日，耿庆国因1975年海 城地震预报再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1989年5月，耿庆国所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一书，被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学术委员会授予“1989 年度科技进步贰等奖”。

　　但耿庆国的旱震关系研究也不止一次出现虚报事件。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旱震关系研究呢？

　　中 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说有百年未遇的大旱，也要区分不同机理的致因。一种是气候影响，一种是地下构造活动影 响，这两种旱应该事先区别。”

　　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很好地加以区别。这次旱正好是地质活动引起的，预测成功了，那次旱是气象引起 的，预测又错了。有些地方十年九旱，绝对不可能十年九震，所以旱震理论还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虽然存在不少虚报事件，但地震预报的实践 表明旱震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同海城、唐山震前一样，这次他又看准了地点”，汪成民说，“耿庆国从 2003年开始预测汶川附近有地震。经过数年逐步聚焦到马尔康、阿坝州，最终的预测算是成功的。”

　　“预报卡公案”

　 　2002年四川、甘肃、青海和陕西出现了大面积旱区，根据旱震关系研究，耿庆国认为，这是一个足以发生8级左右强震的旱区面积。其中马尔康—松潘—合作 —达日一带，构成了2002年川、甘、青特旱区。

　　2006年该地区又出现旱情，耿庆国认为，由旱震关系给出的大地震中期预测意见 是：2006年内，在2002年川、甘、青特旱区内，特别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红原附近(15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可能发生里氏7.0— 7.6级强震。

　　2008年4月26日晚，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耿庆国在此间召开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会议上提 出：2008年5月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强震的危险点。

　　他解释说明了重庆和成都—天水—兰州四站发现病态磁暴，河北昌黎发现 病态磁暴的情况，认为成都—天水—兰州的病态磁暴主要反映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特别是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存在7.5级以上强震的可能。

　 　第二天，4月27日上午，时任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来到天灾预测委员会会议现场，耿庆国给孙仕宏看了相关强磁暴组合资料，强调了2008 年5日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大震的高危时段。

　　耿庆国告诉本刊记者，“我提出要填报正式地震预报卡。孙仕宏说算了，‘他们烦透 你了。’”

　　孙仕宏向本刊记者回忆，“他说过磁暴组合，有一个时间危险点。预测有两个地点，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昌黎，震级是7.0级以 上。”孙仕宏提高声音说， “但他没有提阿坝这个地点，也没有说要填卡。”

　　耿庆国向本刊记者出示了2008年4月27日盖有“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公章的文件，其中，关于“对2008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 的第二点写明：“中国大陆西部地区，2008年1月9日西藏改则发生6.9级地震、3月21日新疆于田发生7.3级强震后，未来一年，即2008年5月至 2009年4月，仍应注意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

　　为什么在文件中没有写上“5月8日正负十天危险点”字 样？耿庆国解释，写上危险点等于短临预报了，所以没有写。

　　在震后一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六期)，耿庆国在《汶 川巨震的预测和思考》一文中写道：“中国地震局2008年9月2日正式公布了汶川8级巨震宏观等震线图。该图表明：烈度6度区位于重庆与兰州之间；烈度7 度区位于成都与天水之间；与强磁暴组合给出的2008年5月8日病态磁暴异常完全一致。表明病态磁暴异常是汶川8级巨震的重要临震前兆，也表明强地震是可 以预测的。”

　　2月26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三个小时中，耿庆国心怀无法消解的不平与压抑，他的话音尖利、时而咆哮。

　 　“有些人总是对我苛求，我认为虚报总比漏报要好。”耿庆国最后说，“我一无经费，二看不到实测资料，三无助手，只靠退休工资做研究，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 为了在地震前向老百姓打个招呼，是为了不让唐山地震漏报悲剧重演！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1966年4月1日，在邢台地震现场， 周恩来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这句话让耿庆国不能平静。

　　紫坪铺烈度疑云

　 　1999年对于四川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有才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的退休生活开始了。

　　一下子放松了，这反而让一生忙碌的他觉得失 落。为填补空闲，他又拾起了地震预报的老本行。

　　李有才1962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在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四 川省地震局从事地震预报、深部地球物理、地震工程等专业的研究工作。退休前曾担任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综合预报组组长。

　　 2002年初，因研究震情需要，李有才偶然查阅到1989年由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下称 《复核报告》)，发现并认为《复核报告》遗漏了一些重要资料，包括：

　　1.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除原有的北东向龙门山断裂构造外，其他 如北北东向松潘—汶川—都江堰—邛崃断裂构造和东西向南充—德阳—都江堰断裂构造，《复核报告》未予提及；

　　2.位于紫坪铺坝区东30 公里左右的彭州市的龙兴寺残塔，这座明弘治年间的古建筑为大地震所毁，是该地区历史上发生大地震的重要证据，可《复核报告》只字未提。

　 　2002年10月，李有才写出《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钮工程基本烈度》的论文，通过地震地质、深部地球物理、历史地震、古建筑等资料的分析研 究，提出：工程区内东西向断裂与北北东向断裂，北东向断裂交汇部位附近，是未来发生7.5级左右大地震震中的最佳位置，工程区坝址的基本烈度不是七度，而 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工程区坝址的地壳不是基本稳定区，而应是基本不稳定区；在此基础上建坝，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工程”。

　　紫坪铺 水库枢纽工程是中国西部“十五规划”的一项重大工程，紫坪铺水库位于成都上游的岷江，距离成都市区约60公里。

　　2003年4月，李有 才将《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几个问题》一文及有关材料，通过成都市邮电局玉林分局向国务院寄送。

　　不久，国务院 领导作出批示并责成中国地震局予以调查处理。2003年5月，中国地震局派出中国地震局烈度委员会负责人陈国星等3位专家，来到成都与李有才座谈。

　 　作为地震局系统内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能与北京来的专家交换意见，李有才心情感到“无比喜悦！无比激动！”

　　2003年5月的一个下 午，在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测预报所会商室，来自中国地震局的3位专家就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等问题与李有才进行了会谈讨论。

　　在 李有才的记忆中，自己阐述意见时3位专家很少回应，座谈“时时有谈下不去的感觉”。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近2个小时，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

