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哈佛学者抛出论调 鼓吹“中国崩溃论” 称牵连美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5493

    2010-3-16 彭博新闻社网站3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哈佛的罗戈夫支持中国崩溃论” 的文章。这个故事颇有著名惊悚小说作家汤姆·克兰西的味道。它讲的是，中情局在调查一个遥远的经济体，担心其崩溃可能给美国造成问题。

　　据说此事发生在2002年，当时日本的通货紧缩有在全球蔓延之势。如果我是中情局官员，我现在就要成立特别工作组，研究来自中国的风险。不仅如此，让我们把美国也加进来，研究一下所谓的两国集团的内部崩溃对世界经济将意味着什么。那景象不会太美妙。

　　的确，这都是悲观的论调。然而，当美国国务卿说美国创纪录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正激起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之时，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乱了套。与此同时，赌中国经济会崩溃的卖空者吉姆·查诺斯发现自己有了越来越多的同伴。

　　是该考虑中国危机可能导致的系统性后果了。它可能在世界各地造成经济衰退。

　　在2010 年，这种观点日渐流行起来。纽约对冲基金基尼科斯联合公司的查诺斯、香港《低迷、繁荣与毁灭》期刊发行人马克·费伯说中国可能崩溃是一回事。但如果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戈夫之类的人物也警告说，10年内中国受债务推动的泡沫可能破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能对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的话置之不理。而且，罗戈夫提供了中国可能崩溃的或许最简单的理由：差不多是时候了。

　　记住，经济学中最令人害怕的5个字是这回不一样。你能看出这故事会如何演变吗？

　　罗戈夫上周在东京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说当今世上有一个这回不一样的故事，那就是中国。他补充说，人们说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那里是中央计划经济，因为那里储蓄率高，因为那里劳动力资源丰富。我要说，中国当然会有一天爆发金融危机。

　　看好中国的人极少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么说吧，尽管中国模式有种种优点大规模公共支出、出口推动型增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它能否打破规律值得怀疑。没有哪个新兴国家避免得了令增长动摇、市场暴跌的危机。一个也没有。如果中国爆发危机，也不会是全然无法料到的事。

　　中国会是首个能避开麻烦的新兴经济体吗？这么想让人感觉安心，北京的官员也经历了不错的一年：经济刺激努力带来了8.7%的经济增长。赌中国将出现危机的投资者并没有赚到多少钱。

　　中国将需要投入更多的钱才能维持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质历来都是让亚洲先挺住，直到美国消费者恢复了购买力。现在，世界头号经济体仍未走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因此，在不利的全球环境下，中国基本要靠它自己。在为时太晚之前，探究一下那里的问题还是值得的。

　　罗戈夫上周在采访中说：等到危机出现时，我们就会知道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野村控股公司说，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即将超越日本，它今年可能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1/3以上。因此，我们谈论的是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依赖的中国。

　　白宫预测2010财年的预算赤字会从2009财年的1.4万亿美元增至1.6万亿美元。要是中国国内需要钱来提振经济增长的话，它可能不会成为可靠的美国国债买家。

　　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史宗瀚正致力于研究另一个1.6万亿美元。他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的负债达到1.6万亿美元。假如史宗瀚2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阐述的观点正确的话，仅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就达到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外汇储备的近70%。

　　在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大量债务。无论太平洋哪一侧的任何崩溃都会重创全球经济。

来源: 新华网▲◆★●■☆


大陆统战目标很明确 恢复台湾“中国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5495

    2010-3-16 两岸经贸关系确定以ECFA作为稳定架构后，两岸交流的下个焦点指向文化领域。

　　用文化作为从经济过度到政治互动的桥梁，大陆通过软实力争取台湾民心及恢复台湾“中国化”的动作和力度不断加大，两岸文化交流层次和规模也不断扩大。

　　受访的台湾学者认为，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国台办，大陆对台工作文化统战的目标非常明确，特别是闽台交流的这一块，而温家宝昨天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更是典型的注脚。不过，李登辉与陈水扁20年已成功的把台湾“去中国化”，大陆要把台湾带回“中国化”氛围的文化战略能否成功，是个问号。