　 　李有才向本刊记者回忆，当他离开座位走到会议室门口时，一位来自中国地震局的专家突然向他走来，不客气地向他怒斥：“我警告你！……”突然听到这刺耳的 话语，李有才立刻回敬：“我也警告你！你别在这里胡来！”

　　2003年8月，李有才骑自行车到四川省与成都市的党政机关，分别送交了 《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论文及有关材料。

　　很快，四川省及成都市党政领导分别作了批示，要求四川省紫坪铺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处理此事。

　　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作出《复核报告》的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致函请予答复。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为此发函给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李有才同志关于‘坝址区的地震基本烈度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坝区属 地壳不稳定区’的意见不能接受”。

　　该函提出理由包括：“确定工程场址的设防烈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任何个人的推断都不足以影响工程的 设计和施工。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只能以国家授权的法定部门审批的抗震设计参数作为设计依据”，“(李有才同志)提出‘坝区地震基本烈度为七度的结论应予修 改’，‘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这表明该同志并不了解通过地震危险性的综合概率分析评定地震基本烈度的技术思路。地震基本烈度具有概率和时间含义，它考虑 ‘安全’与‘经济’双重指标，不是确定性的评价结果。即使未来5000年内，坝址区可能遭遇一次九度或九度以上的地震烈度事件，坝址地震基本烈度仍有可能 确定为七度，这种例子在全国重大工程场址地震安评结果中屡见不鲜。”

　　李有才发出“预警”

　　2004 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了9.0级特大地震，在武都，松潘至昆明这一南北地震带上呈现了中强地震活动明显加强的现象。

　　2006年 6 月，李有才根椐四川省地震局的地震目录中1987年4月至2006年6月，4.0级以上地震的资料，作了一张地震震中分布图。

　　 “作图时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以了解印尼9.0级地震后对四川地区震情有何影响。”李有才对本刊记者说，开始作图时看不出什么，由于底图上有断裂构 造和大量繁杂的市地县名，因而使这张震中分布图显得零乱。后来他使用不要断裂构造和市地县名的底图，底图清晰干净后，地震震中分布特点就展现出来了。

　 　李有才发现在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出现了“重要的异常变化”：“一个‘地震空区’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李有才说，当他看到这一张“地震空区”异常图 时，“内心深处是格外的震惊与惶恐！”

　　他认为“地震空区”的发现，表明坝区附近地带活动断裂的闭锁段，现在已是应变能积累的高应力区 域，这使得闭锁段上所孕育的7.5级大地震预测发生时间，不再是10～20年，30～50年或100年，更不是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 在2003年《对李有才同志“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质疑”的答复》中所说的“5000年内”，而是1～2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就有可能发生大地震。

　 　2007年10月，李有才向政府有关部门送达这一预测意见，同时也送去了他与四川省地矿局物探大队高级工程师曹树恒合作撰写的有关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的 论文和其他材料。

　　2007年11月29日下午，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吕弋培在地震局5楼会议室约见了李有才。

　　据李 有才向本刊记者回忆，吕弋培对他说，2007年11月20日四川省委信访办转来了[2007]1023号信函材料，四川省地震局为此组织了地震预报、地震 活断层、地震地质及历史地震等学科最具权威的7位学者，对李有才与曹树恒的这篇论文进行评审。

　　2007年11月28日，7位专家召开 分析讨论会，对李有才、曹树恒的论文《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地质构造背景与地震危险性探讨》形成一致的意见，7位专家都不同意论文中的结论性意 见。

　　“这7位资深专家对论文中提到紫坪铺水库大坝及龙门山地区近期存在大地震危险性问题只字不提！”李有才对本刊记者说，“对所提供 的重要震情依据只字不提！”

　　“我与曹树恒的这篇论文，不仅指出了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存在发生7.5级左右大地震背景的危险，还根椐 2006年下半年发现的都江堰、小金、松潘、绵竹间存在的中强地震空区这一重要事实，根据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2005年下半年建成并开始蓄水这一重要事 实，认为：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近期就有发生 7.5级左右大地震的危险！”

　　2008年2月中下旬，都江堰紫坪铺水库大坝东侧2至4 公里间，发生200多次中小地震，其最大地震为3.9级，这一地震群是都江堰地区自有地震观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按照国家《防 震减灾法》的规定，个人对地震的短期、临震预测预报意见不得向社会发布，李有才只能选择向当地政府、国家与省市地震部门再次反映情况。

　 　 69岁的李有才骑上自行车带上材料，再一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了预警，在李有才的记忆中其时是“2008年3月底或4月初”。

　　潘 正权：“在黑屋子里摸门”

　　潘正权双臂展开，靠在长沙发上，沉重得像一袋沙子。他的头望向窗外，间或会叹一口气。震后一时的风 光，恍若隔世……

　　2010年2月1日，春节前，本刊记者在四川省德阳市政府门前见到了原德阳市防震减灾局主任科员潘正权。大门内的市 政府办公大厦的14层，就是潘正权原来上班的地方。此时，他已提前退休。57岁的他难掩沮丧之情。

　　潘正权1974年起从事地震监测工 作，曾主持发布1999年汉旺5.0级地震的短临预报，当年获得中国地震局全国通报表彰。汶川震后，他在人生的过山车上历经天壤。先因震前有预测，在四川 地震界拥有空前的发言权，其后却因“擅自”接受网络记者的采访，向外界公开汶川震前德阳市防震减灾局上报宏观异常并作出地震预测意见的过程，而提前退休。

　 　2008年3月18日，潘正权接到电话，什邡市防震减灾局报告什邡市马井镇万春社区部分居民家中的压水井自2007年12月起，井水出现青霉素味道。 3月21日，又接到什邡市隐丰镇湔江村2组、6组村民同样情况的报告。

　　潘正权与德阳市防震减灾局考察组，在什邡市马井镇万春社区现场 看了五口压水井，在什邡市隐丰镇湔江村看了三口压水井。现场压出的水无色，但稍后水色会略带黑黄，加入茶叶后会变成深咖啡色。据了解，该区域内并无化学污 染源存在。

　　潘正权分析认为，“什邡—新场隐伏断裂带”通过该区域，此次出现的异常水井均分布在该断裂带附近，是隐伏断裂活动引起地下 物质上逸，致使井水变色变味，属于地震宏观异常。

　　潘正权上报四川省地震局，得到答复：“你们自己化验一下吧。”4月15日，化验结果 出来了——重金属锰超标。

　　四川省地震局那边还是没有消息。

　　“万一出了问题算我头上怎么办？”他想起唐山地震前， 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在局长刘英勇门上贴大字报汇报震情的故事。

　　2008年4月16日，潘正权以德阳市防震 减灾局2008年18号红头文件形式报送这一宏观异常，文件同时送达中共德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30个单位，并抄送四川省地震局。

　 　4月29日，德阳市防震减灾局会商后认为，“全川一年尺度GL值扫描在马尔康—小金间出现异常”，“b值扫描在得荣、木里、永仁(云南)之间出现异 常”，“结论：GL值异常区，背景4.5-5.0级，b值异常区5.0±。”

　　4月30日，德阳市防震减灾局填写了正式的“会商登记 表”。按程序上报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报研究所。

　　汶川震后，6月12日，四川省地震局下半年趋势会商会上，大家都不发言，主持者就安排 潘正权第一个讲。据潘正权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在发言中说震前有情况，宏观也有，微观也有，“我也填了会商意见卡。我在不得已情势下，以文件形式把出现的宏 观异常情况报给德阳市30个部门。震前，省局也知道我们有异常。”

　　会上，四川省地震局的一位人士说，“潘正权，你是提过意见，但你说 的是五级，和八级相差三级。”

　　潘正权大声说，“总比你们不划圈圈，连个龙门山监视区都不画好些吧！我是黑屋子摸门，起码说有地震，你 们这有都没有。”

　　潘正权对本刊记者说，“有的专家们老说准确，要啥子准确？原因都不清楚的东西。地震预报，就是在黑屋子里摸门。老是 对我们苛求，要准确、要准确。我的预报就是震级小一点，总比你们连危险区的圈都不划，准确到哪儿去罗！”

　　震后的沉默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1秒，在家中伏案修改论文的李有才突然感觉上下震动，不一会又变为水平方向摆动，从事地震研究46年的他第一反 应是：地震！

　　“这次震动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据粗略估计时间可达100秒左右，这表明是一个很大的地震。”他回忆道。

　 　大地停止了震动，李有才随即下楼，骑上自行车向四川省地震局办公大楼奔去，大街上站满了男女老少。

　　李有才向本刊记者回忆，到了地震 局二楼的震情值班室，他询问，“这次大地震震级具体是多大？”

　　值班员答，“8.0级。”

　　他又问，“这次地震震中 位置在哪里？”

　　值班员答，“微观交汇震中是在汶川映秀，现在通讯已经断了……”

　　晚饭后，李有才又回到地震局，会 商室快坐满了，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女士，她介绍地震的主要参数。

　　她说，这次大地震没有作出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事前未收到任何单位和 个人的短临预报卡片，事前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临前兆异常。

　　此时，会议室里不少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有人说：简直没想到会发生这 么大的地震！更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李有才没说话，静静地听着，看着。

　　随即他起身，独自一人离 开了地震局会商室，在楼下骑上自行车回到了住处，进门时他注意到时间是：22点35分……

　　据新华社消息，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在 “5·12”地震中受损严重，六日后险情基本排除。

　　紫坪铺库容11.2亿立方米，震前实际蓄水3亿立方米。2001年开始建设的大 坝，批准的抗震烈度是7度，后来实际建设中抗震烈度提高到8度。汶川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

　　李有才还记得2003年11月22日， 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在四川省地震局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我觉得搞地震预报的，说得不好听有点像搞中医的，越老，给人的信心 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在地震预报方面，我们要重视老专家的意见，因为地震预报现在还不过关，凭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可以感觉到，就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就可以 看到地震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希望大家既要积极地探索，又要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把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面对面交代的任务

　 　“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 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苏归国，一生 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地震办、国家地震局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他是国家地震局负责中国东部 震情的京津组组长，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

　　1976年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 成民利用晚间组织了震情座谈会，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下半年可能有更强地震”的震情通报。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赶回县里，将震情报告给河北省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冉广岐果断采取措施。三天后唐山地震，青龙县47万人民无一 人死亡，创造了中国地震预报史上的“青龙奇迹”。

　　作为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退休后坚持地震预报研究，他是国家863“地 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的牵头人。

　　汶川地震后，73岁的汪成民带领中国地震局退休老专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三次余震预测，并深入四川灾区 调查震前预报预测信息，收集到预测意见二十多条，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文。

　　2010年2月27日，汪成 民约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老地震工作者对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洞见、经历与反思。

　　李四光独排众议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

　　汪成民：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地震学界应该首先客观、理 性地看待中国现在的地震预报水平。

　　假如最乐观者给地震预报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观者是零分，在他们之间画上一条直线，那么在这条直线上 就涵盖了所有地震学者不同观点的立足点。

　　最乐观的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已经过关，不需要再进行多少研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要有力地 组织实施，地震预报就能实现。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预报失败就应该实施问责。

　　最悲观的人目前不会非常明确地坦露观点，实际上从内心深处 他们非常想说的是：地震预报绝对不是我们当代能做的事，是把共产主义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来做。用新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十几代和几十代人的努力。那么，目前 工作实际上就是打基础，收集情况，准备条件，现阶段不是讨论对地震怎么报和报不报的问题。

　　《瞭望》：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即非常乐观 的和非常悲观的观点，都是少数派吗？

　　汪成民：是的。虽然持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的人，都是极少数派。但是实际上几乎每个地震专家对地震 预报的水平认识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历史上围绕地震是否可以预报，怎样预报一直有争论。

　　1969年向周总理汇报的会议，说法跟调子也都 不一样；1970年宣布国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会议，也是有争论的。有时周总理直接问：地震预测这件事能不能做？

　　这一场争论里，李四光 独排众议，这个独排众议的会议我没参加，可李老前前后后发表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他认为，地震预报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预报在科学上完全解决了以后，国家 才能开展这项工作。