　　归纳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从大陆跨海来台又较受瞩目的有，张艺谋的鸟巢版《图兰朵公主》这个月底到台中表演、媒体报道大陆文化部长蔡武五月间将到访，如果成行，他将是近年来首名率团访台的部长。

　　台湾往大陆去的则有，《宝岛一村》先后在广州、深圳、东莞、杭州、上海和北京巡演。台湾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去年表示，文建会计划在中国大陆设点，为台湾艺文在对岸找出路，他不排除赴大陆出席两岸文化高峰论坛。

　　此外，总统马英九去年倡议的《两岸大辞典》也有了眉目。出任台湾的国家文化总会会长的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上个周末表示，经过专家学者讨论后，决定不编纸本的字典，而建立“两岸词汇云端资料库”，也就是推动可共享电子词汇资料库。

　　在教育方面，不只两岸学生互访，台湾更是首次引进大陆版正在使用的数学课本，台北高中、国中学生将第一次可以读到大陆的数学课本。电影方面，第二届两岸电影展5月间将在苗栗县举行，宗教方面，两岸民间沿海地区都共奉妈祖，世界佛教论坛去年也在台北举行。

　　种种迹象显示，两岸双向文化交流的覆盖面已超越早期一般的人员互访、召开研讨会，进入到艺文表演，官员互访、新闻交流、教育交流、合作研究等领域。

　　经贸往来可以产生经济利益上的依赖感，但无法转移台湾人的主权效忠对象。特别是台湾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加起来20年的“去中国化”政策教育，年轻一代的脑里已形塑了“台湾意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少。

　　《天下杂志》去年底公布的民调显示，62%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有22%，自认是“中国人”的只有8%。其中，18到29岁的年轻族群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更高达75%。

　　要减少“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之间的对立，要扩大“同”缩小“异”，大陆显然冀望于推动文化认同，以达到主权的认同。

　　接受本报访问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崑义认为，马政府上台后无力让台湾再“中国化”，大陆唯有主动出击，试图填补两岸文化上的空缺。

　　不过，王崑义评估，大陆的文化战略很难成功，因为文化要融入生活，但两岸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却是大不同，“大陆要台湾不独立，大陆就要民主化，大陆只要走不出民主这一步，两岸就一定只能维持现状”。

　　他强调，文化交流只能是情感联系，它未必能构建一个认同，台湾人看台湾的云门舞集的作品和看张艺谋的作品，感觉是不同的，“看大陆的扭秧歌，感觉好像是一个遥远国家。”

　　文化，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是一种调节与稳定社会的工具。

　　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董立文因此担忧，大陆“有意识、有目的、有办法”地进行法理统一，文化统一以及切香肠化式的统一；而台湾则是“无意识、无目的、无办法”的应对，甚至把大陆的文化输入当做一般商品。

　　“人家是在作战 我们是在做买卖”

　　董立文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他说：“北京的出发点要改造我们，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要改造他们的文化认同。中共对台政策文化统战的目的很清楚，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目的和策略都很模糊。人家是在作战，我们是在做买卖。”

　　他以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为例说，据他了解，《海角七号》是经过特批在大陆上映的，受到行政控制，可是带有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的大陆影音产品却可以大量进入台湾，去年是孔明（《赤壁》），今年是孔子。

　　先经济后政治，中间再举起文化大旗，大陆对台工作的几步曲在步步展开。而教育这一环最吃重，因为教育是最好的文化灌输，只不过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王崑义指出，美国改造台湾，从1950年代到台湾民主化，就花了四五十年的时间，不过“美国人制造了李登辉、马英九这些领导者。阿扁没有出国留学，他的老师也是留美留德的。这些人领导台湾，你认为他可以完全的向共产中国靠拢吗？可能性不高。所以大陆不断诱引台湾的精英到大陆念书”。