　　《瞭望》：1969年渤海地震后，周总理为什么要让李四光来当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汪成 民：在这场众说纷纭的争论中，周总理的态度是明确、坚决的。他在几次会议上说过，我把李老请来，当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就是让有信心的人来干这件事情， 总理还说指挥这么一个大的攻克科学难关的战役，没有一个有信心的指挥员怎么能打胜仗？

　　《瞭望》：中国地震局这个单位的设立，就是要把 地震预报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吗？

　　汪成民：邢台地震以后，总理明确要求我们，要在你们这一代解决这一难题。后来，他又指出解决这一难题 的途径；号召我们，要像蜜蜂一样，多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总结经验，寻找办法；应该利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尽量使老百姓解除痛苦，为国家分担地震袭击带来的 各种问题。

　　1969年成立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后来改成国家地震局，目的除了加速这个科学探索工作，就是把已经学到手的认识赶快应用， 力争在大地震发生前，向当地打一个招呼。

　　负罪感与失落感

　　《瞭望》：有些乐观的人认为地震预报确实 是过关了，现在地震预报就是地震局的责任问题。

　　汪成民：依据这种观点，预报不出来就是失误。对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它的复杂性和目前处 于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认识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端观点的存在，因此实际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地震局系统，包括很多 权威专家的思想，倾向于地震预报目前搞不出来。从各式各样的文章里，你能看出来，假如问得非常尖锐的话，就说地震预报没有确切的可靠的等等一大堆定语。

　 　地震预报本身，这个题目有太大的压力，在压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驱动。假如说是像唐山、汶川这样的地震，能够报但没报出来，那本身就是个责任问题，这 个事情压力太大！几十万人的生死，这个责任谁来负？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说地震预报是完全可以的话，容易取得一些社会公众的赞誉。

　 　假如你有一个失误，你就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有一个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荣誉。这是非常大的诱惑力，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话就有水分了。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某种预报，谁预报了，或者谁漏报了，这些观点与判断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走司法部门解决中国足球腐 败的办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调研查证的方式。由当事者自我评说，永远说不清楚。

　　《瞭望》：唐山地震是否漏报有过争论，事实上，地震能 不能预报和每次地震能不能报成功，都是有争论的。

　　汪成民：地震发生之后，假如一个人没死，事情好办一些，死亡那么多人，提起这些地 震，有一些人会有很重的一种负罪感，感到自己有罪；另外有些人有很重的失落感，正确意见没被采纳，与立功的机会失之交臂。在沉重的压力与巨大的愤怒情绪 下，很难客观、公正地去恢复历史真实面貌。许多失误者千方百计辩解、推托，不少正确者不断美化、完善。这两个极端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无法规避的抉择与命 运。

　　对大震预测失误的反思，不是回忆一段什么很普通的历史，它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命，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客观、公正、公平地谈一些事实 是很难的。你若想了解真情，唯一的办法是查证、落实。反复去查资料，尤其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而不是当事者事后追记的回忆录。

　　《瞭 望》：如果预报成功了，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誉。如果有一点失误，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恶，这么大的压力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

　　汪成民：都卷进 去了，没有人逃得脱，包括我本人。

　　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谈这事，因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写文章认为震前我本人没有什么 预报，贴大字报、发调查表都是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谁都没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预报，创造了“青龙奇迹”。

　　青龙事件，不是一个明确 的预报，青龙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况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这个地区，我点到唐山地区了，王春青回到青龙县报信，又碰到冉广岐这 么一个好领导。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瞭望》：在汶川地震后，你们一批老专家成功预测了三次强余 震？

　　汪成民：汶川震后不久，科技部在香山举办了一次会议，我在会上讲到在四川预报了余震。

　　一位专家详细问了情 况。时间、地点他都承认是对的。我说预报的是7级左右，最后发生的是6级，这位专家说这算什么预报？从能量上来看相差30多倍。

　　我 说，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预报是5~6级，发生7.3级，那不是30多倍，而是能量相差300多倍。尽管如此，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 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党和政府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老百姓非常满意，政府非常满意，政府出面 直接表彰了辽宁省这样一支地震队伍，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海城地震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报实例。中国地震局系统在海城境 内，树立了好几座丰碑。可这个成功并不是科学上严格的精确的预测，比如没有精确的时间、震级。

　　《瞭望》：那么，在这个阶段地震预报应 该如何进行呢？

　　汪成民：我认为不能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另一个概念是“可操作的实效预 报”。

　　“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在计算机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但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机理。所以专家提 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

　　我说，感冒机 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机理，怎么会有非典、甲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研究透的机理，这个机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 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运用现有的经验与技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研究透，暂时拒之门外，这跟地震预报的 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要提出第二种地震预报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在目前地 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之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我们要取得效果，机理肯定要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运用目前的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

　 　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 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 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 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 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 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 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 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才出现了例如1974年69号文的这种方式的打招呼；文中叙述了多数人的倾 向性意见，也反映了少数人的特殊意见……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 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 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 要通过群众。

　　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民动员起来做事情是世界第一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优秀 传统扔掉呢？现在老百姓积极性很高，专家们又瞧不起，说没有什么可行的依据。这样的话，白白地把资源推到门外去了，没法做好地震预报工作。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

　　《瞭望》：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如耿庆国、钱复业、赵玉林、李有才，退休之后仍然 投入地震预报事业，最后却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

　　汪成民：到过汶川就有体会了。我们年纪大了，按理说安度 晚年，逛逛公园完全可以。可是有几件事情放不下。

　　对我来说，周总理非常亲切严肃地面对面谈话，交待工作，到今天我都不能忘怀。邢台地 震现场，总理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李四光离世之前的春节，他住在医院里却突然提 出要听地震形势的汇报，我们带资料给他汇报。医生限制说十来分钟吧，后来不让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手段，都挂挂图，在李老病床前挂着。 这个地方有变化，这是什么地点。

　　1971年5月2日，周总理在八宝山送别李四光的追悼会上，还说搞地震的来了没有，我们在边上说来 了。总理说你们要把李四光的精神传下去，“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就是希望这一代人能够尽快把地震预报搞好，等于面对面交代任务。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 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国家需要，地震是客观的不断地发生，地震局这个组织既然成立了，也不会解散。那么地震局必须要有所作为，也就是在地震 预测方面，帮助国家在减轻避免伤亡方面作一些应有的贡献。

　　这个贡献，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对外宣传，一共报准过二 三十次地震，那应该把汶川地震也纳入有可能预测的一个范围，不要过多宣传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事实，地震预报本身不是人为的要求搞还是不 搞，地震它就不来。这个难题早晚总是要解决的。

　　“震前，确实有不同的意见”

　　“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 一定会发生车祸，但是每一起车祸，不可能预报。这是地震学家顾功叙的观点。我觉得地震预报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强震之前，应该告诉人们要预防”

　 　“我当时震惊了，确实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是龙门山断裂带。”韩渭滨向本刊记者说起2008年5月12日他得知汶川地震发生时的感受。

　 　身为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四川地震》主编，韩渭滨长期从事地震学及地震预报研究，被誉为川中地震学界的“领军人物”。

　　2008年 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十三陵地震台的一间平房里，韩渭滨并未有震感，但很快，他从内部人员那里知道了震级、震中。

　　韩渭滨想起了一 件事，“我们局里有一个李有才(是有预测意见的)。”

　　汶川震前，地震局系统内部是否还有不同的预测意见？

　　 2010 年2月至3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原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何永年、原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以及韩渭滨。

　　 在一些问题上，他们难得地取得一致，继而又在其他具体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震前发出任何一次地震预报意见的复杂与难度。

　 　不同的预测意见

　　《瞭望》：汶川地震前，地震部门内部是否有不同的预测意见？是否据此能作出地震预报？

　　孙仕宏： 会商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震前，对汶川地区不同的预测意见，没能传递到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

　　何永年：不同的预测意见。在地震局内部是有 的。李有才的不同观点，学术上不同认识上是正常的。但时代不同了，海城地震今天就有可能报不出来。

　　《瞭望》：如何评价耿庆国的旱震理 论？

　　孙仕宏：耿庆国旱震做了几十年，工作做得是很不错的，是中期尺度预测。他还用磁暴组合解决短期预报问题。但他的虚报是很多，在秦 皇岛、锦州，他都有过虚报。

　　耿的工作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多预报是对的，哪怕有虚报的可能。

　　何永年：防震减 灾，怎么防法？如果学校停课，农民停工，社会生活停止就不现实。这样的做法不足取。以前在辽宁省锦州，耿庆国是虚报过的。

　　《瞭望》： 如何评价李有才震前的工作？

　　孙仕宏：李有才做了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围绕着紫坪铺水坝烈度划定提出意见，提出的是合理的意见，这方面工 作做得很好。有些地震局的专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工程安全性评价，需要大大的改进。李有才的工作应该认可，但他采取的方式有些问题。

　 　韩渭滨：他事前有预测意见。他提出的问题是紫坪铺水坝的基本烈度定低了。上报上级甚至中央，都是有证据的。李有才是搞地震预报的，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 长期地震预报。

　　他对紫坪铺这一地区的危险性看得比别人重，坚持这一看法很长时间。我自己的看法，定的烈度是低了。但是紫坪铺的实际设 防烈度，也不是按七度。

　　《瞭望》：为什么没有按七度设防？

　　我理解的一个原因，是李有才提出问题，大坝开始提高设 防了。建设不是按基本烈度设防的，因为是重要的工程。

　　《瞭望》：中国科协地球物理学会天灾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人认为他们是 搞伪科学？

　　孙仕宏：天灾委员会不是搞伪科学的。它属于中科协下边的地球物理学会，很活跃，自由度很大。它比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成员 都比较敬业。有时经费也没有，还要搞防灾预报。

　　所有的上报意见，包括天灾委员会的，台网中心都会一样处理。

　　何永 年：不能这样说。他们直接给中央写信，往往让人认为，地震局在压制不同预测意见。我是学地质的，我不主管预报。但情况我熟悉。天灾委员会，中国地震局预测 咨询委员会，它也会上报，国家局、台网中心也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人家也不是坏意，老同志预报地震。面对这种情况，地震局内部也有不同 意见。科学探索，还要鼓励各种手段。

　　预防不能仅仅理解为预报

　　《瞭望》：汶川地震前是否有前兆？

　 　孙仕宏：2月14日，都江堰发生的小震群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实，其实四川省地震局关注了这个事实。成都地震局的洪时中上电视辟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 小震群社会出现混乱，出来辟谣，是有必要的。洪时中讲的具体内容，有些不怎么妥当。他本身没有能力作出这个结论。

　　小震群有很 多，2004年云南省出现小震群。意味着什么？另外一方面，对异常监测不到位，在程序上是有缺陷的。临震预报是地方省局应该做的。需要以后在工作上加以改 进。

　　韩谓滨：小震群，是比较重要的前兆。前边有小震，但后边是否就一定会有大震？地震预测是比较难，但是要特别重视。也不要以为一定 有地震，但以后要引起注意。科技比以前进步了，但预报水平提高并不明显。在预报的环境方面，市场经济使人的思想多元了。

　　《瞭望》：震 前是否有宏观的异常？

　　孙仕宏：震前有前兆。对前兆的认识水平不一，不能正确判断。这就是地震预报的现实水平。多数专家不能判断，个别 专家有不同意见。

　　前兆信息是可以多解的，可能是构造活动引起的。地震前，需要在这方面努力。现在按这种方式，可能很难。应该进行会商 制度的改革，在现有水平上应该做得更好。

　　震前的三个宏观异常，出现的时间间隔很长。潘正权报了宏观异常，这个上来了。但宏观异常，经 常出来的，云南有时也会出现几个。

　　何永年：地震，还是有异常现象，汶川地震以后调查事前有没有动物异常，证明是有的。5月12日中午 12半左右，绵竹市土门镇向阳村的一个村民，发现震前水塘有鱼蹦。全村老少70个人都跑出来了。客观上有，但百分百准也不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宏观异常出 现，不见得有地震发生。镇江、浦东，也曾出现蛤蟆搬家。必须认识情况的复杂性，这需要进一步探索。

　　《瞭望》：有人认为，中国地震局的 主要任务是预防，而预防不能仅仅理解为预报。

　　孙仕宏：这个是对的。预防、预报，是两码事。地震局成立之初，是搞预报的。我记得看到一 个地震局成立时的中央文件，对地震局职责描述就是一句话，很简单。后来，工作范围扩展了。