　　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教授蔡玮受访时说，中国人看事情是看长远的，大陆已经意识到通过教育交流，增进两岸年轻人的相互了解是迫切的，建立两岸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迫切的，时间对它不是问题，“中国历史那么长，三、五十年，他们不会在乎。”

　　蔡玮说：“香港人以前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收回去之后就，越来越多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来源: 联合早报▲◆★●■☆


俄罗斯动向不同寻常：暗中布局防备中国崛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5486

    2010-3-16： 几十年前，中苏结盟，同在华约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北约长期冷战;而曾几何时，中苏发生对抗，苏联在中国东北陈兵百万，中国则向大西南进行战略撤退;这时候，美国伸出手来，在迎接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握住尼克松跨越大洋的手，中美战略合作共同应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突变，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陡然下降，而俄罗斯也有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当此之时，中俄重新携手，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多极化世界，尽力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里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

　　这就是过去几十年里，中俄关系的大局。基于利益考量，中俄关系跌宕起伏，合作与对抗并存，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过去三十余年里，中国改变国策，奉行改革开放战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即将跻身全球第二，综合国力有望比肩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 “欲与天公试比高”，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唯有美国差堪比拟。

　　世界格局将为此发生新的深刻变局。对于具有雄心壮志的大国而言，在中美光环之下屈居二流，是一件难堪的事。日本如此，欧盟如此，以继承了原苏联衣钵自居的俄罗斯更是如此，想当年，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正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联。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警惕和防备中国的崛起，并积极联合一切必要的力量，扭转中美主导世界的趋势。

　　2009年，“中美国”讨论风靡世界;2010年，中美冲突吸引了全球目光。这让人联想起，它们也许就是不久之后的“世界之王”，在一个“不带俄罗斯玩”的时代，俄罗斯落寞和酸楚的滋味可以想象，而从现实战略利益考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更需要对其最大邻国保持警惕，对中国可能的强大未雨绸缪，提前预应。

　　俄罗斯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多种因素显示了俄对华的防范策略。在远东地区，中国的经济行为被看作渗透之举，而遭限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对华人商场加大打击力度，防止在俄心脏形成中国势力。而最受人诟病的莫过于屡次在中俄能源合作上挑刺，中俄油气管道建设迟迟难以上马。俄罗斯在出售中国武器的技术含量和性能上均逊于印度，更比不上为俄罗斯自己的军队装备的武器了。这些都表明，中俄官方高调声称“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关系，其实隐忧也甚为突出。

　　而近期的动态表明俄罗斯开始行动，开始思考如何面对“中美超强”的国际格局。这些行动包括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发生微妙转变以及地区战略作出相应调整。俄罗斯不仅在全球战略，而且在地缘利益问题上，加强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以因应中国崛起为世界超强大国的挑战。

　　全球战略中变化显着者，一是与美国进行战略妥协，一反对抗主调，不再刺激美国，同时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主动合作和配合，如最近的对伊朗制裁问题，俄罗斯主动放话，将为美国主导的对伊制裁决议开绿灯，在俄罗斯看来，一贯与之交好的伊朗在它的国家利益棋局上已不再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弃之如敝屣，说到底，这是俄罗斯以实际行动讨好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此明志，告诉西方，俄罗斯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

　　二是加强与欧盟关系，倚靠欧洲作为因应中国崛起的战略屏障。在全球力量发生新的转移情势下，欧盟与俄罗斯将在更大程度上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与中美可能的超强地位相比，俄欧的整体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将在相对次等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俄欧有可能结成更紧密的战略同盟，以此确保它们的利益不受损。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的法国之行，决定向法国购买新型军事装备，向来很少向外国购买军事装备的俄罗斯通过此举，将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与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法国捆绑到一起，奠定了俄法战略关系的基础，也因此奠定了俄欧未来发展的更大空间。