　　何永年：前几年片面宣传，我们一直讲，中国 地震预报水平在世界是领先的。这反映了各级领导对地震预报的水平是不了解的。今天的关键是全面科学理解，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理解为预报为主。预报不等 于预防，科学上还不成熟。大量中外震例表明，国外注意建筑设防，有时只死很少的人。而海地，死了几十万人，就是建筑没有设防。

　　智利 1960年发生8.9级地震，也只死了800人。汶川地震也说明这一点，陈家坝小学七度设防，没伤人。安县桑枣中学，地震前把房屋加固了，房子也没倒。学 生两分半钟，都撤到操场，一个学生都没伤。都江堰聚源中学，根本的原因是设防不到位。唐山地震，整个唐山是不设防的，六度区，按照当时来讲是不用设防的。

　 　“今天早上的台湾地震不是也报不出来吗？”

　　《瞭望》：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吗？如何解读海城、唐山的青龙奇迹、松潘平武预报？

　 　孙仕宏：地震是可以预测了，如果不能，地震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难度非常大。地震是非常复杂的。板块内地震一发生，理论上很难 解释。至少有一点，地震是有规律的，在空间集中，发生在特定的地区。时间有丛集性。某些时段，发生比较多。

　　说地震不可预报，理由是地 球不可入？人类大脑也不可入，不等于不可以观测；世界难题，不等于不可以预报；三要素预报是很有难度的，不等于地震不可以预报；天气预报，非得要精确几点 几分下雨？

　　1990年亚运会，预报北京会发生一个中等有感地震，起到了社会效益。没有预报哪一天，地点是北京地区，范围大了一点。但 依据比较充分，起到了减灾实效。

　　何永年：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定会发生车祸，但是每一起车祸，不可能预报。这是地震学家顾功叙的观 点。我觉得地震预报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强震之前，应该告诉人们要预防。

　　震前肯定有很多异常出现。因此，能不能把这些异常的表现 特征抓住，不是一般的难度。可以也应该为之努力。

　　但是，我总结在宣传上要掌握个度。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全理解为地震预报。预报是预 防的一部分。因为以今天的科学技术，对地球的认识，符合三要素的地震预报，要做到比较准确相当困难。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很困难。海地、智利地震，今天早上 的台湾地震不是也报不出来吗？(2010年2月26日台湾花莲海域发生5.1级地震，当天震后何永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瞭望》：有 人认为地震虚报的损失很大。虚报的社会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吗？以山西地震谣言事件为例，政府、公众如何承担这一损失？

　　孙仕宏：(虚报的 社会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这种评价不合理，不客观。做了二十次预报，只一次准确。当然不是好的。虚报不可避免，地震预报水平很低，地震是能预测，但现在还处 于探索阶段。应该考虑的是这次地震报对在哪个方面。

　　《瞭望》：有人认为，预报不过关，中国的下一个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是这样吗？

　 　孙仕宏：国外地震预报不开展，所以，我国地震预报部门也没有中国大陆以外的观测资料，无法作出预报。

　　美国是不搞预报的，美国政府依 据兰德公司的报告，比较研究纳税人的利益，在得不到效益的情况下，美国决定不搞地震预报。美国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水平不高，是不是从抗震来讲更为合理。但 美国人并不反对中国开展地震预报。

　　何永年：好像不是这一代人能解决的。对地球不太了解，地球半径六千多公里，人类只钻到12公里。地 震复发周期长，地球历史46亿年，有较长历史记载的中国只有上下五千年。应该综合防灾，把房子弄结实了。一个思想误区在于只是指望地震局。地震应该探索， 但目前更多的还是在科学探索阶段。来源: 新华网▲◆★●■☆


二胎政策是否合乎时宜 中国议论纷纷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3/23/20100323000020.html

朝 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崔有植 (2010.03.23 13:08 /更正 2010.03.23 14:04)

“现在应更换已持续 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即使现在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在防止老龄化社会方面也不会有太大效果。现在为时尚早。”

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就是否保留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去年年底，部分人口专家 开始主张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点燃了争论。这场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本月初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著名女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玖龙纸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在今年举行的两会上主张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她表示：“政府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 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张茵最近接受周刊报纸《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 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主张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一方认为，在年出生 率仅为1.2至1.3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那么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2020年，老人赡养负担过重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会爆发出来。据推测， 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到2020年将达2.28亿。

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去年年底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独生 子女政策已经于1992年实现了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政策目标。为了改善老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调整独生子 女政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于同期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应该根据社会实际状 况适当调整人口政策。”

中国政府内部也出现微妙变化。中国今年将进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全权负责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年一月 中旬在有关会议上表示：“此次人口普查的核心主题就是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扼制人口转变为发展人口。”《南方周末》对此报道说：“人口普查之 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中国前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今年在全国人大上表示：“推行一对夫妻两 个孩子政策的条件还不成熟。”马力指出：“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 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上月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国家人口 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表示：“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中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中 国扩大援助朝鲜的意义
http://news.stnn.cc/ed_china/201003/t20100323_1292372.html

星 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3-23  

   台湾中国时报3月23日发表题为《中国扩大援助朝鲜的意义》的文章，内容如下：
 
    韩国的媒体报导朝鲜金正日可能于25日至30日去中国访问，此行目的主要是获得中方的经济援助。金正日是否在这时候访问是一回事，朝鲜想让中方予以经济援 助是另回事，因为即使金正日没有这趟访问，中国与朝鲜经济合作已是铁定的事。

    根据韩国媒体以前传出的报导，中国将全力推动双方的边境贸易，并参与朝鲜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第一步是连接两国的交通网，促进丹东、新义州、平壤等主 要城市之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中国还将连接珲春与朝鲜罗津的交通网，将中国的物流通过罗津港运出。新鸭绿江大桥的建设即为起步。

    中国突然加大对朝鲜的援助，如果按美日韩媒体的分析，那是为了促使朝鲜恢复六方会谈。这看法其实大有问题，其实六方会谈将来有什么结果，北京绝对可以料想 到，北京所考虑的是它自己在北方的战略安排，无论朝鲜拥有核武或是放弃核武，中国必须有这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是对付美国亚洲战略的必要安排。