　　在地区战略上，通过加强与中国存在利益争端的周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联系，拉拢相关国家成为俄罗斯全球利益的攸关者，同时对中国形成掣肘，限制中国未来战略施展空间，牟取俄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中国南方，俄罗斯的触角伸向与中国有宿怨的越南。去年年底越南总理阮晋勇在访俄时宣布将斥资20亿元购买俄制武器。俄罗斯新闻社12月4日报道，越南和俄罗斯今年1月就越南购买8架俄制苏—30MK2多用途战斗机达成协议。双方随后就越南增购12架这一型号的战机展开磋商。众所周知，越南虽然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有战争历史，而且越南觊觎中国南海海域由来已久，加强越南武装力量，有助于其对抗中国，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不利。

　　而在南亚，俄罗斯深化与中国的邻国印度的战略关系。本月12日俄罗斯总理普京访印与印度大套近乎。不仅面向印度普通公众发表视频讲话，通过网络与印度商业、文化代表以及 “俄罗斯之声”电台听众进行交流，并回答各种问题，而且决定向印度出售性能良好的军事装备，签下高达百亿美元的经济大单。普京在视频讲话中强调，“俄罗斯与印度作为战略伙伴，两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是相一致的。”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明显信号。来源: 新浪▲◆★●■☆

中国到了给美国“立规矩”的时候了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important/64/20100316/15856101.html

    原题：中国应给美国“立规矩”

    在西方的逻辑中，拥有力量并不够，重要的是敢于使用力量

    美国国防部批准对台湾军售近日在中国掀起了狂澜。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3天里5次就此表达强烈反对。中国各大新闻媒体连日来均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广大网民纷纷表示愤怒。

    回想一下，中美建交30年有余，美国对台军售却从未停止，尽管每一次都激起13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但是，美国好像从来不怕惹中国生气。原因何在？

    奥巴马签署的疑问不大

    对于此次对台军售，五角大楼网站上的消息显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总额为9.68亿美元的“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订单，其中包括253枚导弹、13台火力控制计算机和零部件。

    岛内媒体强调，这是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8年就同意的对台军售案的一部分。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淡志隆表示，美国对外军售依照正规作业程序，从宣布军售起，要经过双方讨论规格、厂商招标等程序，上述报道所称军售案，应是指布什宣布的那批军售的部分招标结果，不是新的军售案。

    然而，即便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答应的，但毕竟是在现任总统奥巴马手里将要批准的。根据美国《武器输出管制法》，只要是5000万美元以上的军售案，都必须获得美国国会授权，才能予以执行。而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国会一向支持，那么就只差奥巴马签字了。

    奥巴马是否会签字，疑问显然并不大。中国常讲要“听其言，观其行”。奥巴马 2009年访问亚洲，包括在中国时均表示，美国“将不谋求遏制中国”，“双方都将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只要中美进行合作，就能解决任何挑战”。他还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引用中国典故和成语，以显示对中美关系的在意和对中国的尊重。

    然而，再看看奥巴马政府一年来在对华关系上的动作，除了那些听上去很美好的承诺之外，不难发现，奥巴马政府不但敢于对中美之间密切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上下其手”，同时也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上发起挑战。

    事实上，就在去年底，就有奥巴马政府将在新年里宣布对台军售的风声。美国媒体当时称，奥巴马政府将先批准对台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以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

    与此同时，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可能抛出自己的对台军售计划，内容包括：为台湾设计8艘新型柴油发电潜艇，出售60架UH-60“黑鹰”直升机，而对“布什计划”则主要只保留“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另外还“漏掉” 了台湾空军最迫切需要的F-16次C/D战斗机。此外，6架C-27J运输机、两架预警机及两艘扫雷舰也在讨论之中。五角大楼预计，这一揽子交易将在 2012年10月31日前完成。

    显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的做法概莫能外。

自以为把准中国“脉搏”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目前台海局势趋向缓和，台湾海峡的安全环境有望得到改善，美国此时从中搅局，刺激中国，意欲何为？

    分析人士表示，说到底，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依然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一切从美国的利益需要出发。对台军售，不仅仅是美国军工集团要赚钱，更重要的是出于美国内在的政治和安全考虑。在美国一些人的眼里，维系美台关系是制衡中国的筹码，也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对台军售，建立所谓的“两岸军力平衡”，既是保持稳定的美台关系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牵制中国的战略需要，这种政策是美国的利益使然，自然不会轻易改变。

    与此同时，美国也自认为把准了中国的“脉搏”：无非是外交抗议，两国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或冷淡或停滞，而只要过上几个月，一切又都会风平浪静。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并不担心我行我素带来的后果。

    事实上，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从未停止过。据统计，自1979年美国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以来，近30年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60余宗高性能武器，价值高达700多亿美元。而中国很少对美国进行过实质性的报复。

    军事观察人士认为，具体到这一次，五角大楼此时宣布对台军售，就表明美方已经结束了判断工作———比如认为结果最多是中美双方高级军事往来停止、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卡壳。美国可能评估认为，这些代价应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此外，美国还可能期望通过大打“台湾牌”捞到一些额外好处。俄罗斯媒体分析称，美国此举是对近日中国未在安理会支持美国提出的对伊朗制裁的 “报复”。同时美国没有全盘确认售台武器清单，还有着以此为筹码，想继续换取另外的利益的企图。

 给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

    对于此次美国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熟悉中国外交事务的人应该知道，外交部发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和“严正交涉”这样的词语，国防部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用语，也是中国近年来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最强硬的态度。

    军事观察家指出，美国政府明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仍多次践踏我们的政策红线，历届美国政府都不例外。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让它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对此，我们必须用行动给予坚决而明确的反击，不能使其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技重演。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企业———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军事专家表示，可以对这些“肇事者”进行制裁。这些大军工企业一方面指望中国购买它们的产品，同时又向台湾出售武器赚取高额利润，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要让那些冒犯中国人民利益的集团得不偿失。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表示，当中华民族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反措施，使对方必须受到惩罚。我们应该给世界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任何人侵犯中华民族的利益、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都不可能不遭到回应，不可能毫无风险、不付出代价。

    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对“八一七公报”的执行情况进行“清算”的时候，应该要求美方向中方作出具体的承诺，包括减少对台军售的量化标准，制定最终停止对台军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军事观察家表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变的，就看是否到了必须要变的时候。我们不指望一朝一夕就能扭转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也不指望美国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其对华政策的思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努力来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而现在是到了给美国‘立规矩’的时候了。在西方政治逻辑当中，单纯拥有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对手明白，你在关键时刻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

    此外，如果说中国还可以从美国对台军售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清醒。一段时间以来，当全世界都在议论从“G8”到“G2”，议论中国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时候，国内也有一些人感到飘飘然。是美国一次又一次对台军售，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残酷的现实。并不是只要搞好了经济，国家安全环境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说到底，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后盾。只有国防实力足够强大，别国才不会轻易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林彪自评平型关，头脑发热吃了亏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10/68/29/0_1.html

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①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一个是他的确肯动脑，会打仗。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②。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②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①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北韩继承问题只要金正日任命即可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3/17/20100317000000.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李龙洙 (2010.03.17 )

据多数消息人士１６日透露，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访问韩国的上月３日在非公开恳谈会上表示：“综合考虑一切医学信息，我认为（金正日寿命）剩下３年。”

据消息人士表示，坎贝尔上月３日非公开邀请３名高层出身的脱北者、自由先进党议员朴宣映、民主党最高委员张裳、Daily NK发行人Han Gi-hong等人士，就最近北韩局势和继承格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驻韩大使斯蒂芬也出席了恳谈会。

坎贝尔当时在座谈会上开头就表示：“我想了解北韩体制。”他在对话过程中提问“金正日还能活多久”。与会的A某表示：“差不多五年。”B某说：“很难超过五年。”坎贝尔接着说：“综合一切医学信息来看，B某的回答应该是正确的。我认为应该是三年。”