    假如朝鲜在朝核问题上硬到底，而欧巴马（奥巴马）政府也要来硬的，必然会在制裁事上加紧力道，朝鲜的经济当然会受到打击，朝鲜经济如崩溃，中国会受到严重 威胁，这一点西方也早已估算到，为了避免这种事的发生，中国必须预为绸缪，协助朝鲜在经济上有硬挺的实力。假如朝鲜在朝核问题上让步，美日韩开始经援朝 鲜，中国即不能落后，必须更加支持，那么先铺好的各种基础就是援助建设的平台。

    中国在南方实施睦邻援助政策。已经把东协（东盟）十国拉了过来，美国与日本虽想离间，但为时已晚，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绝对落后于中国。在北部，中国同样 必须拉住朝鲜，使美日韩将来对朝鲜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如中国，这是国家战略上的必需。来源： 星岛环球网    编辑：邱林 ▲◆★●■☆


中 美汇率交锋 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323a.shtml

  (2010-03-23)    最近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逼迫中国的 人民币汇率升值.但是中国也有反击的手段, 难道美国不怕中国为了坚守自己核心利益而与其来一个两败俱伤吗? 不会的. 根据我近来对美国的 了解, 我认为与中国展开货币战并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美国也不会走到那个地步. 美国这一轮的叫嚣其实是美国一贯的政治手段 - 创造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其实并不是非要中国大幅升值人民币, 美国自己明白中国也不会这样做 (当然如果中国这样做了美国就更成功了). 美国是在逼人民币要么升一些, 要么回复和其它一揽子货币挂钩.这样就够了.

　 　那为什么现在美国上下又 好像要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样子呢? 因为美国在创造巨大的压力, 要么是国际国内舆论的, 要么是国际货币或贸易机构的, 要让中国知道至少已经不能让人民币完全一动也不动. 所以中国会至少不再坚持稳住人民币, 然后会答应升一点点. 这样其目的也就大概达到了. 目前这个看法已经有迹可循了- 最近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说中美双方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会有 "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怎么可能!? 因为在这问题上, 只要是美国能满意的结果, 一定是必须中国方面做出让步! 这句话就显示出了美国心里的算盘! 所以, 我希望中国有关方面能像哥本哈根会议那样的坚定不移, 一步也不要让. 全体人民也应该像当时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支持自己的国家.

　　 那, 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反制手段?

　　以其人之道, 我们也能通过创造某些条件来让反击美国目前的这种举动. 简单可以想到的方法, 是争取国际上的各种贸易或货币组织的支持, 或尝试通过给予别国(比如欧盟, 中东)一定的好处, 让他们在舆论或实际行动上支持中国. 当然还有更凌厉的手段, 这个就需要大家的智慧了. 不过, 话说回来, 中国也不是非得一步也不能让. 但是要让就要让得有用. 我们可以反过来把汇率当成一种战略上的资源, 要求(逼)美国给予实质性的, 给予相对我们来说是一揽子更大的回报. 比如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 解除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的禁令, 转让绿色节能科技等等. 当然, 底线还是在权衡长期利害关系之后根据自己的国情合理地微升人民币. 如果能在自己本来(既没有外来的压力下)就可以自然升值的幅度里对美国做出以上的要求, 就是最好不过了! 我们向美国提出这些要求其实也是一种 创造条件的形式. 如果美国不答应, 我们可以反过来指责美国.

　　一句话, 创造条件, 让自己从被动变成主动权在自己的手里!  丹阳 马来西亚 《联合早报网》▲◆★●■☆


中国官员爱说官话套话决非技巧问题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lx100323e.shtml

  (2010-03-23) 　两会落幕，官员们的表现褒贬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和西方官员比较，你就会发现，中 国官员面对媒体时，对话的技巧还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３月２２日《国际先驱导报》）

　　每年的两会，一 些官员的官话套话都会让中外记者反感，中国官员的官话套话已经“享誉”世界。可是，中国官员爱说官话套话，决非技巧问题，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原因。

　 　说官话套话是中国官场的基本功。君不见，各级官员，平时不论开会还是和别人交谈，只要是正规场合，都说官话套话，连一腔一调一“啊”，都有板有眼，基本 都是一个模式。那些发言和讲话，真是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少见。这样的官场习惯，是技巧问题吗？

　　可能说官话套话才是上面愿意听的话。 所谓官话套话，其实是一些“好听的”话。上面认为“形势大好”，下面当然也会跟着说“形势大好”；上面说“成绩辉煌”，下面肯定不能说“问题多多”。下面 如果多说，也是补充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盛世空前，领导卓越，这样上面才会高兴。所以，官员说官话套话，是一种实际需要。

　　如果你不讲 这些官话套话，尽讲有个性、有个人思想的话试试，保准你在官场待不长。那样的人，往往被认为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个人主义突出，很难受到上级的赏识。如果 上级看不上，还能够在官场继续顺利混下去吗？

　　说官话套话可能才是最保险的话。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官话套话来掩饰。如果想说成绩，官 话套话说得恰到好处。如果有人对官话套话有看法，也顶多被说成不大会说话，那也是不算毛病的“毛病”。说官话套话可令官员说话进退自如，攻守自便。

　 　可见，如果说官员爱说官话套话是技巧问题，那也是讲技巧。人家会说官话套话才是讲技巧啊。中国官员爱说官话套话，是中国官场生态决定的，和官员个人修养 没有太大关系。西方官员说话没有官话套话，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说官场套话。套话折射出官场弊端，也说明我们的一些官员爱说假话。官员爱说假话，肯定不是现代 文明社会的表现。赵光瑞  《联合早报网》 ▲◆★●■☆


中国国有企业扩张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命运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23_005.shtml

（2010-03-23） 郑永年专栏

　　近年来，国有企业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国有企业曾经是“亏损”、“低效率”和“人浮于事”等的代名词。这 些年的扩张有很多原因所致。尽管抛掉社会包袱、引入市场机制等改革为国企带来了新的激励机制，但不可否认，国企所处的垄断地位和中国总体市场的扩张等因素 在国企扩张过程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尤其在前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为政府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金融和财政进入国企，造成了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现 象。有关部门的反应主要有二。第一是认为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即使有，也是临时的。第二是不理解，认为从前国企亏本时，社会有抱怨；但现 在国企盈利时，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仍然有抱怨。

　　社会的抱怨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国企的扩张在快速地挤占本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使得民营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国企垄断了包括财政和金融在内的国家大部分法律和政策好处；国企在盈利的同时也变成了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扩 大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国企是一个个小王国，盈利了自己内部分配好处，而亏本了就要拿纳税人的钱来填补窟窿；等等。有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情况，这 个问题也不具有本质性。且不说有关部门从统计学出发作出的说明毫无说服力。即使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状况，国企问题也应当被经常放在台面上。尽管已经经 历了多次国企改革，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方法。国企会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尽管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并且还不时会有新的危机因素产生。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继 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企业扩张的势头还会继续。在政策层面，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说要从政策上给它们更多的支持。 不过，从多年来政策推行的实际经验来说，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会继续受到很大的限制。原因很简单，国有部门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巨大无比的既得利益， 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能够和国有企业相竞争来自国家本身的法律和政策好处。

　　从短期来看，国有企业也可以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尽管国有企业无论从效益、效率和创新能力来看都不如非国有部门，但很多因素都使得国企要维持很多年的高增长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包括中国市场的扩张、大规模 基础建设、民营企业空间的压缩、法律和政策优势、财富转移等等。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化早期也取得了很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从 长远观点看，所有国企都要面临两个关键的问题，即自我萎缩和制度创新。自我萎缩不仅发生在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计划经济类型的国有企业，也发生在西方 国家的公共部门。无论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共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动员类型的增长。在一阶段高增长之后，因为所能动员的资 源有限，或者资源动员不足，这些部门就会走入自我萎缩的阶段。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会解体和西方公共部门被私有化。今天，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资 源动员可以涵盖国内资源和海外资源。但可以预见，无论是国内资源还是海外资源，都会是有限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企对经济制度创新的有效 制约。可以说，“交易”（transaction）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

　 　经验地看，西方的很多制度创新都是来自于其“交易”方式，尤其对经济制度来说。西方的政府（包括早期的君主专制政权）没有自己的企业，这就导致了政府和 商人（或企业家）之间特殊的“交易”方式。一方面，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会巩固和扩大税收基础。这样，政府必须容许、鼓励和支持商人和 实业家的各种制度创新，如金融和银行制度等等。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必须有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从社会吸取财富，为国家所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的各种税收制 度的创新方面。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规制型政府的形成更是和西方特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政府本身并不拥有企业，或者说政府独立于企业的利 益，政府就比较容易对企业建立起规制制度。

中国经济制度不发达原因复杂

　中国经济制度的不发达有其很复杂 的原因，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的政府（或者皇朝）都拥有很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或者如《盐铁论》所显示的，国家必须垄 断关键的工业领域和商业。而这个国有企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改革开放前的“自留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民在 “自留地”，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并不用和市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自留地”和农民之间并不发生任何“交易”。没有“交易”也就不需要任何制度。国有企 业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内部交易，但这种内部交易并不会像外部交易那样能够外化成为有形的制度。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金融银行 制度的事实。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财政部的“会计”。（当然这并不否认，在国有企业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些民间的金融银行制 度。）

　　中国在税收制度方面的创新则不少。道理很简单，因为所有皇朝和政府都拼命想方设法从社会收取财富。皇朝从社会收取财富之后，除 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外，就表现为奢侈经济。就是说财富不是被用来再投资，而是被皇家或者政府官员用来消费（就是今天的公款消费和政府消费）。金融银 行制度的不发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税收制度的发达使得皇朝有制度能力收取甚至掠夺社会财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其他突破点没有发生在传统中国，这和政府 与企业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有关联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开始发生。这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市场化，二是全球化。市场化是 对原来计划经济的反动，产生了无数的经济“交易”，这就需要各种经济制度的建设，否则“交易”没有办法发生。而全球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国际接轨。如果 没有一整套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发生关系，进行“交易”。

　　今天国企的扩张并不是说中国会马上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或者传统皇朝经 济状态。但如果国企毫无限制地发展，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必然受到严重的制约。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国企已经开始表现出传统皇朝经济的特点来。例如中国经济 消费很大的一块就是政府消费，奢侈经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特征。又如，国企在转移财富（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中小企业转移到大型 国有企业等）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其创造财富的功能。

国企全盘私有化没有可能

　　如何进一步改革国企仍然是中 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很多人转向了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消解国有部门。但是，全盘私有化没有可能。这不仅是因为私有化也不是万能的。俄国和东欧 的一些国家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国有企业对中国来说还有其正当的功能，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 域，国企还需保持其主导地位。此外，国企在应付危机和承担民营领域承担不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国企也不是不可改 的。国企仍然有大量的制度改革空间。首先要给国企规定一个合理的边界。边界可以有多层的含义。国企要从那些对国家安全利益不相关的领域，尤其是民生经济领 域撤出来。即使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占完全的垄断，民营部门也可以进入。其次，要改变国企的运作方式，让国企完全从属于市场力量，市场规则必 须主导国企的行为，否则国企就没有竞争能力。国企之间和国企与民企之间必须有公平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有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效率。再次，国企的所有权和管 理权可以分离。产权并非是影响一个企业行为好坏的唯一因素。在现代社会，管理权显得更为重要。管理权必须开放给社会，让专业人才来管理企业。中国今天的国 企显得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就是说国企领域的人才流动不足，而表现出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父子、母女代代相传的特征。如果管理权不能开放给社会，国企最终必然会 演变成为封闭的既得利益，而对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再者，产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也有利于规制型国家的建设。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创新现 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市场化和全球化取向的改革造就了第一波制度创新，但这些创新远远不足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人们必须对国企的扩张对制度创新 所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足够的认识。只有把国企的改革推到更高一个层次，才能造就人们理想中的“国（有企业）进，民（营企业）也进”的局面，改变现在的 “国进民退”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制度创新的动力，提高企业效率，达到可持续的经济成长。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