美国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向韩方提议进行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北韩剧变事态。据分析，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对“金正日的寿命”做出了上述判断。据悉，去年10月在首尔举行韩美军事委员会(MCM)会议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曾向韩方提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驻韩美军司令沃尔特－夏普也曾于今年年初向韩国军方提议举行“旨在应对剧变事态的联合军事演习”。

韩美联合军队虽然制定了为应对金正日发生变故等剧变状况的《作战计划5029》，但从未真正进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只是在目前进行的“关键决断（Key Resolve）”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军派出特种部队参加，专门负责有事时铲除核武、化学武器等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韩国政府的一位高层官员最近表示：“北韩目前正忙于推进继承工作，以便在三年内将所有权力移交给金正银。”这可能同金正日的健康状态有关。金正日曾因脑溢血而病倒，综合他过去一年里的照片来看，手部皮肤的颜色发黑，而手指甲则发白，因此有人推测他肾脏可能也有问题。据悉，美国一直从多方面收集金正日健康方面的信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去年八月会见金正日时，就有急救医学专家同行。

据说，坎贝尔在座谈会上将金正日向其三子金正银继承权力的格局同金日成向金正日继承权力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他对此使用了“Totally different(截然不同)”这个词语。他表示，金正日接受了10年以上的继承教育，而金正银没有经历这一过程。一位与会者表示，美方采访了曾在瑞士国际学校教过金正银的老师们，询问了金正银的性格、智力和能力等。

与会者当时纷纷表示：“北韩继承问题只要金正日任命即可，金正银世袭权力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金正银继承权力，北韩将会在两年内发生巨大混乱”、 “（混乱）不会在两年内发生，而是在4、5年内发生”、“只要利用当前北韩居民内心的愤怒情绪，就可以促使北韩发生变化”等。据与会者透露，坎贝尔在座谈会最后表示：“我会认为（与会者发言的）意思是金正日体制不会持续太久，短期内迅速将权力移交给年轻的金正银的状况令人担忧。”一位与会者表示：“就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韩出现政变迹象并进行肃清等问题，助理国务卿给予很大的关注。”▲◆★●■☆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6_007.shtml

（2010-03-16）● 郑永年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多次组织教育部门讨论教育改革，总理本人也多次发表意见，尤其对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表现出特别的关切。随着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中国的教改并不新鲜，有关部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尝试。可是，教育制度似乎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种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随之，社会对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甚。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就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生产人才和新知识似乎不难。只要有了教育人才和钱，产品的生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即教育体制。

政治家和教育家分工

　　因此，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如何改？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其所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来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政策的失败是预期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历史学到很多经验。

　　西南联大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也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上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大学”几乎等同“自治”

　　在西方，“大学”和“自治”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欧洲大学最早从教会解释圣经经典演化而来。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到后来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永久工作”的涵义。同时，欧洲又实现了政教分离。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政治很难直接介入学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高等教育也不免受政治的干预，但政治要干预教育的政治途径和机制并不多，也不会很有效。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知识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在历史上，每当皇朝政府弱化，没有能力控制时，社会上就会获得自由思考的机会，导致大量的新知识的产生。但一旦皇朝获得足够的能力时，必然把手伸入知识领域。

　　西南联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宽容，而是因为其当时还没有全面的行动能力，对学校进行全面控制。尽管蒋介石政权统一了国家，但其统治权的行使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或者说，蒋介石政权的确专制，但其专制的空间非常有限，局限在政治领域，大学仍然是个自治的领域。抗日战争开始后，政权对教育系统更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新知识的传播为当时的教育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所以，尽管当时的硬件并不具备，但政治控制的有限能力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为新知识的涌现创造了“软件”，导致了西南联大的成功。实际上，其他知识领域也如此，当时出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各种各样持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优秀学者。

　　建国后，中国教育结构大变革，基本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方法延伸到了学校，政治侵入教育系统的各个角落。到今天为止，很难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统仅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延伸。政治经济力无所不在，它们对教育系统的每一个体的神经都产生了影响。又因为有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人们的思维空间都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进行知识的想象。久而久之，就失去了思维和想象能力。

政治化和行政化主导中国教育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进步而得到改善。但这只是一种程度的不同，整个教育系统的性质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还是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体系的生产。不解决政治化和行政化的问题，教育系统的自治性就很难实现。

　　就行政化来说，这些年社会上讨论得很多，开始提到改革议程。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行政级别（主要是党委书记和校长）既没有必要，也容易取消。已经有些高校领导出来说，不在意放弃和国家行政系统挂钩的行政级别。一旦政治人物下了改革决心，行政级别的并不难解决。不过，取消行政级别可能容易，但改变官僚治校方式则非常难。包括各种评审制度在内的诸多高度官僚化的行为，不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取消而消失。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化问题。政治化主要是围绕着学校的党政两套班子问题。这个问题比行政化复杂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解决的。两套班子的问题的弊端是很显然的。一旦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学院、系（所），很难把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区分开来，两者可以说是完全同一的。但因为两套班子的存在，党政关系实际上演变成为党政领导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多个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冲突很自然表现为党政冲突。学校内部党的领导人往往以党的利益的名义追求其个人利益。到后来，受到损害的实际上就是党本身的总体利益。因为越到具体的教育组织，无论党还是政（校长），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大多数事情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党政矛盾问题可以通过党政合一的体制来解决。如果党还要在学校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由教育家来担任党委书记。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家而非政治人物可以承担国家的教育事业。政治人物要支持教育事业，但不能直接干预教育事业。

　　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积重难返，改革很难“一口吃成胖子”。正如其他方面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很难一个统一的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改革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要分权，像邓小平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如果旧的体制改革不动，那么就要在旧体制外，率先建立新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容许民间办学。那么，是否可以在新设立的学校或者民办学校就不设党政两套班子呢？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无论有多大的财政和硬件支持，任何改革最后都会重蹈覆辙。

　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在中国政治构架内，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就很难成功。教改是教育家的事业，但如果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样也会显得过于理想。只有当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时候，教改事业才能前行。▲◆★●■☆

　　作者● 郑永年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重庆再曝骇人黑幕 禁毒总队高官竟是毒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5485

    2010-3-16  继挖出打黑英雄局长成“黑伞”尴尬内幕后，重庆警方再曝骇人黑幕，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前副总队长罗力涉及数量巨大毒品案，为方便贩毒，罗力竟一度在自己车内制毒。

　　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北京表示，打黑中最大保护伞文强一案将于3月底或4月初宣判。但他随后在重庆强调，文强案较复杂，具体宣判时间还没确定。

　　中通社报道，上述表述透露出内情极其“复杂”。实际上，文强案中，罗力曾先后4次行贿文强人民币40万元。且全案最新进展是，罗力不但行贿，更涉及数量巨大的制毒贩毒。

　　公开资料显示，罗力一如文强，也是重庆警界标竿性人物。罗力1986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参与侦破毒品案件 2000多起，缴获毒品海洛因500多公斤，毒资上千万元，被授予重庆市优秀民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重庆市十佳民警等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据报道，先前打黑期间涉案的许多贩毒团夥均与罗力有关。为了方便制毒贩毒，罗力一度将制毒置于自己车中进行。

　　先前，重庆打黑案中经常凸显出尴尬问题：许多警员成为涉黑人员保护伞。被称为“打黑支队”的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一支队，由于多名警员涉案，甚至面临重组的局面。

　　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表示，“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报道说，打黑行动开始后，由于工作量大，再加上警方内鬼众多，重庆警方不得不借用当地的武警打黑。同时，警方也引进新血，力图换血重生。而文强案开审后暴露出来的卖官鬻爵，更是让人看到重庆警界的腐败乱象。

　　在重庆的打黑风暴中，当地司法机关有4名局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落马。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表示，这两个部门相对权力较大，而且前些时候群众看法比较多。来源: 联合早报▲◆★●■☆